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风险范文10篇

一、企业设立阶段因企业组织形式不规范导致风险

企业组织形式有多种：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等等，分别受《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的调整，民营企业投资人因为不了解各种组织形式各自的法律特征，常常导致投资人认识与法律规范之间的错位，因而产生始料不及的纠纷和法律风险。

实践中常见的有：

1、实际上是合伙企业，投资人却误以为设立和经营的是公司。导致合伙人之间对权利认知错位，合伙人对外无限责任与有限责任的认识错位。

2、自以为设立和经营的是有限公司，实际上是个人独资企业。“夫妻公司”“父子公司”以及新公司法实施后的“一人公司”是实践中常见的民营企业组织形式。投资人误以为“公司是我的，公司的财产也就是我的”，经营中将公司财产与家庭或个人财产混为一体，结果对外发生纠纷的时候可能招致公司人格的丧失，失去“有限责任”的保护，《公司法》第六十四条就明确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3、“影子”公司

摘要:文莱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也是与我国投资发展关系密切的东盟国家之一，随着每年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召开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发展，我国与文莱的双边投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近年来，文莱国内的投资环境好，相继出台许多鼓励外商投资的政策法规，而我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向东盟国家投资，对文莱的投资也日益增加。

关键词:对外投资;投资风险;一带一路;东盟

一、从东道国法律法规本身的层面上

文莱自1888沦为英国的保护国，在此后将近100年的时间里受到英国的控制，直到1988年才宣布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后又加入了东盟。由于这个历史原因，所以文莱在法律制度上受英美法系影响较深。2001年文莱政府颁布了《外商投资法》，鼓励外商投资，此后我国与文莱的经济交往才开始频繁起来，加之“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文莱作为其中重要的沿线国家，双边经济交往将会更加密切。由于文莱与我国经济制度、法律体系不尽相同，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可能会有因为对东道国法律制度了解不明确而遭遇到投资风险，不同的投资者可能会遇到不同的风险，要熟悉掌握东道国的法律制度，才能更好的规避风险。立法上，由于历史原因，文莱受英国法的影响至今，文莱国内没有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体系，文莱政府规定可以直接用英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来代替某些缺位的部门法(如招投标领域的部门法)。这种规定只能作为临时的办法来解决燃眉之急，却不是一个长久之计。作为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制定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对国家经济、政治、外交等对外平等交往的基础;此外，文莱法律法规的透明化程度不高，通过对文莱政府门户网站的访问，除了BEDB(文莱经济发展局)对公布了2001年《投资促进法》的解读的形式以外，其他的政府部门的网站上均没有对相关的法律公布或者解释，并且在其他有关东盟法律的网站中，除文莱之外的东盟九国的法律均能得到相应的查询，唯独没有文莱的相关法律法律法规。这就使得外国投资者无法准确了解到东道国国内法的相关规定，既不利于外国投资者对文莱开展投资业务，也对文莱国内引进投资造成了阻碍。文莱国内虽然设有立法会，由其实施审议立法的权力，但由于文莱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有时候宗教的权力甚至大于法律，所以，立法会更多时候并不享有真正的实权，法律法规最终的颁布和执行均由国王苏丹决定，立法会议长也由苏丹任命。文莱宪法规定，苏丹为国家元首和宗教领袖，拥有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全部国家权力。2004年文莱又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更是赋予国王了无须经立法会同意而自行颁布紧急法令等法令的权利。执法上，文莱与马来西亚都是深受伊斯兰教影响的君主立宪制国家，但不同的是，文莱是君主专制国家，文莱的国王苏丹兼具国家元首和宗教领袖双重身份，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目前文莱国内许多法律法规都是以苏丹的政令、文件等形式予以解释实施，并没有出台明确具体的相关法律法规实施细则，可以说完全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这种政令、文件等最大的缺点就是完全体现统治者的好恶，可能会朝令夕改稳定性差。执法程序缺乏明确完整的流程，执法程序复杂、冗长。目前世界各国都认可和平与发展这个主题，不论是何种政体的国家都在谋求经济发展，所以尽管文莱有复杂的宗教背景，法律往往也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但是统治者的主观意志影响法律也是很多君主专制国家的通病，在这种政体下，通常法律的执行也不能得到有力的监督。司法上，文莱苏丹集财政、军事、立法大权于一身，最高法院首法官和总检察长由苏丹任命。文莱司法体系以英国习惯法为基础。一般刑事案件在推事庭或中级法院审理，较严重的案件由高级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最终可上诉至英国枢密院。最高法院由上诉法院和高级法院组成。①文莱实行两套平行的司法体制，即世俗法律与伊斯兰法律。伊斯兰法庭，处理违反伊斯兰教义的案件。文莱自2014年5月起正式开始分阶段实施伊斯兰刑法，至2016年仍处于处理普通案件的第一阶段。总检察署审查通过伊斯兰刑事诉讼法一年后进入第二阶段。这两套法律互相平行，相互独立。文莱的法院体系包括最高法院、地方法院、土著法院及宗教法院②，宗教法院即伊斯兰法庭，与最高法院同等地位。文莱虽然在1971年取得了司法独立，但是根据文莱与英国之间的司法安排，1995年1月31日起，文莱上诉庭取代英国枢密院成为形式案件最终上诉庭，但是民事案件仍可以继续上诉到英国枢密院，而东盟其他曾被英国殖民统治的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近年来已废除枢密院的终审权③，这体现出文莱的司法诉讼管辖权在某种程度上依旧未完全脱离英国的控制，并未完整的拥有独立的司法主权。此外，在文莱的许多地区，伊斯兰教法代替普通民法成为断案的依据。④这体现了宗教法律在文莱司法活动中的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文莱独立以来，文莱苏丹积极参与国内外事务，推行多项改革，着力扭转国内单一经济模式，文莱政局稳定，并未出现因苏丹独掌大权而导致的政局动荡问题。随着全球民主化生活方式的普及，治国理念向宪政转变，文莱的经济、政治也逐渐向好发展，但是也要警惕因政治动荡引起的法律风险(如印尼、菲律宾的历史上出现的独裁统治时期⑤)。

