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建设范文10篇

本文作者：马小红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

在中西方传统文化的比较中,法律传统的差异格外引人注目。西方理论家对法学的深人探讨、精辟论述,西方人强烈的法律意识,正是中国社会的巨大缺陷。这一缺陷造就了专制的中国古代社会,也造成了现实中人们法律意识薄弱的种种弊端。正因如此,人们刘法律传统的批判格外激烈。有些人甚至认为,中国的法律传统是文化传统中的箱粕。在现行的法制建设中,必须彻底否定之。这种观点不免失于偏颇。传统反思的目的,不应该是单纯地否定传统,而应该是更新传统,法律传统当然也不例外。另外,经过几千年积淀的传统,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常常是一种不可违抗的力最,因而不可盲目地改动。现代化的建设也好,现行法律的建设也好,应该在现实中寻出正常的发展轨道,而不是在“完全传统化”与“完全非传统化”之间摇摆不停。

一、法体传统的反思:巾国法律传统的最大特点是礼律结合。礼与律的互相渗透,实际上是将律的意义局限到了一个十分狭窄的范围内。在古代,法、律、刑的含意几乎相同,从而使人感到法律是“暴虐之器”。由此而形成敬畏与不屑的矛盾心理。这种对法律狭隘的理解,使法律的发展受到阻碍,人们赞脊礼教德政,寄希望于“明主”、“清官”身上,并不相信法律的力量。统治者为沽名钓誉也常常立法毁法。以礼教为名,行法外之仁,赦“情有可原”的罪犯。法律不仅成为礼教的附属品,而且也成了皇权的御用工具。清代文人纪晓岚说:“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为盛世所不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法令》)反映了人们法律意识的淡化。在对传统进行反思之时,我们应正视存在了数千年的传统在历史进程中的合理性。中国法律传统与中国历史发展相联系。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它对社会的进步起过推动的作用。至少有些制度在建立时是合理r以积极的。随着时代的演进,有些走向了反面,有些甚至长久地起着阻碍作用,要评价法律传统的优劣,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很难用“精华”与“糟粕”作一绝对的刘分。法律传统中存在着二律背反的现象:同一特点,既有它的好处,又有它的不足及弊端。中国法律传统中的礼律融合,固然有其应该批判的一面,但其中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礼律融合,使法律比较注重自身与社会各方面的协调,注重法律、道德、习俗、家规的配合使用,使社会调节多种多样。中国古代社会对“以文乱法”的儒生、“以武犯禁”的侠客、为亲复仇的孝子,常予破例赦肴,以期能树社会“古朴”之风尚。这种“任德教而不任邢罚”(《汉书蓝仲舒传》)的统治方式,是在统治者总结了亡秦的历史教训后而建立的。不可否认,它确实有其高明之处。礼教的感化,有利于社会袂序的根术治理,也有利于对犯罪的预防。法律的儒家化,将国与家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教化的力量所达到的境地确实要高一个层次。因而,礼治常常可收到法律所达不到的效果。礼律融合,使法律自身从单一化与教条化的困境中摆脱出未,它解决了法典条文化与现实世界干变万化的矛盾,使硬性的法律规范具有了弹性,从而可以避免因立法的繁琐而导致法律机制的素乱这种法律传统,既注意到了立法适度,也注意到了扩大法律条款的班盖面。

二、现行法体趁设,法律传统既有其可取的一面,现行法律建设中当然就不能完全对之弃而不用。将传统对象化,认为改革就必须彻底抛弃传统,不过是将改革简单化与庸资化。首先,彻底的抛弃传统是无法作到的。马克思曾经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砍地创造。少千不是他们在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的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603页)。中国是几千年的文明古国,传统色彩十分浓厚,现实中的法律建设不可能与传统截然分开。如果与传统离经叛道,现行法律建设将会被传统的惰性力所粉碎。法律传统不能够完全抛弃的原因,还在于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各地尽的发展极不平衡。传统起到一定的过渡作用。有些落后地区,对现代的法律观念要有一个接受消化的过程。对现代的法律制度要有一个适应的阶段。对法律传统的过份否定,容易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和社,会的混乱,使法律建设陷于欲速则不达的境地。其次,对法律传统亦不必进行彻底的否定。因为法律传统中毕竟还有“可取”之处,“可取,不是傻化地因袭,而是用新的观念在实践中更新传统,使传统为现实服务。有的同志认为“以伦理道德规范从法外进行调整的传统,恐怕可以纳于现代化的法律意识之中。”¹海外有些学者提出了“储学复兴”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比较兼容并蓄,各种不同的思想都在其中起过积极的作用’,中国文化不是一个封团的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º有些人甚至将南朝鲜、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五地区的经济飞跃归功于传统的中国儒家文化。这种观点虽有些牵强,却也不无道理。不能否认,‘11国传统中的某些东西在现实中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法律传统的因势利导,比彻底否定它要困难得多,但也高明得多。我们毕竟是站在现代社会考察件统,完全可以用正确的思想,科学的方法对传统加以选择。因此,对法律传统的批判继承并不是因循守旧的托词。在对法律传统因势利导之时,还存在着对西方法律的甄别吸收的问题。有些人羡慕西方法制的完善。但是,西方现行法律制度同样是其传统的更新。西方的法律即使再好,再完美也不可能全部移植于其它地区。对此,西方学者有十分深刻的见解:“托克维尔指出美国的特殊条件,已表明美国的制度不能移植。贝奇役对大不列颠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只有先把一个国家的公民都变成英国人,才能实施英国宪法。”»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先驱康有为、梁启超曾大声疾呼学习西方,变法图强。但他们伤心地看到西方的东西传入中国后,立即变得非驴非马。自由平等的思想,使原来就是“一盘散沙”的中国陷于更加无政府状态之中。权利的思想,诱发了中国人长期被压抑的自私之心。康、梁无可奈何,只有袁叹中国民众觉悟的低下。¼其实,割裂传统的移植,在任何国度中都是难以取得预期成效的。单纯的仿效是没有出路的。故而,鲁迅先生左提倡“拿来主义”时,格外强调“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排除盲目性,是“拿来”的前提。在引进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时,我们既要注意木园的国情,又要注意研究西方法律制度中所存在的弊病及不良的发展趋势。西方法律制度在资太主义社会发展的初期曾有效地促进了商况:的自山竞争和经济的发展,但是,将法律视为社会万能的调节器,事率诉诸法律,则使法律的发展走向困境。法律的过份发达,使法律的条款、案例庞杂无章。法律意识的格外强烈,权利与义务之间的界线过份分明,使人与人的关系淡化,人们的孤独感、危机感加剧,在西方社会已经开始检讨自己的社会问题,对现行法律制度提出疑问之时,我们对西方法律的引进当然应该有所甄别。二律背反的规律不仅适应于中国法律传统,同时也适应于西方的法律制度。但是,对西方法律制度的甄别吸引也决不是拒绝外来文r艺的借口。

