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监管范文10篇

[摘要]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金融领域科技的应用与创新变得频繁，其大规模革新金融业态的同时，不仅存在潜在的非系统性安全风险，也存在着引发系统性安全风险的诱因。金融科技独有的特征引发金融法律规范规制的滞后性、金融监管机构职权难以划分、传统监管手段落后等监管难题。因此，改变传统监管理念、革新监管技术、界定各监管机构职责，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一方面，能够鼓励金融科技的全面应用与创新；另一方面，能够有效地防控风险、塑造金融科技市场良好的监管和投资环境。

[关键词]金融科技；监管体系；风险防控；监管职权

近年来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信息科技与金融的融合，对推动普惠金融以及金融生态革新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金融科技是“互联网+金融”深层次发展模式，其定义为由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前沿技术带动，对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服务业务供给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兴业务模式、新技术应用、新产品服务等。金融科技并不能规避传统金融风险，甚至可能增加传统金融风险的可能性，这取决于其是否能够在监管体制下合法合规运行，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金融科技下传统金融风险的新特征以及金融科技的监管难点，从而通过法律手段构建一种更为高效有序的监管新生态。

一、金融科技风险及其监管的必要性

（一）金融科技风险。金融科技在对传统的金融发展模式造成颠覆性的革命的同时，其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模式，不可避免也存在着诸如违约风险、违法违规风险、操作失误风险等安全风险。1.违约风险。在传统的金融发展模式中，信用风险是最为常规的金融安全风险，其本质上是一种违约风险，是交易双方或者其中一方可能存在的违约行为造成损失的可能性。金融科技依托的主要还是传统的金融市场，因此证券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等传统金融市场的信用风险无一例外地会导向金融科技市场，并且基于金融科技市场的技术优势，传统金融市场的风险波动会以更快的速度传导至金融科技市场，然而与传统金融市场不同的是，金融科技市场具有的交易双方对信用风险的防范经验十分有限、信用评估缺乏计量标准等特征，导致金融科技市场的潜在的信用风险高于传统金融市场。2.违法违规风险。金融科技背景下，从金融机构的监管方面来说，不论是传统的金融机构还是诸如“支付宝、微信”等这类互联网金融企业，其提供的金融产品或者服务都发生了全方面的变革。一个金融产品或者服务可能同时涉及多个金融领域，这意味着可能同时受到数个甚至数十个法律规范的制约。当前我国金融法律规范已经十分繁杂，从私人信息安全的角度来说，即便是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其本质都还是在互联网技术基础上的深层次发展，并且信息数据存量巨大，因此互联网存在的不法分子窃取或者利用泄露的个人信息从事违法犯罪的问题将会更加严重；从刑事法律方面来说，金融科技应用使得相关企业营业场所虚拟化、营业时间自由化、金融产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神秘化，跨境、跨区域犯罪活动更加频繁，加大公安机关对金融犯罪的稽查难度。3.操作失误风险。首先，金融科技创新应用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是超前的，多数的投资者不具有专门知识评估金融科技应用下的风险评估能力，轻信金融产品或者服务提供者的宣传或者劝说而进行投资，进行与其风险负担能力不相符合的操作；其次，金融科技应用企业自身也会存在潜在的操作风险，一方面，金融科技应用涉及领域广泛；另一方面，金融科技风险预测难度大，企业自身的规章制度、风险应对机制、内部组织机构等方面可能不足以应对风险。（二）金融科技法律监管的必要性。1.警惕金融科技系统性风险。宏观层面上的金融风险，亦即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指一个金融机构（一般是业务范围广、内部风险防控能力不足或者难以监管的金融机构）陷入危机，引起金融市场恐慌，如蝴蝶效应式地冲击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秩序。金融科技依托技术创新，形成了一种新的金融业态。新的金融业态下，金融机构具备四个引起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因素。①其一，与传统金融机构关系密切。以支付宝这类电子钱包为例，其以高于一般银行同期存款利率吸引公众将存款存入余额宝作为货币市场基金，再通过传统的金融机构进行投资取得收益，其事实上成为金融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其二，这类电子钱包的规模也不容小觑，根据根据天弘余额宝货币市场基金2018年年度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天弘余额宝规模为1.13万亿元，共为投资者赚取收益509亿元，平均每天赚1.39亿元，持有人户数为5.88亿户。②其三，单个金融机构的脆弱性，这类电子钱包背后往往只存在一个大型母公司支持（里巴巴、腾讯），一旦母公司出现财务危机，可能会引起相关金融机构或者投资者的恐慌，即便母公司实力强劲，但基于企业营利性，其所采取的措施也会更多的倾向于保护自身利益，置投资者利益于不顾。其四，信息不对称，绝大多数金融科技机构的信息不透明，其并不需要像传统金融机构那样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导致监管者和投资者并不能准确获取信息。在当前金融科技企业尚未被列入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的范围的情况下，存在着威胁整个金融市场安全的可能性。2.减少金融科技市场大规模的消费者不理智行为。金融科技创新产品的专业性与复杂性程度更高，虽然产品或者业务的提供者多是依据大数据系统对用户日常投资习惯向其提供相应的金融产品，但其多不会对用户信用或者资产信息进行实质性审查，因此客户可能误判己身的实际投资能力。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投资者不理智行为将会蔓延至整个金融市场，不利于金融市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3.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是金融科技应用的根本出路。金融科技的产生和发展是技术进步的必然趋势，金融科技应用是推动金融业态革新的重要动力，但金融科技是一把双刃剑，运用不当则会引发一系列的金融风险和问题，而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完善金融科技应用和发展的体制机制，是确保金融科技良性应用的根本出路。以美国为例，在全球众筹融资份额中美国占据主要部分，是世界上众筹之典范，降低了融资门槛，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大学生以及中低收入人群塑造了良好的创业环境，这得益于美国互联网金融纳入现有的法律框架内进行监管，一是立法上明确现存的金融行为规制法律适用于互联网金融企业，并通过JOBS法案和SEC众筹细则做出专门的规定；二是执法上明确多部门分工联合监管，建立部门沟通与协调机制。③而在金融科技背景下，我国金融科技产业潜力十足，根据2018年中国金融科技高峰论坛上的《中国金融科技行业报告》显示，中国金融科技市场规模300亿元，只有美国的13%，中国金融科技市场还有4倍成长空间。因此，抓住新一轮的金融发展机遇，提高我国的金融市场竞争力，实现金融业的弯道超车，建立金融科技监管体系已经迫在眉睫。

