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对策范文10篇

摘要:近年来，校园欺凌事件频发，侮辱谩骂、群殴打斗、拍照上网等各种形式的欺凌层出不穷，校园欺凌其形式之多样，性质之恶劣，存在之普遍需要全社会给予关注和重视。校园欺凌的主体是未成年人，校园欺凌现象的遏制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多方面的配合，本文主要针对校园欺凌的现状，总结其法制方面的归因，进而提出相关法律对策。

关键词:校园欺凌;法制;刑事责任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撑起一片蓝天，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然而，近年来网络频频曝光的校园欺凌事件凸显校园欺凌问题的形势严峻性和治理紧迫性，校园欺凌带来的危害触目惊心，在最初苗头的时期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带来的可能是被欺凌者继续被欺凌，或者以暴制暴，最终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愈演愈烈的校园欺凌现象，不仅严重影响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而且威胁校园秩序和社会稳定，校园欺凌现象亟待全社会关注，特别需要相关法律体系的完善。

一、校园欺凌的现状

校园欺凌广泛出现在世界各国，是全球青少年成长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它不同于青少年之间偶发的打架等冲突，它的社会危害性更强。我国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没有对校园欺凌作出明确的定义，在2017年12月27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中，对中小学生欺凌作出以下定义:发生在校园(包括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内外、学生之间，一方(个体或群体)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个体或群体)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事件。［1］说明欺凌包含发生的单次或者多次、主观上的故意、表现的多种形式、损害的多个方面等四个要素，学生欺凌与学生之间的打闹嬉戏存在根本区别。(一)校园欺凌的突出特点。1．低龄化趋势明显，据调查研究显示，小学生和初中生比高中生遭遇更高频率的欺凌。［2］在教育部2015至2016年度的统计数字中显示，中小学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约七百多宗。校园欺凌低龄化上升趋势越来越明显。2．欺凌发生相对隐秘性，肢体欺凌多发生在校园的厕所、宿舍、角落及学生回家的偏僻路上，负责校园安全的管理人员很难第一时间发现;被欺凌者受到伤害后，很多选择忍气吞声，或因心有恐惧或因害怕丢脸，而不敢告诉家长或老师，造成很多欺凌事件不被家长和老师知道。3．欺凌双方强弱关系不对等，欺凌现象大部分是由高年级学生欺凌低年级学生，多人欺凌一人，或是一方有一定“权力”的人欺负无权力的人，被欺凌者往往是一些弱势群体，使得他们当时无法反抗。4．施暴者的欺凌行为具有长期性。我们见诸网络报纸的欺凌现象大多不是发生一次两次的，而是长期存在的。据央视新闻报道的案例，一名安徽怀远县的小学副班长，以检查别人作业、学习进度为由，逼迫其他学生吃屎喝尿，收受其他学生“贿赂”几万元，一名女生甚至给的总额达到一万元，被欺凌时间长达五年。施暴者的行为大多具有长期反复性。5．校园欺凌形式多样。据调查，在各种校园欺凌中，言语欺凌的发生率最高:有49．6%的初中生遭受过言语欺凌，37．7%的初中生遭受过社交欺凌，19．1%的初中生遭受过身体上的暴力伤害。14．5%的初中生遭受过网络欺凌。［3］校园欺凌的形式多样，有些施暴手段残忍，已刺痛社会公众的敏感神经。(二)校园欺凌的危害。1．校园欺凌危害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与身心健康校园欺凌发生肢体冲突直接影响被欺凌对象的身体健康，言语欺凌、网络欺凌对被欺凌者的心理影响极大。2017年教育蓝皮书指出被欺凌经历会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学生的非认知能力，不利于其人格的健全发展。部分未成年人因为无法忍受欺凌而自杀自残，青少年时期遭受欺凌的人，将影响其以后的人生态度，会变得更为内向、悲观、无助，成年以后，患抑郁症的概率是普通人的4．8倍。［4］2．校园欺凌扰乱教学秩序遭受校园欺凌的学生对学习兴趣减低，有些甚至惧怕进入学校，不利于学生正常的学习生活。有些发生在校园的群体性欺凌事件严重干扰教学秩序，影响教学活动的开展。3．校园欺凌危害社会安定和谐有专家指出，在校园欺凌事件中，施暴者和被欺凌领者其实都是受害人，施暴者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形成暴力习惯，有盲目的优越感，缺乏理智，很可能成为“问题少年”和“不良少年”，有的会诱发犯罪，影响社会稳定;被欺凌者的身心受到伤害，长期的压抑与焦虑影响其性格形成，严重的会产生自杀和报复社会的倾向。

二、校园欺凌现象的法制归因

摘要：农村资金互助社作为一种内生性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之一，是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重点。推动农村资金互助社可持续发展是确保助力乡村振兴、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前提。目前，我国农村资金互助社可持续发展还面临法律地位、融资、产权、监管等困境。为促进农村资金互助社持续发展，我国应采取相应的法律对策破解困境，优化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法律保障机制。