三、结论,综上所述,中国现行法律制度的建设方向,既不是传统的否定,也不是对西方先进制度的拒绝。同样,它也不是对历史僵化地继承及对西方制度的教条照搬。这四种方式,无论那一种,都将会陷中国法律建设于困境之中。中国现行的法律建设,只有在坚持“创新”的条件下,从传统中“拿来,”从西方“拿来”。我们应该吸取西方的先进经济,来改变传统的惰性,!一匕如:运用西方近代的法制观念,增强人们的法律意识,使人们不仅能够遵守法律,而且能够自觉地运用法律保障自己的权利,保障社会的安定。从立法角度说,法律不应该只是刑法的代名词,法律所凋整的对象应该大大地扩充。法律与民主联系在一起,与秩序联系在一起,杜绝将法律视为“暴虐之器”的传统。改变法律的依附性与御用性。同样,我们也应该自觉地利用烤律传统中的有利因素,防止西方社会法律建设中的弊病在中国重蹈复辄.要“依法治国”而不是单纯的“以法治国”.另外,对西方丛律过分地强调个人权利应有所鉴别,在现行法律建设中,我们要强调法律与社会其它方面的协调,强调个人对国家、对民族、对家庭、对他人的义务。增加人们的社会责任感。使我们民族更加具有凝聚力。

我国的法律援助管理体系逐步完善，在法律保障、网络建设、队伍建设、履行职能、经费保障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不高，是存在于全国各地法律援助工作的普遍现象，也是制约法律援助事业健康发展的“瓶颈”。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建立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体系，保证受援人获得优质、高效的服务，是整个法律援助工作的核心和重点。

一、我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现状

我区法律援助中心于成立，正式核定全额事业编制人员2人。法律援助办案义务主要由区司法局行政编制调节的法律援助律师、社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承担。

目前，我区法律援助中心尚没有制定法律援助案件标准和案件质量评估办法。没有设立专门的援助案件质量评估机构。但是，区司法局成立了法规股，安排了法规专干，法规股将法律援助的案件质量纳入了指导、检查、监督范围，并且受理和处理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投诉。在履行管理职能时，区法律援助中心通过审查受理指派流程、检查案卷材料、回访办案单位、要求当事人填写质量监督卡、公布投诉电话等方式来保证办案质量。依据益阳市司法局6月制定的《关于律师办理重大复杂敏感案件的若干意见》，我们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界定为人数多、事关群体利益、涉及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以及因历史、政策等因素形成的积案需要以诉讼或非诉讼途径解决的案件。为保证此类案件的质量，我们制定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办理制度》，明确了办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各项原则性要求，如向上级政法部门报告备案，事先调查了解案情，召集资深集体研讨，通过调解前置努力做好工作，如何协调配合行政机关或者人民法院等。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承担《律师法》规定的法律援助案件错案赔偿责任。律师协会对于如何保证法律援助质量没有明确的奖惩规定。由于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属于中介机构从业人员，办案补贴、奖惩金额对他们没有深层次的触动，绩效评估和综合工作考核对他没有实质影响，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年度考核主要指数量的完成，对质量的好坏没有要求，因此历年来采取的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与办案补贴、评优奖励挂钩等措施，收效都不明显。因法律援助案件数量日益增长，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如杯水车薪，我区法律援助经费预算中没有安排质量评估专家补贴或监督员补贴等专项经费。