二、金融科技监管的难点

摘要：信用评级是发行人、投资者和金融机构评估信用风险和遵守监管要求的第一站，是进入资本市场的先决条件，信用评级机构在金融市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权力。通过对美国信用评级产业发展状况进行考察，从信用评级的市场价值、认证功能和公共部门形成监管依赖等方面分析监管依赖的成因，分析由此导致的消极后果，梳理美国各联邦机构对《多德-弗兰克法案》中针对消除信用评级监管依赖的第939A节的实施情况，分析其改革进程中面临的困境，建议正确认识信用评级的市场价值，弱化对信用评级的监管依赖，进一步完善信用评级的法律制度。

关键词：信用评级；监管依赖；监管困境；法律

一、美国信用评级产业发展状况

信用评级机构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业务包括对企业、市政和主权政府等借款人的信用风险进行评估。信用评级服务可以追溯至19世纪初期，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tandard&Poor's）出版了《普尔手册》，对关于铁路债券的商业信息进行了汇编和分析，被视为信用评级的起源。至20世纪初，华尔街金融分析师约翰•穆迪（JohnMoody）注意到商业机构出售的报告中所包含的信息和数据过于复杂，投资者难以理解，因此他在1909年了《铁路投资分析》，通过提供易于理解的简单字母符号来表达综合的信用质量信息，为信用评级行业带来革命性变革。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成立于1914年，并于1922年创建了第一个评级部门。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已成为全球评级市场中市场份额最大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进行了司法改革，重新制定了进入评级市场的具体注册要求，试图以此加强竞争，这使信用评级机构的数量有所增加。例如，在欧盟，根据2009年公布的《欧盟信用评级机构监管法规》的登记和认证制度，在欧洲注册的信用评级机构有30多家。在美国，符合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CreditRatingAgenciesandNationallyRecognizedStatisticalRatingOrganizations，简称NRSROs）资质的信用评级机构有10家。尽管如此，目前信用评级市场仍然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市场，维持着其固有的寡头垄断结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评级机构是市场的领导者。尽管三大评级机构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但这三家公司的总部都设在美国，被视为美国公司。它们提供各类型的信用评级服务，服务主体包括企业、主权政府和各类型的结构性融资产品。其他信用评级机构的业务规模和业务量相对较小，业务主要集中于本土特定部门。

