法律文化范文10篇

一、借鉴美国法律文化，从美国法律电影开始

现实生活中，当人们说美国人"好打官司"或"权利意识强"时，他们便是在评价美国法律文化[1]。所谓法律电影视域下的美国法律文化，通俗一点说，就是"通过法律电影看美国法律文化"。其实，法律电影也就是法律文化，许多好莱坞法律电影正是通过法律个案的通俗分析以阐释美国的法律文化。它不但在情感上抚慰着一般观众，甚至在理念上也吸引着专业的法学人士。美国的一些著名法学院中（如ColombiaUniversityUCLA等），专门开设有法律电影的课程与讲座，由著名教授探讨有关法律与通俗文化（LawAndPopCulture）的关系。他们把美国电影呈现的案例一一剖析，生动地展示出美国法律文化的要义。在这里，我想表达的是：借鉴美国法律文化，请从美国法律电影开始。之所以选择法律电影这样一个视角来借鉴美国法律文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好莱坞"法庭片"（courtroomdrama）为那些对法庭审判类电影有经久不衰的爱好的人们提供了一种相当独特的"阅读快感"--求知欲和自主判断欲，并以更娱乐的方式达到这一效果；二是许多有社会影响力的法律电影题材总是关注美国社会和民众日常生活中最严肃与最实际的问题，必将对法律职业者以及对社会大众的法律观念产生涟漪影响。

“任何审判（尤其是在电影中的审判）都潜在有某种可能，即它对构成我们社会文明的基石，诸如法律、正义、道德以及将我们彼此聚合的习俗惯例，提出一系列艰难的质询。"[2]在《杀死一只知更鸟》（TOKILLAMOCKINGBIRD）、《断锁怒潮》（AMISTAD）等电影中，我们看到的是正义在种族观念中的傲慢与偏见中苦苦煎熬；在《公民行动》（ACIVILACTION）、《追魂交易》（DEVIL''''SAADVOCATE）等电影中，我们看到的是法律信仰和生活现实之间的两难抉择；在《纽伦堡审判中》（JUDGMENTATNUREMBERG）、《极度重罪》（HIGHCRIMES）等电影中，我们看到的是责任和良心的磨难；而在《左拉传》（THELIFEOFEMILEZOLA）、《公正的人》（AMANFORALLSEASONS）等电影中，我们又看到了政治压力下的司法体制其实是多么的脆弱……法律电影就这样将多元的人性和人类冲突浓缩在法庭辩论和审判中，除具有一种内在的悬念因素外，还不断激发着我们内心的同情、正直与愤怒。

美国法律电影之所以引人入胜，还在于它们提供了一种彼此当面对抗的戏剧效果：律师精心地设计询问技巧，机敏地揭露证人言词的自相矛盾之处，或者通过归谬法让作伪的人陷于难以自圆其说的窘境之中，所有这些，都是一个法庭律师的基本功，也是法律电影着力表现之处。实际上，司法体系能够使纠纷和案件得以公正地解决并进而妥帖地保护人权，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赖法庭程序的设计，尤其是两造之间唇枪舌剑的辩论，有助于证词谬误的揭露，有助于冤狱的避免。不仅仅事实方面的争议，法律条文含义的解释方面的争议也经常需要通过辩论而获得解决。

此外，那些令人难忘的电影中的审判，都力图刻划诸如谋杀、背叛以及爱情这些魅力永存的主题。"法律题材的电影还能将最具争议的法律和道德问题涂抹上一层糖衣，让我们毫无怨言地吞进肚里去。"[3]霍姆斯说："法律反映人们基本的情感"，法律电影更是如此。许多好莱坞法律电影就是通过运用法律来守护和见证那些感同身受的美国大众的正义感和公正之心。一些优秀的美国法律题材电影至少实现了一项职责，将某些社会体制内在的艺术潜力开掘出来，将它们提升至人性的高度加以表现，并最终反馈于社会，对世态民生做出负责的阐释，并能够影响普通人的价值观念[4]。