关键词：农村资金互助社；法律困境；法律对策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战略目标。2015年12月，国务院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确定为国家政策。农村资金互助社是指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由乡（镇）、行政村农民和农村小企业自愿入股组成，为社员提供存款、贷款、结算等业务的社区互助性银行业金融机构。作为一类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农村资金互助社有着不同于其他农村新型合作金融组织的内生性优势。在普惠金融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促进其持续发展十分必要。

1农村资金互助社是推进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

1.1农村资金互助社是保障农村弱势者金融权利的基本主体。2016年1月，国务院印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指导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前景与蓝图。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对于解决目前我国社会上存在着的“三农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要想彻底解决，离不开推动农村资金互助社的不断完善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是保障农村弱势者金融权利的基本途径，这是由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固有性质所决定。作为一个互助性的合作金融组织，农村资金互助社通过本集体内农民存款入股为社员，农村资金互助社将农村的资金有效停留在内部而将资金贷给社员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以社内资金为社员提供可贷款。农村借贷者在参与借贷活动时通常处在一个弱势地位。一方面，作为弱势一方主要根源在于其信息的不对称，难以满足“三农”日益增长的参与经济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信息的不对称通常会导致高昂的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使得整个过程的效率下降。而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所有社员是该片区域的农村金融参与主体自愿加入，通常借贷双方是非常熟悉彼此。这样就保证了借贷双方的信息对称，降低了整个交易流程的成本，从而达到有效保障农村弱势者金融权利的目的。1.2农村资金互助社是促进农村金融包容性发展的基本力量。“包容性发展”是指以人为中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包括GDP增长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在内的全面发展。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国农村地区的金融活动参与人员基数十分庞大。然而现实生活中，仍有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想要参与农村金融活动却并没有城市地区的居民那么简单。真正提升我国农村金融全面发展，促进农村金融包容性发展是首选道路。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村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相较于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包容性发展水平较高。促进我国农村金融包容性全方位发展，应将重心放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同时兼顾东部沿海地区，从而实现促进农村金融包容性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作为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之一，存在着许多其他农村合作金融组织难以比拟的优势。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农村资金互助社以社员为中心，所有的金融活动紧密围绕着社员而展开，严格的保障了参与金融活动的社员的金融权益。通过农村资金互助社参与金融活动的流程中，无一不体现出以人为中心、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的发展理念，有力地促进了农村金融包容性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是促进农村金融包容性发展的基本力量，二者相辅相成。促进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同时也能促进农村金融包容性发展。1.3农村资金互助社是促进农村金融内生发展的主要形式。内生发展的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这一概念由西方宏观经济学研究者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强调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在2007年就有学者指出，真正的合作金融不可能在农村信用社框架内再生，建立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要走内生路径。［1］若想推动农村金融内生发展，恰当的金融机构在其中扮演了无比重要的角色。而在农村地区，有着一套特殊的，以人情、熟人关系为纽带的信用评价体系。这一特殊的信用评价体系恰巧有悖于正规金融所提倡的。而且农业本身承担着较大的风险，有着不可预知性与脆弱性，再加之对于农村地区的金融监管以及金融交易等成本比之城市地区要高昂许多，农户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性等等。综上原因正规金融纷纷远离了农村市场，使得农村地区居民参与金融生活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引发了许多矛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农村资金互助社顺势而生，有着较稳定的内部平衡性以及对风险的自我调整性，既能够满足农村居民参与金融活动的需要，又规避了其他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发展可能承担的风险以及造成的不良后果。农村资金互助社是真正能促进农村金融内生发展的主要形式。

2普惠金融视角下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法律困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和“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语词;①在2015年8月24日召开的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依法治藏、富民兴藏”的重要原则和“扎实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重要部署。②拉萨作为祖国西南边陲的区域核心城市，具有重要的区位属性和战略地位。在拉萨着力实现精准扶贫领域的法治愿景，既是依法治国、依法治藏法治战略的需要，更是维护西藏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国家战略考量。