二、从投资者自身的层面上

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宗教背景和国情，中国与文莱是在以上这些方面均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中国的投资者对文莱的投资首先要熟悉文莱的国内法，尤其是关于外商投资的法律制度，了解文莱的政治制度，预设可能会遇到的法律风险，如环保、劳务、合同纠纷、知识产权等方面的风险。引发这些风险的原因可能是投资者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调查不够全面、或者在某些领域(譬如宗教、生活习俗)等方面了解的不够深入。因此，控制与防范这些法律风险在对外投资中显得尤为重要。(一)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调查。了解不够深入、详细尽管文莱在加入东盟之后在对外经济、外交等方面也日渐活跃，但相较于其他东盟九国来说，投资者对文莱的了解依旧很少，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之前，我国很少有企业在文莱投资。一方面是因为文莱政教合一的政治背景复杂，担心其政策法规不够稳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其他国家积极的引进外资的政策使很多投资者忽略了文莱。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我国企业纷纷“走出去”，进行对外投资，近年来，投资者们的投资大多都集中在能源领域，而文莱在能源资源方面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文莱已探明原油储量为14亿桶，天然气储量为3900亿立方米⑥。但一般的能源投资最大的缺陷就是投资周期长，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合作，要签订长达十几年的合同，所以这种能源投资与其他投资相比遭遇政权动荡的风险更大。正式因为文莱长期以来的君主专制政体，苏丹长期以来都作为国家元首和宗教首领，政权相对于其他宗教国家来说更加稳定，而且苏丹政府管理国家以来，很少出现国王独断专行的行为。(二)处理外籍劳工的劳务合同问题。文莱国土面积小，且国内岛屿众多，多为山地，平原面积少。所以文莱人口较少，本地劳动力更是十分短缺，因此在文莱开展投资尤其是能源方面的投资需要劳动力数量众多，巨大的用工缺口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般在文莱进行投资的外商，通常会雇佣文莱周边国家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外籍劳工，中国本就是一个劳动力密集的国家，所以，中国投资者通常也会从本国招募劳工前往东道国进行工作。但是，文莱劳工局对用工的程序规定非常严格且复杂:外资企业如需雇佣本地劳工，需要开展必备的劳动技能培训;如果雇佣外籍劳工，还需要向文莱劳工局申请工作准证，申请的规定也很严格，近些年来，当地陆续出现了一些律师事务所专门帮助外国投资者处理雇佣劳工方面的事宜。在劳务合同纠纷方面，一般都是发生在投资者与外籍劳工之间，每个国家的劳工拥有不同薪酬待遇，除非合同明文规定，否则此类的相关纠纷;还有投资者与本国劳工之间的纠纷，大多是因为劳工在工作完成回国之后工资还不能及时支付等问题。

[摘要]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金融领域科技的应用与创新变得频繁，其大规模革新金融业态的同时，不仅存在潜在的非系统性安全风险，也存在着引发系统性安全风险的诱因。金融科技独有的特征引发金融法律规范规制的滞后性、金融监管机构职权难以划分、传统监管手段落后等监管难题。因此，改变传统监管理念、革新监管技术、界定各监管机构职责，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一方面，能够鼓励金融科技的全面应用与创新；另一方面，能够有效地防控风险、塑造金融科技市场良好的监管和投资环境。

[关键词]金融科技；监管体系；风险防控；监管职权

近年来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信息科技与金融的融合，对推动普惠金融以及金融生态革新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金融科技是“互联网+金融”深层次发展模式，其定义为由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前沿技术带动，对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服务业务供给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兴业务模式、新技术应用、新产品服务等。金融科技并不能规避传统金融风险，甚至可能增加传统金融风险的可能性，这取决于其是否能够在监管体制下合法合规运行，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金融科技下传统金融风险的新特征以及金融科技的监管难点，从而通过法律手段构建一种更为高效有序的监管新生态。

一、金融科技风险及其监管的必要性

（一）金融科技风险。金融科技在对传统的金融发展模式造成颠覆性的革命的同时，其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模式，不可避免也存在着诸如违约风险、违法违规风险、操作失误风险等安全风险。1.违约风险。在传统的金融发展模式中，信用风险是最为常规的金融安全风险，其本质上是一种违约风险，是交易双方或者其中一方可能存在的违约行为造成损失的可能性。金融科技依托的主要还是传统的金融市场，因此证券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等传统金融市场的信用风险无一例外地会导向金融科技市场，并且基于金融科技市场的技术优势，传统金融市场的风险波动会以更快的速度传导至金融科技市场，然而与传统金融市场不同的是，金融科技市场具有的交易双方对信用风险的防范经验十分有限、信用评估缺乏计量标准等特征，导致金融科技市场的潜在的信用风险高于传统金融市场。2.违法违规风险。金融科技背景下，从金融机构的监管方面来说，不论是传统的金融机构还是诸如“支付宝、微信”等这类互联网金融企业，其提供的金融产品或者服务都发生了全方面的变革。一个金融产品或者服务可能同时涉及多个金融领域，这意味着可能同时受到数个甚至数十个法律规范的制约。当前我国金融法律规范已经十分繁杂，从私人信息安全的角度来说，即便是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其本质都还是在互联网技术基础上的深层次发展，并且信息数据存量巨大，因此互联网存在的不法分子窃取或者利用泄露的个人信息从事违法犯罪的问题将会更加严重；从刑事法律方面来说，金融科技应用使得相关企业营业场所虚拟化、营业时间自由化、金融产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神秘化，跨境、跨区域犯罪活动更加频繁，加大公安机关对金融犯罪的稽查难度。3.操作失误风险。首先，金融科技创新应用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是超前的，多数的投资者不具有专门知识评估金融科技应用下的风险评估能力，轻信金融产品或者服务提供者的宣传或者劝说而进行投资，进行与其风险负担能力不相符合的操作；其次，金融科技应用企业自身也会存在潜在的操作风险，一方面，金融科技应用涉及领域广泛；另一方面，金融科技风险预测难度大，企业自身的规章制度、风险应对机制、内部组织机构等方面可能不足以应对风险。（二）金融科技法律监管的必要性。1.警惕金融科技系统性风险。宏观层面上的金融风险，亦即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指一个金融机构（一般是业务范围广、内部风险防控能力不足或者难以监管的金融机构）陷入危机，引起金融市场恐慌，如蝴蝶效应式地冲击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秩序。金融科技依托技术创新，形成了一种新的金融业态。新的金融业态下，金融机构具备四个引起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因素。①其一，与传统金融机构关系密切。以支付宝这类电子钱包为例，其以高于一般银行同期存款利率吸引公众将存款存入余额宝作为货币市场基金，再通过传统的金融机构进行投资取得收益，其事实上成为金融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其二，这类电子钱包的规模也不容小觑，根据根据天弘余额宝货币市场基金2018年年度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天弘余额宝规模为1.13万亿元，共为投资者赚取收益509亿元，平均每天赚1.39亿元，持有人户数为5.88亿户。②其三，单个金融机构的脆弱性，这类电子钱包背后往往只存在一个大型母公司支持（里巴巴、腾讯），一旦母公司出现财务危机，可能会引起相关金融机构或者投资者的恐慌，即便母公司实力强劲，但基于企业营利性，其所采取的措施也会更多的倾向于保护自身利益，置投资者利益于不顾。其四，信息不对称，绝大多数金融科技机构的信息不透明，其并不需要像传统金融机构那样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导致监管者和投资者并不能准确获取信息。在当前金融科技企业尚未被列入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的范围的情况下，存在着威胁整个金融市场安全的可能性。2.减少金融科技市场大规模的消费者不理智行为。金融科技创新产品的专业性与复杂性程度更高，虽然产品或者业务的提供者多是依据大数据系统对用户日常投资习惯向其提供相应的金融产品，但其多不会对用户信用或者资产信息进行实质性审查，因此客户可能误判己身的实际投资能力。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投资者不理智行为将会蔓延至整个金融市场，不利于金融市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3.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是金融科技应用的根本出路。金融科技的产生和发展是技术进步的必然趋势，金融科技应用是推动金融业态革新的重要动力，但金融科技是一把双刃剑，运用不当则会引发一系列的金融风险和问题，而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完善金融科技应用和发展的体制机制，是确保金融科技良性应用的根本出路。以美国为例，在全球众筹融资份额中美国占据主要部分，是世界上众筹之典范，降低了融资门槛，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大学生以及中低收入人群塑造了良好的创业环境，这得益于美国互联网金融纳入现有的法律框架内进行监管，一是立法上明确现存的金融行为规制法律适用于互联网金融企业，并通过JOBS法案和SEC众筹细则做出专门的规定；二是执法上明确多部门分工联合监管，建立部门沟通与协调机制。③而在金融科技背景下，我国金融科技产业潜力十足，根据2018年中国金融科技高峰论坛上的《中国金融科技行业报告》显示，中国金融科技市场规模300亿元，只有美国的13%，中国金融科技市场还有4倍成长空间。因此，抓住新一轮的金融发展机遇，提高我国的金融市场竞争力，实现金融业的弯道超车，建立金融科技监管体系已经迫在眉睫。

