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机制范文10篇

本文作者：项贤国工作单位：唐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法学系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指国家为了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对公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使公民在年老、疾病、失业、灾害、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基本物质生活保障的制度。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1]。由于受到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制约，在目前二元经济结构的背景下，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仍是城乡二元格局，这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利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实现。本文探讨当前河北省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加快构建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一、制约因素

1.责任分担不清在现行已经确立并被认同的责任分担机制下，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责任主体之间缺乏有序的利益博弈机制和对话平台，导致政府与企业、社会、个人的责任边界不明晰。各级政府社会保障责任不明确，地方政府的筹资积极性不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没有明确的职责划分，中央政府的财政压力太大，有的地方政府缺乏承担责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河北省虽然是一个经济大省，但经济发展不均衡，有的地方政府财政资金充分，在农村已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推行城乡统筹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相对较容易。对于经济不发达地区，构建城乡统筹社会保障制度时缺乏充分的资金保证，政府财政补贴较少，公民参加社会的积极性不高，使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呈二元发展模式，成为河北省构建覆盖城乡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主要障碍因素。2.筹资机制不顺现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模式下，城市社会保障费用主要由政府、企业、个人三方共同筹资，对于农村地区，则主要由政府和个人承担社会保障费用。这种模式会导致一些盲区，城市居民中有一部分人没有工作单位，则只能靠政府和个人缴纳费用，但个人往往收入较低或没有收入，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可能参加不了社会保障。对于农村地区，农民收入不高，参加社会保障的积极性也不高，为了吸引农民参保，政府投入大量的财政，但资金总额有限。仅靠政府的财政支持，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且范围较窄，目前主要集中在构建新型养老和医疗保险上，而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制度并未建立。可见，单纯依靠政府的财政资金构建城乡统筹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显得特别乏力。3.立法严重滞后在当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下，法律应当为城乡统筹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保障，但迄今为止，河北省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与改革，一直依赖政府的决策或指标来推动，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地方政府的随意性和主观性较强，缺乏有效的激励监督机制。虽然2010年10月我国出台了社会保险法，但立法主要规范了城市的社会保险制度，农村社会保险制度主要由国务院另行规定，而除社会保险法外尚没有其他任何社会保障法律。社会保障在城市推行得较好，但在农村的覆盖面很窄，社会保障的立法层次较低，农村社会保障的有效供给完全不能满足快速发展的农村社会需求，这主要是因为农村社会保障法制环境的缺失。在这种立法框架下，河北省城乡统筹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体系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4.经济模式制约我国现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呈城乡二元结构状态，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城市社会保障水平远高于农村，社会保障资源分配严重不合理，尤其是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制度。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基本健全，而农村地区尚未建立完整的社会救助和福利制度，使农村贫困人口和城乡边缘性群体生活越来越困难。河北省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随着沿海区域经济和城市工业的发展，城乡经济差距日益扩大，导致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不均衡，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严重制约了城乡统筹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发展，必须破解二元城乡结构，大力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促使城乡社会保障均衡发展。

二、有利因素

1.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可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在环渤海经济区域和京津冀一体化经济发展政策的推动下，河北省重点推进首都经济圈发展，加快保定、张家口、承德开发建设，推动河北北部经济发展。同时在国家支持下，重点发展唐山曹妃甸和沧州黄骅港区建设，促进沿海经济快速发展。此外，河北还是能源大省，积极利用资源优势，推动企业整合，发展规模经济效用。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城乡统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所需资金可以得到有效地保证。2.基层组织工作网络可提供良好的组织保障在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机制上，基层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保障中的家庭收入核定、张榜公示、组织评议等方面必须由基层组织负责。河北省在城镇居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已经初步建立了基层社会保障组织工作的网络。基层确立了专门的机构，由专人负责社会保障工作，同时对基层社会保障工作人员进行专门培训，提升素质，建立社会保障工作机构上下联动的统一网络。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建设则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为基础，政府主导，确立了社会保障组织的工作网络。在推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时，财政、民政、住房、教育、医疗、司法等政府部门应各司其职，负责相应领域的社会保障工作，为城乡统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提供了较好地组织保障。3.社会保险法的出台可提供一定的法制基础经济基础决定法，同时法对于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并通过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统一规范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业务流程，是构建城乡统筹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重要保障。2010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了《社会保险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改变了以前社会保障制度多是以法规、规章和政策来规范的局面，这是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发展的重大突破。《社会保险法》较全面地规定了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险制度，同时兼顾了农村社会保险制度，从社会保险的基本内容到保费征缴、经办、监督等方面规范了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立法相对较完善，为城乡统筹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了强有力的立法基础。

本文作者：姚莹焦杨工作单位：吉林大学

能源是人类赖以生活与从事生产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之一，①对于一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有着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东北亚地区是当今与美国、欧盟并列的世界三大能源市场之一，东北亚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扩大区域内各国对能源的需求，因此，目前各国都面临严峻的能源安全问题。尤其是作为能源消费与进口大国的东北亚核心国家——中日韩三国，在能源问题上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冲突和激烈的竞争，进而可能危及东北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与此同时，东北亚国家在能源领域又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与比较强烈的合作意愿，因此有进行深入合作的现实需要与可能。以合作代替竞争，实现多边共赢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驱动力。相较于全球性安排的共性做法以及双边安排的个案解决方式而言，区域性安排可以承载更多的个性内容，更能适应本区域的要求，更能弥补全球化安排下的疏漏以及双边安排下的局限。[1]因而，建立一种稳定的区域能源合作机制无疑是东北亚区域内国家进行能源合作的一种最优选择。

