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观念范文10篇

摘要：法律观念是影响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后，国际法在我国国内各领域的作用日趋明显。以WTO为代表的国际法背景对人们传统法律观念影响深远，我们应当形成一种全面、科学的现代法律观念，以适应国家现代法治建设需要。

关键词：WTO；国际法环境；法律观念

问题的提出

随着WTO有关规则在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具体适用，有关WTO规则对中国经济运行和法律制度的影响也得到进一步的关注———有关“TRIPS协定对侵犯知识产权罪的影响”、“TRIMS协议与我国外贸管制政策”以及“WTO反倾销守则与我国的司法审判”等问题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在这种全国上下普遍性地关注WTO过程中，有两个问题似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其一是WTO规则对我国具有明确的并且是不容怀疑的法律效力，它们必须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和遵守；其二是我国国内现行法律制度中有相当一部分规定与WTO规则存在不一致甚至相冲突的内容。为了不成为世界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被告或者败诉方，我们必须对相关法律规定进行修改甚至加以撤消和废止。（这些相关法律性规定所调整的对象与WTO相同，而且这种种相关规定不仅仅涉及传统法律，还广泛包括政策、行政措施等规范性文件）WTO规则是一种外来的、基于某些原因我们必须承认和接受的制度和规则体系。由于规则体制和解决纠纷机制的不同，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入世有风险”──这种风险来源于我们对于这种外来制度的陌生和不熟悉，来源于国内现行法律制度和市场运行状况与这种外来制度的不适应。因此避免风险的有效方法就在于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程度地熟悉这种外来制度并相应改变国内现行法律性规范的相关内容。

当一种法律制度如WTO规则采用一种铺天盖地式的政策宣传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尽管对于普及WTO知识和贯彻落实WTO规则具有十分明显的效应，但问题的另一方面却往往被掩盖起来而难以被察觉：比如WTO规则为什么可以并且必须在我国发生法律效力？为什么要求中国国内法律制度必须比照WTO规则进行修改、撤消或者废止而不是相反？WTO规则为什么在中国必须全部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和遵守？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实际影响到WTO规则在中国国内真正正常的运行。尽管实践中在某些方面人们的行为会对WTO规则做出“让步”，但这种“法律的适用”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类似于一种强力的压制（这种强制更多表现为经济竞争的激烈和个人或者组织生存环境的恶化），因此这种方式的WTO规则适用就可能出现异常，在不同时间或者不同地区人们由于习惯性行为可能导致对适用（贯彻和执行）WTO规则的抵触和反弹。换言之，在目前大力宣传WTO规则氛围中，人们并没有真正理解WTO规则，没有用一种现代法律观念考察WTO规则，更没有认识到“入世”过程的最终完成，实际上已经在我们熟悉的中国法制度与中国法观念中设置了一种国内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等整个国内法治环节都必须关注并加以适应的国际法背景。当人们还在以一种熟悉的国内法律意识看待WTO规则时，上述问题就很难得到有效解决──这是潜在的另一类“入世风险”，应当引起理论的认真考察。

法律及其相关观念的演变

和谐社会是人类自古以来孜孜以求的一种理想社会形态。然而只有当人类进入法治时代，通过建立一整套能够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加以全面有效调整的法律机制，才能真正实现

整个社会的安定有序，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稳定性、确定性和规则性的良好状态。而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是依赖于行政法所调整的政府与公众、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行政法通过对这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一方面维护和促进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化解和协调两者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从而不断地追求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和谐一致，实现两者之间的利益协调。显然，行政法的这种价值追求与和谐社会的内核完全相契合，支撑和决定着和谐社会构建的成功与否。为此，我们必须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出发，对现行行政法观念及其制度实行根本性的变革，不断加强政府法治建设。

一、树立“公共服务”的法律观念。和谐社会首先必须是利益协调的社会，但在现实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关系既相一致又相冲突。与利益关系的一致与冲突相对应，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行为分别呈现出“服务与合作”的互相信任关系和“命令与服从”的斗争或对抗关系两种不同的状态。既然我们应当倡导和促进利益关系的一致性，就决定着政府与公众间关系应当是一种服务与合作的相互信任关系，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命令与服从的对抗关系。即强调政府行使职权的目的不再仅仅是为了“管理”，而是使政府能够更有效地为全体人民和整个社会提供最好的服务。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机关应当改变过去那种高高在上的观念，真正树立起为民服务的观念；不要把自己手里的职权看作一种绝对的命令和强制，而要看作是为公众服务的职责；不要把公众当作敌人或小偷来防范和对待，而要充分信任我们的公众，诚实地对待公众，把公众当作行政的主人或参与者。只有这样，才能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建立一种和谐一致的良好关系。

二、倡导“利益均衡”的法律原则。尽管和谐社会追求的是利益关系的一致性，但是利益关系的冲突与矛盾在现实中却总是不可避免的。在此种情况下，就需要行政法发挥其平衡利益冲突的功能，遵循“利益均衡”的法律原则。在均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关系时，必须遵循禁止过度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前者要求政府在限制个人利益的手段与实现公共利益的目的之间进行权衡，以选择一种既为实现公共利益所绝对必要，也为对相对人利益限制或损害最少的手段；后者要求政府在其实施的行政行为对相对人产生了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时，不得随意变更或者撤销该行政行为，否则应当必须给予相对人合理的信赖补偿或赔偿，以均衡协调个人的信赖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