二、金融科技监管的难点

摘要：企业在运营发展过程中离不开合同的签署，但在合同签署、执行、转换、结束等一系列流程中始终面临着法律风险，这些法律风险具有广泛性、无法避免性、后果严重性等特性，必然会对合同一方造成较大损害。企业为了减小甚至防止出现合同法律风险，往往会聘请法律顾问进行针对性的工作，从而保证合同能够有效执行，因此法律顾问对于防控企业合同法律风险非常关键。本文主要阐述了法律顾问在企业合同法律风险防范中的作用，希望能够对相关专业人士有所帮助。

关键词：法律顾问；合同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企业；风险影响

企业的健康发展是建立在相互合作、有序健康合作环境之下的，企业快速发展是因为企业之间合作存在信任基础，企业间的合作主要是通过合同的方式展现双方间的信任，所以合同对于企业之间的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企业必须加强合同正规性、合法性的监控，最大限度避免后续合作中的利益纠纷，这就需要借助法律顾问的专业性进行把控。在企业合同签订和执行过程中需要法律顾问进行严格把关，对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进行分析并排除，从而确保企业合同可以高质量、顺利地执行，为企业健康发展打好基础。

1企业合同法律风险概述

(1)企业合同法律风险。企业合同法律风险指的是合同双方所签订的合同存在一定缺陷，同时在法律程序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漏洞，从而造成在合同签订及执行过程中双方没能达成一致而形成利益矛盾。(2)企业合同法律风险特征。无论哪种类型的风险普遍都具有偶然性、客观性、不定性等特点，对于企业的合同法律风险来说，除具有普遍特性之外，还具有如下几方面特征：第一，广泛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同类型的商品越来越多，市场上生产经营的项目越发广泛。但无论何种行业在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都要签订合同，无论是在人力、资历还是发展方面，通过有效的合同签订不但可以展现出企业的合规性，也能够体现出企业的诚信度。第二，不可避免性。之所以会出现企业合同法律风险，除了受到签署的人员对于法律知识不够了解的影响外，也会受到各种外部因素(如社会环境的变化)的影响，同时也可能由于企业受到合同法律风险形成的不确定负面后果而形成。但对于此种问题企业是无法规避的，更多是在签署合同、执行合同过程中进行防范，从而减小企业损失[1]。(3)企业合同法律风险对企业的重要性。第一，合同法律风险直接影响企业发展。一旦企业所签合同存在较大法律风险，对于所签合同具体执行必然造成影响，无法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直接影响企业经济效益，从而影响到企业的健康稳定发展[2]。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之所以双方要签订企业合同，主要目的在于对企业执行项目间的合作进行责任分配，从而确保合同双方的正常权利和收益。如果合同不完善、存在法律风险，那么必然会给合同存在漏洞的一方造成经济损失，进而会对所签合同的项目效益造成影响，严重情况下甚至会造成合同执行项目亏损；另一方面，合同的签订是企业持续性发展的基础，因此，企业合同签订会对企业发展造成直接影响。不论合同项目规模如何，一旦企业合同存在法律风险都会对项目运营效益造成影响。如果合作项目规模较大，那么必然会对企业造成更大影响，尤其是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企业来说，一旦企业合同存在法律风险，更是会对企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严重情况下甚至会直接造成企业的破产[3]。第二，企业合同法律风险防范的必要性。近些年，企业加大了内部管控力度，相应管理机制逐渐完善，各方面的法律法规也愈发健全，相关政府部门加强了企业制度、法律法规等方面的监管。企业合同签订事项已经并非简单的激发企业经济活力，同时也受到社会各方的关注，关系到企业和社会的发展，所以企业一定要在合同签署、执行过程中进一步提升法律风险的防范意识。

2法律顾问在企业合同法律风险防范中的作用

【摘要】技术的背后是传播权力的扩张，算法型信息分发的迅猛发展，在逻辑维度、主体维度、内容维度以及功能维度给用户带来了隐私风险。网络平台以迎合受众需求、追逐商业价值为出发点，有可能会违背现有法律规定，或是利用法律制度的漏洞和缺陷，规避法律责任。明确网络平台对用户个人敏感信息保护、信息内容服务、算法治理的法律责任，以及增强法律对用户权利的赋予和限制，有助于防范算法型分发带来的隐私风险，实现保护信息产业发展与个人隐私权保护的平衡。

【关键词】算法型信息分发；隐私；法律对策

智能传播时代算法分发技术在新闻业中的应用，给新闻生产带来深刻变革和广泛影响。算法型信息分发的发展与变化是一种重塑传播规则、改变人们认知的全新制度设计，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维度上：逻辑维度、主体维度、内容维度、功能维度。①算法在新闻生产中产生算法风险，其中以数据的收集、处理为基础的算法造成用户隐私风险的显著提升。提高法律的适应性，应尽快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对隐私权保护的问题进行回应，明晰网络平台的法律责任，实现大数据产业发展和公民权利保护的平衡。

