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完善范文10篇

摘要：虽然《公司法》几经修改，但是在公司瑕疵设立方面涉及未深，公司瑕疵设立立法不足是《公司法》上的一大缺陷。反观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其对公司瑕疵设立的矫正方式和瑕疵效力有明确规定，基本体现了企业维持原则，尽可能地维持公司法人格。我国应当充分借鉴英、美国家和法、德等国家的有益经验，明确确立公司瑕疵设立的一般有效性原则、确立公司瑕疵矫正制度和规定瑕疵制造者的法律责任，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司法立法。

关键词：公司法；公司瑕疵设立；瑕疵设立效力；瑕疵矫正制度

一、公司瑕疵设立概念

当今社会，公司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承载了个人、集体、社会等多方面主体的利益。公司最为特殊的一点是其拥有“法人性”，赋予公司拟制的法律人格，是社会进步的一大壮举。由于公司具有法人人格，它就和公司成员的人格独立开来，自己独立的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因此，想要成立公司，就需要公司的设立符合法律规定的实体条件和程序条件。然而，在社会实践中，一方面，由于人具有本能的趋利避害的心理，投资人在利益的驱使下会存在投机心理，使公司的设立不满足实体条件或程序条件，以降低公司设立成本；另一方面，由于商法的立法价值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相较于公平便处于首位，盈利又是投资人追求的主要目的，在违反公司设立条件取得法人资格的惩罚措施略显单薄的情况下，设立条件往往不被设立人遵守。所以，如果公司在设立的过程中，没有完全遵守法律规定的条件，却获得了公司登记机关颁发的营业执照，则称其为公司设立瑕疵或公司瑕疵设立。

二、我国公司瑕疵设立的立法不足

（一）公司瑕疵设立的事由范围过于狭窄

一、对于劳动法律关系是否存在客体，我国劳动法学界最初持否定态度，认为不必提劳动法律关系客体的问题。关怀主编的原统编教材《劳动法学》在“劳动法律关系的要素”这一节中仅介绍了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内容，而未涉及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注：参见关怀主编：《劳动法学》，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页。）追根寻源，这引进于前苏联的教科书。（注：参见［苏联］亚历山洛夫：《苏维埃劳动法教程》，李光谟、康宝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5页。）

原“统编教材”所持的观点，受到以后许多学者的批评。这种批评在1997年召开的全国劳动法学会年会上仍在延续。侯文学在所提交的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法律关系客体新探》中指出，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什么？在劳动法学研究上，曾一度有一种令人不解的现象：即在劳动法学教科书中一般只讲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内容，而对客体问题只字不谈。究其原因，在于法律关系客体问题在整个法学界就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劳动法学界对劳动法律关系客体也未必能讲清楚。但绝大多数同志认为，既然大家公认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劳动法律关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那就应研究它，讲解它。否则，劳动法律关系的理论就不完整。

这一批评显然有一个理论前提：法律关系“三要素”理论是各个部门法学的通用件。某一个部门法的法律关系没有“客体”，该部门法的法律关系理论就不完整。依笔者看法，以“三要素”理论来说明一切法律关系的观点本身是值得探讨的。

有关法律关系的理论最初是在西方民法中产生的，后来在前苏联法学中得到发展，并引申成了法律关系构成的“三要素”理论。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国内外法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以下是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各种法律关系都无不例外地存在“三要素”，即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和客体。我国学者基本上都接受了这种观点。

张文显认为，从语义上，“客体”与“主体”相对，指的是主体的意志和行为所指向、影响、作用的客观对象。它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发生权利义务的中介。任何一种关系都需要中介，关系通过中介而发生，又通过中介而构成。按照这种观点，法律关系的具体客体是无限多样的，把它们抽象化，大致可以概括为七类：（1）国家权力，（2）人身、人格，（3）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4）法人，（5）物，（6）精神产品（包括知识产品和道德产品），（7）信息。这七类客体可以进一步抽象为“利益”或“利益载体”等更一般的概念。由此我们可以说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一定的利益。（注：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5～179页。）

