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金刑范文10篇

一、罚金刑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罚金刑的修订

在我国的旧刑法中，自由刑在刑种配置中占绝对优势，在刑种适用中，生命刑占5.10%，资格刑占3.82%，财产刑占8.92%，而自由刑却占82.16%.[2]（P263）在新刑法中罚金刑地位显著上升，包括罚金在内的财产刑由旧刑法中的8.92%上升到23.08%.具体说，在刑法分则的条文中“共有147个条文规定了罚金刑，占分则条文总数的近1/2，广泛分布于刑法分则的7个章节”。

首先，关于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在1979年刑法中，规定罚金刑的只有20个条文涉及21个罪名，占全部罪名的不足15%.[3]而在修订后的刑法中，自然人犯罪的法定刑中规定有罚金刑的多达162个罪名，约占全部413个罪名的39.23%，达到甚至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刑法规定的比例。从审判实践看，由于规定有罚金刑的犯罪多为常发罪、多发罪，因而实际运用的比例更高。据统计，1998年全国法院审结的刑事案件中涉及法定罚金刑的罪名有138个，占当年全国审结案件所涉310个罪名的44.52%.无疑，无论是刑事立法，还是审判实践，罚金刑的适用范畴已经大大地扩大了。

其次，关于罚金刑在我国刑罚体系中的地位。尽管在修订后的刑法中，罚金刑仍然处于附加刑地位，但是，应该看到，1979年刑法没有规定单位犯罪，而1997年刑法对单位犯罪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在全部413个罪名中，规定单位犯罪的就有117个，约占总数的28.31%.按照修订后的刑法规定，罚金刑是对单位犯罪适用的唯一的刑罚方法，因而，罚金刑在我国刑罚体系中的地位，在事实上已经有了较大提高。

再次，关于罚金刑的执行方法。与修订前的刑法相比较，修订后的刑法关于罚金刑执行方式的修改，主要是增加了“随时追缴”的规定，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一、我国罚金刑的立法现状

我国现行刑法在罚金刑的适用范围、罚金刑的数额、罚金刑的执行等方面作了原则性规定，从罚金刑的立法现状看具有以下特点：

1、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宽泛

刑法分则规定罚金的有125条，占整个分则条文的45.1％，主要集中于三类犯罪之中：一是经济犯罪；二是以贪图财利，非法占有为目的，大多数可适用罚金；三是其他轻罪，主要用于少数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刑法的这些规定，体现了国家对经济犯罪和贪利性犯罪有针对性治理的政策。但是它给审判实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给执行工作和执行检察监督工作增添了新的难度。

2、罚金刑数额适用相对明确

刑法52条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这是罚金刑的基本原则，但是罚金刑在数额上如何确定，刑法未作统一规定，而是因罪而异，主要有三类：一是按一定的倍数或比例确定罚金，即按照犯罪分子的销售金额、应纳税额、虚报数额、非法所得数额、造成损失数额等的若干倍或者百分比来确定罚金数额；二是规定罚金的上限、下限；三是只规定可适用罚金，具体数额不作规定。我国刑法没有规定罚金的法定数额，便于审判人员根据犯罪行为和犯罪分子的具体情况作出符合实际的罚金判决，并且不会因为货币价值的变化而不断修正罚金的数额。

【关键词】罚金刑缓刑；宽严相济

【摘要】许多学者对罚金刑存在的缺陷提出了许多质疑和完善建议，其中包括罚金缓刑适用的建议。罚金刑缓刑是指对判处罚金刑的犯罪人，由于其具备法定条件而宣告在一定期间内暂缓执行罚金刑，如果在考验期没有犯罪或者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及有关缓刑监管规定，缓刑考验期满后，原判的罚金刑就不再执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仅是指对于犯罪应当有宽有严，而且在宽与严之间还应当具有一定的平衡，互相衔接，形成良性互动。针对罚金刑缓刑在理论上的肯定论与否定论之争，借鉴国外刑法的相关规定，从宽严相济的角度论证了罚金刑缓刑构建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罚金刑缓刑制度构建的具体思路。

一、罚金刑缓刑概述

（一）刑法理论中两种对立观点及主要理由

罚金刑缓刑是指对判处罚金刑的犯罪人，由于其具备法定条件而宣告在一定期间内暂缓执行罚金刑，如果在考验期没有犯罪或者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及有关缓刑监管规定，缓刑考验期满后，原判的罚金刑就不再执行。主张建立罚金刑缓刑制度的论者从缓刑的功能，罚金刑的严厉程度、对罚金刑适用缓刑的意义等方面论证了罚金刑缓刑制度建立的必要性。

对罚金刑适用缓刑持否定论的主要理由有如下：第一，缓刑是为了避免罪行较轻的犯罪人进入监狱而交叉感染而设立的，而罚金刑并不剥夺犯罪人的自由，故无适用缓刑的必要。第二，对罚金一时不能缴纳者的缓期执行，与缓刑的性质不同，它不能因犯罪人的表现良好而免除罚金刑的执行，而只能因其经济状况限制而暂缓执行或免除执行，不应将两者相混淆。第三，在我国，罚金刑作为一种财产刑，出于附加刑的一种，本身属于轻刑，故没有再适用缓刑的必要。

「内容提要」针对罚金刑执行难，通过论证，可以认为对故意不缴纳罚金者易科自由刑，对无能力缴纳罚金者易科公益劳动。文章具体论证了罚金刑易科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应实施的具体易科措施，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立法建议。

「关键词」罚金刑/易科/自由刑/公益劳动

犯罪非刑罚化和非监禁化已成为当今犯罪与刑罚制度发展的世界性趋势，许多国家都把扩大罚金刑的适用作为改革刑事制度的重要标志。多适用罚金刑，少适用徒刑，减轻财政负担，剥夺犯罪分子赖以犯罪的经济条件，已成为各国立法机关的共识。罚金刑的适用率在不断地上升，我国现行的97刑法大幅度增加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突出了罚金刑的地位，使之成为仅次于自由刑的一种刑罚。罚金刑的这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刑罚的适当宽缓、合理、有效的立法思想，揭示出我国刑罚改革的方向与目标。但是，罚金刑在大量的适用过程中也暴露出许多缺点，我国的罚金刑执行状况不容乐观。罚金刑执行难同样困绕着各国司法当局，尤其是适用率高的国家。针对实践中罚金刑的执行难问题，各国都在努力谋求救济的方法，以求得罚金刑得以圆满地执行。罚金刑易科作为其中的一种重要制度，已为世界许多国家的立法所承认。

罚金刑易科是指在罚金刑不能执行时，以其他刑罚方法或者强制措施代替所宣告的罚金刑制度。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易科的规定，根据各国刑事立法，罚金刑易科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罚金刑易科自由刑，即被判刑人不能缴纳罚金时，易科徒刑（监禁）以代替罚金刑。

2、罚金刑易科劳役，即对不能缴纳罚金的人，易科不剥夺自由的劳动改造以代替罚金的缴纳。

一、罚金刑缓刑概述

（一）刑法理论中两种对立观点及主要理由

罚金刑缓刑是指对判处罚金刑的犯罪人，由于其具备法定条件而宣告在一定期间内暂缓执行罚金刑，如果在考验期没有犯罪或者没有违反法律规定及有关缓刑监管规定，缓刑考验期满后，原判的罚金刑就不再执行。主张建立罚金刑缓刑制度的论者从缓刑的功能，罚金刑的严厉程度、对罚金刑适用缓刑的意义等方面论证了罚金刑缓刑制度建立的必要性。

