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环境范文10篇

摘要：［目的／意义］对我国近20年来的环境法律主题变迁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出趋势和发展规律，为以后的有关立法工作提供借鉴，发挥参考作用。［方法／过程］通过文献分析法获取所要研究的法律文本，提取法律文本内容的主题词，以年度作为分类标准，结合政策扩散的有关理论，计算每一年度主题词的权重情况，并在不同年度之间进行比较。［结果／结论］相关环境法律在遏制环境问题的发生上确实起到了作用，表现为P0的数值较高，同时各有关部门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也没有机械性的照搬，而是结合每年所需要解决的问题的实际合理调整法律内容和法律的对象，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关键词：环境法律；主题提取；主题变迁；政策扩散

1引言

我国政府历来重视环境问题，在报告中指出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事关人民福祉以及人民的未来，同时与“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国梦”的实现息息相关。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纷纷响应，结合本省、本地区的实际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我国的行政体制决定了中央层级的单位对地方层级的单位具有绝对的领导力，地方层级单位在制定有关政策的过程中势必结合中央单位的文件、法律法规精神进行落实。所以从政策扩散的视角，对中央层级历年颁布的环境法律的主题进行探讨是有必要的，从中梳理出变迁脉络，为今后相关部门进行法律的制定提供借鉴和参考。

2研究目的和方法设计

2．1研究目的。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探究我国近20年来有关环境法律的主题变迁情况，为相关部门制定类似法律提供借鉴，发挥参考作用。同时为后续接下来的有关研究探索出一条较为可行的思路和新的方法。2．2方法设计。为完成本文的研究目的，在研究方法的设计上，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内容分析法和统计分析法。利用文献研究法，获取我国从1999年到2019年的环境法律文本，文献研究法的优点之一在于可以对研究样本进行反复研究而不用担心样本的损坏，同时成本较低，效益较高，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研究方式；内容分析法可以对样本文本进行定量分析，将定性的结论通过定量数据加以展示，是内容分析法的一大优点，可以让人们更好、更直观的对所研究的样本进行理解；统计分析法指对所研究的指标和数据进行描述性或者是预测性的统计，从中归纳出整体的发展趋势，并结合实际情况作出一定的预测。结合本文涉及的研究方法，将前一年的政策定义为“前驱政策”，后一年的定义为“后继政策”，处理工具上选用北京理工大学张华平博士开发的自然语言处理平台（NLPIR）共享版。扩散比越大，说明当年的政策对前一年政策的继承力度较好，顺延比越高，说明本年度的政策可持续性越好，创新比越高，说明在当年政策中，相关部门在制定的过程中更好的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通盘全面的考虑，而非机械性的照搬。

本文作者：赵美珍郭华茹工作单位：江西九江学院

2011年12月20日在京召开的第七次全国环保大会提出：“基本的环境质量是一种公共产品，是政府必须确保的公共服务”，这一观点再次明确了保护环境是各级地方政府重要职责。作为公共物品的良好生态环境，各级政府理应成为第一生产者、提供者和分配者，有权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利用行为进行监督、管理，预防环境违法事件的产生，处理环境违法行为。面对我国严峻的环境形势，必须强调地方政府的环境监管职责，地方政府在环境监管中处于主导地位。事实证明，依靠企业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务固然重要，但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监管更为关键。地方政府作为所辖区域社会公共利益的主要代表者，拥有支配社会各方资源的权力，可以运用政府公权力，通过制定政策、引导产业、分配资源、培育市场、经济刺激、提供服务等监管方式，协调本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2］可以建立引导环境政策和社会行动的基础数据系统、建设和管理无法通过市场提供的环境基础设施，对企业等经济主体进行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禁止不利于环境质量的行为，纠正市场失灵；［3］还可以依据法律授权，制定法规或规章、设定许可、实施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对社会经济个体利用环境的行为进行直接控制。“我国已将环境保护定为一项关系到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策，把加强政府环境监管作为有效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手段，即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设定环境质量指标、立法、行政等刚性手段对环境问题进行直接干预”。［4］尽管保护地方环境不被污染和破坏是各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责，但从不断发生的重大环境事故来看，有些地方政府没有履行法定监管职责，频频充当违法企业的保护伞。主要表现为四方面：第一，一些地方政府在“把企业当财神”、“GDP高于一切”思想指导下，无视国家上位环境法律法规，通过制定地方法规降低环保准入门槛、限制监督污染企业，阻碍国家环境法律的实施。第二，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在短期内取得政绩，出台各种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甚至对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进行挂牌保护。一些被“挂牌保护”的企业，对正当的环境执法检查、监督，不配合、拒绝甚至抵制，有恃无恐地违法排污。第三，有的地方政府领导为了追求经济发展的政绩，盲目上项目引投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引进了大批发达地区落后淘汰的、污染严重的项目，为高污染高消耗的企业大开方便之门。第四，有的地方政府在环境执法中不作为、乱作为，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该查不查、该报不报、该测不测、该罚不罚、该责令整改关停不责令、该公开处理不公开处理、环境行政处罚不按规定办理，包庇、纵容环境违法企业。上述情形下，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形同虚设，相关人员严重失职，导致辖区或相邻地区环境质量下降，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可见，尽管立法赋予了地方政府环境监管职责，客观上地方政府有能力、有优势履行辖区内环境监管职责，但事实上有些地方环境监管效果并不如人意，地方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环境监管失职导致生态环境遭受严重损害现象不容忽视。

