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路径范文10篇

【摘要】法律思维是法学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法学教育中学生学习的重点。所以在法学教育中，应重视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提升学生法律思维素质，为学生走向社会奠定坚实基础。本文主要探讨了法学教育中法律思维的培养困境与优化路径，希望能够为相关工作者提供借鉴。

【关键词】法学教育;法律思维;培养困境;优化路径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中国法制现代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因此培养优秀的法学专业人才，对推进我国社会法制现代化进程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各高校不断扩招，法学专业的学生不断增多，为法治现代化事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法学人才，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然后从现代阶段我国法学教育现状来看，对法学思维培养不够，学生缺少敏锐的法律思维能力，不利于学生个人成长，对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也产生了一定阻碍。对此应提出相应的措施，不断提高法学教育水平，培养更多具有法律思维能力合格的法学人才。

一、法学教育中法律思维的培养困境

思维决定行为，法治有与之相应的思维方式，才会在思考问题时，主动的遵循法治理念，并产生相应的法治行为方式。所以法律思维是法治建设的核心，在法学教育过程中，必须重视学生法学思维的培养，提高学生思维运用能力，提升学生法学素养。但是实际法学教育过程中，却忽略了法学思维的培养，具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法学教育目的偏离。法学教育目的直接影响法学教育效果。法学教育不仅要丰富学生法律知识，同时学生还应具备法律思维，能够运用法律思维思考问题、推理问题。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实质上是促进学生法律知识的内化，只有学生具备“法律头脑”，才能产生相关法治的实践行为。所以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方式，比丰富学生法律知识更加重要。因此缺少法律思维，就不会将人头脑中的法学知识输出，不能转化为推动法治发展的力量。所以应将培养学生法律思维方式作为法学教育的终极目标，将其作为法学教育的核心任务。但是目前我国法学教育过于注重对学生法学知识的传授，不重视对学生法律思维以及法律实践能力的培养，这对学生走向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2.法学教育方法单一。法学教育方法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进而影响法学教育的效果。随着我国教育教学的发展，法学教育方法有所改善，但是仍然有部分教师采用传统填鸭式教学方式，课堂教学主要以教师讲解为主，学生学习较为被动，而法学知识中的概念、原理以及法律条文都是枯燥的文字，所以造成课堂教学氛围过于沉闷，学生缺少学习兴趣，学习效果不理想。这种传统教学模式注重法律理论的传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丰富学生的理论知识，加强法学理论知识的系统性以及完整性。其主要弊端忽视了学生法律思维的培养，不重视法学知识运用能力。目前在法学教育中，案例教学法应用的较为广泛，案例教学法实际上就是培养学生运用法律知识以及法律思维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然而，一些教师将案例作为解释和印证学习的理论或法律条件，没有充分发挥案例教学法在法律教育中的作用。3.教育实习的形式化。法学具有较强的实践性，所以在法学教育过程中，也比较重视法学实践，学校经常组织学生进行教育实习，其主要方式是学校与当地的律师事务所、法院、检察院合作，学生完成课程学习后，学生会到这些地方进行实习，但是这种教育实习方式没有获得实效。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部分学生选择考研，会将主要精力放在考研的相关事务上，一部分学生选择参加工作，会将主要精力放在找工作上。所以学生对待学校安排的教育实习往往是应付了事，使得教育实习形式化。而对于接收实习生的法院、检察院或者律师事务所，更不会将重要的法律事务交给实习生，所以一般学生去实习，主要是见习或者打杂。而法律思维的培养是在不断的实践中训练形成的，如果脱离于法律实践，学生就无法形成法律思维。所以如此形式化的教育实习无法实现培养学生法律思维的这一目标。

二、法学教育中法律思维的培养的优化路径

随着依法治国背景下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民众法律意识的觉醒，人们逐渐懂得如何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的增长。但民众从知法到懂法、用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诸多法律纠纷案件中他们还需要专业法律人士的帮助，面对愈发繁重的工作任务，法检部门也亟需扩大队伍力量。对应到法学教育领域，则需要高校法学院和法学专业不断优化教学理念，与时俱进创新教学模式，不断提升法律人才培养质量，为我国依法治国事业的持续推进和深入发展提供更多高质量的法律人才。由杨宗科主编的《法学教育研究》正是对新时期法学教育进行深入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该书汇集了法学领域诸多权威专家学者的专业论述，从不同角度展开对当前法学教育问题的反思与创新探索，具体涉及社会治理与法治人才培养、专业性法律人才培养路径探索、人工智能与法律实践教学、具体法律专业能力培养方法创新优化等，尤其对实践教学模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总体来看，该书对推动新时期法律教育的创新发展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细览全书，可提炼出以下几点特色。

