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保障机制范文10篇

本文作者：李长健韦冬兰朱闵工作单位：华中农业大学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的发展,协调成为区域发展中最为关键性的因素,区域协调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与资源、环境统筹管理是顺应区域发展阶段性要求,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0必然要求。区域经济系统是构筑于一定的资源系统之上,并与之发生耦合关系的系统。资源、环境的变化不仅是经济系统运行的结构,而且会直接反馈于经济系统。加快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要保护好环境,充分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实现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法治作为推动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不可或缺的保障。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区域协调发展与资源、环境统筹管理的法律保障机制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导入:区域协调发展与资源、环境统筹管理的法价值理性

(一)目标价值定位

社会公平正义正义和公平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党中央更是从历史的高度将公平正义确定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理念。古往今来,数不胜数的思想家、哲学家对正义的真谛进行了不懈的追求和探索,并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和不同侧重点进行了阐释。柏拉图在5理想国6中花了大量篇幅讨论了正义问题,指出正义是善的城邦的美德之一,其总的原则是/每个人都作为一个人干他自己分内的事,而不干涉别人分内的事0。亚里士多德在5尼可曼伦理学6中强调,正义指的是/各得其所0,也就是每个人都应得到他资格内理应得到的那一份。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指的是合法、公正和公平。约翰#罗尔斯对正义作了精辟阐释:/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0/正义是促进事物向公平方向发展并维持公平状态的一种道德力量。0/公平是正义的基础,正义不外乎公平。正义和公平是一对孪生兄弟0。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那么区域协调发展与资源环境统筹管理的法律保障机制当然也是以公平正义为目标趋向的。正义意味着公平、公正、公道、合理。在我国法治建设中,正义应当成为我国社会法律体系的核心价值。社会公平正义的内涵有:一是权利的公平,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和基础。在区域协调发展与资源、环境统筹管理的过程中,必定要通过法律的形式,将权利的形式、内容、种类等予以确立,以切实保障公民的应得权利,这也是区域协调发展与资源、环境统筹管理的首要价值目标。二是机会的平等,它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条件。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与资源、环境统筹管理的目标,必定需要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保障区域成员都有同等的机会,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权利的公平。三是分配的公平,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具体标准和归宿。和谐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利益的和谐,利益是一切行为的根源,因此要实现区域与资源、环境等不同区域各个领域不同阶段利益的和谐,就要达到分配公平这一基本要求,即法律制度的设立要以公平方式分配社会的权利和义务,合理分配社会的利益,使区域所有成员都可以公平地获得其应得和可得利益,这也是评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主要依据。

(二)发展价值定位)))政治民主

本文作者：廖静怡工作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管理创新是对新形势下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新探索，社会管理需要创新，社会管理如何创新是我们正在探寻的问题。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始终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法律保障则为政府治理提供了形式上的合法性。社会管理创新首先应该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只有以法治理念为指导，以法制体系、法治程序和规范为支撑，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才能真正实现最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这是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的重要环节。

一、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

转型时期的中国面临诸多社会问题，教育、医疗、住房、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征地拆迁、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生态环境等热点领域不断积聚能量，群体性事件和恶性极端事件增多，消极腐败现象和严重犯罪活动影响严重，还有一系列天灾人祸给公众内心带来的颠簸、震动。面临这一系列关系民生的棘手社会问题，社会管理体制需创新。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社会管理创新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1年2月19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这是中央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局出发、科学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作出的战略决策。社会管理创新，是在现有社会管理条件下，运用现有的资源和经验，依据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态势，尤其是依据社会自身运行规律乃至社会管理的相关理念和规范，研究并运用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技术、方法和机制等，对传统管理模式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进行改造、改进和改革，建构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以实现社会管理新目标的活动或者这些活动的过程。社会管理创新既是活动，也是活动的过程，是以社会管理存在为前提的，其目的在于使社会能够形成更为良好的秩序，产生更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①