一、拉萨市精准扶贫现状实证分析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殷切关怀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积极推进下，拉萨市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严重损害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现象，以下拟从社会效果和法秩序运行两个层面加以阐述。(一)拉萨市精准扶贫社会效果调研。社会学法学强调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视法律为一种社会现象，重视法律运行的社会效果”③。精准扶贫作为近年来我国政策与法律中共同的语词，调研其实施的社会效果亦是契合了作为主流法学流派之社会法学派的社会实证分析之精神。根据本次调研，拉萨市精准扶贫工作的社会效果仅可谓喜忧参半。一方面，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殷切关怀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积极推进下，拉萨市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绩，完成了诸如民营企业企帮村、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退牧退耕还草补贴等一系列扶贫项目;另一方面，拉萨市精准扶贫工作的推进中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社会效果，诸如扶贫不够精准、脱贫造血能力欠缺、执法有失水准、救济不够畅通和扶贫相对人利益被垄断化等现象。现针对拉萨市精准扶贫工作调研中出现的典型案例予以探讨。案例一:在拉萨市林周县和墨竹工卡县调研时发现一个共同的问题，即部分村两委利用自身在当地的权势，将自己的亲戚朋友全部纳入精准扶贫的相对人，使很多真正的贫困牧户或农户丧失了成为救济对象的机会与通道，我们姑且称这类现象为扶贫相对人利益被垄断化。加之当地贫困相对人知识、能力、人脉等方面欠缺，在遇到自己的合法权益被剥夺、被侵占之时，无法及时地采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手段进行公力救济，何况有些行政与司法救济途径并不畅通，最终导致精准扶贫的对象不够精准。案例二: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和曲水县调研时发现了一个普遍现象，即当地居民或村民的自力脱贫愿望不强烈、脱贫造血能力欠缺、等靠要的传统思想作祟。当被问及为什么不搞点政府财政大力支持创业项目(诸如蔬菜大棚等)提高收入时，很多被访者的回答惊人的相似———当贫困户国家每年也有补贴，而且不用操心。这样的回答只能证明一个问题，即拉萨市精准扶贫工作中关于自力脱贫的激励机制并不合理，才会导致大家普遍产生了等、靠、要的落后观念。(二)拉萨市精准扶贫领域法秩序运行之反思。“法律运行是指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生成、实现和督导的全过程，即国家以法律形式确认、实现、保障权利与义务的过程”④。可见法秩序的有序运行就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反思并改进拉萨市精准扶贫领域法秩序的运行效果，就是尽早实现该领域良法之治的先决条件。就精准扶贫立法工作而言，在坚持与恪守我国现行宪法第14条、第21条、第42条、第44条、第45条及第49条(分别规定了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劳动者福利待遇、发展医疗保障事业、保障退休人员生活、特殊群体社会保障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等法律规范和相关行政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区与精准扶贫有关的各类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现阶段，我区地方性立法仍然呈现出立法不平衡、碎片化等诸多问题。一方面表现为地方性立法不平衡，我区关于精准扶贫的相关地方性立法仍以位阶较低地方政府规章为主，例如《西藏自治区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办法》、《西藏自治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等，而由我区人大制定的位阶相对较高的地方性法规在精准扶贫领域的立法基本处于空缺状态;另一方面表现为地方性立法的碎片化，虽然我区专门针对精准扶贫的地方性立法较少，但是在涉及到财政支持、金融支持、扶贫项目等方面的规定时，又往往散落于其他一些地方性立法之中，给人以立法碎片化有余而体系化不足的感觉。就精准扶贫执法工作而言，执法中存在的最大问题除了上文提及的行政不作为，就是只根据上级机关或本单位领导的意志去推进精准扶贫工作，而非阅读法律法规。如若上级机关或本单位领导的意志与法律文意抑或立法目的相一致，这样的精准扶贫执法还可以勉强算是做到了合法行政与程序正当(不论是否合理与便民)，基本符合当代行政法法治的基本精神;如若上级机关或本单位领导的意志，甚至是执法人员自己揣摩的领导意志与法律文本抑或立法目的不相符合，这样的精准扶贫执法基本等同于有法不依、行政乱作为抑或违法行政。就精准扶贫司法工作和法律监督工作而言，问题表现在对与精准扶贫密切相关的行政给付诉讼和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的重视程度不够。一方面，一些基层法院甚至以有损社会稳定为由拒绝立案或故意拖延，导致部分精准扶贫的行政相对人或相关人权益无法得到司法救济;另一方面，此两类案件在我区的审判程序和法律监督程序亦不够规范，并没有契合于行政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具体细节进行审判和抗诉。

