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价值范文10篇

律师是专职的法律服务人员，就对法律知识掌握而言较普通百姓和其他的行业有更多的了解。但是不知道律师们是否注意到一个问题，在具体到某个个案的时候，有时出现依据现行的法律去看某个案子的诉讼请求是可以行的通的。但是在经过数次的审理后，其结果却难尽律师人意。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后果呢？是法官大人不公吗？笔者认为，这是个法律的价值问题。律师办案子不应该不考虑法律的价值对具体案子的影响，所以本文试谈一下法律价值对律师业务的影响。

一、法律价值的涵义

要谈一个问题我们不能不注意它的概念，那么法律的价值的概念应该怎么样去定论呢？

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价值的涵义。在哲学上，应从二个方面去理解的，一方面是价值属于一个表征关系的范畴，它反映了人与外界的关系，揭示人实践的动机和目的。另方面是价值是表征意义的范畴，它可以表示事物对人的意义。从上面的内容看，我们不难看出要理解价值的涵义离不开人和外界的物，价值的涵义不过是二者的作用于反作用，因此离开了人（我们叫它主体）和外界的物（我们叫它客体）任何一个就无法理解价值。

理解了价值的涵义，我们再来看法律的价值。专家认为法律的价值可因使用的方式不同有不同的涵义。第一种是来表示法律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时所保护和增加的价值。比如说，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等，称之为目的价值。第二种是法律的评价标准。第三种是法律自身所具有的价值因素称为形式价值。

本文的目的在于探讨法律的目的价值和律师实务，所以我们仅从上述第一个法律的价值去谈，就是法律在发挥其社会作用的过程中所保护和增加的价值。

摘要:近些年来，法律方法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不仅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重视，在法学理论界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我国法学界学者对于法律方法的研究偏向于实用层面，同时关于法律方法的理论体系建构也在探索之中。基于法律方法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历史并不久远，法律方法的体系也并未完善，本文旨在从我国法律方法的运用现状切入，对法律方法的实践价值进行剖析，以此来探求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强化法律方法的科学运用。

关键词:法律方法;司法实践;实际运用价值

一、法律方法的基本理论

(一)法律方法的概念。近些年来，关于法律方法、法学方法、法学方法论和其他一些相关的概念以及他们之间的区别在我国法学界逐渐引起了关注，当我们谈到法律方法时，它究竟是从哪个层面来理解的，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法律方法在我国的理论研究时间较短，对于法律方法的定义还不够明确，要对法律方法的实践价值进行分析，那么首先就要对它的内涵进行剖析。明确法律方法的概念，才能够对法律方法的价值进行进一步的探索。“法律方法”是“法律人为解决特定法律问题、纠纷和矛盾而采取的法律上正确的途径、路径、步骤、措施、手段等。”王泽鉴先生在《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提及，就法律方法而言，它是法律人终要依凭的内在技艺。在美国，法律方法主要是培养学生学习根据案例处理具体案件思维推理过程，包括法律的确定、推导适用和证据的确认等，着眼点在于个别案件的处理，是非常具体详细的学习过程。在法律方法的概念上，我国更接近于工具主义的美国，将之定义为法律人用来解决法律问题的方法，在理论层面上还相对匮乏。(二)法律方法理论的历史发展。法律方法在不同法系的国家发展进程是不同的，学者的研究内容和框架也是不一样的，我国的法律框架倾向于大陆法系国家，但是在法律方法的研究上我国更倾向于美国的法律方法，也就是更加倾向于工具化和实践性的。不同于德国的法律方法所具备的很强的哲学性，也不等同于美国作为判例法国家的实用性，我国对于法律方法的研究有着自己的特点。但是，这并不等同于说，对于法律方法的研究我国有着自己完善的理论体系，就像法理学一样，陈景辉教授反对提中国法理学，因为刑法和民法都是客观存在的，法理学却和国外的差异不大，并没有形成完全中国特色内容。这种层面上来说，我国对于法律方法的研究历史较短，对于国外的学习的借鉴居多，暂时还未形成具备我国特色的法律方法体系。我国法律方法已经成为显学，从无到有的阶段较快，法律方法产生的大背景是我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规范化和法律化的背景。第一，由于法律的专业化，这体现为法律资格考试的逐渐统一，由原来的法官、检察官、律师考试统一为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开启了我国法律专业化的发展;第二，法律的体系化，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第三，法律的知识化，1995年，我国大学设置专业法学学位。由于我国的法律制度形成的速度过快，相关法学界的理论基础不够深厚，这就造成了先有制度再有解释和研究的逆向发展现状，但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先形成制度建构，再来进行反思总结也并不是不可行，也可能作为中国特色发展道路而有着独特的优点。