二、监管依赖的成因

（一）信用评级的市场价值。1.信息服务和监控服务的价值信用评级机构占据了金融市场的中心位置，可以帮助投资者和市场参与者衡量各种债务工具的信用质量。从本质上讲，信用评级机构的主要角色是信息中介，有助于协调投资者和发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通过信用评级中体现的信用风险分析，缓解逆向选择问题。发行人和投资者均受益于信息提供服务：投资者可以获得更多交易对手的信用质量信息，并降低自己获取信息所需的成本；发行人如果获得较高评级，可以更容易进入资本市场获得融资。信用评级机构作为中立的第三方，拥有足够的资源进行信用风险分析，提供信息服务，有助于避免投资者可能面临的高风险溢价以及交易成本。信用评级机构的信息服务功能奠定了其在金融市场中的中心地位，被称为金融市场的“看门人”。此外，作为“看门人”，信用评级机构还提供事后监控服务，这有助于控制借款人在获得融资后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如果借款人将获得的融资投资于风险较高的项目，一旦项目失败，就可能会危及债务偿还。贷款人可以在合同中对资金使用施加限制并在违约情况下强制执行，但成本太高。通过信用评级的更新，以及评级展望和观察清单提供的监测服务，可以监控发行人的财务业绩以控制他们的信誉水平与其初期获得的良好评级保持一致。同样，发行人和投资者均受益于这种监管服务：为避免被降级，发行人面临维持信用质量水平的压力；投资者节省追踪成本，无需承担监控压力。更为重要的，由于降级是发行人信用质量下降的信号，可以帮助投资者评估引发债务重组的可能性，负面展望和信用观察公告也可以激励发行人提高其信誉度。2.私营部门对信用评级的价值肯定信用评级机构提供的信息和监测服务被视为金融市场中有价值的信用风险评估方式在私营部门中被广泛使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andExchangeCommission，简称SEC）统计了信用评级的主要用户，主要包括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等买方公司。它们根据特定信用评级阈值确定投资政策，或按照各种监管要求使用信用评级。卖方公司也是信用评级的用户，它们主动征求信用评级以便发行短期或长期金融产品，使用信用评级进行风险管理，通过评级咨询小组提供的服务协助客户选择合适的产品。此外，在民事合同中使用信用评级的情况也较为普遍，许多金融合约中都包括评级触发条款，贷款人或投资者可以在降级的情况下加速清偿。私营部门对信用评级的广泛使用提升了信用评级在金融市场中的重要性。（二）认证功能和公共部门的监管依赖。根据“监管执照”理论，评级机构的认证功能使信用评级成为公共部门监管金融市场的工具，投资级信用评级成为进入资本市场的“许可证”①。公共部门和信用评级之间形成了一种隐性的委托关系，监管机构缺乏相应的能力和必要的资源分析信用风险信息，因此，在法律中规定以信用评级为参考，将监管任务下放或转移给评级机构［1］。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美国银行监管机构开始对银行持有的债券进行评级，以评级为投资决策基础。1936年，信用评级被纳入金融审慎监管，银行监管机构决定，银行只能持有“投资级”债券，但投资等级的划分和标准是由评级机构提出和设立的，而非监管机构。因此，由于监管依赖评级，评级机构不再仅仅是债券市场中的信息提供者，而是银行审慎监管体系的组成部分。在20世纪40至50年代期间，信用评级被监管机构纳入对保险公司的审慎监管。70年代，美国劳工部在对养老基金的审慎监管中，同样将评级的使用纳入其监管制度。SEC在1975年创建了NRSROs，设立了市场准入门槛，指定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为国家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这一状态维持至2000年，使三大评级机构在美国债券市场以及新兴的欧洲债券市场中获得了明显优势，也造就了其后信用评级市场的寡头垄断结构的局面。显然，监管机构对信用评级的依赖意味着监管机构将信用评级视为可帮助其实现金融监管目标、限制风险和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工具。鉴于以上分析，在金融立法中对信用评级的大量参考是过度依赖外部信用评级产生的主要原因，评级机构的准监管机构身份使人们对信用评级在立法和监管框架中的作用产生了误解，这种误解导致市场参与者在进行尽职调查和信用风险评估时过度依赖信用评级。

