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地位范文10篇

货代，（freightforwarding）严格来讲，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概念。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货代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正当的行业，其独特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性质已经得到全球运输业以及相关行业的承认。就货物的运输而言，货代除了以货主的委托人身份办理有关货物的运输手续外，还可能以无船承运人的身份独立承担与货物运输有关的责任。这一商业实践体现在了相关货代业协会的标准合同之中。如在CIFFAconditions（加拿大国际货代协会的标准条款）第三十二条规定：公司（货代公司）不是公共承运人，只以本标准条款为基础进行交易。公司保有合理的，关于货物的处理、储存以及运输的方式、路线以及程序的自主权。这就表明该标准条款认识到存在货代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货承运人的情形，因此，标准条款的第三十二条赋予了货代合理的，关于货物如何运输的自主权，只要货代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不以公共承运人的地位（不排除无船承运人的可能性）出现。FIATA（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FreightForwarders）的标准规则也指明同样适用于实际及缔约承运人。德国运输法也规定货代可以自己介入获承担货物运输。这就表明对于货代的法律地位应遵从商业实践的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加以识别。

一、区分承运人与委托人的标准

既然货代既可能以承运人的身份又可能以人的身份出现，那么就有必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区分，从而为明确货代所应承担的责任打下基础。

在商业实践以及有关国家立法中，区分的标准主要有以下几个：1.运输单据标准；2.实际参与运输标准；3.固定费用标准。

1.运输单据标准。

FIATA标准规则的第7.1部分中关于货代作为承运人出现的责任规定如下：货代……当其签发自己的运输单证，或以其他方式明示或默示地表示承担承运人的责任（缔约承运人）

关键词：被保险人；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利益；第三人

摘要：以被保险人的存在场合及确定为研究起点，归纳被保险人权利义务的设置。追踪被保险人权利的立法新发展，揭示被保险人与保险利益以及保险合同利益的关系。被保险人存在于保险合同各个要素的关系之中，对其法律地位的探讨以被保险人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特质为外延。同时，以被保险人与一般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比较，界定被保险人特殊的法律地位。

《保险法》于2009年2月28日修改并已经开始实施，这次对保险合同法部分的修改与日本2008年保险法从商法典中分离出来成为单独的部门法在时间上比较接近，日本《保险法》立法原则中包含的“强化对投保人方的保护”与我国《保险法》修改中“对被保险人的保护理念相映成趣”。二者虽然在具体制度上包含很多方面的规定，但均涉及到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界定这一问题。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中特殊的主体，在合同法领域难寻与之对应的主体制度。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问题虽然广有提及，但向来缺乏理论层面深入而系统的关注，导致了规范层面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从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角度观之，几乎涵盖全部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制度设置凸显被保险人的特殊地位；从与保险合同其他诸要素的关系角度观之，被保险人处于保险合同各个要素的核心；从与合同法的基本理论衔接及比较角度观之，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差异颇大。

一、被保险人存在场合及确定方

被保险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与财产保险合同的存在情况并不相同。

(一)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

摘要：合理确立教师的法律地位，是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的重要保障，也是人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现行立法将教师作为与其他专业人员无异的一类群体，在法律地位上没有体现教师职业的特殊性，也没有呈现不同教育阶段、不同性质学校教师群体的差异性，导致教师管理实践中问题和争议频发。教师职业源于现代国家公共教育体系建立的需要以及其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功能，与其他类型专业人员最显著的区别即在于教师职业的公共性，而不同教育阶段、不同性质学校教师群体的公共性强度也存在显著差异。应以教师职业的公共性为分析基础，以公共性强度差异为划分维度，确立不同教师群体的法律身份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教师与相关主体的法律关系；以公共性保障及其与自主性的协调为目标，确立教师的权利和义务，科学设计教师的法律地位。