对罚金刑适用缓刑持否定论的主要理由有如下：第一，缓刑是为了避免罪行较轻的犯罪人进入监狱而交叉感染而设立的，而罚金刑并不剥夺犯罪人的自由，故无适用缓刑的必要。第二，对罚金一时不能缴纳者的缓期执行，与缓刑的性质不同，它不能因犯罪人的表现良好而免除罚金刑的执行，而只能因其经济状况限制而暂缓执行或免除执行，不应将两者相混淆。第三，在我国，罚金刑作为一种财产刑，出于附加刑的一种，本身属于轻刑，故没有再适用缓刑的必要。第四，缓刑制度的必备内容是缓刑考验期及考验期内的考验方式。各国的考验方式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缓刑犯的人身自由，如我国刑法就规定有迁居的限制，会客的限制，定期报告自己的活动等。自由刑的缓刑由剥夺自由变为限制自由是合理的，而罚金刑的缓刑则是剥夺财产权变为限制人身自由，二者缺乏同质性，轻重难比较，是否公平合理大值得讨论。关于反对罚金刑缓刑的观点，有的学者概括道：反对罚金刑缓刑的学者几乎都是从“缓刑是短期自由刑的替代措施”这一论断出发，认为缓刑的本质在于避免短期刑的弊端。缓刑制度是为了避免短期监禁刑的弊端而产生的，所以最初只适用于短期监禁刑，但这并不代表着缓刑的适用对象不会随着时代和情势的变化而变化。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根本方式，运动是标志物质世界一切事物和现象以及过程的变化的哲学范畴。缓刑亦不例外，随着社会的发展，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并不是缓刑制度设置目的的全部内容，即便是对于自由没有被剥夺的罚金刑犯来说，缓刑制度也能凭借着其自身制度设置的优越而发挥出促进犯罪人积极改造的优势。但是缓刑避免短期自由刑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实现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而对罚金刑缓刑的适用也是基于刑罚的特殊预防的目的。所以，从是否能促进刑罚目的的实现方面来看，应该规定罚金刑缓刑。

（二）各国立法上的两种对立态度

1.规定罚金刑可以适用缓刑的立法例。

摘要：我国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罚金刑的规定存在诸多问题，影响了对单位犯罪罚金刑的适用效果。本文从单位犯罪罚金刑的承担主体、罚金刑数额的裁量依据、单位犯罪后“关停并转”的罚金刑适用以及执行中的完善等四个方面，探讨了单位犯罪罚金刑适用的相关问题。

一、关于单位犯罪罚金刑的承担主体

我国刑法第31条规定了关于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即“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由此可见，我国刑法总则对单位犯罪采取的是以双罚制为原则，以单罚制为例外的处罚模式。在双罚制的处罚模式下，既处罚单位本身，又处罚单位内部的相关责任人员。就适用的刑种而言，对单位本身只能判处罚金刑，这在立法上是明确的；但对于单位成员刑事责任的规定，刑法总则只是概括地规定“判处刑罚”，并没有明确可以适用的具体刑种范围，而从刑法分则有关条文的规定看，对单位犯罪中责任人员的具体处罚模式并不尽一致，立法上设置了两种不同的模式：

第一种是对单位相关责任人员依照自然人犯该罪的条文规定处罚。如刑法第186条规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或者发放担保贷款的条件优于其他借款人同类贷款的条件，造成较大损失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金；造成重大损失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2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根据该条的规定，如果单位犯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除对犯罪单位判处罚金外，还应处罚单位中的相关责任人员；而对单位中责任人的处罚，在判处自由刑之外，还要并处一定数量的罚金。除了刑法186条以外，刑法分则中还有一些条文以这种方式规定，如第187条、211条、220条等。

第二种是是对单位的相关责任人员明确规定单独的法定刑。如刑法第158条规定的虚报注册资本罪，对自然人犯该罪的，既判处自由刑，又判处罚金；而对单位犯该罪的，则只对单位判处罚金，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只判处自由刑，不并处罚金。

现行立法对单位犯罪中责任人员的罚金刑适用标准不统一，在一定程度上有损立法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而且在客观上不利于罚金刑的有效执行。我们认为，从立法完善的角度看，对于实行双罚制的单位犯罪，应只对单位判处罚金，对单位中的责任人员则只适用自由刑，不应再适用罚金刑。理由如下：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刑罚的思想在逐渐转变，刑罚轻缓化的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随之而来的罚金刑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罚金刑在我国刑法体系中是属于附加刑的一种，既可随主刑附加适用，也可独立适用。其是指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新中国成立至今，学界各家对此探究越发深刻，对其适用与配置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本文以罚金刑的立法轨迹为研究目的，意在整理归纳出我国罚金刑的立法轨迹与趋势，对罚金刑的立法轨迹做出系统性的整理与分析。

一、1997年《刑法》施行前罚金的立法轨迹

（一）1979年《刑法》施行前的罚金立法。新中国成立后至1979年第一部《刑法典》通过之间的三十年，刑事立法内容只包括三个单行刑法和包含有刑法规范的行政法规，其中后两个单行法规均涉及罚金刑的适用。这一时期罚金刑的适用特点：一是适用范围方面，罚金刑的适用范围非常之窄、数量非常之少，三个单行法规中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和《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中的四条适用了罚金刑，且对象均为自然人，并未涉及单位犯罪的规定；二是适用方式方面，罚金刑可以与主刑选择适用，主要方式为并选科罚金；三是适用数额方面，都采用无限额罚金的方式，对罚金数额没有明确的规定，基本都是以“罚金”二字概括，并未规定具体的适用数额，给司法以较大的裁量空间。（二）1979年《刑法》施行期间的罚金立法。1．1979年《刑法》中的罚金立法我国1979年《刑法》对于罚金刑的规定在刑法总则与刑法分则中均有所体现。刑法总则中的罚金刑，体现在单独为罚金设立一节，对罚金的适用依据与缴纳方式做出了规定。而在刑法分则中，共计20个条文规定适用了罚金刑。我国1979年《刑法》中罚金刑的适用特点：一是适用范围方面，范围非常集中，基本都体现在第三章和第六章的经济犯罪中，并且适用对象仍然均为自然人，未加入对单位犯罪的规定；二是适用方式方面，有并科罚金、选科罚金以及可以并处或单处罚金三种方式；三是适用数额方面，依旧都采用无限额罚金的方式，对罚金数额没有明确的规定，基本都是以“罚金”二字概括，给司法以较大的裁量空间；四是刑法总则对罚金的适用依据与缴纳方式做出了规定，还规定了减少及免除情形。2．1979年《刑法》施行期间单行刑法中的罚金立法由1979年《刑法》施行期间直到1997年，共有二十四部单行刑法设立，在这二十四部之中的十四部涉及罚金刑，其中包括58个条文具体涉及。我国1979年《刑法》施行期间单行刑法对于罚金刑的适用特点。一是适用范围方面，范围扩大，不仅只限于自然人犯罪，对单位犯罪也做出了规定，包括单、双罚制两种方式，并且在犯罪程度上也并不拘泥于轻微犯罪，上至死刑亦可适配。二是适用方式方面，新增了两种适用方式：第一种是单科罚金，单科罚金很大程度上是对于单位犯罪而言的；第二种是必并科罚金，在对其进行大量应用的同时，也扩充了其适用的具体情节。三是适用数额方面，增加了两种新的数额适用方式：第一种是限额罚金制，针对具体罪名及程度对金额设置具体的上限与下限；第二种是倍比罚金制，即针对具体罪名及程度对金额设置倍数比例，这样就有了更加明确的参考。

