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界定范文10篇

公共利益长期以来作为政治、法律领域所争论的核心概念，它往往被视为权力正当性的来源、行为价值判断的基础、法律保护的目标，而被人们所广泛引用和信仰。然而，公共利益究竟是什么却一直缺乏明确、一致的观点，它被形容为一个空瓶子，在不同的时期承载着不同的内容；它的边界和内涵可谓人言人殊，角度不同而见解各异；它更被视为一个虚空的概念，即没有人相信公共利益的存在，除非它符合自己的利益。正是由于公共利益的抽象、动态和不确定，使得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成为学界与实务界所争论的一个难点、焦点问题。

然而，目前法学界对公共利益法律界定的研究多倾向于叙事宏大的价值分析和逻辑判断，法律实务中的界定角度也往往侧重于定性分析和规范界定，忽视了对公共利益的定量分析和实证界定，这使得公共利益法律界定的制度设计与运行既缺乏一定合理性，又难以提供一个具有操作性的立法和司法标淮。

由于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体现着对稀缺资源的权属划分，其界定的过程反映着行为主体的动态博弈，因而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研究不仅需要概念辨析和价值判断的宏观、静态、定性研究，更加需要进行利益衡量、行为抉择的微观、动态、定量分析。正如著名公共政策研究学者休斯所言，"相对于含糊不清的公共行政理论来说，经济学理论是精确的，具有可预测性的，经验主义的，并且是建立在解释人们如何行动的激励理论之上的"。据此，本文尝试以法律经济学作为主要分析工具来对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加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为什么要对公共利益进行法律界定

(一)公共利益法律界定的现状

尽管公共利益一词在我国法律、法规中出现的频率很高，众多法律规范开宗明义地阐明要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但是，由于现行法律对公共利益缺乏清晰界定，使得对公共利益的合法界定成本高昂，障碍众多，这在现实中集中表现为公共利益界定的两种极端化倾向：一种是滥用和盗用公共利益之名来徇私牟利的公共利益的泛化；一种是缺乏参与渠道、救济途径和保护力度的公共利益的虚化。

论文关键词：赦免权宪法权力

论文摘要：赦免权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存在于古今中外的法律制度之中。赦免在最初是一种由君王行使，用以彰显皇恩的恩赐制度，是君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间的推演，近现代意义上的赦免作为一种国家权力，通常是由国家元首或最高国家机关以政令或者法案的方式颁布的免除或者减轻犯罪人罪刑的法律制度，多由宪法或者宪法性法律进行规范。然而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实际操作层面上，赦免权都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在法学理论研究中，宪法学、刑法学，都在有意无意的忽视对赦免权的研究，本丈仅就赦免的含叉以及法律上的规定性加以简单的介绍分析。

一、近现代意义上赦免权的含义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赦免制度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赦免权的内涵不断发生变化。近现代意义上的赦免的含义，国内外理论界的观点虽有所不同，但究其本质，并无太大差异。较有代表性的是以下几种。第一，认为赦免是由国家对犯罪分子免除其罪与刑的一种刑法制度。第二，认为赦免是指以国家的名义对己经确认为有罪的人免除其罪与刑或者虽然不能免除其罪，但是免除或者减轻其刑罚的一种制度。第三，认为赦免通常是指国家对犯罪人免除或减轻其刑罚的一种制度。第四，认为赦免是指行政权根据法律规定，而介入刑事司法，以舍弃法律规定之刑事追诉与处罚。第五，认为赦免权是国家元首依其特权作为变更罪刑之行政处分。第六，认为所谓赦免是指国家对某些犯罪的犯罪人，免除其罪和刑或者虽然不能免除其罪但是免除或者减轻其刑的制度。

在上述观点中，有的将赦免定性为刑法制度，有的将赦免定性为一种由国家元首依特权作出的一项行政处分。认为赦免属于一种刑法制度的理由在于，赦免的对象是犯罪人，赦免的结果总是刑罚权的某一具体权能的丧失，从而导致罪或刑的消灭，而且赦免命令往往要由司法机关来具体执行，因而各国都把赦免制度纳入刑法学的研究领域。而认为赦免属于～种行政处分的理由，在基于赦免制度一般由国家元首或行政首脑根据其行政权而命令实施。上述观点中，虽然明确了适用对象以及赦免的效果，但是不无例外地忽略了适用主体和适用程序。

