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范范文10篇

今年以来，我县法律援助工作在省、市、县司法行政部门的领导和业务上的精心指导下，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工作大局，以实施法律援助民生工程为中心，以最大范围满足困难群众法律援助需求为重点，狠抓援助机构规范化建设、民生工程、案件办理、经费管理等几项重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全县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大力推进法律援助机构规范化建设

一是抓好了县、乡、村三级法律援助机构建设。县法律援助中心经县编委批准为参照公务员管理副科级事业单位，全县18个乡镇依托司法所全部设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全县270个村（居）委会都设立了法律援助联系点，聘请了联络员，在县残联、妇联、工会等7个社团组织成立了援助站，在外出务工人员聚集地设立了4个援助站，构建了县法援中心—乡镇（社团组织）法援工作站—村（居）法援联系点三级法律援助网络，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咨询、申请和获得法律援助。今年8月又在县看守所成立了法律援助站，尽力满足在押人员的法律援助需求。

二是抓好了法律援助队伍建设。已报请县委同意年底通过公开考试配备一名副科级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今年8月份已通过考试录用了一名援助中心工作人员，使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达到5人。

三是抓好了法律援助制度建设。进一步健全完善了各项工作制度，即：“一须知、二公开、二办法、十制度”，并装订成册，每个工作人员一册。同时，结合创业服务年活动，及时制定了法律援助服务承诺、首问责任、限时办结等制度，将具体承诺、工作职能、服务内容和对象向社会公示，接受群众监督，提高办事效率，提升服务效能。

四是抓好了法律援助经费保障体制建设。县政府自2004年开始将县法律援助经费按每年不少于1万元纳入财政预算，今年县财政拔付援助中心业务经费3.9万元，各乡镇援助站业务经费3.6万元。2003年以来通过开展公益活动和发放援助募捐卡募集捐资13万余元，为法援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财力支持。

【摘要】法律规范之间的“抵触”可以说是法与法相互冲突的重要表现之一。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抵触被列入到了法律规范冲突的概念范畴之中，是对法治规范与统一进行破坏的典型代表。然而，由于当前针对法律规范抵触理论的研究较为薄弱，加之语义应用方面的模糊性，导致对抵触概念的界定与抵触标准的划分等始终未能达成共识。本文即是在对法律规范的“抵触”概念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分析了法律规范的抵触类型划分，并提出了法律规范之间“抵触”标准的认定，以此深化对法律规范之间“抵触”现象的理解，尤其是全面理解法律规范之间的具体“抵触”标准。

【关键词】法律规范;抵触标准;法律惩罚;不一致

抵触是法律规范中常见的法律冲突表现与现象，但对于法律规范之间的抵触标准却至今未达成统一的看法。其中，《立法法》中将纵向的法律冲突称为“抵触”，将横向的法律冲突称为“不一致”，如果按照这种概念界定，那是否纵向的法律规范冲突就不会出现“不一致”的现象?或者是横向的法律规范冲突就不会出现“抵触”问题了呢?可是，如果承认了严重的法律规范“不一致”现象就是所谓的法律规范“抵触”，那《立法法》中有关“抵触”理论的论述就会土崩瓦解，这种现象导致直到如今法律规范之间的抵触标准问题依然是法律领域中的难题。因此，本文针对法律规范之间的抵触标准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法律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法律理论视角下的“抵触”概念定位

“抵触”的英文词汇是“conteavene”或“resistance”，表示“相反、对抗或者反对”的意思。然而，法律规范之间的“抵触”概念并不是通过“抵触”的相关词义就可以全部解决的。针对法律规范之间的“抵触”概念定位，诸多专家与学者也都做过多次的探讨与研究。譬如，周旺生指出法与法间的抵触其实就是上位法和下位法之间的违背与冲突，并将法律规范间的抵触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宪法、行政法规、法律的条文内容存在违背与冲突，即所谓的直接抵触;另一类是宪法、行政法规、法律的原则与精神存在违背与冲突，即所谓的间接抵触。董书萍则将抵触等同于冲突，即包含有矛盾、违反、违背、相反等意思，也是两事物间相互排斥的互不相容的一种状态。与董书萍的看法相类似的还有杨临萍，即后者认为法律规范之间的抵触指的就是内容上的违背、冲突与矛盾。［1］另外，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孔祥俊对“抵触”概念的定位，即法律规范之间的抵触主要是指在对同一个对象进行调整时法律规范之间出现的不相容的现象。基于法律理论视角的“抵触”概念版本还有很多，但综合这些观点来看，虽然其所指内容都会或多或少有所不同，但所指向的几大要素还是能够达成一致的:一是抵触的内涵是指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在意思上不兼容;二是存在抵触的法律规范针对的法律调整目标必须是同一个;三是抵触既包括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法律条文冲突，也包括上位法的精神与原则冲突。

