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关系范文10篇

摘要:本文基于对宪法法律关系体系的分析，以及对宪法和宪法法律关系法律性的审视，指出我国宪法法律关系没有得到有效实践的原因在于我国合宪审查与宪法司法化制度还不完善，认为宪法法律关系的有效实践，依赖于合宪审查与宪法司法化相结合模式的建构。

关键词:宪法;法律关系;法律性;合宪审查;司法化

一、问题的提出

法律关系是基于法律规范的调整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基于宪法规范对社会关系的调整而形成的宪法法律关系是一种最基本的法律关系。从部门法划分的角度考量，基于不同的法律规范调整的不同的社会关系而形成的部门法律关系是划分不同法律部门的根本依据，同时也是建构某一部门法学学科体系的基础。因此，宪法法律关系作为一种重要而基本的法律关系，必然成为宪法学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同时，宪法法律关系调整国家和社会领域中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其内容涉及到其他法律部门，是所有法律关系中涵盖面最广的一种法律关系，其他法律关系都是建立在宪法法律关系的基础之上，是宪法法律关系的具体化。从这个角度上看，宪法法律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对其他法律关系和法律部门的理论和实践具有指导性价值。纵观中外，有关宪法的研究和实践有两个基本的思维支点，即保护公民权利与规制国家权力。从而，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是宪法学的基本问题，是宪法法律关系的根本内容和调整对象。宪法学完整的学科体系正是建立在宪法规范对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进行调整而形成的特定宪法法律关系之上的，宪法规范制定及实践的全过程无非也是围绕这一基本范畴展开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具体化后将形成多种关系，进而形成完整的宪法法律关系体系，具体包括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公民权利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在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方面。一方面，公民既享有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又应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国家承担基本义务。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具体承担者即国家机关既要积极履行职责，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又要承担行使职权可能产生的宪法和法律责任。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表现为：首先，公民通过行使选举权产生有关国家机关，并对其进行监督制约；其次，公民可以通过行使其批评、建议、申述、控告、检举等方面的宪法权利直接制约国家权力的滥用；再者，宪法上列举和保留的公民基本权利为国家权力的行使划定了不可逾越的一道鸿沟；最后，国家机关违背了公民授权的本意时，公民有权否定其存在的合法性。在公民权利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方面。公民权利的存在，意味着具体的公民必须尊重他人的权利，因为当他作为具体主体享有权利时，他人也享有与其完全相同的权利。所以，当他行使自己的权利时，必须以他人的权利范围为其界限，即自己权利的行使以不得侵害他人的权利为尺度，这就产生了公民权利与公民权利之间的正常关系。而当自己权利的行使超越了必要界限而侵害了他人的权利时，便产生了公民权利与公民权利之间的非正常关系，因此必须对这种非正常关系进行矫正从而保护他人的权利。在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方面。一方面是国家机关之间横向的权力分设、分工与合作、监督与制约关系，即对不同国家机关的权力进行分配，使各种权力之间既能有机配合，又能相互牵制，以权力制约权力，从而确保权力的存在和运行符合权力产生的目的，保证国家权力的行使符合公民立宪和授权的本意，使公民权利得到完整有效的保护和实现。另一方面是同类国家机关上下级之间纵向的权力分配，这种权力分配既能保证集中统一，又能有效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但其根本目的也同样在于通过上下级国家权力的分层行使，保护和实现全体公民的权利。指出，“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宪治理想目标的实现依赖于宪法法律关系主体对宪法规范所规定的权利义务、权力责任的有效实践。这是因为，当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得到有效的保护，国家权力得到有序的运行时，整个国家和社会将处于一种协调状态，良性宪治秩序才得以建立。因此，在宪法法律关系实践的过程中，必须首先强调公民权利的宪法保护和救济，从而强调国家权力的行使要符合公民的利益，遵守宪法的规定，否则必须受到宪法追究并承担违宪的法律责任。建立在以宪法法律关系为根本的各种有机构成的法律规范基础之上的宪法诉讼、行政诉讼、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制度体系等是宪治和法治的基本依托和保证。但是目前，我国宪法规范调整的宪法法律关系没有得到很彻底的实践，宪法作为“法”而没有能够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充分有效适用，基于宪法法律关系而产生的合宪审查及宪法司法化等实践还很薄弱。指出，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家有关监督机关要担负起宪法和法律监督职责，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健全监督机制和程序，坚决纠正违宪违法行为。党的提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笔者认为，我国宪法法律关系有效实践的制度建构，面临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仍然很多，需要走的路还很长。

二、对宪法法律关系性质的再认识

我国现行宪法颁行已经30余年，但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部门对宪法的性质理解都存在偏差，没有把宪法当作“法”加以适用。我国理论界关于宪法概念的传统表述一般为：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制度，即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原则和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基本权利、基本义务等内容；它反映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它是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这个定义过于强调宪法规范具有概括性、原则性、纲领性等政治特点，而忽略了宪法作为“法”的性质，从而未以违宪法律责任对违宪行为进行追究。司法实践中，在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齐玉苓诉陈晓琪”一案所作批复（司法解释），即直接适用宪法条款审理涉及教育权诉讼案件之前，我国将宪法排除在司法适用范围之外。在2003年“孙志刚案件”以前，我国未曾处理过一件违宪案件，使人们对宪法的性质、地位、效力的认识存在偏差，甚至产生了不怕违宪、只怕违法的错误意识。因此，有必要对宪法的法律性重新进行深刻的认识。宪法和其他法作为部门法都是“法”的组成部分，宪法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宣言或总章程，而是一种有实实在在调整对象的部门法，是具有实实在在内容的实体性规范，是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的“母法”和根本法。法律关系与政治关系有本质区别，换句话说，以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为根本内容的社会关系原先是一种政治关系，但这种政治关系在经宪法规范调整后，已经转换成为了特殊的社会关系，即宪法法律关系。宪法的法律性决定了宪法法律关系是一种法律关系，是一种具有法律意义、法律效力、法律效果和法律强制性的社会关系。总之，宪法法律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法律关系而非政治关系。一方面，宪法法律关系的法律性要求宪法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内容被纳入法治化的轨道，由宪法明确规定，具有法定性。如果这种权利和权力的行使、义务和职责的履行违反了宪法，则必须承担宪法法律责任，承受宪法强制性制裁的后果。另一方面，宪法法律关系的法律性决定了宪法法律关系的内容必须能够进入司法诉讼程序而直接适用宪法规范进行调整和作出司法判断，公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宪法的最直接和有效的保护。

