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保障范文10篇

天宁区是常州市的中心城区，正如她名称中所蕴含的“天天安宁”之意一样，这里已经连续四年蝉联省社会治安安全区。俗话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在天宁的平安、和谐与繁荣中，饱含着天宁区各级妇联组织的创造与努力、奉献与汗水。20*年7月，在区妇联的组织推动下，全省首家“妇女儿童法律保障学校”挂牌成立，此举得到了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媒体的高度关注，时任市妇联主席金珏如评价其为“妇女儿童维权工作的一个创举”，天宁区委副书记韦东生同志批示其为推进“法治天宁”的一次很好实践，江苏法制报、常州日报、常州电视台等相继报道，“妇女儿童法律保障学校”还被列入“常州市依法治市为民办事十件实事”。

弹指一挥间两年过去了，盘点两年来妇女儿童法律保障学校走过的历程、取得成绩、做出的探索，我们感到妇女儿童法律保障学校的最大创新，就在于一改相对分散的维权体系，走出了一条集约化的妇儿维权之路。

第一，强化整体联动，集聚维权资源。妇女儿童法律保障学校由天宁区妇联、区法院、茶山街道联办，开创了党委政府、司法机关、群团组织、社会力量联合维权的新格局。学校成员由来自妇联、街道、法院、司法局、派出所、社区等各个方面的领导和专家组成，并延伸设立了6个片区法律保障分校。学校主要开展法制教育、法律咨询、司法救助、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心理疏导、扶贫济困、打击违法犯罪等各项工作，这些维权资源在同一个学校的集聚、整合与联动，为辖区妇女儿童搭建起了一个强有力的维权平台，极大地提升了天宁妇联组织维权的能力和水平。

第二，突出法制教育，集中维权理念。作为一家学校，妇女儿童法律保障学校始终突出法制教育主题，两年来结合“五五”普法工作，开展各类培训、讲座50场次，受教育人数超过2000人次（其中妇女1200人次，儿童800人次）。法制教育针对部分妇女维权方式不理性、不科学的实际，将《妇女权益保障法》列为必修课程；针对外来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增长趋势和少年儿童应对危机能力薄弱的实际，我们开展座谈、讲座、参观学习、防火防灾防劫应急演练等多种形式的青少年法制教育，在学习中广大妇女儿童强化了法律意识、提高了法律素质，在维权的理念上更多地关注法律途径，在维权的方式上表现得更加理性和谐，例如辖区朝阳三村金某的母子矛盾、丽华南村再婚夫妻矛盾等多起纠纷都在学校的调解中妥善平和地得以解决。可以说通过学习，妇女的维权能力和水平得到有效提高，青少年遵纪守法的意识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切实改善。同时，学校积极投身社区矫正工作，与法院少年庭、街道司法所、社区等共同配合，对未成年矫正对象开展结对帮教工作，确保社区矫正对象情况达到“三清两明”：即，生活状况、思想状况、行为习惯清楚，考核情况明确，活动范围明确，5名矫正对象无一例重新犯罪。

第三，实施六大行动，集合维权实践。为了达到“做出实实在在的事情，培养实实在在的事例，建立实实在在的机制，推广实实在在的经验”这一目标，区妇联在推进妇女儿童法律保障学校的各项工作中，不务虚功，但求实效，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实施了“维权办实事六大行动”，在大维权中取得了大成效。学校实施了网络拓展行动、专群结合调研行动、互动教学学习行动、诉调对接维权行动、平安和谐家庭行动、假期法制实践行动，着力解决了法制教育软硬件建设、妇女儿童违法犯罪的情况掌控、妇女儿童应对外来侵害能力培养、反对家庭暴力、平安家庭创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警示教育等一系列课题。六大行动中派生出了社区与行政村结对共建、贫困对象工作信息档案、以案释法巡回宣传、法院诉调对接工作站，法院巡回审理点等多项工作载体，丰富了活动形式，提高了活动成效，建立了卓有成效的综合维权机制。

第四，注重改善民生，集成维权成果。妇女儿童法律保障学校始终把学校发展放到“两个率先”目标中去谋划，把维权的成果放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践中去考量，坚持以力所能及的工作让妇女儿童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学校对地区上23个生活困难而又不够低保条件的对象开展结对帮困，对12多名贫困学生开展爱心助学活动，为贫困群体募集善款6800多元，经常性地组织走访慰问活动，尽己所能将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妇女儿童的心中。学校工作的成效不仅体现在思想领域，也体现在生活领域；不仅突出了源头治理，还突出了后续保障；不仅实现了对妇女儿童的保护与引导，更实现了对妇女儿童的关心与呵护，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结合。