二、基于法律规范性质的抵触类型划分

[摘要]法律规范具有正当性须既有合法性又有合宪性，合宪性是正当性的根基。本文论述了法律规范正当性的概念、法理基础、生成机制以及法律规范冲突解决办法等问题。

[关键词]正当性，合宪性，正当立法程序

一、问题的提出

近几年来下位法律规范[①]违反上位法律规范的现象屡屡发生，下面是几则典型案例中所涉及到的法律规范之间相冲突的几种情况。

1.规章和规章之间的冲突。据新华社报道：2004年4月5日晚，哈尔滨市急救中心救护人员出诊急救时，在机场高速公路收费站因是否应交纳30元过路费与收费人员争执不下，患者最终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收费站依据的是黑龙江省交通厅和省物价局下发的《哈尔滨机场专用高速公路机动车辆通行费征收管理办法》，《办法》在征收范围中明确规定“除执行任务的军警车辆外一律征收通行费”。而急救中心依据的是该省物价局、交通厅、财政厅联合下发的《关于对“120”急救车辆免征车辆通行费的通知》，这两个规章之间规定不一致。

2.规章和行政法规及法律相抵触。1999年8月31日沈阳市颁布了《沈阳市行人与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该《办法》规定由违章行为引发的交通事故，违章者承担全部责任。但按照国务院1992年实施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44条：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对方人员死亡或者重伤，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应当分担对方百分之十的经济损失。《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亦即本条确立的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因此，规章和行政法规、法律相冲突。

摘要：本文针对学术界和立法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对自然资源法律规范原则的不同认识，依据宪法的有关规定，说明了有关宪法对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原则。文章在重述宪法与其他法律规范关系原理，回顾我国制宪历史，分析现行宪法有关规定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宪法确立的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原则所包括的主要内容，并指出了宪法在有关规定中存在的不足，最终做出了我国宪法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原则是基本清楚、完整的结论。并依据这样的结论来说明什么是符合我国宪法基本原则的有关自然资源的法律规范。

关键词：自然资源自然资源法律规范所有权利用保护宪法宪法原则

在人类降生之初即懂得利用自然资源来维系生存，但只是在本能的驱使下实施相应的行为。随着人类理性世界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认识到自然资源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作用与意义。于是，关于如何对待自然资源的问题，就在人类理性世界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相应的理念。人们提出了各自不同的主张，其中主要是围绕如何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为基础而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随着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技术和手段的不断提高，方法的日新月异，大量的自然资源在人类开发利用的活动中被消耗，人们开始认识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难以再像从前那样肆无忌惮地挥霍自然资源，因此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在这样的理论于人们的思想中逐渐发展、进步的情况下，关于“保护”自然资源的主张，便向人们传统的关于如何“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和观点提出了挑战。越来越多关于保护自然资源的理论也应运而生，相应的学说、名称，甚至相关的政府机构也随之出现，诸如自然资源保护法、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等等。这样，在如何对待自然资源的问题上，就有了开发利用和保护这三个基本的人类思维理念。在“民主与法制”和“依法治国”这一规范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总原则下，人们又提出了关于自然资源的权属问题。这样，便就先后将自然资源归谁所有，如何“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纳入到了宪法和环境法理论之中。在当今社会的法律制度不断发展，特别是在目前我国的环境法律制度不断进步的过程中，上述这些基本思想和主张即已成为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理论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核心内容。

然而对于这样的基本原则和核心内容，目前人们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其中主要是对“保护自然资源”的观点和主张产生异议。他们从科学的发展观和法治观出发来阐明观点，认定关于“保护自然资源”的概念及其思想观点缺乏科学性和有效性，认为这一理论的提出是极为不适当的。于是，在有关人类应该充分利用自然资源，还是应当保护自然资源的问题上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那么，什么应当是明辨是非的标尺和准则呢？上述这些观点反映到如何进行法律规范的问题上，在立法界同样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认识。如果不能用正确的思想方法来指导我们的立法工作，不但不利于立法工作，甚至会对整个自然资源法律制度带来不好的后果，最终将影响我们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因此，什么是自然资源法律规范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应当遵循的原则，是一个亟待人们来探讨和解决的大问题。