摘要:分析案例，要讲求方法。看起来复杂的案件基本是由于存在多种复杂的法律关系造成的。如果能够通过对法律关系的分析和把握，将各种法律关系分割开来，以不同的法律关系确定当事人的法律权利和义务，就可以事半功倍的解决问题。本文就从一个案例开始，阐述法律关系分析法的应用。

关键词:法律关系;权利;义务

王多鱼有一个古董花瓶，市价20万左右，因为要出国去索斯比竞拍一件展品，所以王多鱼将自家钥匙交于好友庄强，让庄强不定时照看家。王多鱼出国后，庄强带朋友来王多鱼家中聚会，并对外宣称这是自己的家，朋友柳建南看中了此花瓶，当场愿意出价22万元购买此花瓶。立刻，二人付款交货。柳建南把花瓶拿回家，并送给正在追求的女朋友夏竹。王多鱼回国后，发现家里花瓶没了，却出现在自己会计夏竹的办公室，王多鱼想要回自己的东西，可是夏竹说这是柳建南送我的，不能给你。那么花瓶到底是谁的?一个花瓶，辗转几手，案例中人物、关系相对复杂。我们可以用法律关系分析法来解决问题。

法律关系分析法指的就是通过理顺不同的法律关系，确定其要素及变动情况，从而全面的把握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适用法律，做出正确的判决的一种案例分析方法。那么什么是法律关系?法律关系指的是在法律规范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很刚性，它只解决社会关系中法律关系的那一部分。确定法律关系主要是为了去除非法律关系的事件，比如道德、宗教等，在案例中这些非法律问题是不予考虑的。法律关系由三个要素构成: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深入分析法律问题，重点就从这三大块下手。先看法律关系的主体，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是权利的享有者和义务的承担者。所有法律关系的主体都要同时具备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也就是既要有享有权利履行义务的资格，还能有能力取得权利和履行义务。在具体的案例中我们要先找主体，主体无外乎行为主体和责任主体。例如小明被一个六岁的熊孩子打伤了，小明要说，把你爸找来，赔我医药费。很明显，按照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标准，小明要找的人绝不是那个六岁的熊孩子，而是他的监护人。在现实中，法律关系主体的分析要复杂的多。当面对复杂的法律关系存在时，“定”好其中的主体，从而“拆”出法律关系，是解决法律问题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法律关系的内容就是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权利和义务的来源包括约定，也包括法定。正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法律上，权利和义务从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而且，它们会跟随主体和客体的变化而变化。在实践中，“孪生兄弟”这个性质就会成为我们很好的结题思路。例如继母曾经抚养过继子女，无论是否办理了收养手续，继子女在成年之后，都有赡养继母的义务。如果这时生母出现，由于继子女与生母的法定关系并没有收养手续予以解除，所以生母继母就要一起养。法律关系的客体就是法律关系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客体的范围很广泛，包括物、人身、行为结果、精神产品都可以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在同一个法律关系中，可以包含很多个客体。在法律实务中，客体的变化会导致整个法律关系的变化。比如买卖房屋，如果买方办理的房产登记，那么他持有的就是房屋以及基于房屋的所有权，“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英国法谚)。但如果双方只签署了《房屋买卖合同》，哪怕款项全部付清了，只要一天没有办理房产登记，那么这个法律关系的客体就是房屋以及房屋的请求权。

以上就是法律关系的基本内容，下面我们来解决一下最开始的那个案例。依据法律关系的解题方法，我们先“定”这里的主体，然后“拆”出法律关系。在这个案例中，王多鱼把房子交给了庄强保管，他们的这个行为构成了法律上的无偿保管。无偿保管法律关系的内容是王多鱼不付钱，庄强合法的占有了王多鱼的家。庄强在聚会的时候把花瓶卖给了柳建南。这两个人构成了买卖法律关系，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里要注意的是，柳建南认为花瓶就是庄强的，并且跟她杀了一手好价，20万的东西给了22万。庄强合法的占有了王多鱼的家，并且把家里的花瓶以正常的市场价卖给了毫不知情的柳建南。这两个法律关系串起来，构成了民法上的善意取得。善意取得的结果是，在王多鱼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他花瓶的物权已经转移给了柳建南。柳建南通过赠与法律关系，把花瓶的物权又转移给了夏竹，所以，花瓶是夏竹的了。王多鱼的花瓶就这么算了嘛?权利义务是相对的。庄强把不是自己的东西卖了，钱放在自己兜里，构成了侵权。在侵权法律关系中，王多鱼可以把22万钱要回来，还可以要因此产生的各种损失。万事开头难，法律关系是一种非常好的思维切入方法，可以很快的找到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当然了，思维方法是要建立在一定的法律知识基础之上的，否则没有任何意义。

【摘要】文章阐述了行政相对人的含义，并论述了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的特征。

【关键词】行政相对人；行政主体；行政法律关系；共有特征

行政相对人作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中不可或缺的一方，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对于完善行政法基本理论框架，更进一步指导行政法制实践具有重大意义。首先，研究行政相对人问题，对于完善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有重要意义；其次，研究行政相对人问题，对于发展完善依法行政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再次，研究行政相对人问题十分有益于我国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对行政权实施监督以及扩大行政相对人民主参政的法律实践。

一、行政相对人的定义

“相对人（或称行政管理相对人）是目前行政法学中使用较频繁的称谓，也有学者称之为‘行政相对方’。”[1]它原是与行政主体相对应的一个行政法学概念，2004年国务院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作为一个法律性文件则已明确使用了“行政管理相对人”[2]一词。由此，它现在已成为了一个法律术语。

人们对行政相对人的认识主要有以下两种角度：（1）从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对象角度理解行政相对人。（2）从行政法律关系的角度理解行政相对人。即在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双方中，行政主体是一方，与其互有权利义务关系的对应一方就是行政相对人。