*区是*市的中心城区，正如她名称中所蕴含的“天天安宁”之意一样，这里已经连续四年蝉联省社会治安安全区。20*年7月，该区妇联组织推动成立全省首家“妇女儿童法律保障学校”，此举得到了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媒体的高度关注，当年被列入“*市依法治市为民办事十件实事".总结两年的工作经验,妇女儿童法律保障学校的最大创新，在于一改相对分散的维权体系，走出了一条集约化的妇儿维权之路。

第一，强化整体联动，集聚维权资源。妇女儿童法律保障学校由*区妇联、区法院、茶山街道联办，开创了党委政府、司法机关、群团组织、社会力量联合维权的新格局。学校成员由来自妇联、街道、法院、司法局、派出所、社区等各个方面的领导和专家组成，并延伸设立了6个片区法律保障分校。学校主要开展法制教育、法律咨询、司法救助、法律援助、人民调解、心理疏导、扶贫济困、打击违法犯罪等各项工作，这些维权资源在同一个学校的集聚、整合与联动，为辖区妇女儿童搭建起了一个强有力的维权平台，极大地提升了*妇联组织维权的能力和水平。

第二，突出法制教育，集中维权理念。作为一家学校，妇女儿童法律保障学校始终突出法制教育主题，两年来结合“五五”普法工作，开展各类培训、讲座50场次，受教育人数超过2000人次（其中妇女1200人次，儿童800人次）。法制教育针对部分妇女维权方式不理性、不科学的实际，将《妇女权益保障法》列为必修课程；针对外来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增长趋势和少年儿童应对危机能力薄弱的实际，我们开展座谈、讲座、参观学习、防火防灾防劫应急演练等多种形式的青少年法制教育，在学习中广大妇女儿童强化了法律意识、提高了法律素质，在维权的理念上更多地关注法律途径，在维权的方式上表现得更加理性和谐，例如辖区朝阳三村金某的母子矛盾、丽华南村再婚夫妻矛盾等多起纠纷都在学校的调解中妥善平和地得以解决。可以说通过学习，妇女的维权能力和水平得到有效提高，青少年遵纪守法的意识和自我保护的能力切实改善。同时，学校积极投身社区矫正工作，与法院少年庭、街道司法所、社区等共同配合，对未成年矫正对象开展结对帮教工作，确保社区矫正对象情况达到“三清两明”：即，生活状况、思想状况、行为习惯清楚，考核情况明确，活动范围明确，5名矫正对象无一例重新犯罪。

第三，实施六大行动，集合维权实践。为了达到“做出实实在在的事情，培养实实在在的事例，建立实实在在的机制，推广实实在在的经验”这一目标，区妇联在推进妇女儿童法律保障学校的各项工作中，不务虚功，但求实效，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实施了“维权办实事六大行动”，在大维权中取得了大成效。学校实施了网络拓展行动、专群结合调研行动、互动教学学习行动、诉调对接维权行动、平安和谐家庭行动、假期法制实践行动，着力解决了法制教育软硬件建设、妇女儿童违法犯罪的情况掌控、妇女儿童应对外来侵害能力培养、反对家庭暴力、平安家庭创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警示教育等一系列课题。六大行动中派生出了社区与行政村结对共建、贫困对象工作信息档案、以案释法巡回宣传、法院诉调对接工作站，法院巡回审理点等多项工作载体，丰富了活动形式，提高了活动成效，建立了卓有成效的综合维权机制。

第四，注重改善民生，集成维权成果。妇女儿童法律保障学校始终把学校发展放到“两个率先”目标中去谋划，把维权的成果放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践中去考量，坚持以力所能及的工作让妇女儿童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学校对地区上23个生活困难而又不够低保条件的对象开展结对帮困，对12多名贫困学生开展爱心助学活动，为贫困群体募集善款6800多元，经常性地组织走访慰问活动，尽己所能将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妇女儿童的心中。学校工作的成效不仅体现在思想领域，也体现在生活领域；不仅突出了源头治理，还突出了后续保障；不仅实现了对妇女儿童的保护与引导，更实现了对妇女儿童的关心与呵护，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结合。

摘要：在经济转型时期，劳动关系受经济基础影响,日益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但是相对应的法律却落后于发展需要，在保障非正规就业者方面缺乏明确规定，极大地阻碍了经济发展。基于此情况，本文提出相关建议，旨在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借鉴。

