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激励范文10篇

摘要:贫困人口退出作为脱贫攻坚的最后一环，正面临“被脱贫”及“消极脱贫”交互影响下产生的异化风险，需要借由法律激励的制度创新以推进其命令控制范式的转换。以近年来中央和地方有关文件为统计对象，分析现有法律激励制度的不足，探寻增加贫困人口预期权益、包含多元客体、具有“契约特性”、注重外在激励的贫困人口退出法律激励路径，以引导贫困人口在自主退出的基础上助力扶贫事业的顺利完成。

关键词:贫困人口退出;法律激励;命令控制范式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古老现象，反贫困却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关乎党和国家政治方向、根本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大事来抓，脱贫攻坚工作在我国取得了决定性进展，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基于政治伦理，帮扶贫困是国家需要履行的法定义务。随着国家观念的演变，国家义务对应的内容亦包含各类公共利益，相应地，人也不再是单一的个人或团体，而是共同体的全部成员。①这就要求国家在帮扶的同时应以一定的行为助其脱贫，减轻非贫困阶层在内的全部社会成员的负担。建立贫困退出机制即是国家完成这一附随义务的表现。对此，2016年4月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下称中央意见)责令地方政府建立贫困人口、贫困村和贫困县的退出机制，其中村、县退出以贫困发生率为主要衡量标准②，使得贫困人口退出成为整个机制的基础与核心。作为扶贫攻坚的最后一环，贫困退出制度的良好构建不仅关系着业已取得的脱贫成绩，更与后脱贫攻坚时代返贫风险的预防息息相关，因此具有高度的研究价值。学界对贫困退出的关注始于近年，且形成了价值颇高的系列性研究。但和反贫困机制中其他领域获得的成果相比，贫困人口退出的专属研究仍显薄弱。③对最具基础地位的贫困人口退出制度及法律问题的研究更是稀少。其中，对于退出制度的整体设计，刘司可的系列研究通过收集与整理基层调研材料，认为贫困人口退出存在程序不健全，动态管理薄弱，扶贫资源分配不精准，返贫预防机制尚未建立等一系列问题，并提出规范扶贫动态管理，建立正向激励机制，重视返贫风险预防，引入社会力量等对策建议④;王志章、黄明珠基于英国反贫困经验的总结，强调贫困人口退出过程的公开性与民主性，提出采用贫困渐退机制，降低返贫风险①;郑海瑞认为贫困人口退出制度的完善需要优化退出指标体系、严格退出程序、强化宣传教育、注重正负激励结合以及提升退出人口生计可持续发展能力②。对于退出人口的识别，侯莎莎基于以公共价值为基础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提出贫困人口退出标准的完善应当综合考虑价值体系、指标体系、组织体系、技术支撑体系与绩效环境体系五个方面③;而陈成文与陈建平从精准扶贫“契合度”偏差的角度，指出退出标准应走向多元化与具体化的必要性，认为在“两保障”领域应当扩展消费清单、考虑家庭规模效应并明确“三保障”的具体边界④。对于退出责任的探讨，檀学文在区分实际脱贫、政策兜底与未脱贫三种退出结果的基础上，指出由县党委及政府作为基层退出责任主体，统筹划分贫困人口退出工作。⑤对于退出主动性的建设，李壮、陈书平在介绍西方贫困发生理论中的社会结构解释路径与社会文化解释路径后，认为贫困文化理论难以解释我国贫困人口退出中的“等靠要”现象，并以非均衡治理的视角重新解读，提出了丰富贫困识别标准、加强贫困户组织度、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与提高扶贫工作队伍素质的建议。⑥纵观上述研究，对于贫困人口退出制度的整体设计已经较为完善，“严格程序”“防范返贫”“标准多元”“激励优先”等已经成为共识。但在具体现实问题的解决与制度建设方面仍显不足，具有可填补的研究空白。同时，现有研究均忽视了相关法律规范的收集与整理，未能概括出规范意义上的贫困人口退出范式，也无法完整体现政府这一扶贫与脱贫责任主体在贫困人口退出中所发挥的现实作用。我国贫困问题因制度而生，⑦反贫困问题也必将因制度而去。为此，本文通过有关理论与中央及地方各省市相关法律规范的梳理，总结贫困人口退出乱象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并指出制度优化的突破口，借以革新贫困退出机制的法律规则形态，增添机制整体的长效性，以保障脱贫质量，全面防范脱贫攻坚期后规模化的返贫风险。