一、名家荟萃，多维探索法学教育创新发展路径

本书整体结构上以论文集的形式呈现，依据探讨法律主题的不同，主要分成理论探讨、教学研究、比较研究、教育法制、法务反哺等几个版块，呈现出较为合理的结构划分。这些版块中的内容由不同法律领域专业学者的论文组成，他们多数在各自领域有着丰富的法律从业和研究经验，出版了不少法律著述，因此本书论文中所呈现观点的合理性和权威性有基本保障。从内容来看，本书名为“法学教育研究”，但并不直接、单纯从高等教育角度谈法学教育，而是将眼光放到更为广阔的社会法律实践中，将高校法律教育创新改革与社会法律体系运转和法律实践动态密切结合，从法律的实践运动中汲取法学教育革新灵感，使本书的框架结构和策略建议的可操作性有了保障。这种社会实践探索和校园教育的融合维度是多元的，涉及了各项热点、冷门法律领域，融合了国内国外的比较分析，兼顾课程改革与师资培养，体现出较强的完整性、系统性。

二、注重创新，以新兴技术推动实践教学发展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和虚拟技术等新兴技术应用领域和应用深度的不断拓展，法学教育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从教学内容、教学理念到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新兴技术的诞生发展为其提供了更为充分的发展空间，法学教育摆脱了一板一眼的传统课堂教学的束缚，向着更加便捷、更加新颖、趣味性更强、效率更高的现代化法学教育路径飞奔。本书提倡积极利用新兴技术来实现法学教育的创新，尤其是推动实践教学发展。例如在“人工智能在法学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一文中，作者先对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现状作了总结，之后对人工智能在法学教育实践教学中可能的运用领域和运用方式作了专业分析，提出了颇具前瞻性和创新性的实践方法，最后对当前信息化法学实践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进行了分析，整体行文体现出较高的创造性和实践研究倾向。

三、问题意识，注重解决当前法学教育突出问题

摘要：随着法律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对卓越涉外法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对法学教育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际模拟法庭竞赛作为国际上法学教育的重要途径，对我国培养卓越涉外法律人才具有重要作用。但当前我国通过国际模拟法庭竞赛来培养卓越涉外法律人才还面临诸多障碍，必须从理论研究、课程设置、资金投入及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寻求突破。

关键词：卓越涉外法律人才；国际模拟法庭竞赛；价值；障碍；突破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外来日益频繁，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需求不断增强，参与和主动制定规则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对熟悉国际规则的法律人才特别是具有高外语水平、具有优良专业素质和国际化视野的卓越涉外法律人才的需求十分的迫切。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就成为全球各国法学院重视和参与的国际赛事。而竞赛成绩既成为衡量个法学院竞争实力的标准之一，也成为培养国际化涉外法律人才的重要路径。

一、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对培养卓越涉外法律人才的价值

（一）培养卓越涉外法律人才的重要路径

目前，我国整体法学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还存在定位不准、水平较低、目标不明确等问题，特别是当前对卓越法律人才的培养还十分欠缺。针对我国现阶段对高层次法律人才的需要和法律人才教育培养的现状，我国启动了“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其中之一是培养卓越涉外法律人才。在培养国际化法律人才方面，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对学生的专业知识能力和法庭辩论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成为国际化法律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路径。当前，全球已出现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国际模拟法庭竞赛赛事。主要有世界人权模拟法庭竞赛、红十字会国际人道法庭模拟法庭竞赛、国际刑事法院模拟审判赛、杰赛普国际模拟法庭大赛、亚洲国际法模拟法庭竞赛、“威廉•维斯贸仲杯”国际商事模拟仲裁庭辩论赛等。而我国高校在最近几年也逐渐注重参与国际模拟法庭竞赛，如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最近几年参加杰赛普国际模拟法庭大赛的队员，多数毕业后都就职于国际组织、跨国律师事务所或出国深造。并且这些国际模拟法庭竞赛日益受到众多跨国公司和世界著名律所的关注，甚至在比赛结束后直接向队员发出就职邀请。可以说，从今年来我国高校的一些具体实践来看，对于国际模拟法庭竞赛的参与，已经成为培养卓越涉外法律人才的重要路径。

摘要：农村合作金融以最大限度满足农民的金融需求为目标，是农民金融权利保障和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基本载体。目前，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法律制度存在理念滞后、立法层次低、体系凌乱分散、政府定位不合理、实施效果差、配套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亟待创新。我国应以普惠包容、金融公平价值为引领，完善合作金融立法，推进农村合作金融市场准入和退出、产权保护、内部治理结构、金融监管以及社员权益保障等法律制度创新。