一、研究的起点：东北亚区域能源格局

②首先，东北亚区域能源资源分布不均衡。在东北亚国家中，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俄罗斯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二，石油储量居世界第八，是世界第二大原油生产国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且其能源资源80%分布在处于东北亚区域的东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开发潜力极大。[2]（P90-91）然而俄罗斯的主要问题在于油气工业严重老化，更新改造需要大量的技术设备投资，而俄罗斯自身财力有限；油气工业大部分被私人掌握，不利于国家运用能源杠杆获得更多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等。[3]与此同时，区域内其他国家油气资源贫乏。中国、朝鲜、蒙古都是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国家，油气资源储备有限，且勘探开发难度很大；日本、韩国油气资源极其贫乏，其国民经济发展所需的能源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其次，东北亚区域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中国、日本、韩国都是能源消费和需求的大国，并且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三国对能源需求也在迅速上升。根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在21世纪的前30年，环日本海地区能源的需求增长将最快，可达8％至10％。2020年亚洲的石油需求将占整个世界石油需求的45％。[4](P427)与此同时，中日韩三国能源对外依赖程度非常高，中日韩分别为世界第二、第三和第七大石油消费国。③日本、韩国的石油消费几乎百分之百地依赖进口，而且还是世界第一、第二大天然气进口国，并且石油和天然气进口三国都过分依赖中东。据国际能源机构统计，到2010年，就整个亚太地区来讲，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将超过90％。[5](P22-25)此外，中日韩三国的石油运输都依赖马六甲海峡，三国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程度分别达到85.7%、90.6%和87.3%。[6]再次，东北亚区域国家在国际能源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作为区域内主要的能源进口国，中日韩三国都面临着严峻的“亚洲溢价”问题，为此被迫支付超出石油通常价格的额外成本。长期以来，日本和韩国都把保证经济发展所需能源的供应安全作为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7]随着近年来中国对能源需求的激增，为了保证本国充足的能源供给，日本、韩国倾向于采取排他性竞争手段，即通过单方面为能源供给方提供高额优惠价格或条件来排挤竞争对手。毫无疑问，这样的竞争对于能源高度依赖进口的东北亚国家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很可能使得东北亚国家陷入竞相加价的恶性竞争，这样既不利于东北亚各国的长期稳定发展，也不利于东北亚地区的共同繁荣。[6]“亚洲溢价”的存在，使该地区石油消费国每年向产油国多支付50－100亿美元。[8]作为区域内主要的能源出口国，俄罗斯的问题主要在于其经济对能源出口具有较强的依赖性，④并且能源出口市场单一，主要是欧洲市场，⑤这制约了俄罗斯同欧洲能源进口国的议价余地，不利于获得稳定的出口收入，更容易受到国际政治形势变化的影响，从而给国民经济与政治发展带来潜在风险。最后，能源分布的不均衡及恶性竞争加剧了东北亚区域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其中关注度最高的是中日东海油气田之争。东海是一片由中、日、韩三国领土环绕形成的半封闭海域，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拥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1968年10月在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ECAFE）成立的“联合国勘探亚洲海底矿产资源协调委员会”赞助之下，由美国地质学家埃默里（K•O.Emery）为首的中、美、日、韩四国的12位地质学家，在东海与黄海进行了6周的地球物理勘测，勘测报告《东海和黄海的地质构造和水文特征》于1969年出版。该报告对东海石油蕴藏作了乐观的估计，提出在东海中日韩大陆架交界处存在着世界上最有希望的尚未勘探的海底石油资源，由此引发了三国围绕东海油气资源的争端不断升级。[9]“日本和中国都决定在富产石油的东海海域和它们之间的战略运输线使用强硬手段。”[10]除了中日之外，中韩、日俄也存在着领土之争。

二、建立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的现实性分析

（一）建立东北亚能源合作组织的可能性

本文作者：赵爽易崇艳工作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物质保障。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能源生产总量和能源消费总量也呈同比高速增长的态势，人们的生产、生活对能源的依赖程度日趋增强。有限的能源资源和人们日益膨胀的能源需求之间存在的矛盾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在社会生产分配过程中，能源及能源产品所产生的利益更多的是由工业、城市、居民所享有，而农业、农村和农民等弱势群体所获得能源利益却是很少的一部分。能源供需矛盾和能源利益分配问题的处置不当会使社会贫富差距问题进一步加剧。从法律制度供给公平的角度去关注用能弱势行业、弱势地区和弱势群体，尝试以有效的制度供给保障能源利益的公平分享极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能源利益公平分享之理论探究

基于人们对利益的不同解读，人们对于能源利益的界定也因标准的不同而难以有一个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鉴于自然资源具有多种功能，而其中及其重要的当属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能源利益可以根据其价值属性的不同主要分为能源经济利益、能源生态利益（或称能源环境利益）。所谓能源经济利益，就是能源开发者、生产者、经营者和利用者在一定社会生产基础之上通过利用能源获得的满足特定群体经济需要的正向功效；能源生态利益则是能源利益相关者在能源开发、生产、经营和利用过程中对生态环境所产生的影响或功效。在我国的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我们往往过多重视了能源经济利益的发掘，而对于能源生态利益的维护关注不够，同时在能源经济利益的分配和能源生态负外部性的负担上也长期存在不均衡的情况。能源供需矛盾、能源贫困、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问题的背后映射出的实质问题是能源利益的分配不公。在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之下，能源利益的公平分享应该兼顾正义性、可持续性、安全性的价值需求。能源利益公平分享的正义性，旨在平衡能源分配冲突，对能源供需市场进行调控。能源利益公平分享的可持续性，实质是保证社会整体的能源供应处于良好状态，使其能够持续性地满足不同区域、行业和不同群体间的能源需求并不剥夺后代人发展对于能源的合理需求。能源利益公平分享的安全性，则要求解决能源有效供给经济发展的同时，解决能源环境利益分享和生态成本负担的外部性问题，在实现能源经济安全的同时实现能源生态安全。［1］葛德文认为，正义的原则就是一视同仁。［2］因此，衡量正义与否的标准关键在于利益的分配状态，在正义的天平中，任何过多获取利益的行为都将破坏天平的平衡从而成为非正义的行为。罗尔斯的正义论则强调社会正义的实现应实行“最大的均等自由原则”和“差异原则”，［3］可见正义原则的基本要求即是社会成员能够平等地分配权利和义务以及由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和负担；而分配制度应当给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带来补偿。［4］上述理论投射到能源领域即可以析出能源利益公平分享的实质内涵：首先，对于保障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日常生活所必须的能源供应，应在社会分配中最大限度地追求正义原则的实现，使能源利益相关者能公平合理地分享由能源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和负担维护能源生态利益的成本。无论是在不同的行业之间、不同的群体之间、不同的区域之间都应该最大限度的实现正义价值。其次，要保持能源利用的可持续性，既要满足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产生活的能源需求，又要满足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生产生活的能源需求。能源利益分享的过程中，应注重能源利益分享与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存，能源利益的分享不应对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构成威胁，更不应该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能源利益的公平分享应将能源利益的生态价值作为基础价值因素来考虑。

