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调整范文10篇

本文作者：朱未易工作单位：南京社会科学院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问题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就目前学术界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来看,大致有四种不同的社会结构理论:一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前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为代表的“两大基本阶级———若干其他阶层论”,认为工人和农民仍然为中国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其他社会阶层包括:个体经营者阶层、非公有制企业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二是以陆学艺为代表的“层化论”,认为一个现代化社会分层结构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已现雏形,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理论框架,并据此勾划出当前中国社会的十大阶层。三是以李强为代表的“碎片论”,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发展变化十分迅速,各社会利益群体正在不断分化、解组(disorganization)和重新整合(reintegration);现阶段中国的社会分化呈“碎片化”状态,即社会结构尚未层化和定型,现阶段中国社会成员可分为四个利益群体而不是阶层,即所谓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四是以孙立平为代表的“断裂论”,认为中国的社会资源逐步向少数人聚集,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弱势群体“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难以实现由传统社会身份向现代社会身份的转变”,经济改革的结果并未带来相应的社会发展结果,并未为广大社会成员所共享,从而形成了一个断裂的社会。中国社会阶层利益冲突的法律调整机制朱未易内容提要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全方位的系统性利益调整已迫在眉睫,而法律调整机制在平衡阶层利益冲突中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法律调整的关键就在于对阶层利益进行界分和配置并予以法律上的确认,以保障每个社会阶层的权益,特别是弱势阶层及其利益群体的权益。社会阶层利益冲突的法律调整旨在建构利益冲突表达、利益冲突选择和评价以及利益冲突平衡的机制,以达到界定利益边界、调整利益配置、确认利益差别和平衡利益冲突之目的。以上四种不同的社会结构理论都有一个共识,即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已是不争的事实,全方位的系统性利益调整已迫在眉睫,这其中就包括了法律规范的供给及其调整机制的运行。合法的利益冲突要靠构建放任性、导向性和奖励性的法律规范来解决,而非法的利益冲突则要靠构建强制性的法律规范来解决。本文拟从法社会学视角就我国现阶段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及其法律调整机制进行探讨。

二、法社会学语境中的社会阶层利益及其利

益冲突的生成马克思对利益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表述“: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1]。利益可以分为经济利益、精神利益和政治利益,其中经济利益是全部利益的基础和核心,因为人们的一切活动“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2]因此我们可以说社会阶层冲突的核心是利益冲突。利益是“个人或个人的集团寻求得到满足和保护的权利请求、要求、愿望或需求”[3]。美国社会学法学创始人庞德认为利益是“人们,个别地或通过集团、联合或关系,企求满足的一种要求、愿望或期待:因而利益也就是通过政治组织社会的武力对人类关系进行调整和对人们的行为加以安排时所必须考虑的东西。”[4]一切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包括法律现象,都可以从利益那里得到解释。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利益是生活中唯一普遍起作用的社会发展动力和社会矛盾根源[5]。利益虽然不是一个法律术语,但在法学研究中却是一个常见的词汇,甚至有的学者将其作为法律的一项基本价值来研究[6]。可以说,“所有的法律,没有不为着社会上某种利益而生,离开利益,即不能有法的观念的存在。”[7]利益法学派在立法问题上主张,法规范中包含的原理是立法者为解决种种利益冲突而制定的,法是冲突的人类利益合成和融合的产物。法只表明某一个社会集团的利益胜过另一集团的利益,或双方的利益都应服从第三个集团或整个社会的利益[8]。社会阶层利益的获得取决于该阶层在社会中对社会资源的占有量,虽然资源不等于利益,但资源占有量直接决定获取利益的多寡。社会资源的获得从一般意义上说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市场博弈的途径,靠阶层及其群体成员通过市场博弈而获得,如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等阶层,他们的经济资源或文化资源的获得绝大部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市场的竞争获得的。另一种是体制安排的途径,由阶层及其成员利用自身所处的体制优势获取,如国家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等阶层,他们政治资源或文化资源的获得主要来源于所在体制内的制度供给。如果用市场博弈和体制安排分别为纵横坐标的话,那么社会各阶层拥有社会资源的多少都可以在这个坐标系中找到自己阶层的位置。但是,无论是占有资源丰富、获取利益多的上层阶层,还是占有资源匮乏、获取利益少的下层阶层,他们都有共同的利益需求和与自己所在阶层相匹配的个性利益需求。但问题是各阶层公共利益需求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各阶层共同享有,然而公共利益的资源配置往往向上层阶层倾斜,比如广大农村的农民及其农民工阶层,他们对公共利益资源的享有非常匮乏,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缺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社会阶层的存在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冲突。社会学家科塞认为,导致人们形成阶层冲突意识和冲突感知的原因,主要可以被归纳为这样两类:“其一是由物质性原因(即为了争取物质利益而发生的冲突),其二是价值性原因或非物质性原因,即由于信仰或价值评判标准的差异所导致的冲突。”[9]或者说社会阶层冲突的生成源于两个思维向度,一是物质利益的冲突,二是价值利益的冲突。一般来说,物质利益的冲突对于改善现行社会制度及其供给方式是有益处的,对所在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不会产生威胁,这种冲突是物质层面的冲突,是差别性冲突,是法律调整的可控性冲突。但是,价值利益的冲突则不然。价值属于人的精神利益范畴,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价值冲突首先产生的是对当下的制度设计和政策供给的社会价值产生不信任,对现存社会体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表示怀疑,进而会威胁现存社会机制的运行,属于社会深度层面的冲突。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下层社会阶层与上层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10];二是致贫阶层与致富阶层的利益冲突;三是每一阶层内部存在的利益冲突。这些利益冲突既有物质层面的,如资源分配冲突、劳资冲突等;又有精神层面或价值层面的,如价值和信仰冲突、公平和正义冲突等,显示出多元复杂的格局。因为各阶层之间利益的不一致,阶层中国的社会结构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有质的差异性。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结构中的主要力量是中产阶层,是所谓橄榄形社会结构,执政党在兼顾各阶层利益的同时,只要赢得中产阶层的支持就能稳定执政基础,而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主要力量是广大的工人和农民阶层。笔者经过粗略的数据统计,中国农民人数截至2005年底为75705万,占全国总人数的58.24%;其中农民工人数截至2006年底约为20000万,占全国农民总数的28.42%,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54.9%;可推算出中国产业工人人数截至2005年底约为36000万。我国产业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总数约为91000万,占全国总人数的70%[12]。这种社会结构形态在过去被称为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笔者认为目前的结构形态更像倒T字形结构,或者说是清华大学李强教授称之为的倒丁字形结构,庞大的人口基数是农民和产业工人,其他阶层成为立柱型竖立在这一横杠上,下层群体过大,且与其他群体之间属于一种两极式的连接方式[13],这种社会结构是非稳态的社会结构,而且结构关系紧张,只有张力而缺乏均衡,从而利益冲突频发,利益调整难度加大。执政党在兼顾各阶层利益的同时,获得工人和农民阶层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中国执政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思维中,必须要在兼顾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前提下,优先考虑工人、农民等普通劳动者的利益,突出执政党在执政理念和执政思维中的‘弱势关怀’特征。”[14]因为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必定是一个使社会阶层中最不利地位阶层的人多得好处而较少受损的社会,用罗尔斯的话讲就是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原则应该是“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15]。“弱势关怀”不能只停留在观念层面,更要有制度安排,特别是在制度层面应该尽快建立起社会各阶层利益冲突的法律调整机制。

三、社会阶层利益冲突的法律调整机制

本文作者：哀久强

市场疲软与反弹是我国现阶段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过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之一,现已引起各方面的关注。本文拟从市场疲软与反弹的基本认识,法律调整机制的建立和完善,确立综合法律调整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三个方面,来探讨解决市场疲软与反弹的有效途径,以促进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