我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估及监管措施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一是上级对口部门的考核只重“量”的增加，忽视“质”的提升；二是办理援助案件主要依托中介机构人员，管理职能对非专职法律援助律师没有根本的约束力；三是法律援助经费不足，甚至无法保证办案成本，影响了办案人员的积极性；四是没有建立完整、统一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没有制定科学的、操作性强的评估办法。

二、案件质量评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本文作者：张文显李光宇工作单位：吉林大学吉林财经大学

法律作为一种举足轻重的上层建筑，乃是古往今来人类生产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文化(法治文化)是由法律意识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认知、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体系、法治理想和法律设施等软硬件构成的经历、观念、态度、评价和信仰的总和，是培植社会法治理念、引导人们合法行为的重要载体。尽管围绕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学者们众说纷纭，笔者认为二者内容上并没有像有些学者们分析的那样，有什么本质上值得必须认真加以面对和注意的区别，基本上是可以通用的，就像法的渊源与法的形式通常不必作出区分一样，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都是法治社会呈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状态和精神风貌，都是融注在人们心底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及其价值追求，都是一个法治国度的法律制度、法律组织和法律设施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及其载体本身。都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工作中涉及法治的行为方式，都是法律语言、法律文学艺术作品、法律文书中反映和体现的法治内涵及其精神。①因此本文中我们只使用法律文化这一表述方式。就我国而言，法律文化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法这种特殊社会文化现象上的映射，是中华民族长期积累起来的法律实践经验、智慧和洞察，是中国人从事各种法律活动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传统和习惯。法律文化的力量无形而有质，历久而弥新，能在潜移默化中起到教育、熏陶、引导、规范、凝聚、激励人们社会行为的作用。②因此，大力加强法律文化的研究、教育、传播，对于熔铸法律人的品格、陶冶现代人的情操、塑造当代人的法治精神、全面提升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加强法律文化建设的时代性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文化建设为主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今后一个阶段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继续打破所有束缚文化发展和文化创造的体制、机制弊端，创造一种能够使各种文化要素自由涌流、使人的创造力充分发挥的制度环境。这使得法律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文化整体建设中占有重中之重的地位。当今世界正处在发展、变革和调整的关键时期，各种思想文化包括法律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更加频繁，法律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比甲午海战之后更令国人重视。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肯定和认同，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但是，总体上看，我们国家的法律文化要在国际舞台站稳脚跟还存在很多障碍，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相当薄弱，我国法律文化的竞争力与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还有不相称的地方。①通过加快推进法律文化改革发展，在借鉴吸收世界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尽快壮大我国法律文化，推动中华法律文化走出去，提高中华法律文化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是当今时代法律文化发展新趋势给我们提出的紧迫课题。伴随着中国进一步地融入世界，我们面对来自西方的各种压力和挑战日益严峻，表现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各个方面，20世纪末中国首先启动了经济现代化，走上了一条以经济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国家现代化道路，21世纪以来我国为了克服非经济现代化相对滞后的问题，被迫加快非经济现代化的步伐，特别是法律现代化，用法律和规则来维系市场经济建设，重构一种法律主治的现代化。②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和权益保障意识日益增强，期待健全公共安全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公共安全文化服务水平，人们期待中华法律文化具有与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相称的国际影响力。保障人民基本权益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决定的，通过解放和发展法律文化把社会治理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要求，提高中华法律文化国际影响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只有同步推进法律文化又好又快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发展繁荣，推动中华法律文化走向世界，才能满足各族人民群众安定团结的新期待，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期，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法律文化繁荣发展。法律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尤其应当是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法律文化是国家依法治国、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施法、所有社会成员依法行为的社会方式。我们知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国家的治国方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必然要从法律制度层面深入法治精神内核，从法治体系构建升华到法律文化培育。培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是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选择，因为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在法治，市场经济的本质在法治，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也在法治，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培育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进步、法治昌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具有基础性和根本性的作用，是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当务之急。我们可以进一步肯定，法治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和重要内容，坚持“三个至上”、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完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法律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离不开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的培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离不开法治建设和法律文化建设。

二、加强法律文化建设的实践理性

1.法治精神法律文化意味着法治精神得以在全社会普遍化地实践和实现。因为实践中的具体情况很复杂，我们就要注意从总体上深刻地理解法治的精神实质和实践导向，关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现实问题，通过提供合格的规制框架。反映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成果的文化因素受到扭曲和压制，这一格局的负面影响已经波及社会治安、食品安全、刑事犯罪、家庭伦理、社会诚信等领域。因此，法律文化建设亟须制定基本法律。该法律的核心目标是保障公民宪法上的权利，落实公民的主体性和社会参与权，追求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平衡，引导社会有序发展。经验证明，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成果要归功于公众的积极参与，而新时期政治、社会、文化建设同样需要强化对公众参与权的制度化保护，使得新时期的社会发展体现出明确的理性与科学性，形成和谐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当然，法治是否能够深入社会、形成实效，也取决于法律文化。与30多年经济建设相伴随的是大规模的法律移植运动，至2010年我们已经完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构。在法律移植过程中，通过法律教育、法学研究、司法审判乃至于各种普法运动，法律文化已经具备了初步的社会基础。法律文化包含两个基本要素:一是理性，即公共治理以承载理性的法律规则为依据，这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核心要求，是形式法治的范畴;二是公民性，即公共治理以保障公民尊严、塑造公民身份为目标，凸显公民的公共意识和社会属性，强化治理过程的开放性、公民参与性和公共责任性，是实现法治的必然要求。法治本身的维度要求我们不能将法治理解成简单的规制工具，而是要尊崇制度理性，以人为本，通过打造法律文化优势来推动文化的法治建设。因此，中央关于文化建设的决定提出了改革新阶段社会建设之外的又一核心任务，即法律文化，既包括社会发展中的制度建设，也包括制度建设中的文化培育。