三、建立“利益沟通”的法律机制。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法律机制的理性建构。要将“公共服务”法律观念付诸于法律实践，将“利益均衡”的法律原则具体化为制度保障，必须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建立各种“利益沟通”的法律机制。只有通过各种形式的沟通机制，政府与公众间才能取得协调一致、彼此信任，从而增进相互间的尊重与合作，避免相互间的误会和磨擦。比如行政公开就是这样一种沟通机制，它通过政府的坦诚布公与行政的持久开放、公众对政府信息的了解与对行政活动的参与，以及双方积极的协商、交流与对话，使双方对事实与法律的认识得以交融。当前我国还迫切需要进一步完善听证、信访、复议和诉讼等各种制度化的沟通机制，以及申诉、和解、平等协商、专家咨询、新闻媒体等各种非制度化的沟通机制。相应地，行政执法的方式应尽量避免采用传统强制性的方法，而更多地采用指导、建议、讨论、服务、合作、激励等容易沟通的说服性方法。

刑法被认为是最集中地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因而，刑法的政治属性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计划经济时期突出地显现出来。刑法的政治功能被放在第一位，刑法的打击锋芒被界定为主要针对反革命罪；刑法中不具有政治职能性质的条款也要为其政治职能服务。（注：苏惠渔等：《刑法价值观念的一次维新》，《法学》1999年第2期。）对于刑法这种近于直观的认识，不仅在事实上导致人们直接把刑法用作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且导致人们在观念上把刑法看成是以统治阶级意志为转移的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的工具，这个工具就是人们印象中的“刀把子”。刑法就是执行阶级专政职能、镇压阶级敌人反抗，惩罚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工具。

其实，刑法并不仅是实现国家政治目的的工具，甚至主要不是实现国家政治目的的工具。现代刑法理念和原则的产生是基于人权保障、实现社会正义而产生的。现代刑法的灵魂——罪行法定原则就是基于公民防范司法擅断，制约国家刑罚权，保护个人自由，实现社会正义而提出的。这一原则确定的理论基础即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的思想和观念，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受社会本位的整体主义的束缚，受政治刑法观和刑法工具主义的影响和制约，个人权利强调得不够，（注：梁根林：《二十世纪的中国刑法学》，《中外法学》1999年第3期。）使得刑法的立意被长期定位于消灭犯罪的理想之上。其结果，导致了长期以来我国刑法以消灭犯罪为目的，而不惜花费成本，甚至以牺牲对公民应有权利的保障作为代价。（注：苏惠渔等：《刑法价值观念的一次维新》，《法学》1999年第2期。）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确立，现代刑法观念的启蒙与觉醒，与国家、集体相对应的社会个体利益得到了法律的充分承认和保障。我国刑法也应当破除片面强调刑法为政治统治服务的刑法工具主义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观念和刑法本身就是社会正义的象征的目的主义观念，确立国家刑罚权自我制约意识，确立犯罪人既是刑法规制的对象，又是刑法保护的应当给予理性尊重的法秩序主体的意识。马克思说过：“法典是公民自由的圣经”。按照李斯特所说：刑法不仅是“善良公民的大宪章”，而且也应该是“犯罪人的大宪章”。刑法在保障国家行使刑罚权以惩罚犯罪，维护秩序的同时，又必须要充分保障犯罪人个人的合法权利。在国际社会普遍强调人权，人权意识凸现的今天，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应受到特别的关注和重视。人权保障是刑法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注：张文、何慧新：《中国刑法学20世纪的回顾、反思与展望》，《当代法学》1999年第1期。）因此，我们应当在批判和废弃刑法工具主义、刑法政治观的同时，高扬刑法人权保障的旗帜，并以人权保障为底线构筑现代中国刑法学，为中国刑法学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指明前进方向。

（二）破除刑法万能主义，树立刑法谦抑观

中国古代礼“禁于将然之前”，刑则“禁于已然之后”的礼——法（刑）两级规范体系导致刑不仅成为一切违法行为的制裁手段，而且成为所有违于礼义的行为的制裁手段，所有出礼入法的行为都是应予严刑惩治的犯罪。这种礼——法（刑）配置关系是造成中国古代社会刑法泛化、刑法万能主义观念盛行的重要原因。新中国的建立实现了与旧法统和封建专制的刑法制度的决裂，但刑法泛化和刑法万能主义的观念影响却根深蒂固，至今未能消除，特别是表现在立法上对一些无序、失范该由民法、经济法和行政法调控的行为予以犯罪化，纳入刑罚圈的现象，使刑罚权的范围无限扩张，表现在社会大众心理上，强化了全社会对刑罚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效果的作用期待，重刑主义思想抬头。（注：梁根林：《二十世纪的中国刑法学》，《中外法学》1999年第3期。）