一、衬市场疲软与反弹的基本认识

市场疲软是治理整顿的初始效应,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且错综复杂。其直接的表层原因主要是:第一,治理整顿政策和措施的实施,在初步控制了消费膨胀和降温过热经济的同时,也一定程度地引发了市场疲软。第二,抢购风潮的超前购买和超量购买所形成的滞后效应,是商品销售额下降,出现市场疲软的又一主要原因。第三,银行实行保值储蓄、提高利率转化了一部分购买力,也转移了居民的消费倾向,对商品滞销,形成市场疲软起了推动作用。第四,由于消费心理偏执,出现消费行为的攀比和趋同倾向,随着国家治理整顿政策的出台,由盲目的、一哄而上的抢购,变成一哄而一「的持币观望性的不买、少买和迟买,这无疑加剧了市场疲软。在形成市场疲软的表层原因背后,还隐伏着更深层的原因:第一,我国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严重不合理,市场目前积压和短缺并存。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现状决定的价高利大的单层供应结构不能适应国民收入分配现状决定的多层次消费需求结构。一方面消费者需要的一些商品因薄利而脱销断档;另一方面高档消费品过量供应而中低档收入的消费者又购买力不足。这种结构性矛盾,决定了商品滞销、市场疲软出现的不可趁免性。第二,购买力分流,非商品性支出,转移了消费者的消费倾向,这是促成市场疲软的另一个深层原因。除了金融资产多样化,个人购买股票、债券吸引了一部分消费购买力外,其它如住房商品化、工商业者投资将消费基金转为生产基金、个人旅游的发展,文化生活水准的提高、个人自费学习进行智力投资等都分化了一部分消费购买力。另外,国外进口商品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国内商品质次价高也是导致市场疲软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市场疲软是几年来经济过热的产物,它给社会带来的负效应是不可避免的。主要表现在由于商品销售领下降幅度大,滞的面广,大大增加了资金占用量,阻碍了企业的资金周转,使得因财政紧缩和信贷紧缩带来的企业资金短缺问题更趋严重,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使经济走入低谷。同时,我国市场疲软并不是真的供过于求,形成了买方市场,而是消费者由于种种原因持币待购,并且消费者手持现金和增长的储蓄,随时可能因市场波功而转向市场,造成消费需求对市场压力的增大,月备现疲软后的反弹,破坏市场的稳足。但市场疲软毕竟是治理整顿的阶段性效也它虽然使我国经济陷入丁困境,但川则思变。市场疲软所揭示的矛盾和篓露的问题表明,它又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对进一步抑制经济过热,降低经济发展速度,提高经济效益,进一步彝使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理顺经济秩序都具有积极的意义。{;f一厂找国是短缺经济,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矛盾并未缓和,l洒且)’刊立结构失衡、通货膨}J长还术得到彻底解决,所以市场疲软只是一种暂时的、相对的和局部的商品滞销,并未真正形成买方币场。相反,l汀场疲软后反弹现象的出现却具有很大的可能性。这是因为:第一,日前我国存在着积压与短缺并存的结构性矛盾,产品不适销对路,出现市场疲软是必然的,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恰恰是这个结构性矛盾表明我国居民消费购买力远未得到实现,加上有效供给不足,所以市场随时会出现反弹的可能。第二,就供应方面而言,山寸市场疲软,不少企业资金紧张,生产速度下降,甚至由于开工不足,被迫停产,这进一步加剧了供求关系的紧张,1司时,商品库存严重不足,其枢纽和蓄水池作用明显减弱,消费者手持货!!3量与商品可供量比例大大失调。这种市场疲软后供求矛盾未缓更紧的情况,很容易异致市场反弹。弟三,由于1989年下半年以来物价涨势趋缓,利率下降,保值储蓄对消费者己吸引力已经不强,并且如果不再实行保值储蓄,这势必会使一部分消费者由储蓄保值转为购物保值。再加上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因素未彻底根除,而消费者的心理脆弱,预期心理容易扭曲,一有风吹草动,就有可能出现新的抢购风潮,造成更大的消费膨胀。第四,为了使经济走出市场疲软的低谷,中央和地方各部门都在采取和准备采取一系列启动市场复苏的措施,这无疑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但这些措施若运用不得当,再加上上述各方面因索,就会使市场疲软后出现回升过猛,销售过旺的局面,出现新的经济过热,•建国以后40年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允分说明了这种潜在可能性的存在。因此,我们在促功市场复苏,走出玻软的同时,更应警惕市场度软后出现的反弹。i司样,市场反弹也具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其正效应是有助于启动市场复苏,结束疲软状态,促进企业资金周转,减轻购买力对市场的压力。但市场反弹往往是回升过猛、销售过l压,若缺乏必要控制,就会出现新的物价上涨,加剧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使国民经济大起大落,造成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这又是市场反弹的消极效应。以上我们只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剖析J市场疲软与反弹的成因。进一步的探析表明,之所以有诸多经济因索导致市场疲软,是因为经济运行诸多环节缺乏法制。我国目前法制建设状况,与经济友展速度和发展规模远远不相适应,这是造成经济运行无序、市场疲软的更深层因京,而且在一走意义上讲,是决定性的因素。因此从各方面探讨治理对策,特别是从法律习L制角度探讨治理市场疲软与反弹的对策,就具有现实的迫切性和重大的理论价值。