本文作者：管梦影陈贞川工作单位：广东省对外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律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法律建设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依法治国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建国以来,我国的法律建设取得丰硕成果。第一,废除了各种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和剥削集团利益的法律条文,铲除了套在广大人民群众身上的法律枷锁,为全国人民翻身解放和当家做主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第二,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的法律条文,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等。这些法律制度的诞生和完善,有效地捍卫了国家的主权,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证社会经济秩序健康有序地进行。同时为消除腐败,抵制犯罪提供法律武器。

第三,惩治犯罪,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了人民的合法权益。特别是,我国依法惩治了“”等犯罪分子,使政权牢牢掌握在共产党中央和广大人民群众手里,为国家的拨乱返正和长治久安奠定基础。应该说,解放五十多年来,我国的法律建设取得一定成绩。对照形势,我国的法律建设也存在一定差距。主要是法律不完善,法制不建全,执法过程也存在一些差距。产生这些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经验不足。矛盾暴露不充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搞市场经济到现在已有四百多年历史,时间较短的也有二百多年时间,由于时间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过程所有的矛盾和弊端充分暴露,资本主义国家在实践中,根据实际生活中碰到的实际问题不断地对原有的法律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从而形成了一套与市场经济基本相适应的法律体系。而中国提出改革开放理论以来只有二十多年时间,而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中,其中有十五年是在“摸着石子过河”,这段时间基本上还是在计划经济框架以内运作,真正明确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是从九二年十四大开始的。市场经济的时间短促,经验不足,许多法律不可能一蹴而就,真正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没有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是不能完成任务的。对比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既要看到我国五十多年来在法律建设方面取得成就,又要看到存在问题,不断努力,为完善我国的法制建设作出贡献;第二,产生我国法律建设差距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因为我国的社会生产关系比较特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彼此之间可以借鉴的东西较多,建立一套适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工作量少些,时间可以短些,难度也没有那么大。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为基础。公有制在发挥国家的调控作用方面有积极作用,但在内部经营机制方面也存在弊端。社会主义公有制,所有权是国家,经营权却落在“法人代表“身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很容易造成经营者化公为私,贪污腐败。这就是通常说的“企业腐败”。企业腐败与经营者本身放弃世界观的改造有关,但与生产关系中的制约机制失灵紧密相连。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腐败的根源不仅仅来自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更主要的是产生于滋生这种思想的土壤。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资料是资本家私人占有,经营者也是资本家,经营者搞腐朽,危害的是自己的企业,因而资本主义企业腐朽比较少见。而我们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就不同了,社会主义的法律必须认真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存在的矛盾,研究社会主义法律建设面临的特点和任务,落实法律制度,通过法律作用,限制生产关系中各种矛盾产生的副作用。从而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健康发展,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建设的任务更艰巨,完善化的时间将会更长;第三,产生我国法律建设差距的再一方面原因是我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别长,市场经济的历史特别短,这种历史现实产生的必然结果是,封建传统观念特别顽固,而法律意识、民主意识、平等观念特别淡薄,各种特权思想专制思想和等级观念的存在和发展是对社会主义法律建设的最大危害。为什么会暴发全国性“无政府主义”行为,关键在于从最高领导层到基层都缺乏应有的法律意识。国家主席可以不按法律程序被撤销领导职务,老百姓可以不按法律程序抄家抓人,那么法律还有什么作用呢?可见,正确认识我国法律建设面临的任务和困难,把握法律建设的形势对于我国脚踏实地的开展法制工作,促进社会主义的法制化建设有好处。同志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党员负责人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法制是市场经济的依托,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法制,只有法制完备,社会的经济秩序井然,才能使经济发展快、效益好,在激烈的国际竟争中站得住脚。”同支的讲话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阐明了经济发展与法律建设相互关系。

这一讲话依然有重大指导意义,落实同志讲话是现阶段党的法制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当然,领会法律建设重要性是完善我国法律体系前提,但如何落实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实践问题。同志曾经指出:“我们的法制建设也必然是一个不断的深化、加强、健全的完善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有了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经过研究和总结,就要适时地制定新的有关法律和法规。”法律建设不可能有永恒的,也不可能有终级的,它是随着社会实践不断深入而发展。如何在实践中完善和发展我国法律体系,这里有几方面的问题值得探讨。第一,法制建设必经坚持“三个代表”思想指导。“三个代表”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从功能上讲,法律是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服务的。从性质上讲,社会主义法律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根本要求和主要目的是取缔腐朽文化,打击腐朽势力和各种刑事犯罪,最大限度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护先进文化发展的社会环境,促进生产力发展。社会发展历史证明,凡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求,破坏先进文化,保护腐朽的旧文化的法律都是落后的或者是反动的法律。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是有两面性,一方面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的,另一方面,它又具有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要求的某些法律条文。对于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必须坚持“一分为二”观点,对于代表先进文化发展要求的法律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借鉴,对于资本主义那落后的法律条文,无产阶级必须剔除。过去无产阶级习惯用阶级分析法看待资本主义,这一方法在一定时间内有进步性,但现在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必经坚持“三个代表”的标准,用这一标准判断是非曲直,这样会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