二、法律方法在我国司法中制度中的运用

(一)法律方法的适用主体。关于法律方法的适用主体，有学者认为只能是司法人员，也有学者认为任何人都能成为法律方法的适用主体。这两种观点分别是从狭义和广义上来讲的，如果法律方法的适用主体仅仅是司法人员，这是在强调法律方法运用的实效性。最典型的莫过于三段论的逻辑推理方式，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法官的主观能动性相对来说受限较大，因此在作出裁判结果的时候，三段论的推理方式是普遍适用的。第二种观点认为所有人都能成为法律方法的适用主体，最典型的就是法律解释，任何人都可以对法律的含义进行解释，但是只有有权力的解释主体所做出的解释才有效力。本文所持观点为后者，也就是说法律方法的适用主体是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的，有权力的主体为法律方法的适用主体。(二)法律方法在我国司法制度中的适用内容。法律方法中运用最为广泛的当属法律解释了，法律在内涵上具有模糊性，而法律解释旨在使法律条纹的内容更加的清晰确定，但是比不能因此讲法律方法等同于法律解释。有国外学者认为法律方法即为法律解释，这样来理解难免有失偏颇，法律方法包括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但不限于此三种，就目前来看，这三种法律方法使用的较为广泛。

[摘要]监狱法是我国第一部监狱法典，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对中国法治建设有着深远而重大的意义。监狱法是监狱法治的逻辑起点，保障了罪犯人权，完善了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体系，同时监狱法存在一些问题，与刑法、刑事诉讼法存在矛盾与冲突，影响了行刑模式改革与创新。

[关键词]监狱法，法律地位，价值所在，存在问题

1994年12月29日，经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以下简称《监狱法》）。至此，历时8年多的监狱立法活动，以《监狱法》的出台作为取得阶段性成果的重要标志。毫无疑问，中国第一部监狱法典的出台对中国法制建设有着深远和重大的意义。正如1995年2月14日召开的全国监狱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所言：“《监狱法》的颁布实施，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史上的一件大事，是监狱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是一件值得庆贺的盛举。《监狱法》是建国40多年来监狱工作成就的结晶，是监狱工作历史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结，凝聚着广大监狱干警长期以来惩罚犯罪、教育改造罪犯的丰富经验和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聪明才智，饱含着从事执行刑罚和监狱理论研究工作者的科研成果。《监狱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监狱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1]”然而《监狱法》的出台并非监狱立法的功成名遂，相反，其正表示着我国系统的监狱立法之开始。

从1994年到今年，正是《监狱法》颁布与实施十周年，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监狱法实施10年以来，为我国建立中国特色的监狱法制打下了良好和坚实的基础，树立了依法治监的监狱治理理念，为我国打击犯罪、惩罚和改造罪犯，保障罪犯人权提供了法律保障。然而，根据这十年来《监狱法》实施的状况，监狱法治所面临的问题和形势还是十分严峻的。“这些问题既有来自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客观水平的局限，也有来自于国家刑事立法体系和刑事司法体制方面的制约；既有来自于监狱外部社会环境方面条件的影响，也有来自监狱内部自身的因素；既有来自监狱立法体制的，也有来自监狱法实施机制的；既有人的主观方面的因素，也有物质的和制度或体制方面的因素。[2]”本文籍《监狱法》颁布十周年，对《监狱法》的法律地位及其所体现的价值作一评估。

一、《监狱法》的法律地位

现代法理学认为，某部法律在整个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一般是由该法制定的法律依据、其本身所具有的性质、内容及其调整的法律关系与法律调整方法所决定的。笔者认为《监狱法》在我国法律体系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并非刑法、刑事诉讼法的附属与补充，是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法律价值问题的研究已经引起了我国大陆法学界的重视，马克思主义法律价值论正在建设之中，有关或涉及法律价值问题的著作、教材和论文纷纷面世，形势可喜，但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也不少。在这里，笔者仅就法律价值概念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法律价值的概念

作为主体的个人、社会集团、阶级、社会和国家等与作为客体的法律之间，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仅会由于法律对人们的行为或社会关系的调整而形成一定的社会控制关系，而且会由于主体及其内在尺度的作用，使客体趋向于主体、接近主体，为主体的需要及其发展服务，形成一定的价值关系。"法律价值"概念就是对这种关系的概括。我们先把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概念应用到法学中，给"法律价值"下一个初步的定义：法律价值是指法律的存在、作用及其发展变化对一定主体需要及其发展的适合、接近或一致。这个定义虽然还未完全揭示法律价值的特点或规定性，但它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是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揭示法律价值的基础。