美国法律类型电影根植于美国的司法体制，并与美国法律文化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关于"诉讼程序中的公正"有两条金科玉律：一是"任何人不能自己审理自己或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二是"任何一方的诉词都要被听取"。发展到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和第十四条修正案，分别禁止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至此，形成了一种新观念，"不论是从实体还是从程序的观点看，个人的权利都是由正当程序保护的"。程序性，不仅成为个人权利的保护神，成为政府权力限制的重要原则，而且也提升了每个人的人格尊严。在西部牛仔电影里常常可以见到一些小镇居民用私刑处置坏人的场面，这种做法英文是"Lynching"，是宪法所不允许的，理由是没有"正当的法律程序"。由于法庭审判是程式化色彩最重的社会活动，没有正当程序就没有司法正义。因此，许多好莱坞法律电影也就基本上照顾到了美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问题，如电影《杀戮时刻》（ATIMETOKILL），从法院的管辖权、引用案例一直到陪审团审判，就比较多地表现了法庭审判的流程。如果没有这样的类型化人物与结构设计，好莱坞的法律题材电影也不可能有这种独特的艺术魅力。

【摘要】国际交流与涉外法律事务的日趋频繁，社会对通晓英语和法律且具备中西方法律文化修养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法律英语课程教学方兴未艾。本文在分析我国法律英语课程法律文化教学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法律英语课程法律文化教学的必要途径。

【关键词】法律英语；法律文化；教学

随着国际交流与涉外法律事务的日趋频繁，社会对通晓英语和法律且具备中西方法律文化修养的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一些高校的法律和外国语院系也相继开设法律英语（LegalEnglish、LegalLanguage）课程，有些高校甚至还增设了法律英语专业，法律英语课程教学方兴未艾。但至目前，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国高校法律英语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少。

一、法律英语课程中法律文化教学的现状分析

（一）法律英语课程中的法律文化教学师资紧缺。法律英语应属交叉学科，本课程开展法律文化教学能否取得实效，师资力量是基础。目前，各高校法律英语教师主要分为如下几类：一是通过自学或进修掌握一定法律知识的英语专业教师；二是有一定英语基础的法学专业教师；三是少量的具有一定国外法律知识的外籍教师。此外，少数条件较差的高校甚至还有硬着头皮上的英语或法律专业教师。至于既具有娴熟的英语和法律专业功底又具备扎实的中外法律文化修养的复合型教师却并不多见。在法律英语课程教学实践中，英语专业教师由于受自身专业视野的局限，往往运用国内高校传统的英语课程教学法，侧重于法学专业词汇、句型语法结构和中英文翻译技巧等展开课堂教学，至于法学理论与法律文化教学只能听之任之；与上述情形相反的是，法律专业教师却采用法律专业课程教学方法开展法律英语课程教学，其教学实效也可想而知；一些外籍教师在法律英语课堂教学中，要么就象教英语似的的开展法律英语教学，要么就用英语给学生讲些英美经典案例了事。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我国目前的法律文化教学师资现状，与培养通晓英语和法律且具备中西方法律文化修养的复合型人才教学目标尚存在差距。（二）法律英语教材中涉及的法律文化内容有限。法律英语是一门新兴学科，在引进国外相关的原版法律教材的同时，国内学者根据专业特点及自己的学科领域相继编写出版了一些教材。譬如英文原版法学教材法律英语:法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版）、郭义贵主编法律英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朱羿锟著中国法律双语教材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陈忠诚著《民法通则》AAA译本评析（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齐筠主编法律英语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版）、杨俊峰主编法律英语综合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二版）等。值得肯定的是，以上教材在培养社会急需的法律英语复合型人才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但由于上述教材多数以介绍英美国家的法律制度为主，侧重于培养学生的法律英语语言表达能力，所涉及的中西方国家法律文化内容较少，甚至根本不介绍我国法律文化现象。殊不知，语言都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形成和使用的。因此，在法律英语课程中开展法律文化教学受到一定的局限；还有一些教材虽然在介绍我国法律制度的同时注重与西方一些国家的法律制度作出相应的比较分析，但很少涉及制度差异背后所隐藏的文化差异，于法律文化教学而言也意义有限。一些高校教师也自编了一些讲义复印后供教学使用，但由于受教师自身文化修养限制，类似讲义在中西法律文化介绍方面随意性较大，并不利于学生法律文化素质的均衡养成。此外，从法律英语课程教学的目的和要求而言，在于通过教学帮助学生在今后的工作和交往中顺利消除国际法律交往中的制度与语言文化障碍。但由于上述原因，法律英语课堂教学中，无论是对于目的语法律文化还是母语法律文化的理解与掌握，都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法律文化培养的缺失。