关键词：教师；法律地位；公共性；教师法；法律身份；教师的权利与义务；教师聘任

教师是科学与文化的传播者，是教育教学活动的基本要素和重要主体，不但会对年轻一代产生重要影响，还会对国家、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认识到教师的重要作用以及教师职业群体存在的诸多问题，近年来我国相继政策文件，强调和推动教师队伍建设①。也充分肯定教师的重要作用，并在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提升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科学、合理确立教师的法律地位，应是法治社会提高教师地位、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基础性条件与最强有力保障，也是教育法治进程中需要探讨的重要课题。以“教师（的）法律地位”为题名，在中国知网检索到1998—2020年的文献48篇①。可见，学界已认识到教师法律地位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并基于不同教育阶段、不同性质学校等展开研究。教师的法律身份决定了教师在社会关系结构中的位置（劳凯声，2020），对教师法律地位的确立具有基础性作用。以“教师（的）法律身份”为题名，在中国知网检索到2005—2020年的文献16篇。总体来看，现有文献普遍缺乏对于教师作为一个现代职业入法及其法律地位的理论思考，且对于“法律地位”缺乏界定或与其他概念混淆。《教师法》修订在即，需要重新确立教师的法律地位（陈鹏，2020）。《教师法》是教师职业的基本法律规范，学界应为其提供深入的理论支持与系统思考。因此，有必要在界定教师法律地位概念的前提下，对教师法律地位问题进行探讨，为完善教师立法提供理论思考。

一、教师法律地位的内涵

教师是教育法律关系的重要主体。“每一种法律关系的‘中心’应该是在该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和利益的当事人，当事人本身的法律地位应该首先予以明确。这种法律地位表现为当事人在法律关系中具有享有某种权利的资格（权利能力）以及当事人在法律关系中能够以自己的行为取得某种利益的资格（行为能力）。”（萨维尼，1999，第66页）教师的法律地位即指教师以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在法律关系中所具有的一种法律主体资格，主要涉及教师的法定身份、教师法律关系的特征以及法律规定的教师权利义务等问题（包秀荣，1998）。本文所述教师法律地位主要涉及教师的法律身份、教师与相关主体的法律关系以及法律中的教师权利义务。教师的法律地位是由不同法律规范确立的，具有同一性基础上的差异性。同一性表现为教师都具有共通的法律身份以及法定的权利义务，如《宪法》规定的“公民”、《教师法》规定的“教师”及相应的法定权益。但同时，服务于不同教育阶段、不同性质学校的教师又具有不同的行为能力，与相关主体形成多样性质之法律关系，享有不同的法律权利，承担不同的法律义务与责任，在法律地位上具有差异性。教师的法律地位与教师的社会地位、人格地位不同。社会地位表明社会成员的社会分层状况，社会分层状况常常表明社会成员社会地位的高低（劳凯声，郑新蓉等，1999，第244页），通过经济地位、政治地位、职业地位和社会声望等综合体现。教师的社会地位需要法律确认并保障。人格是自然形成的，每个人的人格虽不同却平等，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教师在人格上与其他公民一样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教师作为一种特殊职业，其法律地位则必须是法律专门确认的，是依法取得教师资格、与学校签订聘任合同并专门从事教育教学活动的一类公民。

二、我国教师法律地位的变迁与争议

制度是民事法律的重要制度之一，该制度有力地拓宽了民商事交易的规模和空间。伴随电子商务的发展，在网络交易中出现一种新型交易协助者，即电子人，这一学术概念和法律界定均起源于西方，我国法上付之阙如。面临中国电子商务蓬勃发展的现实，电商立法迫在眉睫，电子人的法律地位如何是一个必须在学术和法律上回应的问题。学界对电子人已有不少研究，但较宽泛，关于它的法律地位问题仍有深化的必要。