地方政府承担环境监管法律责任的理论依据

根据权责统一原则，法律赋予地方政府环境监管的义务和责任，地方政府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和行动依法履行其职责，擅自放弃、不履行其法定职责或违法、不当行使其职权，均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地方政府承担环境监管法律责任的理论依据包括：1、委托理论委托理论由罗斯于20世纪70年代初首创，后经詹姆斯•米尔利斯等人的发展逐步完善。“在现代社会，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共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和认可,政府理所当然地应为人民的利益而负责任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人民与政府之间的这种授权与被授权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委托关系。委托理论认为,人民与政府的委托关系，存在着使政府失责的可能。由于委托人和人之间关于人行为的信息不对称,人在最大程度上增加自身效用的同时会做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5］正因为在委托授权之后,政府不但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执行者,是享有权力的政府,而且也应该是责任政府,应该更好地履行人民交给的权力,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为了有效地促使政府尽职尽责,在运行中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对人给予激励和约束,当人违背委托人的利益而谋求自己的利益时,就应当受到法律制约与制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2、公共物品理论公共物品的概念是由休谟最早（1739）提出并由萨缪尔逊（1954）加以规范的。萨缪尔逊认为公共物品是指每个人对某种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其他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判断一个物品是否是公共物品，一个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看其是否严格满足公共物品的基本属性，即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环境产品和环境服务由于具有“供给的普遍性”与“消费的非排他性”特点，使其成为典型的公共物品，而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只能是政府，因为私人对公共物品存在不愿提供、不能提供和提供成本过高等情况。“作为地方利益总代表的地方政府，既要严格依法对自然资源和社会利益进行权威性、公正性的分配，以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精髓———公平、正义，［6］也要对环境这种“公共物品”的使用进行监督管理，避免“公地的悲剧”发生，保证辖区内的环境质量。地方政府作为良好生态环境的第一生产者、提供者、分配者和监管者，当出现监管失职时，应该承担相应的环境法律责任。3、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并于50、60年代形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框架，其领袖人物詹姆斯•布坎南提出的经济人同样适用于政治领域的公共选择活动。政府以及政府官员在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过程中同样也反映出“经济人”理性的特征。“政府及其公务人员也具有自身的利益目标，其中不但包括政府本身应当追求的公共利益，也包括政府内部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此外还有以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为代表的小集团利益等等。政府部门及其人也存在追求自身权益最大化的问题。当政府利益与包括环境资源保护在内的公共利益内容相悖或者冲突时，政府就有可能为谋求其自身利益而忽略甚至侵犯公共利益，背离政府行为的最初目标”。［7］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导致各种责任缺失问题的出现。尽管地方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实现本地区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但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在某些经济利益上存在一致性，地方政府限制企业破坏生态环境行为就意味着自身利益的减少，［8］如果不能对监管者进行有效的制约和制裁，监管者就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制定出一些不合理的政策，行使一些不公正的监管。只有强化政府的环境监管法律责任，才能遏制政府及主要官员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忽略环境保护的原动力。4、环境法治理论环境法治是法治在环境领域的具体体现。英国学者莱兹认为法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治指一切人都应服从法律并受法律统治，狭义的法治表示政府应由法律来统治并服从法律。莱兹的狭义法治实际上指出了法治的根本主旨就是要控制政府行为，使政府服从并接受法律的统治。我国著名学者郭道晖教授认为法治(RuleofLaw)是指法的统治，即法居于国家和社会之上的统治地位，而不只是国家用法来治(RulebyLaw)，更不能说国家用法制来统治社会与人民。法治作为与人治相对的范畴，其首先就是为了通过法律遏制政府权力而不是为了通过法律管治普通民众而提出来的。政府是法治的客体而非主体。环境法治就是将环境的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纳入环境法律规范的统治。“环境法治的主旨是把政府作为环境法治客体，使政府行为接受环境法律规范的约束。环境法治之所以要约束政府影响环境的行为，原因在于环境质量的不断退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进一步加剧、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激化、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受到的严重环境挑战，其根本责任在于政府”。［9］当地方环境监管失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环境法律责任。从政府权力的来源、环境公共物品的特性、地方政府的利益、环境法治的主旨可以看出，其所关联的委托理论、公共物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环境法治理论，逐一递进地成为地方政府承担环境法律责任的理论依据。