论如何提升法律在国有企业中的治理能力提单的运动轨迹横跨货物运输、国际贸易及信用证结算多个领域，以提单为媒介形成的法律关系，错综复杂，理想的提单立法应是建立在对提单所涉法律关系深刻洞察与把握的基础上，合理配置不同的当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为提单活动主体设置明确、清晰的法律规则。然而，与理想有距离的现实是，提单制度基本上是几大公约的选编，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立法时对提单法律性质定位不清，对提单与运输合同的关系未能厘定，导致提单立法与提单实践脱节，与提单相关联的法律现象，也得不到抽象与提炼，呈现出混沌的自然事实状态，缺乏应有的形式理性。比如，在海事诉讼中，对提单所引发的纠纷案由，往往是用航运业的习惯用语来指称，像“无单放货纠纷”、“倒签、预借提单纠纷”等，类比其他民商事案件案由，如“肖像权纠纷”、“买卖合同纠纷”、“占有物返还纠纷”等，其案由名称确定，要么完全按照某一法律关系，要么选取某一具体法律关系要素，总之，在其他民商事诉讼领域，依据案由，即可确定该纠纷所涉法律关系，而在海事诉讼领域，提单纠纷案由无从体现法律关系。在提单领域，普遍缺乏对提单所涉法律关系的抽象总结与类型梳理，法律关系这一概念的效用几被忽视，对比在其他部门法的基石地位，法律关系在提单法领域，有明珠蒙尘之憾。

一、提单法律关系理论构建的必要性分析

对提单法律关系的漠视，与海商法界长期以来对提单法律性质未能合理定位息息相关，由于长期以来，将提单视为物权凭证、所有权凭证、占有凭证等，基于这种认识，对提单签发以后，在承运人、提单持有人之间形成的独立法律关系缺乏认知。在探讨提单持有人对承运人的诉权(请求权)法理根据时，最初是依据提单是物权凭证，来阐释提单持有人的权利来源，后物权凭证因其逻辑的不合理性，遭质疑后，现多将提单认定为债权凭证，在进一步解释提单上的债权来源时，又多从提单的基础关系———运输合同入手，将提单持有人对承运人的权利(诉权)，归依在运输合同之下，用运输合同权利让渡、利他来阐释提单持有人的权利来源，［1］在这种将提单权利源泉与运输合同捆绑在一起的思维束缚下，提单法律关系一直缺乏独立发轫的基础。不承认提单法律关系的独立性，提单法律关系就无法形成独立的理论概念，提单法律关系的性质及主体范围等关涉提单法律关系基本范畴问题则无人问津，法律关系理论就不可能被援引，用来阐释与提单相关联的经济现象，并进而用来指导提单立法及司法实践。事实上，由于提单的转让、流通，提单涉及的主体扩张于运输合同当事人之外，相关国际货物贸易中的买方、信用证结算下的银行、担保方等其他国际贸易结算关系的当事人都可能成为提单持有人，在提单法律关系阙如的情况下，仅凭依运输合同或运输合同的派生效力，来调整如此形态各异的提单持有人与承运人之间的关系，难免力不能逮，左支右拙。可以说，我国现阶段提单制度法律渊源的混乱与缺失，司法裁判的不统一，与未能确立独立的提单法律关系，不无干系，司法争议较多的托运人诉权问题、提单持有人识别问题无不是提单法律关系问题的具体映射。因此，正视提单法律关系独立性，提出独立提单法律关系概念，进而对提单法律关系予以理论研究，界定提单法律关系内涵，对提单所涉法律关系予以条分缕析，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单法律制度的调整对象及调整内容，协调提单法律制度与相关法律制度之间的规范配置及法律适用关系，对应对提单的航运实践及解决提单的司法纠纷，极有必要。

二、提单法律关系概念的理论界定

提单法律关系独立性是提单法律关系概念形成的前提基础，所谓提单法律关系的独立性，是指借鉴物权行为独立性的研究方法，在理念上将提单法律关系与其基础关系———海上货物运输关系相分离，提单法律关系主体、客体与内容，均与海上货物运输关系分离，提单的效力不再被视为是运输合同的一种外部效力，是由运输合同的一部分效力所派生出来的，而是由独立的法律事实———提单签发行为所形成的法律效力。即在运输合同成立与提单签发这样一个整体性的、连续发生的事实中，摆脱具象思维的局限，借助德国法的抽象思维方式，以区分的方法来观察这种航运实践活动，从服从提单实践活动的目的及调整提单活动需要出发，将提单签发从运输合同中剥离出来，承认其独立性及独立价值。只有在承认提单法律关系独立性前提下，给予提单法律关系独立的法律概念名分，才能对提单所涉法律关系进行全面考察和梳理，进而形成提单法律关系理论。提单法律关系独立，意味着其脱离了运输关系的羁绊，有了独立的重新解构提单法律关系构成要件，即主体、客体、内容三要素。其三项要素分别可以简略表述为:提单法律关系是基于提单签发行为所生的法律关系，因此提单法律关系主体就是提单签发人与提单持有人，运输合同下的承运人一旦签发了提单，就意味着创设了提单下的提货权，成为了提单法律关系的债务人主体———承担凭单交货的义务，而提单持有人则成为可以凭借其持有提单，成为行使提单上所表征的提货权的权利主体;内容是围绕着提货权所生的权利、义务，其客体则是提货权行使所指向的行为。另外，由于提单转让流通，提单法律关系并非单一的法律关系，提单法律关系具有多重性，当承运人签发提单后，当事人(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即发生提单关系，托运人成为第一个提单持有人，但是由于提单转让，在提单签发人与提单第三取得人之间又形成提单关系，随着提单的再次背书或交付转让，提单签发人与提单第四取得人之间又形成了新的提单关系，这样，随着提单的多次转让，提单持有人也随之转移和变更。在同一张提单上就产生了多个继受的提单关系。根据以上提单的商业运动轨迹及相关要件分析，提单法律关系可以定义为:因提单签发、转让(背书、交付)行为而产生的在提单签发人与提单持有人之间，以提货权为内容的债权、债务关系。

三、提单法律关系类属及法律根据的辨析

在我国，随着学校办学形式多样化和公民权利意识增强，校园伤害事故及其所引发的学校法律纠纷也越来越多，受害人主张的赔偿金额日渐攀升，校园伤害事故逐渐成为影响学校工作和困拢学校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

在现实生活中，校园伤害事故发生后，侵权学生家长或受害学生家长往往不问任何理由均把矛头指向了学校。由于校园伤害事故发生的原因多种多样，学校已经难以完全杜绝此类事故的发生。有些学校为了规避和减少校园伤害事故的发生，竟然采取了限制甚至取消自认为容易引发伤害事故的、教学计划规定学生必修的实验、实践课或体育活动课，这与开展素质教育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目标是显然相悖的。