首先，法律价值概念不是一个属性范畴，它不等于法律作用或法律效用（法律的有用性）等概念。法律本身的各种属性，包括法律的各种作用、法律的阶级意志性和强制性等，只是法律价值得以形成的基础和条件。尽管法的客观属性对说明法的价值有意义，但相对而言，主体及其内在尺度是形成法律价值的主导因素。武步云先生在其《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引论》中指出："如果我们把价值的一般概念规定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需要与满足相统一的效应关系，那么，法律的价值也应是这样的：一种法律是否有价值，既不能以主体的意志、愿望和需求，又不能以法律的功能、作用、有用性为标准，而必须是二者的有机合一所形成的’第三种东西’。"〔1〕这一推论虽说得过去，但他在后文中说："我们将法律价值的总概念规定为法律对社会有序性的维护和增进……"〔2〕，这就可能使法律的有用性与法律价值混淆，也不免失之狭隘。孙国华先生认为："法的价值就是法这个客体对满足个人、群体、阶级、社会需要的积极意义。一种法律制度有无价值、价值大小，既取决于这种法律制度的性能，又取决于这种法律制度能否满足一定主体的需要以及满足的程度。"〔3〕孙先生这一定义比较恰当，但他没有充分突出法律价值是主体与法律之间特定关系的范畴。至于某些习惯用法如"法律价值是法律对人的意义"等，只有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使用才可能避免误解。在哲学史中，自然主义价值观曾经把价值简单地归结为对象的客观属性，使价值认识变成了功能分析，使价值评价变成了功能比较，最后使价值论变成了认识论。法律价值论不应该重蹈覆辙。

其次，法律价值概念也不是一个意识或理念范畴，而是一个反映主体与法律之间特定关系性质、方向和作用的范畴，或者说，是反映主体与法律之间特定关系的范畴。在哲学史上，主观唯心主义价值观认为，事物的价值完全依赖于主体，是主体赋予的；客观唯心主义价值观则认为，价值是事物的某种潜在的、隐蔽的意义。前者撇开了客体，使价值成为纯粹主观的东西；后者撇开了主体及其社会实践，使价值成为超验的"宇宙尺度"；两者殊途同归：使价值脱离了现实世界。马克思主义价值论认为，价值的形成和发展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为"认识-评价-实践"。单独从法律（客体）或单独从主体的角度都难以界定法律价值，只有从主体与法律的特定关系中，从人的积极的、能动的实践活动中，才能界定法律价值。在一定意义上说："法律价值是一定的社会主体需要与包括法律在内的法律现象的关系的一个范畴。"〔4〕但是严格说来，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法律价值关系，不完全等于主体需要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因为把主体替换为主体需要就难以全面反映主体性内容（如主动性、自主性、创造性、能动性等）以及主体在法律价值形成中的认识、评价和实践活动。法律价值包含着需要和理想的成分，这些需要和理想通过人们的法律实践的中介而对象化，形成一定的现实关系。

再次，法律价值概念比商品价值等概念更为复杂和特殊。商品价值的客体是劳动产品，商品价值的内容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在商品价值关系中，客体与主体是确定的，商品拜物教只是这种关系的一种人为的扭曲现象。然而，作为法律价值客体的法律不仅是一种精神现象，属于精神客体，而且它本身就是一套价值规范。因此，人们可以从两种不同的意义或层次上研究法律价值：一是把法律作为客体来研究法律价值，即把法律作为评价的对象；二是把人们的行为或社会关系作为客体而把法律作为价值规范来研究法律价值，即把法律作为评价的工具。应当承认，这两个方面的研究都属于法律价值理论的必要内容，但是，法律价值概念是否应当包含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呢？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法律价值概念在法律价值理论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和逻辑起点的作用，它的根本意义在于确定人与法律的关系的一个特殊方面，即法律如何为人服务。如果把人与法律的关系的另一方面即人如何服从法律纳入其中，那就会使法律价值论与法律现象论搅和在一起，使作为张扬人的主体性的法律价值理论丧失应有的意义。

本文作者：于宏张天上工作单位：福州大学

“任何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理论，都是对其时代重大实践的总结和对实践要求的回答，并因而对时代的实践具有前瞻性指导意义。正是时代的实践在呼唤着时代的理论，正是时代的主题决定了时代的理论主题。”[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正是中国共产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的理论回应，同时，其本身也将是伟大的实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着力点在于加强民主法治、维护公平正义、倡行诚信友爱、激发社会活力、促进安定秩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但这几个方面集中到一点，就是以人为本。正是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作为一条主线将这几个方面融会贯通在一起，对社会发展起着基本的价值导向的作用。从哲学上讲，以人为本不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和实证问题，而是一种价值论问题。[2]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质与核心，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价值向度，自然，以人为本也是法律发展观的实质和核心，规定并体现法律发展的价值取向。法律发展内涵极为丰富，包括法律发展的价值理念、法律发展的基本模式、法律发展的策略与途径、法律发展的本质特征与规律等各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法律发展的价值理念是最为重要的，它对于法律发展的其他内涵具有规定性：正是法律发展的价值理念决定了法律发展其他内涵的基本品性，也正是法律发展的价值理念确立了法律发展观的基本品格。①因此，深入挖掘“以人为本”对于法律发展的价值论意义，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法律发展观和深入研究法律发展以及对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终极关怀：以人为本的价值指向