论文关键词：金融法律制度金融立法金融风险金融体制改革

论文摘要：金融立法既是对金融机构、金融业务主体和金融业务法律关系的规范和调整，也是对金融监督管理者自身行政行为的规范和约束。金融法律制度的最根本目的就是防范金融风险，规范和调整金融监督管理者、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客户之间的法律关系，强调对金融机构客户合法权益的保护，通过在政府失灵的领域强化监督管理，发挥市场在金融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实现金融管制与市场自律之间的平衡和协调发展。

有市场就会有风险，有金融市场就会有金融风险。因此，金融立法的主旨并不是要消灭所有的金融风险，而是要将金融风险控制在金融监督管理者可容忍的范围和金融机构可承受的区间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金融风险的防范、控制和化解离不开金融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和有效执行。

一、中国目前的金融风险状况

金融风险作为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的变化、市场波动、汇率变动、金融机构自身经营管理不善等诸多原因，存在着在资金、财产和信誉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近几年我国金融风险呈整体下降趋势，但潜在的风险仍然较大，金融机构面临的一些风险不容乐观。目前中国金融体系中有三类风险比较突出。

1．信用风险仍然是中国金融业面临的最主要风险。贷款和投资是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活动。贷款和投资活动要求金融机构对借款人和投资对象的信用水平做出判断。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金融机构的这些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借款人和投资对象的信用水平也可能会因各种原因而下降。因此，金融机构面临的一个主要风险就是交易对象无力履约的风险，即信用风险。

摘要:校园暴力使学校正常秩序、学生人身安全乃至社会治安受到威胁。在部分极端恶性案件中，因施暴学生无法受到实质性的惩罚，教育的效果也蜻蜓点水，这些引发了法律视角下对现行未成年人司法政策的激烈讨论。因此，本文认为必须从司法干预入手，进一步探讨和研究治理校园暴力的相关法律规制。

关键词:校园暴力;治理;法律规制;司法应对

一、校园暴力的概念

校园暴力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目前我国相关法律和政策中，“校园暴力”一词没有作为专门的术语出现，理论上对它的概念界定也不统一。（一）校园范围的理解。目前有校园中心主义视角、对象中心主义视角等不同界定方式。前者主要强调发生空间必须以校园为中心，其中又有校园内、校园及其周边两种空间区分，如李大鹏、朱作鑫等学者的观点。后者则更强调校园暴力对象特定，即加害者或者被害者必须来自学生或师生这类特殊群体，如雷衡生、严静等学者的观点。当然无论采取哪种主要视角，大部分学者在界定概念时，都将空间和对象作为基本要素予以兼顾。（二）暴力的涵义。暴力是一种强制的力量。在校园暴力的语境中，究竟是指身体暴力、精神暴力等对人的暴力行为，还是也包括对物的暴力行为，学者们此理解不尽相同。笔者认为，太过宽泛或限缩的解释都不利于对此类犯罪的打击和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保护。因此本文的校园暴力是指出于恃强凌弱、打击报复或者破坏校园教学管理秩序的目的，主要发生在校园及校园周边，以强制力量侵害学生、教职员工人身、财产权利的违法行为。