一、算法型信息分发带来的隐私风险

第一，在逻辑维度上，算法智能化效果的提升实现深层监控，披露整合型隐私。算法分发以建立在个人数据收集基础之上的算法生产为前提。当前，伴随万物皆媒时代的到来，信息将被从更多空间、时间维度上获取，不仅数据收集的体量显著增加，而且深层监控得以实现，很多全新领域的数据包括一些极为隐秘的个人数据也将被收集。例如，基于传感器等技术的发展，能够监测用户生理层面的信息。一方面，信息的全面收集并不区分个人敏感信息，许多敏感信息是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收集的，收集的范围用户不得而知。用户也不知道被收集的信息是否再次流转，如果被流转的信息缺乏有效保护，将进一步增加用户隐私泄露的风险。另一方面，伴随算法模型的智能化升级，对个人数据的全面收集将产生整合型隐私。伴随算法系统运行效果的精确化，算力在广度、深度和准确度方面都在不断提升，单一信息的采集也许并不泄露隐私，但是从海量信息中进行深度挖掘的个人数据，在结构再结构化之后就能够产生整合型隐私，个人隐私信息面临泄露危险。第二，在主体维度上，提供个性化服务的算法模糊公私领域界限，增强隐私风险。智能环境下，无论OGC、PGC，还是UGC、MGC，“它们都将成为网络传播节点，彼此互联互通，构建出分布广泛的网络界面”，②算法技术独立或以人机协作方式侵入私人空间。一是网民以让渡空间隐私权的方式，助力网络企业进入私人空间。空间隐私权是隐私保护的重要内容。而算法以在私密性场景中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的方式满足用户需求，但用户必须同意企业收集社交空间的个人信息才能获取服务。例如，以关联用户微博的连接方式推送个性化新闻，这就给网络服务商进入私人领域提供了机会，造成私人空间隐秘性受到破坏的风险系数上升。二是用户需求的扩容增强隐私信息披露的风险。用户为获取信息服务，愿意主动上传、个人信息，甚至一些用户出于博取眼球、换取经济利益的考虑出让隐私权。而网络企业对社交平台的个人碎片化信息的分析，能够轻易获知信息主体的价值观、政治倾向、兴趣爱好、家庭工作情况、亲友信息等私密信息，造成个人隐私的泄露。部分企业的算法推荐系统为了更深层地洞察用户需求，会提取个人通讯录、手机图片、视频等信息。这部分敏感信息一旦因网民进入公共空间将转化为公共信息，而由于信息主体对其微弱的控制能力，极易导致用户的隐私权益受损。第三，在内容维度上，算法加剧舆论危机产生的风险并诱发舆论暴力。在时空社会学学者看来，一段时间内被嵌入的与网络热点事件相关的信息与事件数量越多，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依赖则随之增加，事件同步的必要程度也会越大。③由此，网络空间充斥着大量情感因素的数据，用户基于某一网络事件的情感共鸣极易致使涉事主体受到高关注度，产生舆论危机。同时，个体面对海量的信息，很难具备有效处理和筛选的能力，因而会自发地将自己关注的主题与内容向一部分具有专业话语权、有影响力的人或组织靠近。④这就给媒体公司利用话语权的优势通过算法设置议程，推送偏向性信息，影响甚至操纵舆论提供了机会。媒体公司基于追逐商业利益目的，直接推送包含涉事主体隐私的信息，或是在算法技术的支撑下推送低俗甚至虚假信息，致使标题党现象泛滥。这都促进了信息内容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异”，对涉事主体的隐私构成二次伤害。伴随舆论危机的爆发，涉事主体的隐私成为公共讨论的议题，网民对隐私信息的大量补充性供给甚至可能演化为舆论暴力。更为严重的是，伴随用户的参与能力以及体验感的增强，网络暴力的危害性也会进一步增强。一方面智能化加工技术使网民能够以修改个人隐私的方式对信息主体进行丑化，尤其是深度伪造技术，这一旦被别有用心之人用于报复，将对信息主体产生严重侵害。另一方面虚拟的网络平台成为对网民产生切实影响的环境，大量适配多样化的场景、沉浸式体验等情感带入强的信息传播增强了用户体验，模糊了虚拟和现实之间的界限。通过这个自由创作与互动反思的过程，受众建构起由符号表征所延伸的自我，沉浸在现实场景和虚拟场景之间不断转换。真实的传统疆界逐渐坍塌，虚拟也不断内爆成为生命体验的现实部分。⑤智能化驱动下的内容生产将刺激网民的情绪化表达，加剧网民对涉事主体的娱乐化、戏谑化等非常态化表达，对信息主体构成反复、严重的隐私侵害，对信息主体隐私造成的侵害威力亦显著提升。第四，在功能维度上，算法的预测功能极易侵犯用户隐私权益，损害自主性，甚至产生带有偏见的预测结果，造成隐私侵害后果的不确定性。伴随算法预测成本的降低以及预测能力的增强，个人数据被使用的情况和场合不断增多，企业可以通过多种设备同时采集用户个人数据，预测用户的偏好，进行个性化推送。但这些个性化推送有可能侵犯用户的隐私权益。不仅如此，作为建构人们认识世界的全新系统，虽然算法声称以追求客观描述为目标，但是对于数据的预测和披露受到干预力量的影响，限制了人们的自由意志，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损害了信息主体的人格尊严。数据的选取夹杂着主观判断，算法黑箱中人为程序的植入，导致预测结果并非建立在纯粹客观、中立的基础之上。即使数据的结果是客观真实的，也可能因为观测主体立场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认知。人们更愿意用主观立场，而不是客观事实来判断一个数据预测的真实性，在主观价值介入之后，人们更愿意相信某些数据，而不相信另外一些数据。⑥不论是带有偏见的预测结果还是带有主观立场的预测结果，都压制了我们基于个人自由意志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用户能否察觉，实质上其个人选择都很明显地受到数据预测结果的影响，个人自由意志实际上已经被数据共享的成果所绑架。⑦一旦带有偏见甚至失实的隐私信息被揭露，可能引发歧视，损害个人人格尊严。如果带有偏见的算法被别有用心的人滥用，将可能导致个人身份的污名化，损害信息主体的人格权益。另外，算法预测结果的不确定性加剧了用户隐私披露的风险。从用户单个信息、行为与隐私风险的相关性角度来看，用户难以预料自身的行为或者单个信息将来所产生的隐私侵害后果。例如，一个在脸书上表示喜欢（或不喜欢）“扭扭薯条”的人可能不会料到，这一点竟然会成为对于其智力的预测。⑧智能传播时代，隐私损害后果的滞后性，致使用户对自己创造的数据或是数据使用是否造成隐私泄露风险的预判难以实现，从而削弱了人们的信息自决能力。更何况，由于算法的预测能力基于技术黑箱，预测的结果甚至连企业自身都难以预料，隐私风险也由此进一步加剧。