为解决这一问题，教育部以及一些地方人大先后制订了一系列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如教育部2002年制定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上海市人大2001年审议通过的《上海市中小学校学生伤害事故处理条例》、江苏省人大2006年审议通过的《江苏省中小学人身伤害事故预防与处理条例》等。但是，校园伤害事故的处理，涉及对自然人人格权的保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对民事基本制度的规定只能制订法律。因此。这些规范显然难以对法院的审理具有拘束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适应社会的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以及相关教育立法的规定和精神，对在教育机构中就读的未成年人的人身损害赔偿问题进行了规定，意义重大。

中职学校学生大多数是未成年人。在校园伤害事故中，学校是否一定要承担赔偿责任，关键是学校与学生之间属于什么性质的法律关系。因此，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妥善处理校园伤害事故、确定学校承担法律责任的法律基础。本文拟结合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就学校与未成年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在法律上，对于中职学校和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一直没有明确。目前，我国学界对此关系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1监护关系论

一、对于劳动法律关系是否存在客体，我国劳动法学界最初持否定态度，认为不必提劳动法律关系客体的问题。关怀主编的原统编教材《劳动法学》在“劳动法律关系的要素”这一节中仅介绍了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内容，而未涉及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注：参见关怀主编：《劳动法学》，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页。）追根寻源，这引进于前苏联的教科书。（注：参见［苏联］亚历山洛夫：《苏维埃劳动法教程》，李光谟、康宝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5页。）

原“统编教材”所持的观点，受到以后许多学者的批评。这种批评在1997年召开的全国劳动法学会年会上仍在延续。侯文学在所提交的论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法律关系客体新探》中指出，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什么？在劳动法学研究上，曾一度有一种令人不解的现象：即在劳动法学教科书中一般只讲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和内容，而对客体问题只字不谈。究其原因，在于法律关系客体问题在整个法学界就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劳动法学界对劳动法律关系客体也未必能讲清楚。但绝大多数同志认为，既然大家公认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劳动法律关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那就应研究它，讲解它。否则，劳动法律关系的理论就不完整。

这一批评显然有一个理论前提：法律关系“三要素”理论是各个部门法学的通用件。某一个部门法的法律关系没有“客体”，该部门法的法律关系理论就不完整。依笔者看法，以“三要素”理论来说明一切法律关系的观点本身是值得探讨的。

有关法律关系的理论最初是在西方民法中产生的，后来在前苏联法学中得到发展，并引申成了法律关系构成的“三要素”理论。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国内外法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以下是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各种法律关系都无不例外地存在“三要素”，即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和客体。我国学者基本上都接受了这种观点。

张文显认为，从语义上，“客体”与“主体”相对，指的是主体的意志和行为所指向、影响、作用的客观对象。它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发生权利义务的中介。任何一种关系都需要中介，关系通过中介而发生，又通过中介而构成。按照这种观点，法律关系的具体客体是无限多样的，把它们抽象化，大致可以概括为七类：（1）国家权力，（2）人身、人格，（3）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4）法人，（5）物，（6）精神产品（包括知识产品和道德产品），（7）信息。这七类客体可以进一步抽象为“利益”或“利益载体”等更一般的概念。由此我们可以说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一定的利益。（注：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5～179页。）

摘要：微信红包是社会经济中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产物，作为新兴事物，目前我国的立法在这方面存在着不足和缺陷，参与其中的微信用户、支付平台和银行之间的权利义务有待明确。本文认为如果明晰了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就能够发挥各自优势，规避风险，保障各方权益，在各方自律自治的基础上，构建起完整的法律与制度框架。

关键词：法制；互联网金融；微信红包；法律关系

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微信红包”无疑是互联网金融产品创新的一个突出代表。2015年春节联欢晚会的互动让其成为了年夜饭的主菜单，甚至抢了春晚的风头。数据显示，2015年除夕当日微信红包收发总量达110亿次，2015年8月20日，“七夕”当天微信红包收发总量达14.27亿次，突破2015年除夕10亿峰值。①微信红包的发展不容小觑，其作为互联网金融的新兴产品，面临多重机遇与挑战。人们在享受其带来的诸多利益的同时，也应注意其隐藏的法律风险。明析微信红包所涉的各方主体间的法律关系，有利于明确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有利于法律风险的防范与控制，有利于促进社会有序、健康、和谐发展。因此，探讨微信红包的法律关系问题有其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分析研究。

一、微信红包所涉及法律主体及其收发流程

收发微信红包作为一种民事行为所涉及主体共有四方，即微信用户、微信平台、财付通公司、储蓄卡发卡银行。而在《微信支付用户服务协议》中明确定义：“微信支付服务，指财付通公司依托微信公共平台为收付款人之间提供的货币资金转移服务。”②从本质上讲，微信平台是一个收发红包双方进行联系的前台渠道，而支付转移等后台业务则是由具有第三方支付牌照的财付通来完成，可将其理解为同一主体，即支付平台。发放红包的用户需要首先至少绑定一张银行卡，填入持卡人姓名、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银行预留手机号码等信息，并勾选《用户协议》，如此一来，银行卡就与微信账户绑定在一起了，用户可以点击“钱包”给“零钱”进行充值（此时充值即用之前所绑定的银行卡）或直接用银行卡内金额进行发放红包。以普通红包为例，发红包用户需填写红包个数，单个金额与留言等内容，然后塞钱进红包（通过“零钱”或银行卡进行付款），包好红包后选择接收的联系人。一个红包就算完整地发送了。收红包方在聊天会话中会收到来自对方的红包，拆开红包则红包内的金额便转入“零钱”中，同样，若想提现，收红包的用户也必须绑定银行卡，否则收到的金额将停留在“零钱”中，只适用于微信所提供的一些业务的付款。当然，也有一些红包因某些原因未发送成功或对方未领取，此时，微信方将于24小时后发起退款，将红包内金额退返原账户。