1电子人的概念及法律界定

电子人思想的诞生于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之父JOHNMCCARCY在20世纪50年代末提出的TheAdviceTaker系统。美国学者在《心智社会》这本书中最早提出电子人技术这一概念。不久，人们便开始使用电子人搜索信息、过滤邮件以及处理日常事务。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更多使用电子人来自动搜索商品和服务，议定价格，完成购买。比尔•盖茨把电子人称为软的软件，另有人认为电子人是一个具有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基于硬件、软件的计算机系统。赫尔曼将它定义为一种能够做事的软件。据考证，电子人在立法上最早出现在美利坚合众国的“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此法律认为电子人是指这样一种计算机程序，其能够独立地用来作出某个行为，不需要人工干预。《美国统一电子交易法》对它的定义做了适当的修改，实质与《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的规定一致。为了确定电子环境下意思表示的效力，美国《统一商法典》对电子人做出了特别规定。它只是一种智能软件程序，但它可以代表用户作出决定，达成交易，故有的学者将它称为人造商人。这个商人具有很高的智能性。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电商的发展，但迄今，电商交易的大部分仍然是非自动化的，交易过程仍然需要自然人的参与，从收集资料到整理信息，再到选定产品，最后进入谈判、合约和支付阶段，人工参与极大地增加交易的成本。而电子人能在没有自然人参与的情况下代表用户的意思进而自主执行任务，因而，利用它可以简单实现电子商务的自动化。

2电子人与传统人的关系

从实质意义上讲，电子人既不是自然人，也不是法人，不过是一种能够执行人的意志的工具罢了，这个工具又有些不同于一般的交易工具的性质。虽然电子人使用了人称呼，也可以向第三人实施或者自第三人受领意思表示，但是两者有着明显区别。其一，法律地位方面。在人无权的情况下，人要对本人或第三人承担法律责任，而人作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具有承担法律责任的条件。然而，它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独立性，它没有独立的财产和意志，体现其工具性。其二，法律关系方面。在民事中，本人为了完成某些事项，会与人进行协商，二者通过合同方式建立关系。而电子人与交易主体之间不存在法律关系，它在未确定民事权利能力之前，不可能与对方交易主体产生法律关系，而只不过是法律关系的客体。其三，行为方式方面。人可以被当作本人的替身，被人的行为由于人而得以扩大。人与本人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民商事交往，二者都是人的基本行为方式。电子人的权限的产生是电子化的结果，主体所设计的电子化手段，认为契合就会反应，反之则反之。其四，作用方面。二者都是本人内在意思的延展，扩大了本人的行为。电子人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作用，它本身首先的是一种自动化的民商事交易工具，当电子人的程序要求设定完成，它就可以自动地进行系列交易甚至合同履行与售后服务，不要自然人的介入。虽然电子与民事很不相同，但是立法仍然选择电子人这一术语，这就说明两者之间还是有不少共同之处。电子的使用取决于本人的意思，每个交易命令都要通过本人授权，它绝对在授权范围内做事。它不像普通人有可能越权、无权。民事人是独立的自然人，可能作出违背被人意志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它是本人最忠实的，除非出现了电子过错。即使出错也是由本人的疏忽造成的，后果都归于本人。民事是以主观过错为原则，而电子则实行严格归责原则，不管本人是否知道电子人的民商交易操作，只要本人使用它签约，都必须承担责任。

3关于电子人法律人格的理论分析

货代，（freightforwarding）严格来讲，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概念。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货代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正当的行业，其独特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性质已经得到全球运输业以及相关行业的承认。就货物的运输而言，货代除了以货主的委托人身份办理有关货物的运输手续外，还可能以无船承运人的身份独立承担与货物运输有关的责任。这一商业实践体现在了相关货代业协会的标准合同之中。如在CIFFAconditions（加拿大国际货代协会的标准条款）第三十二条规定：公司（货代公司）不是公共承运人，只以本标准条款为基础进行交易。公司保有合理的，关于货物的处理、储存以及运输的方式、路线以及程序的自主权。这就表明该标准条款认识到存在货代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货承运人的情形，因此，标准条款的第三十二条赋予了货代合理的，关于货物如何运输的自主权，只要货代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不以公共承运人的地位（不排除无船承运人的可能性）出现。FIATA（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FreightForwarders）的标准规则也指明同样适用于实际及缔约承运人。德国运输法也规定货代可以自己介入获承担货物运输。这就表明对于货代的法律地位应遵从商业实践的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加以识别。