关键词：劳动关系非正规就业法律措施

一、当前我国劳动关系特点

（一）劳动关系多元化。劳动关系多元化主要呈现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从宏观角度来看，推动劳动关系多元化的主要因子是国家在二十世纪中后期采取的针对计划体制的政策。为了打破从前“铁饭碗”的买断制度，国家开始在市场中推行合同用工关系。从微观角度来看，社会发展推动了新的需求，除了一般的雇佣关系之外,还有各种方式的劳动关系，如外包等等。这些形式的出现，既满足了供方，也就是雇主的人力需求；也满足了求方，也就是雇员的经济需求。（二）劳动关系紧张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追求盈利是不少企业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使得雇员与雇主的天平逐渐倾向雇主，由于不对等性，雇员面临着失去工作机会或是被剥削的危机。二者之间的矛盾问题越来越需要国家出台制度予以保障。如今雇主恶意拖薪欠薪，甚至卷款而逃的事情比比皆是，可见劳动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十分紧张的关头。（三）劳动关系法治化。我国劳动关系的立法款项已经较为完善，能较为有效的保证劳动双方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四十一条规定对保障正式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做出了明确规定，虽然《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已规范了劳动关系，但是对于非正式劳动者的保护，法律还不够完善。首先，其判定标准不够明确。其次，对其保护的措施也不够完善。虽然这些年来非正规劳务人员的境遇有所改善，但其法定权益还未被法律法规较为全面的覆盖。

二、当前我国劳动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国有企业改制、富余人员分流。以及职工置换身份时的经济补偿等问题国有企业改制之前，存在着编制冗杂、分工不明晰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导致了其庞大的开支却没有较高的效率。企业中各种人员薪酬差异大，导致了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不高。分流富余人员是指通过重新分配的方式，给予各雇员更加公平的劳动关系。身份置换金是指员工从事的职业发生改变后企业对员工做出的经济补偿，其一般发生于大型国企的改革之后，原部门的取消带来了被解雇或待业人员。（二）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问题。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平等的劳动关系也普遍存在。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农民工群体，其文化知识由于相对薄弱，在劳动关系中往往面临着不公平的待遇，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三）非全日制等从业人员的劳动关系不规范问题。劳动关系多元化的发展，造就了大批就业岗位的出现，同时也产生众多新型劳动规范问题。这些非正式工作者，大多都集中在容易被替代的岗位上。在这些岗位的从业者多数连正式的劳动合约都未签署，这是劳动关系不规范的表现，不仅有损与劳动者的利益，而且违背了用工制度。（四）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过度的利益要求与职工合法权益受侵害同时并存在“低成本，高回报”的思维下，国企领导为了提高公司效益，增强公司的营运盈利能力，就只有在成本和工作效率上做文章。然而，过度的利益必然侵害了员工的合法权益，导致了业绩不断下滑。这种追求短期利益的方式往往是搬石砸脚，事倍功半。

一、农民政治平等权的法律保障新问题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历史中，农民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没有任何权利，只能是绝对君主意志支配的政治客体，农民没有也不可能通过制度化的途径表达其意愿。农村的矛盾在农民的逆来顺受中不断积累和激化，以致引起整个社会的大动荡，这正是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深刻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他们和工人阶级一起结成政治上的联盟，共同执掌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但是，我国农民在实际政治权利的占有和利益表达机制方面和城市居民仍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也反映到了法律上。如1953年的《选举法》对农村和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了不同规定，即自治州、县为4∶1；省、自治区为5∶1；全国为8∶1.这个比例一直延续到1995年，新《选举法》才统一把各级人民代表选举中的农村和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数改为4∶1；在直辖市、市、市辖区，规定农村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从历届全国人大的构成来看，第一届有农民代表63人，占5.14％；第二届67人，占5.46％；第三届209人，占6.87％；第四届662人，占22.9％；第五届720人，占20.59％；第六届348人，占11.7％；第七届和工人代表合占23％；第八届280人，占9.4％；第九届240人，占8％。［2］由此可见，在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中，农民所占的份额和其有80％多数人口的事实极不相当。而且即使按农村和城市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为8∶1的理论模型设计，假设农村人口占80％，城市人口占20％，则农村选出的代表也应占到33.3％，这和实际出入也很大。假如考虑到非农民代表也能代表农民的利益，那似乎能理解这一现象，但这样一来，对农村和城市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出不同的规定就没有意义了。对照少数民族的政治平等权，国家则给予充分的尊重。少数民族人口占我国人口约8％左右，在历届全国人大中所占的份额最低是四届人大的9.4％，最高是七届人大的15％，九届人大为14.4％，［3］这对于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发挥了积极的功能。在另一个社会各阶层参和国家生活的重要场所-人民政协中，农民委员就更少了，在七届全国政协的一千多名委员中仅有2名是农民。和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农民也缺乏统一的群众组织。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青年有共青团，私营企业主都有个协会，这些群众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该社会成员的利益。由于政治参和渠道的残缺，各自承包经营、分散的农民很难抗衡现代政治国家中不法权力的侵害，以至各种坑农、伤农、卡农的事件不断发生，各种摊派、集资名目繁多，虽经中心三令五申，农民负担新问题却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逐步取消对农民政治权利不平等的法律规定，尽管农民可能因为行为能力等原因不能充分行使民主权利，但法律却不能因此作出不平等的规定。