二、微信红包所涉主体间的法律关系分析

从社会法治意义上说，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之间的关系是帮扶主体与被帮扶主体的扶贫义务与脱贫权利的精准对应关系。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法治，就是建构并调整这一关系。关于建构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扶贫义务与脱贫权利的精准对应关系并使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全面法治化，法学界是有共识的。（1）对精准扶贫法律制度的实质进行深度解析。以往通行的理论，将扶贫分为经济扶贫、能力扶贫、权利扶贫。由于经济扶贫只解决“输血”问题，因而，近些年来，学界越来越重视对具有“造血”功能的能力扶贫和权利扶贫的研究。近期，有学者认为，能力扶贫和权利扶贫的关键在于扶贫和脱贫要具有充分性，因为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扶持对象具有脱贫的能力及权利，扶持对象有了充分的脱贫能力及权利，才会具有越来越强的致富本领和保障，从根本上解决“返贫”和“致贫”背后人的因素和保障因素问题。（2）提出精准扶贫的法律制度建议。学者多强调精准扶贫对精准脱贫的“先行”制度：其一，多以社会福利理论为依据，认为在精准扶贫法律制度构建的设计过程中，应不断扩大和增加国家的公共职能，凸显政府的给付义务，通过规范行政给付先定实现扶贫的目标；其二，借鉴外国反贫困立法经验，特别是在借鉴英、美、日及东南亚等发达国家或地区以及巴西、印度、泰国、墨西哥、委内瑞拉、孟加拉等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法立法经验的基础上，规范救济制度，强化福利制度；其三，针对地缘条件改善、基本生活维持、弱者素质关爱三种精准扶贫类型，学者们对生态搬迁扶贫、精准扶贫的生活救助（包括支持就业、实行低保、医疗救助）、精准扶贫的弱者素质促进（包括基础教育、医疗服务、关爱服务）等法律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其四，多从政府职权的界定出发，包括政府在精准扶贫制度设计、扶贫资金投入、提供必要的保障以及监督等方面的职权界定，认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的制度构建基础是政府职权的确定。（3）关于精准脱贫法律制度的长远意义。随着对精准扶贫制度化的研究不断深入，多数人认同精准扶贫是一项长期的事业，其根据是致贫和导致返贫的背后诸多因素特别是人的能力因素长期存在，所以需要法律制度促使这些因素的改善，以此建立可持续机制，尤其强调建立具有赋予脱贫权利、判断扶贫精准性、规范精准扶贫义务履行等作用的精准扶贫法律制度，以形成长效机制。关于扶贫精准性与扶贫机制长效性法律制度保障问题，学者们认为精准扶贫的目的是精准脱贫，只重视扶贫手段并不能从根本和长期解决脱贫充分性问题。

早先，我国精准扶贫的法律制度，涉及包括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等在内的诸多法律部门，这在许多省份有关扶贫的地方立法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近年来，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着重解决我国精准脱贫的“质量”问题：（1）扶贫长效性问题。扶贫的运作多以扶贫义务的履行为中心，不断强化给付义务，其对应的脱贫权利多集中于解除后顾之忧方面（如社保、搬迁、修路等），但在提升扶持对象能力素质方面缺少有效措施。（2）整体公平性问题。对不同脱贫权利进行评价的系统和标准比较紊乱，不同扶贫主体运用不同标准评价不同的脱贫权利，使得扶贫义务对接各个“权利”只能“各吹各的号”，致使出现“大量的标准差异”“评价难以精准”的现象。（3）权利义务对接的效率问题。即使有一些扶持对象的脱贫权利评价“精准”了，也在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等方面，对接缓慢甚至对接不上。进一步突出社会法律关系，要在两个方面下功夫。（1）使精准脱贫法律制度的理论得以深化和具体化。首先，将“提高脱贫质量”的总要求，具体化到“脱贫能力提升”的权利实现的体制机制上来。应用“扶权”理论，包括脱贫能力提升权利的类型化理论和“量”化理论，履行精准扶贫义务，提升扶持对象的脱贫能力。其次，将精准扶贫义务和精准脱贫权利的落实纳入国家治理（如精准扶贫的政府主导、促进、给付）和社会治理（如对精准脱贫权利的社会评价、社会服务）相结合的轨道，将“治理”与法律制度相契合，建构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治理体系法制化理论。（2）使精准脱贫充分性的制度体系得以具体构设。首先，抓住我国当前乃至今后在精准脱贫方面存在的“扶权”不充分问题的“关节点”，一方面解决脱贫能力提升权利的精准分类及“量”化问题，另一方面解决扶贫义务精准对接脱贫能力提升权利的体制机制问题。这是落实关于精准脱贫的讲话以及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注重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起来”“真扶贫、真脱贫”等“能力提升”要求的深层次问题和关键。其次，运用精准脱贫法治的理论成果，对精准扶贫义务和精准脱贫权利关系中“扶权”不充分的现象进行更加全面的梳理，更加系统地分析并深刻地揭示“扶权”不充分的原因，特别是在脱贫权利分类及评价方面不充分的深层次原因，进一步和具有创造性地提出并阐释解决“扶权”不充分的深层次问题的制度体系。“扶权”关系涉及调整精准扶贫义务和精准脱贫权利，其内外结构比较复杂。以精准扶贫的社会评价主体制度及其权利、义务配置与各方面制度对接的法律制度为例。不仅要确认其中的评价主体资格、招标投标规程、评价主体的操作规程，而且要明确政府、评价主体与被评价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政府购买的脱贫权利评价的项目和标准的确定”“中标后评价主体与被评价主体的对接和工作展开”“政府与公众对评价数据的评价”等，还要特别考量社会组织作为评价主体展开精准扶贫评价的社会成本（精准扶贫评价的重叠性）和有效性的节点以及精准脱贫的内生动力、实施脱贫的法律制度与各方面制度的具体对接机制，最终建立与精准脱贫权利对接的、具体的、有操作性的制度体系，以保障脱贫权利实现的充分性。