其实，如耶林所指出的“刑罚为两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刑法应当是抗制不法行为的最后一道防线，能够用其他法律手段调整的违法行为尽量不用刑法手段调整，能够用较轻的刑法手段调整的犯罪行为尽量不用较重的刑法手段调整。（注：储槐植：《罚刑矛盾与刑法改革》，《中国法学》1994年第5期。）这就是刑法的谦抑性思想。显然，刑法谦抑性观念，是与刑法万能主义相悖的，它应当成为我们批判刑法万能观念的武器，并应当成为中国刑法现代化的创新理论之一。同时，我们也要在对“严打斗争”重新审视时对刑罚的不可避免性和刑法的普遍约束力予以关注和重视。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菲利说过：“刑罚从其结果的不可避免性中产生全部威力。”列宁也曾指出：“有人早就说过，惩罚的警戒作用决不是惩罚的严厉与否，而是看有没有人漏网。重要的不是严惩罪行，而是使所有一切罪案都真相大白。”犯罪心理学的研究结论也证明绝大多数犯罪人都存有侥幸逃避制裁的心理，无论刑罚多么严厉，犯罪人认为自己有逃脱刑罚制裁的可能时，再严厉的刑罚也毫无阻止犯罪发生的作用。刑法运用的实践也进一步证明，自1979年刑法典制定后，为严厉打击犯罪先后修改和制定的20余部法规都是愈来愈严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扼制犯罪过快增加的作用，但它却不能从根本上制止犯罪的增加，甚至对阻止犯罪过快增加所起的延缓作用也极为有限。为此，在树立刑法的谦抑性时，更应重视刑罚的不可避免性和刑法普遍约束力，适当降低刑罚的严厉性，而扩大刑法约束的范围，即有限度地扩大对某些行为的刑法约束；一是将有些行为纳入刑法调整，如危害环境，某些恶意的经济行为等；二是将有些行为降低处罚要求，如贪污、受贿等犯罪，降低其构成的起点数额，防止培养犯罪分子的胃口和能捞一把是一把的侥幸的心理，使某些腐败分子望而却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刑法的普遍约束力将日益加强，这是现代刑法的新理念。

（三）破除重刑主义，树立社会防卫观

摘要：加强对医学生的法律观念教育，是培养具备社会责任感和法律观念的高素质医疗人才的重要途径。结合医学专业特点，分析医学院校本科法律观念教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从培养目标、教学方式等方面提出合理建议。

关键词：医学生；法律观念；社会责任

“不能为良相，亦当为良医”，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道出了医者当救世济民的社会使命。近年来，医疗纠纷不断，冲击公序良俗的医疗技术的出现，要求医疗工作者不仅博学而厚德，还要能自觉使用法律手段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

1医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WFME）颁布的《本科医学教育质量改进全球标准》（2012年修订版），对医学院校办学宗旨的基本要求就包括使所培养的学生能够满足社区公众的健康需求、医疗服务体系的需要，同时兼顾其他方面的社会责任。此外，对医学生的教育监督与评价机制，也要兼顾对其社会责任意识的评估。教育部在2008年颁布的《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试行）》中，将医学教育的根本目的设置为“满足和谐社会的需要”。大医精诚，对医学生的培养不仅要使其“精”于诊疗技术，更要使其“诚”于对社会的责任担当。然而，近年来医患纠纷不断，滥用基因技术等现象的出现，影响着社会对医生这一职业的信任度。究其原因，一方面，个别从医者医德缺乏；另一方面，医生在面对突发事件时，不能在第一时间运用合法方式解决而导致矛盾升级。因此，在本科教育阶段加强医学生的法律观念教育，是培养未来医疗工作者社会责任感、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必由之路。