二、法律调整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市场疲软与反弹的种种成因表明,市场疲软与反弹并不是偶发性和一时性的经济现象,诸多经济结构性矛盾隐伏着市场出现循环疲软与反弹的可能。因此,治理市场疲软与反弹在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的同时还应着重解决形成市场疲软与反弹的结构性问题,而建立和完普法律调整机制的着眼点也应是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即产业结构和产.钻结构的矛盾,以各种法律措施来确保产‘!犯结构和产l汀;结构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从而达到彻底恨治市场疲软和反弹的终极日的。就目前我国的法制建设状态而言,建立和完善法律调整机制工作的重点主要是立法和执法两大方面。就立法而言,经济运行诸多环节无法可依的现象,表明立法工作的大量性和艰巨性,为解决经济结构性矛盾,以下几种法律更函需出台,以成为治理市场疲软与反弹的有效对策。第一,尽快制定投资法。以法律形式确立投资的纂本原则、投资规模、投资结构、投资布局、投资方式、投资主体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来保证国家投资的有效性,杜绝盲目投资,乱上项目,以利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从一定意义上讲,投资结构直接造就产业结构。几年来,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规模失控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是形成市场疲软与反弹的深层结构性因素。解决这个结构性因素的有力措施之一就是以法律规范投资行为,严控格制投资规模,合理调整投资结构。因此,在加快投资体制改革的同时,投资法的制定一也是迫在眉睫。在制定投资法时,应明确以确立和维护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为其根本宗旨。前一阶段,新旧投资体制交替过程中所出现的投资膨胀,主要是过于依靠市场调节功能导向,而忽视了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整。实际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二者不能舍此取彼,而是有机地相互协调,并运用各自的功能,在不同方面,不同阶段,为着同一经济.目的服务,任何一方面的欠缺或结合的不完善,都会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行。就目前而言,市场出现疲软与可能性的反弹,表明宏观调整失控造成产业结构比例严重失调。比较奏效的治理措施,是国家加强对投资结构的宏观调整,并通过发挥投资结构的功能来影响产业结构的演进,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此外,投资立法还应以保护和促进投资体制改革为其主要任务之一,通过法律约束,使投资行为科学化,进而使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科学化,以利于市场运行有序,防止出现疲软与反弹这种大起大落的经济波动。第二,加快进行预算立法,将国家预算纳入法制轨道。形成市场疲软与反弹的结构性因素是投资失控所造成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而出现投资失控,不仅在于缺少一部投资立法,国家财政预算软化和失控,缺乏法律的依据和制约,也是其深层原因之一。因此,在加快投资立法的同时,预算立法也必须同步进行。预算立法应着重包括下面儿个内容;(1)由法律明确中央和地方制定预算的权限和责任,严格规定预算的编制、审议、批准、执行和调整的程序,强化预算管理,硬化财政预算约束,从而抑制经济过热行为,解决消费膨胀,理顺市场秩序,预防疲软,降低反弹系数。(2)国家决算是全年预算执行的总结,是国家预算管理的主要组成部分,强化决算管理是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重要一环。因此,决算立法也是预算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明确规定决算管理程序,保证预算执行情况审核的严肃性,严格规定各级决算编制,审查、批准的权限和责任,确保收支结算平衡的真实性,以防预算紧、执行松所造成的经济失控。(3)预算外资金与预算内资金共同构成国家财政资金的管理,预算外资金的管理,也很大程度地影响着预算内资金管理的功效。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弱化,是前一阶段基建投资过热、消费基金膨胀、特别是集团购买力失控的一个重要原因。故此,加强预算外资金的法律约束,是健全预算立法体系的必然要求。法律明确规定预算外资金的种类、使用范围、管理原则以及审核、指导、监督的程序。依法对预算外资金进行规范化管理,避免出现预算内紧、预算外松所造成的经济混乱。(4)预算法还要对预算监督和检查做出明确规定。预算监督检查,是预算的基本职能之一,也是强化预算管理、严肃财经纪律的必要措施。因此,预算立法应当以严肃的预算监督检查制度和必要的法律责仟来强化专门机构在预算方而的审查、监督和检查职能,增强经济决策人的预算法制观念,促进经济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花,避免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市场疲软与反弹对经济的冲击。第三,加快进行物价立法工作。市场物价关系着国民经济的稳定和社会的稳定。特别在目前,市场物价稳定与否,对健康地启动市场复苏,走出疲软又防止反弹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通过法律严格物价管理,抑制通货膨胀的工作显得非常紧迫。根据国家治理整顿的政策,作为治理市场疲软与反弹的有效对策之一,物价立法的重点应是完善物价督理制度,强化物价管理机关权限,理顺物价管理秩序,使物价的制定、执行、调整、监督和检查有法可依。以法律的严肃性,确保物价稳定、市场稳定,从而消除消费者预期心理的偏执,避免消费者由于物价不稳而进行的忽冷忽热的消费行为给社会和经济造成震荡,以期达到市场走出疲软低谷又有效地防止反弹的真正目的。第四,尽快制定信贷法。市场疲软与反弹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有效供给差,加剧了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信贷作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调整产业结构的主要杠杆之一,对治理市场疲软与防止反弹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而加速信贷杠杆的法制建设进程,则是理顺信贷秩序,充分发挥信贷作用所必需。目前,围绕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这一核心,信贷立法应重点解决的间题是;(1)通过信贷立法,明确银行信贷自主权,以法律措施排除来自各方面的不正当干预,保证信贷的独立性,杜绝不合理的投资贷款,优化产业结构。(2)通过规定各种货款的条件,引导企业发展方向,控制贷款资金投放,进而控制盲目投资、盲目发展、盲目生产,减少滞销商品,增加有效供给,克服市场疲软。(3)针对目前市场疲软而消费购买力对市场的压力却又逐渐增强的双重矛盾,依法合理地确定调整储蓄存款利率的标推、方法、原则、依据,以期既成功地启动市场又有效地控制消费购买力再度膨胀所出现的反弹。(4)根据治理整顿的产业调整政策,依法确定调整贷款利率,规定差别利率和优惠措施,真正做到在资金上对应发展的产业、产品予以鼓励和支持,对应限制的产业和产品予以制约,实现国家对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宏观调节,落实国家产业政策,有效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产品结构调整进程,从深层结构上治理疲软防止反弹,保证经济健康发展。第五,加快进行集资立法。在财政信贷双紧缩的情况下,企业集资对缓解资金供求矛盾解决效益好的企业资金紧缺问题,保证企业正常生产,增加有效供给,具有积极的效应,同时,企业集资对有效利用社会闲散资金,转移消费购买力对市场的压力,防止市场疲软后的反弹,也具有积极的效应。但如果对企业集资缺乏规范化管理,非但不会产生增加有效供给的正效应,反而由于集资盲目、混乱,造成集资资金分散化和流向不合理,出现该保的企业保不了,该压的企业压不下的局面,影响产业结构的适时调整,而且容易引起消费基金周期性膨胀,加大市场压力。特别是由于集资高利率冲击银行的储蓄存款,形成现金“休外循环”,冲击了银行运转机制,导致银行调节能力减弱。因此,必须通过法律规范,调整集资行为,依法确定集资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规定集资种类、方式、用途、规模、期限、利率范围和审批监督程序,控制集资资金投向,把集资纳入正常的经济运行轨道,促进集资规范化。进而充分发挥集资的积极作用,依法抑制盲目集资所造成的消极效应,抑制消费膨胀,防止疲软后的反弹。第六,尽快制定公司法。十年改革,使国民生活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个体经济的发展,使个体户手中掌握着数量可观的消费资金,对加剧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缺口,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手中持币量的增加和过旺的消费需求,_如大了市场的压力,威胁着市场的稳定。日前,我国需要的公司立法内容广泛、任务艰巨,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如何加强对私营企业的法律调整,广泛吸收居民、个体户的消费基金,使其转化为生产资金,扩大社会生产力。这既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又有益于预防消费购买力对市场的过旺需求所出现的疲软后反弹。在公司法里,明确规定私营企业的法律地位,成立条件,以及开业、歇业、变更的登记审批程序。此外,作为有效法律措施之一,还应重视分期付款买卖对市场走出疲软状态的积极作用,正确评价托收承付制度有利于银行的监督管理作用,完善《经济合同法》和《银行结算办法》。还应进一步完善旅游立法、教育立法、房屋立法,规范、调整、引导居民的非消费支出行为,分流消费购买力,缓解消费购买力的高度集中对市场的压力,防止在市场疲软后又出现反弹。作为一个健全的法律调整机制,只有立法环节是不完善的,执法环节也应居于重要的地位。针对目前优化产生结构和产品结构,治理市场疲软,有效防止反弹的实际,除了上述的立法要严格执行外,以下几种法律的执行工作也必须着重加强:首先,严格执行税法。税法作为主要的经济调节法律,保障和促进着税收杠杆对国民经济的调整。由其职能决定,税收有着双重功能,即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功能和调节经济的功能。而调节经济的功能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税种、税率和减免税的设置与调整,扶持应发展的产业,限制应限制的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二是通过健全奖金税和消费税制度,控制和引导消费行为,抑制消费膨胀,有效地防治市场疲软与反弹。为能充分地发挥税收杠杆的调节功能,第一步先完善税收立法,科学地修改、设置和健全税种、税率,尽快出台税收征管法,保障税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进而在健全税法的基础上,强化对税法的严格执行,公民、法人要树立纳税意识,依法纳税。征税机关更应严肃法纪,依法强化税收管理,严格遵守减免税的原则、条件、范围等,明确各级减免税的权限,严格使用优惠措施,增加鼓励与限制的透明度,加强产业结构调整的导向,依法防止和制裁偷税、漏税和抗税的行为,从根本上扭转税法软化和税收软化所造成的不能有效地发挥税收杠杆调节作用的局面。其次,严格执行《企业法》、《破产法》、《技术合同法》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系列法律、法规。调整产业结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对产业结构进行增量调整,通过增加所需发展产业的投资,扩大生产力,来优化产业结构。这种调整方式,我们在投资立法、集资立法和信贷立法等方面已经论及。另一种是对产业结构存量进行调整,在不增加新的投资前提『,建立健全生产要素市场和结构存量流动机制,通过在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进行正常的转产、破产、兼并和联营等经济活动提高企业专业化水平和产品生产集中度,合理发展企业规模,达到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品结构的月的。若发挥这种调整方式的功能,则需要相应的法律调整机制为其必要的保证。(1)严格执行《企业法》,明确企业产权关系,建立企业产权有偿转让制度,促进产业结构存量合理流动;(2)严格执行《破产法》,引入竞争机制,通过优胜劣汰,进行企业破产兼并,促进企业结构优化;(3)为配合《企业法》和《破产法》的有效调整,制定、完善并严格执行《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促进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机制的建立,完善企业破产后失业人员的安置保障措施,(4)在诸多生产要素中,技术进步决定着产业生产率的高低和产业结构存量的流向,因此,必须完养和执行《技术合同法》,依法调整科技成果的转让,促进技术市场的发育,推动生产要素向生产规模大、经济效益好、发展水下户决的企业流动,优化产业结构和产舒:结构。再次,严格执行《标推化法》。国内产品质量差,国货信誉低,是产品库存大量积压,市场销售由热变冷,出现疲软的原因之一。因此,必须依法规范产品质量管理,严格执扎《标推化法》,依法进行产品质量的分级、审批和,严格产辞:质量标准的制定、修改、废止和解释的权限和程序,遵守各类产品质量标准的监督检验,以完备的奖惩制度促进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国货信誉,扩大产品销售,以利于启动市场,走出疲软。另外,国际形势的影响和国际产品对国内市场的冲击,也是造成市场疲软的原因之一,因此,加强和完善涉外经济立法工作,以法律调整我国进出门业务,大力吸收外资,发展国内工业,提高国货信誉,也是必要的。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使法律真正得到贯彻实施,也是市场疲软与反弹法律调整机制间题一个不可忽视的方而。

本文作者：强昌文工作单位：安徽大学法学院

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已出现了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并逐渐明朗化,利益间的纷争和冲突不断聚集和明显。妥善地调整各种利益之间的关系已成为社会主义民主生活的主题。改革进程中的主要难题,不在于表面上的/体制摩擦0,而在于这种摩擦背后的/利益摩察0。因此,对/改革战略0的思考,应着眼于如何尽可能妥善地解决改革过程中发生的各种利益矛盾。艰巨的任务,必需要通过法律来完成,因为法律在调整利益诸手段中处于首要地位。而法律调整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法律调整的关键,所以对它的研讨,是法学研究的崭新的内容。