二、当前校园暴力治理之法律问题

（一）法律规制不足。一是缺少专门立法。目前校园暴力行为主要受《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调整规制，但这些基本是调整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对以未成年人为主要对象的校园暴力行为，并不完全兼容。二是现有法律缺乏操作性。即便是针对未成年人创设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缺少法律责任方面的细化规定，特别是缺乏对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的处罚规定。三是立法不平衡导致保护方向偏差。现行的司法制度和执法理念都侧重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关注和保护，对被害人的保护则相对薄弱。这一点在校园暴力案件中特别明显。（二）刑事责任年龄争议。在校园暴力案件中，更多争议的是犯罪者的刑事责任年龄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对重大、恶性犯罪追究的弱化。我国《刑法》规定未满十四周岁不负刑事责任，14-16周岁只对犯八种重罪负刑事责任。但是这种将刑事责任年龄与刑事法律责任简单对接的方式，也受到一些质疑和批评。因为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一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认识能力、受教育程度、知识阅历的累积都得到快速提高和发展，生理、智力的成熟速度比父辈们快速提前。恶性犯罪的未成年人受刑事责任年龄保护不受刑法规制，导致“犯罪成本较低，刑法的惩戒和警示作用弱化，使得处于绝对不负刑事责任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处在法律制裁的真空地带”。更有一些心智早熟并带有反社会人格的未成年人把年龄当作刑责的挡箭牌，公然无视法律，成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人群。由此产生了是否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议。（三）未成年人轻刑化的限度受到质疑。《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都体现了对未成年人轻刑化的政策导向。但是轻刑化政策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难以把握。轻重刑罚如何界定、从轻到什么幅度、非监禁化是否需要规定适用条件以及需要何种适用条件，这些都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地方法治发展水平、社会支持体系发展程度、个人执法理念和能力水平。这也造成相似的案件在不同地域、不同司法人员手中会有不同的处理结果。（四）刑罚之外替代措施不到位导致处理宽严不一。姚建龙教授指出，对严重行为不良和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我国目前除了刑罚之外主要采取以下四种手段：一是行政处罚措施，主要包括警告、罚款、拘留。二是主要以刑法为依据的非刑罚处置。即《刑法》第37条规定的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三是工读教育。四是感化性教育行政措施，即收容教养。但司法实践中，行政处罚措施流于形式，非刑罚处置措施举步维艰，无法切实起到教育矫治违法未成年人的作用，处理起来也是宽严不一。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关于商标侵权案件的主观方面的认定问题；对“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认定；印刷有商标的外包装盒。能否认定为“商标标识”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侵犯注册商标权犯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构成故意犯罪的前提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实践中比较难判断的是接受委托定牌加工商品中发生的商标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的界限、关于“同一种商品”的判断标准、对“与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中的“相同的商标”的理解、刑法分则涉及到“非法”的罪名、公诉人、法官均对为什么依照刑法定罪的结果会出现这样的“悖论”百思不得其解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近年来商标侵权犯罪案件日益增多，而目前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侵犯注册商标犯罪方面的规定不够明确．导致在司法实践中认定假冒注册商标罪时对于“明知”、“同一种商品”、“相同商标”等的判断标准不一致。应该完善关于商标犯罪的法律规定，实现与有关注册商标、商品分类等方面的法律规定的衔接，正确理解“明知”、“同一种商品”、“相同商标”的含义．从而正确区分商标侵权行为中犯罪与行政违法、民事侵权的界限。

关键词：商标侵权；注册商标；商标标识

近年来随着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劳动力成本的低廉，我国成为越来越多国际商品的原产地，许多企业的主要业务是接受外贸定单．为境外公司定牌加工完商品后再出口到世界各地。因商标侵权而被移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也日益增多。

而商标的可转让性、商标所涉及法律之外的专业知识．给刑事司法人员准确判断商标侵权案件中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问题增加了难度。本文拟对处理商标犯罪案件中经常发生争议的法律问题，谈谈笔者的认识。

一、关于商标侵权案件的主观方面的认定问题

一、我国社会保障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我国在社会保障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的客观要求存在较大的差距，不能为社会保障方面出现的问题提供充分有效的法律支持，需要不断的进行改革和完善。