要全面落实“扶权”关系中的精准扶贫义务和精准脱贫权利，必须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特别是以关于精准脱贫攻坚的系列重要讲话，包括2018年2月12日在四川成都市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引，将精准脱贫攻坚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特别是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落实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及法治的现代化精神。针对“以往学界过多强调精准扶贫义务‘本位’，轻视精准脱贫权利内涵，使精准扶贫义务对接精准脱贫权利产生不充分”的问题，我们在近些年的研究成果中开始突出了对如何平衡、调整精准脱贫权利和精准扶贫义务之间关系这个问题的研究，主张脱贫权利“本位”，强调脱贫权利实现充分性的价值，主要观点有三：第一，基于社会法的“扶权论”，提出扶贫义务以脱贫权利为基础来履行的理论，强调精准扶贫义务的“扶”与精准脱贫权利的“权”是“扶权”关系，主张通过建立法律制度来确立和调整这种义务和权利的关系，以保障“调整”充分性的需要；第二，脱贫权利是“脱贫能力提升”的权利，包括减少后顾之忧的能力提升的权利和脱贫素质提升的权利，扶贫义务应当对应这些权利来展开，形成精准性的“扶权”关系；第三，精准扶贫义务对应的脱贫权利应当“量”化并建立相应的制度，使不同的脱贫权利具有不同的“标准”并得到精准实施，以此保障“精准”的充分性需要。脱贫权利类型化和“量”化的制度，应当是近期理论研究的重点。以往的精准扶贫类型，多集中在地缘扶持（扶贫搬迁、基础设施）、劳动保障（就业等）、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和对弱势群体关爱）等扶贫义务方面，较难适应对接精准脱贫权利体系分类的脱贫攻坚需要。以往的扶贫对象、数量、方式，主要是由分散的各级国家机关以及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确定的，至于不同对象因何贫困、贫困程度多大、适用哪种扶贫方式，则缺乏具体的分类，进而难以具体对接不同的脱贫权利。尽管实施精准脱贫攻坚，增加了对致贫原因进行摸排和确认的要求，但由于缺乏一致的分类标准，以致“精准性”大打折扣。因此，要解决脱贫权利的“充分性”问题，对不同致贫原因带来的具体脱贫权利进行分类数量评价，并建立相应的制度体系，就成为关键。

作者:汤黎虹 单位:温州大学法政学院

[提要]：危险源不当存在危及人身和财产损害的情形，因责任构成（义务要求）和因果关系多重性而纷繁复杂。困扰司法实务的一个突出难题就是归责。损害赔偿归责原则是侵权归责、违约归责和其他损害赔偿归责的集合和抽象的表现形式。在损害赔偿归责原则的体系中，过错是归责的前提，而责任是归责的结果。归责是一个具体化的过程，其核心要素就是依据何种原则标准来解决行为主体（责任主体）对损害后果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这个评判标准就是意义上的价值评判因素。我们考虑责任主体对损害后果是否承担法律责任的因素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综合体，即责任构成要件。这个综合体包括主观因素（过错因素）、客观因素、损害事实因素和因果关系因素。主观要素就是责任主体的过错因素。客观要素即是引发损害结果发生的行为或事件。行为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而事件既可以是事件，也可以是人的行为引起的自然事件。对客观因素的评价要求是必须有危险的现实存在或可能存在。比如在公共场所挖坑或埋设地下设施，对可能危及周围人身及财产安全的危险因素要有预测并以适当方式加以排除的义务，这就是基于危险源的现实存在。损害事实因素要求：无论是违约损害、侵权损害和其他方式的损害，都必须有具体的损害事实的发生，这是归责的源头和起点。最后是因果关系因素，危险源不当存在这个条件是引起损害结果发生的适当条件，而并非必然条件，由于因果关系的多重性，因此考察危险不当存在的责任归制的视角只能是从高度盖然出发。对危险源不当存在肇事的，对于民事审判实务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的核心要求在于：以责任主体对危险源存在应当履行的与之相对应的排除危险义务为对价，以过错为前提，以过错推定、无过错责任为补充，兼顾公平正义，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责任归责体系。关键词：危险源不当存在责任归制一、危险源不当存在的基本内涵危险源不当存在的基本概念及性质认定。危险源不当存在的提法在学理界一直备受争议，如果我们从提法本身来考察，至少包含如下二层含义：一是引发损害结果的法律事实始终处于一种危险状态，是一种不能完全排除的现实存在或可能存在；二是这种危险存在具备不正当性。所谓不正当性，并非指它不应当存在，而是指它的存在可能因某些因素的缺失或违背法定或约定义务，使某种损害后果发生具有不确定性。《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五条之规定：“在公共场所、道旁或者通道上挖坑、修缮、安装地下设施等，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施工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从该法条规定来理解，行为人在公共场所开挖、修缮、安装地下设施时，本身就为现实制造一种危险源，如果施工人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就可能排除因此造成的损害后果的发生，否则，这种危险源的客观存在很可能造成他人损害。当然并不是指行为人只要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由此引发的损害结果就不会发生，而是从危险源存在危险性程度上避免或大大减少危险肇事结果发生的几率。因此我们考察危险源不当存在不能采用纯粹的因果关系说，而应当把高度盖然的因果关系作为法律责任归责的基本前提。因此，危险源不当存在是指引发损害后果的事实（行为和事件），因某些因素的缺失或不符合对同一注意义务的要求（法定或约定义务），使危险潜在存在或实际存在。危险源不当存在的类型划分及其意义。既然危险源不当存在是指潜在的可能存在或现实存在，高度盖然性的因果关系只是作为损害后果发生的条件，因而不同的危险源引发的危险性程度肯定有所不同，因而从注意义务要求的程度也各有不同，对确立责任主体应当承担的责任和归责标准均有相当程度的。1、按危险源存在状态可以分为自然存在和人为存在。自然存在是指损害结果的发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因素而转移的状态。比如地震、海啸等等。人为存在是指因人为因素引起或因人为因素参与而引发危险结果的发生。从引起损害结果发生的法律事实角度出发，包括二个因素即行为和事件。用下列程式表示：行为：以人们的意志因素为转移危险源肇事因果发生——基于一定的法律事实自然事件：不以人的意志因素为转移事件人的行为引起的自然事件：人的行为作为自然事件发生的因素成分这种划分的现实意义在于：确立主体是否应当对危险源不当存在所引发的后果承担责任。人的行为引起的损害后果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如施工人在公共场所挖坑未设安全标志和采取安全避险措施致行人坠坑伤亡或车辆损毁，这种情况下，施工人就要对因未注意安全义务的要求产生的人身、财产损害结果负法律责任。自然事件作为危险源存在形态，是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因素，如地震引起的房屋倒塌、海啸冲毁楼房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重大损失，这种情况无法追究谁的法律责任。对于因人的行为引起的自然事件，因有人的因素介入，因此在实务中要严格掌握人为因素的“度”，比如：因某工程公司在山坡上大量取土导致植被被破坏，因大雨冲刷导致山体滑坡，造成某村庄被掩埋，这种情况下，因危险结果是在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的，如果取土施工人事先注意到这种山体滑坡潜在危险源的存在，及时采取排险措施，则山体滑坡的自然事件很可能不会发生，或即使发生了，在事前已经注意到而采取撤离措施，就会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因此这种情况下，对取土施工人还是要“按责论价”的。2、按人为因素在时序性和空间上的参与度可分为既有存在和人为临时改变存在。这种划分标准纯粹从人的因素为切入点。它的意义在于：确立义务人应当对危险源肇事结果履行何种注意义务以及承担法律责任的尺度。司法实务中，在个案的处理上对把握过错大小并界定法律归责原则的适用十分重要。3、按对危险性应当履行的注意义务程度分为普遍注意义务和严格责任义务。这种划分的实践意义在于：根据对危险源不当存在应当履行注意义务的不同程度，从而以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注意义务的角度出发，确立对行为人是执行普遍注意义务要求还是严格责任义务要求。司法实践中，执行普遍注意义务的场合相对广泛，它要求一般社会人员均应该且都能够注意的义务。如行人通过马路时都应该按照法规的要求注意安全事项，但作为执行严格义务要求常常带有专业业务和技术性规范要求，非常人所能尽到的排除义务。如楼体爆炸时，施工人应当对自己专业规范的要求履行严格责任义务，这是法律和专业规范对其执行严格责任的强制性要求：排除危险隐患，疏散人群等等。二、危险源不当存在肇事的实践考证1、自然状态下危险源肇事的考证自然因素常常引发许多灾难性的后果，比如：地震、海啸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巨大损失，对于这种严重后果，撇开了人为因素，在自然界中长期为人们直接感知和认识的自然存在，是无法上升到法律角度去考察责任和义务。再如我们不能为排除有人可能坠河身亡而要求把长江岸边全部设置安全防护网，也就是说不能超脱自然为义务而设立义务。2、人为因素介入下危险源肇事的考证（1）公共场所危险源肇事的排除义务。这种肇事例证在现实生活和司法实践中极为普遍存在，基于对公共安全的考量，行为人应当履行与自身义务相对应的注意义务。如在公共场所安装地下设施应当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或采取安全保障措施，才是免责的适当条件。“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保护措施”是法律上对施工人排除危险的基本要求，而不是免责的必然条件。（2）对既有状态人为改变的永久危险源的排除义务。既有状态包括以自然状态形式已长期存在和人为因素改变后已为人们所熟悉的状态存在。如在某著名景点为美化环境而修筑护坡，因未设置警示标志或安装护栏，致游人自人工改造后的护堤陡坡坠河身亡。在这个案例中，我们至少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首先，作为著名的旅游景点，其管理者为了更好地美化环境，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能，人为地对原有自然堤坡进行改造，本身并无过错，但作为一种客观状态被改变后，社会和公众还会自然不自然习惯于原有状态，而对改变后的场所状态的安全性要求则明显缺乏心理的预测，这种情况下，由于人为要素的介入，法律则自然不自然地为该行为设置了义务，即为了游人和社会公众的安全，旅游景点管理者就必须对因护堤改变可能引发的潜在危险作出排除。其次，这种排除义务还必须合乎规范要求，不是要求社会和公众适应环境，而是环境必须合乎社会公众的安全需要而存在。最后，这种安全防护措施还必须是长期的，而不是暂时的简单地存在。这种长期存在要求行为人必须以长期排除危险源的主、客观条件为安全要件，即保持长期无过失的主观心理状态，适时预测并注意危险源的存在，在客观上对已发现的危险源的存在采取必要的排除措施，确保改变后的危险源永久性的排除。

