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标准范文10篇

一、根据法律程序的运行结果进行判断

这种评价标准是工具主义程序理论对法律程序是否正当的评价标准。这种评价标准的特点是利用外来的参照物来评价法律程序的正当性。

工具主义程序理论认为，法律程序不是作为独立的和自治的实体而存在的。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外在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而且它只有在对于实现上述目的有用或有效时才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种外在的目的和手段主要是指实体法的目的，例如，刑法的目的在于惩罚和抑制犯罪这一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减少人类的痛苦；而刑事审判程序的惟一正确目的就在于确保上述刑法目的的实现。就工具性程序价值理论的评价标准而言，它始终无法回避法律程序的道德性问题。第一，如果法律程序只是实现实体法目的的手段和工具，那么在追求实体真实的过程中我们是否可以不受限制地采取各种工具和手段?如果这个标准成立，那么在刑事诉讼中利用刑讯逼供等非人道手段取得的证据也可以成为定案的依据。这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第二，认为法律程序仅仅是实现实体法目的的工具反过来会损害实体法目的的实现。例如，在刑事诉讼中，如果过于强调打击犯罪的做法得到支持，那么用不人道方式取证的现象就会大量出现。由于任何一个公民都有可能基于各种原因而成为刑事诉讼的被告人，因此，所有的公民都可能受到这种非人道的待遇。对某个具体的案件而言，这似乎达到了实体法的目的，但从整体而言，结果却是相反的。

二、根据法律程序进行判断

这种评价标准认为，评价法律程序的惟一价值标准是程序本身是否具有一些内在的好的品质，而不是程序作为实现某种外在目的的有用性。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程序的形式是否公正，二是个人的尊严是否得到尊重。

程序的形式公正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有一套具体的行为规则来约束程序主体的行为第二，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所有的程序参与人都知道程序的运行过程，程序以外的其他公众也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了解程序的运行情况；第三，程序的主持人中立；第四，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第五，法律程序的运行结果具有排它性。

【摘要】法律规范之间的“抵触”可以说是法与法相互冲突的重要表现之一。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抵触被列入到了法律规范冲突的概念范畴之中，是对法治规范与统一进行破坏的典型代表。然而，由于当前针对法律规范抵触理论的研究较为薄弱，加之语义应用方面的模糊性，导致对抵触概念的界定与抵触标准的划分等始终未能达成共识。本文即是在对法律规范的“抵触”概念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分析了法律规范的抵触类型划分，并提出了法律规范之间“抵触”标准的认定，以此深化对法律规范之间“抵触”现象的理解，尤其是全面理解法律规范之间的具体“抵触”标准。

【关键词】法律规范;抵触标准;法律惩罚;不一致

抵触是法律规范中常见的法律冲突表现与现象，但对于法律规范之间的抵触标准却至今未达成统一的看法。其中，《立法法》中将纵向的法律冲突称为“抵触”，将横向的法律冲突称为“不一致”，如果按照这种概念界定，那是否纵向的法律规范冲突就不会出现“不一致”的现象?或者是横向的法律规范冲突就不会出现“抵触”问题了呢?可是，如果承认了严重的法律规范“不一致”现象就是所谓的法律规范“抵触”，那《立法法》中有关“抵触”理论的论述就会土崩瓦解，这种现象导致直到如今法律规范之间的抵触标准问题依然是法律领域中的难题。因此，本文针对法律规范之间的抵触标准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法律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法律理论视角下的“抵触”概念定位

“抵触”的英文词汇是“conteavene”或“resistance”，表示“相反、对抗或者反对”的意思。然而，法律规范之间的“抵触”概念并不是通过“抵触”的相关词义就可以全部解决的。针对法律规范之间的“抵触”概念定位，诸多专家与学者也都做过多次的探讨与研究。譬如，周旺生指出法与法间的抵触其实就是上位法和下位法之间的违背与冲突，并将法律规范间的抵触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宪法、行政法规、法律的条文内容存在违背与冲突，即所谓的直接抵触;另一类是宪法、行政法规、法律的原则与精神存在违背与冲突，即所谓的间接抵触。董书萍则将抵触等同于冲突，即包含有矛盾、违反、违背、相反等意思，也是两事物间相互排斥的互不相容的一种状态。与董书萍的看法相类似的还有杨临萍，即后者认为法律规范之间的抵触指的就是内容上的违背、冲突与矛盾。［1］另外，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孔祥俊对“抵触”概念的定位，即法律规范之间的抵触主要是指在对同一个对象进行调整时法律规范之间出现的不相容的现象。基于法律理论视角的“抵触”概念版本还有很多，但综合这些观点来看，虽然其所指内容都会或多或少有所不同，但所指向的几大要素还是能够达成一致的:一是抵触的内涵是指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在意思上不兼容;二是存在抵触的法律规范针对的法律调整目标必须是同一个;三是抵触既包括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法律条文冲突，也包括上位法的精神与原则冲突。