（一）社会保障立法工作滞后

社会保障要以社会立法为方式，才能使其运作法制化、规范化。纵观国外社会保障法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无一不是立法在先。德国于1883年颁布《疾病保险法》，于1884年颁布《工伤保险法》，于1889年颁布《养老和伤残保险法》，这三部立法确立了社会保险法的基本思想和原则，开创了社会保险立法的先河。美国也于20世界30年代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法成文法典而名闻于世。我国改革开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走过了30多年，到2010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才通过了《社会保险法》，才明确了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和目标以及基本的制度框架，与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相比，立法工作明显滞后。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其他方面，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和社会优抚等立法相当薄弱，基本上在立法方面处于空白。社会保障立法的滞后必然造成社会保障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

（二）社会保障立法层次低

社会保障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律，在立法层次上应该有国家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并通过，其效力应仅低于《宪法》。但在现实中，人大立法很少，行政法规多，立法层次和效力较低。在我国已经制定出来的社会保障法规中，比较普遍的存在着缺少法律责任的现象，在实践中，当有关社会保障问题的争议或纠纷发生时，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难以根据有效法律依据进行仲裁或判决，无法确保社会保障措施的有效实施。

当前我国在会计法律监督方面仍存在一些弊端，如国家监管不到位、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不强等。本文就如何完善会计法律监督进行探讨。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的会计法律监督对于加强内部控制管理和完善公司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一、会计法律监督的重要性

第一，有效的会计监督可促进公平竞争。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各种形式的会计违法违规行为也不断增加，如通过关联交易等方式粉饰企业经营业绩，从而获得融资机会等案例已不鲜见。如此作法造成不公平竞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因此，有必要加强会计法律监督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引导企业经营合法合规。

第二，加强会计法律监督有利于企业健康成长。完善的会计法律监督可促使企业提供合法、真实、完整的会计信息，而真实的会计信息是国家对国民经济实施宏观管理及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重要决策依据，还可促进企业诚信经营、提高知明度。同时，真实的会计信息还能让社会公众（潜在投资者）发现其价值所在，使企业优先获得融资机会，为企业的长足发展提供合理保证。

第三，通过会计法律监督可以有效缓解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利益矛盾。现代企业制度要求，企业的所有者和管理者相分离，他们之间实质上形成一种利益竞争关系。在管理者利益与企业所有者的利益相茅盾时，管理者常常要面对维护自身利益和所有者利益的两难选择，可能因此而损害所有者的的利益。所以，必须通过会计监督促使管理者依法履行职责，既维护管理者自身的利益也能有效保护企业利益。

二、会计法律监督存在的问题分析

摘要: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有效维护了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树立起他们对法治的信心，成为“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最佳诠释。本文以西部地区的凉山州为例，通过对我国法律援助实施情况的梳理和分析，在对域外相关制度进行分析和提炼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初步构想，希望能对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西部地区;法律援助;制度;立法

据学者考证，春秋时期郑国讼师邓析因其服务低收费且针对下层人士，被认为是我国的最早“法律援助”。我国现代法律援助制度始于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的《核准指定辩护人办法令》。新中国成立后，1980年审判“”集团时，司法部挑选法律专家担任其辩护律师，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探索开辟了希望之路。2003年7月21日国务院颁布行政法规《法律援助条例》，确立了法律援助制度，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建设法治国家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法律援助制度释义

法律援助于我国而言是舶来品，英文名称为“LegalAid”，我国曾翻译为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等，但在国务院颁布《法律援助条例》后，实务界和理论界都统一采用“法律援助”这个概念。各国对法律援助有不同的界定。英国称为“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日本将其定义为：“就有关法律纠纷、法律事务对被援助者提供法律服务以及费用的援助”。法国司法部将其定义为：“法律援助是指使卷入司法诉讼的低收入者能够与其他受到裁决的高收入者一样享有同等捍卫自身合法权利的保障，而无需支付费用”。韩国将其定义为：“法律援助是指由律师或公设律师向受援者提供的法律咨询、诉讼以及其他形式的法律事务的帮助”。各国对法律援助有不同的定义，其内涵和外延也不尽相同，但笔者认为，法律援助的实质是司法保障体系，是国家对弱势人群提供的法律帮助，通过免除法律服务费的方式来保障法律赋予公民的权益平等。因此，我们认为，法律援助是指政府设立的由财政保障的法律援助机构在司法制度运行的全过程中，依法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存在经济困难的人们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活动，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平等保护的一项法律制度。