二、1997年《刑法》施行期间罚金的立法轨迹

（一）《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前的罚金立法。1．1997年《刑法》中的罚金立法1997年《刑法》中关于罚金刑的变化在刑法总则与刑法分则中均有体现。在刑法总则中罚金刑的变化仅有一点，即在1979年《刑法》的基础上增加了随时追缴的规定，具体表述为“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罚金刑配置在分则中的变化则体现得非常明显。1997年《刑法》配置罚金刑的罪名共有164个，在所有罪名中占比将近40%。我国1997年《刑法》对于罚金刑的适用特点。一是适用范围方面。范围得以大大扩充。在1979年《刑法》中我国罚金刑仅仅是适用于第三章、第五章和第六章，然而在1997年颁布后，罚金刑在七个章节中都有所适用，仅在三个章节中没有适用。二是适用方式方面。适用方式日益成熟，出现了较多的适用方式，其中适用最多的是必并科罚金刑，有154条。其中包括单纯适用必并科罚金，也包括必并科罚金与其他方式混合适用。三是适用数额方面。依旧采用之前的三种方式，其中无限额罚金占比最大。四是刑法总则对罚金新增了随时追缴的规定。2．1997年《刑法》施行至《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前的罚金立法从1997年《刑法》颁布至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颁布期间，我国共颁布并实行了8个刑法修正案，其中共增加了27个适用罚金刑的罪名，具体包括：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资助恐怖活动组织罪，走私废物罪，雇用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罪，虚假破产罪，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开设赌场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法治安管理活动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伪造、盗窃、买卖、非法提供、非法使用武装部队专用标志罪，危险驾驶罪，虚开发票罪，持有伪造的发票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在此期间对于罚金刑的适用特点：一是适用范围方面，范围再次得以扩充，《修八》规定在自由刑实施的同时新添罚金刑，使得罚金刑的范围又一次扩充。二是适用方式方面，并科罚金进一步扩大适用，尤其以必并科罚金为主。将1997年《刑法》中的四个可以单处罚金刑的罪名改为并科罚金制。三是适用数额方面，依旧采用前三种方式，其中无限额罚金比例增大，倍比罚金比例减少。（二）《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后的罚金立法。《刑法修正案（九）》对罚金刑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既在总则中对罚金刑的执行制度做了纲领性的调整，又在分则中对单个罪的罚金刑配置进行了具体化的修订，突破了罚金刑的适用数量使其达到最高，“创造了所有刑法修正案中适用罚金刑之最”。［1］在总则中，对其执行制度进行了填充更善，另外增加了延期缴纳方式，原文表述为“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决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在分则中的变化非常之多，主要表现为修改罚金适用数额限定与增设罚金刑。修改罚金适用数额限定指的是对伪造货币罪这一罪名将具体罚金数额取缔，取而代之的是不设定具体数额的无限额度。增设罚金刑则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原有罪名增设罚金刑；二是为新增罪名配置罚金刑。由上述内容我们能够看出《修九》针对罚金刑的适用特点：一是适用范围方面，范围更加宽泛，不再局限于经济犯罪与财产犯罪，扩展延伸到了非贪利型犯罪；二是适用方式方面，并科罚金进一步扩大适用，尤其以必并科罚金为主；三是适用数额方面，依旧采用前三种罚金方式，无限额罚金的比例继续增大，限额罚金与倍比罚金比例继续减少；四是刑法总则对罚金刑执行制度中的适用范围和减免程序做了补充完善，另外增加了罚金刑的延期缴纳方式。

三、对我国罚金制立法轨迹的总结与评析

我国刑法中的财产刑，可以分为罚金和没收财产两种。在我国的刑罚体系中，罚金和没收财产都是附加刑。97年修订后的刑法对财产刑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扩大了财产刑的适用范围，如刑法规定的罚金条文有139个。①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对财产刑的认识上还存在较大的误区，财产刑被闲置不用或用得很少，几乎无用武之地，影响了财产刑的正确适用。

误区之一：重刑轻财的观念

在中国历史上，历来奉行乱世用重典的刑罚适用价值观。而我国长期处于封建半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观念薄弱，长期以来，重刑的观念根深蒂固。这从中国历代的刑法典中可以体现出来。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以集中、垄断、大一统为特征的政治社会，国家控制了全部的社会资源、使经济领域之外的其他制度、社会结构深深地烙上了这种所有制模式的印迹，刑罚成为国家推行其意志的暴力工具，因而，刑罚的价值观体现了安全和秩序的价值观至高无上。尽管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刑罚的价值观不再单一，也趋向多元化，如财产刑在现行的刑法中地位的加大体现了效益刑罚价值观的地位在上升。但当前，经过多年的“严打”，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实行的是重刑主义的刑事政策。在刑事审判领域，重刑观念在一些地方亦有突出表现：重刑率是作为对审判机关进行评价、考核的一个重要指标和成绩来看待的，审判机关也往往用重刑率来说明审判效果和成绩。而这也得到了相当多的社会民众的认同。所以法官在裁量刑罚时也重刑轻财。这种传统和现状危害是很大的，除了破坏罪刑相适应的原则之外，增加的不必要的诉讼投入也是惊人的。这里有一个1997年刑法修改时对适用重刑不可取的统计数据：一个劳改犯劳动一年，国家财政要投入2300元。当时全国适龄儿童免费入学所需费用平均不到200元，年以一个劳改犯多劳改一年，就有10个儿童不能免费入学。我国一年处理刑事案件几十万件，如果一个案件的一个罪犯多判一年，加起来就是几十万年，就涉及几百万儿童不能免费入学，文盲增加，犯罪率必然增加，就进入了恶性循环。②而在重刑思想影响下，面对犯罪率上升、社会治安状况恶化，人们本能地会把原因归结于惩罚不够、打击不力，从而主张加大刑罚量。难怪菲利说：“用暴力来纠正暴力总不是一种好办法。在中世纪，刑罚很严酷，但犯罪同样残忍。社会在与犯罪的残暴之间的斗争失去效力时，便会恶性循环。”③在这一方面，我国十几年来的“严打”实践就是明证。重大刑事犯罪的发案率仍呈上升趋势。④因此在刑罚功能上不仅仅要认识到其有安全和秩序的功能，而且要认识到其有效益和效率的功能，也就是学者所说的谦抑的功能。而财产刑是提高刑罚效益，降低刑罚成本的重要途径。是实现刑罚谦抑功能的重要方法，因此在实践中要少重人身刑，多用财产刑。