一、贫困人口退出的问题检视

(一)“消极脱贫”现象及其理论根源“消极脱贫”描述的是经过国家扶助已实质满足脱贫条件的人群，基于享受政策优待的依赖性而拒绝退出贫困范围的行为。在贫困退出的语境中，“消极脱贫”源于贫困户的“惰性思维”。如广东省民政厅官方网站刊发的文章曾称:“……(某些贫困人口)总认为当个贫困户，得到党和政府的物质帮助和资金救助就无比光荣，得到政府的关爱就可以衣食无忧，甚至一些贫困户产生了惰性思想。”精准扶贫规制体系属于一种再分配性制度，对于工作激励产生的扭曲作用小于传统的税收手段，从而更适合于缩减社会中的贫富差距。⑧但作为一种福利政策，其“奖懒”的副作用始终存在，“消极脱贫”思维的滋生亦不可避免。在经济学上，可以通过“经济人”假设对“消极脱贫”予以理论溯源。“经济人”理论假定人是被工具理性指引的，是被未来预期的报酬拉动的。⑨立足扶贫领域，贫困户出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在脱贫决策前会反复进行利益衡量，只有在内心确信退出后所获收益大于既有利益时，才会选择主动退出，摆脱贫困身份。受制于主客观等诸多方面的原因，现阶段退出后的贫困户并无有力的政策保障，相比原贫困身份所带来的全方位照顾，脱贫后的生活充满风险。无论选择务农、务工或是经商，贫困户都将不同程度地面临市场竞争所伴随的优胜劣汰，投入的劳动力及其他资本难以获得足额回报。因此，在贫困户看来，选择退出极有可能得不偿失。换言之，贫困户拒绝脱离贫困身份的一个深层原因是其在帮扶的确定性与市场的不确定性中选择了前者。故而，只有通过制度创新为退出后的贫困户增加确定收益，才能影响既有的决策过程，促使其决定积极脱贫。遗憾的是，这种利益诉求并没有在贫困退出机制的设计中获得重视与适当回应。恰恰相反，对于这类人群的不信任，使得我国在贫困退出中采取了使之弱化同时强化救济者的做法———命令控制范式的规制体系。(二)“被脱贫”现象及其制度根源与“消极脱贫”相对的一个概念是“被脱贫”。随着扶贫攻坚步入尾声，“被脱贫”现象近年来常见于新闻报道。以山东省济南市为例，当地的电视问政节目披露，居于山区的68岁孤寡老人除耕种一亩土地外再无其他收入，却在2017年被取消了低保及其他扶助政策。该地政府部门以老人尚有劳动能力作解释，将其纳入“脱贫群体”。在山西省太原市做扶贫工作调研时曾强调:“……脱贫过程必须扎实，脱贫结果必须真实……扶贫标准不能随意降低，决不能搞数字脱贫、虚假脱贫。”中央的三令五申可以反证类似问题在地方绝不罕见。以贫困人口并未实际达到脱贫标准却被地方政府从建档立卡系统中注销为标志的各种形式的“被脱贫”行为不仅浪费了国家扶贫资源，而且侵害了有关群体的权益，为后脱贫攻坚时代巩固扶贫成果留下了严重隐患。通过对我国中央与各省份相关规范文件的分析，①可以发现，政府贯穿贫困人口退出机制的启动、实施、核查全过程，其中，政府在6个省份中担任退出机制启动主体，在13个省份中占据退出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并在14个省份中负责退出结果核查工作。而村级组织在12个省份中担任退出启动主体，在6个省份中占据退出过程中的主导主体，但不参与退出结果的核查。第三方机构则在1个省份中负责退出结果核查工作。贫困人口未能在退出过程中获得任何主导地位。同时，中央及各省在贫困人口退出机制中规定的权利因素主要集中于贫困户对退出的“同意审查”及其对退出结果的申诉与核查参与。只有黑龙江省考虑到贫困户否认退出的情形并在退出过程中赋予贫困户抗辩权利。至于对退出人口的权利救济制度，则未见规定。