关键词：农村合作金融；法律制度，现状；创新

农村合作金融是指农村弱势者为改善其生产生活条件，自愿入股，民主管理，通过资金互助和联合增信从事货币信用活动，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互助性、非营利性的金融组织形式和资金融通方式的总称。农村合作金融天然具有普惠制的金融道德理性，是实现农村普惠金融建设目标的基本途径。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万人，占总人口49.68%，农村人口是50.32%。我国人口仍有半数为农村户口，农村金融的发展自然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一个不可避开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金融体制在政府引导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当前经济形势快速变化、社会经济环境愈加复杂与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如何继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依然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是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鲜明提出的国家政策。自1848年德国成立世界上第一家合作金融组织———拉夫森（FriedrichRaif-feisen）信用合作社以来，合作金融经历了150多年的发展历史，而且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合作金融组织都广泛存在。目前，以信用合作社（CreditCooperative）、合作银行（CooperativeBank）或信用合作社联盟（CreditUnion）等为主要形式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金融制度虽起源于西方，但在东方文化中也显现出较好的成长性，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建立起了较成功的合作金融机构和组织体系〔1〕。农村信用合作组织的出现与兴起，填补了我国农村金融服务的空缺，也完善了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合作金融。合作性金融不以盈利为目的，其主要目的是满足社员的信贷需求和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这就为我们发展农村金融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思路。为了保障我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健康、稳定发展，制定相关法律是一个不能避开的问题。

一、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法律制度现状

（一）农村信用合作社法律制度。农村信用合作社指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由社员入股组成、实行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农村金融的基础力量。我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始于20世纪50年代。作为农村地区的正规金融机构，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农村金融领域的重要性毋容置疑。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金融的供给与金融需求的矛盾逐渐加深，农民作为农村金融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他们的金融利益相比城市居民却更难以得到同等的保障。为了支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我国制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自2007年开始实施，农信社在实际操作中也能适用《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相关法律。但反观其立法体系，我国专门的、独立的农村合作金融法仍然缺失，相关法律法规也依然存在着诸多不完善之处。如法律体系不完善，规范效力低下，不同法律之间甚至存在冲突，监管措施不到位立法规范无法落到实处等种种问题，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法律制度现状较为严峻。2012年3月5日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再次提议制定专门的《农村合作金融法》，专门的信用社立法迫在眉睫〔2〕。（二）农村资金互助社法律制度。农村资金互助社是指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由村民和农村小企业自愿入股组成，专门为出资社员提供信贷服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区互助性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国银监会于2007年制定了《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该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农村资金互助社在我国的合法地位。农村资金互助社，顾名思义强调的是合作互助，其活动前提是主体自觉将资金、劳动力或是其他生产资料作为股份入股并且在活动过程实行民主管理，其自由程度较大，参与主体自主劳动，自主经营，能够充分发挥参与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从而自个体到整体实现较大的收益。目前，我国农村资金互助社制度存在着容易出现信用风险、外部内部监管不完善易出现腐败等问题。在这种条件下，我国可以考虑尝试参考发达国家所具有的完备法律法规体系规制合作金融组织，结合我国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发展现状，吸取国内金融改革的教训，借鉴先进国家的发展经验，从而构建农村资金互助社监管制度安排以及法律框架〔3〕。而信用制度的建设也会涉及其他如银行贷款等金融活动，建立相关信用制度势在必行。（三）农村合作性民间金融法律制度。自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地位在我国得以确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蒸蒸日上，近年来，我国民间金融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景象。然而自古以来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生产较其他产业来说所得效益与投资成本的投入之比较低，且周期长、风险较高，因此我国农村地区金融市场资金长期缺乏。而农村合作性民间金融恰好能够弥补农村金融活动中资金的缺位，其主要表现形式在于资金在提供者与需求者之间直接完成流通或是由资金需求者通过民间金融中介机构与资金提供者间接完成资金转移。众所周知，民间金融完全建立在“以信为本”的基础上，民间金融市场安全形势仍然不乐观。目前我国对民间金融采取严格打击政策，制定了《关于严禁擅自批设金融机构、非法办理金融业务的紧急通知》、《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法规，不承认其合法地位。因此，我国规范合作性民间金融的法律法规依然处于缺失状态，立法方面的不严格已经影响到了农村地区金融发展，各类非法集资、地下钱庄洗钱犯罪案件层出不穷，甚至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金融秩序。由此，农村合作性民间金融法律制度存在的空缺亟待填补。

二、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法律制度存在问题

摘要: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同时依然存在一些严峻的问题。成绩不容否定，不足不能掩盖。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思考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领导干部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有的甚至是法律专业毕业、从事法律工作的领导干部以身试法，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严重的伤害，败坏党和政府的声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盼,让自己失去为党和人民服务的机会？原因是多方面的，原因之一在于部分领导干部缺乏对法律的起码信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维护法律的尊严、严肃性和权威性，关键在于领导干部先信仰法律，继而带动民众对法律的信仰。因此，培育领导干部的法律信仰，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本文拟从法律信仰的含义、培育领导干部法律信仰的重要性和路径做一些探析。

关键词:领导干部;法律信仰;培育

同志曾说：“党的路线方针确立之后，领导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1]领导干部在我国各项事业中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领导干部的法律信仰情况深深地影响着我国各项事业的进展。当前，我国正在全力以赴地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导干部的法律信仰缺失，不利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战略，不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因此，我们必须要把培育领导干部的法律信仰这项工作放在重要的地位上，并且把它做好。