从法律发展的终极价值指向，也就是终极关怀来看，人类历史上大概存在着三种法律发展观：一是“以神为本”的法律发展观。早期中西方都存在将法律看作是“神启”、“神谕”的观念。这种法律发展观落脚点在于如何实现“神权”，而人只不过是神的仆人而已，人是没有什么权利可言的；二是“以民为本”的法律发展观。这主要是在封建等级社会中存在的法律发展观念，虽然有“君为轻，民为重”的思想，但法律发展实质上着重的是如何维护统治者的封建特权，人民就是有些权利也不过只是具有工具性的价值，最终是为巩固封建特权而服务的。三是“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虽然西方自启蒙复兴以来，许多思想家高举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的大旗，以理性的方式思考人的特性和人存在的价值，这种思想在政治建构与制度设置上也得以体现，在法律制度与法律发展观念上开始强调人的权利，强调人的平等，但他们所倡扬的人文精神，以及这个意义上的以人为本往往是以抽象的“人”为逻辑起点，这就使其以人为本具有不可避免的片面性和抽象性，从而这种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仅仅停留于本体论上的望尘莫及的遥远的关怀。我们所讲的以人为本不是从本体论的层面把人作为世界的本源，而是从价值论的层面，强调人是一切价值的最终指向，人是衡量一切人的创造物的根本尺度。不管学者如何争论以人为本的观念是否古已有之，但我们现在所讲的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的确与之不同。我们所讲的以人为本，是以社会关系中的人，以具体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为前提，以人的解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最终指向。因此，我们的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是“区别于超凡脱俗且望尘莫及的纯先验哲学的所讲唯心主义抽象本体论向度上的终极关怀，它是现实生活滋养而升华的产物，现实生活是其坚实的土壤和后盾”。[3]以人为本作为法律发展的目标导向，最终关怀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人是现实的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从事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人。在实践活动中，人就有了多重的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三是人与人的关系。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以人为本”就是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建立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保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人怎样对待自然，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这是人类在实践活动过程中一直必须面对的问题。就人与自然关系来看，一方面，人是自然之子，自然界对人具有现在性。人要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不断地从自然界中汲取力量，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自然是人的活动对象，人对自然具有能动性，人在积极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获取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物质资源。然而人又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无奈的现实是，自然给人提供的资源的确又是有限的，并不是无穷无尽的。因此，人的价值利益对自然具有依存性，它保障人的价值利益的最终实现，同时，自然又对人的价值目标与追求有着根本的限制性，人的价值创造活动不能突破自然环境特征的根本限定。从而，我们必须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偏见，不能无限度地强调人的地位，认为人就是一切，所有利益必须服从于人的，哪怕是过度贪婪的利益要求；人可以对自然挥霍无度，哪怕是涸泽而渔。因此，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要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法律的制度调整上，我们有必要赋予自然以一定的权利，承认其生存价值与人的平等性，从而理性地遵循我们无法改变的自然规律，保证人对大自然的开发具有可持续，从而保障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得以持续进行成为可能。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新我们的权利主体理论，突破传统权利主体的范围，不仅要承认人类的权利，也要承认其他生命物种的权利，并以相应的法律制度来体现和保障。从人与社会的关系看。人的自由发展，不仅与自然密切关联，而且人要在社会生活中获得自由的权利和价值。人类社会自从产生阶级和国家之后迄今为止人类难以摆脱的困境是人类创造了社会，却长期成为社会的奴仆，社会严重压抑着人的自由，抹杀着人的价值，甚至使人性扭曲变形，使人变成了非人。“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分人向社会争取自由权的斗争史。”[4]人要全面发展自己，就必须争取自由的权利。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要求我们在深化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注重保护人的基本权利。实现人的基本自由。人权入宪的问题之所以得到人民的高度关注、期待与广泛赞扬，就是因为它从国家根本大法上保障了人民享有的在社会关系中的广泛而真实的自由权。从人与人的关系上看，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应该有两层含义，一是当代人之间的关系。这在法律发展上，主要体现为权利与权利和权利与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其中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最为根本。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要求我们对待权利与权力时要以权利为本位来审视二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权利衍生权力，就是说，国家权力不是凭空产生的，是以公民的权利为中介对社会经济关系的集中反映。国家权力的目标在于保障社会主体的权利。公共权力的存在基点与运行的终极目标，就是保障市民社会的私人领域以及私法主体的自由，并最终确保全部社会主体的自由与安全。[5]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要求我们以权利为本位建设我们的法律制度，型塑我们的法律发展新形象，提升我们的法律精神层次。二是当代与后代人的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时展的过程，用姚建宗先生的话说是一个永无终点地过程，“人类的历史乃是一部发展的历史，它从人类产生的那个悠久的过去的起点，走向那并无终点可寻的遥远的未来。”[6]从资源的有限性的角度来看，说人类的发展没有终点的确是使人对人类的未来感到深深的忧患。从迄今为止的人类状况看，人类各代都要在地球上生存和发展，如果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还有绿水青山，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人类各代对地球上的自然资源财富都拥有平等的享用权。前代人的发展不能靠牺牲后代人的利益来维持。因此，为了防止当代人过度地有利于自己，以剥夺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去滥用自然资源，在法律上承认代与代之间的权利和当代人对下一代人的义务就至关重要了，所以代与代之间的公平正义问题就比须纳入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之中考虑，我们不仅要关注当代人的发展，也要眷顾后代人的生存与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核心理念，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以人为本就是一切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一切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就是要把人作为观念、行为、制度的主体，把人的解放和自由、人的尊严、兴趣和全面发展作为我们每个人、每个群体，作为我们每一届政府，每一届领导人的一种终极关怀。[7]以人为本的发展导向，奠定了法律发展的价值基石，铸成了推动法律发展的强大价值追求和不竭动力，确立了指导法律发展的根本价值理念，为法律观念更新和法律制度创新提供了基本价值框架和价值导向。