误区之二：适用刑产刑,会导致以罚代刑。

在司法实践中，财产刑之所以适用率低，还存在一个思想误区是怕被指责为以罚代刑。根本原因是认为财产刑是资本主义国家剥削、压迫人民的一种手段。而资本家有钱可以以罚代刑。以钱赎罪。这种认识是片面的。财产刑并非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利品，正如生命刑和自由刑一样，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成果，是实现刑法效益功能的重要方法，为世界各国所采用。如法国新刑法典提高了罚金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从罚金刑在分则中的适用来看，全部侵犯财产之重罪与轻罪、全部危害民族、国家及公共安宁罪、妨害公众信任罪、坏人结社罪、违警罪，都挂有罚金刑。在侵犯人身之重罪与轻罪中，挂有罚金刑的条文比例多达95％。尽管新刑法典没有明确指出罚金刑是主刑，但从条文含义看出，罚金刑事实上居于主刑地位。⑤而在我国，修订前后的刑法都将财产刑作为一种刑罚。因为财产刑本身就是一种刑罚，因此判处财产刑不存在以罚代刑的问题。而且符合刑罚改革的历史潮流，即轻刑化。因此要破除适用财产刑是以罚代刑，是西方金钱万能观念在刑罚上的体现的陈旧思想。

在司法实践中要解放思想，大胆适用财产刑，用足财产刑。这既是顺应了刑罚轻刑化的世界潮流，也是我国刑法本身的要求。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要正确适用财产刑还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摘要：沈家本《历代刑法考》提出“宋无罚金之刑”的论断不妥。宋代有罚金之刑，且适用于司法、教育、人才选拔等方面，所罚数量从6斤、8斤、10斤到100斤不等，适用罪名有失职渎职罪、擅权罪及欺诈罪等。而普遍存在于宋代的“罚铜”其实是广义层面的罚金刑，其处罚等级约有1斤、2斤、120斤等18个等级，适用范围也很广。

关键词：宋代刑法；罚金之刑；罚铜之刑

一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之刑法分考十二“罚金”条有如下记载：

(1)“北朝魏及齐周并有赎而无罚金，隋唐承之，于是罚金之名无复有用之者。”

(2)《宋志》：“仁宗时，刑部尝荐详覆官，帝记其姓名，曰：‘是尝失入人罪不得迁官者，乌可任法吏？’举者皆罚金。”