地方政府环境监管法律责任的立法不足与完善建议

目前我国立法虽然规定了地方政府对本辖区内的环境质量负责，但具体到如何负责、负责到何种程度、因监管失职导致环境质量损坏后地方政府及其监管部门、地方政府及其部门的领导人应承担何种责任并没有明文规定。为此，笔者认为应当从环境行政责任、环境民事责任、环境刑事责任三方面来完善地方政府环境监管法律责任。（一）提高立法层次，明确地方政府的环境行政责任《环境保护法》对环境行政主体的环境行政责任定位于各级政府的环保部门和其他部门而非各级政府，导致地方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在环境与发展关系的决策面前出现“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的现象，随之而来的是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此消彼涨。政府的环境行政责任，是指环境监管机关及其公务员因违反环境法律规范所赋予的环境保护监管职责而由相关国家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分和其他不利的处理，这是政府承担环境法律责任的最主要形式。当前，对环境保护享有职权承担职责的各级政府、各级政府所属机构及公务员的环境监管违法行为追究行政责任的法律依据是《公务员法》、《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等，但前者针对性不强，后者法律位阶不高，应通过修改完善《环境保护法》，规范、制约地方政府在环境监管中的不作为、迟延作为或者不当作为，主动防范地方政府滥用环境监管职权或懈怠环境监管职责，遏制环境监管失职行为的发生，对在环境监管中违反环境法律法规的行政官员直接追究行政责任。此外，从过去许多性质非常严重的环境案件处理结果看，最后受到责任追究的多是基层环保部门的领导，充其量不过是地方政府分管环保的领导，而作为地方环境质量第一责任人的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追究。事实上，从地方政府首长负责制的角度看，地方政府环境立法、环境决策、环境执法中的监管失职行为多半与地方政府主要领导密切相关。为此，应当明确地方环境质量第一责任人的相应行政责任。（二）更新观念，确立地方政府的侵权赔偿责任学术界对政府能否承担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存在争议。民法理论界将国家权力引起的侵权赔偿界定为民事责任，行政法论者又将其界定为公法责任，行政侵权责任是在公法领域中发生的私法责任，是行政机关基于其实施的具有侵权行为性质的违法行政行为，造成了行政相对人的民事权利损害，构成了对私权利的侵害，依照私法的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10］法律规定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意味着政府承担环境安全保障义务。政府违反该义务，不仅应承担行政责任而且应承担民事责任①，民事责任类型包括直接责任和补充责任。若因政府决策失误或不当的行政行为导致环境污染与破坏发生或加剧时，政府应该与排污者一起对受害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若因政府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致使排污者造成公民人身或财产损害的，政府应当承担补充责任，即排污者无力承担或者找不到责任人时由政府承担赔偿责任，之后政府则享有对排污者的追偿权。若因本辖区的环境质量不达标而造成邻近地区的居民遭受损失的，当地政府作为环境质量责任主体，更应该对受害者承担赔偿责任［11］。目前《侵权责任法》没有涉及行政侵权赔偿问题，而《国家赔偿法》对行政不作为侵权赔偿也没有相应的规定。因此，需要尽快修订《环境保护法》，对此做出明确的规定。（三）通过司法解释，扩大环境监管失职罪主体范围根据环境法及刑法的有关规定，地方政府公务人员在环境方面的刑事责任主要是渎职犯罪，包括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环境监管失职罪等。［12］其中对环境污染和破坏最有针对性和关联度的罪名是环境监管失职罪，其主体是特殊主体，即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要包括在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从事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等工作的人员。从司法实践看，被判处环境监管失职罪的基本是具体职能部门的相关人员，而对地方环境质量负责的地方政府领导，因决策失误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或严重干扰正常环境执法，包庇、纵容、放任环境违法行为导致辖区环境恶化的行为却逃避了严肃的刑事追究。笔者认为，凡有环境监管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不负责任，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事件发生，都是环境监管失职，失职行为引起重大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事故，达到刑法规定的“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就构成监管失职罪。因此，应通过司法解释，将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纳入环境监管失职罪主体承担刑责。理由至少有两点：第一，法律法规有相应规定。《环境保护法》第45条规定：“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干部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法规，擅自批准建设未经环境影响评价的项目，凡违反规定的，必须追究有关审批机关和审批人员的责任”。该规定虽然没有明确具体责任形式，但从犯罪本质上看，因环境监管失职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就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第二，社会现实有相应需求。为避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悲剧不断上演，只有严厉追究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的环境刑事责任，才能遏止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为追求本地区短期经济利益甚至是个别领导人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忽视乃至牺牲长远环境利益的行为，才能杜绝一些领导干部即使因环境监管失职造成严重后果受到行政处分乃至被免职，等风头过后照样可以复职甚至升迁的现象发生。