作为农民政治权利最重要表现形式的选举权，理论界有两种观点摘要：由于工人数量远远小于农民数量，假如农民代表的比例过大，便不能使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得到应有的体现；［4］假如城乡都按同等比例选代表，则人民代表大会就会变为农民代表大会了。［5］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偏颇的。前已述及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工人阶级虽居于领导地位，但工人和农民的法律地位仍应是平等的。人民民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农民的利益能够得到有效的反映和代表。比如在50年代国家工业化之初，工业化是符合农民的长远利益的，实际上我国广大翻身农民也懂得这个道理，他们积极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金积累，即使是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于“左”倾错误和自然灾难的影响，农村出现了大批农民饿死的情况，他们仍然交“爱国粮”，没有出现历史上农民因饥寒交迫群起反叛的行为。［6］但在国家已经或初步实现工业化后，就应当反哺农民，而由于代表农民利益的代表比例被过分压低，就很难实现农民当年支持工业化期望的那部分长远利益。这就是政治权利的潜在影响，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待遇也轻易使“领导”的性质发生改变。而那种怕把人民代表大会变成农民代表大会的思想前提无非有二摘要：一认为农民是二等公民，这显然不对；二认为农民素质低、参政能力差，这恐怕是最主要的顾虑。但这里假如弄清代表农村人口的代表和农民代表的区别后，就不应该有这种顾虑了。代表农村人口的代表不一定必是农民，也可以是素质高、参政能力强的专家，只要他能代表农民的利益，又何尝不可以做代表。实践中，北京人去做天津市的全国人大代表甚至湖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已不是什么新闻。因此，对选举权作出不平等的规定客观上只会使农民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使本已存在的城乡之间的差别进一步扩大，和社会主义缩小进而消灭城乡差别的目标相冲突。

二、农民经济平等权的法律保障新问题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农村和农民也不例外。然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向。［7］收入差别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农民经济平等权利的缺乏无疑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先看农民的资源分配权利。从理论上讲，国有资产属于全体国民，但实际上，国有资产带来的收益几乎为城市阶层所垄断。从我国工业化的过程来看，几十年来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金积累，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原始股东。据统计，农民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向国家提供的积累，从1952年到1986年是5823.74亿元，加上收缴的农业税1044.38亿元，两项合计6868.12亿元，约占农民所创造价值的18.5％。以后每年继续增加，到1994年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为670亿元，加上农业和乡镇企业上交的税收，每年直接或间接为国家提供1000亿元的积累资金。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却逐年下降，在“六五”期间占投资总额的10％，“七五”期间占5％，到1993、1994年分别下降为2.2％和1.9％，仅及同期国有企业用于房地产投资的13％左右。农业投资用于水利方面的很大一部分还是解决城市和工业用水的。［8］值得指出的是，农民为国家提供的积累相当一部分直接转化成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福利，“一旦成为城市人口，每年便可从国家取得120元的粮油补助，国家财政每年为城市人口提供食物补贴500多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近1／4.”［9］国家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使农业在为工业化进程承担积累重负的同时失去了自身的发展机会，即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机会。在发达国家，当工业产值已经超过或接近农业产值时，政府便开始对农业实行愈来愈强的扶助政策，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积累用于农业的发展。如日本，财政收入中农业一般只占1％，但农业投入却占总预算的10％。90年代，日本对农业投资额的年递增率达13.4％。美国政府则把农业作为一项公共事业，对农业生产给予大量的投资和补贴。［10］因此，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国家理应在资源宏观分配上向农村和农民倾斜，回报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扶助先天不足的农民参和市场竞争。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建立与完善投资保护法律制度的意义；中国与东盟投资保护法律制度的比较分析；完善投资保护法律制度的思考等进行讲述，包括了政治战略意义、经济战略意义、外交战略意义、汇兑限制风险保护制度、东道国违约风险保护制度、我国的海外直接投资项目的审批机关混乱,各自为政,审批程序繁杂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通过中国与东盟间的相互投资规模日益增大,加强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法律保护既是最终建成这一自由贸易区的重要条件,也是防范投资风险的必要手段。通过对我国与东盟投资保护法律制度的研究,找出现有保护机制的缺失,为构建更加完善的投资保护制度纳言献策。