二、法律英语课程中法律文化教学的必要途径

摘要:仲裁作为一种法律调解制度，从西方植入我国只有短暂的十年左右，但是我国特有的民族文化背景却为仲裁在我国的推行奠定了深厚的根基。本文以民族心理学为基础，阐述了中国国情下民族文化与仲裁核心思想的契合。

关键词:仲裁民族文化尚和心态

仲裁是一种法律制度，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围绕着该法律制度的产生、推行、应用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文化效应，形成特定的文化类别。法律制度的发展，始终与该环境下的社会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相关联，是特定社会文化价值理念的集中体现。制度是文化的物化形式，文化是制度植根的土壤。仲裁由西方传人我国大约才有10年左右的时间，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单从制度来讲，仲裁是一个舶来品，在我国推行带有很强的植人性。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的特有心理，却为仲裁在中国的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提供了深厚而滋润的土壤。

一、特定社会历史铸造的中国人尚和心态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农耕型社会。农耕离不开土地，而土地是不动的，这使得依附于土地的人民能够长久稳定在居住地而有较少流动。只有在自然灾害或战乱时，人们才会被迫背井离乡，寻找新的土地。正如费孝通所说:“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徙是变态。在稳定的生存空间中，生于斯，长与斯，死于斯，因而造就了相对稳定的人际关系。人们之间彼此知根知底，自然地形成了一个熟人的社会。而熟人社会又必是一个重人情的社会。在群体规范的压力之下，每个人都遵循着以和为贵的社会规则，这为中国人民的尚和心态的养成制造一个了良好的温床。另一方面，农业的生产完全依赖着气候的变化，旱灾水灾的整治以及因时令限制而导致的高强度劳动，这些都是个人或少数人无法完成的，所以必须依靠多个人的齐心协力来共同完成。同时，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强化了人们的农本思想，轻视财富利益，并把安贫乐道作为一种理想的人生状态。这种经济背景还使中国人形成了尚“和”的心态，使得中国人更加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尚和”作为平衡人我关系和群我关系的根本准则。

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很早便确定了一个人的观念，由人的观念中分出己与群。但己与群都已包涵融化在人的观念中，因己与群全属人，如何能融凝一切小己，而完成一大群，则全赖所谓大道，即人相处之道。中华文化一贯主张社会重于个人，提倡群体内部的团结与和谐的社会取向成为中国人社会生存与适应的基本方式。“尚和”心态也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集体潜意识而影响着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处世之道。

摘要：古地名作为传承文化的精神生态符号，法律是保护它的有力措施。本文分析沂蒙地区古地名的现状及法律保护问题，提出保护沂蒙地区古地名的法律措施，以促进沂蒙地区古地名的长足发展。

关键词：沂蒙地区;古地名文化;法律保护

地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历经时间打磨的古地名，其形成、演变和发展是历史的见证，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古地名携带文化基因，既可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又具有直接、间接的经济价值”。[1]p219但受各种因素影响，一些古地名消失在大众的视野，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因此，加大对古地名的保护，发挥其价值是当前重要的任务。