第二,必须坚持司法独立。司法独立有利于保护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部门的权威性,防止司法部门变成政府或政党的附庸,克服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按需司法等弊端。保证司法部门在法律范围内能对政府领导人实行有效监督,为保证政府部门的廉洁高效创造条件,其次司法独立对于发展成熟的市场经济,防止地方保护主义,保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等也有重大意义。党中央一惯高度重视司法独立,同志早在1997年的讲话中指出:“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实行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案制度。”当然,中央也反对“三权分立”,西方的“三权分立”不适应中国国情,但反对“三权分立”不等于取缔司法独立。中国历史告诉了我们,凡是司法独立搞得比较好的历史时代,其政治都比较文明,社会比较稳定。凡司法独立遭到破坏的时代,也是社会骚动的年代。当前,中国压倒一切的任务是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因此,当前,我们更须强调司法独立,努力做到我国的法律制度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避免按某个人需要而立法,或者按某个人的需要和意愿而司法。第三,必须建立和完善责任追究方面的法律体系。资本主义由于政治上的“三权分立”,经济上经营权与所有权的统一,从而形成了较为严密的制约机制,这种制约机制对于防止各种腐朽产生积极作用。

而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经济上国有企业是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这种体制政治上有利于集中统一领导、经济上有得于宏观调控。但是对于内部管理之间相互制约,却显得苍白无力。因而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完善责任追究制度的法律体系。对于各种职务犯罪不论在位、不在位,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只要是违反了法律就应该追究,使犯罪分子无处可逃,永远无法逍遥法外,从而给所有职务犯罪的人造成威慑力量。总之,社会主义国家要通过法律对经济的反作用,完善法律体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快速、高效发展。

2007年是全省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年.从3月份开始,我局根据省厅统一部署,在全市法律服务行业广泛开展了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年活动,至今已顺利完成前两个阶段任务,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工作开展概况

在开展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年活动中,我局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规范管理,诚信执业"为主题,坚持教育与查纠并举,管理与服务并重.在广泛深入思想发动的基础上,认真查摆管理工作和执业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包括:

1,成立组织,制定方案.3月9日,省司法厅召开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年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全省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年活动.会后,我局高度重视,行动迅速,认真学习和贯彻省厅会议精神,并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提出具体落实措施,制定了《合肥市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年实施方案》,成立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年活动领导小组,负责活动的组织实施.另外成立法律服务行风督查组,负责督促行风建设年活动开展情况和有关行风问题的投诉,信访.明确了责任分工,形成了齐抓共管,各负其责的工作格局.我市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公证,司法鉴定行业以相继召开了召开行风建设年动员大会,传达省厅会议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了目标,依据省司法厅下发的《安徽省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年活动实施方案》和《合肥市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年实施方案》,结合行业实际,制定了本行业的行风建设年活动实施细则,启动本行业的行风建设活动,分别制定《合肥市律师行风建设年活动实施细则》,《合肥市基层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年活动实施细则》,《合肥市公证行风建设年活动实施细则》,《合肥市司法鉴定工作行风建设年活动实施细则》.各县区司法局也按照活动开展的要求采取各种措施开展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年活动,如肥东县司法局召开全体法律服务工作者参加的行风建设动员大会,分管县长出席会议并讲话,深入进行再动员.

2,加强教育,统一思想.动员部署阶段,在深入思想发动的基础上,我局局机关和各相关单位采取集中学习和自学相结合的方式学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行政许可法》,司法鉴定人执业纪律和职业道德规范,孙建新厅长和王翠凤副厅长在全省法律服务行风建设年活动动员大会上讲话,下发了800余本《安徽省律师行风建设教育读本》,要求广大律师认真学习,并举办科学发展观和《物权法》辅导讲座.购买和复印了相关学习材料分发给各司法鉴定机构.同时注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教育,组织学习赵玉中等先进典型人物的事迹,进一步强化法律服务人员的政治意识和大局观念,切实增强职业认知感,社会责任感,强化自律意识,始终做到自尊,自重,自警,自律;教育引导他们牢固树立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观念,在法律服务队伍中形成热情服务,诚实守信的行业风尚.

3,广泛宣传,营造氛围.法律服务行风建设活动一开始,我局就十分重视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行风建设活动宣传报道.主要包括在网站上开辟合肥司法专栏,在宣传橱窗中张贴有关宣传资料,及时宣传报道各单位开展活动的一些好做法好经验,营造了浓厚的行风建设氛围.长丰县司法局在各司法所显著位置悬挂宣传横幅,同时利用报刊,简报,广播,电视等媒体,积极宣传基层法律服务在发展经济,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中发挥的职能作用,大力宣传基层法律服务队伍中诚实守信,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优秀人物和先进典型,努力营造讲信誉,比服务,求发展的良好氛围,树立基层法律服务队伍的良好形象.