（3）对既有状态人为改变临时危险源的排除义务。如某一高速公路横穿一通往学校的道路，由于路基积土开挖边沟，截断了通往学校的路道，因是临时施工，未设置安全保护措施，周末一住校学生回家路过此处，因不了解这里原有道路被挖的情况，结果跌入沟内严重损伤。这种情况下，道路的施工者应当对此损害结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司法实践中，人为改变既有状态后，对危险源的排除义务在时空间上是条件性的，因此，不能认为只要有人为因素的参与，就会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或引起损害结果的发生。还用上例来说明，如果高速公路为了积土垫路基，在两侧开挖边沟，以致长期形成河流，你总不能因此为防止有人溺水而要求施工人永远履行安全保护义务。关于对危险源肇事的排除义务，实践中主要是基于二个方面产生。一是法定义务；二是约定义务。对法定义务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来自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如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义务，如果因未履行监护职责导致未成年人因接触危险源受到损害，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某一未成年人爬上某公司的围墙触摸变压器被严重电伤。第二，是来自于业务上或职务上的要求。如安装地下管道应负预防危险的作为义务。游泳教练员对学员应负安全救护义务等等。第三，是来自于先行为的义务。如某一成年人将未成年人带到山上打猎，成年人对未成年人就产生了排除危险义务，如防止未成年人坠山、防止其它凶猛动物的侵袭等等。对于约定义务，由于事前行为人之间基于某种合约已对危险源可能肇事的情形作了规定，一般情况下应当以遵守约定为原则。三、危险源不当存在肇事的要件和归责构成要件任何损害赔偿必须从两个核心要素去考量，一是责任，二是归责。责任反映的是行为（包括事件）在结果上的状态，而归责则是对责任进行法律和价值综合评判的过程状态。“如果将行为的损害事实作为起点，将责任作为终点，那么归责就是连接这两个点的过程”★。危险源肇事作为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因素，必须从对危险源管理和控制负有义务的角度来具体的责任构成，如果撇开这一具体义务形态，则只是客观归责和结果归责。首先，主观要件。即危险源的所有人、管理人或实施人主观上存在对以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注意义务的违背。损害赔偿责任在主观上以过错为标准，而过错形态包括故意和过失。对于故意则是行为人预见自己行为产生的结果（可能或必然产生），且希望并放任结果发生的主观心理。而我们危险源肇事的视角主要是从过失的心理状态出发，即义务人对自己应当注意义务的违反。从应当注意义务的要求程度上，我们又可将其划分为普遍人注意义务、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层次要求最高）和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注意义务。从立法和相关司法解释透析，对危险源肇事损害责任在主观上的要求是以与处理自己义务为同一注意为标准，也就是把危险源肇事法律责任与义务人在上、法律上、专业业务上属于自己利益范围内事务进行链接，如果义务人主观上已尽到自己处理事务应尽的注意义务则认定为无过失，否则是有过失。其次，客观要件。必须有危险源不当存在的现实性或可能性。从主观到客观是一个推进的过程，责任构成必须有主、客观相对应的要件。如某工厂将正在使用中的高压线路变压器置于一废弃的车间内，离地面只有2、3米高，虽然周围都有围墙，但由于年久失修，围墙有破口，一日，一男孩玩耍误入其中，用手触摸变压器被严重灼伤。从这个案例来看，主观上，该工厂在对高度危险源变压器的管理上有过失（从义务人的角度），而从客观存在状态上分析，正是由于变压器的客观存在，使这种危险性变成了现实性和可能性。再次，损害事实。损害事实是损害赔偿责任的必要构成要件，它的核心要素是权利遭到实际的损害和因此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害的结果，两者必须统一于一体。损害事实一般有以下几种方式：（1）单一受害主体的单一权利的损害。如某甲晚上散步跌入某施工单位在公共道上因施工挖掘的水塘，造成肢体骨折。（2）单一受害主体多项权利的多重损害。如某乙骑摩托车给某客户送酒饮，某丁为维护刚修筑的路面将石头放置道上，因天黑未及时发现避让，造成乙头部摔成重伤，酒饮被撞坏。（3）多个受害主体权利的多重损害。如某危险源肇事直接造成某丁的劳动能力丧失，致使其被扶养人的生活遭受损害。最后，因果关系的存在。从逻辑学上来分析，因果关系的分类很宽泛，包括直接因果关系和间接因果关系，偶然因果关系和必然因果关系等，从原因和结果的对应关系上分析，可能产生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多因多果的状态。我们从法律角度上来考察危险源肇事的因果关系，要以责任构成为要件。因为法律责任的主体是行为人（义务人），而不是其他的或超人的现象。地震同样可以造成人员和财产的巨大损失，但因为它撇开了具体人的存在因素，就无所谓法律责任，因此，危险源肇事法律责任中的因果关系是适当的、高度盖然性的因果关系。如甲、乙、丙、丁几个村民在靠近公共道路旁边挖土垫宅基，因夏季雨水的积沉，致一5岁的小孩跌入溺水身亡。在这个案例中，甲、乙、丙、丁在公共场所为自身经济利益挖塘后，应当对可能造成的小孩淹死的结果有防范意识，我们讲这个挖塘行为与小男孩溺死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是一种条件，小孩的监护人未尽监护职责则是死亡的另一主要原因，因而小男孩死亡的结果则是多种原因条件的集合。归责原则归责的核心就是谁对损害后果负责任时应采用的标准和依据。正因为引起损害结果的危险源形态和因果关系的多种性、复杂性，因而对义务人适用的归责标准也相应有所不同。过错原则。以过错作为价值评判的标准。以行为人对危险源管理控制义务为对价，如果行为人义务缺失，则存在过错（过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如《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规定的“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二款规定的“公民法人由于过错——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现实生活中，过错作为损害侵权形态最广泛地存在。对危险源肇事确立责任的大小一般应当区分一般过失或重大过失。如一般过失存在的情况下很可能不发生侵害赔偿，如医生为了病人的生命安全，采用规范容许的X线放疗，造成病人白细胞大量减少。同时，当危险源肇事牵涉到多个义务人时，义务人员对自己因过失而产生的后果负责。过错推定原则。过错推定原则就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在某些特殊场合下，由损害事实本身推定过错。《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六条当属此责，“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从该法条来看，强调的是危险源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危险排除义务，它执行的是严格责任义务，受害人只要证明损害事实的发生，而加害人又无法证明自己无过错，就可以从损害事实中推定建筑物、悬挂物等危险源的所有者、管理者有过错。因此，在个案审理实践中，要注意不能要求受害人寻找义务人的主观过错，而是从受害事实的因果关系关联性中推定危险源所有人的过错。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法律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不以过错的存在判断是否承担责任的原则。如《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高度危险作业致人身或财产损害即属于此类。对于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理解，不能完全望文生义，片面理解为不考虑义务人的主观过错，因为在适用无过错原则时，对于义务人是以其对危险源的管理和控制义务为考量的，以造成的结果为归责条件，但对受害人而言，适用无过错责任的范围是有一定的，在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实务中，主观过错不再是责任构成及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因此，因果关系是决定损害赔偿的基本要件。公平原则：是指受害人和加害人均无过错，在损害事实出现的情况下，以公平作为价值评判标准，它不以双方主观心理状态的过错来确定损害责任。如《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九条的紧急避险即应归属于此类。本文作者从危险源肇事的属性与归责的确定入手，通过例证，试图说明危险源不当存在造成损害后果的事实，并从注意义务的角度来确立危险源肇事后义务人管理、控制义务的缺失的责任及其构成，着重确立责任是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的注意义务才承担法律后果的结论，当危险源肇事发生后，责任并非自然地、一定地发生，必须有一定的条件和归责过程。