二、拉萨市精准扶贫法律对策构想

针对拉萨市精准扶贫参差不齐的社会效果和相关法秩序运行的尴尬现状，拟从立法体系化、执法规范化和救济畅通化三个层面设计拉萨市精准扶贫法律对策。(一)推进法律清理，促进精准扶贫立法之体系化。“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有无法律，甚至不在于法律是否得到了实施，而在于它所制定或实施的法律是良法还是恶法”⑤。良法除了具有尊重人民权利的特征外，还应具备逻辑严谨、规范细致和体系明了的属性。我区精准扶贫地方性立法也应在谨遵宪法、社会救助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规范和相关行政法规的基础上，力求良法之精神，强调实体的人权保障性与体系的规范逻辑性之结合。针对上文中我区精准扶贫地方性立法配比不平衡和规定碎片化的现状可知，我区此类地方性立法须着重从规范逻辑性入手实现其良法之体系化。而实现我区精准扶贫地方性立法之体系化的最实用之韬略非法律清理莫属。“法律清理是指法定机关按照一定程序，对一定时期和范围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审查，并重新确定其法律效力的活动”⑥。我区有地方立法权的各级人大和政府应在精准扶贫领域展开法律清理工作，对于与国家上位法(即法律与行政法规)相冲突的法规、规章及其条款进行废止，对于与地方性法规条款相冲突的同级或下一级地方政府规章条款进行废止，对于同位阶中相冲突的条款制定机关应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或删除。通过法律清理，可理顺我区精准扶贫相关立法之间的内在逻辑，清除失效的、部分低位阶的、部分不合理的条款以达致适当消解碎片化与克服凌乱化的目标。除法律清理之外，有立法权的各级人大还需在精准扶贫领域适当增加地方性法规的比例，以消解配比不平衡的问题。(二)推进精准扶贫领域的依法行政制度进程与理念培育。“应该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进行统治，一方面使人民可以知道他们的责任并在法律范围内得到安全和保障，另一方面也使统治者限制在他们的适当范围之内”⑦。从洛克的经典论述中可知，法律为行政主体的执法设定了范围与约束。因此，在法律的规定或授权范围内行政或者管理就是当代依法行政理念的基本要求。在我区精准扶贫工作进展中，也应当切实贯彻依法行政的精神，做到“不为官、不为上、只为法”。当然，我区相关执法人员在依法行政理念的培育过程中，也在自觉地将成文的法律规范变为现实的法律制度，这体现着理念对制度塑型的巨大作用。在我区精准扶贫的日常工作中，做到合法行政与程序正当也仅仅算勉强的和低水平的依法行政。若实现高水准的依法行政还要在此基础上做到合理行政与高效便民。不但杜绝违法行政行为，更需减少不当的行政行为，严守程序的同时，不忘提高行政效率，在我区精准扶贫事业中争做党委放心、群众满意的执法精英。(三)保证精准扶贫领域复议与诉讼等救济途径的畅通。我区各级政府及人社部门、民政部门、农牧业部门等涉及到精准扶贫领域的职能部门应严格依法行政，切实贯彻落实精准扶贫各项政策与法律，将党中央与国务院的温暖公平公正、合法合理地惠及我区贫困群众。对于群众申请的行政复议，做出原行政行为的各上级机关应确保行政复议通道的畅通，及时依法处理我区群众关于精准扶贫的复议申请，维持合法合理的原决定，或撤销违法失信的原决定并由上级机关作出公平公正且有法律依据的新决定。我区各级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须按照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严格规范与精准扶贫密切相关的行政给付诉讼和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的审判程序和法律监督程序，保障精准扶贫行政相对人的司法救济途径的畅通。

作者:徐 恒 周健华 单位:西藏大学政法学院

摘要:近几年，我国校园霸凌的现象频繁发生，给学生、家长及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然而，目前并没有任何一部专门的法律是规制校园霸凌的，导致我国频频发生的校园霸凌事件无法从根本上得到遏制，而且愈发严重。首先，给出校园霸凌的含义，概括校园霸凌行为的发生有着一些比较明显的特征。并借鉴美国立法者的经验，提出了以法治建设为切入点，化解校园霸凌危机的对策。

关键词:校园霸凌;现状;法律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学生时代是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发展的关键期。现在的社会，大部分家庭的孩子从小被身边的人宠着、惯着，仿佛整个世界都是自己的，根本不会容忍任何对自己不利的结果，不管对错。就这样导致了近几年的校园霸凌事件频频发生，严重威胁着学生的生命安全以及身心健康。目前，我国并没有任何一部专门的法律是规制校园霸凌的，导致我国频频发生的校园霸凌事件无法从根本上得到遏制。我国的《侵权责任法》第38条、第39条以及第40条中的规定也无法诠释校园霸凌行为的具体程度及结果的具体归责性。

二、概述

(一)校园霸凌的界定。校园霸凌在我国从初露端倪到愈演愈烈，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法律领域的学者也逐渐将其作为讨论研究的对象。校园霸凌现象是指在校园内外发生的，目标直接或间接指向学生，以谩骂、打击、抢夺、侮辱等多种暴力方式攻击，造成学生在身心与财产等方面损失并且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二)校园霸凌的法律特征。1．施暴主体低龄化。根据调查显示，我国的刑事犯罪案件的主体中青少年的概率最大，几乎能占到75%，而且数据一致呈上升趋势，而青少年犯罪很多都是由于校园欺凌得到的快感进而演变为严重的犯罪行为，而在这些青少年中，12－16周岁年龄段的学生占据多数位置，由此可见欺凌者的年龄呈下降趋势，向低龄化方向发展。2．欺凌者群体性突出。欺凌者大多以群体的形式出现，单独的欺凌者则具有较低的发生率。每当有矛盾或者冲突发生的时候，经常会引起一方的不满，有的同学会选择在网上或者通过朋友集结一群人，也就是所谓的打手，这些打手中可能有学校内的学生，也可能有社会上的青年。3．行为地比较隐秘。通过一些报告我们可以发现欺凌者在进行欺凌时往往会选择比较隐秘的巷子里或者胡同里，若不是有拍摄视频的流出，其他人是难以发现的。客观上看，一些欺凌事件的发生可以说是几乎没有预兆的，也无法察觉到其行为动向，对于预备行为的判断是具有难度的。4．思维简单，手段粗野、恶劣。欺凌者在进行欺凌时，思维方式单一，往往就是冲动导致的报复心理，不考虑后果，而且欺凌的手段粗野、恶劣，具有原始社会的特征。