关键词:中国与东盟;国际投资;保护制度

自中国与东盟正式启动建立自由贸易区(China-AseanFreeTradeArea也简称为CAFTA)以来,双边投资规模不断增大,面对如此迅猛发展的经贸形势,双边投资的政治风险问题也日益受到了关注。由于历史的原因,东盟一些国家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例如中菲南海主权争端、越南印尼排华事件、柬埔寨内乱、中国工人在菲律宾遭受绑架、杀害等,这就需要一个完善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来调整和平衡双方的投资利益关系。因此,就我国与东盟投资保护制度进行研究,找出现有保护机制的缺失,对于维护双方投资者的安全和利益,促进CAFTA相互投资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建立与完善投资保护法律制度的意义

(一)政治战略意义

一、农民政治平等权的法律保障新问题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历史中，农民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没有任何权利，只能是绝对君主意志支配的政治客体，农民没有也不可能通过制度化的途径表达其意愿。农村的矛盾在农民的逆来顺受中不断积累和激化，以致引起整个社会的大动荡，这正是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深刻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他们和工人阶级一起结成政治上的联盟，共同执掌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但是，我国农民在实际政治权利的占有和利益表达机制方面和城市居民仍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也反映到了法律上。如1953年的《选举法》对农村和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了不同规定，即自治州、县为4∶1；省、自治区为5∶1；全国为8∶1.这个比例一直延续到1995年，新《选举法》才统一把各级人民代表选举中的农村和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数改为4∶1；在直辖市、市、市辖区，规定农村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从历届全国人大的构成来看，第一届有农民代表63人，占5.14％；第二届67人，占5.46％；第三届209人，占6.87％；第四届662人，占22.9％；第五届720人，占20.59％；第六届348人，占11.7％；第七届和工人代表合占23％；第八届280人，占9.4％；第九届240人，占8％。［2］由此可见，在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中，农民所占的份额和其有80％多数人口的事实极不相当。而且即使按农村和城市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为8∶1的理论模型设计，假设农村人口占80％，城市人口占20％，则农村选出的代表也应占到33.3％，这和实际出入也很大。假如考虑到非农民代表也能代表农民的利益，那似乎能理解这一现象，但这样一来，对农村和城市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出不同的规定就没有意义了。对照少数民族的政治平等权，国家则给予充分的尊重。少数民族人口占我国人口约8％左右，在历届全国人大中所占的份额最低是四届人大的9.4％，最高是七届人大的15％，九届人大为14.4％，［3］这对于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发挥了积极的功能。在另一个社会各阶层参和国家生活的重要场所-人民政协中，农民委员就更少了，在七届全国政协的一千多名委员中仅有2名是农民。和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农民也缺乏统一的群众组织。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青年有共青团，私营企业主都有个协会，这些群众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该社会成员的利益。由于政治参和渠道的残缺，各自承包经营、分散的农民很难抗衡现代政治国家中不法权力的侵害，以至各种坑农、伤农、卡农的事件不断发生，各种摊派、集资名目繁多，虽经中心三令五申，农民负担新问题却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逐步取消对农民政治权利不平等的法律规定，尽管农民可能因为行为能力等原因不能充分行使民主权利，但法律却不能因此作出不平等的规定。

作为农民政治权利最重要表现形式的选举权，理论界有两种观点摘要：由于工人数量远远小于农民数量，假如农民代表的比例过大，便不能使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得到应有的体现；［4］假如城乡都按同等比例选代表，则人民代表大会就会变为农民代表大会了。［5］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偏颇的。前已述及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工人阶级虽居于领导地位，但工人和农民的法律地位仍应是平等的。人民民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农民的利益能够得到有效的反映和代表。比如在50年代国家工业化之初，工业化是符合农民的长远利益的，实际上我国广大翻身农民也懂得这个道理，他们积极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金积累，即使是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于“左”倾错误和自然灾难的影响，农村出现了大批农民饿死的情况，他们仍然交“爱国粮”，没有出现历史上农民因饥寒交迫群起反叛的行为。［6］但在国家已经或初步实现工业化后，就应当反哺农民，而由于代表农民利益的代表比例被过分压低，就很难实现农民当年支持工业化期望的那部分长远利益。这就是政治权利的潜在影响，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待遇也轻易使“领导”的性质发生改变。而那种怕把人民代表大会变成农民代表大会的思想前提无非有二摘要：一认为农民是二等公民，这显然不对；二认为农民素质低、参政能力差，这恐怕是最主要的顾虑。但这里假如弄清代表农村人口的代表和农民代表的区别后，就不应该有这种顾虑了。代表农村人口的代表不一定必是农民，也可以是素质高、参政能力强的专家，只要他能代表农民的利益，又何尝不可以做代表。实践中，北京人去做天津市的全国人大代表甚至湖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已不是什么新闻。因此，对选举权作出不平等的规定客观上只会使农民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使本已存在的城乡之间的差别进一步扩大，和社会主义缩小进而消灭城乡差别的目标相冲突。