一、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及现状

金融监管体制是指一国对其金融市场实施金融监管的机构设置，以及对金融监管机构的权责划分和协调配合依据金融法律法规作出结构性体制安排。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依据本国国情、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发展背景所建立的金融监管体制各有所异。从1986年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专门的中央银行职能以来，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发展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混业监管时期。1980年左右我国建立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体系之初，金融机构可同时经营多种金融业务，这时期我国金融经营体制实质是混业经营。与此相匹配，我国金融监管体制采用了混业监管模式。1986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条例》，首次确认中国人民银行的法律地位，除承担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外，在法律上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业的所有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二）分业监管时期。九十年代以后，我国金融市场在建立后高速发展，但监管体制相对脱节，甚至造成局部金融混乱的局面，金融监管开始受到重视。1993年国务院出台《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转换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并对保险业、证券业、信托业和银行业实行分业管理。”随后，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第二条“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确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业的法定监管地位。1992年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成立、1998年《证券法》制定，将对证券业的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分离；1998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2002年《保险法》修订，从法律上明确了保监会对全国保险业进行统一管理的职责；2003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同年12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制定，授予银监会对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的监管权，自此确立了沿用至今的我国“一行三会”的金融分业监管体系。（三）分业监管兼。顾协调监管时期2003年至今，随着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范围日趋扩大和日趋成熟，为顺应经营模式的转变，同时也是借鉴国际经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开始从严格的分业监管开始向混业监管转变，并在此过程中有了制度创新——2013年8月“一行三会”会同中国外汇管理局建立了“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以下简称联席会议）以加强监管机构间的协调监管。2017年3月，“一行三会”会同多部门《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这被视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迈出的一大步”。此前，各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类业务因为监管主体和法律规章不一致，存在着极大的套利空间。此次通过联席会议，“一行三会”及外汇局在资管的统一监管上协调一致，再加之各部门接下来将会制定的细则，能有效防止各金融机构利用监管标准不一进行监管套利并防止市场不公平竞争。

二、当前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存在的缺憾

自2003年银监会成立起算，我国分业监管体制至今只实行了十四年。我国金融业高速发展，但监管制度本身存有滞后性，导致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与金融业现状存在脱节。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缺憾造成混业经营趋势下金融监管难以协调，并且对监管主体权责划分的不明确也造成对多种金融业务（尤其是金融创新业务）的监督管理活动中并存着监管重叠和监管空白。（一）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不完善，监管效力有限。1.监管协调难度大在现有体制下，金融监管体制之基础仍为分业监管，因此部门利益仍是协调监管的最大障碍。目前法律上没有明确各监管部门在联席会议中的权利义务以及工作目标，导致部门权责不清、监管效率低下。再者，联席会议只是金融监管相关部门的协调议事机制，并未形成统筹监管的权威性，也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确定其监管地位。此次联席会议统一资产管理类业务监管标准，但该标准最终需在不改变现有监管体制、不违背现有金融法律法规、兼顾各机构职能差异下作出规定，其操作难度不言而喻。2.信息共享不充分尽管《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五条、《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六条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三定方案”都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应当会同国务院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明确提出“金融信息共享和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的协调”是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责和任务之一，但这些规定仍属于引导性的要求，事实上中国人民银行与监管部门之间、监管部门之间仍未建立起系统、高效、权威的信息共享机制。（二）金融监管法律体系有缺憾，存在法律真空。1.立法层次低，可操作性不强由于法律制定本身的滞后性与金融业发展的快速性同时存在，致使对于当前的许多金融创新工具和业务的监管大多是由监管部门根据自身职责颁布规章或办法，这些法律规范立法层次较低、缺乏权威性，不能及时彻底理清监管规范之间的冲突与协调的问题。再者，现有法律规定过于笼统，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处罚后果及量化标准，因此相关法律的可操作性也不强。2.相关制度不完善当前我国仍有许多金融监管相关制度尚未完善，主要有：一是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证券法》第三章“持续披露信息”一节，连同银监会颁布的《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对我国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做出总体上的规定。但这些规定相对简要，很多仍缺乏向公众披露的细则，并且披露标准相较于国际标准略宽松。二是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不完善。当前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主要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业银行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颁布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等作为基本框架，但事实上这些规定仍较概括，适用性不强。例如《商业银行法》第一条规定：“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利益”，但未有利益冲突调整、处理机制。三是缺乏金融控股公司的专门立法。金融控股公司是金融业混业经营的主要表现形式，但我国在此方面存在法律空白。2003年《三大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确立了“金融控股公司的主监管制度”，但其没有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原则、权责划分做出具体规定，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难以有效，造成多处监管重叠或监管漏洞。3.地方金融监管有形无实随着地方经济和地方金融的发展，在我国传统的“自上而下”的金融监管体制下，地方（尤其是县级以下）的金融业出现监管空白，地方政府实际上承担了这部分监管职能。但从法律层面上看，地方政府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监管权利和风险处置责任不对等，其实行金融监管的职能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科学规范的监管原则和标准。权责分离使得地方政府难以有效应对地方金融系统性风险，也难以保证事后处置效率。