二、我国能源利益分配不公的现状及其成因分析

（一）我国能源利益分配的现状及问题1．区域能源利益分配不公我国的能源工业产业主要分布在东部及东部沿海地区，这些地区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建设中得到了国家较多的能源分配。长期以来，我国工业的能源消费总量远远高于农业的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增长的经济和消耗巨大的能源使这些东部城市发展迅速，但我国西部边远地区却由于没有工业产业带动这些地方的经济增长，人们仍然依靠传统落后的农业维持生计。长期以来的高能耗发展模式将能源利用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更多地留在了东部地区，而将能源开发带来的生态负担留给了西部地区，使西部欠发达地区难以公平分享到社会改革带来的一系列成果。［5］以西气东输为例，其目的是促进我国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带动东、西部地区经济共同发展。但在能源开发利用的过程中，能源产地往往会出现“富财政而穷百姓”的问题，而问题的背后是中央与地方、收益与分配、开发与保护之间的艰难博弈。在处理地方政府、企业和当地人民的关系时，需要做好能源开发利益的分配制度。［6］2．城乡能源利益分配不公由于资源分布、能源运输、社会经济的发展等诸多因素的不平衡，目前中国农村人口为7．2亿，约占总人口的56％，农村生活用能中，薪柴秸秆和煤炭分别占52％和34％，各类清洁能源比例仅有10％左右，农村能源供给能力不足、消费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十分突出。同时，我国农村能源的消费水平相对城市而言很低，人均用能仅为城市的1／3左右。在近8亿农村人口的消费群中，煤炭、成品油和电力等商品能源约占全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23．2％。［7］且农村能源发展还面临煤炭和液化石油气等常规能源供应网点和服务站点分布不足的问题。此外，农村还缺乏户用沼气、太阳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配套技术服务体系。农村能源贫困问题背后的实质就是我国能源商品利益的分配不公。3．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能源利益分配不公城乡二元结构的积弊使农民与市民没有得到平等的能源福利社会保障。农村的经济发展、能源管理、能源建设、能源服务都滞后于城市。以农村电网为例，首先，农村电网装备水平落后，科技含量较低，从而导致农村电网电压不稳定，线损率高，安全用电成为问题。其次，农村电工人员职业技能欠缺，服务水平不高，农村电网已成为当前各级电网中最易发生事故的区域。农村电网随着国务院确立的农电“两改一同价”的改造，虽然改变了农村城市两种电价的境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有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正视。（二）我国能源利益分配不公的成因分析1．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对能源利益分配的影响———能源利益博弈中的权利倾斜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决定了我国的能源发展战略。工业用能在一、二、三产业和生活用能中所占能源消费比例居高不下、明显偏高。这是由于我们国家一直以来的能源建设和能源服务都是围绕工业发展和经济建设展开的。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我国的能源利益分配在“农业支持工业建设，当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工业再反哺农业”政策方针的影响下也存在着明显的倾斜。为了“保增长”，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国家大量能源利益都调配给了工业。这种能源利益分配模式可以说是受政策影响的产物，成为过往能源发展战略的主流趋势。在我国建国初期行政权力直接倾斜性介入的能源利益分配模式确实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使国民经济得到快速的增长，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积弊。改革前的行政性能源分配，推动了我国城市和农村两种截然不同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农村的能源供给让位于城市能源供给，农村的能源基础设施落后于城市的能源基础设施，农村能源贫困和经济落后。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对能源利益分配的影响也并不乐观，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发展，使农民和市民形成了两种不同的阶层，市民在工业化发展和经济建设中享受了更多的利益，他们拥有较好的能源基础设施，得到更多的能源供给保障，获得更多的机会创造经济财富，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的农民，其能源利益基于其经济上的弱势地位更难得到公平合理的保障了。倾斜的战略布局在加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的同时，也造成了能源利益分配在区域间的不公平。2．能源立法的价值定位及其对能源利益分配的影响我国城市建设在加速的工业化进程中迅速发展，“两高一低”的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输血式”地将大量的能源输送到高速发展的工业和城市建设中去。为保障高速的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能源供应便成为我国能源立法的价值定位，并长期影响着我国能源利益的分配。在我国能源立法漫长而曲折的行进过程中，前期的能源立法多为政策性文件和行业法规，如《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等，一直缺乏宏观层次上统筹全局的能源基本法。从“一五”计划到“七五”计划的能源政策和相关法规可以看出，我国的能源建设和能源产业发展都是为了我国的工业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农村、农业、农民的能源利益没有得到合理公平的保障。［8］能源建设的长期工业服务倾向和城市偏好所形成的优先保障工业和城市的用能需求，也体现了这一时期能源立法方面的偏失。在“六五”计划中对农村能源问题忽略的境况有所改善，初步确立了农村能源政策的框架，开始对农村能源问题加以考虑。直到“十一五”计划，农村能源基本上朝着商品化、产业化的方向发展，并一直在能源节约和能源可持续发展方面曲折式探索前进。由能源消费产生的温室气体引发的全球变暖问题使得国家能源问题国际化，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农村能源被要求为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做贡献，农村能源政策目标进一步多元化。能源立法价值定位的模糊使得能源利益实现公平分享的状况堪忧。此外，我国能源法律制度的体系性缺陷也是导致我国能源利益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如《能源公用事业法》的缺失，使能源供求环节和能源公用事业得不到合理有效的调整和规范；《能源法》意见稿虽早已被提上立法日程，进展却一直十分曲折，使我国至今未有统筹全局的能源基本法。能源输出地与能源使用地之间所获取的利益不均衡、城乡建设的悬殊发展、农村生产生活用能紧缺、对农民能源利益需求的忽视、均缺乏有效的法律对其加以规范。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以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产生的矛盾；高碳能源的大量使用与节能减排之间的矛盾等，其实质往往都是特定的能源利益群体通过挤占用能弱势群体、弱势行业和弱势地区的能源利益而不恰当获益造成的，能源利益分配的失衡对我国的改革成果的公平分享和和谐发展构成严重的威胁。