摘要：我国《刑法》第5条既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也是量刑公正的一般标准，它要求量刑精确制导，最大限度地避免刑罚误差。实现量刑精确制导的根本出路是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依法构建量刑标尺，将法定刑空间划分为200个刻度，把其中各种刑罚折算或者虚拟为有期徒刑的月数，明确1个刻度所体现的不同性质刑罚的度量，用以计算刑罚的轻重程度；(2)在正确定罪并找准法定刑的前提下，理性评价犯罪人具有的量刑情节，将其所反映的社会危害程度和人身危险程度用一定数值(积分)表示，借以计算行为人罪责的大小程度；(3)将量刑情节的轻重积分与量刑空间的轻重刻度按“1∶1”的标准相对应，前者在相应量刑空间中的读数，便是量刑公正的最佳适度。关键词：罪责；量刑；量刑精确制导；法官自由裁量权Abstract：Article5oftheCriminalActofthePRCisdeemedthebasicprincipleofcriminallawandthegeneralstandardofsentence.Itrequiresthatsentencingbeaccurateanderrorsbeavoidedasmuchaspossible.Atheoreticalandmethodologicalinnovationisheldvitaltoaccuracyofsentencing，whichismadeinthreeprocesses：(1)Tomakeasentencingscalewith200markseachofwhichindicatesatermofimprisonmentandtheseverityofthepunishmentinproportiontotheprescribedpenaltiesforthecrimesoastomeasuretheseverityofsentence.(2)Afterproperconvictionanddeterminationthatwhatsortofpunishmentistobeimposed，toevaluaterationallythecircumstancesofthecaseanduseaseriesofnumberstoshowtheextentofsocialandpersonalinjuriessoastomeasurethecriminalliabilityoftheconvicted.(3)Tomakesurethatthescoreofcriminalliabilitycorrespondingwiththemarksofsentencingscalesoastodeterminethemostpropersentence.KeyWords：criminalliability；sentence；accuracyofsentence；discretion我国《刑法》第5条关于“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的规定，既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也是量刑公正的一般标准和试金石，其内在要求是量刑的精确制导，这在中国刑事立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所谓量刑精确制导，是指从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视角出发，以《刑法》第5条为根本指导方针，采用科学方法精确计算行为人的罪责程度(注：“罪责”一词，是《刑法》第5条中“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的简称，泛指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和刑罚程度，揭示两者相互对应转换的内在联系，求解量刑公正的最佳适度，最大限度避免刑罚打击误差，以利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和谐发展。这不是能不能办到的问题，而是想不想办到的问题。我们应当遵循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继续解放思想，大胆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的要求，彻底摒弃粗放的“估堆量刑”模式，推动我国量刑改革健康发展。量刑精确制导归根结底是在量刑理论创新基础上进行量刑方法的创新。正如所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1]科学计算罪责程度与刑罚程度并使前者转换为后者是一道世界难题，而破解这道难题的钥匙是数学思维。正如马克思所说：“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2]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指出：“要使渴求真理的欲望得到满足，既不能在形而上学的理论中去寻找，也不能在经验学科的博学中去寻找，只能在数学中去寻找。”[3]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科学，具有应用的广泛性、逻辑的严谨性和结论的准确性。凡是可以度量的事物都存在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刑罚裁量更是如此。所以，要把握罪责程度和刑罚程度以及两者之间的对应转换关系，必须应用数学工具。一、依法构建量刑标尺，科学计算刑罚程度(一)法定刑是罪行轻重的概括表达方式在我国刑法中，罪名与罪行是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罪名是对某个或者某些(性质相同但危害程度不同)罪行本质特征的高度概括；罪行是指具有特定犯罪构成或者符合某种犯罪构成的起码要求，并且配置一定法定刑的行为模式或者适用一定法定刑的行为。由此可见，犯罪构成是罪行的法律表达方式。罪行与法定刑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两者的对立统一在理论上称为罪刑单位，这是我国刑法关于个罪的立法模式。罪行的轻重决定法定刑的轻重配置，同时，法定刑又是罪行轻重的概括表达方式。(注：判断法定刑的轻重，应当遵循如下原则：下限相同的，以上限重者为重；上限相同的，以下限重者为重；上限和下限不相同的，以上限重者为重；上限和下限均相同的，以并处附加刑者为重，其中“应当”并处附加刑的重于“可以”并处附加刑的。)法定刑是刑法学的一个特定范畴，指“刑法分则条文对各种具体犯罪所规定的量刑幅度。……法定刑在法律条文中列于罪状之后，是刑法分则条文的基本组成部分”[4]。所以，法定刑是法律为特定罪行所配置的刑罚或者刑期幅度。现代法学赵廷光：论量刑精确制导关于法定刑的概念，最高人民法院曾经作过如下解释：“如果所犯罪行的刑罚，分别规定有几条或几款时，即以其罪行应当适用的条或款作为‘法定刑’；如果在同一条文中有几个量刑幅度时，即以其罪行应当适用的量刑幅度作为‘法定刑’；如果只有单一的量刑幅度，即以此为‘法定刑’”[5]。这种解释无疑是正确的，应当坚持这个科学概念。因此，那种将同一罪名之下的、与不同罪行相匹配的轻重不等的若干量刑幅度连结起来称之为“法定刑”的观点，以及将适用不同量刑幅度的特定罪状称之为“量刑情节”的观点，不但在理论上难以成立，而且在司法实践中祸患无穷。我国《刑法》共规定了37种法定刑模式(档次)，分别配置给847种轻重不等的罪行，除“处死刑”的5种罪行和“可以判处死刑”的8种罪行外，其它罪行所配置的都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在相对确定的法定刑中，刑种为单一有期徒刑(幅度)的有11种模式，分别配置给356种罪行，其幅度最宽者为“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法定刑包括有期徒刑和其它1至3个刑种的有25种模式，分别配置给478种罪行，其幅度最宽者为“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刑种最多者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所以，宽幅度、多刑种是我国法定刑的基本特点。什么是量刑?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说：“法官的任务是在具体案件中解决具体适用何种刑罚，而立法者只是规定刑罚的范围。这种在刑罚范围内确定刑罚的过程，叫做量刑。”[6]所以，量刑是在特定法定刑范围以内或者以下，对犯罪人判处具体刑罚或者免除刑罚处罚的活动，凡与此无关的都不是量刑活动本身。在我国，除法定刑为绝对确定死刑的极少数罪行外，其它罪行均有一定的量刑空间。量刑空间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在犯罪分子没有减轻处罚情节或者法定刑没有减轻处罚空间的场合，量刑空间仅指立法者为该种罪行所配置的法定刑，此乃狭义的量刑空间，其“中间线”是从重处罚空间与从轻处罚空间的分水岭；在法定刑具有减轻处罚空间且犯罪人具有减轻处罚情节的场合，量刑空间还包括因适用减轻处罚情节而依法向下扩展的刑罚空间(亦称演绎的量刑空间)，因此，广义的量刑空间包括从重处罚、从轻处罚和减轻处罚三个空间(后两者统称为从宽处罚空间)。量刑空间是由《刑法》明文规定的或者依法设置的，如果它的宽窄和高低限度有所不当的话，只能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修改，其它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随意变更，(注：“法定刑只有立法机关才能制定，司法机关、执法人员无权拟制。”(顾肖荣，吕继贵.量刑的原则与操作[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39.))