一、利益的法律调整机制的概念

所谓调整,就是借助一定的力量,打破事物发展的自然序列,使其朝预先选定的价值取向发展和按设定的模式运转。/所谓机制,实质就是系统本身渗透在各个组成部分中并协调各个部分,使之按一定方式运行的自动调节、变应的功能。0[1]从机制的观点、系统的观点来看,法律调整本身是一个动态的、有机联系的过程,因而,/机制0与法律的结合主要从法律调整的角度来实现。这样也就形成了法律调整机制的概念。从现代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法律调整是一个具有许多中间环节,并且这些环节构成彼此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的复杂系统。法律的功效既不是靠哪个部分、哪个环节所能单独完成的,也不是各个部分、各个环节平行作业所能实现的,而是整个系统协调作用的结果。通过各个部分和环节的工作,实现规范化了的国家意志到社会成员行为的转化。由此,就体现了对法律现象运动规律的自觉认识和利用。表明法律调整功能的发挥和发展是按客观规律而实现的自然历史进程和靠人的主体能动性而实现的社会历史进程的统一。它借助于法律这一稳定、协调、有序的规范体系,将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纳入到既定的轨道和模式之中。据此,我们可以对法律调整机制作如下界定:统治阶级在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进行认识和利用的基础上,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各种彼此间相互联系和制约的法律实践手段,作用于社会关系的有机序列系统。[2]利益的法律调整机制就是国家通过制定法律规范来调整各种利益关系,使各主体在获取利益过程中的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呈现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状况,从而使各种正当利益在秩序的基础上顺利实现的由诸环节组成的系统。

二、利益的法律调整机制的手段

从法律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来考察,法律调整作为一种机制观念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并随着现代社会法律的发展而发展。法律本身内在的组织性和秩序性以及法律调整功能归功于具有自我调节和应变功能的权利和义务两大手段,权利和义务是法律调整机制中的核心内容,在现代法律中,它具有发达完备的表现形式。权利和义务是法律规范的基本构成要素,是法学的基石范畴,一切法律现象都是围绕着这个中轴聚集、旋转和展开。对权利和义务的揭示是了解法律调整利益的切口。权利和义务是划清利益的两根指针,是调整利益的两大手段,这是由其内在规定性决定的。对一切正当合理的愿望、要求和主张法律才可予以确认并上升为权利,以利于利益的实现,为了确保权利行使和利益的实现,法律又规定了人们作为和不作为的义务。可见,权利和义务的设定和安排,是人们对其性质、功能、利弊等进行有意识的价值衡量、筛选、确认、吸收、抑制、排除和扬弃的结果。在调整利益的过程中,权利和义务具有深沉的张力和不同的价值取向。权利的价值取向:1、权利是利益主体地位的法律确认。首先,任何一种正当合理的利益都是一定人所享有的利益,只有确认利益人的主体地位,使其具有人格,才能去行使权利和实现利益。其次,只有通过一定权利的设定才能界定利益主体的利益范围和大小。权利是经过量化处理的矢量,有取得一定利益的目标,也有轻重尺度之分。只有设定一定量的权利,才能获得一定量的利益,任何逾越权利尺度和大小的行为,都是与利益的合理获取背道而驰的。所以权利总是一定利益主体的权利,一定利益主体的权利都是一定量的权利。2、权利是利益主体自主性的肯定。首先,利益主体对利益的获取、保护和转让,都有权利与之相对应,其自主性不应受到妨碍和干涉。其次,在一般情况下,权利只是法律确认的实现某种利益的可能性,是否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取决于利益主体的意志,他可以自主地作出选择。另外,有些权利本身就包含着多种选择的可能性,权利只不过为利益主体自主地作出选择提供一个范围和尺度。3、权利激发人们获取利益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权利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代表着一定的利益,法律对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实际上就是对一定利益和获取一定利益的行为的确认和保护,有了权利的启动,人们可以大胆地为利益而设计谋划,为利益而奋斗不息。义务的价值取向:1、义务代表着一种利他的品质和习惯。义务是为了保护权利而存在的,权利表现为对利益的积极主张,而义务则通过作为或不作为方式来表示对利益主张的支持和默认。相对于权利的主动特征而言,义务更具有受动性,正是义务的默默无闻和利他的品性,才映衬出权利的隆重和喧哗。如果没有义务的配合和支持,任何权利的巧妙安排只能是徒有虚名。2、义务表现为一定的束缚和抑制。法律把人们的各种利益直接整合、熔铸成为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使之成为全社会一体遵守的具有强制性的行为规范,其强制性首先以必为和禁为的义务来体现,然后才以国家的强制力来表现。权利代表着自由,具有积极性和主动性,但自由有着度的限制,这个度是以义务来把握和界限的。所以义务的束缚和抑制表现为双重性,一是对义务人本身的束缚和抑制,任何义务的不切实的履行都要遭到强制,一是对权利人的束缚和抑制,任何权利的行使都不能超过度的界限和义务的负荷。3、义务意味着一定程度的牺牲。在获取利益面前,人作为主体,具有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权利正好代表了这一倾向,义务是对权利的支持和默认,相对来说,具有消极性和被动性,在利益面前,表面上看,义务是对人的主体性的一定程度的贬损和牺牲,但这种贬损和牺牲是必要的,其实是人的主体性的能动表现。正是这种贬损和牺牲,才使人们彼此间各有所需的满足、利益的有序实现和发展。权利和义务的内在价值不是由权利或义务单个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权利和义务的组合来完成的。任何社会法律的权利和义务都是按一定的体系、规则和秩序排列起来,形成具有有序化和定型化的规范,构成一定的行为模式,引导着人们去实现利益。根据权利义务构成的行为模式的类型可将法律调整利益的方式分为三种:1、允许型。它指示人们可以作出一定行为,对于一定的利益,人们可以主张,也可以放弃自己的主张,因而具有任意性,即不强迫人们必须作出一定行为,也不规定人们不得作出一定行为,人们可以在行为与否之间作出自由的选择。这一特点表现在行为模式中通常是/可以0、/有权0、/有,,自由0、/不受,,干涉0、/不受侵犯0等等。2、必为型。要求人们必须作出某种行为,以保障权利人的利益主张必须实现。3、禁为型。是禁止或严禁人们作出某种行为,以保障权利人的利益在不受干扰的情境中得以平稳的实现。必为型和禁为型的调整方式具有强制性特点,它所规定的行为方式明确而肯定,不允许任何个人或组织随意变更或违背。这一特点表现在行为模式中通常是/应当0、/应该0、/必须0、/不得0、/禁止0、/严禁0等等。人们按照这些行为模式指引着自己的行为、评价着他人的行为、预测着相互间的行为。它使人们避免走许多迂回曲折的小径;它使人们摆脱偶然性、忽然性和无谓性的纷争;它具有很高的认同度和强大的号召力;它使人们在一体遵守的情况下去实现利益。如果把上述行为模式或调整方式看成是对权利和义务内在价值取向的具体或微观落实,那么,贯穿在利益的法律调整机制中的精义,则是其在整个或宏观上的表现。这里的精义指的是权利和义务中何者为本位。