［摘要］伴随着粗放式经济的发展，京津冀地区自然环境日益恶化，其中尤以雾霾污染最为严重，传播区域甚为广泛。流动性、复杂性是雾霾污染的特点，传统的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环境管理制度无法解决该污染问题。故京津冀地区亟需建立雾霾联防联控机制，但法律对于联防联控机制的规定较为笼统，可操作性不强，致使雾霾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在实践的运用中出现一些问题，本文就联防联控的主体机制进行探讨。

［关键词］雾霾联防联控机制；主体机制；联席会议；科研机构；公众参与

一、京津冀地区雾霾联防联控机制之主体机制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同时伴随而来的却是环境的日益恶化。每到冬天，京津冀的大部分地方就笼罩在雾霾之中。雾霾的出现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能见度变低，严重影响了交通，提高了交通事故的发生率，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并且雾霾中含有许多有毒的化学成分，它会造成呼吸道、心血管等疾病。因此,雾霾污染得到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解决雾霾污染问题迫在眉睫。原先我们治理环境的方式是头痛治头、脚痛医脚，手段单一并且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不同地区的政府对治霾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如果不将防治雾霾污染的工作统一起来，那么在有的城市努力治霾的同时邻近的城市却对本地企业开绿灯，不与其他城市共同治理，城市之间的环境管理缺乏协调、各自为政，雾霾污染的问题永远也得不到解决，此为“非合作博弈”。[1]由于雾霾这一大气污染具有流动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传统的以行政区域为划分的治理方式治标不治本。环境管理机构是由地方划分的，而雾霾的传播却是随风而走，不存在明显的边界。此时，针对现有制度的缺陷，提出了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的出现，突破了以往将行政区划作为界限的传统的防治模式，转变成了以雾霾污染的范围划分界限，遵从雾霾污染的流动规律，划定单位范围时需要考虑气象因素，如风向、日照；地形因素如山脉等，进而解决区域雾霾污染问题。[2]京津冀雾霾污染联防联控机制目前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本文篇幅有限，不足以概述出来，因此笔者只在此讨论主体机制的不足与完善建议。本文所指雾霾污染联防联控机制的主体包含的范围广泛，主要是管理与科研机构以及合作上的联席会议制度，公民可以发挥监督的作用，也是重要的主体之一。首先，京津冀雾霾污染联防联控机制没有一个常态机构。虽然为了解决跨界污染纠纷问题，原国家环保总局设置了六大环境保护督查中心，主要功能是有雾霾发生后能起到协调的作用，但作用有限且过于被动，与当下京津冀地区雾霾污染联防联控机制的需求不符合。现实中，真正需要的是合理化的顶层设计，制定符合区域现状实际的行政协议，规范防控措施，以区域为单位，整体行动，统一监测和评估空气质量，设置空气污染预警机制，最终实现减排目标。任务繁重，必须设置专门的机构，合理制订相关的区域行政协议，并负责之后的执行与维护的问题。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大气污染防治法）中的联席会议相关的规定不够具体，第八十六条中明确规定：“重点区域内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确定牵头的地方人SocialObservation·社会观察民政府，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但对于联席会议的规定仍过于笼统，例如省级政府中参与会议的人员和确定的牵头政府中的参会人员均未明确指出，这可能会造成各地方事实上的差异，影响联席会议效力的发挥。另外，对于如何产生牵头政府没有规定具体的方法和程序，也没有明确牵头政府的职责范围，这会降低法律的适用性，无法贯彻执行的法律最终会被架空。再次，针对雾霾污染进行研究的科研机构缺乏，目前京津冀地区的各个联防联控区域均没有设置此类机构，导致雾霾防治无从下手或者防治效率低下。实际上，科技是雾霾防治的有力武器，通过科研来对现有的雾霾防治手段进行改进进而提高防治效果的案例不胜枚举。以美国为例，为了有效控制雾霾的发生与发展，美国科学院在1970年经过大量研究，得出了隐形的清洁空气市场供求曲线，并以此研究为依据，对《清洁空气法》进行了修改和完善。[3]由此可见，雾霾联防联控要实现，必须得到科研的支撑。而现实是目前京津冀地区缺少此类的机构，没有权威的科学的防控依据，导致各个区域制订的减排的目标与方案不符合实际情况，超出或远低于合理数值，污染治理中所需要消耗的费用缺乏依据，浪费财政资源，发展规划也缺乏合理性，防治缺乏整体性和统一性，严重阻碍了雾霾污染联防联控机制的运行。最后，京津冀雾霾污染联防联控机制缺乏公众的参与。环境利益涉及公众的切身利益，需要广泛公众的参与。但是大气污染防治法联防联控的专章中并未提到公众参与的制度，只提到了信息向社会公众公开。雾霾污染联防联控机制的目的是改善空气的质量保护公众的环境权益，让公众无法亲自参与到环境管理中来。环境到底有没有得到改善，生活于此的公众是最有发言权的。