二、农民经济平等权的法律保障新问题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农村和农民也不例外。然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向。［7］收入差别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农民经济平等权利的缺乏无疑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先看农民的资源分配权利。从理论上讲，国有资产属于全体国民，但实际上，国有资产带来的收益几乎为城市阶层所垄断。从我国工业化的过程来看，几十年来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金积累，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原始股东。据统计，农民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向国家提供的积累，从1952年到1986年是5823.74亿元，加上收缴的农业税1044.38亿元，两项合计6868.12亿元，约占农民所创造价值的18.5％。以后每年继续增加，到1994年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为670亿元，加上农业和乡镇企业上交的税收，每年直接或间接为国家提供1000亿元的积累资金。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却逐年下降，在“六五”期间占投资总额的10％，“七五”期间占5％，到1993、1994年分别下降为2.2％和1.9％，仅及同期国有企业用于房地产投资的13％左右。农业投资用于水利方面的很大一部分还是解决城市和工业用水的。［8］值得指出的是，农民为国家提供的积累相当一部分直接转化成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福利，“一旦成为城市人口，每年便可从国家取得120元的粮油补助，国家财政每年为城市人口提供食物补贴500多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近1／4.”［9］国家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使农业在为工业化进程承担积累重负的同时失去了自身的发展机会，即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机会。在发达国家，当工业产值已经超过或接近农业产值时，政府便开始对农业实行愈来愈强的扶助政策，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积累用于农业的发展。如日本，财政收入中农业一般只占1％，但农业投入却占总预算的10％。90年代，日本对农业投资额的年递增率达13.4％。美国政府则把农业作为一项公共事业，对农业生产给予大量的投资和补贴。［10］因此，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国家理应在资源宏观分配上向农村和农民倾斜，回报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扶助先天不足的农民参和市场竞争。

一、完善体制机制，抓好规范化建设，提升工作水平

1、推进社区矫正法制化和规范化建设。认真贯彻省委办、省政府办《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工作意见》的指示精神，严格执行《省社区矫正人员奖惩考核办法（试行）》，积极推进社区矫正监管指挥中心建设，健全社区矫正各项管理制度，确保社区矫正执法队伍、工作队伍和志愿者队伍人员力量的落实；进一步健全和落实社区矫正监督考察制度和监管安全防范体系，扎实推进社区矫正人员思想文化教育、警示教育、法制教育、传统教育以及技能培训基地建设，不断深化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和心理疾病治疗等工作；继续加强和规范社区矫正档案和信息化管理，充分发挥各种电子和监控设备的作用，提高社区矫正工作效率和矫正效果。

2、强化刑满释放人员管控，构建社会化帮教体系。继续开展刑满释放人员排查工作，掌握刑满释放人员底数。完善刑满释放人员报到登记、建档立卡、定期走访、重点对象管控、信息报告和跟踪或委托帮教等各项制度，建立常态帮扶工作机制，有效落实帮教措施。按国家有关政策，做好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安置。整合社会力量、完善帮教网络，加强管理制度创新、深化社会化帮教机制建设，发挥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帮教优势。加强与全省相关监狱联系和信息互通，提高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的适应能力。

3、深化人民调解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社会矛盾联合调解工作机制。贯彻落实全国和省、市人民调解工作会议精神，继续抓好人民调解组织的规范化建设，全面深化“示范性”和“规范化”调委会创建活动，以人民调解工作信息化建设提升规范化建设的水平。扩大人民调解工作覆盖面，重点培育建立规上企业和商务楼宇人民调解组织。加强人民调解员培训工作，落实调解员准入机制，规范《人民调解员证》使用管理，完善人民调解员等级评定制度。研究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深化行业性专业人民调解工作，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工作联系，提升医患纠纷、交通事故、物业管理纠纷、劳动争议等人民调解工作的规范化水平，并稳步拓展学生伤害纠纷人民调解组织等其他行业性、区域性专业调解组织。强化司法行政职能作用，加强部门联动配合，提升区社会矛盾联合调解中心的窗口服务功能。适时召开全区人民调解暨社会矛盾联合调解机制建设工作推进会。构建矛盾纠纷预防体系，完善日常排查、专项排查和重点排查机制。进一步规范警调对接、诉调对接、检调对接、访调对接、专调对接五调联动机制。

