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属性范文10篇

内容摘要：海商法上的船舶是一种兼具人格特征并被作为不动产处理的独特的海上财产；船舶法律制度建立在人类对其法律属性深刻认识的基础上，这种认识及其研究仍在进一步发展；从船舶属性新认识的产生到建立与之相呼应的法律制度之间目前仍存在一些法律障碍并需要经过许多探讨与跨越。

关键词：船舶，船舶的不动产性，船舶的拟人化，船舶的准法人化

船舶是海上航行的运输工具和重要的海上财产，是海上航运业得以发展的物质基础，船舶在海上活动所发生的各种海商法律关系中始终占有重要的位置，海商法上具有悠久历史的船舶碰撞、海难救助、共同海损、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等法律制度的建立也都离不开船舶，船舶制度因此成为各国海商法上最基本的法律制度。随着现代海商立法已从以货物为中心向着以船舶为中心的趋势转化，船舶在海上安全航行和预防海洋污染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船舶法律制度的研究应该更为深入。一、海商法上船舶的概念

海商法上的船舶是特指的，它并非包括所有的船舶，只是各类水上移动式装置的一部分。各国海商法对船舶的定义不尽相同，决定了适用各该国家海商法的船舶的范围也不完全一样，综合各国海商法关于船舶的定义，可以得知，海商法上的船舶除具备一般船舶必须是水上浮动式装置的特征与能够供航行之用或有特定用途的性能外，各国海商法对它们还有以下特别的限制或要求：

㈠对船舶的使用目的作了限制

海商法上的船舶多以营利为目的，有些国家立法将船舶限于商业营运，专指用于载运货物与旅客、渔捞、海洋资源开发的船舶，如日本《商法典》第684条规定，“本法所指船舶，是指以进行商业行为为目的而供航海之用的船舶。”韩国《商法典》第740条对船舶的定义与日本《商法典》的船舶定义基本一致。菲律宾《商法》第573条规定，“商法上的船舶为商船，即以从事自甲港至乙港间货物或旅客运送为营业之船舶。”除明确规定船舶须具备营利性目的的立法方式外，有些立法将军舰排除在海商法船舶之外，如前苏联《海商法》规定，除有明确规定的情况外，本法的规定不适用于悬挂海军旗帜的船舶；依阿根廷《航运法》，它仅适用于私有船舶和有关的公务船舶，军舰和警察船舶除外。有些立法将政府公务船予以排除，如执行政府行政职能的渔政船、港监船、缉私船、检疫船、水上警察船、消防船、环境监测船等不适用海商法。也有立法将军舰和政府公务船舶均排除在外，如日本、台湾地区的海商法等。我国《海商法》并未直接排除军舰和政府公务船，而是把“用于”军事的、政府公务的船舶排除在海商法上的船舶之外，这一表述很灵活，使那些用于商业目的的军舰或政府公务船可适用海商法；而用于军事的、政府公务的船舶即使是商船也不得适用海商法。上述各类排除性规定虽未将船舶限定于为商业目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确定了海商法所调整的主要是从事海上商行为的船舶，象波兰《海商法》那样既适用于公务船又适用于海军、边防和军事舰艇的并不多见。

摘要:社会保障权利谱系由社会救助权、社会保险权和社会福利权构成，社会保险权在这个权利谱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我国社会保险法应以保障社会保险权为立法理念和逻辑起点，细化有关社会保险权的法律规定，合理确定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明确政府在社会保险方面的积极作为义务，完善社会保险权的法律救济制度。