二、健全京津冀地区雾霾联防联控机制之主体机制

1.应建立京津冀雾霾污染联防联控管理委员会作为常态机构。当然，雾霾污染作为大气污染的一种，应设立在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管理委员会之下。该办法是以美国的雾霾防控实际经验为参考，但是基于我国的行政管理制度，不能照搬美国联控的办法设置专门的办公室进行跨区管理，因此可以结合我国国情，在生态环境部下设立类似于京津冀雾霾污染联防联控管理委员会的机构，主要职能是处理京津冀雾霾污染联防联控的事物，主要功能是指导工作的开展，监督各项防控政策的实施，以及协调防控中涉及的各政府部门的配合与纠纷的问题。[4]2.制定京津冀雾霾污染联防联控联席会议的具体实施细则。为了有效地对京津冀雾霾污染问题进行管控和治理，政府部门可以设立政策的决策和实施机构，可设立于联席会议下。具有决策职能的机构建议由分管环境的省一级人民政府和生态环境部门派出人员组成，这里强调必须由省一级政府来牵头，一是因为主管政府对区域内的具体情况掌握比较详细，也具有协调各部门制定和下放各项政策的能力，真正实现环境与经济等多元利益的相互协调；二是因为由省一级负责地方环保的部门人员参与，专业性比较高，能有效指导和监督决策部门制定的各种环保决策，而决策机构必须由国务院任命，对国务院负责。决策机构的主要职责包括：制定雾霾防治的相关协议，确定参与雾霾治理的相关主体，对各个参与方在雾霾防治中的具体义务进行明确的规定，作出决策；强化雾霾防治各涉事主体部门的合作与交流；针对雾霾的防治制定行之有效的措施，立项并作出合理规划，确定防治的执行部门，执行机构直接向决策机构负责，主要职责就是坚定执行雾霾防治各项事务，执行机构的组成人员建议由各地分管环境保护的政府副职主管领导牵头，下面由与雾霾成因相关的部门，如环保、交通、气象、农业等部门的领导组成管理层，再由多部门派出执行人员，分工合作，同心协力，保证该机构各项政策执行的效率。3.建设京津冀雾霾污染防治的科研中心。加强针对雾霾防控的科学研究是雾霾防治的根本，加强科研中心的建设，能为联防联控管委会和联席会议提供科学合理的雾霾防控意见与技术，因此必须重视。科研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制定雾霾污染削减分配方案，审核并对各地区削减方案工作进行评估和判断是否达标，对各地区的雾霾污染发生程度进行监测等。在科研中心设置专门雾霾监测的机构负责监测雾霾污染的动态状况，寻找雾霾发生与发展的规律，并研究破解原理，设计科学的雾霾防控措施；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职责是为上级部门的决议提供科学支持；除此以外，科研中心还应该设置源清单组、监测组、气象组、空气质量模型组与效益评估组等部门，保证职能的完善与合理，各部门术业有专攻，且信息交流与数据传输通畅。[5]4.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公众参与能有力地促进上层决策的民主化，起到监督的作用。公众能实现有效参与的前提是雾霾防治的各环节透明公开，保证公众的知情权不受蒙蔽。要做到这点，需要政府建设完善的雾霾防治信息的公开渠道，如设立小区展板，或者相关网站及时公开数据信息等，成立环境监督委员会、听证会等，邀请公众参与，与政府一起进行环境管理和执法，实现各类信息的上传和下达，完善公众参与机制，保证公众能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监督各项政策的实施，使雾霾联防联控机制更具民主化。要高度重视雾霾污染联防联控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建设，保障公众参与的渠道合理且通畅。日本是对联防联控区域将引进的开发计划的大气环境影响评价对大众进行公开，收集公众对计划的看法和意见，若反对的声音比较大，证明开发计划影响大部分公众的利益，存在不合理的情况，此时政府就需要重新考虑是否重新制定开发计划或干脆撤销计划，充分尊重了民意。[6]在项目计划开始执行后，对执行的效果和数据进行公开也十分必要，若是出现对雾霾检测的结果与公众的感受不一致，如空气质量检测显示防治效果好，但公众仍然觉得空气中有异味或可见度不够高。此时可以参考欧盟的做法，将检测的范围分割成若干小块，对各个小块进行监测点位代表性评估法，将小块区域的监测的结果和同一范围的原监测点位提供的监测结果相对比，提高了检测的精准性，此方法能够判断监测点位的设置代表性强与否。[7]同时，此举得出的数据和结论更具有准确性，对公众的说服力也更高，可以消除公众对检测执行的信任危机，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此外，公众中也包括大量的专家学者，此类人才具有各行业的专业知识储备和科学的判断能力，且在群众中还有一定的权威和号召能力，政府在执行雾霾防治决策时应该给予此类人群高度的重视，征求他们的意见，提高雾霾防控决策的科学性。信访也是公众参与的重要渠道，要畅通信访渠道，对群众提供的信息必须及时处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通过上述措施，提高公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实现政府与民众联动，能大大提高防治的效率，实现雾霾防治政策的和谐、可持续发展。结语完善京津冀地区雾霾联防联控机制中的主体机制需要法律、法规对此作出更加具体和明确的规定；要建立京津冀雾霾污染联防联控管理委员会，协调参与防控的各方主体；在联席会议下设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构建科研中心，健全公众参与机制，以达到联防联控机制的最终目的。