一、沂蒙地区古地名文化资源保护的现状

沂蒙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早在五十万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在长时间的发展之中，沂蒙地区留下了灿烂悠久的古代文化。不仅如此，沂蒙地区有着感天动地的红色文化。在两战时期，沂蒙作为重要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被誉为：“两站圣地，红色沂蒙”。2013年11月，到临沂考察时对沂蒙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可见沂蒙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当代资源都十分丰富，而这种文化底蕴孕育出来的古地名文化也十分繁盛。（1）古地名文化资源丰富，一些古地名至今沿用。“沂蒙地区借助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历史底蕴留下了数不清的古老地名。据不完全统计，临沂古成都有20多个，古镇有80个，古村落有460多个……”[1]p8而现存的古村落较多，一些古地名沿用至今。光绪二十五年《费县志•山川》曾有记载：“祊水，源出大匡固下，东流至白彦集，又东至石门村……”因流经祊邑而得名的祊河依然缓缓流淌；汉代为侯国，后来为县的费县也依旧沿用；唐代已经初具规模的马头镇至今游客络绎不绝；临沭县曹庄镇朱村现还保留有30余间结构完整的明清民居建筑群……这些古地名历经沧桑仍保持着历史的韵味，并在当今的社会中发挥作用（2）古地名资源利用不充分、不合理。沂蒙地区具有丰富的古地名文化资源。目前沂蒙古地名的文化效益已被各行业所关注，但经济效益还未引起重视[1]p254，一些资源还被封闭的环境阻挡在人们视野之外。沂蒙地区古地名的旅游价值还未被完全开发。费县的南坡村受交通限制，现还藏身于费县县城西南方向的大山里，再多的文化价值、再优美的自然环境都无可施展。银雀山汉墓也只是把它在马路中间圈出来，之后并未做处理和开发，至今独特的区域特色也只停留在当地人眼中。（3）古地名存在较多更改、消失现象。随着时代和人们观念的变化，一些古地名为符合时宜便进行了变更。如：原长任镇后因草写或书写印刻之误而将“任”改为“汪”。后因其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人们也希望此镇可以祥瑞安顺并常常兴旺发达，因此长汪镇改为常旺镇。在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中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的苍山也更名为兰陵，以此来促进本地的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新城镇的发展，一些不合时宜的古地名便逐渐退出当今的舞台，“成为死亡的古地名，沂蒙地区大约有四十多个”。[1]p91如原华县后入费县而不复存在，东安县、晋省县亦是如此。一些新增的地名也加剧了古地名的消亡。《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定》明确指出：一般不以人名做地名。禁止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地名。并且地名命名要简明确切。不用生僻字和字形、字音容易混淆的字。因此，一些不合适的地名便消失不见了。

二、沂蒙地区古地名文化法律保护的缺陷

一、法律文化冲突出现的原因

(一)经济全球化是出现法律文化冲突的根本原因

英国学者赫尔德说，当今时代的全球化是有所创新的，这就是，它汇聚了跨人类的各种活动———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通讯的和环境的各种变化。因此，经济全球化也就必要的影响着法律文化。全球民族众多，任何一个民族或是国家的法律文化都有其自身的产生背景和生产的土壤、根基，不同类型、不同模式的法律文化，价值观念都是不同的，即使是在同一法律文化类型内部，也会因主体的不同而产生差异。不同的法律文化碰撞到一起也就不可避免地彼此之间发生冲突。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中国这几年的经济发展十分迅速，同时也有许多外来的法律文化的进入，这就使得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不再适应现有的经济。在新的法律文化没有形成之间，传统的法律文化中不再适合的部分就会产生冲突。

(二)传统的法律观念是法律文化冲突的另一原因

新事物的产生、旧事物的灭亡是事物发展的必要规律。当法律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产生质的飞跃的情况下，新的法律观念的发展必定会受到阻碍。传统的法律观念在人民的思想中已经根深蒂固，对新的法律观念在接受起来是有一定困难的，同时新的法律文化也会受到人民的质疑。这个质疑的过程就使得传统的法律观念和新的法律观念出现了碰撞，碰撞的结果就是新的法律观念和传统的法律观念之间出现了冲突。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现在的经济制度和发展程度上看，不是都能发挥积极作用的，但是由于儒家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在人们的大脑里已经是根深蒂固，让人们摒弃掉一些儒家思想去接受其他的思想是有一定困难的。