关键词:社会保险权；基本人权；社会权；社会保险立法

一、社会保险权的提出与发展

社会保险权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随着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而产生的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1883—1889年，德国通过有关疾病保险、意外事故保险、老年与残疾保险的三项立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保险制度。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规定:“为维持健康和劳动能力，保护母性，防备老年衰弱和社会的突变，国家在受益人的协助下，建立各种领域的社会保险制度。”此后，社会保险权逐渐被国际社会接受为一项基本人权，保障社会保险权成为各国设计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理念。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确认“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年老或者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社会保障”。1952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制定了完备的社会保险标准。联合国大会196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按照我国《宪法》第33条第三款、第14条第四款、第44条、45条的规定，社会保险权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保障社会保险权是国家和社会应尽的义务。为了使《宪法》规定的社会保险权成为具体的公民权益，使全体国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近年来我国开始通过立法构建具体的社会保险制度。2008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草案)》(以下简称《社会保险法(草案)》)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2009年12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社会保险法(草案)》进行了三审。

现代社会的社会保险权是指参保人或其家属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在遭遇社会风险时享有获得社会保险待遇或保险服务的权利的总称。该权利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权利主体是参保人及其家属，不再限于劳动者。传统社会保险理论认为“社会保险对于要保人之资格有详细之规定，凡不从事工作者(即无职业者)，除非实行全民保险制度，则无机会参加”①，现代社会保险制度已经突破了与就业的关联性，社会保险主体的发展趋势是由劳动者向全体公民扩展，无论社会成员是否有能力参加劳动、是否从事雇佣劳动，其都有资格参保。第二，社会保险权的义务主体具有多元性，雇主(在我国称“用人单位”)、个人和国家都可以成为社会保险权的义务主体，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承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国家在社会保险基金不足以支付保险待遇时承担财政补助责任。第三，社会保险权的客体即社会保险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保险基金。第四，社会保险权的内容包括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给付或保险服务、参与社会保险监管等多个方面。

二、社会保险权的法律属性

我国早已确立了待确权建筑的法律制度,但因理论研究的缺位及执行制度的疏漏,该制度未能在实践中得到很好的实施,待确权建筑占有人的确权请求权被克减为仅受法律弱保护的法益。只有严格厘清待确权建筑与违法建筑的关系,规范确权制度,待确权建筑确权申请人的权益才能得到应有的保障。

一、待确权建筑概念的提出

从“可补办手续的违法建筑”到“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建筑”“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须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概念是反映客观事物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一种思维形式,“待确权建筑”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其提出是否为人们所接受,关键在于这个概念是否有法律依据,是否有区别于其他概念的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在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上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早在1988年2月12日,当时的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就了《关于房屋所有权登记工作中对违章建筑处理的原则意见》。该意见将违法建筑分成两类,即“不能补办手续的违法建筑”和“可补办手续的违法建筑”。依笔者的理解,“可补办手续的违法建筑”是指可通过补办手续取得所有权的建筑。

所以应肯定,在“违法建筑”面对人人喊打的社会背景下,该意见的出台,为“违法建筑”提供了一条较为理想的出路。但该意见以及后来的执法实践都把“不能补办手续的违法建筑”和“可补办手续的违法建筑”都笼统地称为“违法建筑”或“违章建筑”,两者没有本质的区别,加上能否补办手续法律无具体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实践中,人们往往强调的是其违法一面,对占有人“补办手续”即确权之权利却视而不见。

笔者注意到,1989年12月颁布的《城市规划法》似乎对“可补办手续的违法建筑”的性质作了不经意的修改。该法第40条规定,在城市规划区,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国务院于1993年6月的《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37条、建设部1995年6月颁布的《建制镇规划建设管理办法》第40条以及全国各省、各直辖市根据《城市规划法》制定的《城市规划条例》都作了相类似的规定。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定,“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建筑”的范围,是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建筑,以及影响城市规划但可改正的建筑,包括:未办理规划许可的建筑、违反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而并不影响或轻微影响城市规划的建筑、占用农地但可以补办征地手续的建筑、还有建房者未经完全批准便进行建设的建筑、未制定城乡规划前建成的建筑、确实影响城市规划但经过改造可以改正的建筑等等。

［提要］碳排放权在我国法律属性不是很明确，主要有物权说、准物权说、特许权说等。对于碳排放权这种新型权利的模糊界定，可能导致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出现漏洞。在碳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将其归为行政特许权更适合我国实际国情。