二、基于法律规范性质的抵触类型划分

本文作者：周帼工作单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一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与社会标准

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以司法活动是否符合法律规定作为其评判标准，看法院对案件的裁决是否符合法律事实和法律规定。从这一标准出发，法官只要按照法定程序，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做出的裁判都是公正的，违法的裁判一定是司法不公正的裁判。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确定性。法律规范是一种稳定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法官在司裁判案时，必须有法必依，以法律为准绳，不以法外因素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对相同情况的案件要做出相同的处理。法官的义务是忠实于法律，司法裁判应当正确使用法律。二是技术性。法官通过严格适用法律规范来维护法律的稳定性、确定性和统一性，其倾向于法律证明，侧重于法律条文的准确适用。法律标准就是通过这种操作来评价司法公正。三是客观性。法官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不加个人偏见，遵守确定性的法律规范，案件事实认定要客观，法律适用要客观。司法公正的社会标准是指社会大众以司法活动是否符合民意作为司法活动的评判标准，侧重于从民俗、常理、伦理道德等角度来评判司法。社会群体对法院司法活动进行评议，往往采用这一标准。它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就是广大民众以及社会舆论对法院裁判的态度是赞同还是反对。与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相比，社会标准具有不确定性、道德性和主观性。第一，社会标准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尽管社会标准是民意的一种反映，反映了社会客观现象，具有一定的确定性，但与法律标准相比，社会标准的不确定性明显。社会标准的不确定性首先表现为认识的不确定性，对同一案件，不同的评价主体可能得出不同的评价结论;即使同一评价主体，对同一案件，在不同的评价时间也可能得出不同的评价结论。例如，在佘祥林冤案中，当地民众在案发时普遍认为佘祥林就是杀妻凶手，有220多人联名写信要求司法机关立即处决佘祥林。在事隔数年事实真相被披露后，多数民众又表现出与当初截然相反的态度，认为佘祥林受到了冤枉，对其表现出极大的同情，要求严惩渎职者。社会标准的不确定性其次表现为数量的不确定性，社会标准中所体现的民意究竟代表多少公众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尤其在我国这样一个缺乏权威民意调查机构的国家，很难将抽象的民意通过数据分析以具体的百分之百的方式公诸于众。第二，社会标准具有较强的道德性。社会标准主要通过民意来评价司法公正，更侧重于从民俗、常理、伦理道德等角度来评判司法公正与否，道德性较强。第三，社会标准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人们在采用社会标准评判司法案件时，更多地带有自己对案件的认知和情感色彩，评价结果难免会具有相对的局限性和随意性。需要说明的是，社会标准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科学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律本质和法律精神，对实现司法公正极具意义。一方面，社会标准体现了法律的社会性和人民性，这就促使法官在审判时要充分考虑社会标准，使其审判活动充分体现服务于社会的职能;另一方面，社会标准能够弥补司法滞后的缺陷，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的终极目标。

二法律标准和社会标准的牵连与相悖

(一)司法公正的法律标准和社会标准的牵连

一个完美的裁判既应符合法律标准，同时也应与一定的社会标准相符合。在一个法治传统良好、社会关系相对稳定、社会主流价值观趋于一致的国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应具有统一性。这主要来源于道德与法律的完整统一性。道德与法律同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当道德的社会规范以法律规范的形式加以确立时，道德便具备了强制性的规定。法律应反映道德的内容，追求善。司法公正的道德标准是树立法律权威的重要途径。法官在办案时也应考虑政治、经济、道德及社会舆论等各种因素，使案件的处理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使办案的法律效果和伦理效果达到统一。在实践中，衡量司法公正与否，我们往往更侧重于采用法146律标准。但社会标准对司法公正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社会评价标准的介入，有利于实质正义在司法领域中的实现。传统中国社会是以私人关系为纽带形成的礼俗社会。中国人历来追求以伦理为取向的实质公正，而不是形式公正。法律以公正为价值追求，实质正义正是司法的终极目标，是法治的目的和内容，体现了法治的价值观念与价值追求。社会评价标准的介入，可以促使法官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或缓和社会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促使实质正义的实现。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程度，往往取决于司法对社会公众需求的满足程度，司法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程度与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程度成正比。社会标准的介入，同时也表明司法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不能充分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不符合社会公众期望。司法要取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必须承认和尊重社会标准，增进社会公众对司法的认同和信任。