有关自然资源的法律规范，是整个法律规范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个法律规范体系是以宪法为最高原则的，由于宪法在整个法律规范系统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为其他法律规范提供了根本的指导原则和思想方法，因此而被赋予“根本大法”的称谓。它的这一至高无上地位的确立是人们对人类宪政历史甚至法制史经验总结的结果，是由宪法的产生过程和内容，以及制定和修改宪法程序的复杂性、权威性等决定的，一切熟悉法律制度的人们无不知晓宪法的这一崇高地位。在宪法的这一崇高地位之下，其他法律规范是对宪法原则和精神的延伸和扩展，即对宪法原则和精神的具体化。它们必须以宪法的有关规定作为其做出相应规范的基础和指导原则，甚至它们的立法方法也必须符合宪法的原则。有关自然资源的法律规范也同样要遵循这样的原则，即以宪法为其做出规范的原则和基础，这是毋庸置疑的，是世界各国宪政制度普遍适用的原则，在成文法国家表现的尤为鲜明。作为成文法国家之一，我国的宪政制度也自然要遵循这样的原则。因此遵循宪法原则，也是向一切从事自然资源立法及管理实践，以及理论研究的人们提出的要求。所以，有效做出有关自然资源的法律规范，是以严格遵循宪法原则和精神为前提的，而要根据这样的原则来做出有关自然资源的法律规范，就必须首先弄清什么是宪法关于规范自然资源的基本指导原则。在这样的思考下，笔者以宪法为准则和立说的基础，结合对我国立宪史的简单回顾，并在引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对宪法中有关“自然资源”的规定做出归纳，提出关于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宪法原则，从而说明如何对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和活动做出正确法律规范的结论。同时，结合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宪法有关自然资源不尽详细的规定，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

一、宪法有关自然资源法律规范的原则规定

摘要:在当前阶段，民法总则的核心内容是法律行为的理论。通过对当前的法律体系发展状态进行跟踪可以发现，当前的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我们应该通过一些方法来完善其建设。基于此考虑，本文通过与法律行为的理论进行联系，通过全方面的角度对总则的规范进行了探讨和分析，从而使我国的法律体系能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这对于实现法律体系的良好建设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与此同时，对于法律体系的改进，我们应该在其专业术语上和容易表达出错的部分方面进行独立的改进，并提出一些实际的改进方案来保证法律体系能够在一些指导下进行完善和改进。

关键词:《民法总则》;法律行为;意思表;效力

一、引言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国民法总则已经表决通过了，并且在过去的十月已经正式的开始生效。在当前的中国新法律发展的形式下，民法总则的通过对于国家的法律体系建设有很重要的保障和指导作用，通过民法总则解决了众多阻碍法律建设的问题，其为我们扫清了发展的绊脚石。另外，基于国外一些比较成熟的法律体系，通过对比结合的方式来形成一套具有独创性的法律体系。

二、法律行为之概念与定义评述

《民法总则》继续继承了我国立法的优良传统，在相应的条款之中，对法律行为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民事行为中，法律行为可以概括为意思表示的成立，变更和撤销，这种解释是与《民法通则》对比实现的。它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地方：第一是法律行为的规范性被除去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前法学界所认为的法律行为应不应该在满足响应行为要求的争论问题。在《民法通则》相应的条款中有明确的规定法律行为不许是规范的行为，与法律相反或者在实行法律行为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没必要的行为都可认定为非法律行为，所以说，应当也必须把法律行为纳入到规范的体系当中。有很多学者赞成这一做法，但是也有许多意见相反的学者反对把法律行为纳入到规范体系当中。第二就是法律行为的相关条款规定了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的区别，《民法通则》在第54条中做出了相应的解释，并且在定义法律行为这一词语的过程中也没有见到有关意思表示的字眼。主要是在学说解释的过程中把法律行为和意思表示联系到了一起。《民法总则》中有明确的规定，把民事主体的“意思表示”默认为是法律行为的反映，因此，在立法的过程中又把法律行为规定到中国式的法学之下。