三、我国金融业混业监管的法律对策

当前各界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具体如何改革，除应适应我国混业经营的经营体制相适应外，还应考虑到我国的政治体制、监管水平以及监管体制本身存在的问题。（一）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相结合。1.提升部门监管协调性和有效性。由于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尚“年轻”，监管水平较低，金融法律体系尚未完善，因此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一步到位不现实，短期内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应是提升部门监管协调性和有效性。有学者建议，当前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九条“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的授权，由国务院牵头将“联席会议”上升为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并在立法上确立其法律地位。此外，由金融监管委员会牵头建立并完善监管信息共享机制，以促进监管部门之间政策的协调性和有效性，进而消除监管真空、监管冲突，防止监管套利。2.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虽然短期内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适宜温和地转向协调监管，但当我国金融业全面形成混业经营，并且监管主体积累到足够的经验、监管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时，我国仍应选择混业监管模式，建立起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更能在金融业混业经营下顺应金融业的发展需求，实现监管信息共享，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二）修订和补充金融监管法律。1.推进现有金融法律法规的修订。当前应及时理清现行金融法律体系，推进《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现行金融法律法规中与金融业发展现状以及近期趋势不符部分的修订。例如，在正在审议的《证券法》修订稿中扩大“证券”的定义和范围，不仅包括原来的证券和股票，也应延伸到多种经济权益凭证（包括集合理财产品等），以适应混合经营的新形势。2.补充制定新的金融监管法律。针对当前金融监管制度的不足也应补充立法以填补法律空白。一是规范信息披露机制。有学者建议从立法上进一步明确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具体规则，尤其需要明确风险计算的标准以及信息披露人的责任。二是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首先，推动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可将金融消费者保护纳入法定监管目标；其次，健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自律机制，规范金融机构行为，从源头上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三是补充金融控股公司立法。除整合现有金融法律法规对于金融控股公司的规范外，许多学者认为在条件成熟时我国应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以防范和化解作为混业经营主要表现形式的金融控股公司给金融市场带来的金融系统性风险。（三）加强金融监管监督。从立法层面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固然重要，也不能忽视对监管行为的监督。当前金融反腐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折射出金融体制改革以来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在人员行为规范上存在诸多弊病。为防止监管人员行为扭曲，应根据权责相一致的原则，在立法上确定监管人员的责任及违法后果；同时应加大监管透明度，引导社会各界对监管行为进行监督。

【关键词】跨国银行法律监管自律管理

【摘要】跨国银行作为金融全球化的中坚力量，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与市场交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金融国际化、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发展，资本的全球化自由流动趋势继续加强，金融业国际化的迅猛发展对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跨国银行监管体制是指为了特定的社会经济目标而对跨国银行的活动依法进行必要的监督与管制的组织机构及权限划分。跨国银行监管体制是市场经济管制的制度安排，是金融监管体制的核心，是银行监管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基本可以将跨国银行的监管体制划分为两个基本类型，即一元监管体制与多元监管体制。一元监管体制是指由国家的一个法定机构专享对跨国银行的监管权，并制定和实施相关的监管政策，统一进行监管活动，其中，英国是推选一元监管体制最为典型的国家。英国《银行法》将银行监管权高度集中在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手中.多元制是指两个以上的机构享有对跨国银行的监管权，共同执行监管政策。

就我国的跨国银行监管体制而言，属于一元监管体制。2003年，我国成立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对银行业进行监管。如前所述，从整体上看，一元监管体制需要较好的运行环境，即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市场体系比较完善统一；(2)经济发展比较平衡；(3)居民人口不太多；(4)监管人员素质比较高。与上述条件相比，我国是个人口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体系不完善，不适合实行单一监管体制。然而，我国却采用了单一监管体制。