摘要：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开始关注法律程序的正当性问题。各种程序理论都提出了自己的判断法律程序是否正当的标准，但是，这些判断标准都存在一定的缺陷。我们应该根据法律程序的各个组成要素来判断法律程序的正当性。

关键词：法律程序正当程序理论

“法律程序”源于何处，由谁最先使用，已经不可考证，至少在我国的权威工具书中都没有该词的出处和用法的记载。在英语世界中，法律程序是一个复合词，由法律和程序构成(1egalprocess或legalproduces)。法律是修饰性定语，包含由法律予以规定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可以用法律评价的，由法律保护的意思在内。为了法学理论研究的需要，我国学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对法律程序下过不同的定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定义是：“法律程序应该就是由法律规定的特定主体为实现一定的目的而对相应行为予以时间和空间上的安排。”[1]

近年来，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公共权力的行使得到了进一步的规范与控制，公民的人权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保护。在这个背景下，人们不仅关心公共权力的行使是否符合法律程序的规定，更关心公共权力机关所遵循的法律程序本身是否正当合理。同时，英美法系国家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及其在司法实践中所起的保障人权、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也开始被人们所关注。

但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所说的正当的法律程序与英美法系国家所说的dueproduces是不同的。根据我国权威工具书的解释，正当有两个意思。一是合理合法的，二是(人品)端正。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讲，我们所说的正当的法律程序实际上指符合一定社会道德水平的法律程序，而dueproduces是有其特定的含义的：第一，就法律文本而言，它是指美国宪法修正案中关于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第二，就具体内容而言，它实际上是指两个基本的司法原则：“任何人都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当事人有陈述和被倾听的权利”。到底什么样的法律程序才是正当的法律程序呢?理论上有各种各样的判断标准。

一、根据法律程序的运行结果进行判断

摘要：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开始关注法律程序的正当性问题。各种程序理论都提出了自己的判断法律程序是否正当的标准，但是，这些判断标准都存在一定的缺陷。我们应该根据法律程序的各个组成要素来判断法律程序的正当性。

关键词：法律程序正当程序理论

“法律程序”源于何处，由谁最先使用，已经不可考证，至少在我国的权威工具书中都没有该词的出处和用法的记载。在英语世界中，法律程序是一个复合词，由法律和程序构成(1egalprocess或legalproduces)。法律是修饰性定语，包含由法律予以规定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可以用法律评价的，由法律保护的意思在内。为了法学理论研究的需要，我国学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对法律程序下过不同的定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定义是：“法律程序应该就是由法律规定的特定主体为实现一定的目的而对相应行为予以时间和空间上的安排。”[1]

近年来，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公共权力的行使得到了进一步的规范与控制，公民的人权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保护。在这个背景下，人们不仅关心公共权力的行使是否符合法律程序的规定，更关心公共权力机关所遵循的法律程序本身是否正当合理。同时，英美法系国家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及其在司法实践中所起的保障人权、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也开始被人们所关注。

但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所说的正当的法律程序与英美法系国家所说的dueproduces是不同的。根据我国权威工具书的解释，正当有两个意思。一是合理合法的，二是(人品)端正。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讲，我们所说的正当的法律程序实际上指符合一定社会道德水平的法律程序，而dueproduces是有其特定的含义的：第一，就法律文本而言，它是指美国宪法修正案中关于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第二，就具体内容而言，它实际上是指两个基本的司法原则：“任何人都不能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当事人有陈述和被倾听的权利”。到底什么样的法律程序才是正当的法律程序呢?理论上有各种各样的判断标准。

一、根据法律程序的运行结果进行判断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中国药品标准制度的发展演进；药品标准在药品监管中的法律地位；健全与完善药品标准法律制度的几点思考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药品标准的确定，主要是依据科学的判断、国民政府卫生部于1930年颁布了名为《中华药典》的药品标准、我国药品标准可以分为国家标准、地方标准两级、规定当药物名称为官方纲要所承认或收载、药品标准也被视为国家为保证药品质量、药品标准的制定和修改，不仅是判断行政违法行为的重要前提、推动药品标准制定程序模式的变革、完善药品标准的试行与修订程序、在国际化背景下完善我国药品标准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关键词:药品标准法律制度中国药品质量用药安全药品生产监督管理