1医患法律关系主体的复合性

1.1医方主体的复合性：医患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医患法律关系的参加者，在医患法律关系中依法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从医患之间的医疗服务合同角度来看，医患合同关系的主体就是医疗机构和患者。也就是说，医疗服务合同中，只有医疗机构和患者才有资格成为主体，患者的关系人不是医疗服务合同的主体，医疗机构内的医务人员也不能成为医疗服务合同的主体。但是，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作为医患法律关系的主体的医方又不仅仅指医疗机构，还包括医护人员，医疗服务合同虽然是患方与医疗机构为主体一方所签定，而不是与医疗机构内的一个或几个医务人员之间建立了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医务人员不能以合同主体的身份参与医疗服务合同。但是，医务人员又是代表医院向患者方履行义务的实际执行者。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和《执业医师法》的有关规定，医务人员在医疗服务过程中独立承担着自身的义务和享有相应的权利，依法对自已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医疗机构和其自身内部的医务人员之间又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相对于患方，医务人员也不仅仅是个人，而是不同专业人员分工合作有序组成的群体。因此，医患法律关系中的医方是医疗机构与其所属的医务人员依照法律和医疗机构的内部章程组成的复合主体。二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互相依托有序组织共同向患方主体承担义务。1.2患方主体的复合性：虽然医疗服务合同是医疗机构与患者之间所签定，但作为患方的医患法律关系主体也绝不仅仅是患者，还包括其关系人。《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无法取得患者意见时，应当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六条也规定，“医师应当向患者或其家属介绍病情，但应注意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医师进行实验性临床医疗，应当经医院批准并征得患者本人或者其家属同意。”可见，患者的关系人同样是在医患法律关系中享有一定权利并承担一定的义务的主体之一，只不过在患方群体中处于次要地位。同时，患者在接受医疗服务过程中，其部分权利和义务是由其家属享有或承担的。但根据上述规定，患者的关系人又享有法律所赋予的独有的权利和义务，只不过相对于患者的权利义务而言处于从属地位，或者说是由患者的权利义务派生而来。当然，患方这种复合性主体是以患者为中心的[2]。

2医患法律关系客体的复杂性

医患法律关系的客体[3]即医患双方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也就是由医方提供而患方所需求的医疗、预防、保健“产品”，从现在习惯性的观点和公认的医疗服务合同的概念出发，本文姑且仍称之为“医疗服务”。医疗服务这个客体既是患方与医方建立医疗服务合同的目的所在，也是医患不和谐时双方争议的焦点所在。说他是“产品”，只能算是一个比喻，因为作为医患法律关系客体的医疗服务实际上包含了法律关系客体的所有种类，从现代医学的要求来看，甚至还超出了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所有形式。而且对每一例患者而言，医方都必须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为其“量身定做”，而不能预先生产出来去供给患者的需求。因此，从法理学的角度阐述医患法律关系的复杂性，目前在学术界还没有令人信服的权威论述，笔者亦只能做一个肤浅的探讨，以期能抛砖引玉。就笔者看来，作为医患法律关系客体的医疗服务至少有以下特点：2.1成分的多元性：对每一名具体的患者而言，医疗服务都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中既有物（如药品、器材等），也有行为，如医务人员对患者的躯体施以手术、注射等行为，还有非物质的财富如对患者作出的诊断、开具的处方等，它融合了医务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智慧。因此，医患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一种由多种元素构成的复合体。由此可见，医疗服务这个客体不仅包含了法理学上法律关系客体的所有种类，而且是各种类型客体按照医学科学的原理的有机结合。按照最近的社会学和医学人文学对临床医学的要求，这个客体还将包括人文关怀等社会因素。如一个外科患者到医院以后，需要医方首先给予检查、分析、作出诊断、提出治疗方案，进而实施治疗方案，还可能要对患者进行麻醉、手术、注射治疗行为等等。这一系列过程和已经包含了法理学上法律关系客体的物、行为、非物质财富三种类型的全部。在这个过程中，医方的医务人员并非是机械地给予患者这些自然属性的客体就足够了，还必须尽可能地给予患者本人以人文关怀，这一点也不仅仅是道德对医方的要求，而是法律赋予医方的义务，医方必须把它作为医患法律关系的客体提供给患者。这点从《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就已经体现，并且按照现代医学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来看，将来的法律修定还将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要求。2.2鲜明的个体性：医方提供给每一位患者的医疗服务必须是与患者个体情况相符合，因为患者个体之间各种情形是千差万别的，即使不同患者患同一种疾病，医方也必须在掌握患者年龄、性别、是否存在并发症、体质上的差异，解剖生理上的变异等诸多的差别的基础上制定出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才能适合于具体的患者，这不仅是医学科学的要求，也是法律的要求。2.3作用的二重性：医疗服务作用的二重性是指它在为患者解除病痛的同时又会给患者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患者就医需要医方提供的医疗服务主要是为其解除病痛、恢复健康。但事实上，医疗服务产品的每一种类型在具备治疗作用的同时，也对患者的躯体或多或少伤害作用：如放射线损伤、药物不良反应、手术的创伤等等。就算最轻的注射行为也会在患者的躯体上留下小小的针孔。2.4结果的或然性：患者就医的目的在于由医方提供的医疗服务使其取得解除疾苦、恢复健康的结果。但人体的复杂性和医学发展的局限性决定了医疗服务的结果不是必然的而是或然的，医方只能借助医学知识和技术提供尽可能符合医学科学原理和患者具体情况的医疗服务推动患者的疾病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但绝不可能保证患者的病情必然向恢复健康的方向发展。这是医学上客观存在的不确定性。即使随着医学科学的不断发展和疾病诊治手段的不断改进而使疾病的诊断治愈率不断提高，也只能使患者疾病向恢复健康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增加，但绝不可能预期到理想结果是必然的，而相反在患者接受医疗服务过程中的每一步都有可能出现不可预知的意外和风险。这一点正是患方的高期望值与医学科学实际之间存在的差距，导致医患关系不和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此。2.5时空的差异性：这个特点的含义在于，在不同的时间，或者同一时间的不同地点的医疗机构，甚至同一医疗机构的不同医护人员，对相同疾病的患者提供的医疗服务也可能存在差异。这不但是由于医学不断发展新的诊治手段取代传统方法的结果，也有不同医疗机构的客观医疗条件不同因素所致，还有因为医务人员之间业务技术水平的差异的原因。如同样是胆囊结石疾病，在腹腔镜问世前则完全行开放法手术治疗，而到了当代则两种方式并存。就在同时代的当今，乡镇医院对此可能只能开腹手术，但在二级医院则可能使用腹腔镜方式手术。同一个医院的不同医师使用腹腔镜手术时，有的可能使用三孔法完成手术，而有的则要使用四孔法、两孔法完成手术；不同医师实施开腹手术的切口也有长短之别或右上腹部直切口与右肋缘下斜切口人路的不同。而上述的所有情形都是医方提供给患者的合法的医疗服务客体[4]。