内容摘要：在锐意改革、大胆创新的今天，我国的流通产业获得了长足发展，流通业整体规模不断扩大，流通体系已经初步形成。然而，就在我国流通产业获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改善我国流通业法律环境必将对我国淡化经济增长，重视结构改革，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也必然会关系到整个流通业的效益和实现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任务。所以，本文从北京市流通业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基于我国流通业立法现状这一法律环境提出了制定完善流通法律，采用法律法规约束企业行为的建议，以最终促使企业养成自觉遵纪守法的意识。

关键词：法律环境；流通法律软实力；法律体系；措施；流通产业

自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外资企业快速进入我国市场，尤其是在我国加快“自贸区”建设和“一路一带”战略之后，我国的流通产业更是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然而，在现阶段，流通业依然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较为薄弱的环节。同时，流通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经济发展、稳定经济增长、实施宏观调控、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城镇化进程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先导性和基础性作用。但是，在北京市的流通业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一系列问题，例如：能源消耗高、信息化水平低、缺乏完善的法律政策支持等，这些现存情况严重影响了北京市流通业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北京市流通产业规模迅速扩大，现代流通方式呈几何倍推广，流通设施、流通服务水平明显提高，流通领域对外开放的步伐更是显著加快。同时，北京市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是我国向世界递出的一张名片，北京市的流通业发展关乎我国整体的流通产业发展方向。因此，如何有效利用北京市的资源优势，克服存在问题，在促进北京市平稳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带动整个国家的流通产业发展，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问题。另外，在现阶段，北京市流通业的定位是国际化、现代化、低碳化的流通发展方向，这更是展现出了具有独特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流通模式。基于此，本文认为北京市应该不断完善流通业法律体系，为流通业的发展创建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并加大法规与监督的力度，改善流通业发展的法律环境，从而有效提升北京市的流通法律软实力。

一、北京市流通业的发展现状

（一）北京市发展流通业的必要性

流通业能够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是评价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晴雨表，更是促进市场供需平衡的重要助推器。同时，流通业能有效带动生产，现代流通业更是各类生产要素相互整合、集结的重要载体，可以说流通业决定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的速度和发展的效益。而城市作为集合物流、商流、信息流的中心，流通业越发达，城市就越繁荣，流通业促使城市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和辐射力。因此，要评价一个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是从生产力与流通力两个方面着手。所以，当生产力处于稳定的环境时，流通力必然要成为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且，城市经济的发展不单单是依靠新经济增长点带来的利润，还要借助商业繁荣带来的房产、基础设施、劳动力等要素不断的升值。基于此，判定一个城市的发展，不仅要注重其生产力的发展情况，更要重视其对流通业的资金投入和培植力度。所以，为了促使北京市的快速发展，发挥出首都功能区的各项功能并提升其经济综合能力，北京市必须将流通力的提升放在优先发展的产业地位上。