本文作者：薛江阔工作单位：天津财经大学

1.现有调整机制的不确定性

(1)概念的不确定性确定地理标志一词的准确适用范围,即什么是地理标志,什么不是地理标志,这是研究地理标志法律关系的起点。然而当前地理标志的概念仍存在不确定性。¹概念表述。我国法律对地理标志概念的界定有不同表述。5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条例6第二条本规定所称地理标志产品,是指产自特定地域,所具有的质量、声誉或其他特性本质上取决于该产地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经审核批准以地理名称进行命名的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包括:A.来自本地区的种植、养殖产品;B.原材料全部来自本地区或部分来自其他地区,并在本地区按照特定工艺生产和加工的产品。而5商标法6第十六条第二款前款所称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可见,两部法定义的侧重点不同,前者侧重于地理标志产品,后者侧重于地理标志本质,而后者的外延要大于前者。TRIPS协议第22.1条对地理标志作了这样的定义:地理标志是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成员地域内,或来源于该地域内的某地区或某地方,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性主要与该地理来源相关联。通过对国内国际通行概念的比较可以看出,在对地理标志产品与特定地域的关系上上述定义出现了不同表述,尤其是决定还是关联直接关系到地理标志概念的内涵,因而必须加以解决。º概念解析。在定义地理标志过程中出现了关键词含义的模糊。首先,特定地域范围具有不确定性。一般的,地理标志的地域指一个广泛的地理单元,常指政治和行政区域,也指非政治的地理区域,有些国家还对暗示地理来源的非地理术语当作地理标志予以保护。其次,特定质量、信誉和其他主要特性及与地域关联度具有不确定性。TRIPS协议中地理标志的定义,没有具体指出自然和人的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产品独特的品质和特性,而是指出商品的特定品质、信誉或其他特性作为主要因素,使其与表明的地理来源存在正当的关联。WTO报告显示,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定义中,质量一词略有不同的表述。例如,参照法律规定的产品质量标准或工业领域的惯例确定的名优质量、特别质量、特定质量等。至于信誉,采用5里斯本协定6范式的国家,一般在国内法律中不包括这一关联因素,而采用TRIPS协议范式的国家,则普遍包括这一关联因素。对于其他特性,大部分国家没有提供任何信息。(2)地理标志权的不确定性权利范围是法律调整的核心要素,而权利范围的确定又取决于权利的性质。地理标志是一种特殊的商业标识,系知识产权的一种。从知识产权保护客体的分类而言,地理标志不属于创造性成果权,而应归类为识别性标记权,然而它又与普通商标权不同,具有如下特征:地理标志权是一项特定的地域权利,即地方性专有权。只有此地域内的成员(个人、法人、组织甚至集团)才可能通过法定程序而成为该地理标志的合法专有权人或使用人;地理标志权的所有者与使用者相分离。对于某特定地域的经授权的集体组织而言,地理标志权是一项专有权,而对于该集体组织中的个体成员而言,地理标志权只是一种使用权。地理标志注册并获得保护的作用更多的是体现在使用权人的使用行为上,而专有权人往往只是众多权利人的法定意义上的权利代表,仅具有权利象征意义;地理标志权的存续原则上无时间限制。由于地理标志只与特定地区相应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相关,只要此关联性尚未丧失,经合法程序获得的相应地理标志权就可以存续下去;地理标志权与单纯的地理标志不具有唯一对应性。地理标志权与地域相关,但更与其所标示的产品相关,不存在脱离于具体产品的地理标志权,而对于同一地域的不同产品,可能出现数个独立存在的地理标志权。当前对地理标志权应当包含哪些内容并无明确规定。Trips协议仅仅通过对仿冒和不正当竞争的否定确立了地理标志权的专有性及标识性(TRIPS第22条第2、3、4款)。我国立法对地理标志权的范围界定也模糊不清,仅通过否定性规范作以列举。并且多侧重于地理标志的申请与管理,尤其倾向于地理标志的商标方式保护,而对地理标志权的拥有者究竟享有什么权利并未明确规定(见5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6第十九条及5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6第二十一条)。(3)地理标志法律关系主体的不确定性在地理标志法律关系中存在着多方主体:作为当事人的注册主体和使用主体及其经济行为的相对人,作为关系人出现的管理主体。当前各种主体混乱权责不清已成为法律调整机制重构中的重大问题。注册主体。国际上对地理标志申请人主体的资格要求的做法不一:有的国家只允许农产品和食品生产商;有的国家允许公共团体申请,如土耳其、巴巴多斯等;有的国家允许消费者协会注册,如马来西亚;泰国更宽,政府机构、官方机构、企业、自然人、贸易行为人都可以申请。在我国,地理标志注册主体条件非常严格,申请人应当是不以营利为目的,具有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检测设备或其委托的机构具有专业技术人员、专业检测设备;地理标志所标示地区的人民政府或者行业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外国人或者外国企业申请的,还应当提供原属国受法律保护的证明。可以具有注册主体身份的有社团法人,科研、技术研究、推广机构,政府批准设立的机构,质量检测机构,产销服务机构以及外国地理标志注册人。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法律授予注册主体一定的管理权则,是否具有管理能力也是能否成为注册主体的条件。使用主体。即特定区域内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者和使用者。我国对地理标志的使用主体的范围没有明确规定,而只是简要规定了使用者的义务。管理主体。如同商标一样,地理标志的使用关系到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需要市场规制,因而在法律调整地理标志关系过程中出现了关系人即管理主体和准管理主体。由于对地理标志的立法不统一,国家在对地理标志规制过程中出现了多个管理主体,一是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依照5商标法6、5商标法实施条例6、5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6,多年来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一直承担着原产地证明商标的注册和管理工作。另一主体是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依据行政规章5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定6,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现在的国家质检总局)为原产地域产品的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对原产地域产品保护申请进行审核、确认保护地域范围、产品品种注册登记等管理工作。不仅如此,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后并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也于21年了5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6和5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实施办法6。5原产地标记管理规定6第三条规定: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统一管理全国原产地标记工作,负责原产地标记管理办法的制定、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另外,由于现有法律对产地、原产地、地理标志的使用比较混乱,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有涉及,更增加了行政执法部门的多头性。准管理主体。除了政府机构部门外,行业协会、质量认证机构等也介入对地理标志法律关系的调整。(4)地理标志责任的不确定性责任是行使权利(权力)的必要约束,也是权利的必要救济,责任不明则隐含着权利(权力)的瑕疵。由于我国地理标志相关主体的复杂性,使得权利救济和责任追究也极为困难。注册主体责任不清。由于地理标志注册主体在我国是非营利性的并且不是使用主体,他们承担地理标志的日常管理和监督工作,而法律上并没有具体规定他们的责任,并且在实际上注册主体多为行政机构或行政机关指定的组织,在这样一种体制下,权力倾向行政化,从而导致权力滥用和责任主体不清,当地理标志权受到侵犯后,很难有人去积极充当原告。生产者责任。5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623条:获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资格的生产者,未按相应标准和管理规范组织生产的,或者在2年内未在受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上使用专用标志的,国家质检总局将注销其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注册登记,停止其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并对外公告。24条:违反本规定的,由质量技术监督行政部门和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依据5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6、5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6、5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6等有关法律予以行政处罚。由此可见,生产者责任主要是标准使用责任和质量责任。管理者责任。从管理主体的分析可以看出,地理标志的管理者具有多头性,它们的权力边界重叠,导致了责任范围不清。质监局、检疫局、商标局以及市场管理中的工商部门、地方政府机构等权力结构复杂,从而使注册者、使用者及消费者在出现地理标志侵权后提起行政诉讼的难度增加。侵权者责任。当前地理标志侵权现象较多,尤其是假冒现象。这是由地理标志产品的特殊性决定的。地理标志产品多为农产品,其生产流程和结果不同于工业标准化,消费者很难辨别,并且地理标志产品的生产者和仿冒者不同于一般生产商,大部分是分散的农户和代销者,提起诉讼的成本大,侵权者责任较难追究。

2.地理标志的调整机制重构

调整机制的完善首先取决于法律的完善,即法律必须具有确定性和合理性。而当前对地理标志的调整从概念到主体客体权利义务责任都是模糊不清的,而地理标志制度又直接关系到我国特色农业和传统文化的发展,因此笔者认为制定专门的地理标志保护法是有必要的。首先,地理标志的概念要与TRIPS协议保持一致,这不仅是立法技术问题,更关系到我国传统文化和特色资源的国际化。因而在立法过程中,首先必须统一概念,消除地理标志与原产地标记地理标志产品与原产地地域产品等概念的含糊性;其次要确定概念的外延,对地域关联度质量做出可量化的标准,如自然特性地理特征、人的因素历史和传统因素、经济原因与该地区原产地相关的产品等。其次,明确地理标志权利范围。首先确定所有权,当前对地理标志的公权私权属性仍有争议,笔者认为它应属于集体所有权,从地理标志概念可知它源于特定地域的自然文化,是该地域人民长期勤劳的结晶,它不同于公益性的公所有和可自由处分的私所有;其次确定使用权,正如同联产承包土地集体所有个人使用一样,对特定地域具备一定资格的主体应授予使用权;就受益权而言,使用者享有收益权毋庸置疑,而对于所有者其不仅要收回宣传管理费用,还应因为地域特色而获得以特产税的方式上交的级差地租;就处分权而言,所有者仍然享有,但必须有严格的程序,如允许外地企业进驻等;救济权而言,所有者使用者都享有,所有者对使用者的侵权,使用者对所有者的侵权及双方对第三人的侵权都可起诉。再次,明确法律调整地理标志关系过程中的相关主体。针对地理标志的集体属性,笔者认为其注册主体应为能够管理该地域范围的管理者,而不应单纯依据行政区划来划分,如果横跨行政区划,可协调设立专门管理机构;对地理标志的使用者也应确立其资格条件和使用权限,具备法律规定标准便应授予而不能非法剥夺;针对地理标志的多头管理,应当在法律统一的基础上,参照市场规制的一般原则,商标局负责注册,质检机构负责质量监督,发挥部门特长而不能越权,据此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必须明确注册程序和质量监督程序,防止部门权力滥用。就责任体系而言,由于地理标志的集体属性,所有者要对自己在管理授予使用过程中出现的使集体资产贬值或受损的情况负责,管理不善应当承担行政责任,非法授予或处分造成严重后果还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对此可参照国有资产的管理使用责任来进行制度设计。就使用者而言,如果出现非法生产和质量责任,不仅应当承担行政责任吊销其权利证照,还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或刑事责任。就管理者而言,其责任仍可依据相应的行政法律法规来追究。对第三人的侵权,由于地理标志产品一荣俱荣的特征,消费者和被侵权使用者可以追诉,所有者也可以行使诉权来追究侵权者责任。面对侵权者的分散和知识产权侵权的特殊性,由所有者行使诉权应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地理标志的法律调整机制构建涉及国家集体个人以及社会中介,涉及法律行政权力配置和民间风俗文化等,涉及国内农业产业化和产品文化国际化等,因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然而,地理标志的特殊性又要求我们尽快结束当前混乱局面,重构对地理标志的法律调整机制已刻不容缓。