二、技术霸权与法律规制的缺陷

一、以物抵债的概念及类型

以物抵债是债务清偿的一种重要方式，根据《银行抵债资产管理办法》（财金〔2005〕53号）第7条，以物抵债主要通过协议抵债和法院、仲裁机构裁决抵债两种方式。（一）类型一：协议抵债协议抵债，是指银行与债务人、担保人或第三人协商同意，债务人、担保人或第三人以其拥有所有权或处置权的资产作价，偿还银行债权。简言之，即各方通过自愿签订以物抵债协议来清偿债务，又称为合意的以物抵债。根据设立时间的不同，以物抵债协议可以进一步分为债务履行期届满前的以物抵债与债务履行期届满后的以物抵债：前者是指债权人与债务人在债务尚未到履行期之前约定以某物（如抵押物、质押物等）来抵偿将来某一时间到期的债务，后者是指债权人与债务人在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后、债务人无法偿还债务时，约定以某物来抵偿债务。由于债务尚未进入履行期间就约定债务人的财产尤其是抵押物归属于债权人，极易损害债务人的合法权益，造成双方权利义务失衡，故《物权法》第211条对流质情形作了明确禁止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于债务履行期届满前达成的以物抵债也往往被认定为构成流质而无效。债务履行期届满后的以物抵债则不存在流质风险。（二）类型二：法院、仲裁机构裁决抵债以物抵债的另一种常见情形是法院、仲裁机构裁决抵债，即通过诉讼或仲裁程序，由终结的裁决文书确定债务人、担保人或第三人拥有所有权或处置权的资产，用来抵偿银行债权。该种方式又称为强制的以物抵债，通常包括两种情形：1.不经拍卖、变卖的以物抵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简称《2015民诉法解释》）第491条，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且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2.拍卖、变卖失败后的以物抵债。法院在拍卖流拍或者变卖的财产无人应买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6号），经取得申请执行人同意，将该财产交给申请执行人抵债。根据《物权法》与《2015民诉法解释》，债权人（申请执行人）在法院以物抵债裁定生效时取得抵债资产的所有权。与协议抵债相比，法院、仲裁机构裁决抵债的优势主要在于债权人可以依据法院裁定书直接办理登记手续，并且能够以所有人的身份对抗债务人事后的反悔以及第三人的相关权利主张，较好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利。不过，办理抵债资产的过户登记手续仍然是之后处置该抵债资产的前提。也就是说，法院、仲裁机构裁决抵债并不具有节省税费的功能。

二、以物抵债协议的司法认定及重大

争议法院、仲裁机构裁决抵债具有较为明确的立法依据，在司法实践中争议不大。与之不同，因法律法规缺失，协议抵债的性质、效力等在司法实务中并不明确，突出体现在，关于以物抵债协议的成立生效是否以当事人实际履行作为前提，目前司法裁判存在重大分歧。（一）要物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许多司法判例认为，以物抵债协议的成立必须以实际履行完毕为要件，如果当事人订立以物抵债协议之后没有实际履行，如动产没有交付或者不动产没有办理过户登记，则以物抵债协议不能成立，债权人诉至法院要求债务人、担保人或第三人（统称抵债人）履行以物抵债协议的，法院应当裁定驳回诉讼请求。此观点固守以物抵债的代物清偿属性，将债权人实际受领他种给付作为成立要件，可以称作“要物说”。代物清偿是指以其他给付替代原给付，从而使债权消灭的债权人与给付人之间的合同。无论是在德国民法典还是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中，代物清偿均被规定为要物合同。最高人民法院在2011年11月30日作出的“成都市国土资源局武侯分局与招商（蛇口）成都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成都港招实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海南民丰科技实业开发总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判决书中指出，“代物清偿作为清偿债务的方法之一，是以他种给付替代原定给付的清偿，以债权人等有受领权的人现实地受领给付为生效条件，在新债务未履行前，原债务并不消灭，当新债务履行后，原债务同时消灭。”该案涉及以物抵债的情形，于2012年被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吸纳为指导案例，摘要部分明确指出以物抵债即代物清偿，属于要物合同，没有交付标的物则合同不成立。该指导案例对地方司法审判产生了重要影响。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发表《债务清偿期届满后当事人间达成以物抵债协议但未履行物权转移手续，该协议效力如何确定》一文，再次强调未履行的以物抵债协议不能诉请法院强制履行：“债务清偿期届满后当事人达成以物抵债协议，在尚未办理物权转移手续前，债务人后悔不履行抵债协议，债权人要求继续履行抵债协议或要求确认所抵之物的所有权归自己的，人民法院应驳回其诉讼请求。”其他类似的案件还有辽宁容川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与沈阳万宝物资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民提字第98号）、四川成都天一集团公司诉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债务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2）民二终字第104号）等。（二）诺成说。要物说要求实际履行才承认以物抵债协议的效力，能够防止债务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然而，该说也有不合理之处，主要体现在，以物抵债协议是双方基于平等自愿达成的意思合致，基于私法自治和诚实信用原则，抵债人和债权人均应受到协议拘束，而要物说允许抵债人随时反悔，认为以物抵债协议在抵债人不履行约定义务时不成立，债权人无权诉请法院强制执行以物抵债协议，这势必鼓励抵债人恶意违约，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有违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平原则。鉴于此，一些学者及法官开始提出诺成说，主张以物抵债协议自当事人之间达成抵债合意时成立生效，至于协议订立后抵债人是否实际履行他种给付，并不影响以物抵债协议的效力。换言之，以物抵债协议并不以债权人现实地受领抵债资产作为成立或生效要件，只要意思表示真实，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则成立生效。从最近两年的司法动态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开始表现出支持诺成说的倾向。2016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在“通州建总集团有效公司与内蒙古兴华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二审中（（2016）最高法民终484号判决书，简称最高人民法院484号判决），开宗明义地指出：“一般而言，除当事人明确约定外，当事人于债务清偿期届满后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并不以债权人现实地受领抵债物，或取得抵债物所有权、使用权等财产权利，为成立或生效要件。只要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即为有效。”该案审判员还在《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杂志发文阐述以物抵债协议的法理。应当说，最高人民法院对以物抵债协议的态度转向，肯定会对今后相关审判产生一定的影响。不过，考虑到我国并非判例法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对具体个案的审判对各级法院并无强制约束，不能排除各地法院针对类似纠纷作出结果迥异的判决。