一、消费长效机制的法律内涵及其特征

在经济学意义上，消费长效机制，主要指在正常的经济运行规律下，确保消费需求持续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功能的制度体系。它属于人们努力研究和探寻的一种理想型消费经济规律，能与社会生产供给能力相协调，使国家经济实现稳定增长。从法学意义而言，消费长效机制，其法律内涵则是将国家依法规定、明确和建立规范消费需求的基本调控制度和相关联的制度等，始终使其与国家社会生产供给规模能力，能够保持一种协调、长效、持续平衡运行的合乎法律规制的状态。其属性是一种源于自由市场却受制于国家意志规制或许可的消费供需关系状态，具有强烈法律规范性或政府导向性。其实，消费长效机制是指国家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或法律规范进行指导、管理、鼓励、协调、组织、调控等活动，并采取诸多如财政、转移安置、优抚等行政干预措施手段，以及在市场化、社会化、国际化等诸多因素影响下，所形成的一种消费需求发展体系。在我国，影响消费长效机制的社会因素非常多，诸如居民收入和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居民信用诚信体系、居民医疗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居民消费观，消费者地位与权益保护、售后服务保障、消费法律环境状况，消费激励政策、消费循环激励机制、消费品回收制度，消费金融服务体系、网络购物消费机制、消费潜力等[1]。这使我国构建的消费长效机制将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一是强烈的居民属性。我国构建消费长效机制的核心问题，在于扩大内需、拉动消费。内需的根本主体则是国内居民，激励居民持续消费，又是持续扩大内需增长的关键。建立消费长效机制，首要问题是研究如何提升居民消费力。我国居民现在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但住房、医疗、养老、教育、出行等居民密切关注的问题，仍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的关键所在。建立我国消费长效机制，不能离开居民消费支出上述基本环节，解决或缓和这些问题，将会直接或间接提升居民消费力和消费欲望，能真正加快和推动我国消费长效机制的建立及其良性运行。这充分显示，我国消费长效机制的建立及其运行，与我国居民收入、社会保障、身份户籍、信用管理等相关居民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表明其具有强烈的居民属性。这同样表明，建立消费长效机制，必须着眼于服务于居民，真正打消居民消费顾虑，提高居民收入，提升居民消费力。这样建立和扩大激励居民持续消费的消费长效机制才有现实意义。

二是突出的消费者属性。消费长效机制的法律核心焦点，在于消费的权利义务关系状态。消费者属性有两种表现：一种表现为消费者事实上是处于弱势地位。即在消费市场中，由于社会分工不同，消费者相对于生产者、销售者等经营者而言是弱势群体。要建立消费长效机制，就必须确认和维护消费者地位及其权益，这是消费市场的基本规律。这也足以说明消费需求培育具有长期性，是消费市场持续发展的要求。重视和强化消费者地位和权益，将是我国建立的消费长效机制能否持续有效运行的关键环节。另一种表现为消费者是活性主体，即消费者是直接决定和影响消费市场持续运行的活性主力。如果产品消费质量性能服务满足消费者需求，则推动产品的扩大生产及其升级。这种突出的消费者属性，要求消费长效机制要充分彰显公开、公平、公正和稳定的法制环境，严格规范生产者、经营者等生产经营者义务，强力维护消费者权益。

三是鲜明的消费政策属性。消费市场的政策属性表现较为敏感，它表现为直接影响消费市场运行，这也注定消费长效机制有其不可缺失的国家消费政策属性，显现出消费政策对消费市场的调控性。消费长效机制运行中，最能充分反映其政策属性的便是国家财税杠杆调节手段。减税、加税、退免税及财政补贴等措施，正是政府调控消费市场最直接的工具，这也表明消费政策的宏观调控规制，不仅是我国消费长效机制的根本属性，更是确保其持续良性运行的基本保障和内容要求。

四是多元因素融合的系统属性。消费经济有其自身运行规律，生产与消费又同时受制于此时此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注定消费长效机制的影响因素会很多，构建该机制所考量的因素则更多，有法律、经济、社会、民族、传统习俗等因素，导致消费长效机制建立和运行有其特殊性。即该机制有一个完整系统组成，其系统性表现为上述诸多因素共同发挥作用，使其运行具有高度的系统协作性和融合性。尽管该机制运行过程中，法律规制的因素起着最为核心权威性作用，直接决定和影响其运行，但其他因素的自身性和亲和性也带动了消费长效机制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充分展示消费长效机制具有多元的系统属性。这一属性，正预示着建立和扩大消费长效机制具有很大的难度和障碍，其涉及诸多层面内容问题，不容易规范协调，更难立法明确其具体权利义务关系等。建立消费长效机制，可以立法规制一些相对稳定的消费关系，但绝非该机制所涉及的所有因素都要上升到法律关系。其实有更多的如消费观念、消费时尚等内容，则是在该机制内通过社会引导、消费自身规律、生态理念等实现调控的。