笔者认为，赦免虽然作为一种刑罚消灭制度而存在，但究其实质，赦免制度并不应局限于刑事法领域，而应当从近代宪政与法治制度中探讨其法律性质虽然赦免的法律适用是以犯罪为前提，适用对象是犯罪人的犯罪或其刑罚，但是应当看到赦免作为一种权力，通常是由国家元首或最高国家机关以政令或者法案的方式颁布。近现代宪法对赦免制度的规定，使赦免权的运用与宪法对国家权力的配置相关联。这使得赦免由一个纯粹的刑法问题上升为宪法问题。因此更为准确而言，赦免制度应当是一个宪法问题，应当由宪法或者宪法性法律进行规范。而将赦免制度归位于一种行政处分也是不确切的。正如立法权，制定的法律虽然需要国家元首加以签署颁布，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行政权。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所谓赦免权，是指由宪法或者宪法性法律进行规范的，由国家元首或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以政令或者法案的方式颁布的免除或者减轻犯罪人罪刑的权力。

1、收购人的权利

收购人的权利包括一般权利和收购过程中的具体权利两种。

(1)一般权利。一般权利是收购人作为上市公司收购当事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贯穿于上市公司收购的全过程。根据我国《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收购人的一般权利主要表现为，其作为投资者和收购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而不应受到侵害。具体来说，收购人同时也是证券市场上的股权投资者，应当与一般投资者享有平等的权利，不应有凌驾于一般投资者之上的特权，但应当维护他作为一个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此外作为收购人，有权利按《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其他有关规定发动和实施上市公司收购，其合法权益受到保护。

(2)收购过程中的具体权利。A、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其他有关规定，选择（在要约收购时）或协商选择（在协议收购时）收购支付方式。B、按照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业务规则和要求，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在协议收购时）和过户登记手续。C、收购人取消收购计划，未涉及不当行为调查的，可以申请解除对履约保证金的冻结或者对证券的保管。D、收购人在收购要约有效期限内可以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更改收购要约条件。E、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选择收购方式。F、收购人向中国证监会报送要约收购报告书后，可以按规定申请取消收购计划。G、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申请和取得要约收购义务豁免的权利。H、在出现竞争要约时，所有要约收购人享有被收购公司董事会公平对待的权利。

2、收购人的义务

同样，收购人的义务也包括一般义务和收购过程中的具体义务两种。

【论文关键词】介绍贿赂；行贿罪；受贿罪

【论文摘要】作者结合一个典型案例，根据犯罪构成理论和刑法的有关规定认为，请托人给介绍贿赂人财物，如果介绍贿赂人没有利用职务之便，则不构成受贿罪，请托人也不构成行贿罪。

案情：

当事人王某系故意伤害一案的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在某县公安局看守所，王某之前就认识该县公安分局主管看守所工作的副局长沈某。王某经审判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判决生效后送监狱服刑前的某天，王某找到沈某说，我经过医院检查有传染病，听说你有个亲戚是监狱的领导，我给你准备20万元，给你亲戚准备100万元，看能不能让你亲戚帮我办一个监狱的拒收证明好向法院申请监外执行。沈某答应去找亲戚试试。王某为了办理拒收证明让人给沈某送去了120万元现金。沈某找到了任监狱主管领导的自己的表弟说明了自己的请求。结果沈某的表弟没有同意办理。沈某回来后就对王某说事情办不成，你让人把钱拿走吧。王某考虑到沈某是主管看守所的局长，没准以后办监外执行还用得找他。就对去取钱的办事人员说：“沈某也给咱跑腿了，以后这事还要他帮忙，给他留下10万吧”。这样王某就给沈某留下了10万，拿回来110万元。

后检察机关指控沈某受贿10万元，构成受贿罪，指控王某构成行贿罪。

问题：

摘要：德国法律以逻辑严谨和偏重理论称著于世，同时德国对于内幕交易一直持消极态度，反对禁止内幕交易。由于欧洲统一体之需，德国也走上禁止内幕交易之路。鉴于德国人的逻辑思维特点，对于他们的内幕交易法做概括性分析是必要的，希望以他山之玉照见自身。

关键词：德国内幕交易证券预防和监督罚则

简介

证券市场从其诞生起，就有着调整规范。并随着其发展针对证券市场的监管不同的发展模式。有以国家集中统一监管为模式的，也有以靠证券市场的参与者进行自我监管，并通过一些间接的法规来制约市场活动的自律模式。德国根据其市场之实况及政府调控方式采取自律模式。“对证券市场的管理实行联邦政府制定和颁布证券法规，各州政府负责实施监督管理。与以交易所委员会、证券审批委员会和公职经纪人协会等自律管理相结合的证券管理体制。”[1]（P.424-425）尽管自律模式因其特点形成一定优点，但同时也存在缺陷。德国由于侧重强调自律与自愿的方式，法律的强制性不足，所以虽有比较完善的监管体制和法律体系，却对市场参与者保护不够。同时基于自律模式的缺陷及其所遭非议，德国也渐向集中监管模式靠近。①字串5