因此，能够认为我国贫困人口退出制度始终秉持着公权力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命令控制范式，其主要特点包括:各地贫困人口的退出由政府或村级组织启动;退出过程由政府或村级组织主导，②退出人口仅有配合的义务而无实际抗辩的权利;退出结果主要由政府核查，③少数运用第三方机构核验退出效果，退出人口无明定申诉权利。由上观之，命令控制范式下的贫困人口退出机制，公权力一方④颇具压制性，拥有所有权力，并穿透式地行使;贫困户权利稀少且被架空，仅有配合义务，甚至沦为被支配的境地。具体而言，首先，我国贫困人口退出机制的启动主体无一例外均为公权力一方，这使得贫困户对退出的“同意审查”沦为虚置———或出于不知情、或出于被欺骗甚至被强制———先动的公权力一方在这一阶段保持着对退出人口的制度压制，使其仅有同意的权利。有省份考虑到贫困户不予同意的情形，却以“一并提交评议”对之⑤;有省份甚至突破中央意见要求的“民主评议推选退出名单”，将其异化为领导干部组成的“评议小组”⑥。可见，该阶段贫困户自身的退出意愿难以导地位，拥有多项权力;而贫困户重要的抗辩权利则不多见，即使规定了“贫困户提出异议”，也仅以“由‘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第一书记组织村民代表再次入户核查”对之①。如政府及村级组织在启动阶段有所失误，退出过程中贫困户无力抵抗、纠正，公权力一方也可能基于主导地位予以强势推进。最后，在退出结果的核查中，政府发挥垄断性的权力，第三方机构参与力度不足。且核查方式多为“公告”“备案”等，其能否起到应有的审核作用，在政府利益上下一体的体制中仍然存疑;并且该阶段贫困户的参与方式实际上仅有对公告内容进行申诉一种，是一种对政府核查结果的再核查，并鲜有省份明文规定了申诉权，能够想见这种既无法定权利支撑又无实际参与的监督难以改变退出结果。(三)救济者面临的双重困境在“消极脱贫”与“被脱贫”的交互影响下，身为救济者的公权力一方陷入两难境地。若针对“被脱贫”，弱化公权力，减少政府及村级组织的主导作用，且信赖扶助对象，赋予其启动主体、过程主导主体及结果核查主体的地位等举措，则“消极脱贫”现象有可能泛滥，退出将在数量上锐减;若针对“消极脱贫”，继续秉持命令控制范式的退出机制，必然有更多的“被脱贫”问题发生，退出将有严重质量缺陷。由此，为使脱贫工作及时、合格地完成，突破“质”与“量”的耦合困境，必须在后续的制度构建中同时考虑“消极脱贫”与“被脱贫”双重因素。很大程度上，我国选择具有一定强制色彩的贫困退出机制，主要是源于对西方福利国家问题的检视。二战后，西方国家在社会政策领域普遍奉行“再分配主义”，为国内的弱势群体、边缘人群提供普惠性的社会保护。为了取悦选民，各国右翼政党主张减少国家干预、降低税负，但不敢主张大幅降低福利水平;左翼政党则主张增加福利、促进社会平等，但对增税十分谨慎。由此，两种严重的问题同时产生，一是政府财政开支递增，社会经济负担过重;二是因为社会信息机制、识别机制具有或多或少的局限性，部分无需救助的社会成员因缺乏劳动意愿也成为了救助对象，福利欺诈出现，福利依赖与败德现象日趋严重。②如果贫困人口像福利国家中的民众一样，对救助政策产生依赖，丧失劳动积极性，萌生远超“需求”的“需要”，轻则阻碍脱贫攻坚任务按期完成，重则导致“国家经济系统”侵蚀、“大众忠诚”无法长期维持、政府行政理性不断降低等后果。③因此，我国决策层对扶助对象采取了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对其贫困与否、接受救助与否、脱离贫困与否等问题代为决定，尽量避免“懒人阶层”，也就是“消极脱贫”人群的出现。基于此，既然命令控制范式的退出机制是“被脱贫”现象的成因，那么消灭“被脱贫”必然要求范式转变;但该范式的合理性在于抵御“消极脱贫”进一步扩大，促成其消解的前提是对这类现象的控制。所以，解决“消极脱贫”是杜绝“被脱贫”的必要条件，必须在后续的制度建设中优先考虑。