(三)外国法律文化导致了法律冲突的出现

【论文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礼法；和谐；人情

【论文摘要】传统法律文化在清末变法之际，制度层面的成果消失了，但精神实质却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对传统法律文化形成和特征的把握，可以解释法律实施的实然和应然的冲突，有利于深刻把握当今法治社会建设实践。文章从礼法关系变化、法与和谐、息讼、德礼、人情的关系等角度考察、探析传统法律文化。

文化的概念有广狭义之分，最广义指人类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包括物态的、制度层面的、行为层次以及心态思想层面，而狭义的则仅指心态思想层面。物态层次的文化主要指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是“加工，创造的各种器物，物化的知识力量”。制度层面的文化是“各种规范体系”，随着清末变法、西学东进的热潮而消逝。但行为文化方面，“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却随处可见，如农村结婚仍遵循的婚姻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家产继承中的出嫁女几无份额，拒讼，被誉为东方司法独创的调解制度，以及刑法中主刑为什么是五种而不是更多，甚至“和谐社会”的提倡，这些都能在古代法律中找到原型（当然古今对和谐的理解有质的区别）。

但清末至今，众人对古代法律文化却大多持批驳的态度，似乎只有符合西方标准的社会才是至善完美的。近十余年法学家热衷于探讨中国法学何去何从，选择本土化还是西方化，所以深入研究古代法律文化既可知古又可鉴今。

一、中国法律文化概述

文化是在比较中产生的，如果没有西方法律文化的存在，也就不会有东方文化，中国法律文化的对称。“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法律，而每一种特定的法律也都有其特定的文化[1]”，法律文化作为文化整体下的子系统，从最狭义的定义看，是指一系列行为、风俗中所含的稳定的观念、心态。法律文化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学界主流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法律文化是由法律制度、法律思想、以及与法律相关的行为方式组成的复合体[2]；作为人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文化，主要指内化在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设施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中，并在精神和原则上引导或制约它们发展的一般观念及价值系统[3]；法律文化既是一种用文化的眼光认识法律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具有实体内容和对象化的文化结构，并且这两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着的[4]。

学了刑法和民法之后，许多人都不免有这样的感慨：中国的刑法体系如此的发达完善，而民法却让人抓不住脉搏，完全不象刑法那样体系完整，这是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发达的成文法国家，中国古代的法典沿革清晰、一脉相承，无论是《吕刑》还是《法经》或《唐律疏议》、《宋刑统》等，都可以说是刑法典。在汗牛充栋的法典中，却找不到一部民法典或具有民事性质的法典。那么中国古代有没有民法典，如果有，它是怎么起作用的；如果没有，那调整民事领域内各种社会关系的规范是什么，其性质如何认定？带着这些问题，我翻阅了几部中国古代法典及近现代中国学者关于这方面的论著。

在中国，虽然拥有从古代就相当发达的文明的漫长历史，却始终没有从自己的传统中生长出私法的体系来。中国所谓的法，一方面就是刑法，另一方面则是官僚机制统治机构的组织法，由行政的执行规则以及针对违反规则行为的罚则所构成的。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可以说是公法文化。虽然其中确有关于民事、经济、婚姻、家庭、诉讼等方面的规定，但这些规定都是刑法化的，他们在性质上可归属于刑法之列。公法是指行为涉及国家强制机构，亦即它服务于国家机构本身的存在、扩展以及直接贯彻那些依照章程或者默契所适用的目的。它调整的主要是国家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公法领域内法律主体的双方（国家及国家与个人）在地位上是不平等的。私法则是行为与国家的强制机构无涉，而是仅仅可以被国家强制机构视为通过准则调节的行为。它主要是调整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说，它完全是民事性的，因此法律主体的双方（公民与公民或公民与法人、法人与法人）处于平等的地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公法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刑事性（刑法化或国家化）的法律体系及其意识；私法文化则是一种民事性（民法化或私人化）的法律体系及其意识。