本文作者：王利明史际春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进人了一个关键时期。如何认其总结改革的经验教训。借助法律形式操作改革过程,从而建设一个和谐的经济和法律秩序,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已成为决定中国改革成败得失的关键。下面,我们拟就这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一、法律调整是改革的内在要求

社会经济秩序是与一定的经济生活条件相适应的。不同的经济生活条件需耍有不同的秩序和维持秩序的机制。从社会和法律发展的厉史来看,自然经济往往与人治和任意的行政权对社会的支配联系在一起,例如在中世纪庄园经济条件下,上地之上的行政权是支配和维持人与人之间的隶属关系以及经济秩序的主耍力量。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关系、隶属关系转化为独立、平等的主体之间的关系。这种转化削弱了行政权对社会关系的支配力,井要求建立适应商品经济需要的法律调整机制,否则,社会经济就会处于无序的状态。所以,即使是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极力鼓吹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也认为国家在不干预经济的同时,要制定市场规则,承担维持社会公正与秩序的职能。近现代的历史表明,哪个国家的法治完备,社会和经济秩序井然,宏观和微观管理水平高,哪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化程度和效盘就高,就能在各民族的竞争中跻于先进行列,否则就只能落伍。在20世纪的工业化过程中,更没有哪个国家是在无序状态中自然形成的。例如,日本的经济奇迹就是伴随着国家强有力的组织活动和法律的调整而实现的。南朝鲜的经济发展也是因为国家根据经济发展客观要求通过建立商品经济正常秩序而实现。在当代社会化生产条件下,法治已成为商品经济秩序的内在耍求和有机组成部分。法治即法律调整,指示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得做什么和必须做什么,井规定违反规范的后果,其实施通过统一的司法予以保障。“人治”则等于长官或个别当事人的任意,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一事一议,“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人治条件下,人们崇尚的是权力而不是普通遵守的规则,因而难以避免唯意志的强制命合和瞎指挥,必然造成国家权力对经济的损害。只有实行法治,才能建立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规则,消除经济发展中的任意性和盲目性因素,使经济稳定地发展。回顾改革的进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井没有充分发挥法津调整在改革中应有的作用,因而极大地妨碍了预定目标的实现。由于采取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人们存在着只要放开搞活,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心态,国家推出改革措施,往往不从法律和触会秩序的角度考察其可行性,结果出现了地方、团体和个人无度追求自身利益的倾向,经济活动当事人普遍无法律依据地进行活动,某些执法机关怠于履行职责,导致经济结构比例失调和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甚至大量发生盗窃、哄抢公共和私人财产的现象。可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重“人治”,缺乏民主和组织纪律性,郧视依法照章办事的落后传统造成的。因此,只有从根本上改变现有关于法律与改革措施间关系的错误认识和观念,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商品新秩序,从而使改革获得成功。法不是束缚人的改革积极性的障碍物,而是按改革耍求规范人们行为的社会关系调整器。近年来无序状态之所以有所发展,一与许多人把法当成束缚人的手脚和妨碍改革的东西,是很有关系的。这种情况在立法方面的表现形式是国家不能按照改革的要求和出台的改革措施及时地立法,而是强调“等一等、看一看,,,让人们在浚有法或必须违反已有法律的前提下去进行“试验、摸索”。这样,人们的手脚似乎是放开了,但等到把问题“看清楚”以后,因秩序已乱,法律的权威已遭破坏,再立出法来,重新整治秩序已经十分困难,而那些趁机“捞了一把”的人,也早已逃出法网,从而大大诱发了那种“捞得着就捞”的投机心理。上述情况在执法方面的表现形式是国家机构随意改变法律的规定,开口子,放“政策”,为了开放、搞活,可以任意减免税,可以不执行合同法,这些都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在理论上,许多改革“理论家”完全把法看成是可有可无的赘物,公然藐视法律。例如,企业法刚刚施行,就有很多公开发表的文章在连篇累赎地为它唱送终曲了。殊不知,如果没有法的规范,企图依靠社会的自发行为来达到和谐的秩序,那将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在现代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此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低效和无序,美好的改革愿望和措施不能得到实现。在这方面,国外的改革教训也可供我们借鉴。民主德国60年代进行放权改革,推行新经济体制,就是因为没有很好发挥司法和行政执法机关的作用而遭到失败¹,匈牙利党中央书记内梅特在总结形势认识到,改革中出现严重困难,是因为匈牙利经济缺乏组织性,价格、税收和企业改革等措施,没有与法律体制的相应调整结合起来À。法律调整不仅仅是改革的结果,也不仅仅是改革的前提,而是社会化商品经济内容及其运行规则的必然表现形式。我国改革中出现违反法治要求的无序状态,与人们对法律调整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片面认识不无关系。一种观点认为,法律只是被动地反映和确认改革成果的工具,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必须进行超前立法,用法律来规划和指导改革。其实,这两种意见都没有将法制与现代经济的关系揭示出来,因而对改革都是有害的。按照前一种主张,法律永远只能滞后于实际生活,只是在经济关系相对稳定以后,法律才能对其发挥巩固作用。我国这些年正是这样做的。从每年出台的70件左右重要法律和法规来看,基本上折射出改革在不同阶段所取得的效果,其害处已如前述。而按照后一种主张,法律则可能成为纲领,看起来条条重要,但因不能规范人们现时的行为,结果只能与前一主张殊途同归:造成无序现象,损害法制尊严。我们认为,在有秩序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没有单纯的经济问题,也没有单纯的法律问题,各种经济活动都要在法律的规范下进行,井且耍通过法权形式表现出来,就是说,任何改革措施的出台,都必须伴随着法律调整。法律既不能滞后,也不能超前,即使在改革条件下,也不允许任何人从事无法律依据的行为。一项改革措施戎熟,只有在相应的立法和执法手段的配合下才能出台。例如,价格改革措施耍出台,与价格相关的法律也应同时出台,以保证对措施的执行和实现进行有效监督,整治黑市和投机行为,维护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总之,旧体制的改变和新体制的形成,都应置于法律的规范之下。法律应该把现行的新旧两种体制当作一个统一体加以维护。它不能仅仅着眼于新体制的形成和设立,而不考虑旧体制仍在一定程度上继续运行,也不能在新体制已经形成时,还继续维持着旧体制的规则而不加改变。法律规范是意志化了的经济关系的准则。反过来,它使经济活动摆脱自发性、偶然性和任意性。因此,法与经济关系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但如没有形式,内容便难以维持了。这就是我们认识法律调整与经济体制改革关系的基本出发点。新旧体缸只有在法律的调整下才能实现平滑式的而不是动荡式的过渡,只有通过法律调整,才能努力减少和避免因新旧体制的冲突所造成的消极现象。