二、法律激励路径的提出

内容摘要:公司捐赠是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它既能提升社会福利，又能改善公司自身形象，从而使公司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协调。公司捐赠涉及很多法律问题，如公司捐赠是否背离其营利本质，如何对公司捐赠行为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约束等。本文对上述法律问题作了分析，并对我国关于公司捐赠的法律规定作了探讨。

论文关健词:公司捐赠公司社会责任激励约束

(一)公司捐赠的理论基础:公司的社会责任

公司捐赠是指公司对非公司经营业的社会事业捐献资金、实物、无形资产的行为，其理论基础是公司应该承担社会责任。

公司的社会责任是随着公司法理论的发展而提出的。传统的公司法理念认为公司存在的惟一目的就是为股东营利，公司管理人只对股东有相当于受托人的责任，公司的管理人员仅仅对股东的利益负责。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逐渐增多，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公司不仅仅是一个营利性实体，同时也是社会的一员，公司除了谋求股东的最大利益外，还应注意社会整体的利益，以尽其社会责任。主张公司应负社会责任者，还提出了以下理由:(1)现代社会对公司组织的期待已由纯粹的经济组织转变为兼具社会使命的组织。因此，公司应调整其角色，负起社会责任，否则可能危及公司存在的合法性。(2)公司追求的“利润最大化”应从过去的短期目标更改为对长期目标的追求。因此，公司应当履行社会责任，改善公司所处的社会环境，从而有利于公司长期利益的实现。(3)社会上的很多问题是由公司所直接造成的，如环境污染，公司有义务帮助社会处理这些问题。(4)公司本身拥有很多资源可供解决社会问题。(5)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提升自身形象，从而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川。

目前，由公司担负起部分社会责任，从而调和公司利益与社会利益，已是公司法发展的一大趋势。根据美国法学研究院1984年制定的“公司治理原则:分析与建议”第2.01条的规定，公司社会责任的范畴按强制性的不同可分为三个层次:(1)强制性责任。公司同自然人一样，必须遵守法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2)道义性责任。可以适当考虑与公司经营中执行社会责任相符的伦理因素。(3)劝导性责任。可以基于公共福利、人道主义、教育和慈善的目的，从事合理的捐赠。根据这一分类标准，公司捐赠是属于公司社会责任的一种，但它只是一种劝导性责任，具有单方性和自愿性的特点。因此，只能通过一些制度性安排与激励机制来劝导公司承担，而不能强制其承担。

摘要:公司捐赠是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它既能提升社会福利，又能改善公司自身形象，从而使公司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协调。公司捐赠涉及很多法律问题，如公司捐赠是否背离其营利本质，如何对公司捐赠行为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约束等。本文对上述法律问题作了分析，并对我国关于公司捐赠的法律规定作了探讨。