三、以物抵债协议如何履行以及能否强制履行

以物抵债协议是当事人就如何清偿债务作出的私法安排，最高人民法院在484号判决中承认协议自当事人达成合意时成立生效，体现出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不过，这并不妨碍当事人在协议中作出不同约定，如果当事人明确约定以物抵债协议仅在债权人现实地受领抵债物时才成立，则从其约定，抵债人没有实际履行抵债义务的，抵债协议不成立。根据协议签订的时点，可以将当事人在债务清偿期届满后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分为执行前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与执行中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由于执行中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属于执行和解协议，可以适用法律法规对执行和解的规定，相关争议较小，故重点讨论执行前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一）执行前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除当事人将现实给付特别约定为合同成立要件的情形外，抵债人是否实际履行，通常不会影响以物抵债协议的成立，这类抵债协议的性质是新债清偿，而非代物清偿。所谓“新债清偿”，是指债权人与债务人就增加一种可选的债务清偿方式而达成的协议，其特征在于，债务人或第三人负担的新债务只是履行旧债务的一种方法，并不是要替代旧债务。也就是说，在新债清偿型以物抵债中，新债务与旧债务同时并存。在实践中，当事人一般约定，债权人在抵债协议约定的新债务履行完毕之前，仍然可以向债务人主张旧债务。当然，即便当事人并无此项约定，前述法理亦可成立。最高人民法院484号判决认为，除非当事人明确约定消灭原有的金钱给付债务，否则，以物抵债协议的性质一般应为新债清偿，即双方当事人另行增加一种清偿债务的履行方式，但不消灭原金钱给付债务；旧债务和新债务处于衔接并存的状态。新旧债务处于并存状态，并不意味着债权人可以同时要求债权人履行新旧两份债务，实际上，债务人只要履行其中一份债务，即可消灭与债权人的全部债权债务关系。问题在于，债权人是否有权任意要求履行新债务或旧债务，还是必须按照一定的先后顺序来主张权利？对此，最高人民法院484号判决没有予以明确，但提出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若新债务届期不履行，致使以物抵债协议目的不能实现的，债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履行旧债务。参与该案审理的法官进一步阐释称：“新债务和旧债务之间存在先后顺序关系，债权人只能先行使新债务的请求权；若新债务届期不履行，或者新债务虽未明确约定履行期，但债务人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新债务的……则债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履行旧债务。”该法官认为新旧债务的履行存在先后顺序。由此而生的另一个问题是，债权人在债务人、担保人或第三人等抵债人不履行抵债协议时，能否提起诉讼要求履行以物抵债协议？该法官认为：“债务人受到新债清偿合同的拘束应当有所限制，即债务人即使在新债清偿合同成立并生效后，也可随时反悔而选择履行旧债务。”这意味着债权人不能要求抵债人必须履行以物抵债协议，而只能在以物抵债协议未得到履行、目的不能实现时，要求债务人和担保人履行旧债务。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代表最高人民法院的主流观点。如果是，则说明以物抵债协议不具有可强制履行的特征。（二）执行中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0条，当事人在执行阶段可以自行和解达成协议，如执行员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且双方签字认可的，成立执行和解。如果其后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由于债权人在执行中与债务人、担保人或者第三人订立的以物抵债协议属于执行和解协议的范畴，因此能够直接适用执行和解相关规定。2018年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执行和解协议的订立、履行及效力作了进一步规范。该司法解释第9条规定：“被执行人一方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也可以就履行执行和解协议向执行法院提起诉讼。”据此，如果被执行人（一般是债务人和担保人）与债权人在执行阶段达成了以物抵债和解协议，事后又拒不执行和解协议的，申请执行人（债权人）享有选择的权利，即可以要求法院执行原生效判决，被执行人须履行原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或者，债权人也可以诉至法院，要求对方当事人履行以物抵债和解协议。综上所述，债权人与抵债人在债务清偿期届满后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只要双方没有明确约定协议仅在债权人现实受领抵债物时才成立，则协议一经签署就成立生效。不过，关于新旧债务的关系问题，需要区分协议的签署时间：其一，对于执行前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债权人一般需要先要求抵债人履行以物抵债协议，如果后者没有履行义务导致以物抵债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则债权人可以向债务人主张旧债务，但债权人能否依据以物抵债协议诉至法院并强制要求抵债人履行新债务，无法从现有法律法规得出结论，最高人民法院有法官倾向于认为不能强制履行。其二，对于执行中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因其属于执行和解协议，依据最新司法解释，债权人在抵债人不履行义务时，有权诉至法院要求抵债人履行以物抵债和解协议，即执行中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具有可强制履行的特征。

摘要：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国有企业所涉及的企业改革、经济、民事以及行政纠纷逐渐增多，国有企业经营所面临的市场与法律风险逐步加大，严重阻碍了我国国有企业的健康长远发展。因此，加强对我国国有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管理，提高企业法律服务水平，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国有企业；法律风险；管理

一、企业法律风险概述

企业法律风险泛指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中可能发生的一切法律风险，如制度风险、诉讼风险、经营决策风险、合同风险、流程风险等。企业法律风险多由于企业法律主体没有依照合同约定或是法律规定来履行义务、行使权力，或是由于企业外部法律发生变化而对企业造成不良法律后果的可能性。

二、国有企业法律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

1.国有企业并购上市以及改制的法律风险

1相关研究论述

20世纪50年代以来，风险管理研究成为企业管理体系中的独立学科。2004年，美国提出了“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系统阐述了企业风险管理内容。企业风险可分为自然风险、商业风险及法律风险，国内企业普遍欠缺法律风险防范意识，据调查统计，中国企业实际投入法律风险防范支出仅有0.02%，仅占美国企业的1/50。近年来，国内企业的风险事件接连发生，反映出我国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意识薄弱。企业法律风险指因行为人做出违法行为导致产生的法律不利后果的可能性，企业内部法律风险可通过企业内部管理进行规避，内部法律风险的合同法律风险占据首要地位。合同法律风险具有独特的表现形式，具有客观存在性、可知性、损失性与可控性的特点，按合同运行的不同阶段，可将企业合同法律风险划分为合同准备阶段的风险、合同履行阶段的法律风险与纠纷阶段的法律风险。合同管理是企业管理中的关键环节，合同管理的成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管理的成败。近年来，我国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市场主体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合同管理成为企业管理中的重要部分。我国企业最大的法律风险皆源于公司的合同管理，很多企业在法律风险防范方面缺乏制度贯彻及法律人才，导致企业面临巨大的法律风险。企业合同管理能兑现企业对市场的承诺，使企业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使企业经营活动与市场接轨，树立企业的品牌形象，提高企业的市场适应能力。企业合同管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管理的核心工作，法律事务部门的合同管理职能包括合同审核、纠纷处理及合同监督。企业合同管理应加强事前的风险防范，发挥监控经营风险作用，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