在新形势下，我国跨国银行监管体制面临着改革与发展的问题，从世界跨国银行监管体制的发展经验及趋势来看，我国应就以下方面改革与完善跨国银行监管体制。首先，在现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内建立对跨国银行监管的协调机制，我国目前采用的是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体制。我国金融业采用的是分业经营，因此我们先后成立了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分别对证券业、保险业及银行业负责监管。但从世界金融发展趋势来看，金融综合化、混业经营己成为一种潮流，而且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银行业市场会进一步开放，更多的跨国银行会进入中国市场，而且多数国家的银行己经开始混业经营，这给我们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其次，完善有关银行监管体制的法律问题。我国已经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及2003年修正案和《商业银行法》及2003年修正案、《银行监督管理法》、《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外资银行监管条例》及《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这法律法规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提供了法律依据，对维护金融业的稳定与促进银行业的健康发展造就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律平台，但不能断言我国银行监管法律体系己无完善必要。实际上我国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的构建还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问题。

一、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法律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法律监管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

作为支持在我国现阶段中，在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方面，缺乏专门性的法律法规作为制度保障，并且与其相关的法律文件一般都是在各个部门或单位的规章以及文件中标明的，也就是说并没有建立自身规范的法律框架。虽然在现阶段中一些法律法规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做出一定的规范，比如说《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以及《信托法》等，但是这些法律并不能全面的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进行规范，也不能完全适用于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管理，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容易存在一些漏洞或者模糊的地方，对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法律保障力度不够。

（二）我国尚未建立健全完善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法律监管体系

要想保证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的规范性以及合理性，那么其法律监管体系必须全面的包含法律监督、专门监督、内部监督、社会监督以及行政监督等，从而形成一整套完善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监管体系。但是在我国现阶段中，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法律监管体系中仅仅包含行政监管，专门监督、内部监督等监督方式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贯彻落实，并且在行政监管中也同样存在着许多的弊端。

（三）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法律监管制度不够完善

［提要］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正在稳步加快，中国金融业也努力向前迈进。但是，相关立法滞后于金融实践，金融综合管理监管仍处于探索阶段，中国的金融监管也迫切需要改变监管方式和适应方式。本文从金融科技对金融业的影响开始，阐述金融差异化监管相关理论依据，对当前我国金融业差异化监管立法现状进行分析，最终提出我国金融业差异化监管制度的内在要求，强调有必要协调监管立法与监管模式，修订现行法律，合理分配金融立法机构、金融监管机构和受监管机构之间的财务规则制定权利，最终实现对中国金融业差别监管。

关键词：金融科技；金融综合经营；差异化监管；金融规制制定权分配；法律规制

一、引言

金融发展的脚步印证科技的不断进步，而与金融业伴生的金融监管则一同跟随着科技创新的步伐不断向前发展。科技创新推动金融业发生变革式的升级与转型，曾经横亘于金融与非金融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金融新业态也必将在科技创新中诞生、走向成熟。由金融一体化带来的竞争压力增大，内在性的要求各国积极寻求金融市场体制变革，改变当前监管模式，适应性地进行金融综合经营监管探索，结合各自的国情，在机构监管、功能监管、伞形监管和“双峰式”监管等模式中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监管模式，从而实现金融监管的适应性跨越与转换。当前我国仍处于推动金融综合经营尝试阶段，2015年交行混改便是我国金融业混合经营的标志性事件，此后，2017年11月成立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金稳会”）便是同步尝试监管体制改革的一次良好开端。金融综合经营监管尝试体制化变革，但并未涉及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及完善，存在立法空白问题。尽管金稳会已经成立，但其宗旨在于协调“一行两会”在监管中产生矛盾的地方，并弥补现行监管体制“一行两会”在监管中的盲区，但能够呈现的监管力度有限，到目前为止，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当前的金融监管主要体制，实际上仍然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分业监管体制。