也无权另行规定适用于某种犯罪情形的具体刑罚或者刑罚幅度。(注：贝卡里亚说：“在稳定的管理形式中，力量来自于整体，而不是局部的社会；法律只依普遍意志才能修改……”。(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15.))(二)量刑空间形式是衡量罪责程度的公正标尺量刑亦称刑罚裁量，刑罚裁量应当有一把客观、公正的标尺，正如量体裁衣必须有一把刻度分明的尺子一样，量刑空间应当以“标尺”的形式表现出来。所谓量刑标尺，是指量刑空间的刑种结构、排列位置、轻重范围及其相互之间的数量关系。这里所说的“刑种结构”，包括可以单处的附加刑，(注：因为“法定刑既可以只有主刑，也可以同时兼有主刑和附加刑”。(顾肖荣，吕继贵.量刑的原则与操作[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39.))根据《刑法》规定，可以单处的附加刑只有罚金和剥夺政治权利两种。这里所说的“排列位置”和“轻重范围”，是指将量刑空间平均划分为若干细小的刻度，将刑期和刑种按轻重顺序排列，明确各刑种在其间所占多少刻度，用以测算刑罚适用的轻重程度。如果没有这样的量刑标尺，宣告刑何以为特定犯罪人“量身定做”呢?刑罚个别化岂不成了一句空话?在人类刑法文明史上，最早提出“量刑标尺”这个概念的是近代刑法学创始人、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他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指出：既然存在国家和法律，“人们就能找到一个由一系列越轨行为构成的阶梯，它的最高一级就是那些直接毁灭社会的行为，最低一级就是对于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所可能犯下的、最轻微的非正义行为。在这两极之间，包括了所有侵犯公共利益的、我们称之为犯罪的行为，这些行为都沿着这无形的阶梯，从高到低顺序排列”[7]。“如果说，对于无穷无尽、暗淡模糊的人类行为组合可以应用几何学的话，那么也很需要有一个相应的、由最强到最弱的刑罚阶梯。有了这种精确的、普遍的犯罪与刑罚的阶梯”[7]42，我们就有了一把“衡量犯罪”轻重程度的“潜在的共同标尺”，从而计算出“犯罪对社会的危害”程度[7]7。贝卡里亚虽然提出了罪刑均衡论，但他并非绝对的报应刑论者，而是“折衷主义刑罚论”的早期代表人物。例如，他在论述罪刑均衡的同时也指出：“刑罚的目的既不是要摧残折磨一个感知者，也不是要消除业已犯下的罪行。……刑罚的目的仅仅在于：阻止罪犯再重新侵害公民，并规诫其它人不要重蹈覆辙。因而，刑罚和实施刑罚的方式应当经过仔细的推敲”[7]42。由此可见，刑罚的适用不应以已然之罪为绝对的原因，而应将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纳入其价值取向的视野。总之，贝氏关于“无形的罪行阶梯”与“潜在的犯罪标尺”的科学构想，为我们提供了探索罪责程度向刑罚程度转换的理论前提。(三)“虚拟徒刑”是依法构建量刑标尺的关键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的“引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对于刑罚适用的相关问题“应当用几何学的精确度来解释”[7]7。那么，怎样用几何学的精确度来解释刑罚适用问题呢?笔者认为，依法构建刻度分明的量刑标尺是最佳途径。在我国刑法中，法定刑为单一有期徒刑或者包括有期徒刑的罪行占全部罪刑单位的98.5%；在司法实践中，有期徒刑适用频率最高，它是我国刑罚体系的主轴。所以，应当以刑罚的共同本质属性为根据，将有期徒刑的“月数”作为衡量其它主刑的“等价物”。这种数量转换关系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首先，我国古代早就产生了“天有万象，物有万象，万象皆数，得数而忘象”的哲学思想；在现代，有学者精辟指出：“一切事物皆可量化，亦即任一事物皆可无条件地转化成数量信息而被提升(抽象)出来。这是符合信息概念的，且已成为人们的流行看法。”[8]其次，不同刑罚之所以能够区分孰轻孰重，就是因为它们之间具有可比性，外国刑法之所以规定“刑罚易科”，难道不正是基于这种可比性吗?因此，要正确处理量刑空间各刑种之间的数量关系，就应当按照数学上的“去量纲化”和“转换原理”，(注：所谓数学上的去量纲化(“量纲”即事物的计量单位)，“是指将单位各异因而不可比的各种事物放在一起，剥离其间的不可比因素，抽出共有的属性使其获得可比性。”所谓数学上的转换原理，是指“根据事物之间的系统关联和逻辑关系，把某种测量对象转换到相关的事物上去，然后通过测量相关事物，间接地测量目标事物”。(白建军.罪刑均衡实证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07.))将法定刑中的管制、拘役、无期徒刑和死刑暂时虚拟为有期徒刑(以下简称“虚拟徒刑”)，(注：为了叙述方便，凡阐述对象包含有期徒刑的，“虚拟徒刑”一词也包括有期徒刑折算的月数。)用以明确各种刑罚在量刑空间的位置及相互边界。虚拟徒刑概念的提出并非要在有期徒刑和其它主刑之间划等号，其目的仅仅在于测算刑罚适用的轻重程度。(注：比如，量刑空间的某刻度至某刻度为某种刑罚，超过某个刻度的为另一种较重或者更重的刑罚。)总之，将其它主刑暂时虚拟为有期徒刑的“月数”，待得出量刑结论后再回归原来的惩罚性质的过程，是依法构建量刑标尺从而实现量刑精确制导之关键所在。(四)构建量刑标尺的五个步骤第一步，为了计算方便，我们将法定刑空间平均划分为200个刻度(从重和从轻处罚空间分别为100个刻度)，(注：法定刑空间刻度与量刑情节积分具有系统关联。将从重和从轻处罚空间分别划分为100个刻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使量刑情节积分与量刑空间刻度按一比一相对接，从而简便地计算出量刑的最佳适度。)根据其间所含刑种的幅度刑罚量，(注：所谓幅度刑罚量，对于某种刑罚而言，是指该刑罚的期限或者虚拟徒刑的期限以内的刑罚量，例如“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其幅度刑罚量为徒刑4年即48个月；对于多刑种的法定刑和减轻处罚空间而言，是指各刑种期限以内的徒刑和虚拟徒刑的总量。)计算出每个刻度所体现的不同性质的刑罚量，这在理论上称为法定刑“刻度月”，它因法定刑的幅度宽窄不同而有量的差别。幅度刑罚量不包括该刑种的“起刑期”，(注：所谓“起刑期”，泛指有期徒刑、拘役和管制的下限，剥夺政治权利的下限，法定最低刑和减轻处罚的底线，以及该罪行的最低罚金额。例如：“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起刑期为5年即60个月，“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起刑期为6个月，拘役的起刑期为1个月，管制的起刑期为3个月即虚拟徒刑1.5个月，法定最低刑为10年有期徒刑之罪的减轻处罚底线为5年即60个月等。)当法定刑为单一有期徒刑时，其刻度月=幅度刑罚量÷200刻度；如果法定刑包含两个以上刑种，则先按刑种平均分配它们应占的空间刻度，再根据各刑种的幅度刑罚总量计算出1个空间刻度等于多少虚拟徒刑量。(注：按照本文设计，法定刑1个刻度为徒刑或者虚拟徒刑0.23-0.48个月的，占全部罪行的65%，为0.06-0.18个月的约占15%，为0.54-0.90个月的约占19%，为1.02个月的只有1种罪行。)第二步，鉴于有期自由刑(指有期徒刑、拘役和管制)具有剥夺或者限制犯罪人人身自由的共同属性，所以应当在它们共占的空间范围内重新分配各自所占的空间刻度：(1)将有期徒刑换算为月数，按其幅度刑罚量÷刻度月的公式，计算出它应占的空间刻度；(2)根据《刑法》第42条和第44条后段规定的精神，将拘役的幅度刑罚量虚拟为有期徒刑5个月，计算出它应占的空间刻度；(注：拘役的期限为1至6个月，扣除起刑期1个月，按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计算，其幅度刑罚量为虚拟徒刑5个月。)(3)根据《刑法》第38条前段和第41条后段规定的精神，将管制的幅度刑罚量虚拟为有期徒刑10.5个月，计算出它应占的空间刻度。(注：管制的期限为3个月至2年(24个月)，扣除起刑期3个月，按羁押1日折抵刑期2日计算，其幅度刑罚量为(24个月-3个月)÷2=虚拟徒刑10.5个月。)(参见下文图示2)。第三步，根据《刑法》第50条中段、第78条第2款后段、第81条第1款和第87条第4项前段规定的精神，首先将无期徒刑虚拟为有期徒刑“15年以上20年以下”(其幅度刑罚量为虚拟徒刑5年即60个月)；然后，再按各刑种平均分配空间刻度的原则，比照无期徒刑，将死刑虚拟为有期徒刑“20年以上25年以下”(其幅度刑罚量也是虚拟徒刑5年即60个月)。这就是说，在法定刑包含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场合，量刑最佳适度在虚拟徒刑15～20年刻度范围内的，适用无期徒刑；如果跨过20年的，则适用死刑，其中，在22.5年以下刻度范围内的一般适用死缓，从而建立起死刑适用的一般标准(参见图示1)。第四步，鉴于可以单处的附加刑具有相对独立性，没有必要再虚拟为徒刑，只须按刑种平均分配它们在法定刑中的空间刻度，便能直接计算出每个刻度所体现的特定刑罚量：(1)刻度罚金量(注：刻度罚金量包括3种情形：对于数额罚金刑来说，指1刻度等于多少罚金额；对于倍数罚金刑来说，指1刻度等于犯罪数额的多少倍；对于比例罚金刑来说，指1刻度等于犯罪数额的百分之几。)=(特定罪行适用罚金的最高额度-最低额度)÷罚金刑所占的空间刻度；(2)剥夺政治权利的刻度月=该刑种幅度刑罚量(48个月(注：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为1年以上5年以下，扣除起刑期1年，其幅度刑罚量为4年即48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所占的空间刻度。第五步，依据法定刑“刻度月”所体现的刑罚量，计算减轻处罚空间的宽度。