3医患法律关系内容的广泛性

医患法律关系的内容就是指在医疗服务过程中，医患双方主体依法各自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冈。一般来讲，法律关系主体双方中一方的权利就是对方的义务。在医患法律关系中，最基本的权利义务就是医方有义务提供给患者所需求的医疗服务，患方依法享有医方所提供的符合法律规定质量的医疗服务并有按规定向医方支付医疗费的义务。这是医疗法律关系内容的核心。以此为基础，法律又赋予双方与这一基本权利义务紧密联系的其他一系列相关权利义务，这些权利义务不再像这一基本权利义务那样，对医患双方互为权义主体，体现出医患法律关系内容的不对称性和层次性。患方的权利更为广泛，而医方的权利基本是为患方的权利实现而设定。3.1患方的权利义务：对于患方而言，这些权利义务是由其基本权利义务派生而来，但却又是更高一层次的权利义务，如患者的就医选择权、平等医疗权、知情同意权、秘密保护权、拒绝治疗权、被陪护探视权和如实提供疾病信息、遵守医疗秩序和医方的管理规范等义务。患者的关系人也具有一定的权利义务如知情同意权陪护探视权以及如实提供患者疾病信息，遵守医疗秩序、配合医务人员医疗工作等义务。陪护探视权是患方与其关系人基于身份关系而设定，但在患者就医过程中仍然需要医方的义务支持才能实现。3.2医方的权利义务：医方有使患方上述权利实现的义务，但作为医患法律关系一方主体之一的医疗机构，主要是通过一系列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组织纪律以及赋予其一定职责来支持和约束医务人员的行为来保障患方权利的实现，医务人员在医疗服务过程中享有一系列的权利如疾病调查权、诊断权[5]等等，以及保证患者上述各项权利实现的义务。医务人员在医患法律关系中的权利的层次性尤其显著：首先，是为保障患者权利实现而使医务人员必须具有的权利。如《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疾病调查权、诊断权、医学处置权、出具相应的医学证明文件权、选择合理医疗、预防、保健方案权等。医学研究权、医学继续教育权等虽然也是医务人员的权利，但同样是为保障患者权利的实现而设定，因此也可以说，这些权利同样也是医务人员的义务，因为医务人员只有通过医学研究、继续教育来提高专业本领才能更好地向患方履行义务。一般来讲，权利是可以放弃的，但医务人员的这部分权利是不允许放弃的。比如诊断权，医务人员对于来就诊的患者而放弃自己的诊断权，患者的权利就不能实现，医务人员就是失职，医务人员如果有关放弃了这些权利，就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可以说，这类由法律规定的所谓医护人员的权利实际上是医务人员的义务。其次，是医务人员自身利益方面的权利。《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执业医师具有获取工资报酬和津贴，享受国家规定的待遇的权利。这是医务人员自身利益的权利的明确规定，即合法的工资待遇权。当然这也并非医务人员特有的权利，而是医务人员作为公民和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当然这项权利对于劳动改造的服刑人员是没有的。第三，是医务人员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了医师“在执业活动中，人格尊严、人身安全不受侵犯。”这是《执业医师法》明确赋予医师的又一项属于医务人员自身利益的权利，但其实也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只要医师也是宪法规定中的公民，当然毫不例外地享有这些权利，《执业医师法》再把这条规定具体化，体现了对医务人员这项基本人权特别保障的立法意图。但遗憾的是没有规定具体的保障措施，所以近年来医务人员的这项权利屡遭侵犯。当然，保障医务人员的这项权利同样也有为保障患者的各项权利实现的目的。因为假如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则无法去履行义务而使患方实现权利的。可见，对于医患法律关系而言，无论医护人员的权利还是义务都是以患者的权利实现为目的，无论医护人员的权利还是义务都是其自身的职责。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司法部《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律师执业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和《省基层法律服务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行业规范为依据，按照“整顿、规范、拓展、提高”的思路，以依法管理、规范运行为重点，进一步规范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机构和人员的执业行为，净化执业环境，提升行业社会公信力。