二、我国金融业差异化监管理论基础

（一）差异化监管内涵。1、对金融综合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差别监管。金融综合管理实际上是一种跨越式的运作。传统金融机构在单一业务中运作，金融综合运营机构开展多种业务。虽然集成管理是多个业务的集合，但会有交叉。相反，有必要探讨如何相互协调，并实现从监管目标到监管行动的最有效监督。虽然在全能银行及金融控股公司两种模式下的银行子公司的业务相对单一，但是实际中的业务运作模式却十分丰富。如果一个企业的性质难以定义，则必然很难将其归因于某个领域。金融综合运营组织跨越横向业务运营的多个领域，垂直行为涉及多个方面。适当规范金融机构的行为也是必要的。因此，传统的单独业务在金融监管和金融监管方面存在差异，差异化监管是必要的。2、母公司与各子公司在金融一体化经营中的差别监管。母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实体，且存在控制权集中或分散的情况。在控制权集中的环境中，如果母公司过于介入子公司的运营，将剥夺子公司的自主经营权；然而，在控制权过度分散的环境中，尽管赋予子公司高度自治的权力，但是可能面临母公司对子公司约束力大幅削弱的情况，将可能导致子公司在过于业务自由的环境中脱离母公司的整体规划目标，这对母公司的发展也可能造成不利影响。基于母子公司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无论处于控制权集中或分散的情形，母公司始终承担主导地位，子公司则必要地负有业务执行的职责。就母子公司在设计诞生之初的根本任务的差别，监管也应当审时度势，适用不同的监管标准与监管方法。如，子公司同母公司的关联方联系密切，则可以合理且必要的怀疑二者之间存在关联交易。但母子公司均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尽管母公司对子公司享有控制权，但一般情况下，其并不对子公司承担额外义务。此时，对于此类潜在关联交易可能出现监管失灵，因此在防止内部交易的基础上，有必要设计一个系统来实现监管的正常化，并强调通过加强对母公司的预防性监督来防止母公司不当行为的可能性。监管主要针对风险监管，因此监管方式自然不同。在监管方面，银行普遍重视资金安全，通过货币资金监管等各种检查活动实施监管；其次，由于监管程度的原因，子公司基于决策权独立性的差别而产生不同责任。同时，考虑到不同子公司对母公司的贡献程度之差别，子公司也应当受到不同程度的监督。（二）包容性监管理念。金融包容性监管包括差异性、适当性和灵活性等内涵。差异性是指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之传统金融机构，金融综合经营机构必然存在较多差异，不可避免地要求实施差别监管；适度监督主要是掌握监督的极限。过度监管会降低监管效率，滋生道德风险。此外，过度监管必然压缩金融市场的适当发展空间，确保适度监管，为金融机构创造稳定的有发展空间的商业环境才是监管的恰当目标；灵活的监督主要是监督手段不能过度兴奋，组织内部的人员是理性的经济人。综合管理本身就是对金融包容性概念的解释，因此将包容性监管的概念应用于金融一体化管理是合理的。金融机构通过风险分散保持行业稳定。包容性监管便是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扩大至其子公司或关联方，乃至上述机构的工作人员，实现下沉式包覆性监管。以人员监管为取向而非权力监管。此外，包容性监管强调发挥监管机构的作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合力。

摘要：私募基金即通过非公开方式面向特定对象募集资金而设立的基金。我国私募基金在资金规模方面远远超过公募基金,但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应的立法对其加以规范。私募基金由于缺乏配套法律、法规的监管，蕴含着很大的法律风险。因此,政府应当加紧制定与私募基金监管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利于它们的规范运作。因此，通过对私募基金典型监管模式的比较，对我国私募基金监管立法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私募基金；监管；立法

1我国私募基金发展现状

虽然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中还找不到对私募基金的准确定义，但是在市场中实际上具有私募基金性质的地下私募基金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其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力度上都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2001年,夏斌的《中国“私募基金”报告》估算出当时中国私募基金达7000亿元。目前我国具有私募基金性质的地下私募基金的组织形式多种多样，这些地下私募基金主要有以下几种组织形式：

（1）工作室。

工作室是目前最公开最常见的私募基金。以较有名气的股评人士或研究人员命名的各类工作室大部分负责给客户提供详细的市场操作计划，而且，随着资金量的较大差异表现为所谓“金牌会员”、“银牌会员”等一般地进入工作室所要求的资金量门槛并不高。在深圳，一些著名咨询机构下的工作室只要有50万元就可以达成合作的口头协议。正因为资金量不算太大，一些客户提出了较高的年保本收益率，这一数字目前一般为20%左右。至于工作室的收入，大多数并不直接向客户收取，而是由工作室与客户进行交易的证券营业部进行协商，从交易佣金中提取。

摘要随着金融业的全球化以及我国加入WTO后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外资银行大量进入中国，这对我国金融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运行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在分析外资银行法律监管的经济学理论及法律价值的基础上，结合外资银行法律监管的国际合作——巴塞尔体制的内容，探讨了新形势下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所面临的新课题及解决对策。