一、办理集资诈骗案件中遇到的困难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实践中，对于如何认定“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存在分歧。比如被害人达到多少人才能认定为“社会公众”。有人认为，被害人达到3人以上就可以认定为社会公众，理由是，我国刑法中多以“3”这个数字作为认定多次、多人的标准，比如多次盗窃、多次抢劫等等，司法解释均以“3次”作为认定的标准。笔者认为，如果仅以被害人数多少来认定社会公众，未免以偏概全。“这种认定方式忽视了对行为人主观意图的考察，没有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意图是向特定的对象募集资金，还是向社会公众公开募集，往往把对特定的众多人募集当作公开募集，而把具有公开性募集的故意，却因为募集的人数较少而当作是特定对象募集。对社会公众的认定，没有从主观的意图、行为的对象、行为方式上全面去考虑，会导致对问题的定性不准确”。具体办案中，对不特定对象应从两方面理解:

(1)被害者人数必须达到3人以上，这是量方面的要求;且被害人与行为人之间在吸收资金之前一般是没有联系的，通过他人介绍或媒介才建立起关系，这是质的方面要求。实践中，如果仅向亲朋好友集资的，不成立本罪。但是，在被害人中偶尔包括少数亲朋好友的，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因为集资诈骗往往是通过熟人口口相传，集资也是先从亲朋好友中开始发展扩散的。

(2)“集资对象是否特定的判断，既要考察行为人主观上是否仅向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又要考察其客观上所实施的行为是否可控。如果行为人对集资行为的辐射面事先不加以限制，事中不作控制，或者在蔓延至社会后听之任之，不设法加以阻止，应当认定为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二)对于主观故意的认定在实践中，对于认定犯罪嫌疑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存在很大争议。如果仅凭集资款没有及时归还就推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不分析行为人未归还集资款的原因，有客观归罪之嫌;或者在犯罪嫌疑人没有供述情况下，办案人员根据自己的推定来判断是否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对推定的理解是因人而异的，这必然导致个案认定的不统一。如何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司法实践中主要采用两种方法.

(1)借助于行为人的供述直接证明。如朱某某集资诈骗案中，朱某某供述自己在被他人欺骗投资失败负债100余万元左右开始，即开始编造种种理由向多人借款，为了支付高额利息就拼命拆东墙补西墙，但利息与本金窟窿还是越来越大，在完全丧失偿还能力的情况下仍购买两辆宝马轿车和高档商品房来掩盖空账的事实。

摘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飞速提升，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市场也越来越成熟。对于全球的投资市场而言，中国成为投资环境最好和投资优先度最高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基于上述背景条件，外国资本大量涌入我国市场，外资经济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和占比显著增加，外资并购等市场现象变得常见。本文针对外资并购，结合我国实际经济情况进行分析，研究了外资并购对我国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并从法律方面提出了一定的应对和规范策略，以供参考。

关键词:外资并购;股权;法人地位

自1993年以来，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基本形成，全国各个省市地区都拥有对外开放城市，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机制越来越完善，与此同时，在世界经济活动中活跃的跨国公司也借中国对外开放的东风开始进入我国市场开展并购、投资等经济活动。据统计，1993年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了发展中国家中外商投资金额最多，投资范围最广的国家。2001年12月11日，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一事件使得进入中国的外国资本大大增多，外商投资速度和广度迅速增加。根据商务部《中国外资统计》报告中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实际外资使用量达1363亿美元，与2006年的694亿美元相比翻了近一倍，在发展中国家中占第一位。外资和外商力量在我国经济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我国必须重视外资并购现象，利用好外资并购带来的积极影响，避免消极作用，还要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以此帮助我国经济正常平稳发展。