关键词：碳排放权；法律；物权；特许权

我国历来重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2020年向世界宣布了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碳排放权市场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控制温室气体的制度工具，2021年7月16日，我国正式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作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可以说中国市场的成败将决定气候变化的未来。从2011年分区域试点模式的地方碳排放市场，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逐步构建制度明晰、监管有序、减排有效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体系，形成了全国性与地方性交易市场并存的格局。目前，全国碳市场的市场活跃度不高，参与行业和主体单一；交易量波动大，交易品种较少，只有碳排放权配额现货交易，尚未形成稳定可持续的成交量。我国法律对碳排放权是私法调整范畴还是公法调整范畴没有明确，目前主要是部委规章、地方文件，缺少统一的法律或行政法规。碳交易制度不完善、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不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碳市场的良性发展。

一、碳排放权的主体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已公布施行，其第四十二条定义的碳排放权“是指分配给重点排放单位的规定时期内的碳排放额度”，第二十条指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交易产品为碳排放配额”。按照第二十条和第四十二条规定，我们可以推导出碳排放权市场交易对象的本质不是物，而是一种权利——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的权益，这种权益大小可以通过配额的形式被量化，交易的本质是将这种权益作为一种稀缺性的资源，通过市场化行为促使资源合理配置。根据《办法》第二十一条可以知道，我国碳排放权的交易主体是机构和个人，在现阶段，机构主要指的是纳入重点排放单位名录的企业，即两千多家火力发电企业；个人无法以普通投资者身份直接参与碳排放市场的交易。

二、碳排放权的客体

内容摘要：宪法文本结构中的总纲属于国家政策。国家政策入宪是宪法理念与社会现实变化的综合结果。总纲的效力不同于宪法正文，它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法规范属性。作为方针条款或者国家政策指导原则，其实施有待立法裁量，并排除司法审查。

关键词：宪法结构，总纲，国家政策，宪法效力

引论

在以往的宪法学研究中，对宪法序言与正文的效力已有较多与翔实的分析，[①]而总纲的宪法地位与效力还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与讨论。与纯粹具有法规范性质的宪法正文不同，宪法文本中“总纲”的地位比较特殊，它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法规范，但也不同于非法律文件的道德宣示，而是具有独特的法律意义。考察“总纲”的内容，其中多数属于国家的政策规定，故也可称为基本国策或者国家政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对宪法中国家政策给予不同的性质认定，有的称为“方针条款”，[②]有的称为“政策指导原则”，[③]也有的称为“宪德”，以区别于严格意义上的宪法规范或者“宪律”。[④]作为“方针条款”或者“政策指导原则”，虽然总纲与宪法正文的纯粹法规范对国家诸机关所产生的拘束力不完全相同，但它们又并非没有任何拘束力，而是以区别于宪法正文的方式对国家机关和社会生活事务产生影响。

在法学理论上，原则和指导方针与严格意义上的法规范具有很大差异。原则是笼统的，法规范是具体的；原则是待执行的，需要进一步的立法才具备实施的基础，法院不可以此作为裁决纠纷的依据，法规范是自身可以执行的，也是法院可以直接实施的依据。原则与法规范在特性与法律效力上的差异决定了国家政策特殊的宪法形式。总体而言，宪法中的国家政策规定与一般意义上的宪法规范有三方面的差异：一是在名称上，其内容多被称为国家政策；二是在宪法文本结构上，其不被置于正文之中，它们或者在总纲中，或者在章节上单独列出，或者被置于其它部分，如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等处；三是在宪法效力上，国家政策不像普通宪法规范那样产生直接的拘束力，它是宪法对国家机关发出的指示与委托，其实施有待立法机关进一步制定法律，以明确具体概念、实施的标准与程序。