二、工作目标

通过整顿规范提高我区法律服务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规范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执业行为和管理行为，消除法律服务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形成公平竞争、合理规范的法律服务市场格局，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三、整顿规范的范围、对象和内容

（一）整顿规范的范围、对象

摘要：权力清单是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在我国简政放权和全面深化改革中的运用，具有确权、清权和制权的规范意涵，目的在于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配置和运行。由于权力清单是行政机关基于职权或权限单向制定的维护客观法律秩序和规范行政机关内部秩序的自制性一般抽象规范文件，可以定位为介于软法与硬法、组织法与作用法之间的行政规则，并在基础、类型和效力方面趋向规范化。

关键词：权力清单；规范；法律定位

2018年2月28日，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指出：“全面推行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制度，实现权责清单同‘三定’规定有机衔接，规范和约束履职行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权力清单是行政机关以清单形式将行政权力集成化和聚合化，它通过摸清权力家底、优化权力配置、明确权力运行流程和责任归属而起到权力自我规制的效果。这样的权力清单制度是基于基层实践的重要制度创新、推进简政放权的重要推手、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工程，更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必要之举。在现代社会，行政权力的规制思路需要改变，权力清单起始只是作为行政措施，但随着在全国铺开和法制化进程的加快，厘清其法律定位非常必要。