二、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基础

社会管理创新的目的在于使社会能够形成更为良好的秩序，产生更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社会管理创新不能突破法律底线，必须在法治的基础上进行。

本文作者：谭正航尹珊珊工作单位：吉首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和驱动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是否能够获得公平和必要的金融支持。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匹配的金融支持体系是促进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持续发展的基础。我国民族地区金融体系基础薄弱，并呈现浅化和弱化发展趋势，成为制约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瓶颈问题。面对民族地区的金融发展问题，许多学者从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现状、深化策略、服务创新、体制改革、立法完善等进行了多维度探索，以寻求破解对策。但很少有成果从发展权视角对此进行研究，更没有成果提出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理论。从发展权理论研究民族地区金融问题及其破解对策，是深刻认识到问题产生原因和破解对策的重要路径。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理论的提出，有利于明确国家保障民族地区金融发展的责任，促进民族地区金融权利法律保障机制的完善，以消解民族地区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提出的理论基础

(一)发展权: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的母体性权利

发展权被誉为第三代人权的核心，是人权理论在现代社会的拓展与新发展①。1969年，阿尔及利亚正义与和平委员会发表的《不发达国家发展权利》报告，首次提出了“发展权”概念。1970年，塞内加尔法学家凯巴•姆巴耶在斯特拉斯堡国际人权研究院演讲时指出，发展是所有人的权利，每个人都具有生存的权利，并且每个人都有生活得更好的权利［1］，首次较为深刻地阐述了发展权的基本内涵。1986年，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第一条就发展权内涵作出了全面阐述:“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再次肯定了所有人享有发展权。从主体来看，发展权不仅是一项个人权利，也是一定社会群体的集体权利和一项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的权利［2］。就一国内部来看，保护欠发达地区和弱势群体的发展权应是其主要内容。发展权为实现个体、团体和国家的公平与共同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武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整体经济实力得到显著增强，但也带来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新世纪初，我国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促进地区发展公平。西部问题主要是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在以货币化、信用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有效金融机制通过作用于社会资本形成能力而最终传递到整个国民经济，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3］。金融权利是关系到民族地区及其公民生存、发展的基础性权利。作为弱势区域的民族地区，其金融权利更是应得到倾斜性的保护。从提高民族地区整体发展能力来看，保障其金融发展权利是更为关键。从作为集体权利层面上的发展权来看，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的提出，符合发展权的基本理念和追求目标。

(二)实质公平: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的伦理基础

本文作者：方小燕工作单位：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一、概念梳理：大学生创业教育的内涵及其展开

作为高职院校设立和发展极其重要一环，创业教育理念自其提出伊始，便以其鲜活的教学科研价值和富有创造力的教育理念成为教学、实践的核心。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在巴黎召开自该组织成立50年以来首次世界高等教育会议，大会发表的《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世界宣言》明确提出，培养学生的创业技能应成为高等教育主要关心的问题。在大会通过的《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优先行动框架》强调指出：“高等学校，必须将创业技能和创业精神作为高等教育的基本目标”，要使毕业生“不仅成为求职者，而且逐渐成为工作岗位的创造者”。在教育学的发展历程上，创业教育理念是来自西方的舶来之物，注重个体独立性、提倡学生主动性、激发创造能力是催生创业教育理念的文化要素。在西方教育学界，除了把实现个体价值作为创业教育的终极价值目标外，学者还普遍把研究“创业”视为实现利润的“直通道”。HowardH.Steven-son认为，创业是一个人追踪和捕获机会的过程，创业可由发现机会、战略导向、致力于机会、资源配置过程、资源控制的概念、管理的概念和回报政策等方面来理解。[1]JeffryA.Timmons则认为，“创业是一种思考、推理和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是机会驱动、注重方法和与领导相平衡。创业导致价值的产生、增加、实现和更新，不只是为所有者，也为所有的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2]从辞源学视角考察，《英汉辞海》（王同亿主编，1990年）认为创业教育（en-terpriseeducation）是指计划或设想，对于干一件事情的计划或设想；冒险（事业）、事业、工程，尤指艰巨复杂的或有很大风险的事业；企业（单位），尤指艰巨复杂的或有很大风险的事业；企业（单位），尤指商业组织，小型独立企业；有一定目的的活动或活动方式；探索精神，事业心，进取心，胆量。由此，“enterpriseeducation”有了多种译法，如“企业家才能教育”，“事业心、进取心教育”、“开拓精神与技能教育”等等。综合上述分析，从高职院校教学和大学生创业实践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大学生创业教育是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教育形态，旨在培养创造性人才，是素质教育在现代社会的纵深拓展。其内涵包含开展关于大学生从事商业活动的教育，以及在大学生从事创业类活动中所伴生的开拓创新的技能、方法以及进取精神等心理品质的教育。研究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法律保障机制，就必须围绕创业教育的这一核心内容展开。