一、排除侵害

（一）我国排除侵害法律规定的不足

目前我国的法律尚缺乏对排除侵害这一要件的进一步界定，而且没有规定“部分排除侵害”（包括限制作业时间）和“代替性赔偿”等救济方式。在我国的现实案例中，作为加害人的企业一旦被判决排除侵害，企业往往会面临减产、停业治理，甚至关闭，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社会问题。基于这种考虑，法院不得不回避了受害人的排除侵害请求，其结果是令受害人完全承受污染危害，显失公平。

（二）排除侵害与利益衡量原则

在环境侵害的排除方面，利益衡量原则是其最基本的思考方法。所谓利益衡量原则，是指在环境侵害的排除上，综合考虑权利不可侵原则和原因行为的社会妥当性、合法性、有用性、价值性等。其所追求的目标在于维护产业活动、经济发展与居民生活安宁、生命健康乃至优适环境之间的平衡。利益衡量原则是否可以适用以及适用的程度，可以根据不同的权利类型分别加以考察。

（三）环境侵害排除方式的完善

我国的环境保护立法在企业承担责任方面已有不少规定，从环境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到一些具体制度的设置，都使企业应该承担相应的环境保护义务。然而，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企业环境责任的法律问题，以期更多的企业主动承担环境保护之责。

一、企业环境责任的法律现状

现代社会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环境保护要求企业依法承担环境责任，要求现代企业在谋求投资者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必须考虑增进投资者利益以外的环境公益。为了促使企业在保护环境方面符合国家的要求，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企业保护环境的法律义务。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该法还规定，“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选址、设计、建设和生产，都必须充分注意防止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在进行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时，必须提出环境影响的报告书，经环境保护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后才能进行设计；其中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各项有害物质的排放必须遵守国家规定的标准。已经对环境造成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单位，应当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制定规划，积极治理。”

2.除了在《环境保护法》中对企业应承担保护环境的义务以外，我国还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污染防治和自然资源保护的立法，如《环境影响评价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水法》、《水土保持法》、《防沙治沙法》等。在这些立法中针对不同的范围对企业提出了保护环境的要求。如《水污染防治法》第22条规定：“企业应当采用原材料利用效率高、污染物排放量少的清洁生产工艺，并加强管理，减少污染物的产生”。

3.在各项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中明确规定环境法律责任主体为“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企业事业单位”、“排污单位”等，显然，我国法律规定防治污染主要是以企业为法律规制对象。企业应严格遵守法律，切实履行保护环境的法律义务。

当保险业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逐步发展并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保险人面对的法律环境存在着市场经济起步初期的诸多不完善的问题。这些问题,已影响着保险业的健康发展。我们保险人在过去研究内部管理和如何发展业务方面作了不少探索,但对外部环境,特别是法律环境研究得甚少,更多的是教育职工依法办事,而没有很好地研究如何争取一个好的法律环境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来为我们业务的发展争取一个公正的法律环境。

一、改善保险法律环境具有客观必然性

1、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不断深入的要求。保险业作为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渗透到市场经济的各个领域,对整个市场经济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保险业必须在一个公正的法律环境中健康地发展,才能对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则会影响和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特别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必然要求保险业同国际惯例接轨。世界贸易组织的加入,使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已成定局。这一切,都要求必须有一个完备公正的保险法律环境作保障。也只有这样,保险业才可能在一个公正的环境中健康地发展。

2、这是我国保险业不断向纵深发展的要求。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保险市场逐步开放,市场主体逐年增加,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保险的服务范围和内容也越来越广泛,中国保险业在继续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保险活动也将会进一步丰富和复杂。保险市场多主体、竞争行为和业务多样化以及中介人活动、业务创新活动等都需进一步完善的法律环境来作保证,也只有在更完善的法律环境中,才能使保险业管理理性化、规范化、科学化。

3、这是社会主义法制不断加强的要求。依法治国是党和政府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近年来,我国致力于法律建设,出台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我国法律均省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整个法律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改善。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经济体制对法律的迫切要求,完善和充实法律条文已摆到议事日程,完善保险法律,同样刻不容缓。