二、现实关切：以人为本的实践取向

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不仅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关怀，更是对现实生活中人的生活现实的深情关切。作为与终极关怀相辅相成的现实关切，必然深切眷注于人的现实生活或当下的境遇，并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型构理性人的生活。具体展开就是：现实关切要关注的是特定时空场景下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世俗人的生活世界；现实关切也是一个有价值指向的过程，可以为终极关怀提供旨趣上的生长点和切入点；现实关切所采取的手段和工具是以显影人的终极关怀气息为宗旨的手段或工具；现实关切在结果向度与维度上与终极关怀一线相通。[8]如此看来，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实践必须眷顾发展的特定时空场域中的具体的人的生活。同时，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也不得不立足于特定的时空场域，因为法律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时空性。孟德斯鸠在其传世名著《论法的精神》中曾有精彩的论述，他指出：“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最后，法律和法律之间也有关系，法律和它们渊源，和立法者的目的，以及和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础的事物的秩序也有关系。”[9]所以，法律发展也有其特殊的风格，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法律发展模式。职是之故，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要求我们在法律发展实践中处理好如下几个关系。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首先需要强调现实生活中人的法的精神的发展。在基本内涵上，法律发展与法制现代化在中国当下是等值的。[10]因此，人的法的精神的发展在当下法制现代化的视阙中就是人的法的精神的现代化。“任何形式的现代化，都首先应当是人的现代化，也就是人的精神的现代化。因此，法的精神的现代化，乃是整个法制现代化的实质和核心，法制现代化是，也应当是以法的精神的现代化为起点和依据的。”[11]在姚建宗先生看来，法的精神的现代化在内涵上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人的公民意识的培育和人的法治精神的确立。[12]在当下中国，必须着力培养人的公民意识和人的法治精神，只有在健全的公民意识的基础上，在全社会真正确立起法治精神，人的法律精神的现代化才能得以完成，从而法律才能获得长足发展。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要求我们在法律发展模式与道路的选择上也必须立足于中国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生活现实。在发展模式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发展观认为，社会发展是历史必然性与主体选择性、发展过程的规律性与发展模式的多样性的统一。[13]法律发展模式也不例外。从历史上看，各个国家之间或各个国家不同时期之间可能存在不同的发展模式，而这些法律发展模式最后得以成功推进法律的发展莫不是深深植根于其现实生活的真实需要，反映了其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它走有其特定的具体国情与历史背景。就中国当下而言，社会处于结构转型期，中国社会正从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化，正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正在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正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正在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向异质多样性社会转化。[14]概言之，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化。这种转化基于现实生活的社会发展需要，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这种转化也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生活方式的转化。一个国家、民族乃至地域的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某种生活的传统，这种传统是其人们的过去与现在生活方式的联结点，绝不是某人或某些人一时心血来潮一蹴而就的。生活的传统必然对人们的生活有极强的规范力与约束力。在某种意义上，法律发展意味着进步，意味着对过去法律传统的扬弃。也就是说，过去传承下来的法律必有其不适合乃至阻碍法律发展的因素存在。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观要求我们以辩证的观点正确对待法律传统在法律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对法律传统不能一概否定。它是人们生活方式与生活历史的沉淀，是我们的以法的方式生活的条件的延续。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5]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重视法律发展中法律的继承，奠定法律发展的高起点。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意味着进步的法律发展必然要对扬弃的对象，即法律传统的部分否定，这种否定要从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中去寻找根。人以类的方式存在于地球，作为同类的人的生活方式必然有着程度或大或小的融通性，从而在制度上产生先进与落后之分。这种基于生活方式的融通性而存在的制度先进与落后之分就向我们提示了法律发展的另一种道路，即法律移植。通过法律移植可以减少我们法律发展所支付的成本，加速法律发展的步伐。但是不管是法律继承还是法律移植，我们都必须立足于生活现实中人们的现实生活，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践行以人为本的法律发展价值理念。