二、创业教育法律保障机制的现状分析

作为公民的一项重要经济活动权利，就业权是一种法定权利，受到宪法的保障。创业是就业权的潜在前提，是就业权权利形态得以延伸和舒展的前置性条件。特别是在就业压力持续加大的社会环境中，通过政策层面和法律层面的努力，加大扶持大学生创业，以创业促进就业。目前，从现有政策和相关法律规定来看，采取鼓励大学毕业生创业的措施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1.减免规费类根据政策规定，凡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的，除国家限制的行业外，自工商部门批准其经营之日起1年内免交登记类和管理类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毕业两年以内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凡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其在工商部门首次注册登记之日起三年内免收管理类、登记类和证照类等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如福建省规定“凡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工商部门批准其经营之日起1年内免交税务登记证工本费。”“凡高校毕业生（毕业后两年内）申请从事个体经营或申办私营企业的，可通过各级工商部门注册大厅绿色通道”优先登记注册。2.简化手续类鼓励和支持大学生自主创业，简化工商和税收部门的审批手续；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和创办企业的，任何部门不得在法律、行政法规之外设置其他登记类前置性审批条件。3.服务保障类各地人事部门所属的人才中介机构免费为自主创业毕业生保管人事档案。如重庆市对自谋职业的毕业生，根据本人意愿，可将户口和人事档案暂存就读学校2年，或由重庆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存管2年，存管期间免收档案管理费。4.政策优惠类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后两年内自主创业，到创业实体所在地的工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注册资本在50万元以下的，允许分期到位，首期到位资金不低于注册资本的10％。经税务部门批准，大学毕业生创办咨询业、信息业、技术服务业的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2年；创办从事公用事业、商业、对外贸易业、旅游业等企业，免征企业所得税1年。提供小额担保贷款支持。5.行政指导类强化高校毕业生创业指导服务，并保障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权益。强化高校对大学生的创业指导教育，发挥公共就业服务的功能，为创业大学生提供政策咨询、开业指导、小额贷款等服务。如上海市设立了专门针对应届大学毕业生的创业教育培训中心，免费为大学生提供项目风险评估和指导，帮助大学生更好地把握市场机会。对自主创业资金不足的大学毕业生，可申请不超过5万元的小额担保贷款，贷款期限为2年，由政府财政贴息，并由政府投资设立的小额贷款担保基金给予提供担保。综览目前关于大学生创业相关规定，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政策原则性较强可操作性较差与立法保护不足两个方面。根据目前相关政策规定，国家明确提出要简化大学生创业程序，并给予行政性收费减免。但大学生创业流程中需要与国家行政机关发生法律关系的程序繁杂，究竟简化哪些程序，何种程序是法定程序不能简化的，在政策中都没有做详细规定。再如，国家要求地方各级政府对大学生创业提供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支持，但是否要对大学生创业项目及其收益性、风险性进行评估却没有划定具体门槛，也没有提出补贴标准。一般仅作“对有创业愿望的高校毕业生到定点培训机构参加创业培训的，按照一定标准发放创业培训补贴。”相类似的情况还体现在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创业小额贷款和担保的数额、条件上。再从立法层面分析，立法上的付诸实施缺失使得创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失去了强劲的制度推动力。目前，我国与促进大学生创业的法律、法规和规定主要有，《就业促进法》、《中小企业促进法》、《高等教育法》、《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暂行规定》，我国还没有一部针对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法律。必须要注意到的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失业正成为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所无法彻底根治的一种顽症，也成为影响和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并挑战着文明社会衍生的就业权。在人类已然步入风险社会的当下，创业教育在后工业社会承担的重要责任还体现在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社会失业顽症的冲击与挑战，把处于风险社会之中的人们带离“文明的火山口”。[3]