关健词:公司捐赠公司社会责任激励约束

(一)公司捐赠的理论基础:公司的社会责任

公司捐赠是指公司对非公司经营业的社会事业捐献资金、实物、无形资产的行为，其理论基础是公司应该承担社会责任。

公司的社会责任是随着公司法理论的发展而提出的。传统的公司法理念认为公司存在的惟一目的就是为股东营利，公司管理人只对股东有相当于受托人的责任，公司的管理人员仅仅对股东的利益负责。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逐渐增多，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公司不仅仅是一个营利性实体，同时也是社会的一员，公司除了谋求股东的最大利益外，还应注意社会整体的利益，以尽其社会责任。主张公司应负社会责任者，还提出了以下理由:(1)现代社会对公司组织的期待已由纯粹的经济组织转变为兼具社会使命的组织。因此，公司应调整其角色，负起社会责任，否则可能危及公司存在的合法性。(2)公司追求的“利润最大化”应从过去的短期目标更改为对长期目标的追求。因此，公司应当履行社会责任，改善公司所处的社会环境，从而有利于公司长期利益的实现。(3)社会上的很多问题是由公司所直接造成的，如环境污染，公司有义务帮助社会处理这些问题。(4)公司本身拥有很多资源可供解决社会问题。(5)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提升自身形象，从而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川。

目前，由公司担负起部分社会责任，从而调和公司利益与社会利益，已是公司法发展的一大趋势。根据美国法学研究院1984年制定的“公司治理原则:分析与建议”第2.01条的规定，公司社会责任的范畴按强制性的不同可分为三个层次:(1)强制性责任。公司同自然人一样，必须遵守法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2)道义性责任。可以适当考虑与公司经营中执行社会责任相符的伦理因素。(3)劝导性责任。可以基于公共福利、人道主义、教育和慈善的目的，从事合理的捐赠。根据这一分类标准，公司捐赠是属于公司社会责任的一种，但它只是一种劝导性责任，具有单方性和自愿性的特点。因此，只能通过一些制度性安排与激励机制来劝导公司承担，而不能强制其承担。

社会需要利他性的道德行为，因为它们是“善”的，能使人们的生活更美好，所以社会需要借助各种手段，不断扶助、激励善德行为的出现。这其中，法律的作用不可忽视，思考道德问题不能忽略法律。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一直是经久不息的争论话题，20世纪法学界对这个古老问题所作的最为引人注目的讨论，莫过于哈特(H．L．A．Hart)与富勒(LonL．Fuller)之间的论战，一个主张分离，一个强调结合，莫衷一是，但“分离说”与“结合说”在争论不休的背后仍都在坚持对法治的追求和对法律的忠实［3］。既然坚持法治，就必须直面惨淡的现实，法律该如何因应社会需要、促进利他性道德行为的不断涌现呢?面对当前所谓“道德滑坡”等问题，简单用法律进行强制以实现道德目标可能并非明智之举，但法律具有规范作用，通过法律对利他性道德行为进行激励，促进社会道德水准的提升既是非常必要的，也完全有可能的。美国法学家富勒(LonL．Fuller)曾提出愿望的道德与义务的道德两种区分，并对二者的作用及应对机制等问题进行分析。在国内法学界，对富勒法律的内在道德与外在道德理论研究颇多，而对其愿望的道德与义务的道德关注较少，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本文认为，可以借鉴富勒的道德理论，分析利他性道德行为问题。