摘要:“网络民意”是一个新兴的法律概念，我们可以用研究法律的方法研究和阐释它的价值与局限性。鉴于“网络民意”有着影响范围广，传播速度快的特点，在今天中国法治进程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其表达方式适当与否对法律运行必然会产生较大影响，本文就如何协调“网络民意”与法律的关系，更好发挥网络民意的监督与舆论作用提出建设性方案。

关键词:网络民意;法律;价值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网络的飞速普及，公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渠道有了进一步的延伸和拓展。数以亿计庞大数量的网民针对眼前发生的国内外最新事件、焦点热点话题，利用网络工具和语言抒发心声、发表观点并相互借鉴影响成为他们关注社会、参与政治、表达自我的主要方式，而这种以网络技术支撑为背景的新的民意表达方式逐渐衍生出“网络民意”一词。历数近年来发生的社会“焦点案件”，从“复旦大学饮水机投毒案”到最近的“中国留学生江歌日本被害案”，虚拟网络空间越来越多的渗透进公众舆论的视野，网民可以借助网络平台自由发表言论。伴随“网络民意”影响的日益扩张，社会各界给予了极大关注并针对其利弊展开了学术讨论。“网络民意”是公共话语权的一种表达方式，是一种主动关注和回应社会焦点问题的新渠道，在社会舆论互动方面存在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我们应该冷静分析和研究其运作模式和机制，客观考量其自身价值和社会意义，制定能使其在可控范围内运作的方式和规则，否则将使其消极因素不断扩大直至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一、网络民意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一)推动“公民意识”的觉醒。在信息时代，网民正是通过网络这一平台行使自己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网络平台虚拟性的特点给了民众自由表达意愿的空间和机遇，网民在公共虚拟空间里可以自由行使自己的权利，表达自己的意愿。这给公民参政议政和关注社会提供了更多选项和机会，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公民通过网络维护公民权利，逐步推动“公民意识”的觉醒。(二)有利于民主社会的构建和完善。网络社会的构建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是一种新的载体和组成部分，公民通过网络发表言论，表达意愿可视为人民行使其基本权利的延伸。在信息时代，公民参政议政、参与社会民主进程的形式呈现多样化趋势。一直以来我国公民表达政治意愿主要是通过民主集中的方式自下而上体现出来，而如今网络则成为公民参与政治更为高效和直接的有益补充，互联网在增进公民参与、推动政府执政模式转型、增强社会主义民主监督、促进公民意识觉醒以及建构新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等方面都起到了显著且有效的作用。(三)有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是正义实现的两种方式，相比于更注重程序公平的形式正义，实质正义所追求的是社会范围内实质性的、最大多数人的、社会性的正义和公平，它根据每个人具体情况的不同而予以有区别的对待，保障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利益和发展。“网络民意”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延伸了公民的政治参与、社会监督和利益分配的权利，在实现正义方面，网络民情更能够代表绝大多数公民的意愿，也更能体现正义的主体利益。2007年震动全国的“许霆恶意取款”案，在法院以盗窃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后，网络掀起关于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论战，最终在网络舆论的强势影响下，法院二审改判为有期徒刑5年。这意味着网络民意所要求的公平正义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实现。

二、网络民意与法律的矛盾与冲突

【摘要】陆勇案中，法院对其销售仿制药作出无罪判决。销售仿制药到底要不要入刑成为一个热题。陆勇案的判决中包含了对于法的价值思考的问题：刑法具有法律秩序价值保障和人权保障价值，当二者冲突时，将何种法律价值放在首位，个案中如何进行衡量？本文从陆勇案的审判争议点入手，分析法的价值冲突，提出销售仿制药应当纳入刑法非犯罪化之列。

【关键词】销售仿制药秩序价值人权保障刑法非犯罪化

一、引言

近日电影《我不是药神》引起众多人议论，电影的现实原型陆勇一案也再次掀起轩然大波。正如电影中主角一样，陆勇实施了销售仿制药的行为，其中蕴含的法律价值冲突十分明显，令法院在判决时面临诸多困境，法官左右为难。本文对陆勇案进行评析，对其中的法律价值冲突进行分析，希望借此厘清法的定位和社会功能，为今后法官审判类似的案件提供相应借鉴。