在《刑法》中，法定刑具有减轻处罚空间的共有662种罪行，其中法定最低刑为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行只有148种，对于后者的减轻处罚应当有所限制，不可宽大无边。因此，笔者主张以5年有期徒刑为限，对这类罪行设置减轻处罚底线，即：犯法定刑为死刑之罪的，减轻处罚底线为15年有期徒刑；犯法定最低刑为无期徒刑或者15年有期徒刑之罪的，减轻处罚底线为10年有期徒刑；犯法定最低刑为10年有期徒刑之罪的，减轻处罚底线为5年有期徒刑；犯法定最低刑为7年有期徒刑之罪的，减轻处罚底线为2年有期徒刑；犯法定最低刑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包括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减轻处罚不受限制。如果案件具有减轻处罚情节，应当根据该罪行的法定刑“刻度月”和减轻处罚空间的幅度刑罚量(徒刑或者虚拟徒刑的总月数)，计算出应当向下扩展的减轻处罚范围(空间宽度)。计算公式为：减轻处罚幅度刑罚量÷法定刑刻度月=减轻处罚的空间刻度。这就是说，每个刻度所体现的刑罚量应当在广义量刑空间中保持一致，实行统一的计算标准。最后，根据《刑法》第33条和第34条的规定，将量刑空间中的各刑种按其所占的空间刻度由轻至重顺序排列，便是衡量特定犯罪人罪责程度的公正标尺，即：以其法定刑中间线为起点(分界线)，正数第1～100刻度为从重处罚空间；倒数第1～100刻度为从轻处罚空间；如果行为人具有减轻处罚情节，再倒数一定刻度则为减轻处罚空间。(注：不同的减轻处罚空间具有不同的底线。在现行《刑法》规定的37种法定刑模式中，有13种法定刑的下限是管制或者单处附加刑，它们分别配置给185种罪行，因而这些罪行没有减轻处罚空间。)现举二例图示如下：(五)量刑空间与量刑情节的数量关系罪行虽然是刑法上的犯罪最小单位，但因犯罪是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同一性质的罪行及其行为人在现实生活中是形形色色的，所以无论是立法者、司法解释者还是刑法学者，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再给千奇百怪的同种罪行及其行为人另外规定不同轻重的确定刑，(注：在我国刑法学界，有学者主张在罪状之下和法定刑之内，另外规定若干“具体事实”并对应若干“具体刑罚”，以此为实现“量刑公正的基础和关键”。(参见：周长军，徐嘎.量刑基准论[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2).))而只能由《刑法》用一定的构成要件和相应的刑罚幅度将它们概括为一个罪刑单位，用以覆盖其中各种不同的犯罪情形，并授权法官根据案件中量刑情节的不同性质、不同表现和数量多寡，理性评价特定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和特定行为人的人身危险程度，并据以判处适当的刑罚，从而体现刑罚个别化的要求。由此可见，量刑空间不但内部存在刑种(或刑期)之间的数量关系，而且它还与犯罪人具有的量刑情节(通过理性评价并用一定积分表示罪责程度)发生数量关系，进而推算出量刑的最佳尺度。与此相反，有学者认为：某种罪行在某一地区和某一时期的“平均处刑值”，或者该罪行的某种情形在某一地区和某一时期的“最高发案率”，是在法定刑范围内确定量刑“基准刑”的根据[9]。笔者对此不以为然，因为这种“平均处刑值”和“最高发案率”在不同地区的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如果以它们作为判断犯罪人罪责轻重程度的基准，或者作为对该种罪行从重从轻处罚的参照系，那么全国各地的量刑岂不五花八门，这不但与“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原则相左[10]，而且与实现“量刑均衡”的要求背道而驰。因此，脱离量刑标尺而由地方法院或者法官制定抽象个罪的“量刑基准”的作法，大有商榷之必要。总之，依法构建量刑“标尺”，正确处理法定刑各刑种(或刑期)之间的数量关系，明确其中1个刻度等于多少不同性质的刑罚量，用以计算处罚轻重的具体程度，是实现量刑精确制导的必然选择和前提条件。二、理性评价量刑情节，科学计算罪责程度如前所述，罪行是指具有特定犯罪构成的行为模式或者符合特定犯罪构成起码要求的现实行为；刑事责任是指国家司法机关根据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轻重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依法对犯罪人所进行的“非难”(否定性法律评价和道义谴责)，并依非难的严厉程度强制犯罪人承担相应的刑事法律后果(主要表现为刑罚处罚)。罪行决定刑罚适用的基本范围，刑事责任决定刑罚适用的具体程度。刑事责任是连接“罪行”与“刑罚”的桥梁和纽带，对罪刑关系起调节作用。这就是说，罪行的轻重与刑事责任的大小未必成正比，而刑罚的轻重与刑事责任的大小必须成正比，所以，量刑公正有时表现为“罪刑均衡”，有时则表现为“罪刑失衡”，但均应当表现为“责刑均衡”[11]。由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注：我国刑法学界有学者精辟地指出：“刑法上的责任意味着实施了违法行为的行为者所承担的规范性的非难或谴责，因此，最终决定责任大小的就是违法性的大小和有责性的大小之和。由于我国刑法理论通常不使用西方式的违法性和有责性这类概念，所以我们可将这里的违法性换成行为责任，而将这里的有责性换成行为者责任，这样便于理解。于是，我们可以说，责任的大小取决于行为责任大小和行为者责任大小之和。”(顾肖荣，吕继贵.量刑的原则与操作[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15.))都是决定罪责轻重程度的根据，所以，不同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具有不同的罪责程度。那么，应当怎样计算特定犯罪人的罪责程度呢?(一)正确定罪是理性评价罪责程度的前提正确定罪是量刑适当的前提，但是定罪正确不等于量刑适当。所谓定罪，是指认定某一具体行为是否满足犯罪构成起码要求的刑事诉讼活动，其标准是犯罪构成。不同罪行具有称谓不同、内容特定、形式各异或者数量不等的若干构成要件，从而表现为形形色色的样态。由于犯罪构成是唯一的或者说是与众不同的，所以根据构成要件的数量、名称、内容或者形式的不同，就能将这种罪行与那种罪行严格地区别开来。罪名与罪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国现行《刑法》共规定了436个罪名，共包括847种罪行，其中有128个罪名只包含1种罪行(称为单一构成类型的罪名)，其余308个罪名分别包含2～4种罪行(称为集合构成类型的罪名)，因而对绝大多数罪名还可以根据其包含罪行的多寡，再细分为该罪名的基本罪和相对于基本罪的重罪、更重罪、最重罪或者轻罪、更轻罪等罪行。因而“定罪的内容十分广泛，它不仅包括确定行为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而且还包括重罪与轻罪等”[12]。由于不同罪行配置不同轻重的法定刑，而法定刑幅度的宽窄与上下限度的差异对量刑轻重会产生重大影响，所以，定罪错误往往会造成法定刑适用错误，从而导致量刑的畸重畸轻。在我国刑法中，犯罪事实、犯罪构成事实、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4个概念，严格区分它们之间的界限对于定罪与量刑至关重要，但因它们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很多人搞不清楚，所以有必要在此加以廓清。所谓犯罪事实，是指发生在犯罪过程中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行为客观危害和行为人主观恶性的一切事实情况，它包括犯罪构成事实和非犯罪构成事实，后者是量刑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犯罪构成事实，是指特定犯罪构成诸要件所涵盖的一切主客观事实情况。根据现行《刑法》规定，有些犯罪构成所涵盖的事实情况，必须全部具备才能定罪；但是，有些犯罪构成则具有若干选择要件，有些构成要件则包含若干选择要素，只要具备其中任何一个选项便可满足定罪的法律要求，于是这类犯罪构成所覆盖的主客观事实情况便多于定罪的需要。因此，凡是用以充足犯罪构成起码要求的那些事实情况，都是定罪情节；定罪后剩余的那些犯罪构成事实，理所当然地转化为量刑情节。所谓非犯罪构成事实，是指特定犯罪构成诸要件没有涵盖的其它犯罪事实，例如，作为故意杀人罪核心要件的危害行为，是指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至于剥夺他人生命的方法、手段，法律在所不问。因为故意杀人可以表现为“作为”，也可以表现为“不作为”；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所以“暴力”虽然是实施故意杀人罪常见手段，但它只是故意杀人罪的非犯罪构成事实。其他诸如故意杀人的目的和动机也是如此，均属于该罪行的量刑情节。总之，所谓定罪情节，是指满足犯罪构成起码要求的那些主客观事实情况；所谓量刑情节，是指定罪情节以外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行为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主客观事实情况。划清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的界限，是量刑精确制导的理论基础；禁止将定罪情节重复评价为量刑情节，是量刑公正的基本保障。(二)量刑情节是评价罪责程度的惟一根据我国刑法学界有学者正确地指出：“量刑情节在量刑过程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它是决定宣告刑的客观依据。