2医学生法律观念的培养

本文作者：刘作翔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一、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法律观念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法律观念创新，就是要建立一套适应于社会管理创新体制和机制的现代法律观念体系。观念怎么创新?社会管理创新也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观念创新和思想解放，我认为是同义语。现在有人提出要进行第三次思想解放，还有人提出要进行第三次改革，等等。观念创新就是要建立一套适应社会管理创新体制和机制的现代法律观念体系。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怎样对现代法律观念体系进行一个概括?现代法律观念体系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图谱”?我个人认为，现代法律观念体系应该是一个从古今中外法律历史和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系统性、开放性体系。它应该有一种开放性的思维，而不能固守在一个比较狭隘的思想上。按照这样一个思维，我认为这个体系应该包括以下30多个种类的观念系统:平等、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契约、人权、权利、尊严、责任、法制统一、权利限度、信用、选择、参与、程序、自愿、依法、合法、守法、自由意志、合意、对等、宽容、幸福、和谐、效率、独立、公平竞争、利益平衡、弱者保护、宪政、权力制约、相对性、局限性，等等。由于时间关系我不可能对每一个含义进行解释，但对其中的一些观念种类我要做一些解释。平等的观念。平等的问题在我们法律的总原则方面是基本解决了。《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是平等问题在法律层面还没有彻底解决。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同龄退休问题，至今仍没有解决。每年的全国人大开会，同龄退休问题都作为一个重大的议题提出来讨论，我一直在关注这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一些案例，比如说平顶山市银行职工周女士的退休案例，还有北京市一高校女教授的退休案例等。平顶山市一银行职工周女士55岁，单位让她办理退休手续，她认为违反了男女平等原则，先提起劳动争议仲裁，败了，然后又起诉至法院，结果一审、二审都败了。这个起诉，我们知道肯定是要败的。因为在中国，法院没有司法审查权，法院没有权力对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作出判断，最高人民法院都没有这个权力。抽象的司法审查到现在来说都是没有的，最近《行政诉讼法》在修改的时候，说要扩大它的审查范围，比如红头文件等等。“平等”在法律层面还遗留很多问题，在实践层面表现的就更加广泛了。要做到真正的平等是很难的，需要我们艰苦的努力。民主的观念。民主是一个常议常新的问题。中国的民主现在主要把它理解成基层民主。民主将成为下一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从社会维权这个角度，如果我们的民主做的好一点，比如说，在我们立法的过程中，在我们的每一项行政决策做出的过程中，如果将民主发挥的充分一些，意见表达的更充分一些，可能我们做出的决策就能够顺利地得到贯彻;如果民主的成分低一些，做出的决策马上就会得到反弹。因为现在的公民已经不是过去的那种“顺民”了，公民参政议政的意识是十分浓厚的。现在像微博这样的新技术的产生，更增加了公民参政议政的概率。自由的观念。自由的观念是现代法律观念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卢梭有句名言:人生来是自由的，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从西方启蒙时代就得出一个定理，自由是法律下的自由、法律中的自由。但是要让我们很多的民众理解这一点还是很困难的。有些人对自由的理解有时候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不是对自由的一种解释，现代观念中的自由是法律中的自由、法律下的自由。公平的观念。公平的观念是一个古老的观念，在现代社会中它又呈现出新的特点，尤其是在司法审判过程中。一个案件判决是否公平，大家经常会进行比较。比如药家鑫判死刑了，李昌奎案件又出来了，老百姓很容易地比较这样的判决会有问题。当然有些案件具有可比性，有些案件不具有可比性的。老百姓说药家鑫那样一个行为被判死刑了，而李昌奎这样一个强奸行为还杀了一个男孩的行为更加恶劣，怎么不判死刑啊?案与案之间有个公平判断问题，个案之间也有一个公平问题，判断标准就是看是不是依法判决。刑事判决有一个自由裁量，判三年判五年是不一样的，判死刑和判死缓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一位专家说死缓无非就是一个死刑的执行方式，我觉得这个观点老百姓听了都不认同的。死缓和死刑是大不同的，死缓百分之九十多、甚至百分之百都会活下来的。公平问题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一个焦点问题，尤其在我们社会物质财富有一定增长的基础之上，在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对公平的诉求就更加迫切。因为对公平的追求是一种精神追求，它不是为了那么一点具体的物质利益，就是为了“我要争口气”。老百姓所谓的“争口气”，如果是在贫困年代，付出的多得到的少就犯不着去打官司。而现在有的老百姓就是倾家荡产也要打官司，要争口气。这种情况出现了，这都是新情况，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契约的观念。契约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观念。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契约是神圣的，契约就是法律。中国的契约观念也在增强。但是有一个问题，契约能不能用到精神领域?《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最后回避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夫妻忠诚。夫妻两个签订忠诚协议有没有效力?这个在全国已经有一些案例，有些法院支持，有些不支持。夫妻忠诚协议最后涉及到财产，如果一方有不忠的行为就要拿出财产或其他什么给另一方，这个契约有没有效力?契约能不能进入到精神领域和感情领域?这个问题争执太大，最后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三)》里面把这个问题就回避了，没有去涉及。还有像人权的观念，权利的观念，尊严的观念，责任的观念，法制统一的观念，等等。法制统一首先是立法统一，这是必须的，因为我们现在法律冲突现象很严重。国务院法制办有一个司专门研究法律冲突现象。有一次我们法学所召开了一次法律冲突研讨会，请国务院法制办的一位副司长来专门介绍了中国现在法律冲突的十二种表现。我听了他的报告之后，觉得他对我国法律冲突方面的表现形式的列举还是很全面的。