富勒:两种道德观

富勒认为:“当我们考虑各种类型的道德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方便地设想出某种刻度或标尺，它的最低点是社会生活的最明显要求，向上逐渐延伸到人类愿望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这一标尺上有一个看不见的指针，它标志着一条分界线———在这里，义务的压力消失，而追求卓越的挑战开始发挥作用。”［4］这个指针以上的内容是愿望的道德，直至人类所能企及但尚未实现的最高境界，指针以下至最低点则是义务的道德。对于愿望的道德，富勒认为:“愿望的道德在古希腊哲学中得到了最明显的例示。它是善的道德、卓越的道德以及充分实现人之力量的道德。”②愿望的道德是对完美境界的追求，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希望并努力追求的更美好世界，义务的道德则更加现实。“如果说愿望的道德是以人类所能达致的最高境界作为出发点的话，那么，义务的道德则是从最低点出发。它确立了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序社会得以达致其特定目标的那些基本规则。它是旧约和十诫的道德。”可见，义务的道德是社会生活所必需的，是维护一个有序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既然有着两种道德，那么如何进行标准的划定(也就确定“指针”的位置)?第一种论式是:“为了判断人类行为中哪些是坏的方面，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完美的。”也就是通过理想的愿望道德来映证义务的道德。第二种论式则为:“我们能够知道并同意什么是坏的，这是一项经验事实。”即确定“什么是坏的”的共识是经验的结果，富勒把它定为一种也是依赖美好图景的“幻象”。富勒对这两种论式都作了辩驳:“这两种结论都是建立在这样一项假定的基础之上:我们无法知道什么是坏的，除非我们知道什么是完美的。或者，换句话来说，除非先接受一套全面深入的愿望的道德，否则我们无法理性地辨识出道德义务。这一假设有悖于最基本的人类经验。‘不准杀人’这一道德禁令无需以任何完美生活图景为前提。它只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平凡的真理之上:如果人与人之间相互残杀，任何可以想象的愿望的道德都无以实现。”因而，富勒其实采取了一种经验主义的直观模式对待道德，对于两种道德的判断根据是基本的人类经验和直觉，如同胡塞尔所言，“自然的认识随经验而产生并停留在经验之中。”［5］当然，富勒最终认为，严格进行二者的明确区分没什么必要。放在法律规则语境下进行考量，可以发现富勒是在法律与道德“形式分野”但“实质结合”的语境下研究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从两种道德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和所追求的目标来看，富勒所说的愿望的道德更接近于法律之外的“善”的道德观念的作用(富勒认为美学是愿望的道德最近的亲属)，带有明显的自然法特征;而义务的道德则更接近于实证法对人类行为的要求(富勒称义务的道德是法律的“表亲”，表明二者之间的近似性)。

比较:两种道德的差异

由于两者道德观之间存在差异甚至冲突，所以人类社会对两种道德以及相应的行为要求就形成了不同的评价标准。

1．行为要求不同:高与低两种道德对应的行为要求不同，愿望的道德尺度指向较高，而义务的道德尺度指向较低。“我可以在一种关于什么有助于达致完美的极不完备的观念的基础上知道什么是不好的。所以我相信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社会规则和社会制度。所以，我们无需尝试断然宣布完美的正义是什么样子，也可以知道什么是显失公允的。”(富勒，第15页)义务的道德是低要求的道德，可以帮助法律决定某一行为是否应在法律上加以禁止。“义务的道德所谴责的行为一般说就是法律所禁止或应当禁止的行为。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法律在禁止这些行为时应区别行为本身的严重程度和危害大小。”［6］基于基本的社会需要和常识观念，人们可以做出对义务道德的判断，这是一种较低的行为准则要求，而愿望道德更体现为一种更高的美好期望，一般不提出具体行为要求。

(一)公司捐赠的理论基础:公司的社会责任

公司捐赠是指公司对非公司经营业的社会事业捐献资金、实物、无形资产的行为，其理论基础是公司应该承担社会责任。

公司的社会责任是随着公司法理论的发展而提出的。传统的公司法理念认为公司存在的惟一目的就是为股东营利，公司管理人只对股东有相当于受托人的责任，公司的管理人员仅仅对股东的利益负责。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逐渐增多，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公司不仅仅是一个营利性实体，同时也是社会的一员，公司除了谋求股东的最大利益外，还应注意社会整体的利益，以尽其社会责任。主张公司应负社会责任者，还提出了以下理由:(1)现代社会对公司组织的期待已由纯粹的经济组织转变为兼具社会使命的组织。因此，公司应调整其角色，负起社会责任，否则可能危及公司存在的合法性。(2)公司追求的“利润最大化”应从过去的短期目标更改为对长期目标的追求。因此，公司应当履行社会责任，改善公司所处的社会环境，从而有利于公司长期利益的实现。(3)社会上的很多问题是由公司所直接造成的，如环境污染，公司有义务帮助社会处理这些问题。(4)公司本身拥有很多资源可供解决社会问题。(5)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提升自身形象，从而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川。