二、用法律手段避免和克服改革中出现的反序现象

经济转轨中采取的每一项改革措施,都必然是对旧体制的冲击,对新秩序的促进。然而,这是以改革措施与法律调整的有机结合为前提的。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只是为了谋求一种可供操作的,能够在短时期内产生经济效益的方法,仅注重抽象地论证资产效益、市场运行等,而缺乏整体配套设计,特别是法律监督保障机制的设计问题。法学家参与论证改革措施可行性的机会太少。其结果是,频繁出台的改革措施,不仅无助于建立商品经济新秩序,反而人为地制造了一种反序状态。我国在改革中,通常采取先试点后普逗推广的作法。试点是为了在突破旧体制,创建新体制方面进行尝试,取得经验,这无疑是必耍的。但是如果不考虑到商品经济新秩序需耍有统一的交换和竞争规则,给地方以没有明确法定范围的立法和行政权限,将损害统一的法律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本来就不稳定的权威和尊严,并且对新秩序的形成产生反作用力。目前,许多地方滥用行政和司法权,甚至借助地方立法,搞地方保护主义和地方割据,诸如任意减免税收,制订“优惠”政策,或抬价收购出口商品而低价向外倾销。这种倾向,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各项具体改革措施造成的反序,此较典型的是因实行承包、租货等责任制形式而日益加剧的社会债务纠纷问题。实行承包和租赁的企业中,有许多是亏损企业。按照商品经济秩序的要求,到期不能清偿债务的企业,除非其能同债权人达成减免或延期清偿债务的协议,或依法律程序限期进行整顿,否则就应破产或被兼井,以了结处于不稳定状态的经济和法律关系。倘若政府把严重亏损的企业发包、出租给承包者或承租者,完全不考虑债权人的意志和利益,把企业的转机寄托在个别“能人”的能力和品质上,企业承包和租赁以后,债务纠纷便难免发生。目前,逼及全国的债务纠纷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因租赁、承包而引起的占很大的此例,这就给转轨时期理顺经济关系和建立商品新秩序造成了障碍。国家在改革中提出的一般政策性号召,如果不考虑到法制的要求,也可能造成反序现象。例如,近年来我国乡镇企业发展较快,在经济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但这种发展靠的是短时期内劳动力大量投入和政策的优惠,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财会制度不健全、偷视漏税和经济交往中的请客送礼、贿路、回扣等不正之风,如果国家一般地号召国营企业向乡镇企业学习,国营企业近40年来在重重困难中苦心经营起来的一点管理优势和财会制度势将被破坏殆尽。近几年来,每个新的改革政策和措施之出台总是会给某些不法分子提供以可乘之机。究其根源,除了法律不配套外,一个重耍原因在于,改革措施必然是对某些原有的法律、法规的否定,但是,我们在提出新的政策、措施以后,拜不去明确哪些法律、法规要废除,也不以新的法律、法规取代旧的。这样便导致人们误以为所有的法律和法规都毋需认其执行,从而使经济行为失去规则的制约,经济秩序紊乱,不法分子趁机混水摸鱼等。因此,避免和消除反序现象,是建设商品经济新秩序所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但这井不是说某些反序现象的出现便说明改革措施的内容是不恰当的,或者改革是不必要的,而只是说,改革措施之设计应将法律调整机制包括在内,以尽量避免可能产生的问题,这里需耍明确的是,改革只是为了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还是具有综合性目的?有没有单纯的经济改革措施?我们认为,一项从经济运行来看是合理的,改革措施也可能不符合整体效益。而且,任何改革措施都不可能只涉及经济问题。物价改革、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改革等,便是将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集于一身。改革措施与法律的关系表现在:1.改革措施既要冲垮旧体制,又耍建立新的秩序—法律秩序;2.改革措施必须不违背商品经济法律秩序的耍求,或至少不与之冲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体制改革也是一场法制的革命。为了避免发生反序现象,井使改革措施充分体现社会效益,我们必须使改革的每一项措施都借助法制来操作,在法律的规范下加以实施。对于已经形成的反序状态,我们更不应有任何姑息。如不解决官倒泛滥和合不行、禁不止等问题,再好的改革措施也难以奏效。长此以往,势必导致改革失败。需要强调指出,以“人治”手段推行改革措施引起的反序问题,不应也不可能用人治方法得到解决。人治,形象地说是“个人说了算”,以某些领导人的兴趣好恶为转移,而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结果只能造成不法分子互相攀此,违法乱纪愈演愈烈;一般群众因威到社会不公正而心态失衡,也会时时处处伺机违法谋利;社会经济将更加乱套。因此,只有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

本文作者：张帆卫学莉工作单位：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校区

一、低碳经济的概念

(一)低碳经济产生的背景低碳，英文为lowcarbon。其含义是指较低或更低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为主)排放。“低碳经济”首次正式公开出现在出版物里是在2003年英国政府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大力发展低碳经济目前成为全球性共识，各国都非常重视发展低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2007年，中国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会议上提出了低碳发展的几点建议，表明了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态度和信心。低碳经济已慢慢成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主要标准。

(二)低碳经济的科学内涵低碳经济是一种以追求更低的能源消耗、更低的环境污染、更低的碳排放为目的的经济模式。它的本质是提高能效和优化结构、追求绿色也就是健康的GDP，低碳经济是新能源技术的创新、经济制度的创新和人类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形态，以开发清洁和利用高效的能源为基础，低碳经济的特征是建立在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基础上，是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结合的一种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它是继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之后，在经济形态领域出现的以低碳为内涵的经济革命。

二、低碳经济的法律调整机制

(一)完善相关立法，加强法律执行对于低碳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我国的相关立法并不是十分完善。虽然我国现在相继出台了几部与低碳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但由于我国在立法领域长期遵循“宜粗不宜细”的传统立法精神，法律的细节制定以及执法等诸多方面并不完善，低碳经济的法律体系没有完整的保障和支持。因此，完善低碳经济的要求就显得尤为突出。如何用法律的手段来调整低碳经济呢?首先，在国家层面，最高立法机关应该制定一部宏观的《低碳经济法典》作为我国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的指导方针和根本原则;其次，可以通过法律杠杆特别是税法杠杆，用法律手段来调整能源的消耗实现经济目的，从而达到低碳经济的目标。最后，还是通过法律手段甚至是行政强制的办法来逐步淘汰落后产能并同时加强社会福利保障，为低碳经济的法律调整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本文作者：霍原工作单位：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

随着交通运输科技水平的提高、国际间交往和贸易的增加以及国际旅游业的兴旺，原产于某一自然分布区的物种被有意或无意地引到另一地。有些物种给引进的国家和地区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而有些物种却又对当地的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伴随着开放政策的日益深化，我国已经遭受到了外来物种的侵害，“依法治物”将是解决此问题的最佳途径。

一、外来物种入侵的发生机理和危害

“物种”（Species），简称“种”，对这一概念曾经产生过很多种解释，目前较为公认的定义是：“物种是生物分类的基本单位。具有一定的形态和生理特征以及一定的自然分布区的生物类群。”[1][2]从生物学的角度上讲，“外来物种”是指出现在其自然分布范围（过去或现在）和分布位置以外（即在原分布范围以外自然定殖的，或没有直接或间接引进，或没有人类活动就不能定殖）的一种物种、亚种或低级分类群，包括这些物种能生存和繁殖的任何部分、配子或繁殖体。那么，外来物种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形成外来物种入侵（Alienspeciesinvasion）呢？也就是外来物种入侵的发生机理是什么呢？生物学家认为，在物种的形成过程中，各个物种与其周围环境相互协调、与其天敌相互制约，将各自的种群限制在一定的栖息环境和数量内，从而形成该地区稳定的生态平衡系统。当一个外来物种进入一个新的栖息环境后，如果当地的气候、水分、土壤、食物及其它传播条件适宜，再加上缺乏原产地天敌的抑制，那么该外来物种就会在新的环境中大肆繁殖和扩散，形成大面积的单优群落，排斥和危及本地部分物种的生存，给当地的生态系统或景观造成明显的影响或损害，威胁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在自然界中，原本有许多屏障可以阻止物种的任意扩散，如大海、冰山、沙漠。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交通工具已经能够很轻易地将生物带到世界上的大部分角落，各种天然屏障的作用日趋减弱，越来越多的物种已在轻松地、便捷地跨越各种天然屏障，被有意或无意地“请进来”、“带进来”或“潜进来”，使得许多国家和地区被这些外来物种带来的各种环境和社会问题困扰不已。生物学家把这种由于外来物种的存在而使本地物种生存安全受到威胁的现象称之为“外来物种入侵”或“外来生物入侵”。外来物种借助各种媒介进入非原生地，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的破坏，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其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生态环境问题。外来入侵物种会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生物污染，使土壤的营养含有量降低，破坏土壤的水分涵养功能。破坏非原生地的生物多样性，破坏当地植被，导致生态系统单一化，进而破坏当地的自然景观。同时，外来入侵物种对当地的遗传多样性的破坏及威胁是潜在的、长期的、不可逆的，由于外来物种的竞争导致灭绝的本地特有物种根本无法恢复，导致其彻底灭绝。第二，经济问题。据统计，美国、印度、南非外来生物入侵造成的损失每年分别高达1500亿美元、1300亿美元和800亿美元。[3]而我国仅在2000年，外来入侵物种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就高达1198.76亿元，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6%。[4]第三，社会问题。外来入侵物种不但严重威胁生态环境，而且危及人类的身体健康。传染性疾病是外来物种入侵的典型例证，很多新型的传染病是人们有意或无意引进的动植物传播的，有些外来物种已经成为了传染性疾病的病源。

二、外来物种入侵的国际立法框架

（一）国际条约和地区性协议

摘要：企业名称不仅具有人格属性，还具有明显的财产属性和竞争属性。随着这些属性的凸显，与企业名称相关的冲突越来越多。在法律层面，传统的法律制度和调整方式难以应对这些冲突与矛盾，难以调整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复杂社会关系。有必要对现行法律及调整方式进行认真检讨，从而使其得到及时的修正和完善。