一、外资并购介绍

（一）外资并购的含义和基本应用方式。外资并购又名并购投资，指的是外国资本例如外资公司、外国公民个人等对我国境内的企业展开的并购活动，是并购行业中的一种，它的种类可大致分为兼并和直接收购两种，兼并和收购的资产形式包括股权等。兼并指的是外资企业出资与我国企业进行合并，我国企业成为外资企业的子公司或与之合并成为一家新企业，企业的法人由外资企业担任；直接收购是指外资企业在证券市场等交易市场上对我国企业的股票股权等资产进行收购从而取得对企业的股份控制权，这种收购模式中我国企业仍然保有法人地位。外资并购的本质为企业实际控制权和资本权的转移，通过外资并购方式进行企业兼并是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最快速的方法。（二）外资并购发展原因。外资并购在我国发展迅速，原因既包括经济环境变化的推动，也有着市场内因的影响。1．在经济环境方面，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是外资大量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推动因素，对中国企业的外资并购是跨国公司对越来越激烈的世界市场竞争的回应方式。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水平、GDP增长速度的提高和未来良好的经济前景也是吸引外资进入、推动外资并购的重要条件之一。除此以外，我国和世界其它国家的政府部门对于外资并购限制程度的减弱也有利于外资并购活动的开展。2．内因方面。首先，外国企业通过并购方式对我国企业进行直接收购是外资企业打开我国市场、建立品牌知名度的最快速方法之一，例如国际化妆品巨头巴黎欧莱雅对于我国品牌小护士和羽西的并购，直接帮助欧莱雅打开了我国大众化妆品和中高端化妆品两个市场，迅速提升了其在我国的品牌知名度，同时也大大丰富了欧莱雅在我国的工厂资源。其次，外资并购和其它投资方式相比，达到进入市场的目的所花费的成本是较低的，也是占有市场的最直接方法。此外，跨国公司进行外资并购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企业经营风险，对全球市场资源进行了有效的挖掘和利用。（三）我国外资并购特点。我国外资并购的分布情况是非常不平衡的，大致和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成正相关，东部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外资投资量最多，中西部经济较不发达地区外资并购量少。据统计，中西部地区的外资并购量仅为20%左右，而东部地区超过70%。

二、外资并购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关键词:金融投资;基金股票;中小投资者;法律保护

摘要:识别预防证券交易中常见的违规违法现象,可以更好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维系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因为中小投资者是我国证券市场的基石,并期望我国的证券市场得以繁荣、稳定、长久发展。

目前的证券市场有1300多家上市公司、市值10万亿人民币左右,其中证券投资基金有2.5万亿元左右。中小投资者占开户总数的99.7%。然而由于我国投资市场的不成熟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加上投资者投资知识的欠缺,导致中小投资者利益常受到损害,侵害发生后广大投资者又不知道如何有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一、证券投资中常见的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为

1.老鼠仓。在基金行业里,“老鼠仓”说的是基金从业人员在运用基金拉升某只股票之前,先用自己或相关利益者的资金在低位买入该股票,等到基金将股价拉升到高位后,先卖出自己或相关利益者的股票从而获利的行为。而参与基金投资的机构和普通投资者的资金则有可能因此被套牢,这显然会对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造成一定的损害。

2.上市企业为了自身利润或大股东利益夸大编造虚假盈利。在我国,上市指标越来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其壳资源价值连城,受利益驱动,便产生了利润操纵现象,其动机有以下几种:第一,为获得股票发行资格;第二,为了提高发行和配股价格;第三,避免股票被摘牌。上市公司为了保住上市资格,在一定程度上会进行利润操纵,从而使投资者判断失误,蒙受损失。

摘要:现阶段,我国航空运输存在着严重的违法干扰问题,影响着航空运输行业的稳步发展。为此,笔者从简述航空运输违法干扰的基本定义以及类型入手,探究限制航空运输违法干扰的法律对策。

关键词:航空运输;违法干扰;法律对策

为遏制航空违法干扰行为,首先就需要明确航空器登记国的具体优先管辖权,加强行政法律制裁机制的建设,进一步协调统一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责任,以此减少航空违法干扰行为的发生。

一、我国航空运输违法干扰的基本定义和类型

(一)基本定义。航空运输违法干扰指的是在飞行过程中,发生在航空器内、民用航空机场内以及正在使用的航线上、航行设备上的,因为人为因素造成的威胁航空运输安全的一种行为。

(二)类型。现阶段,将航空运输违法干扰行为分成以下三种。其一,违反国际航空运输刑事公约以及中国刑法的干扰行为。例如:爆炸航空器,实施抢劫,袭击或爆炸机场等。其二,对飞行安全可能会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这种行为对于飞行安全所造成的危害存在着不确定性。例如:电话威胁或当面威胁爆炸机场,未经许可随意进入到驾驶舱,不听机组人员的劝阻,企图打开驾驶舱门,在洗手间内吸烟,在机舱内打架,谎报险情,未经许可使用电子设备,故意损坏救生设备等行为。其三,其他违反规定的行为,例如:扰乱公共秩序,性骚扰,在禁烟区喝酒,偷盗机舱上的设备及物品,强行登占航空器等行为。