三、创业教育法律保护机制的构建

本文作者：李棽工作单位：河南工业大学

粮食是关系民生的重要和特殊的商品，对于有13亿人的中国来讲粮食问题关系着全球发展和安全。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在未来，中国必须坚持粮食自给，这是基于国情的要求，也是确保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实现了粮食生产连年增长。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促进国家粮食储备区和核心区建设，在全国建立13个粮食核心产区，是我国进行的一项重要的粮食安全保障制度。围绕粮食核心区建设，有一系列亟待思考和用法律手段解决的问题，试图对这些问题构建法律解决、保障机制。

一、粮食核心产区建设法律保障的必要性

1.用法律手段保护粮食核心区建设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内在需求由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口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粮食的需求是呈刚性的增长的。为了适应这种刚性需求的增长，国家要出台相应的政策，进行粮食核心产区建设的划定，以保障粮食安全。国家通过粮食核心区的建设试图解决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基础设施薄弱、种粮效益偏低、主产区财政状况紧张等问题，但为了使这一政策具有强制性，需要用相关的法律保障。

2.粮食核心区建设必须用制度保障农民利益，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一般核心区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相对缓慢，还不能取代家庭经营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主体地位，要大力发展农村第二、三产业，尤其要加速发展农户家庭经营中的非农产业，增加核心区农民的非农产业收入。主销区农民的兼业数量和规模大于核心区农民，而且这种差距正在逐年扩大。我国从21世纪初相继出台了种粮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补贴措施，逐渐形成了综合性收入补贴和生产性专项补贴相结合的粮食补贴政策体系，但没有上升为法律层面，用制度保护粮食核心区农民的利益。3.加大粮食核心区投入，必须有法律保障优化核心区的资源配置，一方面要增加财政对核心区的投入，同时改革和创新核心区农村金融信贷体制，改变农村和农业经济发展资金严重不足的局面。4.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必须依法建设粮食核心区粮食核心区建设必然会对城乡一体化进程、农村综合配套改革产生积极影响，以工业化带动农业产业化，通过工业反哺农业的方式来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建立促进核心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机制，提高核心区城市化水平，实现土地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将其活动建立的法律和理性的基础平台上，使其能够真正独立自主地为农民利益发挥作用，故粮食核心区建设和农业产业化进程都需要制度作为保障。

二、粮食核心产区建设存在的法律保障不足

本文作者：张燕陈胜工作单位：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包容性增长”理念包含于“十二五”规划许多重要内容里，所谓“包容性增长”，寻求的应是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农村环境保护是“包容性增长”理念一个元素的体现，是指防治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保障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而采取的各种行动的总称，而改善农村环境质量，进一步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则是从本质上解决“三农”问题，是促进和保障民生的客观需要，是构建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宏伟目标的根本保证。然而中国农村环境污染极其普遍，和城市环境治理投入相比，对于农村则微乎其微。农村环境保护资金的匮乏，已成为制约中国农村环境防治的一大“瓶颈”，这与“包容性增长”理念融入农村环境保护的大背景极不相符。