一、法律信仰的含义

经过查阅《现代汉语词典》，信仰是指“对某人或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或指南。”[2]因此，法律信仰的含义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内心上相信和尊敬法律，二是行动上要以法律为准绳，做到遵纪守法。这两个方面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学法，懂法，是内心上相信和尊重法律，拥有法律知识的表现；用法，守法，是行为上以法律为准绳，遵纪守法的表现。通俗地讲，法律信仰是指对法律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培育领导干部法律信仰的重要性

【摘要】高职院校是培养专业技术一线人才的摇篮，高职院校学生的行为、心理都关乎到国家未来的建设与发展。近年来高职院校学生违法乱纪行为时有发生，并呈现上升趋势，这里面有学生自身的因素，也有校方疏于管理的因素，更有法律课程教学没有起到应有的教学效率的因素，本文就高职院校法律课程教学效率的提升路径做简要阐述。

【关键词】法律；教师；高职院校；学生；法律课程

建设法治国家，实现依法治国，是我国一直以来都在实践的治国方针，任何社会要想实现公平、安全、和谐的环境都离不开法律。我国历来都重视思想道德教育，在学生全面发展里面“德”居首位，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道德教化一直是规范人们行为举止的方式。而这种方式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构建和全球一体化的快速进程，在某些方面对人们的约束就比较薄弱了。我们看到很多高职院校学生对品德的理解都大同小异，这与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有关，可往往他们口中说的与具体行为并不一致，这就是教师在对学生进行教育时常常面临的尴尬，道理都懂就是不做。这实际上是我国在法律教育方面普及不够造成的，也就是学生们法律意识淡薄，道德教化里更多的强调的是如何做更好地向圣人迈进，而法律则规定了做人的底线。对于很多高职院校学生来说，被教化着如何做圣人，不如严格规定哪些行为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更实际也更容易执行。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让学生对法律心生敬畏，是校方的责任与义务，因此提升法律课程的教学效率势在必行。各个高校一直以来都设有专门的法律课程，不过在很多学校都是作为一种形式而存在，特别是以培养专业技能为主的高职院校，这一门课程更是成了学生逃课、睡觉的场所，校方的重视度也不够，因此要想提高法律课程的教学效率，首先要做出改变的就是高职院校自身。

一、实现依法治校，创建法制校园文化

依法治校是创建和谐校园的基础保障，是学校管理的重要内容。高职院校的依法治校就是要在法制观念下指导各方面的工作。这首先体现在学校对校内教职员工、教师及学生的管理上，如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其与国家的法律法规一致，在这些制度面前全体教职工与学生都是平等的，保障所有人的合法权益；对教师的资格认定、职称评定、职务聘任等问题采用公开公正的方针；学代会专项制度，学习管理制度，学生校内申诉制度和听证制度等保证学生享有的权利。然后就是对校规校纪的全面落实，不管是什么人触犯了校规校纪都要依照规定解决，在学生中树立“有法可依，依法办事”的形象，为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提供有利的环境。最后学校要加强法制宣传，使高职院校学生养成在法律意识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在“依法治校”、“以法育人”校规校纪教育下，创建良好的“法制校园”，对不良行为及时予以纠正，同时开展多形式的法制教育活动，让学生在实践模拟中充分感知认识法律，增强法律意识，形成法制校园文化，与校园其它文化相融合，共同构成和谐校园的组成部分。

二、完善法律课程教学内容

本文作者：林俏工作单位：东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作为二元结构的国家，我国既存在二元社会结构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统筹城乡发展是新一轮的制度变迁，是要打破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因此，统筹城乡发展必须要了解二元结构制度变迁的深层次原因，惟其如此才能为城乡统筹的制度创新提供指导。