内幕交易的历史几乎可溯追到证券交易的伊始。对于内幕交易的看法也一直存在争议。时至今日在各国之间、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之间存在不同意见。德国一贯反对禁止内幕交易。但随着美国首开禁止内幕交易以来，其规制内幕交易的价值日益获得各国监管机构的重视，禁止内幕交易已成为各国立法的普遍趋势。德国也放弃其反对禁止内幕交易的一贯立场，接受了欧盟的《内幕交易指令》。②并于1994年7月26日通过《德国有价证券交易法》。该法的第三章专列一章来规定有关内幕交易的行为。还在第六章对内幕交易行为的罚则做出规定。鉴于德国为大陆法系国家主要代表之一，与我国法体系与镜照作用，特将其拿出来作此剖析。

内幕交易相关概念的法律界定

摘要：在梳理亲属权与身份权关系基础上，笔者认为亲属权属于身份权中一种。目前大部分学者将身份权不加分析的看作绝对权。这种观点忽视了对亲属权具体内容的研究。通过对亲属权具体内容的分析，笔者认为亲属权具有双重属性，即绝对性和相对性。

关键词：亲属权；身份权；绝对权；相对权

在民主和法治思想日益深入民心的当今社会，以人为本的思想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人权越来越受到重视，以至于在2004年修改宪法时候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在法学界人格权法的研究也备受青睐，有些学者指出在将来制定的民法典中要把人格权法独立成编。但是作为人身权另一重要内容的身份权制度的研究相对冷清。身份权的性质大部分学者认为属于绝对权，笔者认为这于身份权的研究欠缺，特别是身份权具体内容的研

究欠缺不无关系。

一、亲属权属于身份权中一种

在民法学理上人身关系被划分为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但《民法通则》第五章第四节规定的人身权制度并没有明确指出身份权这一概念。目前对于身份权的界定学者们主要有三种学说。第一种观点认为，身份权亦称亲属权,为由身份关系所生之权利,广义的包括亲属法上及继承法上之权利。第二种观点认为，身份权是自然人基于其身份而享有的权利,依其客体,可划分为配偶权、亲权、亲属权和监护权。依此观点,法人没有身份权。第三种观点认为，法律上所谓身份权,是以特定身份关系上的自然人为客体的权利,其内容为作为客体的自然人人身的支配。笔者认为三种观点各有不足。第一种观点将身份权等同于亲属权，并认为继承权属于身份权是不恰当的。身份权除包括亲属法上的身份权外，还包括亲属法外的身份权，比如荣誉权。从前称亲属权为身份权，但是现在已再没有从前法律中的各种“身份”(如贵族、商人、家长等)。而父母子女间、配偶间、其他亲属间的关系也与以前的身份关系大不相同。继承权跟身份有关,然而,继承权由期待权转化为既得权并非由身份所决定,而是由被继承人的意思或法律拟制的意思所决定,所以,继承权不应归入身份权。基于此,《法国民法典》将继承规定于取得财产的方法一编中,《德国民法典》则将继承单独成编,以与亲属相分离。第二种观点将亲属权与身份权相等同，并且将法人的身份权排除在外。法人也可以基于身份利益享有身份权，比如荣誉权、专利权。第三种观点将自然人视为身份权客体，忽视了现代社会身份权主体的平等性。笔者认为，身份权是亲属权的上位概念，身份权包括亲属法上的身份权（即配偶权、亲权、亲属权、监护权）和亲属法外的荣誉权、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标侵权行为也愈演愈烈，这已经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一个严重问题。保护商标专用权，查处商标侵权行为，是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秩序的重要手段，而如何认定商标侵权行为则是保护商标专用权应首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商标专用权，商标侵权，商标侵权行为

一、什么是商标侵权行为

商标侵权行为是指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违反法律规定从事各种使商标注册人的商标专用权受到损害的行为。商标专用权又称商标权，是指法律赋予商标权人对其商标进行支配的权利，包括使用权、禁止权和处分权。就注册商标而言，使用权和处分权都要求商标权人或商标权受让人在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核准注册的商标；但禁止权的范围却不限于此，商标权人可以禁止他人未经允许在与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相同或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

我国《商标法》第3条规定，“经商标局核准注册的商标为注册商标，商标注册人享有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我国《民法通则》第96条规定，“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依法取得的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由此可见，经商标局核准注册的商标，注册人享有商标专用权并依法受到法律保护。任何侵害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都构成商标侵权行为。