2企业合同管理风险因素

合同风险包括管理风险与合同法律风险。管理风险是从合同管理的管理职能出发，间接影响合同管理的效果，而法律风险是从合同管理的法律风险防控职能出发，直接影响合同管理的效果。合同管理风险根据公司的调研识别出组织结构风险、人力资源风险、合同业务流程风险等。公司应根据行业行政、市场环境等因素设置合同管理部门。人力资源风险考虑了各层管理人员的纵向方面及其他相关部门的横向方面。合同管理部门是公司与其他公司交易的纽带，此环节存在很多风险。领导重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项目或业务的成败，公司负责人对法律工作的重视能提高公司其他部门的合法运营态度。法律人员队伍建设也会直接影响合同管理的效度。每个企业都有相关的合同管理制度，制定制度是原则性的管理办法，具体操作业务需有规范的流程。管理制度由企业颁布，对整个企业运行效率与结果产生影响，合同管理同样需要整套的制度规制合同管理行为，才能实现企业合同管理规范化。合同业务流程在不同企业有不同规定，合同业务效率是企业合同管理追求的目标之一。合同业务流程最终目标是实现最优管理效果，如财务管理目的是实现资金价值最大化，营销管理目的是实现销售最大化，企业要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各方利益最大化，在操作流程方面应体现出有效性。

3企业合同管理的法律风险防范

合同管理是动态的过程，合同订立阶段需完成双方权利与义务设定等，使合同顺利履行。合同订立阶段如不妥善处理，其产生的风险必然严重影响后续管理环节。合同订立环节风险防范是最有效、最根本的风险防范。在制定合同条款时应充分考虑相关法律风险来源及分布情况，才能避免发生合同纠纷。一些企业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不外聘法律顾问，企业内部未设置相应的法律事务岗位。企业管理的法律意识淡薄，当风险转化为法律纠纷时便无所适从，导致企业面临生存危机。一些企业在合同管理中只注重合同的准备订立签署阶段，忽视了监管合同管理中的履行归档环节，最终导致合同失效。很多企业的合同管理制度不够健全，执行落实不到位，法律部门无法有效对合同执行情况进行监控，导致合同风险防控出现漏洞。合同主体资质审查是合同订立前首要完成的工作，供应商选择不当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运营效益。企业在签订合同前应认真审核供应商主体资格，不过度依赖现有供应商名录信息。约定合同条款对实现合同缔约双方权利与义务具有关键的作用。合同条款是缔约双方意见达成合意的产物，是确定缔约双方权利与义务的重要依据，如果合同调整约定出现问题，则必然会影响合同的成立与生效。合同条款分为合同主要条款及普通条款。合同条款内容包括缔约双方的名称住所、合同标的价款、违约责任、解决方式等方面。一些企业着手制定适合本企业经营发展需要的标准合同文本库，企业标准合同文本是合同当事人事先制定的文本，应用标准合同文本可减轻撰写合同条款的工作负担，保证签订合同条款完备，避免导致企业权益受损。但并非所有标准文本都适用不同的合同，需对合同条款的具体风险进行识别。合同标的是合同法律关系的客体，合同中欠缺标的则合同不成立。合同争议核心往往围绕合同标的开展，标的物所属商标未注明会导致出现产品质量下降的法律风险。标的物品种、规格等约定不明，会产生履行争议的法律风险。在订立合同条款时，应使用规范的全称，避免使用有歧义的词汇。要核实采购标的物是否符合歧义采购计划，避免导致合同目的落空；对合同价款及结算风险，应制定不同的防范措施；对合同标的物单价浮动定价，应确定价格标准，明确浮动范围，避免外部环境等因素导致价格产生较大偏离。合同履行期限是约束合同义务方履行义务的条款，应避免延迟履行合同方造成损失产生的风险，要明确约定履行起止时间。在合同订立时，双方应明确不可抗力的定义范围，事件发生通知义务双方应采取措施防止损失扩大，以减少相应的法律风险。

一、跨国并购过程中的法律风险

1，跨国并购法律风险

概而言之，跨国并购法律风险是指企业在实施跨国并购行为时因违反相关法律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理论上，跨国并购法律风险既可能来自目标企业所在国，也可能来自并购企业所在国，而相对于目标企业所在国的法律制度，并购企业对本国的法律制度更为熟悉，对由此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已有预见，并积累了一定的防范应对此类风险的经验。因此，目标企业所在国的法律更有可能引起风险，并对并购企业造成实质上的经济损失。通常所说的跨国并购法律风险就是指并购企业在实施并购时所面临的目标企业所在国的法律引起的风险，也称为东道国法律风险。

跨国并购对目标企业所在国即东道国来说，实际上就是引进外资的问题，关于如何利用外资，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历史背景以及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对待外资有不同的法律规定。东道国管制跨国并购的法律十分繁杂，主要涉及外国投资法反垄断法、公司法、证券法、劳工法环境法或技术壁垒法、知识产权法和外汇管制法等，任何一种法律都可能对并购方构成并购障碍，造成经济损失。依据引起风险的不同法律部门跨国并购法律风险可以分为反并购法律风险、反垄断法律风险、投资政策法律风险、环境与技术法律风险知识产权法律风险、劳工法律风险外汇管制法律风险、并购程序法律风险等。其中反并购法律风险是并购企业在实施并购之初就要面对的、目标企业可能的反并购行为引发的法律风险：反垄断法律风险是并购企业面临的来自东道国政府的、对并购成败影响最大的法律风险。这两种风险是企业跨国并购时应该予以高度关注的法律风险。

2．跨国并购法律风险对并购企业的影响

跨国并购法律风险对并购企业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跨国并购法律风险带来的结果都是商业性的损失，法律风险的发生，或者导致并购失败，或者导致并购成本增加，或者导致企业失去商业机会和商业优势，严重时则导致企业彻底丧失竞争力。②跨国并购法律风险对企业的影响是连锁反应，由于企业经营行为的连续性，一旦其中一个环节出现法律问题，必然引发企业一系列经营活动受到损害。例如：并购企业由于筹集跨国并购所需资金而大量贷款一旦不能按期履行还贷合同，将可能引起企业众多债权人的集体恐慌，导致企业经营资金链条断裂，从而丧失缓解经营资金压力的可能性。一些法律风险的发生，可能引发企业商誉的极大损害，从而导致企业失去公众认同感．即使化解了法律风险，企业若想恢复到原来的商业信誉也将会非常困难。③跨国并购法律风险对企业的损害程度难以估量，法律风险一旦爆发，企业自身往往难以掌控，很可能会带来相当严重的后果，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打击和损失。