一、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的原因

1．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是我国工业化战略选择的必然结果。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政府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宏伟目标。二元社会保障体系正是为适应工业化的要求而推出的举措之一。经过常年的战乱，新中国建立时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和世界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经济基础相当薄弱。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争取西方发达国家的援助是不可能的，而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依靠工业化实现了经济上的赶超。对于急于实现现代化的后发展国家，苏联的样板具有强烈吸引力，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决定了我国只能通过以牺牲农民部分利益为代价的二元社会制度，解决工业化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2．我国的二元社会结构决定了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系。建国初期，为适应当时的工业化路线配套出台了一系列城乡分割的社会政策。在户口政策方面，1957年12月18日中央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要求通过严格的户口管理，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1958年1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户籍管理以户为基本单位，1977年11月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提出了处理户口迁移的原则:“从农村迁往市、镇(含矿区、林区等，下同)，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从其它市迁往北京、上海、天津三市的，要严加控制。从镇迁往市，从小市迁往大市，从一般农村迁往市郊、镇郊农村或国营农场、疏菜队、经济作物区的，应适当控制。从市、镇迁往农村，从市迁往镇，从大市迁往小市的，以及同等市之间、镇之间、农村之间的迁移，理由正当的，应准予落户。农村人口之间的通婚，对有女无儿的户，应准许男到女家落户”，至此城乡二元基本社会结构基本成形。在劳动就业制度方面，根据国家统计公布的数字，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最高是在1952年为13.2%。当时我国城镇登记的失业人口(过去称待业人口)为376.6万人。由于农村人口盲目向城市流动，会进一步增加城市的就业压力，1957年7月25日政务院第146次政务会议通过的《政务院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指出必须大力说服农民，以克服农民盲目地向城市流动的情绪。《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城市各单位一律不得私自从农村中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招用临时工必须尽量在当地城市中招用，不足的时候才可以从农村中招用。另外，在农村建立起制度，三项制度相互配合导致我国独特的城乡二元社会格局。3．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决定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是当时政策选择的必然结果，实行城乡分化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建国后，由于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中央政府选择了前苏联模式，建立计划经济体制，要求城市和农村作为社会经济的两大门类的相对稳定，这是城乡壁垒的经济根源。由于实行以重工业优先的计划经济，社会结构使二元没有在工业化进程中实现由二元经济向一元化现代经济的转变，反而促使城乡壁垒固化起来。从工业化国家社会保障的发展历程来看，一般社会保障都先对城市企业雇佣劳动者实行，而后是工业反哺农业，实现农业经营的规模化以后，才有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并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农业国家，到1920年，农民占55.5%，1965年降到24.6%，1975年降低到13.9%。1811年英国农业从业人员比例为35%，1901年已下降到8.9%，1975年进一步下降至4.2%［1］。因此，先进工业化国家城乡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都间隔了较长的一段时期(见表1)［2］。在建国初期，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使国家以较低的成本，通过集体保障、土地保障以及“五保供养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救济制度”等，为农民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避免了我国农民盲目流入城市而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同时，农业又源源不断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和原料，从而促进了工业的快速发展。所以，城乡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促进了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但是，当前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要求。首先，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不符合我国宪法的规定，不符合公平的原则，也不符合人权的要求。其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不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由于进城农民不能为相应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所吸收，长期处于流动状态，由此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再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扩大了城乡之间业已存在的差距。由于在户口、就业、福利等方面的城乡差别对待的制度性安排，工农业产品之间存在严重的剪刀差，加之农民有各种税费负担，我国城乡劳动者的收入差别一直就存在，二元社会保障的长期存在又加大了两者之间的差距(见表2)。最后，二元的社会保障制度限制和阻碍了劳动力要素的流动，不利于全国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农村，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二元社会保障制度已不能适应我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要求，必须进行改革。

二、社会保障制度城乡统筹的实现条件

1．建立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依据。从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来看，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宣言中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成为世界各国关于基本人权的参照，《世界人权宣言》中肯定了社会保障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2001年2月28日决定批准我国政府于1997年10月27日签署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家公约》第9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第11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第12条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我国加入条约就意味着要受条约的约束。而公约中的有权享受社会保障的人既包括城市公民，又包括农村公民，都有权享受社会保障。2004年3月，宪法修正案将第14条增加一款，作为第4款，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我国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宪法依据，也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最高依据。这也要求要求政府应当履行上述宪法条款设定的国家义务，及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现行宪法第45条进一步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等也对社会保障作了原则规定。可见，构建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具有宪法和国际法依据。2．建立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经济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现价总量为34050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长速度为9.1%［5］。我国财政收入由1998年的9853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68476.88亿元，增长了6.95倍，其中中央财政收入由1998年的5483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35896.14亿元，增长了6.55倍;地方财政收入由1998年的8291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61202.04亿元，增长了7.38倍［6］。与农民收入增长相比，我国财政收入增长更快。农民收入也有较大增长2009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153元，剔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8.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实际增长9.8%［7］。目前，我国政府正在进行政府职能的转变，财政支出将由重视对经济领域的支出转到对社会公共服务的支出。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不只是支出结构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公共财政更多地关注社会公平问题，这些都为建立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持。3．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现实基础。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制度在城市已经普遍建立。虽然我国的城乡间存在着较大差距，城乡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运行的条件，管理上存在着差异，但是城镇和农村在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性质、具体内容、运行机制上均应当是一致的。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过程中积累的实践经验，对进一步发展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要价值。建国以来，我国在农村曾经建立的社会保障方面的制度，包括社会救济制度、“五保户”养老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都曾发挥积极的作用。目前，农村社会保障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尤其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都已经实现了广覆盖，为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农民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经过摸索、试验和创新，已经建立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社区保障制度，这些有益的实践为其他地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推行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到2009年底，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人数为8691万人，比2008年末增加了3096万人;全年共有1556万农民领取了养老金，比2008年增加1044万人;全年共支付养老金76亿元，比2008年增加33.8%［8］。截至2009年底，全国已有2291.7万户、4760.0万人得到了农村低保，比2008年同期增加454.5万人，增长了10.6%。全年共发放农村低保资金363.0亿元，比2008年增长58.7%，其中中央补助资金255.1亿元，占全国支出资金的70.4%。2009年全国农村低保平均标准100.84元/人、月，比2008年同期提高了18.54元，增长了22.5%。全国农村低保月人均保障水平68元，比上年提高34.9%［9］。