关于城市林业建设的法律思考

城市林业的概念最早是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erikjorgensen提出来的，他认为：城市林业不只是对城市树木的管理，更是对受城市居民影响和利用的林地的管理。①《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林业手册》中把城市林业定义为：“城市林业是林业的一个专业化分支，是对树木和森林进行培育和管理，以对城市居民的心理健康、社会福利和经济繁荣发挥作用的一项高尚事业。”②1967年第九次国际林业大会上首次公布了城市林业的概念。30余年来，城市林业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逐渐被人们重视与认识，国内外的林学家从不同角度对城市林业作了多角度研究，并给城市林业下了不同的定义。我国的林业工作者在城市林业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过程中，对城市林业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定义：城市林业是由林业和园林融合而成的，是建设、经营和利用城市森林的事业。城市森林是指城市范围内与城市关系密切的，以树木为主体，包括花草、野生动物、微生物组成的生物群落及其中的建筑设施。③

城市林业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多学科的共同研究和实践，更需要理论研究的创新和指导，需要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制度和运行机制。笔者认为，在诸多的因素中，城市林业建设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无疑是非常必须的前提性要件，但一种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涉及的问题也非常复杂，本文只想对此作一些最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城市林业建设的现状

我国城市林业工作者不仅探索城市林业的理论，还结合我国的国情、林情，在实践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林业发展通路。1988年，长春市在国内第一个提出了建设“森林城”的规划。此后，北京、天津、广州、深圳都先后进行了城市林业的规划。1995年在广东的中山市进行城市林业总体规划试点，1996年在广州、东莞、珠海试点，1997年在南海、深圳、潮州等10个城市铺开，探索在不同类型的城市开展这一工作的做法，为广东省城市林业的全面展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我国一些城市在这些规划中取得了巨大成就，就拿长春市而言：在600万长春市民的积极参与下，“森林城”建设规划的第一阶段任务已超额完成，长春市区绿化面积达到了4573平方公里，人均公共绿地7.3平方米，居全国大城市之首；城市森林覆盖率达到了37.3%，位居全国前列，整座城市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99年主席在西安市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山川秀美工程，大搞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植树造林、城市绿化，经过五年的建设，以西安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在城市林业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极大地改善了城市环境，为城市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目前，全国大多数城市都已提出或正在提出城市林业建设规划，城市林业建设已成为当前城市发展的主题之一。

我国城市林业建设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暴露了许多的问题：

一、顶层设计理念与法律体系建设

（一）顶层设计理念

顶层设计理念的应用于法律建设，有利于法律工作者深化对中国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认识、法制理论的成熟和发展及法律体系的建设和完善1。主要含义有三个：指导方针，明确不断开拓法律的科学发展之路；基本内容，要坚持服务大局的方向不变，搞好各领域及环节协调工作；实现路径，抓住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从制度和体制上挖掘并解决体制性障碍和深层次矛盾，全面推进法律体系的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

（二）法律体系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理念在法律领域的应用，大到整个法律系统的宏观规划和战略布局，小到一个法律制度的创设，都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我国法律建设的战略规划及总目标是实现法律建设覆盖全领域、全行业、全社会，成为法治大国和法治强国。本人认为，对我国的法律体系建设进行顶层设计，从整体上说，按照树形结构进行组织是最科学和有效的。就是要把法律系统建设成根深、干粗、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能够承载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历史重托，给经济发展带来保障，社会进步带来和谐，给人民生活带来福荫。根有多深，树有多高，这根就是法律的公平正义，他植根于民心当中；树干就是法治的理想，如宪法；树枝就是各个部门法或一般法或特别法，还有数量庞大的法律制度，他们将法律转换成人们可以参照执行的行为规则，由他们织成了保障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平稳运行的经纬网；树叶就是法律的执行机构，支持他们的是法律，吸收的是阳光，化解的是矛盾，让人们感受到法律给经济社会以护佑，给人民以安全。树枝和树叶在树干的支撑下结成一张巨大的树冠，让人们在他的护荫下享受和煦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2。这种结构看上去显得繁杂和重叠，但他们各司其职，边界清晰，杂而不乱，重而不叠。当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经过风雨的考验，那些机能老化、或被新叶摭盖而失去活力树叶被淘汰也正好印证了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法则。本人认为，这种结构具有强大的生机和持久的活力，为制度上升为法律，下位法发展为上位法，特别法变成一般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法律的制定，其直接动因都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和社会矛盾的推动，这是社会进步的辩证法。很多法律都是由政策规定演变发展而来的，政策制度的制定又是为了解决当时涌现的某种突出的社会矛盾。如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网络侵权提供了物质基础；社会的进步，人们之间相互联系变得广泛和频繁，使连带责任的产生成为现实；现代工业高速发展，大量小汽车进入家庭，给交通安全提出了严峻的课题；另外，还有刑事领域的犯罪新类型出现，如邪教组织犯罪、黑社会组织或涉黑组织等。所有这些，都是经济社会进步中出现的新情况，需要有新理论来解释，新方法来规制，维护其平稳运行和健康发展；同时这也恰好印证了顶层设计是呼应了来自基层的强大发展冲动的原理。