一、区分承运人与委托人的标准

既然货代既可能以承运人的身份又可能以人的身份出现，那么就有必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区分，从而为明确货代所应承担的责任打下基础。

在商业实践以及有关国家立法中，区分的标准主要有以下几个：1.运输单据标准；2.实际参与运输标准；3.固定费用标准。

1.运输单据标准。

FIATA标准规则的第7.1部分中关于货代作为承运人出现的责任规定如下：货代……当其签发自己的运输单证，或以其他方式明示或默示地表示承担承运人的责任（缔约承运人）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严重影响两岸关系逐步缓和的格局。“台湾法律地位”也再次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一、关于“台湾的法律地位”

2000年5月民进党执政以来，陈水扁政权实际上仍坚持着“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一自李登辉时期业已形成的立场，仅仅是因大陆和国际压力，较为收敛而已。其应对大陆统一谈判呼吁的四张牌是“对等、民主、和平、人权”，后三张牌都是为谋取其“对等”地位服务的。唱“黑脸”的吕秀莲则又一次跳出来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不能简单的将之看成早已驳倒批臭的陈词老调，吕秀莲的这一手可谓老调新唱。因为在50年代批判该论调时，着重于“台湾不是归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归还给中华民国。”如今，吕秀莲之流强调的是“日本虽放弃台湾，但未明确归还中国，故而台湾有权独立。”这是将“台湾地位未定论”从其第一种含义转向第二种含义，必须加以有针对性的痛斥和批驳。

（一）台湾历来处于中国主权之下

纵观中国历史，台湾一直处于中国的领土主权之下。无论国际社会，还是海峡两岸的人民，历来都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不但是民族感情上的认同，而且是法律所认可的。

国际法上领土主权的概念源于民法上所有权的概念。民法上所有权包括对所有物的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的权利。没有所有权的人可以获得占有、使用和收益权，但只有所有权人享有处分权，所以，处分权使所有权中最具本质的权利。领土主权是国家对其领土的权利，包括对领土的所有权和管辖权，前者相当于一个处分权。国家在一定情况下将本国领土置于外国管辖权之下，正是行使对本国领土的处分权。换言之，在他国领土上行使管辖权的国家并不一定享有对该领土的处分权。因为，一个人不能转让不属于他自己的权利，这是一项法律原则。在国际法上，对领土的占有往往先于对领土的所有，因为，有效控制是获得领土主权的主要条件。事实上，自1662年郑成功的收复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的近三百年来，除为日本非法占领近50年外，台湾一直处于中国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

关键词：被保险人；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利益；第三人

摘要：以被保险人的存在场合及确定为研究起点，归纳被保险人权利义务的设置。追踪被保险人权利的立法新发展，揭示被保险人与保险利益以及保险合同利益的关系。被保险人存在于保险合同各个要素的关系之中，对其法律地位的探讨以被保险人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特质为外延。同时，以被保险人与一般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比较，界定被保险人特殊的法律地位。

《保险法》于2009年2月28日修改并已经开始实施，这次对保险合同法部分的修改与日本2008年保险法从商法典中分离出来成为单独的部门法在时间上比较接近，日本《保险法》立法原则中包含的“强化对投保人方的保护”与我国《保险法》修改中“对被保险人的保护理念相映成趣”。二者虽然在具体制度上包含很多方面的规定，但均涉及到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界定这一问题。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中特殊的主体，在合同法领域难寻与之对应的主体制度。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问题虽然广有提及，但向来缺乏理论层面深入而系统的关注，导致了规范层面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从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角度观之，几乎涵盖全部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制度设置凸显被保险人的特殊地位；从与保险合同其他诸要素的关系角度观之，被保险人处于保险合同各个要素的核心；从与合同法的基本理论衔接及比较角度观之，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差异颇大。