所谓“标准”，是“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所作的统一规定。它以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经有关方面协商一致，由主管机构批准，以特定形式，作为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据。”在药品监管中，药品标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形式意义上看，药品标准可以说不是“法”，但在实质意义上却发挥着几乎与法律规范同位的功能。

药品标准的确定，主要是依据科学的判断，但同时还要考虑到国家医药工业的现况，药学科学特别是药物分析学、药理学、临床药学等学科的发展现状，以及人民用药的需求，乃至我国疾病谱的分布。某种意义上，药品标准构成了药品规制的起点，给予了各项医药政策一个最基本的“阈值”，它对公民的生活和福利可能有着比形式意义上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更密切的关联。为此笔者将试图对我国药品标准的制度沿革、法律性质、制定程序等问题加以整理和剖析。

1中国药品标准制度的发展演进

在汉平帝时，“元始五年，举天下通知方术本草者所在，诏传遣诣京师”，政府出面组织医药人员进行本草的编纂工作，直到东汉出现了我国第一部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载有药物365种，总结和肯定了药物的基本规律，梁代陶弘景编著的《神农本草经集注》，将所收载药物扩大~,J7oo种，这些著作成为了当时国内用药事实上的标准。直到唐高宗时期，由苏敬领衔，命天下征集药物，于公元659年颁布了《新修本草》，它分55卷，收载药物859种，是世界上第一部药典，它与宋代先后颁布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开宝新评定本草》、《图经本草》，都是官方颁布的药品标准。

9月20日，是党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6周年，也是我国第5个“公民道德宣传日”。近些天来，随着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的隆重举行，一批从普通人中走出的道德榜样，在以其人生之火点燃了美丽的道德之烛，在充分展现道德精神力量让人感动的同时，再度引发了人们对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关系的深思。

这些年，在政府的推动、学者的呼吁、民众的参与下，建设法治社会的理念正在日益深入人心。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习惯于自觉地遵守法律、运用法律，在接受法律“约束”的同时，享受着法律带给我们的各种“福利”：良好的社会治理生态、便利的纠纷解决方式、诚信的民商交易秩序以及稳定、可预期的生活方式。

然而，对于法治，我们在尊重并且赞美的同时，也应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法治，仅仅是社会治理的方式之一，虽然公正、平等、高效、便捷、稳定的特性已经为历史和现实所证明，但仍会有美中不足。比如，尽管罚款如同达摩克力斯之剑在头顶上高悬，但随地吐痰、闯红灯、酒后驾车、“牛皮癣”小广告、踩踏草坪等现象仍是屡禁不止。就如同经济运行领域有市场失灵一样，社会治理领域同样也有“法律失灵”。而解决“法律失灵”的灵丹妙药之一，就是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法治社会，离不开道德建设。

法律是最底线的道德，道德是高标准的法律。法律治理视野中的“人”，既不是雷锋同志一样的“好人”，也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而是“中人”：这个人可以不做好事，但不能做坏事；可以在法律范围内随心所欲，但不能超出法律的边界为所欲为；这个人并不需要具有多么高尚的道德品质，只要行为符合法律的规范。一个全部由“中人”组成的社会，可能会是一个超级稳定状态的社会，但注定不会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具有前途的社会。一个社会不可能全部都是好人，“乌托邦”注定是我们长远的理想，因此这个社会需要法律作为治理的手段调整社会关系；但一个社会也不能没有好人，极端化的“恶人谷”只会在小说中出现。因此，这个社会同样需要道德建设来教化人心，引导善行，让民众在不为非的基础上还能行善。正是从这个角度说，法律追求的是最底线的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而道德倡导的则是终极的天下大同和社会和谐。

法律是硬性的，道德是柔性的。正因为法律是硬性的，才会有权威性、公正性，才会让民众感知、认同并服膺，正所谓法无信不立。但反过来说，法律的硬性特征使得法律的引导和教育功能不如道德这种柔性的手段那么明显。“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法不容情”、“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律在以公正无情的面目示人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已经注定了法律可以规范行为，但不能深入内心；法律可以治标，但不一定能治本。而道德的柔性特征正是对法律的有益补充，在“法不责众”式的轻微违法行为的治理中，直对人心的教化可能比只管行为的处罚有效得多。