（一）公法文化

中国的法律文化——公法文化——是如何形成的？是什么力量促使它走上与欧洲的法律文化相对极的一面？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它的历史渊源吧。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中国文明是在一种特殊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又长期按着自己的文化逻辑和历史规律独立地发展着，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自先秦以迄晚清，其间虽有异民族入侵，或异文化进入“中国”的情形，但中国始终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价值所构成悠久而持续不断的文明。所有中国历史上的变动，伤害不到民族和国家的大传统。因此，中国历史只有层层团结和步步扩展的一种绵延，很少彻底推翻与重新建立的像近代西方人所谓的革命。在法律方面，中国古代社会创造了源远流长、一脉相承、独具特色的法律文化。

自夏代步入阶级社会以后，中国的法律文化就在以往的氏族、部落的原始习俗文化的基础上开始生长发育。经历夏、商而至西周，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基本格局和特点初步奠定。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大变革、大动乱的时期，中国文化开始了一场大裂变、多元化的运动。至两汉时期，中国古代法律传统已经基本形成。而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正式确立了儒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中国古代法律传统经历魏晋南北朝而至隋唐，遂进入成熟与发达状态。唐代的永徽律代表着中国古代法律的最高成就。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基本上是在唐代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发展，有所损益。

我认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传统有以下几个比较稳定而又相互联系的基本特征：

摘要：我国古代素来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所以我国古代既没有形式意义上的民法，也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民法，更别谈现代《物权法》意义上的占有制度了。其实，在传统法律文化中有许多关于占有制度的零星规定，这些规定散见于各朝代的法律文本之中，将其从中挖掘出来，加以系统的整理，不仅能找出我国古代的固有民法，还能得出许多有益的规律，同时对丰富我国现有的《物权法》中的占有制度的内容也大有裨益。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固有民法；占有制度；规律

我国古代素来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所以我国古代既没有形式意义上的民法，也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民法，更别谈现代《物权法》意义上的占有制度了。其实，在传统法律文化中有许多关于占有制度的零星规定，这些规定散见于各朝代的法律文本之中，将其从中挖掘出来，加以系统的整理，不仅能找出我国古代的固有民法，还能得出其中许多有益的规律，同时对丰富我国现有《物权法》中占有制度的内容也大有裨益。

一、奴隶社会的占有制度

奴隶社会的民事立法虽不如刑事立法发达，但还是有可以考证的许多法律制度，而且中国民法的词源就来自于奴隶社会。《古文尚书孔氏传》中有“咎单，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一篇，亡”的记载奴隶社会的民事立法多体现在对土地、奴隶等生产资料和生产力的规定中，奴隶社会的占有制度也集中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1．占有的主体