一、从规范意涵看权力清单法律定位

权力清单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具体体现，通过行政机关内部的权力摸底和对外的权力公开，追求行政权力配置的科学性和行政权力运行的规范性，确保行政权力在法治轨道内行使。权力清单主要包括行政机关公布各项行政职权及其法定依据、实施主体、运行流程、职责权限、监督方式、救济渠道和追责情形等事项，克服法律法规碎片化的缺陷，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和职能转变，具有规范意涵。法律定位的厘清是其法制化的重要步骤，学界近年多有探讨，但仍未形成共识，实践中各地的做法也引起了较大争议。（一）权力清单的规范意涵。权力清单在河北邯郸产生后各地先自主模仿学习，后由国务院大力推动在全国铺开。权力清单坚持职权法定、简政放权、公开透明、便民高效四项原则。现代社会是实质法治与形式法治互动融合的时代，法律形式逐渐多元化，无论从内容、目的、形式、程序等方面来看，权力清单主要是为了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1.确权。201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意见》提出：“梳理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职权，公布权责清单，规范行政裁量权，明确责任主体和权力运行流程”。我国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繁杂多样，存在着主体不明、权限不清、类型模糊、程序缺失和监督缺位等问题，不仅公众对行政机关的权力不明所以，甚至有的行政机关对自身的权力也是模棱两可。“规则越多，全部或大部分相关人士知道他们的可能性越小，规则之间相互冲突、带来解释难题和被迫忽视某一规则可能性的风险越高，控制并有效制裁不被期待行为的困难和代价也越大。”[1]107权力清单将涉及行政权力的法律规定全面梳理，并根据实践适时调整，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权力的数量、种类、程序和边界等内容以清单形式具体化、集成化和聚合化，明确行政主体资格，优化权力运行流程，界定行政责任形式，完善行政权力监督方式。例如法律中“有关部门”或“行政许可实施机关”的表述比较普遍，权力清单则要求行政机关与法定权力对号入座，从而明确了行政主体。这是将行政机关的隐性权力显性化，显性权力可视化，解决行政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概括和分散的问题。2.清权。2015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要按照职权法定的原则，对现有行政职权进行清理、调整。对没有法定依据的行政职权，应及时撤销，确有必要保留的，按程序办理；可下放给下级政府和部门的职权事项，应及时下放并做好承接工作；对虽有法定依据但不符合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法定依据相互冲突矛盾的，调整对象消失、多年不发生管理行为的职权，应及时提出取消或调整的建议。”在实践中，很多行政权力常年处于休眠状态，或是行政规定与法律法规相冲突，甚至行政机关通过规范性文件自我设置权力等现象。各级行政机关选择性行使权力，对自身有利的一哄而上，对需要承担责任的就能推则推。权力清单根据现有法律法规和全面改革的要求对行政权力进行系统梳理、检视和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推进立法和修法进程，实现法律法规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和一致性。目前，权力清单对行政权力仍处于功能性调适阶段，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权力清单须从重视量的清理到质的提升，逐渐走向结构性调整阶段。3.制权。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寻租设租空间。”在现代社会，面临日益复杂化、多样化的行政任务，行政权力不断扩张，很多行政权力涉及多个行政机关，但制约、监督和协调机制不健全，行政机关部门和层级之间存在着法律依据模糊、权限交叉、相互推诿、利益驱动、运行不透明、权责不对等和制约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的现象得不到解决。由于法律法规具有专业性和技术性，普通民众对行政权力的配置和运行规范并不明晰，即使行政机关对其他机关的权力配置也不清楚。权力清单上的权力目录都是行政机关的法定权力和责任，并明确了行政权力不合法、不适当、不全面履行的责任及其追究机制，从而成为一个可考核、可量度和可操作的行政权力配置和运行机制，让行政机关和公众清晰明了，这样既便于各个行政机关之间的相互制约，也完善行政权力的社会监督，从而激活既有的权力制约机制。（二）学界的分歧及评析。权力清单涉及政府与法治的关系问题，通过主体唯一性、内容确定化和效力正式化来规制行政权力，是法治方式和治理创新结合的产物。权力清单的法律地位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必须厘清才能进一步推进相关配套措施的建设。学界对权力清单的法律定位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虽然它们都有一定的道理，对厘清权力清单的法律定位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但存在着诸多难以克服的理论和实践困境，或者与我国现行行政法律体系并不相符合，或者失之宽泛没有聚焦，或者缺少可行性。观点一是权力清单应由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而成为法律，甚至超越法律成为行政权力行使的唯一依据，依法行政就是依权力清单行政。这种观点认为任何行政权力必须进清单，清单之外没有行政权力，或者说不属于清单列举范围内的职能和权限，行政机关不得行使。[2]就这种观点而言，如果将权力清单上升为法律法规的话则会有叠床架屋之嫌，一方面是因为现有法律体系最初并没有清单的规定，另一方面权力清单未来要扩展至所有行政主体，很多政府部门及人大并没有立法的权力，不能实现层级全覆盖。详言之，权力清单是行政机关推动规范行政体制改革的产物，在相关政策文件中并没有涉及各级人大及其常委的规定。虽然有的地方如武汉市将权力清单交由人大常委会审议或备案，也有一些学者建议交由地方各级人大通过成为法律，但一定要认清权力清单制度的初衷是行政系统内部的控权机制。如果动辄将行政机关的创新措施都需要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确认，那么县级或者有的市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没有立法权，同时宪法和法律都规定行政机关依法有权对如何行使权力做出具体规定。观点二是认为权力清单属于规范性法律文件。这种观点认为权力清单是地方各级政府机关对现行有效法律的清理，内容涉及行政权力的配置和运行，并且可以普遍反复使用，是立法或准立法活动，属于行政规范性法律文件。[3]就这种观点而言，如果将权力清单定为行政规范性法律文件，那么行政规范性文件种类繁多，太宽泛，在实践中缺少可操作性和针对性，并且大多是规范行政相对人的规定，具有约束公民的法律效果，显然与权力清单的规范对象只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一样。观点三是权力清单属于政府信息的主动公开。这种观点认为权力清单的内容主要包括行政权力的基本信息，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9条规定的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本机关的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各级政府权力清单就是将行政组织信息向不特定相对人公开。[4]就这种观点而言，虽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9条规定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相应的组织信息，如果将其定位于政府信息，则不能够全面包含权力清单的内容，并不能反映出在现有行政组织法模糊和行政程序法缺位情况下的规范功能。此外，权力清单的制定也是行政权力、程序、责任的确定，很多内容并不是法律所规定的，这也超出了政府信息所能承载的范围。尤其是在行政组织法不明确的情况下，权力清单还承担着简政放权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功能，这并不是政府信息所能涵盖的。观点四是认为权力清单只是推进简政放权的行政措施，并不能上升到规范层面，甚至认为它与民主法治国家的限权原则相违背，没有法律依据和超越法律规定。[5]就这种观点而言，权力清单制度在我国具有坚实的法律和实践基础，与负面清单的法制机理相类似，推进权力清单是将我国的简政放权纳入规范轨道上，可以是说我国法治政府模式的创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行政法律的漏洞，弥补了法律规定的缺失，对规范行政权力的配置和运行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并非简单的行政措施所能够涵盖。