目前，虽然国家政策入宪仍然不属于一个普遍的宪法现象，但却是一个值得在宪法理论上加以探讨的宪法问题。为了对国家政策入宪及其宪法效力获得更为深刻的认识，本文将通过两种实证方法开展分析：一是法社会学意义上的实证方法，目的是探求宪法结构形式变化的现实基础；一是法律科学意义上的分析实证方法，目的是探求宪法总纲及国家政策宪法效力的特征。

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有关尸体的纠纷，最高人民法院也在《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了“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遗骨”，死者的近亲属“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的内容。但是，关于尸体的法律属性究竟是什么？在实践中究竟应当怎样进行保护？适用何种规则处理这种纠纷，不无疑问。我们曾经在文章中认为对于尸体的保护是对身体权的延伸保护，并不是对物的保护。但是细究起来，延伸保护只是一种保护的方式，它只是对尸体保护现象进行了一个方面的说明，对尸体另一方面的法律属性还是没有作出结论，而这个问题在法律上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需要进行解答。2004年4月8日，“人体世界”展览在北京开幕，展品都是塑化的人体标本，既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也引发了一些伦理道德的争议，再次引起了民法学界对尸体法律属性的反思。本文试图对尸体的法律属性进行确切的界定，同时阐释对尸体进行法律保护的具体规则。

一、对尸体法律属性学说的梳理

尸体以及尸体的变化物的法律属性究竟是什么？是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物？在这一问题上，国内外学者一直存在不同的认识。综合起来，有以下不同的观点。

（一）非物说

梅迪库斯认为，无论如何，有关物的一般规则不适用于尸体，除非尸体已经变成“非人格化”的木乃伊或骨骼。因此，死者家属对尸体不享有所有权，而只具有一项不同于所有权的死者照管权利（及义务）。以这一法律地位涉及死者安葬为限。按照他的观点，木乃伊或骨骼才算是物，尸体仍具有人格因素，不能成为物。德国在1934年5月15日制定了《火葬法》，也采取了这样立场，作了相应的规定。我国台湾也有学者认为，对尸体丧主无所有权，唯有依习惯法为管理及葬仪之权利及义务。因此，尸体非物，不得为继承人所继承，应以法律或习惯以定其处置。这种观点不承认尸体为物，如果把尸体作为权利客体，作为物，则继承人可以使用、收益并可以抛弃，是与法律和道德相违背的。

（二）可继承物说

摘要:社会保障权利谱系由社会救助权、社会保险权和社会福利权构成,社会保险权在这个权利谱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我国社会保险法应以保障社会保险权为立法理念和逻辑起点,细化有关社会保险权的法律规定,合理确定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明确政府在社会保险方面的积极作为义务,完善社会保险权的法律救济制度。

关键词:社会保险权;基本人权;社会权;社会保险立法

一、社会保险权的提出与发展

社会保险权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随着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而产生的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1883—1889年,德国通过有关疾病保险、意外事故保险、老年与残疾保险的三项立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保险制度。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规定:“为维持健康和劳动能力,保护母性,防备老年衰弱和社会的突变,国家在受益人的协助下,建立各种领域的社会保险制度。”此后,社会保险权逐渐被国际社会接受为一项基本人权,保障社会保险权成为各国设计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理念。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确认“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年老或者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社会保障”。1952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制定了完备的社会保险标准。联合国大会196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按照我国《宪法》第33条第三款、第14条第四款、第44条、45条的规定,社会保险权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保障社会保险权是国家和社会应尽的义务。为了使《宪法》规定的社会保险权成为具体的公民权益,使全体国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近年来我国开始通过立法构建具体的社会保险制度。2008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草案)》(以下简称《社会保险法(草案)》)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2009年12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社会保险法(草案)》进行了三审。