【摘要】技术的背后是传播权力的扩张，算法型信息分发的迅猛发展，在逻辑维度、主体维度、内容维度以及功能维度给用户带来了隐私风险。网络平台以迎合受众需求、追逐商业价值为出发点，有可能会违背现有法律规定，或是利用法律制度的漏洞和缺陷，规避法律责任。明确网络平台对用户个人敏感信息保护、信息内容服务、算法治理的法律责任，以及增强法律对用户权利的赋予和限制，有助于防范算法型分发带来的隐私风险，实现保护信息产业发展与个人隐私权保护的平衡。

【关键词】算法型信息分发；隐私；法律对策

智能传播时代算法分发技术在新闻业中的应用，给新闻生产带来深刻变革和广泛影响。算法型信息分发的发展与变化是一种重塑传播规则、改变人们认知的全新制度设计，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维度上：逻辑维度、主体维度、内容维度、功能维度。①算法在新闻生产中产生算法风险，其中以数据的收集、处理为基础的算法造成用户隐私风险的显著提升。提高法律的适应性，应尽快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对隐私权保护的问题进行回应，明晰网络平台的法律责任，实现大数据产业发展和公民权利保护的平衡。

一、算法型信息分发带来的隐私风险

第一，在逻辑维度上，算法智能化效果的提升实现深层监控，披露整合型隐私。算法分发以建立在个人数据收集基础之上的算法生产为前提。当前，伴随万物皆媒时代的到来，信息将被从更多空间、时间维度上获取，不仅数据收集的体量显著增加，而且深层监控得以实现，很多全新领域的数据包括一些极为隐秘的个人数据也将被收集。例如，基于传感器等技术的发展，能够监测用户生理层面的信息。一方面，信息的全面收集并不区分个人敏感信息，许多敏感信息是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收集的，收集的范围用户不得而知。用户也不知道被收集的信息是否再次流转，如果被流转的信息缺乏有效保护，将进一步增加用户隐私泄露的风险。另一方面，伴随算法模型的智能化升级，对个人数据的全面收集将产生整合型隐私。伴随算法系统运行效果的精确化，算力在广度、深度和准确度方面都在不断提升，单一信息的采集也许并不泄露隐私，但是从海量信息中进行深度挖掘的个人数据，在结构再结构化之后就能够产生整合型隐私，个人隐私信息面临泄露危险。第二，在主体维度上，提供个性化服务的算法模糊公私领域界限，增强隐私风险。智能环境下，无论OGC、PGC，还是UGC、MGC，“它们都将成为网络传播节点，彼此互联互通，构建出分布广泛的网络界面”，②算法技术独立或以人机协作方式侵入私人空间。一是网民以让渡空间隐私权的方式，助力网络企业进入私人空间。空间隐私权是隐私保护的重要内容。而算法以在私密性场景中为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的方式满足用户需求，但用户必须同意企业收集社交空间的个人信息才能获取服务。例如，以关联用户微博的连接方式推送个性化新闻，这就给网络服务商进入私人领域提供了机会，造成私人空间隐秘性受到破坏的风险系数上升。二是用户需求的扩容增强隐私信息披露的风险。用户为获取信息服务，愿意主动上传、个人信息，甚至一些用户出于博取眼球、换取经济利益的考虑出让隐私权。而网络企业对社交平台的个人碎片化信息的分析，能够轻易获知信息主体的价值观、政治倾向、兴趣爱好、家庭工作情况、亲友信息等私密信息，造成个人隐私的泄露。部分企业的算法推荐系统为了更深层地洞察用户需求，会提取个人通讯录、手机图片、视频等信息。这部分敏感信息一旦因网民进入公共空间将转化为公共信息，而由于信息主体对其微弱的控制能力，极易导致用户的隐私权益受损。第三，在内容维度上，算法加剧舆论危机产生的风险并诱发舆论暴力。在时空社会学学者看来，一段时间内被嵌入的与网络热点事件相关的信息与事件数量越多，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依赖则随之增加，事件同步的必要程度也会越大。③由此，网络空间充斥着大量情感因素的数据，用户基于某一网络事件的情感共鸣极易致使涉事主体受到高关注度，产生舆论危机。同时，个体面对海量的信息，很难具备有效处理和筛选的能力，因而会自发地将自己关注的主题与内容向一部分具有专业话语权、有影响力的人或组织靠近。④这就给媒体公司利用话语权的优势通过算法设置议程，推送偏向性信息，影响甚至操纵舆论提供了机会。媒体公司基于追逐商业利益目的，直接推送包含涉事主体隐私的信息，或是在算法技术的支撑下推送低俗甚至虚假信息，致使标题党现象泛滥。这都促进了信息内容在传播过程中的“变异”，对涉事主体的隐私构成二次伤害。伴随舆论危机的爆发，涉事主体的隐私成为公共讨论的议题，网民对隐私信息的大量补充性供给甚至可能演化为舆论暴力。更为严重的是，伴随用户的参与能力以及体验感的增强，网络暴力的危害性也会进一步增强。一方面智能化加工技术使网民能够以修改个人隐私的方式对信息主体进行丑化，尤其是深度伪造技术，这一旦被别有用心之人用于报复，将对信息主体产生严重侵害。另一方面虚拟的网络平台成为对网民产生切实影响的环境，大量适配多样化的场景、沉浸式体验等情感带入强的信息传播增强了用户体验，模糊了虚拟和现实之间的界限。通过这个自由创作与互动反思的过程，受众建构起由符号表征所延伸的自我，沉浸在现实场景和虚拟场景之间不断转换。真实的传统疆界逐渐坍塌，虚拟也不断内爆成为生命体验的现实部分。⑤智能化驱动下的内容生产将刺激网民的情绪化表达，加剧网民对涉事主体的娱乐化、戏谑化等非常态化表达，对信息主体构成反复、严重的隐私侵害，对信息主体隐私造成的侵害威力亦显著提升。第四，在功能维度上，算法的预测功能极易侵犯用户隐私权益，损害自主性，甚至产生带有偏见的预测结果，造成隐私侵害后果的不确定性。伴随算法预测成本的降低以及预测能力的增强，个人数据被使用的情况和场合不断增多，企业可以通过多种设备同时采集用户个人数据，预测用户的偏好，进行个性化推送。但这些个性化推送有可能侵犯用户的隐私权益。不仅如此，作为建构人们认识世界的全新系统，虽然算法声称以追求客观描述为目标，但是对于数据的预测和披露受到干预力量的影响，限制了人们的自由意志，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损害了信息主体的人格尊严。数据的选取夹杂着主观判断，算法黑箱中人为程序的植入，导致预测结果并非建立在纯粹客观、中立的基础之上。即使数据的结果是客观真实的，也可能因为观测主体立场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认知。人们更愿意用主观立场，而不是客观事实来判断一个数据预测的真实性，在主观价值介入之后，人们更愿意相信某些数据，而不相信另外一些数据。⑥不论是带有偏见的预测结果还是带有主观立场的预测结果，都压制了我们基于个人自由意志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用户能否察觉，实质上其个人选择都很明显地受到数据预测结果的影响，个人自由意志实际上已经被数据共享的成果所绑架。⑦一旦带有偏见甚至失实的隐私信息被揭露，可能引发歧视，损害个人人格尊严。如果带有偏见的算法被别有用心的人滥用，将可能导致个人身份的污名化，损害信息主体的人格权益。另外，算法预测结果的不确定性加剧了用户隐私披露的风险。从用户单个信息、行为与隐私风险的相关性角度来看，用户难以预料自身的行为或者单个信息将来所产生的隐私侵害后果。例如，一个在脸书上表示喜欢（或不喜欢）“扭扭薯条”的人可能不会料到，这一点竟然会成为对于其智力的预测。⑧智能传播时代，隐私损害后果的滞后性，致使用户对自己创造的数据或是数据使用是否造成隐私泄露风险的预判难以实现，从而削弱了人们的信息自决能力。更何况，由于算法的预测能力基于技术黑箱，预测的结果甚至连企业自身都难以预料，隐私风险也由此进一步加剧。