二、陆勇案评析

2.1陆勇案基本情况。2014年7月21日，陆勇因在病友群分享与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抗癌药“格列卫”药性相似的印度仿制药的相关信息，并帮忙代购，但该药并未取得中国进口药品的销售许可，故陆勇被沅江市检察院提起公诉，罪名之一是销售假药罪。案件的争议在于何为“假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最终，检察院以不构成销售假药罪撤回起诉，陆勇被无罪释放。2.2陆勇案争议点之评析。1.关于代购行为是否符合销售假药罪的“销售”要件法院对此的裁判观点是不符合，原因在于：（1）陆勇购买药品是为了给病友帮忙，且没有收取多余的费用，不具有营利性；（2）陆勇购买的药品没有对病友造成任何身体上的伤害，甚至具有一定的治疗效果，没有侵犯他人的生命健康权，不具有法益侵害性。部分学者持有不同观点，认为陆勇的行为符合销售假药罪的构成要件。陆勇并非单纯地为病友购买假药，其采取了一定手段扩大可能购买假药的“病友”的范围，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宣传，实际上是一种买卖媒介的行为。1笔者认同第二种观点。一来，从陆勇帮病友代购的交易过程中，其属于印度公司与病友的中间人，对病友来说，其相当于卖方阵营，具有卖方的性质，即属于销售行为。二来，按照一般认知，销售意味着获利，但也并不尽然，例如“亏本生意”。所以，虽说陆勇并未从中赚取买卖差价，但其在交易过程中的定价由自己自由决定；况且其并非一无所得，其利用自己中间人的优势为自己购药提供了便利，这也算是一种获利。2.关于仿制药是否是假药根据《刑法》第141条的规定2，假药是相对药品的实质危害性而言的，具有有毒有害成分，销售假药侵害的法益是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而该权利对公民而言具有绝对的价值，必须得到严苛的保护。而仿制药一般来说对人体是不造成损害的，有些甚至还具有一定的疗效。但是，国家并不认可仿制药，因为仿制药侵害了国家对药品管理的秩序，且销售仿制药虽然可能并不侵害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但并不排除可能侵害的情形。因此，国家基于保护公民生命健康的初衷，必须要维护这样的社会管理秩序，将销售仿制药也纳入不予允许之列。笔者认为，从本质上讲，仿制药是不同于假药的，虽然仿制药未必具有一定的疗效，但不排除具有疗效的情形，尤其在陆勇案中，印度生产的仿制药与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抗癌药“格列卫”药性相似，经陆勇及病友实验，是具有相似疗效的。这与假药截然不同，故而我国法律将销售仿制药概为禁止，也存在一定不当之处。但是，陆勇案中的印度仿制药并未取得我国进口药品批准文号，就我国的《药品管理法》规定而言，该仿制药属于假药之列，如此，陆勇确实符合销售假药罪的构成要件。2.3陆勇案引发的法理思考。就上述而言，陆勇本身的行为确实非常接近销售假药罪，甚至在笔者看来，法院判决中的“销售”和“假药”都不具有说服性，陆勇本身的行为就构成销售假药罪。在这一点上说，法院对陆勇案的判决有失当之处，陆勇无罪释放，破坏了法律的安定性。笔者认为，在陆勇案中，当事人陆勇并未被判处罪责，其源于两个方面。其一，如果陆勇被判罪，这意味着将会给生产、销售仿制药的人或商家以威慑，这将导致消费不起正版药的重症病人失去了消费仿制药治病救命的机会，这与国家要保护公民生命健康的宗旨相违背，也未达到法律本身的初衷，对于法律的权威性和至高无上性都是一种损害。其二，本案中还有涉及贩卖仿制药的人数众多，如果陆勇被判刑，势必意味着这群具有类似行为的人也要被判刑。此案牵连甚广，如果全部判刑，会导致社会的混乱以及公民的不满。在本案中，法律出现例外，是基于对法院判决社会效果的考虑。法律彰显了一系列价值，代表了社会背后的各种利益的衡量，如自由价值、秩序价值、安全价值、效益价值等。该案涉及人数众多的白血病人群体，引发来自社会的各界关注，一方面是陆勇向病友介绍仿制药所代表的法律秩序价值的破坏，另一方面是白血病重症患者依赖于仿制药维护的生命健康所彰显的法律人权保障价值，当二者价值存在冲突，法院选择了人权保障价值。但当对于法律价值之间的冲突，在何种情况下作出何种处理和解决，如何在个案中由法官进行自由裁量，并不是一概而论的。

内容摘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战略任务和奋斗目标，也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提出了更高的价值追求目标。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首先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但和谐要求必需公正，公正未必都能和谐。由于社会矛盾的复杂多样性，法律规范的相对稳定性和滞后性，决定了单纯的公正执法并不能实现和谐。应当以《决定》的精神为准则，在公正执法大前提下，更要注重以人为本，化解矛盾，促进人的心理和谐，用灵活的执法活动弥补法律自身的缺陷，为构建和谐社会自觉做出贡献。

关键词：和谐社会法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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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开宗明义第一句话：“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这清楚地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已经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化认识。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战略任务和奋斗目标，充分显示了以总书记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非凡的执政能力，是我们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次历史性跨越，开始了新的战略追求的伟大实践。也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提出了更高的价值追求目标。