本文作者：张文显李光宇工作单位：吉林大学吉林财经大学

法律作为一种举足轻重的上层建筑，乃是古往今来人类生产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文化(法治文化)是由法律意识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认知、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体系、法治理想和法律设施等软硬件构成的经历、观念、态度、评价和信仰的总和，是培植社会法治理念、引导人们合法行为的重要载体。尽管围绕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学者们众说纷纭，笔者认为二者内容上并没有像有些学者们分析的那样，有什么本质上值得必须认真加以面对和注意的区别，基本上是可以通用的，就像法的渊源与法的形式通常不必作出区分一样，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都是法治社会呈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状态和精神风貌，都是融注在人们心底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及其价值追求，都是一个法治国度的法律制度、法律组织和法律设施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及其载体本身。都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工作中涉及法治的行为方式，都是法律语言、法律文学艺术作品、法律文书中反映和体现的法治内涵及其精神。①因此本文中我们只使用法律文化这一表述方式。就我国而言，法律文化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法这种特殊社会文化现象上的映射，是中华民族长期积累起来的法律实践经验、智慧和洞察，是中国人从事各种法律活动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传统和习惯。法律文化的力量无形而有质，历久而弥新，能在潜移默化中起到教育、熏陶、引导、规范、凝聚、激励人们社会行为的作用。②因此，大力加强法律文化的研究、教育、传播，对于熔铸法律人的品格、陶冶现代人的情操、塑造当代人的法治精神、全面提升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加强法律文化建设的时代性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文化建设为主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今后一个阶段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继续打破所有束缚文化发展和文化创造的体制、机制弊端，创造一种能够使各种文化要素自由涌流、使人的创造力充分发挥的制度环境。这使得法律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文化整体建设中占有重中之重的地位。当今世界正处在发展、变革和调整的关键时期，各种思想文化包括法律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更加频繁，法律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比甲午海战之后更令国人重视。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肯定和认同，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总体上看，我们国家的法律文化要在国际舞台站稳脚跟还存在很多障碍，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相当薄弱，我国法律文化的竞争力与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还有不相称的地方。①通过加快推进法律文化改革发展，在借鉴吸收世界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尽快壮大我国法律文化，推动中华法律文化走出去，提高中华法律文化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是当今时代法律文化发展新趋势给我们提出的紧迫课题。伴随着中国进一步地融入世界，我们面对来自西方的各种压力和挑战日益严峻，表现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20世纪末中国首先启动了经济现代化，走上了一条以经济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国家现代化道路，21世纪以来我国为了克服非经济现代化相对滞后的问题，被迫加快非经济现代化的步伐，特别是法律现代化，用法律和规则来维系市场经济建设，重构一种法律主治的现代化。②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和权益保障意识日益增强，期待健全公共安全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公共安全文化服务水平，人们期待中华法律文化具有与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国际影响力。保障人民基本权益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的，通过解放和发展法律文化把社会治理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要求，提高中华法律文化国际影响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只有同步推进法律文化又好又快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发展繁荣，推动中华法律文化走向世界，才能满足各族人民群众安定团结的新期待，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期，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繁荣发展。法律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尤其应当是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法律文化是国家依法治国、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施法、所有社会成员依法行为的社会方式。我们知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国家的治国方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必然要从法律制度层面深入法治精神内核，从法治体系构建升华到法律文化培育。培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是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选择，因为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在法治，市场经济的本质在法治，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也在法治，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培育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进步、法治昌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的作用，是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当务之急。我们可以进一步肯定，法治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和重要内容，坚持“三个至上”、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完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法律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离不开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培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离不开法治建设和法律文化建设。

二、加强法律文化建设的实践理性

1.法治精神法律文化意味着法治精神得以在全社会普遍化地实践和实现。因为实践中的具体情况很复杂，我们就要注意从总体上深刻地理解法治的精神实质和实践导向，关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现实问题，通过提供合格的规制框架。反映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成果的文化因素受到扭曲和压制，这一格局的负面影响已经波及社会治安、食品安全、刑事犯罪、家庭伦理、社会诚信等领域。因此，法律文化建设亟须制定基本法律。该法律的核心目标是保障公民宪法上的权利，落实公民的主体性和社会参与权，追求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平衡，引导社会有序发展。经验证明，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成果要归功于公众的积极参与，而新时期政治、社会、文化建设同样需要强化对公众参与权的制度化保护，使得新时期的社会发展体现出明确的理性与科学性，形成和谐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当然，法治是否能够深入社会、形成实效，也取决于法律文化。与30多年经济建设相伴随的是大规模的法律移植运动，至2010年我们已经完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构。在法律移植过程中，通过法律教育、法学研究、司法审判乃至于各种普法运动，法律文化已经具备了初步的社会基础。法律文化包含两个基本要素:一是理性，即公共治理以承载理性的法律规则为依据，这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核心要求，是形式法治的范畴;二是公民性，即公共治理以保障公民尊严、塑造公民身份为目标，凸显公民的公共意识和社会属性，强化治理过程的开放性、公民参与性和公共责任性，是实现法治的必然要求。法治本身的维度要求我们不能将法治理解成简单的规制工具，而是要尊崇制度理性，以人为本，通过打造法律文化优势来推动文化的法治建设。因此，中央关于文化建设的决定提出了改革新阶段社会建设之外的又一核心任务，即法律文化，既包括社会发展中的制度建设，也包括制度建设中的文化培育。