二、如何认定商标侵权行为

1、收购人的权利

收购人的权利包括一般权利和收购过程中的具体权利两种。

一般权利。一般权利是收购人作为上市公司收购当事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贯穿于上市公司收购的全过程。根据我国《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收购人的一般权利主要表现为，其作为投资者和收购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而不应受到侵害。具体来说，收购人同时也是证券市场上的股权投资者，应当与一般投资者享有平等的权利，不应有凌驾于一般投资者之上的特权，但应当维护他作为一个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此外作为收购人，有权利按《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其他有关规定发动和实施上市公司收购，其合法权益受到保护。

收购过程中的具体权利。A、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其他有关规定，选择（在要约收购时）或协商选择（在协议收购时）收购支付方式。B、按照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业务规则和要求，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在协议收购时）和过户登记手续。C、收购人取消收购计划，未涉及不当行为调查的，可以申请解除对履约保证金的冻结或者对证券的保管。D、收购人在收购要约有效期限内可以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更改收购要约条件。E、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选择收购方式。F、收购人向中国证监会报送要约收购报告书后，可以按规定申请取消收购计划。G、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申请和取得要约收购义务豁免的权利。H、在出现竞争要约时，所有要约收购人享有被收购公司董事会公平对待的权利。

2、收购人的义务

同样，收购人的义务也包括一般义务和收购过程中的具体义务两种。

【摘要】本文从权利外观理论出发，对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否定说与肯定说进行评介，认为在现代社会，不动产适用善意取得较动产有更多的依据。并通过考察先进国家的立法，认为法国、日本等未承认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实与其不动产登记的形式审查主义有关。我国乃实行实质审查主义，因此不动产善意取得在我国有其制度基础。

善意取得制度，是近代以来民法法系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保护善意取得财产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活动的动态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保护由所谓无权利者善意取得动产的制度乃是伴随着财货流通的扩大，因应流通安全的经济要求，而生成和发展起来的。由经济生活塑造而成的善意取得制度，源起于古代日耳曼法中的手护手原则，历经了由古代，中世纪而近代乃至现代的漫长岁月，其制度创造、判例、学说屡经变迁，在诸多市场经济国家确立起来，发挥着保障流通安全的功能。然而，善意取得制度是否亦适用于不动产领域，各国立法规定不一，并且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亦存不同见解。

一、不动产善意取得的理论争鸣及评析

⒈否定说。目前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善意取得制度仅适用于动产领域，认为所谓善意取得，即指“无权处分他人动产的让与人，于不法将其占有的他人交付于买受人后，若买受人于取得该动产时系出于善意，即取得该动产所有权，原动产所有人不得要求买受人返还。”至于不动产，“因以登记为其公示方法，交易中不致误认占有人为所有人”，“因为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建立，第三人若再以不知不动产之权利状态为理由予以抗辩已不可能。”故在建立不动产登记制度后，“善意取得的原理以及规则在不动产法领域已经无法适用。”即使存在“不动产准用动产善意取得的必要，也仅在违章建筑等极少数未进行保存登记的不动产之上。”对于“已登记的不动产发生登记错误，应通过公信原则或登记更正程序来解决，不适用善意取得。”

⒉肯定说。持肯定观点的学者认为，应承认不动产善意取得。他们认为我国《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9条关于共同共有财产善意取得的规定，就包括了共同共有不动产的善意取得。认为“如果买受人在买受该不动产时为善意无过失，则采牺牲其他共有人的利益，而维护交易秩序和交易规则的立场，确认买卖关系有效。并且，在现代社会中，“无论现代不动产登记制度多么独立、完善，仍不能完全避免登记权利内容与实际权利状态不一致的情况发生”，⑽因而存在不动产无权处分的可能。所以，仅以“交易方不会误信不动产占有人为有权处分人而与之交易”为理由，一概排斥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之适用是缺乏根据的，对于相信登记公示力而自无权处分人处取得不动产的善意第三人而言，也有失公允。