一我国司法裁判中法律解释的必要性及不当制约

概括抽象的法律只有经过解释才能成为具体行为的规范标准。在司法裁判中进行法律解释的必要性：第一，法官解释法律比立法者解释法律更具合理性。法律要素内涵的相对不确定性、法律漏洞、权力分立的要求使审判解释成为必要，同时审判解释是由法官的职责所决定。由于分权理论的存在，法官只有忠于法律文本，才能在制度环境中获得正当性，进而方可谋求解释结果的妥当性。法官总是希望被看成是适用而不是创造法律，由于法官绝对承认制定法的权威并在形式上忠于制定法，因此法官对法律解释有更高的积极性；法官以解决个案为己任，立法者将对某些问题进行价值判断的权力留给司法裁判，对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制定法来说，当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第二，证明裁判正当性。法律解释内在地包含于司法裁判当中，并作为裁判结果正当性的证明表现在裁判文书上公布于众，法律解释可以提供对司法裁判正当性的证明，并据以保障诉讼体制的良性运行。第三，解决案件实体问题，救济个案当事人。司法裁判必须通过法律解释方能进行，从而实现解决纠纷的诉讼目的。在诸如显失公平之类的情况下，法官须依一定解释规则进行个别衡平，以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

然而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以下对法律解释的不当制约：第一，观念上的制约：概念法学。概念法学强调法律的逻辑自足，崇拜法典，轻视司法，主张法官机械适用法律，否认司法的能动性。其影响主要有立法至上、司法不独立、审判功能残缺，法官非职业化，在实践层面上忽视法律解释；第二，技术上的制约：法律解释方法有限。在我国司法裁判当中，能够运用的法律解释方法相当有限，能得到普遍认可的仅有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及对不确定法律概念的价值补充，对于扩张解释、限缩解释、反对解释、法意解释、目的解释、对概括条款的价值补充及类推适用，实践中少有所运用。至于当然解释、比较解释、合宪解释及漏洞补充之诸方法，则更少运用。这样的情况极大地制约了法官在司法裁判中的法律解释，进而妨碍了司法目标的实现。第三，传统上的制约：简单归摄模式。简单归摄模式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对解释的详尽程度的制约，在简单归摄模式基础上形成的裁判文书样式及不完全公开理由的传统作风，则将法官对法律的解释限制在更狭窄的范围内。

二不当制约的解除

在法律解释的实际操作中只有将这些不当制约有针对性的一一加以解除，代之以合理的制约，才能在充分考虑个案正义的同时，又防止司法专横。

1消除概念法学在司法实务中的影响

本文作者：李会兰工作单位：海南大学法学院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且复杂多样，业已成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最大障碍。人类对资源环境的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增加，人类为此不合理地开发利用环境资源，又造成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尤其是沿海国家的海洋生态环境状况令人担忧。与此类比，在环南海各国加快开发南海资源步伐的情况下，除引发南海主权纠纷问题之外，南海海洋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也相当严重。为此，我国作为南海主权的拥有者，在诸多国家随意开发南海资源并造成南海生态破坏的现实情况中，在坚决捍卫南海主权的同时，运用法律手段，建立南海海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消除南海海洋生态补偿在实践中的不连续与不规范性，对维护南海生态环境平衡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海洋生态补偿与我国海洋生态补偿法律现状