[论文关键词]法治传统法律文化借鉴

[论文摘要]推进中国法治进程，不仅需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经验，也要重视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扬弃。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在价值取向、内容和形式方面都蕴含着现代法治的资源。

如何设计和建设当代中国的法治大厦，无疑是一个政府和民众都非常关注的问题。达成共识的一点是必须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经验，因为尽管各个国家法律产生的历史条件不同，但作为法律制度则有共同之处。正如当代美国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所说:“我以为，任何值得被称之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特定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基本价值。在这些价值中，较为重要的有自由、安全和平等。”“尽管社会秩序会因社会和经济制度的特定性质不则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我却依然相信，一种完全无视或根本忽视上述基本价值中任何一个或多个价值的社会秩序，不能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法律秩序。”①的确，学习和借鉴是非常必要的，但似乎另一点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那就是如何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吸收养分。笔者认为，建设当代中国的法治社会，要充分吸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因素，这不仅是因为传统法律文化已内化为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的一部分，而且无论在思想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都有值得我们汲取的法治资源。

一、在法律价值取向上，整体、系统的法律价值观具有借鉴价值

在思维方式上，强调整体性、和谐性、统一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从先秦诸子的天人之辨，到汉代董仲舒“天人合而为一”命题的明确提出，再到宋明理学家“万物一体”论的形成，整体观鲜明地贯穿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全过程。《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种整体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取向和运转模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律的运作模式是，实现太平盛世，仅仅依靠法律是不够的，“礼乐政刑”交相使用才是合理可行的选择。《礼记·乐记》称:“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政、刑，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隋书》称:“夫为国之体有四焉，一曰仁义，二曰礼制，三日法令，四曰刑罚。”②后来，白居易，朱熹、丘浚等人也有类似的论述。明丘浚说:“礼乐者，政刑之本;刑政者，礼乐之辅。”③“德礼政刑四者，王道之治理之具也。”④可以看出，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眼中，礼、乐、政、刑各有其功能和作用，礼乐启人向善，政刑惩奸止暴，四者各司其职，交相为用，形成一于运动的、系统的整体，从而使自然、社会、人生得以和谐，法律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在价值取向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强调“集体本位”。中国古代以家庭和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和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个人是家族的缩影，国家是家族的放大。法律的功能首先在于确立和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在确认社会总体利益的前提下来规定个人的权利义务。

不可否认，这种系统的法律价值观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伦道德对法的精神的阉割和整体性对个体性的淹没。但蕴含其中的“以整体的观点发挥法在治国和维持社会秩序中的作用”的理念，对于推进我国的法治进程仍有借鉴意义。其一，法治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由法治原则、法治制度、法治组织、法治观念、法治过程共同构成的整体，是一个由合乎法治要求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共同构成的整体，甚至是法治内部各要素及其整体与社会协调统一的整体。只有单项发展，没有全面推进，是不能建成现代法治的。其二，在司法实践中，应注意防止单纯惩罚主义，既重视依法审判，也要重视思想教育，劝人悔过自新，导人向善。其三，就法治的驱动模式而言，中国法治化应当走政府推进型与社会推进型相结合的道路，既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方向的时代责任，也需要社会民众的广泛参与，使依法治国拥有牢固的社会群众基础，进而保证法治旺盛的生命力和动力来源。其四，当前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时，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仍须把社会的安全和秩序摆在重要地位，而不是只强调个人权利与自由。现代法治已形成了一套普适性的价值体系，包括正义、安全、权利、自由、秩序等等。然而，在不同的法治模式中，体现这套价值体系的具体内容却可以有所不同。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具有独特性，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的是群体、亲情、和谐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法律所要实现的首要价值不是别的，而是社会秩序。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传统的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和心理惯性的影响，以及体现这种价值取向的习惯法或民间法在调整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都要求我们在推进法治的进程中，不能一味地追究排他性的个人本位，而是要同时高度重视社会的秩序和安全，以保障社会的稳定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