法律毕竟是一种“奢侈品”，道德却是“物美价廉”。法律的运行，即法治的实现，是有成本的，从立法到执法到司法再到守法，每个环节的成本都不可小视。看似简单的一个制度设计，无形之中会增加多少行为的负担、交易的约束和执法司法的配套，这笔账很难精确算出来，但肯定不是一个小数字。因此，法律是一种“奢侈品”，有限的资源只有花在刀刃上，才能实现预期的治理目标。但道德确实“物美价廉”，感化人心的成本肯定要比约束行为的代价小得多。如果可以用廉价的方式实现部分治理的目标，我们又何乐而不为，把有限的法律运行资源配置在更加需要的地方。

本文作者：白婕工作单位：天津市河西区职工大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于2007年8月30日通过，自2008年8月1日起施行，但其对研究标准化垄断的反垄断法律规制还有一定欠缺，无法有效规制标准化引发的垄断。而与我国在标准化与反垄断法律制度方面的缺失相对应的是，发达国家在标准化与反垄断法律规制方面有着成熟的立法和司法经验。

一、美国‐‐合理审查制度

在美国，在基于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需要建立行业标准的产业领域，通常都是以该行业内的主要大企业参加的企业团体或结成的合作组织设计的产品规格和技术标准作为其行业标准的。这样一来，非依据行业标准生产的产品及零部件就难以进入市场。因此，政府的管制机关有必要对该协调、统一标准的行为的限制竞争性是否超过了其合理性的范围做出严格地审查，以确保市场的正常交易秩序和竞争秩序。目前，美国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局和联邦交易委员会在实施此项审查时，主要是依据“合理原则”并持较为灵活的基本立场。但是，当判定企业团体设定相应的标准并非是用于生产特定种类的产品并由此形成了卡特尔时，则其标准将会作为当然违法卡特尔被依法取缔。所谓的依据“合理原则”实施规制，主要是指在具体的规制中要根据每个案件的实际状况进行综合的判断。同时，由于协调、统一标准的行为在大多数场合都是包含专利权及较强的专业知识，因此，1995年美国就此发表了“知识产权的指导方针”。但是，美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有关对设定标准适用合理原则的反垄断法方面的指导方针。只是因1996年美国联邦交易委员会在关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报告书中提出了应由反托拉斯当局制定“关于竞争者之间的合作行为的指导方针”建议之后，美国司法部和联邦交易委员会才于1999年10月共同发表了“关于竞争者间的协调行为的指导方针”。

二、欧盟‐‐“去弊存利”方针

作为规制机关的欧洲委员会对标准化团体实施的协调和排他行为，主要是依据欧盟竞争法第81条和第82条的规定展开规制的。在规制中，主要是遵循“去弊存利”的方针，清除相应的标准中存在的反竞争的要求。例如，1978年针对飞利浦、索尼等公司为制定录像磁带规格标准而实施的协调行为，欧盟委员会最终做出了只要是采用其它的技术标准，就不予以禁止的命令。但是，目前欧盟仍然是针对个案来适用竞争法，还没有形成平衡协调标准所带来的利弊的统一适用的规制标准。在欧共体（欧盟），拒绝许可在很大程度上是将欧共体条约第86条（现第82条）不得拒绝供应产品的义务延伸到知识产权领域的。只要具有支配地位的企业在附属市场从事了排他性行为，该支配地位是否与知识产权相联系是无关紧要的。欧共体委员会主要关注的是规制拥有关键设施（essentialfacilities）的支配地位企业的行为。如果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阻碍潜在的竞争者进入市场，或者运用了企图从其自己经营业务的市场上将现有的企业加以排除的方法，这就违反了欧共体条约第86条。欧盟竞争政策执行的这一发展适用于范围广泛的商业活动，如航空、港口设施、铁路、电信和能源等。它并非专门适用于知识产权的，但若知识产权的拥有相当于关键设施或者与关键设施有联系，并且未得到许可的竞争者不能进入市场，则在欧盟委员会看来，知识产权的强制许可就是一个合适的补救措施。在迈吉尔案中，向我们展示了在反垄断法框架下分析知识产权拒绝许可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特别是对我国在相关立法和司法中如何处理类似问题（包括思科的“私有协议”）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日本汽车尾气排放标准的演进历程

日本政府为应对汽车尾气排放造成的日益严峻的大气污染问题，先后制定、修订了有效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法规，在治理日本汽车尾气污染的工作中举足轻重。