1环境保护投融资内涵

1．1环境保护投融资概念环境保护投资是指投资主体从社会的各种积累资金及补偿资金中，拿出一定的数量用于防治环境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及与其相关活动的各种经济行为，致力于促进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投资。环境保护投资是表征一个国家环境保护力度的重要指标，是一个多层次和动态的概念，它既表现为静态费用的支出，也表现为动态的投入产出;不仅包含投资目的，而且还包含投资主体、投资投入、投资产出和投资动向等诸多要素。而环境保护融资则是指投资主体(主要是政府)为进行环境保护投资或其他环境保护活动，向社会各界筹措资金的行为。总而言之，环境保护投融资是经济社会经过初期快速扩张后在面对新出现的发展瓶颈和挑战时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必须重点予以解决的金融资源配置，其本质是各有关投资主体为了进行环境保护投资或其他环境保护活动而筹集资金的行为，环境保护融资方式包括公共、私人环境支出的融资手段。“环境保护投融资”的概念是在很难将“环境保护投资”和“环境保护融资”完全区分的情况下提出的，它是生产资本与借贷资本的良性循环，体现出从资金筹措、项目建设与经营、资金回收、返还贷款以及资产增(保)值等一系列问题的关系，表明其不再是传统体制下环境保护投资和环境保护融资彼此互相分离的状态，而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环境保护投融资是经济社会经过初期快速扩张后在面对新出现的发展瓶颈和挑战时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必须重点予以解决的金融资源配置，在中国总体经济呈现梯度和非均衡发展的格局下，环境保护投融资与区域投融资系统的结构、制度运行效率以及地方政府对环境污染的有效治理等区域因素密切相关。环保投融资能力将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对环保要求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加大环境保护投融资力度是“包容性增长”理念的体现。

1．2中国农村环境保护投融资主要内容“环境保护投资”的概念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环境保护投资包括:一是污染治理投资，包括新建项目防治污染的投资、老工业污染源治理的投资、城市环境基础社会设施建设的投资;二是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营费用。广义的环保投资包括:一是污染治理投资;二是污染治理设施的运营费用;三是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的投资。目前，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就是以狭义的环境保护投资中的污染治理投资为统计指标。农村环境保护投融资是环境保护的一个重要部分，涉及内容很广，不仅包括农村生活、生产污染治理及乡镇工业污染的防治，也包括污染治理设备的技术服务与咨询，还包括与农村环保有关的科学研究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国家对此重视程度不高，环境保护投融资政策天平严重偏向城市，加之系统考察农村环境问题的作用机制，资本短缺和融资渠道单一是产生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最重要的经济原因。一方面，农村环境保护主要依靠政府直接投资的方式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农村环境保护是环境保护的一个环节，也具有典型的公共性、外部性以及一次性投入资金量大、建设周期长和收益见效慢的投资特点，都较大地抑制了企业和公众投资者的积极性，导致市场在农村环境保护领域的失灵。在这样的情况下，基于“包容性增长”这个大背景，就必然要求创新农村环境保护投融资机制，必须转变政府传统的思维模式和职能，积极引导与激励市场机制发挥有效作用，从而促进农村环境系统协调发展。

2中国农村环境保护投融资法律保障机制

【摘要】伴随着新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作为当前社会的主要人群之一，逐渐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虽然当前农民自身经济收益得到了相应的提升，其自身的金融权益等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提升。主要表现为农民自身贷款权利、农民农业保险权和金融合作权并没有得到有效地保障，需要通过建立相关的规章制度，进一步实现金融资源配置公平化、完善普惠型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以及农村信用担保机制，促进农民自身金融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关键词】农民；金融权益；保障机制