我们有法律和法律的冲突，法规和法规的冲突，法律和法规的冲突，地方性法规和行政法规、法律的冲突，这个冲突现象很多，所以怎么样统一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全国人大搞了一个法规规章备案审查制度，但是这个备案审查制度现在履行得不是太好。还有一个就是司法统一、执法统一。我们在座的有大量执法工作人员和司法人员。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尺度，同样的情况我们应该做同样的处理。“同案同判”应该是对公平和正义最重要的一个诠释。在没有特别差异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同案不同判，我们没办法向老百姓交待。有些案件就是因为没有坚持“同案同判”这个原则而导致的抗议，因为这个事情你没法和他交待。我们的法官、我们的学者有时候也会讲一些理由，但老百姓不听你这一套，所以“同案同判”这个原则我们要坚持。这么多年我们为纠正这个顽疾也做了很多工作，包括法院系统搞的量刑规范化，就是要使它大体上接近，不能差得太大。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发现，同样是“受虐杀夫案”两个案件，在上海浦东被判了14年，被杀死的受害人家属都求情要法院轻判，但是法院判了14年。而在内蒙的包头市，也有一个“受虐杀夫案”，犯罪人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5年缓刑。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一个14年有期徒刑，一个5年缓刑，缓刑制度在中国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有条件的人生自由状态，在限定地点不再违法，时间到了刑罚就结束了。所以执法统一、司法统一，在案件的对待上，老百姓会进行对比，你这个案子怎么判的，我这个案子怎么判的，只要全国能找到相似的案例，他会拿着去找法官，会问法官人家这个地方这么判的，你怎么这么判啊?老百姓是很聪明的，他们的智慧也是很高的。现在除了量刑规范化，还有一个就是案例指导制度。案例指导制度主要是使在全国范围内能做到“同案同判”，当然它还有衍生性功能。还有一个是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是做什么的?它其实就是为了统一法律适用的尺度，因为大家理解不一样，你有你的理解，我有我的理解，怎么办?用司法解释把它统一一下。权利限度的观念。我们的公民权利是不是有限度的?经过这么多年的思考和实践，我认为公民权利是有限度的。超越了限度便会造成侵权。信用的观念。信用制度在中国过去基本上是空缺，现在逐渐在发展这个体系。首先是在银行体系，银行体系试图先建立起来信用制度。另外，我理解的信用不仅仅是银行，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也是应该有信用的。当然由信用制度产生的黑名单现象现在也是一个问题。我最近看到一些银行说公布黑名单三年就撤掉，还有法院针对一些明明有执行能力却不履行判决的“老赖”通过公布黑名单，看你履不履行判决。我们现在对不履行判决有一个现成的罪，但是这个罪法院系统很少用。有一次在北京一中院我们讨论问题，我就问院长，为什么不用这个罪名呢?全国大概只有一个判例，判了拒不履行判决罪。院长解释说，虽然有这样一个罪，但是真正要用起来是很难的，他讲了很多困难，说这个罪不太好用。我们老说执行难，既然我们法律已经规定了这样一个条款，我们不用这个条款，老在其他方面想一些办法，总是不能从根子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要说给他定这个罪了，我看我们法院有时搞执行月活动，法院上门后，都乖乖履行了。现有的制度我们得将它用足。选择的观念、参与的观念等。这个“参与”现在是个大问题，我们公民现在的参与热情非常高，但是怎么参与是一个大问题。十六大结束后，《求是》杂志向我约稿，让我写一写“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这是我们最规范的提法，到现在也是这个提法，就是“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怎么才能做到有序参与呢?我研究的结论是:有序参与就得依法参与，不做到依法就做不到有序。依法是有序的前提，有序是依法的结果。依什么法呢?当然是我们所有的法律，实体法、程序法都要依，但对有序参与来讲最主要的还是依程序法。因为《宪法》对公民政治参与是有很多规定的，规定了公民的很多政治权利。我们依法来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社会事务。参与的问题现在有一个无序的情况，尤其是新技术的发达，新媒体的产生，新的技术手段的产生，无序参与有时候会导向无政府主义。我们在公民参与问题上还有很多顾虑。我们曾经做过中央政法委的“群体性事件的防治问题”的课题。我们当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这个建议就是:我们可否适当地有条件地选择一些带有经济诉求的游行示威申请，放开一些，这样逐渐培养公民的“游行文化”。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总是用“堵”的办法，“堵”的结果就是没人负责。我们也讲了很多道理做了很多论证:一旦批准它，就有组织者和负责者，组织者要对他的活动负责任。我们现在不批准就没人负责，而且一游行一上街就形成对抗。另外，作为游行示威者而言，游行示威是一种公民权利，但游行示威究竟是一种什么权利?是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一种方式，还是表达诉求的一种方式?我们看看国外也有游行也有示威，但他们主要是通过游行示威向政府或有关方面表达他们的诉求，他们的诉求向政府表达了，政府将他们的请愿书、他们的诉求接收了，那么，作为游行示威者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也就是享有了他的权利。这应该是我们所理解的法治意义上的游行示威权利的实现方式。但是现在我们许多人对它的理解有差别，我们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提出个主张，我非要达到目的，不达到目的不罢休。事情的解决总得有一个过程。第一步就是先表达诉求，诉求表达完了，是经过谈判还是经过什么程序，我们一步一步来。我们看国外工人也罢工，就是他们有一个诉求，派代表和老板、和资方谈判，中间僵持不下，最后老板看僵持不了，只得掏腰包，这个罢工就结束了，事情就和解了，矛盾也缓冲了。美国的NBA球员工会和老板的罢赛事件就是这样解决的。但是我们现在用堵的办法就很容易制造出对抗性。所以我们就提出这样一个建议，不论是政府，还是游行示威者，迟早要完成这样一个训练过程。程序的观念。法治最需要培养的是程序观念、程序意识。这几年我们在立法、执法、司法过程中，程序意识还是有很大的提高的，因为我们过去没有这个观念。当然我们还有一些程序不完善的问题。自愿的观念、依法的观念。这是我们高度强调的，依法维权。我们经过了“五五普法”，从数量上看确实是很大的，但我们不能满足于数量的概念，我们要追求实质，就是公民的权利意识、法律意识是不是真的提高了，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我们做每一个行政决策、重大决策的时候，是不是考虑了法律的规定。