一、被保险人存在场合及确定方

被保险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与财产保险合同的存在情况并不相同。

(一)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

生态难民，顾名思义可以简单描述为面对生态灾难，而被迫逃离的人。难民现象古已有之，而国际法中的难民概念却是近代才产生的。生态难民现象也是古已有之，但生态难民的概念至今还没有被国际难民法所明确确认。一个社会现象的产生，并不以法律是否确认为决定条件，恰恰相反，法律的产生是来源于社会现象。强者和理性都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面对灾害，人最初的本能就是逃离，不管这种灾害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灾害，并且与其它避免受到灾害的方式相比，逃离可能是最简单与有效的，古语有云“三十六计走为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和平和发展成为社会主题，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以及高危事故频发，这些灾害产生了大量不能在原来的居住地生活，而主动或被迫逃离的流离失所者(displacedpe~ons)。

一、生态难民概念存在之依据

生态难民制度的存在从社会需求层面来说，是合理与必需的。对于土著居民来说，如极地地区的因纽特人，正在承受着地球升温、冰盖融化的灾难，他们不得不逃离祖先传统的生活领地。传统的难民法不适用于他们，国内流离失所者也不适用于他们，因此，有些学者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制度，提出了“生态难民”或者“环境难民”的概念，这样一些具有针对性的人权保护方法可以得到应用。这部分受害者人口数量庞大，英国慈善组织基督徒救助(ChristianAid)指出，从现在到2050年40多年间，气候变化的结果将会导致至少1O亿人无家可归。该组织的报告指出，苏丹、哥伦比亚、乌干达、缅甸、斯里兰卡和马里的人民要面对最严重的强迫迁徙危机。生态难民制度的存在从法律需求层面来说，也是合理与必需的。对于以1951年《难民公约》为首的一系列难民法来说，大量的国际移民并不是其关注的焦点；工业发展、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生态灾难并不是其重点。国内流离失所者，由于国家主权原则与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存在，不能及时、有效的得到国际的支持与援助。土著居民，由于与其传统的生活、栖息地有特别的联系，在适用1951年《难民公约》中的“五个迫害理由”方面更是难上加难。另外，发达国家向外发展中国家转移高耗能、高污染产业，造成所谓的“环境种族主义”(en~ronmentracism)，即制定和执行或任何政策，实践，或法规环境的负面影响收入低或幅度较富裕的不同种族的同质社区存在不同，“环境种族主义”最初是在国内，现在已经蔓延到国外。波多黎各维克斯岛上的7000名岛民对美国提起诉讼，理由是二战后美军在该岛建立最大的海军射击场，并一直进行大量导致严重环境污染的武器测试。然而，美国政府却用一份饱受质疑的报告回应岛民，认为后者无权起诉。维克斯岛事件，说到底是美国奉行的“环境种族主义”的又一个缩影。以上列举的生态灾难的受害居民，如果没有一套系统完整、结构严密的法律制度保护与救济，其生存根本保证。