二、我国现行的法律援助制度

摘要：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设进程中,社保基金作为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件大事,理应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视。针对社保基金监管体制的完善问题,应在继续更新观念的基础上,树立依法监管、独立监管和审慎监管的监管原则,从加大监管投入、创新监管制度、拓宽监管渠道等方面予以努力。

关键词：社保基金监管完善

我国社保基金监管体系是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行政监管为主,加以财政监督、审计监督、税务监督、银行监督、内部控制和社会监督的有机配合而建立起来的。表面上,社保基金监管体系看似完备,但是由于政出多门(强调部门利益)、彼此权限或存在真空或存在交集(可能导致消极监管)等方面的原因,所以只要熟悉并掌握这一体系的“薄弱环节”,就完全有可能加以利用、谋取私利,这也是为什么社保大案频发的原因所在。当然,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应当看到并承认,这一监管体系是我国国情的客观体现,是目前“不最坏”的选择。在既有的客观情况下,如何完善社保基金监管,真正保障人权,值得深思。

一、树立社保基金监管相关原则

社保基金监管原则既是对以往基金监管经验的总结,又是建立和完善社保基金监管制度的基础。依笔者看来,下面三大原则尤其重要:

1.依法监管原则

本文作者：谢常红工作单位：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政法系

腐败是一种对社会产生广泛腐蚀作用的“隐性恶疾”，在我国，腐败犯罪近几年来也呈现出了有增无减的发展趋势。腐败分子犯罪后潜逃出境已成为各国有效惩治腐败犯罪的最大障碍之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体现出国际社会治理腐败的共同意愿和决心，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的反腐败实践服务。

一、《公约》确立的反腐败法律机制的特点

世界上不存在没有腐败的国家，也没有任何国家不反腐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腐败犯罪越来越呈现出有组织、跨国化趋势，治理和预防腐败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难题。目前反腐败的国际合作有多种机制，各国间展开协同一致的多边合作为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经过长期的法律和制度建设，在反腐败法律和制度方面有很大发展，《公约》体现出国际社会治理腐败的共同意愿和决心，也是国际社会开展反腐败合作的非常重要的法律依据之一。《公约》从不同角度对预防和惩治腐败犯罪，从法律运行的各个环节做出了综合性的规定。《公约》明确规定了反腐败的预防措施、定罪与执法、国际合作、资产的追回、技术援助、实施机制。[2]作为一个全面的、综合性的关于反腐败的国际条约，《公约》具有以下特点：犯罪主体广泛。《公约》最大限度地将各种类型、各种身份的人员纳入到腐败犯罪的主体当中。明确界定腐败犯罪的主体既可以是本国公职人员，还可以是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既可以是单独主体,也可以是共同主体。《公约》对于公职人员的范围的判断标准是其是否履行公共职能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犯罪主体的广泛性直接决定着惩治对象的广泛性。腐败犯罪类型宽泛。《公约》虽未对腐败犯罪予以定义式的界定，但其在第三章“定罪与执法机制”中明确规定了三种类型的腐败犯罪：贿赂型腐败犯罪、贪污侵占型腐败犯罪和除此之外的其他类型的腐败犯罪。腐败犯罪方式多样。根据《公约》的有关规定,贿赂的方式可以是多样的。既有直接方式,也有间接方式。即可以主动受贿，也可以被动受贿。受贿行为还可能违背职务或者并不违背职务要求。《公约》所确立的贿赂行为方式的多样性能更好地打击腐败犯罪。预防腐败与惩罚腐败并重。在应付全球性的腐败形势下，各国已形成“预防为主”的反腐败策略共识。《公约》贯彻防止和惩罚腐败并重的指导思想。《公约》的特色之一是重视反腐败的预防机制，其第二章明确规定了预防腐败的各项措施，这些措施涵盖了预防腐败的国家方针、政策、专门的反腐败机构、社会的公共部门的参与等多项内容。[3]《公约》要求各国应当根据本国国情和法律的一般原则，设立至少一个以上预防腐败的专门机构，并且保障这种机构相对独立，免受不正当干扰，并为该机构的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条件，并强调要积极发挥这些专门机构的工作人员在预防腐败工作的重要作用。