二、围绕中心大局，践行群众路线，提供惠民服务

4、持续推进司法行政法律服务中心品牌化建设。进一步提升司法行政法律服务中心工作品质，优化服务能力和服务方式，树立具有鄞州特色的规模化、综合性、全方位的法律服务品牌。坚持中心工作制度完善，加强相关职能科室联系合作，坚持发挥中心值班律师、进驻中心的各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等作用，认真做好社区矫正人员首次报到、集中学习等工作。按照业务完善的要求，将进一步整合中心工作资源，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

市司法局紧紧围绕第三次创业工作大局，努力打造工作精品，充分发挥司法行政工作的职能作用。连日来，该局党委分别组织召开了处级领导干部、局机关和直属单位负责人、部分县（市）、区司法局局长和司法所所长会议，认真学习贯彻市十一次党代会和全市三级干部会议精神，围绕以推动第三次创业为重点，坚持“跟踪需求，主动出击，优化服务，追求实效”，创新社会管理和服务，结合全市司法行政工作实际，谋划工作思路，明确工作目标，制定工作举措，深入开展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服务的一系列实践活动，持续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为第三次创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和强力法律保障。

提升法律宣传实效。该局围绕贯彻实施我市“六五”普法规划，在认真总结“五五”普法经验、巩固“五五”普法成果，继续深化“法律七进”活动基础上，坚持分类指导、分层推进，将领导干部和青少年作为法制宣传的重中之重，努力提升普法效果。扎实推进“重民生、转作风、促管理、走基层”主题宣传活动和“创建文明城、法治伴我行”主题活动以及“法治文化”作品征集、手机短信法制宣传等系列活动。重点开展招商引资、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等方面法制宣传教育和《森林法》、《环境保护法》、《森林防火条例》、《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法律法规学习宣传。并将开展“民主法治示范单位”创建活动，通过召开“法治县（市）、区（局）”创建工作经验交流会等形式，总结、提炼、推广“友好经验”。

创优法律服务。努力提升法律服务需求,充分发挥我市律师、公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基层法律服务的职能作用。该局将紧紧围绕政府中心工作，以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为发挥公证职能作用的切入点，开展公证法律顾问工作，填补我市公证法律顾问空白，积极向金融界、企业界推介公证，主动跟进，突破原有定位，为顾问单位提供好公证法律意见和建议。开展公证质量评查活动，强化公证员公证质量意识，牢把公证质量关，杜绝错证、假证、人情证，降低瑕疵发生率；该局围绕我市第三次创业活动中今年要抓的十项工作，将组建律师法律服务团，为我市各级政府依法行政、企业防范风险、招商引资、重大项目建设、改善民生、城市建设、社会稳定等方面提供专项法律服务活动。同时，进一步加强律师队伍和律师协会规范化建设，将制定出台《市律师行业综合评价办法》，对律师事务所、律师进行考评，确定信用等级，努力打造一批品行优良、业务精通、社会公认的律师；拓展司法鉴定工作业务范围，申请增加1—2个鉴定机构，增加法医毒物（酒精）司法鉴定业务，主动与法院沟通争取鉴定案件，解决多数鉴定机构无案可鉴的现状；认真开展“法律援助服务为民创优年”活动,降低受援门槛,完善法律援助站点、延伸工作触角、扩大援助范围、拓宽申请渠道、简化程序和手续、提升拓展三级平台功能。开通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直通车，开辟困难群众“绿色通道”，完善“一站式服务”，让更多的困难群众获得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切实方便弱势群体对法律援助的需求。