二、技术霸权与法律规制的缺陷

摘要：绿色贸易壁垒是一种非关税壁垒，是阻碍我国产品出口的重要因素之一。绿色贸易壁垒是一种重要的贸易保护手段，其在我国茶叶出口贸易中起到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在本案，笔者结合绿色贸易壁垒的相关知识，浅析绿色贸易壁垒对产业贸易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法律对策。

关键词：绿色贸易壁垒；茶叶贸易；法律对策

据2015年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茶叶出口32.5万t，同比增长7.8%，出口金额共计88亿元（约合13.8亿美元），同比增长8.6%。可见，我国茶叶出口贸易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但一直以来，我国茶叶出口量始终在30万t左右徘徊，而造成这一发展困境的原因之一便是国外市场绿色贸易壁垒的影响。所谓绿色贸易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假借人类健康、有限资源和生态环保的名义，制定一些严苛的环境章程来阻碍国外产品进入其国内市场，从而达到保护贸易的目的。一般而言，绿色贸易壁垒具有保护内容广泛、形式合法、名义合理及具有歧视性和不公正性的特征。为了促进我国茶叶出口的稳步、健康发展，笔者认为应重视对绿色贸易壁垒及其法律对策的研究。

1绿色贸易壁垒对茶叶贸易的影响

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差异贸易的影响既有消极的一面，同时也有积极的一面。具体表现如下：

1.1绿色贸易壁垒对茶叶贸易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