二、我国的反腐败法律机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在多年的反腐败实践中，摸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工作措施和经验，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反腐败工作机制。我国在反腐败法律规制方面，立法机关通过了一系列的涉及和预防反腐败内容的法律。前文已经综合分析了《公约》确立的预防和打击腐败犯罪的法律机制，再比较我国国内腐败犯罪的法律机制与《公约》的规定，可以发现我国现有的法律机制离《公约》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问题主要体现以下方面：我国刑法规定的腐败犯罪种类不够全面。上述各类腐败行为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型：贿赂型腐败犯罪、贪污侵占型腐败犯罪和其他类型的腐败犯罪。我国刑法与《公约》相类似的罪名有斡旋受贿罪和介绍贿赂罪，但从这两个罪名在交易主体、贿赂对象和贿赂方式等构成要件上分析，并不能完全覆盖《公约》规定的情形。公约规定的影响力交易罪并不要求行贿者与受贿人双方必须见面，更不存在向被影响者传递信息等，关键在于介绍人的影响力，而介绍贿赂罪的关键是向受贿人介绍行贿人。《公约》的规定较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我国刑法关于斡旋受贿的规定尽管本意是遏制斡旋受贿行为，但其对恶意利用公职人员的影响力的其他腐败行为却无能为力。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利用公职人员的影响力为行贿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情形数不胜数。正是立法的疏漏让这些人产生了侥幸心理，来规避法律的制裁。某些罪名的构成要件规定得不科学。构成要件是界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标准。关于预防犯罪，贝卡利亚曾提出精辟见解，那就是尽可能把法律制度制定得明确而通俗。立法对于罪与非罪的区分必须综合考虑该罪的本质、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等因素综合确定。恰当的做法应该是让既能反应罪行的本质，又能保障司法实践中便于操作。由于立法经验和认识的局限性，与《公约》相比，我国有关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界定还不够严谨。《公约》关于贿赂的对象为“不正当好处”，而当前我国贿赂犯罪的法律规定贿赂的范围仅仅囿于“财物”，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各级检察院重点查处的几类行贿犯罪也把非物质贿赂排除在外，比如提供商业信息，以及为他人子女上学、参加工作提供方便等。而随着腐败犯罪类型的多样化，实践中有些贿赂犯罪早已偏离传统的权财交易，并逐渐呈现出非物质化的特征。除常见的性贿赂外，还表现为间接贿赂、信息贿赂、业绩贿赂等多种形式，法律的相关规定与现实已经形成很大差距。我国的法律规定与《公约》的要求差距较大，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也大相径庭。尽管学者有不同意见，由于我国刑法以“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作为基本的指导原则，所以在实践中，这些除财物以外的贿赂行为尚没有得到很好的制裁。再如，我国刑法贪污罪中贪污的对象、挪用公款罪中挪用的对象范围明显窄于《公约》的规定。［4］我国反腐败法律机制的程序法中尚未确立缺席审判制度。《公约》创造性地确立了被转至境外的腐败资产必须返还的原则和腐败资产追回机制，但这种先进的国际法律机制对我国的反腐败工作却难以在实际中得到有效运用，因为《公约》规定缔约国之间腐败资产的返还必须以法院的生效判决为前提，而我国缺席审判制度的缺位使得司法实践中在犯罪嫌疑人死亡、缺席的情况下的刑事责任追究问题无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