过去国务院要求每一级的政府都要配法律顾问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在决策方面习惯于拍脑袋，不管这个决策在法律上能不能站得住，决策出来以后，结果出问题了，和法律是有冲突的。现在就是要求我们的决策要依法，就是看在法律上有没有漏洞，现在很多决策机关也都注意到这个情况了。依法的观念不管是对老百姓还是对领导干部都是很重要的，公权力的行为都是要依法，我们提出过一个公权力行使的法治原则:凡是公权力，法无明文规定的不得为。对公权力必须提出这样高度的法治要求。合法的观念。合法和依法是互相照应的。还有守法的观念、自由意志的观念。自由意志主要是指精神领域的，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最经典的表达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独立的自由意志的人，不受他人左右、影响、牵制，在精神上是独立的。“自由意志”主要是对人的精神状态的一种现代观念。合意的观念，对等的观念。这个“对等”的观念，社会生活方面我就不讲了，我们举法庭审判为例。我参加了一个法律修辞的学术会议，有一位教授专门研究法庭语言，他说:他有一个法庭审判的实录，我们的法官经常打断被告人和律师的陈述，但是很少打断公诉人的发言。我说这不是一个法律语言的问题，而是一个法律观念的问题，在法庭上我们的法官能不能平等地对待被告人和公诉人。有种观点认为，公诉人是代表国家起诉犯罪。这是没错的。但是我们能否换一种思维:我们已经进入法庭了，在法庭中每个人都有一个角色，他是被告，我们就是一个起诉者、公诉人。我们的法官能不能平等地对待他们，这是一个挑战。我在很多法院也讲这个观点，这是一个很有冲击力的观点，大家能不能在一个平等和对等的地位上来参与审判。可能我们检察院的同志比较难接受这一点。但是如果从一个诉讼的角度来理解，我们是对等的，我对你进行起诉，他进行辩护，然后法官来进行裁判。这种观念可能在一时还难以接受，但是我相信时间久了大家会体会到它的好处的。宽容的观念。“宽容”最早来自于宗教，早期宗教对异教徒进行残杀，这在西欧的历史上有很多的描述，后来就提出“宗教宽容”，然后把“宽容”引用到社会生活领域来，引用到我们法律生活领域来。和谐的观念。我们现在讲的“和谐社会”、“社会和谐”，这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现代观念。怎么样才能既不丧失公民权利的享有、保护他们合法的权利，又使社会处在一个和谐的状况?幸福的观念。“幸福”的概念是这几年已经进入政府工作目标体系的一个观念。我们现在一谈“幸福”好像离我们太远了，或者一谈“幸福”好像就是一种资产阶级或者小资情调一样。但是“幸福”作为法的价值、法的观念、法的精神目标，西方的功利主义法学派早就讲得很清楚了。2011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在福州召开的全国法院系统学术讨论会上，福建省高院马新岚院长的报告主题就是“增加公民的幸福指数是司法的目标”，让我做了个评议。后来我有一篇小文章在《学习时报》上发表，题目是“幸福是法律和司法的最终价值目标”。我认为“幸福”的概念有一种很高的、很强的概括性，它可以把我们现在的很多法的价值比如公正概念、自由概念都能涵盖进去，而其他的概念都不能把它包括进去。而且“幸福”现在是我们政府的工作目标。还有效率的观念、独立的观念、利益平衡的观念、弱者保护的观念等。弱者保护作为一种现代观念没有什么问题，在立法中、政治决策中都要充分考虑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国家有专门为四大类特殊群体的保护法，即《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妇女权益保护法》，还有《残疾人权益保护法》。我们在具体的工作中可能会经常碰到“弱者保护”这个问题。“弱者保护”作为一个一般的原则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在实际案例中会比较复杂。深圳有个律师叫周立太，他给很多农民工义务打官司，上百个农民工都找他，有时候他还要管吃住，照顾生活，后来他实在承受不了了，他就给农民工说:我可以给你打官司，如果官司赢了，钱要来了，你把律师费给我，如果要不来我就不要了。他就和农民工签订协议。后来官司打赢了，农民工的权益也得到了维护，赔偿款也到位了，但是农民工一分钱也不给他，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他实在受不了了，就把农民工作为被告告上法庭。这时候谁是弱者?农民工是弱者，还是这个律师是弱者?他的权益要不要维护?而且他有协定，不遵守协定的行为应该制止，我们法院平时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对待，我想有不同的对待方式。还有像宪政的观念、权力制约的观念、相对性观念等。相对性观念对于我们理解权利现象很有帮助，而且也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论根据。我们现在法律规定了很多权利，但每一种权利的行使都需要相应的条件。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受教育权，但如果这个地方没有学校，没有老师，受教育权能实现吗?当然没有学校、没有老师，又反过来会提出政府和社会的责任问题。我们怎样来实现和履行政府责任和社会责任，来满足公民的权利需求?最近中央号召记者下基层，看到很多我们过去确实不了解的案例。有个乡村女教师，假期期间为了给孩子们铺一个操场，就每天去河里背石头，想给孩子们在开学前铺一个操场，操场铺得差不多了，没有篮球架子，就到农民家去借木板做了一个篮球架子。我们看到这种节目之后，感觉到光靠这些崇高的教师徒手来解决这一类的问题，并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的问题是我们的政府，尤其我们的基层工作者确实要想办法解决的。因为这些乡村教师的收入不高，每个月才几百块钱，这么大的一个任务是他们实在承受不了的。对于他们的精神我们一方面要学习，另一方面作为政府要想办法来解决这些具体的问题。所以责任的问题、责任的观念也是很重要的。有些人对这不满对那不满，“相对性”可以用来解释。很多权利的实现，不是说你有什么权利就可以实现什么权利，它需要条件的辅助，没有条件你就办不到，就是落空的。局限性的观念。局限性观念是指什么?就是我们不要把什么都看成是唯一的，法治也不是唯一的。法治是非常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法治作为一种社会调整机制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付出血的代价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但同时我们也要发挥社会其他调整机制和规范的功能，要发挥道德的功能、民间力量的功能，包括善良风俗，各方面的功能都要调动起来，不要把它看成唯一的。我们应该清楚，现在搞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它是最重要的，不能用其它方式来替代它。包括社会管理创新，有些学者发表文章指出，我们不能在“创新”的名义下来摧毁“法治”，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中国有个习惯，一说“创新”就忘了“约束”了。忘了法治的原则闷头往前走，走了半天才发现我们是错的。我们搞的一些东西和法治的原理、法治的原则、法治的要求可能是不相吻合的。所以在观念创新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