（一）日本早期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

日本最早的控制汽车尾气排放的制度，是1966年运输省制定的一部限制使用汽油燃料的汽车排放CO量的标准规定，这是史上首个国家标准。此规定控制CO小于3%，1969年加严到2.5%，1971年规定小型车CO小于1.5%，轻型车CO小于3%。1968年后，日本以《大气污染防治法》为基础，通过法律手段强化汽车尾气排放标准。1971年，为控制汽车尾气排放，CO、HC、NOx、PM(颗粒物)和铅化合物被增加进了《大气污染防治法》。1972年底，日本着眼于汽车所排放的废气规制了一般标准。1973年开始，日本开始实行控制汽车燃油蒸发排放的法规，增加了HC和NOx作为排放控制标的物，并分别对不同类别不同体积的汽车所排放的废气制定不同级别的排放标准。七十年代后，轿车汽油燃料使用量增长，日本各地出现的光化学烟雾污染造成日本人民疾病数量也激增，为控制轿车尾气排放量，日本又先后制定法律法规。从1974年开始，日本针对氮氧化物制定了尾气标准，并从1976年起除了继续保持CO、HC的排放量不再增加外，主要强调的是严格对NO的排放控制，要求其排放降低80％。1978年，日本借鉴美国制定了本国化的控制汽车排放尾气的法律，该法能实际实行，汽车技术的改革、民意等都起到关键性同时，在六七十年代间，日本地方自治法院通过制定各种法规、基准，严格控制排污，很好地阻止了工业公害加大损害民众的健康，对环境保护作出较大贡献。

（二）日本汽车尾气排放标准的强化

随着车辆节能减排技术的创新发展，日本也开始不断修订其汽车尾气排放标准，还规制了更为严格的法规。1986年日本对使用柴油燃料的轿车尾气排放进行了限制，并制定法规按期对正使用车辆进行车检。九十年代以后日本按照限制尾气排放的法规把汽车分为了汽油车和柴油车，并开始对柴油车的尾气排放进行控制。但汽车尾气污染问题并没有得到较好解决，仍然有众多城市的NOx严重超标，主要是因为法规标准的修订不能及时应对日益增加的汽车使用量，加之废气排放量大的重型车辆开始广泛使用，环境污染问题每况愈下。于是，日本政府于1992年制定了《关于在特定区域削减汽车排放的氮化物总量的特别措施法》(简称《汽车NOx法》)，于1993年12月1日起实施，规定在特定区域内，禁止使用不符合特别排放标准的卡车、公共汽车等机动车辆，东京和大阪及其周边地区被指定为特定区域，并将NOx排放总量列入专项制定计划中。严格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虽然在日本得到了有效地施行，但NOx的标准依旧难以达到环保基准。另外，汽车尾气排放中的颗粒物被认为会致癌，成为民众热点关注问题。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通过对标准化市场效应的分析，表明标准化同样也应当进行反垄断的法律分析，然后作者以美国为例，详细阐述了美国在这方面的法律规制制度，在此基础上，作者对美国制度中的不足进行了评判，作为本文论旨之所在，本文最后提出了我国标准化反垄断的法律对策和思路。

关键词：标准化；垄断；价格同盟

伴随着产品技术性和专门化的提高，产品标准及认证在现代社会中愈发凸显其重要性，在传统社会中，这项工作主要由政府来承担，但基于行业协会等私人组织在人员专业化及信息方面的优势，目前在许多国家，这项工作已转向于行业协会来承担。由于行业协会存在发展的最大动力来自于成员企业对自我利益的追求，故而一旦行业协会承担了标准制定及认证工作，那么该项“公益性”作业便极有可能成为成员企业限制竞争，不当追逐私利的重要手段，故当前有所谓“一流的做标准，二流的做技术，三流的做产品”的说法。也因为如此，故现代反垄断法较之以往，更关注于行业协会在标准制定及认证中的限制竞争行为，本文拟通过对标准制定及认证中竞争效应之分析来展示标准制定与认证中的反垄断的法律规制制度。

（一）标准化与市场竞争[2]

所谓标准，《布莱克法律大辞典》有两个解释：一是指由习惯，同意或权威所接受的作为正确的模式；二是测量可接受性，质量及精确度的水准[3]，在我看来，这两个含义都可来指涉我们行将探讨的论域，即标准化，实质上就是一个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过程，1983年7月国际标准化组织（250）第二号指南对标准化给了这样一个定义：“标准化主要是对科学、技术与经济领域内重复使用的问题给解决方法的活动，其目的在于获得最佳秩序。一般说，包括制定、与实施标准的过程”[4].

标准化是现代市场竞争非常重要的构成，许多公共机构和私人组织都有专门的机构来致力于标准的制定和实施，究其根由，在于标准化具有使社会发展的积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