本文作者：王昆鹏工作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

一、电子可转移记录的概念

电子可转移记录（electronictransferablerecords）概念是由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最先提出的，①它将可转移记录的定义概述为可转移票据（可转让或不可转让）或所有权凭证的电子等同件。②从定义中可以看出可转移的票据既包括可以转让的票据又包括不可转让的票据。可转让的票据是指经过背书可以转让票据，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结算办法》规定，下列票据允许背书转让：收款人为个人姓名的转帐银行汇票、商业汇票（包括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收款人为个人姓名的转帐银行定额本票和不定额本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的地区转帐支票。一般而言支票和本票都是可以背书转让的，汇票可能有一些限制，如法定禁止背书转让的汇票、任意禁止转让的汇票。不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有：已经被拒绝承兑的汇票、已经被拒绝付款的的汇票、后手取得的“不得转让”字样的汇票、质权人取得的汇票、委托收款人取得的汇票。③要理解所有权凭证的内涵首先要明确两个概念：所有权和凭证。我国《民法通则》第71条和《物权法》第39条对所有权的定义是：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享有对自己的财产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凭证又称会计凭证，是指能够用来证明经济业务事项发生、明确经济责任并据以登记账簿、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证明④。所有权凭证的概念是产生占有或控制某物的法律权力的全部证据，⑤比如房产证，车辆所有权证等。电子等同件是和传统的书面记录相区别的，但就其效力应该是和纸面记录相同的。电子可转移记录中的两个重要内容是可转移票据和所有权凭证的电子等同件。可转移票据一般为金融票据，这些票据上面可能写明向票据持有人支付特定款项的无条件承诺，或者写明第三人向票据持有人付款的指示等。可转移票据具体包括本票、汇票、支票、存款凭证，以及动产文据（例如，零售商品分期付款销售合同、由个人财产权益作保的本票，以及设备租赁）。所有权凭证有其固有的特点，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所有权凭证持有人可以用所有权凭证来证明对所有权凭证上记录事项比如某种货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所有权凭证包括某些运输单证、提单、码头栈单、码头收据、仓单或交货单，这些单证均可以证明单证签发人对单证中指明的另一人或持有人负有义务。例如，本票是一种证明还债义务的可转移票据；可转让仓单是一种所有权凭证，代表仓库运营人向仓单所有人交付仓储货物的义务，这些单证可独立于基础交易而流通。⑥

二、构建电子可转移记录法律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电子可转移记录作为一种新的权利表现形式，对传统的纸面凭证权利表现形式虽然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其作为一种更新颖、更高效的权利表现形式，有着其不可替代的意义。构建一套适用于电子可转移记录的法律机制有其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必要性

本文作者：廖静怡工作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管理创新是对新形势下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新探索，社会管理需要创新，社会管理如何创新是我们正在探寻的问题。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始终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法律保障则为政府治理提供了形式上的合法性。社会管理创新首先应该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只有以法治理念为指导，以法制体系、法治程序和规范为支撑，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才能真正实现最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这是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的重要环节。

一、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

转型时期的中国面临诸多社会问题，教育、医疗、住房、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征地拆迁、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生态环境等热点领域不断积聚能量，群体性事件和恶性极端事件增多，消极腐败现象和严重犯罪活动影响严重，还有一系列天灾人祸给公众内心带来的颠簸、震动。面临这一系列关系民生的棘手社会问题，社会管理体制需创新。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社会管理创新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1年2月19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是中央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局出发、科学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作出的战略决策。社会管理创新，是在现有社会管理条件下，运用现有的资源和经验，依据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态势，尤其是依据社会自身运行规律乃至社会管理的相关理念和规范，研究并运用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技术、方法和机制等，对传统管理模式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进行改造、改进和改革，建构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以实现社会管理新目标的活动或者这些活动的过程。社会管理创新既是活动，也是活动的过程，是以社会管理存在为前提的，其目的在于使社会能够形成更为良好的秩序，产生更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①

二、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基础

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在于使社会能够形成更为良好的秩序，产生更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社会管理创新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必须在法治的基础上进行。

本文作者：李长健韦冬兰朱闵工作单位：华中农业大学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的发展,协调成为区域发展中最为关键性的因素,区域协调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与资源、环境统筹管理是顺应区域发展阶段性要求,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0必然要求。区域经济系统是构筑于一定的资源系统之上,并与之发生耦合关系的系统。资源、环境的变化不仅是经济系统运行的结构,而且会直接反馈于经济系统。加快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要保护好环境,充分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实现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法治作为推动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不可或缺的保障。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区域协调发展与资源、环境统筹管理的法律保障机制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导入:区域协调发展与资源、环境统筹管理的法价值理性

(一)目标价值定位

社会公平正义正义和公平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党中央更是从历史的高度将公平正义确定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理念。古往今来,数不胜数的思想家、哲学家对正义的真谛进行了不懈的追求和探索,并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和不同侧重点进行了阐释。柏拉图在5理想国6中花了大量篇幅讨论了正义问题,指出正义是善的城邦的美德之一,其总的原则是/每个人都作为一个人干他自己分内的事,而不干涉别人分内的事0。亚里士多德在5尼可曼伦理学6中强调,正义指的是/各得其所0,也就是每个人都应得到他资格内理应得到的那一份。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指的是合法、公正和公平。约翰#罗尔斯对正义作了精辟阐释:/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0/正义是促进事物向公平方向发展并维持公平状态的一种道德力量。0/公平是正义的基础,正义不外乎公平。正义和公平是一对孪生兄弟0。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那么区域协调发展与资源环境统筹管理的法律保障机制当然也是以公平正义为目标趋向的。正义意味着公平、公正、公道、合理。在我国法治建设中,正义应当成为我国社会法律体系的核心价值。社会公平正义的内涵有:一是权利的公平,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和基础。在区域协调发展与资源、环境统筹管理的过程中,必定要通过法律的形式,将权利的形式、内容、种类等予以确立,以切实保障公民的应得权利,这也是区域协调发展与资源、环境统筹管理的首要价值目标。二是机会的平等,它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条件。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资源、环境统筹管理的目标,必定需要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保障区域成员都有同等的机会,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权利的公平。三是分配的公平,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具体标准和归宿。和谐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利益的和谐,利益是一切行为的根源,因此要实现区域与资源、环境等不同区域各个领域不同阶段利益的和谐,就要达到分配公平这一基本要求,即法律制度的设立要以公平方式分配社会的权利和义务,合理分配社会的利益,使区域所有成员都可以公平地获得其应得和可得利益,这也是评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主要依据。