4、这是保险经营实践提出的要求。在具体保险经营活动中,保险人、被保险人、中介人之间的经济交往十分频繁,同社会有关职能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产生了大量具体而实际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业务活动中难以避免的,有的问题,比如行政干预、违规竞争、曲解法律条文、明目张胆的骗赔案等,与保险法律环境不完善有着直接关系。因此,保险经营实践也迫切要求一个更加完备的法律环境。

当保险业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逐步发展并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保险人面对的法律环境存在着市场经济起步初期的诸多不完善的问题。这些问题,已影响着保险业的健康发展。我们保险人在过去研究内部管理和如何发展业务方面作了不少探索,但对外部环境,特别是法律环境研究得甚少,更多的是教育职工依法办事,而没有很好地研究如何争取一个好的法律环境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来为我们业务的发展争取一个公正的法律环境。

一、改善保险法律环境具有客观必然性

1、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不断深入的要求。保险业作为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渗透到市场经济的各个领域,对整个市场经济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保险业必须在一个公正的法律环境中健康地发展,才能对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反之,则会影响和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特别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必然要求保险业同国际惯例接轨。世界贸易组织的加入,使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已成定局。这一切,都要求必须有一个完备公正的保险法律环境作保障。也只有这样,保险业才可能在一个公正的环境中健康地发展。

2、这是我国保险业不断向纵深发展的要求。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保险市场逐步开放,市场主体逐年增加,市场竞争日益加剧,保险的服务范围和内容也越来越广泛,中国保险业在继续向纵深发展的过程中,保险活动也将会进一步丰富和复杂。保险市场多主体、竞争行为和业务多样化以及中介人活动、业务创新活动等都需进一步完善的法律环境来作保证,也只有在更完善的法律环境中,才能使保险业管理理性化、规范化、科学化。

3、这是社会主义法制不断加强的要求。依法治国是党和政府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近年来,我国致力于法律建设,出台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我国法律均省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整个法律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改善。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经济体制对法律的迫切要求,完善和充实法律条文已摆到议事日程,完善保险法律,同样刻不容缓。

4、这是保险经营实践提出的要求。在具体保险经营活动中,保险人、被保险人、中介人之间的经济交往十分频繁,同社会有关职能部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产生了大量具体而实际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业务活动中难以避免的,有的问题,比如行政干预、违规竞争、曲解法律条文、明目张胆的骗赔案等,与保险法律环境不完善有着直接关系。因此,保险经营实践也迫切要求一个更加完备的法律环境。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又称为“绿色保险”，是基于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一种商业保险，最先在美国实行。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较为成熟，都已成为加强环保监管的一大利器。我国尚未全面建立实质意义上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风险意识、保险公司的规模与实力等因素的制约。近年来，我国大型污染事故频发，在排污企业无力承担污染赔付和污染修复资金时，政府用财政资金给与及时的弥补，这种做法给财政带来了无法预测的巨大压力。依据国家环保总局提供的最新数据，仅2005年一年，国家因重大环境污染事件而支付的赔偿金额就高达118亿元。企业转嫁风险的需求与政府要减轻压力的要求迫使我国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法律制度。

一、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初步实践显现的问题

我国的污染责任保险发展缓慢，在内地，污染责任保险整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保险公司和当地环保部门合作推出了污染责任保险，大连最早开展此项业务，随后沈阳、长春、吉林等城市也相继开展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但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初步实践暴露出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存在许多主要问题:我国要建立一种保险制度来满足企业与政府的需要，而这种保险制度就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制度。

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在赔付率很低的情况下，坚持高保险费率不做调整，使企业丧失了投保的积极性。如大连市l卯1一1995年的赔付率只有5.7%，沈阳市1993一1995年的赔付率为零，远远低于国内其他险种50%左右的赔付率和国外70%一80%的赔付率。而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费率是按行业划分的，最低费率为2.2%，最高为8.0%，较其他险种只有千分之几的费率相比，要高出好几倍。