1农民金融权利概念及内容

1.1农民金融权利概念

在我国，农民作为一类社会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享有着相同的权利。但是，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当中，出现了公务员、工人以及知识分子等不同的职业和身份，农民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在社会中一直处于弱势的地位。在宪法第111条中规定了农村与城镇实行居民分治，此类根据户籍而区分的分治制度，导致居民自身的权利具有一定的身份性，并且在法律上也成为了弱势群体。关于金融权利的相关研究中，当前主流的观点认为金融权利是一种人权，就如同人们在衣食住行上所享有的权利一样。因此，学者专家对于农民金融的概念界定中，认为农民金融权利是一种理应归属于农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农民应该享有的一种基本人权。该权利具有无差别和综合性，对于农民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外，关于农民金融权利的进一步研究当中，一些观点认为，农民自身的金融权利是现代金融业发展以及现代农业发展结合的产物，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当中逐步形成的一种具有主体特定性、新型的人权，该金融权利是农民群体在自由意志之下，通过自由行为便可以实现的一种金融利益。另一方面，关于农民金融权利的相关研究认为，农民通过储蓄的方式将自身通过劳动所获得的报酬存储到金融机构，便会享有储蓄存款的相关金融权利；同理，以入股的方式将当前的储蓄进行使用，则农民应该享有金融合作的权利[1]。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农民金融权利属于农民自身的一项基本人权，但是在进行相关研究当中，应该将其放置到大金融的背景之下进行讨论和理解。根据农民自身特殊的身份，可以将农民金融权利定义为：农民在进行金融活动中所享有的，以实现自身金融利益为内容和主要目的，关乎于农民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一项具有综合性的人权。由于在我国经济发展当中，城乡二元化的差异越来越显著，农民作为当前社会中最大的弱势群体，因此此类权利具有主体的特殊性。此外，根据社会公平正义的相关理论，农民金融权利对于农民自身生存和发展就较高的影响力，因此该权利的公平性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1.2农民金融权利内容

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内涵和特征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则是指为了满足社会公众的文化需求，由政府作为主要力量所举办的非营利性的公共文化服务的制度和系统的总和。由此可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内容上需要包含几个要素：可行的政策和制度建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丰富多彩的公共文化产品；经验丰富的梯队专业人才；足够的资金支持。随着“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变化，现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功能和属性上也表现出自身的特点。一是共享性，所有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及其相关基础设施必须为每一个公众共同享有，能够获得同等的服务；二是基础性，即公共文化产品仅仅是满足公众对于文化需求的最低要求，如果需要更高层次的文化需求，公众只能向市场文化进行消费；三是公益性，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文化产品均不以赢利为目的；四是便捷性，即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在时间和空间上要能够为公众所易于获得。

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正式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时间并不长，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于如何更好地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也都处在不断地摸索之中，因此在建设过程中不免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公共文化服务法律法规不健全

当前我国关于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并没有专门的统一立法，只是在相关法律中有一些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条款，或者是位阶较低的法规、规章中有相关规定。前者比如《文物保护法》中规定政府有职责保护文物，并且提供设施进行展览以供公众欣赏；后者如文化部颁布实施的《乡镇综合文化站管理办法》、国务院颁布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等。应该说，《文物保护法》是我国目前文化领域效力层级最高的法律，但是该法的内容主要着重点在于对文物的保护，更多的涉及到行政机关的审批和监管，真正规定将文物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供给公众的条文并不多，比较典型的就只有第40条第1款“：文物收藏单位应当充分发挥馆藏文物的作用，通过举办展览、科学研究等活动，加强对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和革命传统的宣传教育。”随后的第2款则又是关于文物收藏单位举办展览应该如何报行政机关审批的规定，可见这样的规定，其着重点还是在于行政机关的监管，而非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的提供。单纯依靠如此孤立的条文，而缺乏相关配套保障措施的法律规定是难以支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相反，位阶较低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乡镇综合文化站管理办法》的法规规章对于公共文化服务所需的各项要素规定较为完善，但是由于效力较低，覆盖范围有限，难以发挥足够的作用。因此，目前我国关于公共文化服务法律建设还是比较滞后，与当前我国正在积极发展公共文化产品无法相适应。尤其是，无论是法律，还是法规规章，规定内容的侧重点更多地是硬件设施的建设和保护，对于如何鼓励各方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仍然处于法律空白地带。然而，能否激励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对于该项工作的成效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文作者：广州高新区政策研究室工作单位：钟梓坚