现代社会的社会保险权是指参保人或其家属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在遭遇社会风险时享有获得社会保险待遇或保险服务的权利的总称。该权利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权利主体是参保人及其家属,不再限于劳动者。传统社会保险理论认为“社会保险对于要保人之资格有详细之规定,凡不从事工作者(即无职业者),除非实行全民保险制度,则无机会参加”①,现代社会保险制度已经突破了与就业的关联性,社会保险主体的发展趋势是由劳动者向全体公民扩展,无论社会成员是否有能力参加劳动、是否从事雇佣劳动,其都有资格参保。第二,社会保险权的义务主体具有多元性,雇主(在我国称“用人单位”)、个人和国家都可以成为社会保险权的义务主体,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承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国家在社会保险基金不足以支付保险待遇时承担财政补助责任。第三,社会保险权的客体即社会保险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保险基金。第四,社会保险权的内容包括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给付或保险服务、参与社会保险监管等多个方面。

二、社会保险权的法律属性

摘要我国，由检察机关行驶公诉权。公诉权的属性中包含司法属性和法律监督属性。这两大属性各有特点，从两者的关系上来说，公诉权的司法属性和法律监督属性即紧密联系，在实践中又存在矛盾，有待解决。

关键词公诉权司法属性法律监督属性

公诉权是指法律规定具有公诉职能的机关代表国家为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向审判机关提起诉讼的权力。公诉权源于刑事诉讼实践并在其中得以发展和完善。在我国，检察机关是惟一行使公诉权的国家机关，我国的公诉权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等部门侦查终结后移送起诉的案件，有权进行审查，并依法作出提起公诉、不起诉的决定，并派员出庭支持公诉。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在刑事诉讼中，除了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告诉才处理和其他不需要进行侦查的轻微的刑事案件外，其他案件均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公诉权具有主动的特点:就是当事人不管主观愿望怎么样，告或不告，检察院都要依法审查做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参加庭审活动。我国公诉权的主要内容包括:1.审查起诉，就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于自侦案件和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对侦查机关或对检察机关自行侦查部门确认的犯罪事实和证据、犯罪性质和罪名进行审查核实，确定是否构成犯罪，是否需要提起公诉；2.决定起诉或不起诉，并有承办人制作审查报告报批；3.对于决定起诉的案件制作起诉书，提起公诉；4.除适用简易程序案件以外，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并依法对庭审活动实施监督。

笔者认为公诉权的具体内容决定了公诉权具有双重属性:

一是司法属性。1.检察院公诉部门审查证据材料和决定是否起诉的行为，尤其是对侦查结果的处分，同法官的裁判行为极为近似，都是适用法律的行为。并且检察机关依法行使公诉权，按照法定程序通过参加审判的形式，将相关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2.司法属性突出了公诉检察官的独立地位，强调检察官在诉讼活动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独立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同时检察人员在行使公诉权时享有法律规定的身份保障。3.公诉权以实现法律和维护公共利益为宗旨的，行使的权力属于刑事追诉权，对惩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负有重大的责任。

摘要：我国,由检察机关行驶公诉权。公诉权的属性中包含司法属性和法律监督属性。这两大属性各有特点,从两者的关系上来说,公诉权的司法属性和法律监督属性即紧密联系,在实践中又存在矛盾,有待解决。

关键词：公诉权司法属性法律监督属性

公诉权是指法律规定具有公诉职能的机关代表国家为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向审判机关提起诉讼的权力。公诉权源于刑事诉讼实践并在其中得以发展和完善。在我国,检察机关是惟一行使公诉权的国家机关,我国的公诉权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等部门侦查终结后移送起诉的案件,有权进行审查,并依法作出提起公诉、不起诉的决定,并派员出庭支持公诉。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在刑事诉讼中,除了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告诉才处理和其他不需要进行侦查的轻微的刑事案件外,其他案件均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公诉权具有主动的特点:就是当事人不管主观愿望怎么样,告或不告,检察院都要依法审查做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参加庭审活动。我国公诉权的主要内容包括:1.审查起诉,就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于自侦案件和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对侦查机关或对检察机关自行侦查部门确认的犯罪事实和证据、犯罪性质和罪名进行审查核实,确定是否构成犯罪,是否需要提起公诉;2.决定起诉或不起诉,并有承办人制作审查报告报批;3.对于决定起诉的案件制作起诉书,提起公诉;4.除适用简易程序案件以外,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并依法对庭审活动实施监督。