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保险范围过窄，险种较少，经营的风险的减小，使其赔付率相应也就过低。目前只把突发性污染事故造成的民事赔偿责任作为保险标的，事实上，由于环境污染而造成民事赔偿的还有累积性污染事故。在我国保险市场上，保险的险种较少，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华泰财险等公司的公众责任保险条款的“责任免除”一项中规定不负责赔偿由于大气、土地、水污染及其他污染所引起的损失或伤害责任。我国实行的自愿保险方式，不能增强企业的投保意识，致使投保企业越来越少，形成恶性循环。在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仅限于少数几个城市，这些城市中的保险规模小，只有几个或十几个企业投保，且投保呈下降趋势。企业缺少保险意识，投保率就低，保险费就少，赔付率低，引起投保企业少，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二、我国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本文作者：杨艳艳翟杰斌工作单位：西北民族大学甘肃青海民族学院青海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又称为“绿色保险”,是基于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一种商业保险,最先在美国实行。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较为成熟,都已成为加强环保监管的一大利器。我国尚未全面建立实质意义上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风险意识、保险公司的规模与实力等因素的制约。近年来,我国大型污染事故频发,在排污企业无力承担污染赔付和污染修复资金时,政府用财政资金给与及时的弥补,这种做法给财政带来了无法预测的巨大压力。依据国家环保总局提供的最新数据,仅2005年一年,国家因重大环境污染事件而支付的赔偿金额就高达118亿元。企业转嫁风险的需求与政府要减轻压力的要求迫使我国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法律制度。

一、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初步实践显现的问题

我国的污染责任保险发展缓慢,在内地,污染责任保险整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保险公司和当地环保部门合作推出了污染责任保险,大连最早开展此项业务,随后沈阳、长春、吉林等城市也相继开展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但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初步实践暴露出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存在许多主要问题:我国要建立一种保险制度来满足企业与政府的需要,而这种保险制度就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在赔付率很低的情况下,坚持高保险费率不做调整,使企业丧失了投保的积极性。如大连市l卯1一1995年的赔付率只有5.7%,沈阳市1993一1995年的赔付率为零,远远低于国内其他险种50%左右的赔付率和国外70%一80%的赔付率。而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费率是按行业划分的,最低费率为2.2%,最高为8.0%,较其他险种只有千分之几的费率相比,要高出好几倍。我国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保险范围过窄,险种较少,经营的风险的减小,使其赔付率相应也就过低。目前只把突发性污染事故造成的民事赔偿责任作为保险标的,事实上,由于环境污染而造成民事赔偿的还有累积性污染事故。在我国保险市场上,保险的险种较少,如: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华泰财险等公司的公众责任保险条款的“责任免除”一项中规定不负责赔偿由于大气、土地、水污染及其他污染所引起的损失或伤害责任。我国实行的自愿保险方式,不能增强企业的投保意识,致使投保企业越来越少,形成恶性循环。在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仅限于少数几个城市,这些城市中的保险规模小,只有几个或十几个企业投保,且投保呈下降趋势。企业缺少保险意识,投保率就低,保险费就少,赔付率低,引起投保企业少,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二、我国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在2004年,国家环保总局共接到67起突发环境事件报告,其中特别重大环境事件6起,重大环境事件13起,造成21人死亡、705人中毒(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5.5亿多元。这些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频繁发生,充分说明我国在环境方面问题颇多,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已经进人环境风险的高发期,迫切需要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我国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制度必要性的主要方面:维护环境侵权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我国现有环境保护及救济机制中,缺乏相应的污染损害赔偿机制与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单个污染企业承担责任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污染受害者和公共环境损害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赔偿。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分离了环境污染侵权主体与赔偿义务主体,由企业投保,保险人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的形式减少了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得环境侵权的受害人较容易及时获得足额赔偿。降低企业因环境侵权而破产的风险大多数企业对于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属于“弱势个体”,其风险承受能力差。环境侵权采取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使企业承担了极高的风险,因为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对废弃物不可能“零排放”。环境责任保险使损害赔偿社会化,有利于分散企业的损害赔偿风险。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制度中,投保人通过向保险公司缴纳保险费,将环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而保险公司再将其赔偿责任分摊给成千上万的投保人,使得投保人的经济责任得以减轻,避免了作为投保人的企业因意外的污染事故而遭受有可能导致破产的巨额赔偿,保证了企业持续、健康地发展。为我国保险业带来发展的契机及新的增长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制度适用严格责任的最显著后果之一就是大大增加了行为人行为的风险。而行为人为了减小其行为的风险,必然想将风险责任转嫁出去,这正好与保险业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目的相适应,为保险业的发展提供契机。在美国,责任保险保费收人占非寿险保费收人的50%左右,在欧洲发达国家占35%左右,而在我国,其份额还不足5%。我国已经进人环境风险的高发期,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法律制度是必然趋势,这有利于保险公司开拓保险服务领域,促进保险产品的创新,开发出一块新的保险业务增长点。