生态难民制度的存在从现实依据层面来说，更是合理与必需的。我们探讨生态难民制度，在现实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国际法上并未对生态难民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或者一个权威的法律文件。1992年有大约176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只有10％一20％是日内瓦难民公约意义上的政治难民。与非洲联合组织的难民公约中的定义不同，根据日内瓦难民公约第一条A款，“难民”是指：“由于人种、宗教、民族、特定的社会团体归属或是政治信仰，滞留在母国领土之外，并且无法取得母国保护或是出于恐惧不愿接受母国保护……”之人。据此，日内瓦难民公约适用的范围是政治难民，而非为躲避内战、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的难民。在国家实践中，不属于日内瓦难民公约范围内的事实难民也经常获得一定的保护，特别是躲避战争危险的难民。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12月21日，联合国大会第71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向非洲境内难民、回返者和流离失所者提供援助，2009年12月18日、2008年l2月18日2007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相同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确认了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流离失所者即生态难民在保护的范围内。200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第65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保护与援助境内流离失所者，同时确认天灾人祸和自然灾害是流离失所的原因，2009年12月18日，联合国大会第65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保护迁徙者，此处并没有明确指出迁徙的原因，但是重申人人有迁徙的自由，包括跨出国界。2010年12月21日，联合国大会第71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确认帮助寻求庇护者、国内流离失所者在其职权范围内j，此处的寻求庇护者也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包括由于自然灾害而造成的流离失所者。通过联合国大会这些决议，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联合国大会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难民，但明确了流离失所者、寻求庇护者的法律地位，生态难民属于流离失所者或寻求庇护者之一，是完全可以涵盖在其内的，是这些概念的题中之义。联合国大会的决议体现了当代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共同的国家意志和共同的法律理念，……不仅具有政治性质，而且具有法律性质，成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行为规范。l5这些法律文件完全可以成为对生态难民进行救济与保护的现实圭臬。

二、生态难民的定位

1951年《难民公约》严格限制了难民的范围，几乎没有留下讨论或者扩充的空问。《公约》第一条规定了难民的定义，即第一条“难民”一词的定义：本公约所用“难民”一词适用于下列任何人：1……2．由于1951年1月1日以前发生的事情并因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有国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能或者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的人。这一条关于“畏惧”的理由只包括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见解五种情形，大大遗漏了大量需要其它逃避的情形。Good—win，G．S把这些情形归结为：生存压力、对生命或自由的威胁，迫害(persecutions)，剥削、使生活贫困，战争或者国内冲突，自然灾害、地震、洪水、干旱或者饥荒。l6同时Good—win，G．S承认，1951年《难民公约》对难民的定义除了遗漏畏惧的理由外，还有一个与生俱来的矛盾。一方面，联合国难民署声称其工作是为了救助畏惧上述五个理由的一类难民；另一方面，对难民身份的认定工作仅仅是针对单个人，不包括群体，需要逐一提供其主观与客观条件。不过，纵观当生的人道主义灾难与自然灾害，包括气候变化、飓风、地震、海啸、泥石流等，都是同时影响了大量的人口，甚至是整个地区的居民，例如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因纽特人与生活在太平洋小岛上的居民。如果我们依然固守对单一个人认定难民的窠臼，则不利于保护这些受到灾害的群体的权利，甚至是生命。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政治建设的持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在我国的司法管理中，刑法作为判定犯罪行为并对犯罪人进行刑法判决的基础，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具有重要作用。刑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非常高的参考价值，是保证司法判决公平公正的重要理论依据。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现行刑法已经相对比较完善。但从整体上来说，刑法在具体的司法实践过程中，有时也会出现不适用的状况。当刑法和其他法律相关条款有冲突时，司法判定的参考依据不能明确刑法的意义和价值。基于此，本文从我国刑法的发展背景着手，首先简要分析了社会对我国法律适用根据的争议，随后阐述了刑法在我国法律体系整体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并且探析了刑法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部门法的理论基础，最后笔者研讨了应用刑法法律地位的具体策略，以供相关人士交流参考。

【关键词】刑法；法律地位；司法

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刑法属于部门法的范畴，刑法、民法与行政法在我国被并称为三大实体法，为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公民合法权益的维护竖立了坚实的屏障。刑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属于相对独立的部门法，即刑法在运用过程中，具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和手段。但是在实际的司法实践过程中，刑法的独立调整对象以及调整手段与其他部门法之间会出现重叠部分，这就会导致相关案件审理过程中，对违法犯罪行为的界定和量刑判决上应用刑法具有一定的不适用性。因此，为了更好地提高刑法的法律适用性，促进刑法在司法实践中应用价值的深化，国家相关司法部门应当积极明确刑法的应用范围，提高刑法在司法中的适用性。