生态补偿是当今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对其实践运用也越来越广泛。正如其它热点问题一样，学术界对于生态补偿的定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能达成规范统一。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本学科的需要，对生态补偿从各学科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和定义，法学家也是如此。例如李文华将生态补偿归纳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的生态补偿包括污染环境的补偿和生态功能的补偿，即对损坏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或对保护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补偿，以提高该行为的成本或收益，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狭义的生态补偿是指生态功能的补偿，即通过制度创新实行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让生态保护成果的受益者支付相应的费用；通过制度设计解决好生态产品这一特殊公共产品消费中的“搭便车”现象，激励公共产品的足额供应；通过制度变迁解决好生态投资者的合理回报，激励人们从事生态保护投资，并使生态资本增值的一种经济制度。又如费世民等人则认为生态效益补偿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即为了控制生态破坏、遏制资源衰竭而征收的费用以及类似生态效益补偿的资源补偿费。由此可见，法学意义上的生态补偿，它并不是通常人们理解的一种为保护资源环境而调动生态建设积极性、促进环境保护的利益驱动机制、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等经济手段，而可被认为是国家或社会主体之间的一项约定、并通过此项约定实施的补偿性措施，运用一定的法律手段来惩罚生态环境破坏者，通过对环境破坏者收取一定的费用给予保护生态环境者一定的补偿，从而体现生态责任和生态利益的公平分配，实现生态正义，并达到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性的目的。为此，所谓生态补偿是指自然资源使用人或受益人在合法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对自然资源所有权人或对生态环境保护付出代价者支付相应的费用，其目的是支持和鼓励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而非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同理之下，海洋生态补偿，则指“海洋使用人或受益人在合法利用海洋资源过程中，对海洋资源的所有权人或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付出代价者支付相应的费用，其目的是支持与鼓励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行而不是一味地向海洋索取经济利益”[1]。由生态补偿在法律界产生的是生态补偿法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是“国家为了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公平正义，实现世代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依照生态规律，通过法律法规建立起来的，对人们在生态补偿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主要包括国家的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及其他政策倾斜制度、生态审计制度、生态税制度、生态补偿基金制度、生态补偿费制度以及生态补偿的责任制度等，是环境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我国引进生态补偿尤其是生态补偿法律等概念时间较晚，虽然现在全国统一的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尚未能够建立起来，但对制定生态补偿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尝试发展迅速。我国在1996年8月的《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要建立并完善有偿使用自然资源和恢复生态环境的经济补偿机制”，并确定了“利用者补偿”的生态补偿原则。随后在《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矿产资源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水土保持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法律修订制定中在各自领域对生态补偿问题作了一些规定。特别是在2005年《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等关系中国未来环境与发展方向的纲领性文件中,都明确提出要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这为生态补偿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除此之外，有些省份也对此进行一些探索。例如江西在2005年颁布了《东江源区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实施方案》,海南在2008年出台了《关于建立完善中部山区生态补偿机制的试行办法》。但从这些相关的文法中发现的问题是，现有的生态补偿实践主要集中于陆地以及河湖等淡水水域,对海洋生态补偿涉及较少，主要集中在渔业资源管理和海洋生态保护领域。例如《渔业法》规定可以向受益的单位和个人征收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专门用于增殖和保护渔业资源。具体到南海海洋生态保护方面,主要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海沿岸各省区开始了人工增殖渔业资源和进行人工鱼礁建设。海南省自1999年提出生态省建设规划,到2006年,投入财政资金达120多亿元用于退耕还林、水土流失、采空矿区生态恢复和海洋生态保护等方面,近几年又从财政拨出专项资金,实现全省海防林断带合拢、窄带加宽、残带增强,全面恢复海防林的生态功能[3]。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二、建立南海海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南海是亚洲三大边缘海之一，北接中国广东、广西，属中国海南省管辖。南缘曾母暗沙，为中国领土的最南端。东面和南面分别隔菲律宾群岛和大巽他群岛，与太平洋、印度洋为邻，西临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为面积3,500,000平方公里（1,351,350平方哩）的深海盆。当前，由于南海特殊的地理位置与丰厚的资源，环南海各国争相掠夺南海资源，南海生态环境破坏十分严重。因此，建立南海海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具有重要的紧迫性。具体表现为：首先，南海海域地理位置显著，资源丰富。南海是中国最深、最大的海，也是仅次于珊瑚海和阿拉伯海的世界第三大陆缘海。南海位居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航运要冲，在经济、国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南海位于中国大陆的南方。南海北边是中国广东、广西、福建和台湾四省，东南边至菲律宾群岛，西南边至越南和马来半岛，最南边的曾母暗沙靠近加里曼丹岛。浩瀚的南海，通过巴士海峡、苏禄海和马六甲海峡等，与太平洋和印度洋相连。南海蕴藏丰富的资源。数据显示，南海海域有含油气构造200多个，油气田大约有180个，大概在230亿至300亿吨之间，相当于全球储量的12%，约占中国石油总资源量的三分之一，有“第二个大庆”之称。仅仅在南海的曾母盆地、沙巴盆地和万安盆地的石油总储量，就将近200亿吨。这个区域里边一半的石油天然气储量分布在中国所主张管辖的海域之内。同样，西沙群岛、中沙群岛的水下阶地也有上千米的新生代沉积物披复，这些沉积物与我国北部湾、海南岛的新生代沉积物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也是大有希望的海底石油和天然气产地。海底资源还包括有各种金属矿产资源，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海洋开发的深入，西南中沙群岛海底资源有着非常广阔的开发前景和巨大的利用价值。西南中沙群岛岛礁上绮丽的热带海岛环境和海域中波澜壮阔的自然景色是开发海洋旅游的潜在资源。现代科学还发现海洋蕴藏巨大的潮汐能、波能、温差能、密度差能、压力差能等海洋动力资源，若能科学地加以利用，其社会和经济效益将不可估量。其次，南海海洋环境损害严重。随着海洋开发活动的纵深发展,人类利用海洋的能力与日俱增，环南海各国都加快了对南海的开发,导致了南海海洋环境的恶化。目前南海的环境污染主要包括三种:一是环南海周边各国陆源污染,即各国排入南海的废物、废水等；二是在开发南海海洋资源的过程中引起的环境污染如各国对海底油气、矿产资源的开发所造成的污染；三是48大量的航行于南海的船舶所造成的污染。南海海洋环境恶化的制度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首先,从国际而言,目前环南海周边各国还没有建立有效的南海开发、保护机制,对各种开发行为缺乏有效的约束手段,各国都是开发利用得多,保护得少。其次,从国内而言,环南海周边各国的环境保护措施大都还停留在排污收费等传统惩罚性措施上,而对生态补偿等正面激励措施的运用还很有限,无法有效解决海洋环境保护的公共性和外部性问题,因而保护效果不够理想。因此,解决南海海洋环境问题,一方面有赖于环南海周边各国建立统一的南海开发、保护机制,约束各国开发利用南海的行为；另一方面有赖于环南海周边各国内部建立海洋生态补偿制度,实现南海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南海海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缺失。海洋生态补偿的立法几乎空白,仅有些地方性法规对此有一些模糊规定。比如《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建人工鱼礁保护海洋资源环境的决议》、《广西壮族自治区渔业管理实施办法》中有关建立人工鱼礁、人工增殖放流苗种各级人民政府应在资金、技术和物资上给予支持的规定、《海南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定》、《海南省珊瑚礁保护规定》对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保护珊瑚礁等行为做出显著成就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的规定等等。《渔业法》中规定可以向受益的单位和个人征收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相比其它领域，这一简单规定已经落在了后面。生态补偿涉及不同主体、不同区域间的广度利益协调,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需要多方的协调、监管，因而需要完备的法律制度保障。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技师类院校一直肩负着为企业生产一线培养掌握一定技术和技能人才的历史重任，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缺少真正能从实践动手、具有高技能水平的一线操作人员的瓶颈问题，为我国职业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时代的进步，由于受到学制和社会就业压力等多种因素影响，技师院校的法律教学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一、技师院校系统法律教学改革的背景与理念