（三）顶层设计在法律建设中功能实现

法治不仅表现为实体的制度结构，亦表现为一种文化形态。法律文化是内化在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设施以及人们的行为模式之中，并在精神上支配它们的一般观念、原则和价值体系，是人类追求生活秩序化和社会正义性的本质表达。在农村基层加强现代法律文化的建设，是在农村地区推进法治的基础和系统工程。

多年来，我省农村基层经过持续深入开展普法教育，法治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矛盾纷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正在成为更多农民的首选，农村地区的法治水平正在向建设较高层次现代法律文化的方向提升。但在一些地方，受自然经济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影响，法律文化的建设相对滞后，农民的法治观念依然比较淡漠，法律在调整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方面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社会法治化的程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当前，阻碍我省农村地区法治进程、影响现代法律文化建设的因素主要有：

一是长期人治历史造成了人们畏法息讼的心理和行为习惯。因之于我国传统人治理念的根深蒂固，一些农村地区至今缺乏现代商品社会所具有的那种民主政治的传统，一些农民的权利和平等竞争的意识比较淡漠，重传统礼俗而轻法律规范。有的农民受封建社会“法即刑”观念的影响，片面视法为惩罚的工具，视寻求司法诉讼为畏途，每遇纠纷和冲突，往往依凭“乡下事乡下了”的传统，寻求“私了”或纠缠于行政解决的途径，不习惯也不善于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有的基层干部在处理农村大量的复杂事务时，常漠视法律，依然习惯于用传统的办法息事宁人，一味以不扩大事态为目的，丢弃法治原则，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必要性和权威性尚未被人们所接受。

二是落后的社会文化环境对法律文化建设产生消极影响。农村地区的法律文化形态是整个社会文化形态的一个重要构成，两者息息相关。作为乡村文化活动中心的乡镇所在地，其社会文化环境对法治氛围的影响十分明显。局部农村地区经济和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相对滞后，造成乡村文化生活的贫乏苍白。在一些社会文化环境较差的地方，文化设施极为缺少，文化活动的品味不高，有的地方赌风盛行，迷信成风，至于不健康书刊、黄色录像的泛滥，常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严重地毒害了社会空气，戕害了青少年的心灵，有的青少年无事而滋事以至轻微违法甚而走上犯罪之途，造成青少年的违法犯罪率居高不下。恶者横行、弱者受欺的治安状况使善良农民少有安全感。

三是少数地方政府的随意行为造成农民对法律信仰的缺失。在农村地区，地域的间隔、农民传统上对地方行政长官的尊从，使得乡镇区域常常是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区域而存在的，这就使得乡镇执法主体的行为对区域内法律文化的状态发生重要影响。在一些社会文化落后、法治环境较差的地方，有的乡镇干部因自身文化和法律水平的局限，未能依法正确有效地行使行政权力，常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区域内依然是传统的人治氛围；有的公款吃喝成风，参与赌博成癖；有的为地方势力、家族利益所左右，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想方设法谋取私利；甚至有的干部自身违法乱纪，贪污受贿。其消极效应所及，污染了一方的社会空气，农民对法律的信仰难以养成，对法律正义的期待难有信心，影响了现代法律文化的建设。

要改变当前农村基层现代法律文化建设滞后的状况，可以设想循以下的途径加以改善：

摘要:信息化背景下，高职院校都开始重视优质教育资源的开放共享，共同促进高职教育发展。本文以《合同法原理与实务》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为例，从资源建设目标、建设内容等方面探讨高职法律类精品资源共享课程教学资源的建设问题，以期为我国高职法律类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职法律类精品资源共享课程;教学资源;开放共享

高职法律类精品资源共享课程是依托现代信息技术，以普及共享优质法律类课程资源为目的，体现先进职业教育理念、职业教育教学规律和法律职业特点，服务于培养掌握具体涉法岗位实务技能的专门型实务型人才，通过网络传播的精品开放课程。本文以《合同法原理与实务》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为例，探究高职法律类精品资源共享课程资源建设问题。

一、课程性质与作用

《合同法原理与实务》是法律事务专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程，专业就业面向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和人民法院辅助岗位。通过学习，使学生全面掌握处理合同事务所需的相关知识，能够准确分析合同法律关系、正确处理合同事务、科学提供法律服务、妥善解决合同纠纷，为法律职业能力培养、职业素养养成和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培育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的精神，培养崇德尚法、公平正义的职业素养。

二、课程建设基础

1．0引言

传统英语专业教育到底面临着什么问题？为什么要对传统英语专业教育进行改革？新时代对“外语＋学科”的专业建设提出了什么要求？如何建设交叉学科专业来应对国家战略发展的需要？本文就以上问题，以法律英语专业建设为例展开简要论述。