本文作者：张燕陈胜工作单位：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包容性增长”理念包含于“十二五”规划许多重要内容里，所谓“包容性增长”，寻求的应是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农村环境保护是“包容性增长”理念一个元素的体现，是指防治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保障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而采取的各种行动的总称，而改善农村环境质量，进一步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则是从本质上解决“三农”问题，是促进和保障民生的客观需要，是构建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宏伟目标的根本保证。然而中国农村环境污染极其普遍，和城市环境治理投入相比，对于农村则微乎其微。农村环境保护资金的匮乏，已成为制约中国农村环境防治的一大“瓶颈”，这与“包容性增长”理念融入农村环境保护的大背景极不相符。

1环境保护投融资内涵

1．1环境保护投融资概念环境保护投资是指投资主体从社会的各种积累资金及补偿资金中，拿出一定的数量用于防治环境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及与其相关活动的各种经济行为，致力于促进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投资。环境保护投资是表征一个国家环境保护力度的重要指标，是一个多层次和动态的概念，它既表现为静态费用的支出，也表现为动态的投入产出;不仅包含投资目的，而且还包含投资主体、投资投入、投资产出和投资动向等诸多要素。而环境保护融资则是指投资主体(主要是政府)为进行环境保护投资或其他环境保护活动，向社会各界筹措资金的行为。总而言之，环境保护投融资是经济社会经过初期快速扩张后在面对新出现的发展瓶颈和挑战时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必须重点予以解决的金融资源配置，其本质是各有关投资主体为了进行环境保护投资或其他环境保护活动而筹集资金的行为，环境保护融资方式包括公共、私人环境支出的融资手段。“环境保护投融资”的概念是在很难将“环境保护投资”和“环境保护融资”完全区分的情况下提出的，它是生产资本与借贷资本的良性循环，体现出从资金筹措、项目建设与经营、资金回收、返还贷款以及资产增(保)值等一系列问题的关系，表明其不再是传统体制下环境保护投资和环境保护融资彼此互相分离的状态，而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环境保护投融资是经济社会经过初期快速扩张后在面对新出现的发展瓶颈和挑战时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必须重点予以解决的金融资源配置，在中国总体经济呈现梯度和非均衡发展的格局下，环境保护投融资与区域投融资系统的结构、制度运行效率以及地方政府对环境污染的有效治理等区域因素密切相关。环保投融资能力将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对环保要求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加大环境保护投融资力度是“包容性增长”理念的体现。

1．2中国农村环境保护投融资主要内容“环境保护投资”的概念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环境保护投资包括:一是污染治理投资，包括新建项目防治污染的投资、老工业污染源治理的投资、城市环境基础社会设施建设的投资;二是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营费用。广义的环保投资包括:一是污染治理投资;二是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营费用;三是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的投资。目前，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就是以狭义的环境保护投资中的污染治理投资为统计指标。农村环境保护投融资是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部分，涉及内容很广，不仅包括农村生活、生产污染治理及乡镇工业污染的防治，也包括污染治理设备的技术服务与咨询，还包括与农村环保有关的科学研究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国家对此重视程度不高，环境保护投融资政策天平严重偏向城市，加之系统考察农村环境问题的作用机制，资本短缺和融资渠道单一是产生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最重要的经济原因。一方面，农村环境保护主要依靠政府直接投资的方式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农村环境保护是环境保护的一个环节，也具有典型的公共性、外部性以及一次性投入资金量大、建设周期长和收益见效慢的投资特点，都较大地抑制了企业和公众投资者的积极性，导致市场在农村环境保护领域的失灵。在这样的情况下，基于“包容性增长”这个大背景，就必然要求创新农村环境保护投融资机制，必须转变政府传统的思维模式和职能，积极引导与激励市场机制发挥有效作用，从而促进农村环境系统协调发展。

2中国农村环境保护投融资法律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