当今中国，青少年的法治教育正受到高度关注，并被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进行系统化构建与谋划。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思想要求,同时提出了全民守法的理念。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的《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案》中明确指出，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2015年制定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2016年提出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意见。由此可见，当下中国对法治教育与国民教育相关性的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态度。由于学制和社会就业压力等多种因素，技师院校以学生就业为导向，学生在学校修完专业课程后步入社会，大多成为生产一线的劳动者。使技师院校学生践行法治理念，养成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对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减少劳动纠纷、提高自身的生存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与我们临海相望的日本，二战以后，为了使国内经济快速发展，曾忽视专业技能以外的法治教育，一度导致较为普遍地出现打架斗殴、敲诈勒索、绑架、杀人等校内暴力以及网络犯罪现象。在经过一系列极端的管理甚至体罚方法，造成了教育的极端僵化，反而阻碍了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发展，形成了恶性循环。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进行了两次大规模青少年法治教育改革，效果显著。日本学校将“培养适应自由公正社会的法律观点”作为法律教育的根本目标，采取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学校和学生互动的改革思路。一方面，就行政机构而言，主管教育的文部省和主管法律的法务省相互配合，共同承担改革任务。文部省于2007年、2014年先后两次对2002年4月实施的《学习指导要领》进行修订，提倡“期望在学校教育中充实有关司法的学习机会”。法务省先后成立了法务省法律教育研究会、法律教育推进协议会，对学校法治教育进行调查研究。另一方面，就社会角色互动而言，法学家、教育家、法律实务人士也群策群力，为日本青少年法律教育改革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技师院校法律教学现状分析

（一）技师院校学生学习积极性有待提高。技师院校的学生可塑性强，活泼好动，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和适应能力都很强。但是，学生的入学成绩相对较低，甚至没有成绩，大部分学生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方法欠缺，自我约束力较差。学生对于理论课学习积极性普遍不高，缺乏依法规范自身行为、分辨是非、运用法律方法维护自身权益、通过法律途径参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意识和能力。（二）技师院校法律教学师资队伍建设有待提高。目前技师院校的法律专业教师较少甚至没有，而仅有的法律专业教师基本都是应届毕业生直接进入学校参加工作，因为缺乏相关培训和实践经验，无法切实提高法治教育的质量和实效。有的学生在毕业之后竟不知道如何签订自己的劳动合同，还有的连“五险一金”是什么都不清楚。（三）技师院校法律教学方法有待拓宽。目前大多数技师院校的法律教学工作，教学地点仅仅局限于课堂，主要采用的授课方式还是教师为主导的理论传授模式，或辅之以举例方式。在书籍缺乏的年代里，这种传统理论的讲授课方式曾经风光无限，教师通过念讲稿传授知识。但在21世纪计算机互联网普及的今天，采用单一的“课前知识点提问→新课讲授→穿插案例→教师提问→知识点总结→布置作业”的教学流程，很难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的积极性。学生们间隙屡有玩手机、睡觉的现象发生，课堂气氛平淡，课后学生只是注重概念和原理的记忆，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低，教学效果不明显。一堂法律课学习下来，学生就像在走流程一样，根本达不到应用于实践的目的，更无法使学生理解、认同法律背后的价值、宗旨，亦无法培养法治意识。

三、探寻技师院校系统法律教学改革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