法律责任按照一定标准分为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由这三大责任构成的传统法律责任体系本身就是近现代法律发展的结果，如民事责任概念最早见之于日耳曼法，现代大陆法系继受日耳曼法并通过法典形式确立了与民事义务严格区分的民事责任制度，［1］83－84这就从过去民刑不分的法律责任中分离出了独立的民事责任。法律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随着风险社会的来临，传统法律责任体系面临着诸多挑战。反思风险社会中的各种经济、社会危机，社会公共安全等事件所暴露的制度缺陷，设计出妥善处理此类事件和防范类似事件重演的法律责任制度，是法律人的最大追求。

一、风险社会对传统法律责任体系的挑战

(一)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责任本质观面临着挑战

“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形式———(工业的)‘风险社会’。”［2］2在风险社会之前，“责任的本质在于它意味着行为人具有自由意志。根据这一论点，责任是行为人和自由意志的一个功能或一个方面。”［3］8这种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责任本质观在风险社会面临着挑战。因为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具有全球性、不可计算性、可建构性、反身性、制度化性和传染性，［4］风险的可控制性、确定性或安全性的想法已经土崩瓦解了。如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所指出的那样，“由技术进步引起的社会秩序的混乱并不是什么新现象。尤其是工业革命开始以来，随着一种新的生产过程取代另一种生产过程，人类社会经历了一种无情的现代化进程。”［5］8“当‘现代性’与工业化的负面后果不再局限于惩罚具体的群体而是侵袭到每一个人时，我们就已经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6］307这个时代充斥着诸如亚洲金融危机、卡特里娜飓风、印尼海啸、非典型肺炎、911恐怖事件、三鹿“毒奶粉”事件、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甲型H1N1流感等社会事件，日本大地震及其随之而引起的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件再一次印证了全球风险社会业已形成。这些事件考验和冲击着传统的责任伦理和法律制度。阿尔温•托夫勒说:“工业社会生态污染和资源利用所出现的问题，已经达到与从前根本不同的新水平。”［7］175在吉登斯看来，风险社会是一个“失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危险更多地来自于我们自己而不是来源于外部，外部风险所占的主要地位已经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所代替，［8］50－52外部风险来自于人类的无知，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是人类不断发展知识以图控制将来和规范将来时所产生的一种意想不到的风险，这种风险具有不可计算性。贝克教授发出的“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的慨叹就是对风险社会挑战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责任观的最好诠释。

(二)风险社会中法律责任的风险控制功能凸显

法律从来就是人类社会管理、分配、预防风险的重要手段，义务或责任就是其具体的实施方式。罗马法谚云，“对偶然事件谁也不能负责”或“偶然事件由被击中者承担”。这些针对偶然事件的责任规则就已经蕴含了法律责任的风险分配功能。无论在大陆法还是在英美法上，风险负担都是合同法上的一个重要内容，甚至于“英美法历来将合同本身看成一种风险分配或转嫁机制，认为合同的基本目的与作用是在交易双方之间分配风险，即保证当事人对已同意的风险分配的服从”，［9］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术语中，风险负担也是重要内容之一。产权制度或者财产法的产生也是为了更有效地抵御外来侵占的风险，因为就土地的所有者建立政府保护他们的产权而言，“税收的成本要比私人各自防御所需花费的成本要小。这种节省可能来自于某种规模经济，它是由社会拥有一个大规模的武装而不是由许多小规模的私人武装来防御对土地的侵占来实现的。”［10］70在侵权法上，风险自负的受害人责任原则能够完全阻止损害赔偿的追偿;严格责任原则要求，“引起事故的人对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负有法律责任，即使损害无法通过其实施合理注意而予以避免。”［11］226在皮特•凯恩看来，产生损害的风险与违反承诺和保证、干涉权利、不实陈述、违反信托、造成损害、不当得利及预谋犯罪等都是产生法律责任的基础，只是在民法范式里，基于产生损害风险的课责是一种例外，因为其重点在于修复而不是阻止。［3］311在特殊的情形下，法律会要求行为人对他人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如雇主对雇员的替代责任。庞德从风险的视角分析了普通法为什么要求雇主对雇员的行为承担责任。虽然“在雇佣过程中，雇主没有阻止雇员实施侵权行为的义务”［12］147，但是，“一个人通过雇员或人来运作一个企业，而这些雇员和人会因运营该企业给他人造成损害，那么他就使他人处于这样一种风险之下，即他们无法从这些雇员或人处获得赔偿。”［12］147因此，应由雇主承担责任。在庞德看来，这好比“一个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在与他人较近的地方保存一种特别危险的物品，从而对他人施加了一种风险，这种风险比社会生活中通常情况下能合理预期的风险要大，因此，由他自己承担由于保存这些危险物而对他人造成损害的风险既公平也方便”［13］。在风险社会的时代，风险生产的逻辑已经颠覆了财富生产的逻辑统治。科学技术发展引起的安全风险日益增加，人为的制度性风险成为法律管理、分配和预防的主要风险;与此同时，法律甚至也在创造着新的风险。如普遍用于农产品和金属产品的期货合约是契约的风险转移作用的一个适当例子，但期货合约也增加了投机活动的范围。［11］160如今在全球金融市场领域充斥着诸如金融衍生交易之类投机活动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刚刚过去的次贷危机只是全球金融风险“社会大爆炸”的一个插曲。法律责任制度的失灵是该插曲中一个基本事实，金融自由化趋势下主导的法律鼓励金融创新和冒险投机，却没有对金融机构及其管理层在经营金融创新产品的过程中带来风险的行为规定任何实质性的责任，导致了风险、收益与责任的失衡，背离了公平的责任理念。［14］若不改革和完善相应的法律责任制度，金融危机的梦魇肯定会再度袭来，金融风险的控制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金融法律制度的首要功能，而这只不过是风险社会中法律责任的风险控制功能更加凸显的一个例子。除此之外，有关食品安全风险、环境风险事故、医疗事故、汽车安全隐患等之类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尽管“由于风险所带来的不可预知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了因果关系链在经验世界中断裂”，［15］由于风险社会中责任联系的间接化、责任后果的潜在化、责任的分散化使得按照传统法律责任伦理无法确定具体的责任主体，［16］244－245以至于在风险的责任承担上出现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并由此导致了传统法律责任制度应对风险的困境，但是，正如吉登斯所言，我们不能因为风险危机造成的两难选择就消极地对待风险，“人类要存续，法律要实现预期功能，仍需假定风险是可把握的、可控制的外在客观对象。”［15］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凸显法律责任之风险控制功能的传统法律责任制度变革才有必要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