目前，由公司担负起部分社会责任，从而调和公司利益与社会利益，已是公司法发展的一大趋势。根据美国法学研究院1984年制定的“公司治理原则:分析与建议”第2.01条的规定，公司社会责任的范畴按强制性的不同可分为三个层次:(1)强制性责任。公司同自然人一样，必须遵守法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2)道义性责任。可以适当考虑与公司经营中执行社会责任相符的伦理因素。(3)劝导性责任。可以基于公共福利、人道主义、教育和慈善的目的，从事合理的捐赠。根据这一分类标准，公司捐赠是属于公司社会责任的一种，但它只是一种劝导性责任，具有单方性和自愿性的特点。因此，只能通过一些制度性安排与激励机制来劝导公司承担，而不能强制其承担。

(二)公司捐赠的法律激励

公司捐赠的主体，通常为一些有经济实力的大型公司，其捐赠的对象通常为一些公益机构(如红十字会、孤儿院)，社会弱势群体协会(如残联)，公益性的“社会工程”(如希望工程).以及由于特定不可抗力引起的灾难群体(如洪灾地区群众)，这些捐赠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的压力。因此，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定了一系列制度和措施来鼓励公司进行捐赠。

(一)公司捐赠的理论基础:公司的社会责任

公司捐赠是指公司对非公司经营业的社会事业捐献资金、实物、无形资产的行为，其理论基础是公司应该承担社会责任。

公司的社会责任是随着公司法理论的发展而提出的。传统的公司法理念认为公司存在的惟一目的就是为股东营利，公司管理人只对股东有相当于受托人的责任，公司的管理人员仅仅对股东的利益负责。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逐渐增多，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公司不仅仅是一个营利性实体，同时也是社会的一员，公司除了谋求股东的最大利益外，还应注意社会整体的利益，以尽其社会责任。主张公司应负社会责任者，还提出了以下理由:(1)现代社会对公司组织的期待已由纯粹的经济组织转变为兼具社会使命的组织。因此，公司应调整其角色，负起社会责任，否则可能危及公司存在的合法性。(2)公司追求的“利润最大化”应从过去的短期目标更改为对长期目标的追求。因此，公司应当履行社会责任，改善公司所处的社会环境，从而有利于公司长期利益的实现。(3)社会上的很多问题是由公司所直接造成的，如环境污染，公司有义务帮助社会处理这些问题。(4)公司本身拥有很多资源可供解决社会问题。(5)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提升自身形象，从而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川。

目前，由公司担负起部分社会责任，从而调和公司利益与社会利益，已是公司法发展的一大趋势。根据美国法学研究院1984年制定的“公司治理原则:分析与建议”第2.01条的规定，公司社会责任的范畴按强制性的不同可分为三个层次:(1)强制性责任。公司同自然人一样，必须遵守法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2)道义性责任。可以适当考虑与公司经营中执行社会责任相符的伦理因素。(3)劝导性责任。可以基于公共福利、人道主义、教育和慈善的目的，从事合理的捐赠。根据这一分类标准，公司捐赠是属于公司社会责任的一种，但它只是一种劝导性责任，具有单方性和自愿性的特点。因此，只能通过一些制度性安排与激励机制来劝导公司承担，而不能强制其承担。

(二)公司捐赠的法律激励

公司捐赠的主体，通常为一些有经济实力的大型公司，其捐赠的对象通常为一些公益机构(如红十字会、孤儿院)，社会弱势群体协会(如残联)，公益性的“社会工程”(如希望工程).以及由于特定不可抗力引起的灾难群体(如洪灾地区群众)，这些捐赠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的压力。因此，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定了一系列制度和措施来鼓励公司进行捐赠。

我国的能源短缺及环境污染较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更甚:自1993年中国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到2000年我国石油对外依赖度达到30%,2005年为44%,2008年为51.3%;在一次能源消耗中煤炭消耗约占70%,二氧化碳排放增量占世界的39%,成为世界第二大排放国.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及制定相关的法律激励措施是我国解决能源短缺、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关键.

2005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以下简称《可再生能源法》)并在2009年作出了修改,确定了可再生能源总量目标制度、可再生能源并网审批和全额收购制度、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与费用分摊制度、支持农村可再生能源发展、财政激励措施等一系列的法律激励制度.