关键词外资银行；监管；金融监管

截至2007年5月末。共有42个国家在华设立了75家外国银行。在25个城市开展业务。已批准改制的外资法人银行12家，外资银行的营业性机构186家。其中，改制后的法人银行分行79家，外国银行分行95家，中外合资银行3家，外商独资银行7家，财务公司2家，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86家，法人银行12家，16家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外资银行的进入，对提升国内银行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水平，促进中资银行的发展，加快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与此同时。外资银行的大规模进入。必将对我国的银行业竞争格局、市场秩序甚至金融安全产生重大影响。鉴此，我国应加快与外资银行相关的政策调整、体制改革和宏观管理工作，尤其应当加强外资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外资银行监管的理论基础

外资银行是东道国引进的具有外国资本的银行。外资银行监管是指从东道国的角度出发，金融主管机关及其执行机关或有关机构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际公约对外资银行机构和外资银行的市场准入、业务经营和市场退出等进行监督和管理，促使其合法稳健运行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具体来说，外资银行监管由监管主体、监管对象、监管目标及监管方式四个基本要素构成。

(一)外资银行监管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关键词】跨国银行法律监管自律管理

【摘要】跨国银行作为金融全球化的中坚力量，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与市场交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金融国际化、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发展，资本的全球化自由流动趋势继续加强，金融业国际化的迅猛发展对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跨国银行监管体制是指为了特定的社会经济目标而对跨国银行的活动依法进行必要的监督与管制的组织机构及权限划分。跨国银行监管体制是市场经济管制的制度安排，是金融监管体制的核心，是银行监管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基本可以将跨国银行的监管体制划分为两个基本类型，即一元监管体制与多元监管体制。一元监管体制是指由国家的一个法定机构专享对跨国银行的监管权，并制定和实施相关的监管政策，统一进行监管活动，其中，英国是推选一元监管体制最为典型的国家。英国《银行法》将银行监管权高度集中在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手中.多元制是指两个以上的机构享有对跨国银行的监管权，共同执行监管政策。

就我国的跨国银行监管体制而言，属于一元监管体制。2003年，我国成立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对银行业进行监管。如前所述，从整体上看，一元监管体制需要较好的运行环境，即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市场体系比较完善统一；(2)经济发展比较平衡；(3)居民人口不太多；(4)监管人员素质比较高。与上述条件相比，我国是个人口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体系不完善，不适合实行单一监管体制。然而，我国却采用了单一监管体制。

在新形势下，我国跨国银行监管体制面临着改革与发展的问题，从世界跨国银行监管体制的发展经验及趋势来看，我国应就以下方面改革与完善跨国银行监管体制。首先，在现有的法律制度框架内建立对跨国银行监管的协调机制，我国目前采用的是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体制。我国金融业采用的是分业经营，因此我们先后成立了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分别对证券业、保险业及银行业负责监管。但从世界金融发展趋势来看，金融综合化、混业经营己成为一种潮流，而且我国在加入WTO之后，银行业市场会进一步开放，更多的跨国银行会进入中国市场，而且多数国家的银行己经开始混业经营，这给我们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其次，完善有关银行监管体制的法律问题。我国已经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法》及2003年修正案和《商业银行法》及2003年修正案、《银行监督管理法》、《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外资银行监管条例》及《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这法律法规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提供了法律依据，对维护金融业的稳定与促进银行业的健康发展造就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律平台，但不能断言我国银行监管法律体系己无完善必要。实际上我国银行业监管法律体系的构建还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问题。

摘要：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建设进程中,社保基金作为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件大事,理应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视。针对社保基金监管体制的完善问题,应在继续更新观念的基础上,树立依法监管、独立监管和审慎监管的监管原则,从加大监管投入、创新监管制度、拓宽监管渠道等方面予以努力。

关键词：社保基金监管完善

我国社保基金监管体系是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行政监管为主,加以财政监督、审计监督、税务监督、银行监督、内部控制和社会监督的有机配合而建立起来的。表面上,社保基金监管体系看似完备,但是由于政出多门(强调部门利益)、彼此权限或存在真空或存在交集(可能导致消极监管)等方面的原因,所以只要熟悉并掌握这一体系的“薄弱环节”,就完全有可能加以利用、谋取私利,这也是为什么社保大案频发的原因所在。当然,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应当看到并承认,这一监管体系是我国国情的客观体现,是目前“不最坏”的选择。在既有的客观情况下,如何完善社保基金监管,真正保障人权,值得深思。

一、树立社保基金监管相关原则

社保基金监管原则既是对以往基金监管经验的总结,又是建立和完善社保基金监管制度的基础。依笔者看来,下面三大原则尤其重要:

1.依法监管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