法律价值，是人们通过积极、能动的法律实践所追求的效果；它是主观评价与客观现实的统一，是法律实施的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一般意义上讲，法律通过体现公正实现社会的秩序与正义的目标。【1】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特别是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许多新的问题，机制的变革、利益的重组、思想的活跃，因而各种矛盾和纠纷增多也是难以避免的。越是处于这样特殊的时期，越需要社会的和谐，才能保证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法律作为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意志的最高体现，其价值的最高体现必须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早在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就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指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2005年2月19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对和谐社会的特征进行了清晰的概括：“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同志关于和谐社会特征的概括，为我们探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机制，提供了基本的轮廓和方向。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利益、规范权利义务、整合社会资源、促进安定有序、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无疑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强有力保证。

摘要：要想很好保护农村的生态环境，那么对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必须重视起来，而对要想解决出现在农村环境中日益严重的危机，那么首先应正确认识农民的水环境权。在本文中将着眼点定为农民水环境权的概念，就农民水环境权而言，对其保护的法律之路进行探索以及对其特殊性质进行着重分析等等，以上行为均是为了对农村环境问题的解决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农民;水环境权;法律进路

随着时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正在不断转型，而近几年正是转型的节点。部分高污染、高排放的生产企业伴随着相关产业的转移以及不断调整的经济结构而持续向我国的农村地区进行迁移，但是，由于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以及不完善的技术手段等等，使得环境污染事件在农村不断发生，在这样的状况下面对自身水环境权不断遭受侵害的问题，农民们却无力救济，那么此类问题的不断呈现都严重挑战了社会的稳定以及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对农民特殊的水环境权应重视起来，切实保护农民的水环境权，使得法律在农村中逐渐应用起来。

一、实现农民水环境权价值的重要性

在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人类享有权利生活在福利以及尊严的环境下，且享有充足、平等以及自由等基本权利的生活条件，需要注意的是人类有责任改善以及保护这一代以及将来世代的环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的水环境权已然获得肯定，而在环境权中，水环境权是其关键组成部分，换言之，人人都有权利用水环境的功能以及资源等对其生存的发展需要以及其基本需求等进行维护，且在利用水环境权利的基础上获取相应的社会以及经济效益，它对人类来讲不仅是一项应有权利，更应是一项实有权利或者是法定权利，在水环境权中，富有、洁净的水资源是一项重要的内容。水资源意义无比重大，它作为一种稀有的自然资源尚存于干旱的地区，作为一项基本的前提条件存在于社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条件下，更最重要是它也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保障。在2015年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务院指出，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以及人们群众的切身利益等都与水环境息息相关，它同样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它要求对建设的生态文明进行持续的推进，将水环境安全保护作为保障国家水资源安全而提升到一个见所未见的高度。2011年国家统计局对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在其中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当前约有6.74亿人口居住在乡村，占总人口的一半多一点，而要想实现《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那么水环境权的实现便至关重要。

二、分析侵害农水环境权的原因

摘要：中国政府推行的营业税向增值税的改革，是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与税法改革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典型案例。营改增的推行表明了法在经济、社会中的法律工具价值，此过程也积累了全面法制改革所需要的经验，当然营改增的法律工具运用也存在一些不足，尚待实践与改革来做出解答。

关键词：营业税；增值税；法律价值

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改革（以下简称“营改增”），作为中国经济改革跨入新阶段的一项重要工程，是新形势下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部分，不仅具有重要经济、政治、社会意义，同时，还具有相当重要的法律意义。

一、经济与法关系

政治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领域的改变会导致其他领域的变革，如社会消费观念、社会消费结构等。反之，现实社会中某领域发生的改变也会逆向传递到经济领域，例如消费观念的改变会使得消费结构发生变化，进而推动产业调整。经济领域的改革、改变导致法律的改革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例如，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于1979年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随着非公经济的不断发展，为了规范与调整这一社会关系，国家又先后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以及其他有关配套法规，为公司法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最终于1993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在这一过程中，非公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变量的积累，如与非公经济相关的思想、法律规范、社会结构等变量不断积累，量变达到一定程度，会明显地显示出来，直至1993年达到其质变点。社会经济的不断变革发展，意味着此时公司法的产生已水到渠成，于是便产生了公司法。当然为一种因现实而产生，并以调整现实为出发点的社会规范，法必然是要诉诸实践，最终作用于社会。既然法是在其本身所蕴含的价值的指导下所设立的，它必定处处都体现着这种价值，在实践之时也必然要体现，并将其注入社会，这仅仅是其对外抽象作用的一部分，法也同样以规章制度的形式具体地进行着宏观调控，影响着社会。例如国家为保护本国产业，通常会相应地制定关税、扶持措施，这些规定就会对这些领域产生一定的影响。当法具体地作用于基础经济领域时，法就完成了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1］

二、中国税法变革与经济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