一、我国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运营状况

2006年3月起实施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国家与地方政府可以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我国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由此正式拉开了序幕。2007年7月,国家级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正式亮相,并公布2007年投资预算为1亿元。各类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出台不久,我国创业资本规模与投资总t呈现井喷式增长。2007年,共有109家创业投资公司扩资或蓦集新的基金,筹资金额达89338亿元,是2000年新筹集资金额的4倍以上。在本土创业资金中,来自于政府资金的比例由2006年的74%提高至34.57%。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杠杆作用已初显成效。

二、调整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法律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从国际经验看,美国、以色列等国家创业投资业之所以发展迅速,一条很宝贵的经验就是通过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杠杆放大作用,有效地引导民间资金进入创业投资这种高风险领域。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是指一种主要由财政出资设立的,不以盈利为目的,旨在引导社会资金设立创业投资企业的政策性基金。当前,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已为各级各地政府所普遍推行,并取得了初步的示范效应,但鉴于这种模式仍然存在着不少法律制度障2007年7月,财政部、科技部联合制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成为了目前国内规范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主要法律政策。而在地方层面,北京、天津等各级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关于本地区引导基金管理的规范性文件,从而形成了不同层级、各具特色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法律体系。尽管各级政府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热情甚高,但一些引导基金的设立与运作却不够规范,出现了包括资金规模过小、直接从事创业投资、大部分投向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等问题。究其原因是我国现阶段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法律制度不健全造成的。国家尚未制定调整引导基金的法律法规,引导基金内涵、基本原则、设立程序、组织形式、投资对象、政府作为发起人的权利义务、受托机构的权利义务、收益分配、监督管理等问题都没有予以明确。科技部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属于国家部委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法律效力层级较低,对地方引导基金只具有示范性而不具有约束性。而各地出台的地方性引导基金管理规定又存在较大差异,直接影响了引导基金的运行效果。总之,这种立法滞后的状况严重束缚了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示范与引导效应,制约了我国创业投资业的运作和发展。

三、完善我国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法律保障机制的基本构想

本文作者：张娜工作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法学院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7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达到8.1%，[1]国际上通常把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作为人口老龄化的起点。按照这个标准，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2009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33474万人，农村占53.4%，而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近1.714亿，其中近六成分布在农村。[2]农村所面临的养老保障问题十分严峻。而传统的“土地养老”、“家庭养老”等模式伴随着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和土地资源的流失已难以为继，所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已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200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规定从2009年起开展新农保试点，标志着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期。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保险法》，对建立新农保制度从法律层面予以确定，但是仅仅明确了新农保的基本制度框架，相关的具体制度内容并未在法律层次较高的《社会保险法》中明确规定，所以，政策的稳定性弱，规范性也就弱，从而还不能算是一种真正成熟的制度安排。缺乏法律保障将会造成各地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的筹集、运营以及养老金的支出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此，我国亟需在总结试点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一部法律层次较高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主要在养老保险的筹集机制、支付机制、运营和监管机制三个部分为新农保的顺利推进提供法律保障，用法律的稳定性、普遍性、强制性为新农保制度的规范化、科学化运行保驾护航。