关键词：企业名称；字号；冲突；竞争法；知识产权法

在计划经济下，企业名称与自然人的名称一样，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而已，而与之相关的冲突或纠纷亦是少之义少。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企业名称所蕴含的意义或价值不再那么简单，与其相关的冲突也越来越多。这些冲突带来的危害是明的。冲突一方的行为可能直接侵犯了他人的姓名权或名称权、商标权等民事权利，也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破坏正常和有效的市场竞争秩序，还可能直接给消费者带来损害。然而，我们的法律在这方面显得比较滞后，很多冲突和矛盾得不到很好地解决。如何准确把握企业名称在市场经济中的含义和属性，对与之有关的冲突重新加以审视，并建立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调整方式，这无论是对消费者、市场经营者，还是良好市场竞争秩序的建立都是大有裨益的。

一、企业名称与商号、字号的含义辨析

弄清企业名称的含义与构成及其与字号、商号之『白J的关系，是准确理解企业名称冲突，完善企业名称法律调整的必要前提。

企业名称是企业人格特定化的标记，也即企业藉以区别于其它企业的标记。在经济活动中，企业名称通过标识或标注等方式将其依附在各种具体的市场交易行为，以及其特定商品和服务之上。很多情形下，交易对象或消费者经常通过对企业名称的辨别来区分不同的交易对象的信誉、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声誉等。当一个企业成为知名或驰名企业时，其名称象征着良好的社会信誉或声誉，蕴含着一定的或巨大的经济价值。

本文作者：刘芳工作单位：宁夏大学政法学院

当下,中国社会的生长和发育已步人了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社会的旧体制趋于解体而新体制尚未完全形成,以致社会深层次矛盾逐渐凸显,而同时几乎所有的社会矛盾追根溯源都可以归结到利益分配和利益关系这个根本点上来。其所以如此,正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川面对这种现实,如何发挥法律在利益分配和保障中的调控功能和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这种功能,便成为当代我国法制建设的主要任务。

一、在法律的价值取向上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在一定社会形态下,社会财富总量的有限性和追求的无限性之间往往是一对矛盾。而在我国社会转型期由利益关系引发的各种矛盾,其经济根源恰恰在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经济发展不平衡上。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对社会利益矛盾进行调整,其在价值取向上,就必须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社会发展证明,只有坚持效率优先,才能充分调动各利益主体的积极性,使经济发展保持持久的动力。因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川同时,只有坚持效率优先,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能创造丰富的物质财富,从而为最终消灭贫富悬殊,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创造条件。“现代社会的法律,从实体法到程序法,从根本法到普通法,从成文法到不成文法,都有或应有其内在的经济逻辑和宗旨:以有利提高效率的方式分配资源,并以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保障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使用。”[3]效率优先原则在法律制度的构建过程中具体表现为:首先,法律要体现、认可个人的权利和利益。把个人的利益与其对社会的贡献密切联系起来,并使社会关系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合法化,以激发人的创造性和进取心,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源利用的最高效率。其次,法律要确认和保护产权关系,鼓励人们为了效益的目的而占有、使用或转让财产。一方面,法律要明确界定产权。产权关系的明晰是有效利用自然资源的前提。它能使人们享有广泛的意志自由,自主地表达自己的经济意愿,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自身价值。另一方面,法律要为财产权的转移提供保障和便利。特别是合同制度、金融制度以及债券、股票、期货等多种投资与交易形式,能够促使财产合理流动,最大限度利用资源。第三,确认、保护、创造最有效率的经济运行模式。就当代而言,最佳经济运行模式是市场经济体制。而市场经济与法制之间又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它的建立、运行和发展必然要求经济生活的统治形式的法治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立、完善有关市场主体、市场秩序、宏观调控等方面的法律规范,以保障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第四,法律要承认和保护知识产权,积极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要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必须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以及相关的立法,充分发挥法律在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组织和管理;对科技成果的合理使用和推广的促进;对国内外科技合作的保障和推动作用。并依据宪法和法律的相应规定,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以及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以从根本上推动我国的科技进步与创新。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还要积极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在体制转型过程中,由于新的利益协调和整合机制尚未建立,收人分配的变化未能按预期的轨道运行,因而在分配关系上出现了分配不均的现象,主体之间、城乡之间、行为之间的利益差距在不断扩大。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必须通过立法建立包括税收手段在内的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体系,调节各种社会利益的合理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再分配要注重公平,要“加强政府对收人分配的调节功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人。规范分配秩序,合理调节少数垄断性行业的过高收人,取缔非法收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人者比重,提高低收人者收人水平。”[4J与此同时,在经济领域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包括最低工资限额、失业救济、灾难救助、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社会的稳定。

二、法律调整利益关系应做到相对“平衡”

社会转型使一些多元化、多样化的因素和现象有直接表露的机会和条件。从而也使利益关系变得异常错综复杂。这就需要通过法律对多元化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以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尽管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或不同的社会体制下,法律对利益的认可、协调或整合的原则的侧重点不同,但需要处理的几种关系却是相似的。即在法制建设中,我们必须兼顾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各自不同的利益和利益关系;兼顾好多数主体与少数主体、长远与眼前、整体与局部的利益和利益关系。这里的“兼顾”就是指在顾及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利益的相对平衡,以避免在传统体制下过分强调或提倡“根本利益一致”,而忽略乃至回避利益多元所造成的扼杀各个独立的个体利益的需求和对个体利益侵犯的现象。同时,要避免刻意追求以牺牲一部分主体的利益的方式去满足或保障另一部分主体利益的行为发生。法律平衡的要义就在于通过其一般的、稳定的原则和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协调各种利益冲突,使各种利益主体能在彼此和谐的关系中共生共存。而法律平衡的真正实现,必须以立法公平为起点,通过公平司法才能达到。在立法上,首先,应规定各利益主体应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的一致性,将主体追求利益的范围限定在法律规范以内,法律既不能任意扩大一部分人的权利,也不能随意设定一部分人以特殊义务。第二,对主体追求利益的手段进行规范,使其对获利手段的选择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础之上。对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以及通过资本、技术等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而获取的合法收人应给予有效的法律保护。第三,确立同等条件、同等待遇的原则,改变依身份和所有制立法的传统模式,避免因立法差异而造成的在实现利益过程中的不平等现象。为社会主体谋取利益提供均等的机会。第四,对于通过偷税逃税、权钱交易等非法手段牟取的利益行为应给予严厉的制裁和惩罚;对因侵权行为或其他原因而遭受侵害的利益应该设定可行的救济措施。在司法上,一要塑造公平司法的原则和信念,对冲突各方实行平等保护,不能凭个人的主观好恶随意对各种利益关系做出取舍,而应依据法律规范以及立法所体现的公平精神来协调和平衡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二要建立严格、公正、高效的司法程序,防止司法人员的情感因素和利益因素渗人到司法过程,以快•捷高效的方式和手段解决利益冲突。三要加大司法改革的力度,保证司法过程的中立性和司法组织的独立性,避免利益主体对司法过程的操纵和影响,以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

摘要：企业名称不仅具有人格属性，还具有明显的财产属性和竞争属性。随着这些属性的凸显，与企业名称相关的冲突越来越多。在法律层面，传统的法律制度和调整方式难以应对这些冲突与矛盾，难以调整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复杂社会关系。有必要对现行法律及调整方式进行认真检讨，从而使其得到及时的修正和完善。

关键词：企业名称；字号；冲突；竞争法；知识产权法

在计划经济下，企业名称与自然人的名称一样，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而已，而与之相关的冲突或纠纷亦是少之义少。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企业名称所蕴含的意义或价值不再那么简单，与其相关的冲突也越来越多。这些冲突带来的危害是明的。冲突一方的行为可能直接侵犯了他人的姓名权或名称权、商标权等民事权利，也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破坏正常和有效的市场竞争秩序，还可能直接给消费者带来损害。然而，我们的法律在这方面显得比较滞后，很多冲突和矛盾得不到很好地解决。如何准确把握企业名称在市场经济中的含义和属性，对与之有关的冲突重新加以审视，并建立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调整方式，这无论是对消费者、市场经营者，还是良好市场竞争秩序的建立都是大有裨益的。

一、企业名称与商号、字号的含义辨析

弄清企业名称的含义与构成及其与字号、商号之『白J的关系，是准确理解企业名称冲突，完善企业名称法律调整的必要前提。

企业名称是企业人格特定化的标记，也即企业藉以区别于其它企业的标记。在经济活动中，企业名称通过标识或标注等方式将其依附在各种具体的市场交易行为，以及其特定商品和服务之上。很多情形下，交易对象或消费者经常通过对企业名称的辨别来区分不同的交易对象的信誉、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声誉等。当一个企业成为知名或驰名企业时，其名称象征着良好的社会信誉或声誉，蕴含着一定的或巨大的经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