一、《可再生能源法》确立了以下几个主要的法律激励制度1、总量目标制度可再生能源总量目标制度是一个国家或者其中某一个地区的政府用法律或法规的形式对可再生能源的市场占有率做出的强制性的规定,以确保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在《可再生能源法》中,相应的条款明确指出,我国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列为能源发展的优先领域,通过制定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总量目标和采取相应措施,推动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将全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长期的总量目标的制定,具体授给权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

2、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在《可再生能源法》中,相应的条款明确指出,我国的电网企业应当与按照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划建设,依法取得行政许可或者报送备案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签订并网协议,全额收购其电网覆盖范围内符合并网技术标准的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项目的上网电量;相应的发电企业有义务配合电网企业保障电网安全.以此来激励相关开发可再生能源主体的积极性.

[摘要]充分发挥新时期军人社会保障制度的激励功能，必须进行激励制度创新。在整体思路上，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变迁主体，完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和重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在具体路径选择上，积极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非正式制度，建立健全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正式制度和合理配置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实施机制。

[关键词]军人社会保障制度；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实施机制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包括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因此，我国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从结构上说也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三个要素。我国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功能在三个方面都存在严重缺陷，因此，在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创新问题上我们要有整体思路，同时也要有具体的路径选择。

一、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创新的整体思路

新制度经济学对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既继承了西方正统经济学理论的某些传统（如经济人分析、边际分析和成本收益分析等等），又超越了这种正统经济学理论的限制，这种超越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把在正统经济学理论中被认为既定不变的制度视为会被修正和创新的，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制度内生化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特征。（2）放弃了正统经济学理论中的“信息费用、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都不存在”的非现实假定，理论分析更加接近于真实现实。（3）认为经济人并不能解释所有的经济行为。但是，任何制度创新都离不开理论的支持，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功能创新问题从宏观上和整体上作出基本的理论和实践准备。

（一）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变迁主体

摘要：充分发挥新时期军人社会保障制度的激励功能，必须进行激励制度创新。在整体思路上，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变迁主体，完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和重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在具体路径选择上，积极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非正式制度，建立健全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正式制度和合理配置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实施机制。

关键词：军人社会保障制度；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实施机制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包括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因此，我国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从结构上说也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三个要素。我国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功能在三个方面都存在严重缺陷，因此，在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创新问题上我们要有整体思路，同时也要有具体的路径选择。

一、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创新的整体思路

新制度经济学对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既继承了西方正统经济学理论的某些传统（如经济人分析、边际分析和成本收益分析等等），又超越了这种正统经济学理论的限制，这种超越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把在正统经济学理论中被认为既定不变的制度视为会被修正和创新的，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制度内生化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特征。（2）放弃了正统经济学理论中的“信息费用、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都不存在”的非现实假定，理论分析更加接近于真实现实。（3）认为经济人并不能解释所有的经济行为。但是，任何制度创新都离不开理论的支持，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功能创新问题从宏观上和整体上作出基本的理论和实践准备。

（一）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变迁主体

[摘要]充分发挥新时期军人社会保障制度的激励功能，必须进行激励制度创新。在整体思路上，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变迁主体，完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环境和重构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安排；在具体路径选择上，积极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非正式制度，建立健全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正式制度和合理配置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实施机制。

[关键词]军人社会保障制度；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实施机制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包括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因此，我国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从结构上说也包括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实施机制三个要素。我国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功能在三个方面都存在严重缺陷，因此，在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创新问题上我们要有整体思路，同时也要有具体的路径选择。

一、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制度创新的整体思路

新制度经济学对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既继承了西方正统经济学理论的某些传统（如经济人分析、边际分析和成本收益分析等等），又超越了这种正统经济学理论的限制，这种超越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把在正统经济学理论中被认为既定不变的制度视为会被修正和创新的，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制度内生化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特征。（2）放弃了正统经济学理论中的“信息费用、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都不存在”的非现实假定，理论分析更加接近于真实现实。（3）认为经济人并不能解释所有的经济行为。但是，任何制度创新都离不开理论的支持，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军人社会保障激励功能创新问题从宏观上和整体上作出基本的理论和实践准备。

（一）培育军人社会保障激励的制度变迁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