一、新农保筹资机制的法律保障

(一)筹集机制改定额缴费制为动态可调的比例缴费制《指导意见》规定，目前设为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5个档次;参保人自主选择档次缴费，多缴多得;地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缴费档次。这种定额缴费制并不适用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也不能反映当地农民的缴费能力、物价、通货膨胀等因素;另外，目前新农保规定的多缴多得制度意味着参保档次越高，地方政府补的也越多，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理性人”基于利益的考虑，也不愿意增设缴费档次，这不利于农村养老保险金的筹集和基金规模的扩大，也使得这一制度流于形式。所以，筹集机制建议改为动态可调的比例制缴费，以当地农民上年的人均纯收入作为缴费基数，设置2%、4%、6%、8%、10%五个缴费档次供参保人选择。因为，第一，农民人均纯收入指标能直接反映农民的缴费能力。第二，能形成缴费金额的自动调节机制。以山东为例，2009年山东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119元，若选择最低档次2%缴费，应缴纳122.38元；2010年山东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990元，按最低档次2%缴费，应缴纳139.8元。同样的缴费档次，随着收入的提高，缴费金额可以自动调整，比上年多缴近18元。第三，此缴费模式体现出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上海、甘肃为例来说明。从上表可以看出，2010年位居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村收入之首的上海比最末位的甘肃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差10553元。经济发达的地区如上海选择最低档次的缴费金额为280元，比现行新农保最低档次100元高出180元，也可以选择最高档次1398元；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如甘肃可以选择最低档次的缴费金额仅69元，比新农保最低档次100元少31元。此模式可以反映地方经济的差异，使不同经济发展地区的农民都可以缴得起养老保险费，从而促进新农保制度的推进，尽快实现全覆盖目标。

(二)新农保按照中、东、西部划分实行不同的财政补贴制度不合理，宜采用量化标准，把全国省市划分为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实施不同财政补贴，并提高财政补贴力度《指导意见》规定“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补助50%;地方政府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政策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是值得称道的，但是按中、东、西部地区区别中央财政补贴的安排有欠合理之处，因为东部地区也有经济欠发达的省市，如属于东部地区的江西省、安徽省，如果让地方政府负担基础养老金的50%和地方政府对养老金的补贴，对于地方财政来说压力很大。所以，建议采用一系列量化指标，如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农村人口占全国农村人口的比重、各地财政对新农保的年补贴数额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并对这些指标赋予相应的权重，把全国分为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从而实行不同的中央财政补贴制度，中央财政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给予全额补助，对经济发达地区补助50%。另外，《指导意见》设定了低保障水平，但是低保障水平降低了制度的吸引力，农民参保的积极性不高，尤其是中青年农民，从而阻碍了新农保制度的顺利推进，全覆盖目标的实现也比较困难。但在农民收入不高的现况下，提高个人缴费比例不太现实，为了提高保障水平，只能加大政府补贴力度。发达国家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已相当完善，对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政府财政投入比例很高。例如，德国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补助占缴费比例的70%;法国农民的养老保险金占农村社会保险预算的60%;日本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补贴份额在43%以上；[3]而我国的财政供给基础养老金只有55元。2010年，邓大松、薛惠元对全覆盖模式新农保的补助资金进行了预测，指出在全覆盖模式下，中央的财政补助支出金额为535.0838亿元，占中央财政收入的1.64%;地方财政按每人30元进行补助，其支出金额为245.1262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0.86%。[4]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村养老保险的财政投入加在一起仅达到2.5%，距离发达国家的财政投入还差很远。2011年7月1日实施的《社会保险法》规定国家适时提高基础养老金，但对提高的幅度、时间、步骤等缺乏规定，使得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力度不够，影响到中央、地方财政预算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加大投入。笔者建议中央政府基础养老金补贴提升至116元，具体计算如下:2011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5]每月基础养老金55元，年660元，只占当年农村人均纯收入的9.4%，这一指标远低于城镇职工退休金不低于20%的基础养老金替代率。因此，对于现阶段已超过60岁的老人的基础养老金可以参照城镇职工不低于20%的目标替代率来计算，国家财政支持的农民养老金应为6977×20%=1395.4元，月收入为1395.4/12=116.3元，所以，基础养老金由每月55元提高到116元，基本是原来的2倍，这部分支出由中央财政负担，在此种补贴制度下，中央政府对农村养老保险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4%，中央财政完全有能力承担。以后每年以上一年度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基数，按照20%的目标替代率逐年调整基础养老金补贴数额。而对于地方政府补贴的金额，在地方财政普遍吃紧的情况下可以暂时不提高，但可以随着经济发上海甘肃展而逐步提升。

二、新农保支付机制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