一、社会对于我国法律适用根据的争议

（一）案例分析。对于我国法律适用根据的探讨，社会不同学术界有一定的争议。以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发生在国内的一个案件为例，某大学教授熊某在十二月某日由于腰疼前往某医院进行就诊。该医院医生对于患者熊某进行诊断之后，决定对患者进行手术治疗。就在手术完成后的第七日，患者熊某由于抢救无效宣布死亡。在该事件发生后，患者熊某的丈夫经过对事件前因后果的调查，发现在患者熊某抢救的过程中，参与救治的人员是某医学院尚未取得行医资格的学生。因此，患者熊某的丈夫将该医院告上法庭，并且向医院索求赔偿。法院在对本案件进行审理的过程中，熊某的丈夫坚决认定参与本次抢救的学生构成非法行医罪，并且由于自身不足导致患者抢救无效而死亡。但是根据我国《执业医师法》中第十四条以及我国刑法中第三百三十六条的相关规定，被告医院否认非法行医罪。该案件发生于二零零五年，二零零九年开始审理，目前已经审理结束。（二）理论探讨。对于本案进行分析，案件中引起争议的重点在于参与抢救的该大学生的行为，是否能认定构成非法行医罪。本案件审理过程的法律依据是《执业医师法》中第十四条以及我国刑法中第三百三十六条。其中我国刑法中第三百三十六条指出，认定构成非法行医罪是指未取得职业医师资格而行医的非法行为。但是从我国最高法的司法解释角度来看，未取得职业医师资格还包括两种情况，其一是未通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其二是通过执业医师考试但是还未经过注册，两种状况虽然都属于未取得职业医师资格，但是根据我国卫生部规定，后者即已经通过执业医师考试但是还未经过注册的医师，其行医行为不构成非法行医罪［1］。由此可以看来，不同的法律规定对于同一个行为的界定存在一定的争议。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如何兼顾这些不同的法律法规，结合实际状况对案件秉公审理，是目前需要引起司法部门相关工作人员思索的问题。不同法律法规对于同一行为的不同界定，是站立在不同的角度上得出的结论。结合本案件进行分析，刑法属于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部门法，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属于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司法解释，卫生部的批复相对效力较低，属于部门规定章程。而依据我国司法实践中后法优于前法的基本原则，由于最高法的司法解释的颁布时间晚于卫生部的批复，应当认定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其效力高于卫生部批复。故对于本案中该大学生的行为，应当认定构成非法行医罪。但是由于刑法具有“谦抑性”，即必要性原则，指立法机关只有在无可以代替刑罚的其他适当方法存在的状况下，才能将某种违反法律正常秩序的行为认定为犯罪行为，因此最终法院回避了非法行医行为的界定，而是以另外的缘由判定被告医院构成侵权行为。

二、刑法在我国法律体系整体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论文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的地位；法律部门

论文摘要：从经济法产生﹑法律部门划分标准﹑经济法与几个法律部门的关系﹑经济法的重要作用出发，拟探讨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

在我国，“经济法”这一概念的出现和使用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济法在我国发展的这二十多年中，其是否是独立的法律部门这一基本理论问题，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问题，笔者通过对以下几个方面的论述，以期阐明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

一、从经济法的产生看经济法的独立法律地位

经济法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1775年撰写的《自然法典》中。现代意义的经济法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美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度的自由竞争引起生产和资本的不断集中，垄断市场的倾向日渐显著，产生了各种市场弊端，资本主义的矛盾空前激化，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开始改变经济政策，加强对自由市场的干预，国家对自由市场干预的法——经济法应运而生。

从上面经济法的产生过程，可见经济法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虽然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有其天然优势，但是市场又存在着盲目性和滞后性，易导致不正当竞争及垄断行为产生等弊端，为保障社会化大生产的顺利进行，就必须同时发挥市场及国家必要干预两方面的共同作用，而经济法既在微观领域对经济进行规制，又在宏观方面对经济进行整体调控的特性，恰好满足了这种社会需要，是其他法律部门不能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