二、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法律制度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法律制度创新，就是要建立一套适应现代社会管理创新需要的法律体制和机制。这里和大家想交流以下几个问题。

(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精神

诚如著名法学家苏力先生所言，法律与文学是一对“孪生兄弟”①。一定时期的法律与文学都是对该时代社会民生的反映，二者相辅形成，共同记录着一定时期历史人物的生存状态和思想理念。在中国古代就有许多文学家尝试用文学作品中描写的法律故事来印证史书的记载，如《史记》、《礼记》、《吕氏春秋》、《包公案》等等。透过这些“文史互证”的文学作品，我们将不难把握各种普遍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理念。

1法治理念

中国古代的法治理念萌生于春秋时期。进入春秋时代以后，礼崩乐坏，封建制开始解体，天下混战，国无定则。法家思想家适应这一时代的需要，提出了法治的主张，其基本理念就是扩张君权，以法治国。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于鼎”（刑即为法），开辟了公布法先河，向民众公布法律，使得民众也可按照这种明示的法律来解决社会争端。记载于《史记·商君列传》②的典故“作法自毙”中，即使是曾经受封商地十五邑的变法重臣也难逃国法制约，落得车裂而死的悲惨下场，法治理念在当时的社会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既商鞅之后，韩非子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强调治国要有法治，赏罚都要以“法”为标准，主张“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例如，记载于《商君书》中的寓言：“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③，就是对法律“定纷止争”作用的生动阐释。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这则寓言通过浅显易懂的小故事启示统治者，国家机器的有序运行离不开法律的制定和有效实施。在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中也不乏许多反映法治理念的精彩章节，其中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细节就反映了宋朝“民不可私杀牛”的相关法律。据有关学者统计，《水浒传》中颇多杀牛宰马的情节，加上吃食的情节，总共有140多处，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指明是牛肉。中国人早先是吃牛肉的，但到春秋战国，牛成了战略物资，用来耕地，不许杀来吃。秦朝时，杀牛是罪，少说也判一年半，牛老了必须交给官府，官府说能杀才可以杀。对于私自杀牛，官府还鼓励检举揭发。这条法律在封建时期一直维护得很好。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水浒传》中会如此频繁地出现杀牛吃牛肉的情节了：吃牛肉代表了造反精神。有身份的人不轻易吃牛肉，一般屠夫不杀牛，镇关西也不杀牛，只有极像强盗的人才杀牛，比如史进在家里杀牛，母大虫顾大嫂的黑店门口挂牛肉。由此可见，在古代文学作品里常会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特定时代的人们的法律理念。

2无讼理念

同样是春秋战国的礼崩乐坏，百家争鸣，除了崇尚法治的法家学派外，一个对中国文化影响更为深远的学术流派就是儒家。作为儒家思想创始人的孔子，同时也是“无讼”论的奠定人和倡导者，例如在《礼记·大学篇》中就记载着他的无讼理想：“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④儒家在正面宣扬无讼的益处和美好的情景的同时，也制造了为讼以害的反面舆论。例如：“讼，终凶”、“讼不可妄兴”、“讼不可长”。记载于《吕氏春秋·离谓》中的“邓析事件”就是中国最早的贱讼证据之一。

摘要：法律观念是影响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后，国际法在我国国内各领域的作用日趋明显。以WTO为代表的国际法背景对人们传统法律观念影响深远，我们应当形成一种全面、科学的现代法律观念，以适应国家现代法治建设需要。

关键词：WTO；国际法环境；法律观念

问题的提出

随着WTO有关规则在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具体适用，有关WTO规则对中国经济运行和法律制度的影响也得到进一步的关注———有关“TRIPS协定对侵犯知识产权罪的影响”、“TRIMS协议与我国外贸管制政策”以及“WTO反倾销守则与我国的司法审判”等问题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在这种全国上下普遍性地关注WTO过程中，有两个问题似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其一是WTO规则对我国具有明确的并且是不容怀疑的法律效力，它们必须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和遵守；其二是我国国内现行法律制度中有相当一部分规定与WTO规则存在不一致甚至相冲突的内容。为了不成为世界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被告或者败诉方，我们必须对相关法律规定进行修改甚至加以撤消和废止。（这些相关法律性规定所调整的对象与WTO相同，而且这种种相关规定不仅仅涉及传统法律，还广泛包括政策、行政措施等规范性文件）WTO规则是一种外来的、基于某些原因我们必须承认和接受的制度和规则体系。由于规则体制和解决纠纷机制的不同，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认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入世有风险”──这种风险来源于我们对于这种外来制度的陌生和不熟悉，来源于国内现行法律制度和市场运行状况与这种外来制度的不适应。因此避免风险的有效方法就在于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程度地熟悉这种外来制度并相应改变国内现行法律性规范的相关内容。

当一种法律制度如WTO规则采用一种铺天盖地式的政策宣传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尽管对于普及WTO知识和贯彻落实WTO规则具有十分明显的效应，但问题的另一方面却往往被掩盖起来而难以被察觉：比如WTO规则为什么可以并且必须在我国发生法律效力？为什么要求中国国内法律制度必须比照WTO规则进行修改、撤消或者废止而不是相反？WTO规则为什么在中国必须全部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和遵守？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实际影响到WTO规则在中国国内真正正常的运行。尽管实践中在某些方面人们的行为会对WTO规则做出“让步”，但这种“法律的适用”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类似于一种强力的压制（这种强制更多表现为经济竞争的激烈和个人或者组织生存环境的恶化），因此这种方式的WTO规则适用就可能出现异常，在不同时间或者不同地区人们由于习惯性行为可能导致对适用（贯彻和执行）WTO规则的抵触和反弹。换言之，在目前大力宣传WTO规则氛围中，人们并没有真正理解WTO规则，没有用一种现代法律观念考察WTO规则，更没有认识到“入世”过程的最终完成，实际上已经在我们熟悉的中国法制度与中国法观念中设置了一种国内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等整个国内法治环节都必须关注并加以适应的国际法背景。当人们还在以一种熟悉的国内法律意识看待WTO规则时，上述问题就很难得到有效解决──这是潜在的另一类“入世风险”，应当引起理论的认真考察。

法律及其相关观念的演变

执行难”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执行难不仅弱化了司法权威，而且会导致该地区信用的丧失，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而执行难则动摇了这一基石，使该地区的作用水平降低，交易风险提高，从而使投资者望而却步，形成外资引不进，内资激不活的尴尬局面。所以，执行难不仅是法院所要面临的难题，而且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过去几年来，各级法院采取了诸如“专项执行”、“集中执行”等各种措施来清理积案，虽然执结了一批案件，但是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问题，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11月8日党中央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切实解决执行难问题。为此，各级法院相继设方了执行局，为解决执行难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载体。然而，从执行局的运行来看，执行难虽得到一定程序的缓解，但病根并未彻底根除，当事人仍将法院和法官作为执行不能的罪魁祸首，加以责难，究其原因，是当事人在思想深处不自觉地将交易风险通过审判转嫁给执行法院。因此，树立执行程序价值，改变错误执行观念是解决执行难的重要突破口。