二、作为行政规则的权力清单

摘要:在研究工程项目建设活动法律规范体系的过程中，可以选择多个角度，其中主要包括了经济法、行政法与民法等等。另外，工程建设法所面向的调整对象有主体管理关系与市场监督关系，还有宏观调控关系与涉外管理关系等等，同时，还将法律规范体系划分成了若干法律制度。

关键词:经济法;工程建设法;法律规范体系

工程建设法律规范的发展时间很长，历史也十分悠久。在《周礼》当中就已经记载了与工程建设活动相关规范的表述，而且自秦汉到清朝，与工程建设相关的法律文献也很多。在近现代期间，受国外法学影响，在工程建设方面也陆续出台了诸多工程建设的法律文件。而基于工程建设法制建设的不断强化，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工程建设法律研究及教学工作的进步，且研究成果显著。然而，此学科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且存在诸多不足，尤其是工程建设法律规范体系的理论研究，在广度与深度方面都不健全，为此，对基本理论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很有必要。

一、经济法概述

（一）经济法所解决的问题

法律是一种制度，同时也是应对社会问题的一种产物。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基础上，为法律明确了目标，也可以说是赋予其任务。所以，法律部门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其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同样，部门法的不同就是其在解决问题方面的类型不同，因此，其目的与任务也因此而不同。其中，社会经济问题主要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因而，经济法解决的问题也同样存在于其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在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分工得以细化，所以，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与联系性更加明显，而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也更为紧密。而社会同样由个体向着整体转换，因而，经济法形成并发展，两者是同步进行的。而在社会整体中，人与人、个人与社会间的关系和主体观念也同样对个人生存及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样也包括了个人成就与利益等。因而，国家经济也逐渐形成整体，对其经济体系的持续稳定发展给予了全面保护，这不仅对个人生存与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同样也关乎着个人的利益。而经济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与观念之下形成的，所以，经济法所解决的都是关乎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问题，而并非是个人在经济活动当中获得利益的问题。由此可见，经济法属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法律。

摘要：哈特以“应当性”界定法律的规范性。在他的理论中，法律的规范性体现在法律义务而非法律权利中，但并非所有的法律义务均必然具有规范性。进一步而言，在法律层面，授予权力的次级规则(变更规则和裁判规则)必然不具有规范性；课予义务的初级规则不必然具有规范性；承认规则作为课予义务的次级规则，必然是规范性的。在哈特的理论中，法律的规范性与法律的效力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承认规则只是法律效力的来源，法律具有规范性的条件在于其在实践中被人们广泛接受。

关键词：规范性/应当性/法律义务/承认规则/接受效力

一、引言

规范性问题是法哲学的基本问题和核心问题，也是哈特法律理论的核心问题，正如Kramer所指出的，规范性这一概念遍及哈特理论的每一方面。笔者曾在《哈特法律规范性理论研究》一文中对哈特的法律规范性理论进行了初步探讨。在本文中，笔者将在本人先前研究的基础上，对哈特的法律规范性理论做以进一步的探讨。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结论，部分可以被视为笔者对自己先前研究的修正和推进，部分可以被视为对目前学界相关研究的回应。笔者力图通过研究哈特的法律规范性理论进而展示法哲学界研究法律规范性问题的不同进路和观点。

二、哈特的法律规范性概念及其与法律权利、法律义务的关系

正如笔者曾指出的，不同学者对于法律规范性概念的界定是不同的。这直接导致了下述结果，即对于法律规范性问题的分析，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及结论之间存在的明显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他们采取的分析框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