2．0传统英语专业教育面临的问题

2．1招生规模大，数量多，竞争力下降。王俊菊（2015：121）曾提供过信息：“全国1448所普通本科高校中，有994所设有以‘英美语言文学’为主要方向的英语专业，在校学生总数近60万人”。不难看出，当前英语专业规模大，数量过多。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上升，学生入学机会增多，生源量大，无疑给英语专业学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就业市场上招聘者对英语专业应聘者的选择性更广、更多，导致英语专业毕业生并非都能去自己满意和心仪的岗位，只能降低标准。因此英语专业毕业生的竞争力在不断下降，一些高校开始撤销或者“关停并转”英语专业。2．2小才拥挤，大才难觅，专业化需求不断上升。蔡基刚（2018：1）就上海一地调查的数据中显示：“仅有不到5％的英语专业毕业生会继续攻读英美语言文学或英语教育硕士学位”。无独有偶，拿笔者所在高校的英语专业本科生来说，除了极少数学生继续攻读与英语语言文学相关的学位外，大部分学生选择了攻读法学专业，毕业后很少从事纯语言的工作。而且，单一的英语专业毕业生由于缺少专业领域知识而缺乏竞争力，若在软件、工程、法律等领域工作，即便同时拥有英语专业四、八级证书和语言文学知识，也很难胜任。。由此可见，新时代给英语教育提出了更高的挑战，社会所需求的不再是“小才”，如何实施英语教育的专业化是亟待解决的问题。2．3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通用型人才与复合型人才之争。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英语专业教育的人文性和工具性以及是否要将重点放在复合型人才培养上的讨论争执不下，非常激烈。所谓外语专业的人文教育，就是透过语言了解文化，进而提高人文素质修养，而工具性则是掌握外语技能，灵活使用外语，把外语作为一种交流的工具从而能够“进行国际交流，吸收借鉴国外的科学文化知识”（蔡基刚，2017：3）。由于讨论的最终结果是以人文性知识教育为主要培养方向，因此弱化了听说读写的语言技能训练。换言之，“英语专业的专业性、技术性和应用性被弱化了”（王立非，2019：47）。但若转变情形，以工具性、实用性为主要培养目标，则又会出现学生缺少语言外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情况。因此笔者认为，人文知识通识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可以作适当保留，但大部分应转向“外语＋专业”的复合型跨学科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以应对新时代面临的挑战，满足国家的战略发展需求。

3．0设置法律英语专业的必要性

3．1国家战略发展的要求。新时期，新思想，新战略。在我国“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开放向纵深发展的前提下，要高效快速地实现“引进来”“走出去”的国家战略，就需要很多能够参与各个领域跨国活动的复合型人才，国家社会对“‘一精多会，一专多能’的国际化复合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加大（吴岩，2019：6）。“复合型人才”字眼的不断出现，足以表明国家对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重视。法律英语专业建设是国家战略提出和发展的产物，是符合时代以及社会发展需求的，因此我们要抓住契机，加大专业建设力度，重点培育法律英语复合型人才。3．2交叉学科建设的要求。在知识爆炸、信息迅猛的时代，各学科间总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知识也互为挂钩，跨学科视域下的研究不断增加，同时也成为学科发展的趋势。学科互通，综合运用，通过不同学科视角的融合才有利于解决实际过程中的某些复杂、综合性问题，才有利于科研成果的创新。经过长期的研究和实践，《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做出了明确要求，要“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因此，在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格局下，国际化人才愈加被重视，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不断被提倡，交叉学科建设是大势所趋，同时也将成为高校从事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重要研究领域。3．3涉外法治建设的要求。2019年2月25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加快推进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加强涉外法治专业人才培养”。随后，司法部、教育部等13个部门召开发展涉外法律服务业第二次联席会议，研究部署涉外法律服务工作。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曾明确提出过要“建设通晓国际法律规则、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涉外民事、刑事案件越来越多，我国作为一个具有国际公信力的大国身份参与国际司法活动也越来越频繁，涉外法律服务业也在不断开展。因此要进行高效的涉外法治建设，高质量的人才必不可少。高质量人才的参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国际法治、同国际司法实践接轨并开展中外法律活动，提高我国在国际司法上的话语权和地位。3．4法律英语专业人才紧缺的要求。在2019年5月18日举行的涉外法治专业人才考量标准研讨会暨第三届法律英语证书（LEC）考试专家委员会聘任仪式上，司法部律师工作局涉外涉港澳台处处长刘华春介绍说，“截止到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初步统计，涉外律师为7231人，仅占全国律师总数的1．8％。在全国7231名涉外律师中，能够从事跨境投资并购业务的有3528人；可从事双反双保业务者559人；可从事涉外知识产权业务者1419人；可在WTO机构独立办案的有331人，能够从事境外上市法业务1322人，海事海商业务986人，在境外仲裁机构从事工作的有1186人，在境外仲裁机构担任仲裁员272人”。由此可见，我国当前涉外法律法治人才奇缺，进行涉外专项的法律工作者更是屈指可数，多数律师都还只是精通法律领域内的相关知识，而英语语言能力不够，不足以独立承担涉外法律事务的相关工作。因此要成为涉外法治人才，首先应该是法律英语人才。法律英语专业人才，顾名思义，不仅需要精通法律领域内的专业知识，还需要具备高水平的英语语言技能，是能够“精英明法”的人才（张法连，2018：45）。而“学校是创造性地全面实施外语教学的机构”（束定芳，2016：29），因此法律英语人才的培养需要高等院校对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机制等方面有所思考，并且更需要法学院和外语院联手共同努力。新时代高校外语、法学教育教学改革要为国家战略服务，努力推进涉外法律人才系统化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