(二)发展价值定位)))政治民主

一、东北三省区域法律合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司法方面司法方面，在现行司法体制下由于受当地政府制约，各级法院在人事、财政上难以独立行使审判权，司法行政化、地方化的现象比较突出。在审判中，一些地方法院为维护地方局部利益，或受到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在立案、审理、上诉、再审、执行等环节给非本地区的当事人设置重重障碍，违法审判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种司法地方保护主义不仅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形象和声誉，更损害了法律的尊严，不利于形成健康规范的社会经济秩序，阻碍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同地区的法院在法律理念与适用上存在差异，同时审判水平也有较大起伏，同一性质的案件在不同的地区审理时常会得到不同结果，破坏了区域的法治环境。

(二)执法方面在执法方面，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东北区域执法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提升，执法合作意识不断增强，执法环境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但是在整体上，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在依法行政方面同其他发达省区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一直以来部门分权、级别管辖、属地管辖是各地开展行政执法时遵循的普遍原则，但这些原则在发挥一定积极作用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执法部门之间讲分工多、讲合作少、执法效率不高等现象的发生。各地在政务环境建设上尚缺乏广泛合作，没有形成统一的执法标准，部分地方政府以及相关职能部门还存在信用缺失、政策朝令夕改、审批手续复杂、办事效率低、服务质量差等问题，很难建立起长效的执法合作机制。

二、完善东北区域法律合作机制的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东北区域立法合作机制首先，组织研讨制定区域法律法规。通过区域立法的方式，在法律层面明确区域内各级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权利、义务与责任，使各级政府做出的区域发展的综合规划与政策措施有法可依，促使区域内各级政府角色的转变，从而加强对区域经济服务的职能。其次，建立完善区域立法专门委员会机制，设立长期、稳定、权威的组织机构，由区域各参与方选派专门的工作人员，形成稳定的工作制度，负责区域立法活动的组织协调、决策制定与监督执行。建立完善多渠道、多层面的立法信息交流机制，节约区域立法资源，避免区域立法冲突。最后，建立完善立法跟踪评价机制与考核立法协调工作机制。为了保证区域立法的约束力与执行力得以有效实现，冲突协调结论或裁决结果做出后应建立相应的检查机制，对执行情况予以督促与监督，对拒不执行协调结论或裁决结果的应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国务院裁决。充分发挥法学专家队伍在区域立法过程中的作用，提高东北区域立法的质量与实效性。

(二)进一步加强东北区域司法合作机制首先，统一区域司法裁判标准，实现区域同案同判。要建立区域法院间的定期交流机制与审判信息共享机制，通过共同探讨审判实践中的新类型案件、疑难案件以及共性案件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强化对典型案件、重大案件以及关联性案件的分析与运用，积极研究制定规范性意见，促进区域司法裁判标准与裁判尺度的统一，提高各合作法院的审判质量与水平。其次，加大区域司法合作力度，建立区域司法联动机制。东北各级法院要进一步加强司法协作，减少管辖权冲突与平行诉讼，在司法文书送达、案件调查取证、证据保全、案件执行以及区域法律服务等方面为对方法院及时办结案件提供帮助与便利，并在法律援助、人民调解、普法宣传、安置帮教、社区矫正、劳教工作、队伍建设等方面深入扩展区域司法合作领域，形成多层次、多内容的长期、稳定的区域司法联动机制。最后，保障区域司法执行效果，建立区域司法监督机制。为使区域司法合作切实收到预期效果，要建立区域司法监督长效机制，成立专门的区域司法监督机构，对各合作方法院及其所属部门的合作事项的执行效果进行调查跟踪，对不协助、不配合或态度消极的要及时予以通报批评，督促办理、整改，共同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司法权威。

本文作者：王琛工作单位：忻州师范学院法律系

一、银行业监管法律制度的概念及其重要性

从法律（法规）角度来看，银行业监管是指依据法律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和制约。党的会议和文件及国家政策对银行业监管提出了具体和明确的要求，各个银行机构从内部立法的角度也都完善了相关规章制度，并建立了行业自律、同业互律性组织来监管本行业。银行业监管法是在对有关银行业监管的现行法律规定进行全面概括的基础上产生的，“是指关于对银行业实施监督管理的现行法律规范的总称，即调整因对银行业实施监督管理而引起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狭义的银行业监管仅指监管当局的监管，主要是指政府机构或政府设置的实施银行业监管的准政府机构。上个世纪至本世纪初，金融领域的监管十分不完善，出现了很多违法、违规现象，影响极坏。银行业具有特殊性，是受监管最严厉的行业，银行业监管也是世界各国法律关注的重点内容。我们应该从全局的高度出发，加强并完善我国银行业监管法律制度。

二、我国银行业监管法律制度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一）金融分业监管模式存在弊端

目前，我国金融行业监管模式是“一行三会”。其中，中国人民银行的职权为全面负责货币政策的调控；而银监会、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分别针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实施金融监管。表面上看，现有金融领域监管背景下的银行业制度建设貌似没有根本性问题，但实际上，随着我国金融业的深化发展并与国际金融行业并轨，现有监管模式的种种先天性缺陷和后天形成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首先，从法律规范的角度看，监管主体的多样化、不一致容易导致责任不明确。“一行三会”在法律层面上都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皆为平等的法律主体，彼此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在实际的监管中，它们往往各自为政，事不关己就悬而未决，缺乏应有的信息共享机制和必要的沟通、协调。其次，在当今的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中，随着金融业的繁荣发展、金融产品种类的不断衍生和多种创立主体的金融机构的诞生，各类监管机构的业务相互交叉、渗透，不能也无法做到泾渭分明，因此，目前的监管模式必然使得各监管机构的职能混乱不清、权责不明，进而产生监管隐患和风险。在分业监管模式下，各监管机构的目标、标准都不尽相同。以住房贷款政策为例：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两家金融监管机构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和文件，但是这些规范本身就存在相互矛盾的规定。这使得商业银行对所谓的“自住房”、“改善性住房”等概念的把握一度产生误差。这只是监管主体多样化产生矛盾的一个缩影，在大量的具体操作中，更为严重的冲突也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