人民法院审理有给坟内容的法律文书生效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给付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强制执行，使案件进入了执行程序，但是无论从法律规定还是市场规律，都不能强求人民法院必须无条件实现其债权。首先，有的执行案件在审判环节就已知道难以执行或不能执行。但是人民法院必须依法立案受理，走完审判程序，绝不能因为不能执行或难以执行而不予受理。其次，人民法院执行工作面对新时期社会、经济的诸多矛盾和不同主体的讼争，尤其是执行工作普遍存在的被执行人难找、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使得一些案件很难或无法执行。第三，经营者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进行商贸活动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绝不能说经法院裁决，其风险就转嫁给法院，法院一旦执行不了，就被谴责“空词自判”“法律白条”“执行不利”，债权能否最终实现，最根本的因素在于债务人有无履行能力，而不是法院如何去执行，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是依据《民事诉讼法》规定行使强制措施，是法律赋予的权力，并不是义务。同时，这种权力的行使是有严格程序来加以限制的，不能无故随当事人的意志而行之，更不能充当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脚力。

解决执行难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系统工程，是需要整个社会理解和支持才能完成的。当前，克服执行难，除了人民法院要加大执行力度和提高执行法官自身素质之外，重点还在于更新以往陈旧的执行观念，树立公正的执行程序意识，具体体现如下：

一、发挥审判程序职能作用，为执行程序提供有利的前提条件

审判程序是执行程序的前提和基础，执行程序是审判程序的继续和完善。由此，看出二者是密切联系的，充分运用审判程序的职能作用，正确引导债权人主张权利，及时采取保全措施先予执行，给以后的执行工作打下良好基础，避免重复劳动，有效遏制各种逃债、躲债行为，有利于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然而现实是：在审判阶段，该做疏导工作的未做，该保全的未保全，而是就案办案，没有全局意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弱化了司法权威，从而错过了案件圆满解决的时机。

摘要：现代人类社会的文明指针是法治，它也是当代中国的价值追求，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备条件。法律是需要全体公民一起用真心拥护的，所以培养全体人民的法治观念是很有必要的。培养高职学生法治观念不光是全体公民法治观念培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是中国现在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目标。我们国家目前需要让全民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让高职学生深刻理解和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因此目前高职法律课教学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培养高职学生的法治观念。

关键词：法律课；高职；法治观念

一、高职法律课教学中培养学生法治观念面临的问题

（一）高职法律课的现状。高职法律课是培养学生法治观念最基本的课程，是公共基础必修课程，以全面发展学生能力为目的。现在中国高职对于法律课教学方面的重视度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是目前学生法治观念培养存在的问题已经慢慢凸显出来。高职院校应该将法律课作为公共课，不能当成选修课，法律课的人数不能太多，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保证教学的质量和效果，教师也能够对学生进行更好的管理。对于考试也需要采用闭卷的方式，让学生对法律课程引起重视，这样才能改变学生对于法律课的态度，并且形成主动学习的意识。（二）培养高职学生法治观念面临的问题。首先，我国对于高职学生的法治观念的培养研究缺乏一定的创新和实证性，现在的调查研究内容主要是了解学生对于一部分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和法律的思维状态，这样的情况是不能正确反映目前高职学生法治观念培养的状况的。其次，高职学生毕业后要适应比较高层次的从业要求，要有一定的技术和创新能力，所以高职法律课关于高职学生法制观念的培养还需要改进，需要重视学生自身的特点，高职法律课教学的研究在内容和形式上都需要提升。

二、高职法律课培养学生法治观念的方法

首先，需要改变一些传统教学方法，要实现以解决问题和完成任务为主要内容的教学，这样可以使学生有良好的积极学习的状态，而且每一位参与的学生都能利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来解决问题甚至提供方案。在制定任务时一定要有丰富的生活来源，有针对性和代表性，贴近学生的生活，让生活与教学内容相结合。教师也需要对学生展示的内容进行评议，对于好的案例则可以收集整理。其次，还可以使用情境教学法，这种方式具备生动性、趣味性以及直观性，能够激发学生积极参与，提高学习的兴趣。在这个过程中，教师还可以及时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及时控制教学进度以及增强教学的效果，对于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是非常有帮助的。

关键词：法律意识毕业生劳动权益择业就业

摘要：毕业生在择业就业过程中劳动权益受到侵害，其主要原因就是因缺乏维权意识、合同意识、平等意识及法制意识这四种基本的法律意识。文章通过对四种法律意识的分析解读，剖析出其中所蕴涵的各种法律权利内容.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的择业就业劳动权益问题越来越受关注，毕业生一边整天怀揣简历高喊就业压力大、工作不好找，另一边却频繁跳槽、动辄“毁约”，这些现象的背后一方面折射出用人单位与毕业生之间比较紧张的劳动关系，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毕业生在择业就业过程中缺乏法律意识。这里讨论的择业就业劳动权益是指有劳动能力的毕业生在择业就业与劳动关系建立、存续过程中自由支配自身劳动力，并要求国家、社会与用人单位为其提供公平对待、体面就业、和谐发展的权利。

一、毕业生择业就业缺乏的四种法律意识

毕业生在择业就业过程中应具备维权意识、合同意识、平等意识及法制意识这四种基本的法律意识。但在实践中，毕业生表现出来的以上四方面的法律意识却不尽如人意。

(一)维权意识淡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