【内容提要】经济法律关系是经济法十分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但是，经济法学界对此探讨并不多。对经济法概念的界定只能使我们抽象、模糊地认识经济法，要进一步探讨经济法律关系则使我们更具体地把握经济法的内涵和外延，从而有助于认识经济法与民法和行政法的区别。

【关键词】经济法律关系/要素/种类

一、经济法律关系概述

（一）经济法律关系具有强烈的国家思想性

经济法律关系是法律关系之一，它是由经济法律规范调整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公共管理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注：本文关于经济法的概念和本质的观点均来自王保树主编《经济学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这种关系是一种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经济法正是通过经济法律关系实现其对社会关系调整的职能的，它是经济法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具体法律形式。

作为法律关系的一种，它是一种思想的社会关系，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相对于也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民法的民事法律关系来说，经济法律关系的思想性更强。我们知道，经济法是国家运用其能力而主动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手段，其处处体现着国家的某种意图。如反垄断法，它与国家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关系密切，其要旨是从宏观上防止市场竞争不足，以保持经济具有相当的活力，提升本国企业和整个经济的竞争力。所以，它具有鲜明的政策性、灵活性和行政主导性特征。其他经济法律、法规（如反不正当竞争法）、财政金融法、外贸法等，它们均体现着国家的某种意图。所以，经济法确认和调整而形成的经济法律关系具有强烈的思想性，这种思想性是民事法律关系所达不到的。民事法律关系虽然也是思想的社会关系，它最直接地表现了生产关系，如财产所有权关系、契约就是生产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形象地说，民事法律关系是把经济关系的要求直接翻译成法律上的语言。也许正是如此，我国有学者曾提出民法属于经济基础，民事法律关系是物质的社会关系。这种观点虽然有些过激，但它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民事法律关系思想性的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