创新法律保障。继续深化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位一体、多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完善公调、诉调衔接机制，推进人民调解与信访案件、民诉案件、医患纠纷、劳资纠纷、治安案件、交通肇事案件的“六个有效衔接”工作。该局将组织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专项活动，大力推广铁力人民调解工作“七字调解法”的成功经验，全力打造人民调解工作的“铁力品牌”，不断提高矛盾纠纷调解率、调解成功率和调解协议履行率，努力把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和基础性、主力军作用。进一步提升安置帮教工作创新水平，完善社会化安置帮教工作网络，实施安置帮教工作机构“结对子”工程。继续推进安置帮教“双延伸”工作，开展法制、心理教育特别是职业技能培训进“高墙”活动，从根本上解决服刑在教人员融入社会前的就业“真空”区问题。实现“大墙内”的改造教育向社会、“大墙外”社会帮教向监管场所、社会帮教向家庭的3个“有效延伸”。进一步完善释解人员回归社会后的衔接管理机制，落实衔接、帮扶措施，坚持做到监管教育改造工作和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目标任务、监所的改造教育与社会帮教、监所单位与县(区)司法局在工作机制上和在整合利用资源上的4个“无缝对接”。健全完善社区矫正工作制度和管理机制，拓展释解人员过渡安置渠道，提高释解人员就业率，防止脱管、漏管现象发生。深入开展“监所基层基础建设年”和“规范化管理年”活动，坚持不懈地推进“四防一体化”建设，落实监管制度体系，强化对劳教人员“三大现场”、“四个重点”的管理，保证场所安全稳定，确保劳教场所连续十五年实现“四无”目标。

保证社会公平正义。一年来，立足民生。以“便民利民法律援助惠民生“主题实践活动为主线，结合我区的实际情况，先后两次举办大型法律援助咨询宣传活动，解答群众法律咨询400余人次，受理接待案件17件，发放宣传资料、法律知识读本、法律援助手册、法律援助联系卡共计1万余份，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房源极为紧缺的情况下，设立了法律援助接待室。为进一步规范法律援助工作顺序和案件质量要求，制定了区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管理方法》明确了任务，落实了责任。区法律援助中心定期对全区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的法律案件质量进行全面检查，并通报相关情况，确保了案件质量。年完成法律援助案件287件，超额完成了任务。148协调指挥中心以及联动点积极为弱势群体解疑释惑，共接听咨询电话3212个，接待来访4253人次，防止了多起民转刑案件的发生。

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市司法局的指导下，年。区司法局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全市政法工作会议和司法行政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区委三年上台阶这个中心任务，坚持以“四项重点工作”为主线，着力服务和保证全区建设发展稳定工作大局，着力深化法治区创建工作，着力推进基层基础建设、规范化建设，着力提高司法行政队伍服务水平，努力为全区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

一、建设中促协作。

（一）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真正把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党和人民群众信得过的队伍。坚持每周一次的学习，加强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的学习，不时提高每位班子成员的政治理论修养和业务知识水平。班子中建议同心同德的团队精神，每周一次局务会，做到大事多商量、事事多沟通，重大决策充分发扬民主。领导班子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廉洁从政，勤奋执政，切实发挥表率作用。

（二）以主题实践活动为载体。提高司法行政队伍整体素质，依照区委布置要求，机关队伍中积极开展了执法为民、廉洁高效”集中教育活动、创先争优争做先锋”活动、增强制度意识、争做执行表率”双诺、双述、双评”等一系列教育活动，通过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增强了全体人员的廉洁自律意识、依法行政能力和为民服务水平。

（三）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今年5月份组织机关党员干部开展了廉政准则》知识测试，主动接受各方面的监督，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行政队伍。

[内容摘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和保证。因此加强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完善；措施

在现代社会里，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的基本制度之一，是国家通过立法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法就是调整在社会保障中发生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同时也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现代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伴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迈进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在自然经济社会里，社会成员的生活保障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体现为家庭自我保障，并未形成规范化、法制化的社会保障制度。近几年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发展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经过共同努力，中国已经在社会保障制度领域取得了三个方面的突破性进展，即形成了养老保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为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增添了新的内容，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我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现状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应是指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互助、社会优抚等几个方面。我国的社会保障工作始于50年代初。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业凋零，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基础相当薄弱。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工作。1951年2月，政务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社会保险法规，奠定了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基础。此后，我国还陆续颁布和实施了有关养老、医疗、工伤、扶贫、救灾、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等方面的规定，初步形成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安置在内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显示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国家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一制度的建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巩固国家政权、保障人民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正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我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迈进，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的客观需要，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制约因素。社会保障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急需进行改革。根据当前两种经济体制转换过程的实际，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改革需要一个渐进过程，要坚持低水平、广覆盖、多层次的基本方针，逐步由“全部包揽”向“国家、单位、个人”三方负担转变，由“企业自保”向“社会互济”转变，由“福利包揽”向“基本保障”转变，由“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转变，由“政策调整”向“法律规范”转变。近两年来，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改革和发展迈出了较大的步伐，已经形成了养老保险、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三条保障线”制度。在此基础上，按照“逐步形成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渠道、管理服务社会化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思路，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