笔者认为公诉权的具体内容决定了公诉权具有双重属性:

一是司法属性。1.检察院公诉部门审查证据材料和决定是否起诉的行为,尤其是对侦查结果的处分,同法官的裁判行为极为近似,都是适用法律的行为。并且检察机关依法行使公诉权,按照法定程序通过参加审判的形式,将相关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2.司法属性突出了公诉检察官的独立地位,强调检察官在诉讼活动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独立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同时检察人员在行使公诉权时享有法律规定的身份保障。3.公诉权以实现法律和维护公共利益为宗旨的,行使的权力属于刑事追诉权,对惩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负有重大的责任。

提要

众所周知，召开十六大后，党中央、国务院把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提到了空前的高度，使占我国总人口近80%的农民近快富裕起来，是党中央、国务院考虑的头等大事。随着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粮食产业化、市场化的进程加快，粮食收购合同越来越被各级政府和粮食流通企业所采用，它的优越性也愈加显现出来。由于粮食收购特殊的合同属性和签订方式，以及未来市场和粮食收成的不完全预见性，致使在实际履行过程中经常出现违约行为的发生。

我结合自己多年从事粮食流通工作的经验和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识，对粮食收购合同的现状和发展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论析：首先，从粮食收购的概念入手，分析粮食收购的合同特性、各种不同形式，运用合同法阐述粮食收购的主要法律特征。其次，粮食收购作为一种契约合同，主要存在着主体不明，内容不全面，格式不规范、条款含义不明确、缺乏约束机制、违约现象突出等法律问题，因此给粮食收购的履约带来一定的困难。其三，粮食收购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粮食收购合同的履约情况和存在的主要法律问题分析，要保证这项工作健康发展，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规范和完善粮食收购合同：（一）明确粮食收购参与主体，增强各方的信用意识和法制意识；（二）规范粮食收购的形式，建立对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约束机制；（三）积极创造法制经济环境，促进粮食收购合同的规范发展。

总之，粮食收购在给企业和农户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法律问题，如何规范这种经营方式，有待《合同法》及相关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近年来，我国粮食购销市场化进程加快，粮食收购合同作为一种新的实现粮食产销衔接的契约式经营方式，正被越来越多的产业化龙头企业和粮食企业所采用。这种生产经营方式对于提高农业市场化程度，引导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增加农业收入，搞好产销衔接，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农民利益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从目前粮食收购的推广形势和结果看，粮食收购合同在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合同的履约率问题比较突出。究其原因，一是缺乏有效的市场风险规避机制。粮食生产与收获时形成的差价，导致市场价格高于合同订立时的市场价时，农户觉得亏本不愿履行合同；市场价明显低于当时价格，超过企业的承受力时，企业也不愿履约。二是目前这种收购合同多是间接通过乡镇政府和行政村签订，与农业签订的情况较少，收购合同对农民的约束力较差，合同主体不明，使合同履约难度增大。而不少收购合同内容不详细，动作不规范，特别是对农产品和品种、规格、数量、质量和各自应承担的风险、责任以及权利的规定含糊不清，签约内容缺乏科学性、规范性和合法性，埋下了违约的隐患。三是收购大都是一次性买断模式，没有形成二次结算盈利分红模式，与真正的利益共同体有较大差距，产业链没有真正形成，不能体现公平原则。四是农民和企业的法律意识淡薄。因此，很多情况下收购合同是一纸空文，违约现象十分普遍。下面，本人将从粮食收购的主要类型及其法律特征、收购合同存在的主要问题、规范与完善粮食收购合同三个方面，结合合同法与民法理论对粮食收购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一些粗略的探讨。

一、粮食收购的主要形式及其法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