否定说虽然都反对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但其各自反对的理由并不相同。否定说中有两种代表观点，第一种观点以梁慧星先生为代表，他们认为，“基于物权登记的公信力，即使登记错误或有遗漏，因相信登记正确而与登记名义人进行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其所得利益仍受法律保护。”依此观点，善意第三人因信赖不动产的登记而与登记名义人为不动产交易，即使登记名义人非为真实权利人，亦取得不动产所有权。但是他们却否认不动产善意取得，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在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基础问题上，梁慧星先生曾言：“郑玉波先生将善意取得制度存在的理论根据解为法律的特别规定，不啻为正确之解释”，但同时又认为“谓善意取得制度是一项基于占有的公信效力而产生的制度，并无不妥。”⒀占有的公信效力，即依物权变动的公示效力，凡占有动产的人即应推定为该动产的所有人。由此看来，梁慧星先生赞同法律赋权说，亦赞同权利外观说。从权利外观理论出发，往往容易得出不动产亦可适用善意取得的结论，而法律赋权说却极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如此似可解释否定说的第一种观点在理论上实际已承认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同时又否认不动产的善意取得的自相矛盾。但是在不动产善意取得的问题上，他们却又坚决坚持法律赋权说的观点，对此持否定的观点。然而，倘若简单的说善意取得制度仅适用于动产，而不适用于不动产，是出于法律的特别规定，这显然有违法律制度内部的逻辑，无益于我国物权法的应然研究。

【摘要】刑事案件的当事人不是诉讼参与人，诉讼参与人只是参与诉讼，而当事人却是对诉讼的产生和存在均有决定性影响的人。本文划清了司法主体、诉讼主体和参诉主体这三种主体的界限。当事人不等于诉讼主体，诉讼主体是由诉讼法律关系产生的，而当事人在诉讼发生前早已存在；当事人是实体法律关系的主体，即案件实体中的两方主体。诉讼当事人是指案件实体中的当事人，诉讼并没有创造出新的当事人；程序意义上的当事人应称为当诉人。当事人是身当其事的人；当诉人是身当其诉的人。

【关键词】当事人；当诉人；诉讼主体；参诉主体；司法主体

【正文】

“当事人”是一个使用十分普遍的概念。不仅学者使用，专业人员使用，社会各个方面的人都可能使用。一个使用如此普遍、如此广泛的概念，其含义应当是确定无疑的了。其实不然。这一概念，不仅各个国家理解不一样，一个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解不一样，就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历史时期，学者们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比如，有些国家将被害人视为证人，有些国家则认为被害人是当事人。在我国法律上，原将被害人规定为当事人之外的诉讼参与人，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又将被害人规定为当事人。再如，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将公诉人视为当事人，只有德国等少数国家认为，公诉人是护法人，不是当事人（我国法律上也未将公诉人规定为当事人）。各国学者对当事人概念的理解是不统一的。比如，英国学者认为，当事人是“指他或他的权益与任何行为、契据或法律诉讼有关的那些人”。这个定义基本上是实体性的，因为，“他或他的权益”均处在实体中，故可称为“实体决定论”；前苏联学者认为，当事人“就是控诉人、被告人、辩护人、民事原告一一被害人，以及民事被告”。这个定义又是程序性的，因为，控诉人、被告人、民事原告和被告，都是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辩护人也处在诉讼之中，故可称为“程序决定论”。这两个定义，前者是从实体上理解，后者是从程序上理解，尽管这两种理解有一部分内容是重合的，但就整体而言二者并不能等同。我国法学界对当事人的理解，就更不统一了。有的学者认为，“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是指对于刑事案件的产生、发展及终结有决定性影响，并与案件的结局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这是实体决定论；有的学者认为，“当事人在中国刑事诉讼中指自诉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原告人和被告人。”这是程序决定论；有的学者认为，“当事人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处于原告人或者被告人的地位并同案件结局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这个定义包括实体决定论和程序决定论两方面的内容，故可称为“共同决定论”；更多的学者则认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是指与案件事实和诉讼结果有切身利害关系，在诉讼中处于控告或被控告地位并享有较大诉讼权利的诉讼参与人。”这个定义包括了三方面的内容：“与案件事实和诉讼结果有切身利害关系”、“在诉讼中处于控告或被控告地位”、“享有较大诉讼权利的诉讼参与人”，因此，这个定义应当称之为“三位一体论”。实体决定论、程序决定论、共同决定论、三位一体论，这是四种不同的定义。同一个概念，出现四种不同的定义，这反映出我国法学界在对当事人概念的理解上，分歧之巨大。那么，什么是当事人？当事人应当包括哪些人？被害人、公诉人究竟是不是当事人？这些问题都是必须认真研究的重大问题。

一、当事人不是诉讼参与人

“三位一体论”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它把当事人视为诉讼参与人，只不过这里的诉讼参与人是与案件—事实和诉讼结果有切身利害关系，在诉讼中处于控告或被控告地位并享有较大诉讼权利的人。显然，这种观点是把诉讼参与人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享有较大诉讼权利的人；第二部分是诉讼权利相对较小的人。当事人则是诉讼参与人中的第一部分，这样理解当事人是不符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