刑法依据各种犯罪的性质以及社会危害的程度而规定了轻重不同的法定刑，它们从总体上规定了对犯罪人裁量刑罚的范围。也就是说，法定刑已经解决了此罪与彼罪(包括重罪与轻罪)在适用刑罚上的总体区别，但它还没有解决同一性质的犯罪(即同一罪行的案件中不同情况的案件)应如何适用刑罚的问题。而量刑情节则是专门用于解决此类问题的。”[13]由此可见，法定刑与罪行相匹配这一事实本身，就从上一层次限定了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的轻重范围，至于在法定刑范围以内或者以下判处刑罚的具体范围，只能由量刑情节来决定。所以，在正确定罪并找准法定刑的前提下，量刑情节是评价罪责程度的惟一根据。根据现行《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刑法理论的概括，目前可供适用的量刑情节至少有336种。量刑情节包括表明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的情节(共236种)和表明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程度的情节(共100种)两大部分，前者只能发生在犯罪实施过程中，后者却存在于罪前或者罪后。此外，还可根据量刑情节的不同渊源，将它们划分为法定量刑情节与酌定量刑情节、司法解释规定的量刑情节与定罪后剩余的犯罪构成事实转化而来的量刑情节四类。其中：有的是从重处罚情节、有的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统称从宽处罚情节)；有的是单功能情节，有的是多功能情节；有的是总则性情节，有的是分则性情节。(注：所谓总则性量刑情节，是指由《刑法》总则和司法解释规定的适用于一切罪行或者多数罪行的量刑情节；所谓分则性量刑情节，是指《刑法》分则和司法解释规定的只能适用于某种罪行或者少数罪行的量刑情节。)将这些渊源不同、性质不同、功能不同、效力不同和适用范围不同的情节组合起来，便是我国刑法中的量刑情节体系[14]。在《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的量刑情节中，共有36种多功能从宽处罚情节。所谓多功能从宽处罚情节，是指具有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多种选择功能的量刑情节。(注：其中，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12个，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7个，从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4个，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13个。)既然一个量刑情节具有两三种可供选择的从宽处罚功能，那么应当根据什么来选择适用哪种从宽处罚功能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5月9日《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的精神，选择的根据主要是“犯罪轻重”和该情节在案件中的“具体表现”。因此，凡罪行极其严重或者罪行重大的，一般选择从轻处罚；罪行较重的，一般选择减轻处罚；罪行较轻或者轻微的，一般选择免除处罚。(注：所谓罪行极其严重，是指法定最高刑为死刑之罪；所谓罪行重大，是指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之罪；所谓罪行较重，是指法定最低刑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所谓罪行较轻，是指法定最高刑为5年或者3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所谓罪行轻微，是指法定最高刑为2年或者1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案件具有的每个量刑情节都能从某个侧面揭示行为人一定的罪责程度。量刑情节在量刑中的“重要性程度”和在案件中的“具体表现情况”，是理性评价特定量刑情节影响罪责轻重的两个重要方面：(1)所谓量刑情节在量刑中的“重要性程度”，是指将案件具有的某个量刑情节置于相关的其它量刑情节之中，通过不同“性质”的比较，据以判断其危害危险程度。(注：所谓“危害危险程度”，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的简称。)例如，预备犯、未遂犯和中止犯这3种量刑情节所反映的社会危害程度就有轻重之分；偶犯(初犯)、再犯、重犯和累犯这4种量刑情节所反映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就有大小之别。(2)所谓量刑情节在案件中的“具体表现情况”，是指将某个量刑情节置于同种情节的范围之内，通过对不同“表现”进行比较，据以判断其危害危险程度。例如，同样都是“累犯”，但刑满释放不久实施犯罪与刑满释放三四年以后才犯罪，累犯重罪与累犯轻罪等，各自反映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就不相同；同样都是“自首”，但在立案前自首与立案后自首、犯罪较轻自首与犯罪较重自首、主动自首与走投无路自首、自首认罪与自首不认罪等，各自反映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就有所差别。总之，量刑情节的性质决定其影响危害危险的份量，量刑情节在案件中的具体表现决定其影响危害危险的程度，两者相加便是一个特定量刑情节所表明的危害危险程度。除了这两个方面之外，究竟还有什么可以作为理性评价的内容呢?离开量刑情节的理性评价，何以判断罪责程度呢?(三)量刑情节“积分”是罪责程度的表达方式不同案件具有不同性质、不同表现和不同数量的量刑情节，从而对犯罪人的罪责程度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应当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理性评价每个量刑情节所反映的危害危险程度，并用一定数值(积分)表达出来，这种评价方法能使办案人员对犯罪人的罪责程度由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升华，真正作到心中有“数”。美国著名科学家汤姆生指出：对于“你所研究的问题，如果不能用数字来表示，那么你的认识是不够的，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你的思想上，还没有上升到科学的阶段”[15]。德国哲学家康德也认为：“在特定的理论中，只有包含数学的部分才是真正的科学。”[16]由此可见，对量刑情节的理性评价积分，是犯罪人罪责轻重程度的最佳表达方式。1.从重、从轻处罚情节的理性评价积分标准在目前可供适用的336种量刑情节中，有329种是从重和从轻处罚情节(含可以选择从轻处罚的36种多功能从宽处罚情节)，约占全部量刑情节的98%，足见其适用频率很高。因此，只要从重、从轻处罚情节得以量化，减轻和免除处罚情节的量化就不在话下。那么，当犯罪人具有某个从重或者从轻处罚情节时，究竟在法定刑范围内对其从重或者从轻多少呢?对此，《刑法》、司法解释和刑法理论均无现成答案，只能由办案人员联系具体案情和犯罪的时间、地点，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在这里，评价模型和评价指标的科学设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为此，应当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方面，根据《刑法》第62条关于限制从重和限制从轻的规定，要考虑从重或者从轻处罚空间的情节容量，到底容纳几个情节才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这将从整体上影响刑罚处罚的轻重程度；另一方面，要考虑量刑情节的1个积分与量刑空间的1个刻度相对应，揭示量刑情节的多寡及其积分高低与刑罚轻重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三，还要考虑评价模型的直观性、简便性和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于是，在我们面前就存在着三种选择：(1)假如犯罪人具有1个从重或者从轻程度最高的量刑情节时，便适用法定最高刑或者最低刑，势必“重者愈重，轻者愈轻”，导致处罚两极分化，显然不足为取；(2)如果犯罪人具有3个从重或者从轻程度最高的量刑情节时，才能适用法定最高刑或者最低刑，势必“重者愈轻，轻者愈重”，量刑显失公正，更是不足为取；(3)只有当犯罪人具有2个从重或者从轻程度最高的量刑情节时，才可以适用法定最高刑或者最低刑，此乃“该重则重，该轻则轻”，它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不失为评价模型的最佳选择。关于量刑情节的评价指标，有必要将从重或者从轻处罚情节的理性评价积分，控制在5～45分的范围之间，从而给法定最高刑或者最低刑的适用再留有一点伸缩余地，使其在宏观上形成公差(注：所谓公差，指“等差数列中相邻两项的差”。(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639.))为5的9种不同情形。但是，就一个具体量刑情节而言，由于其“重要性程度”和“具体表现情况”的评价极限与评价差异，实际上只能表现为高低限度不同的5种情形。(注：参见下文所示“从重或者从轻处罚情节‘整体积分’参数表”。)这就是说，从重或者从轻处罚空间，应当以恰好容纳4个积分中等的相应量刑情节为宜，即在量刑情节同向竞合的场合，只有具备4个积分中等(25分)的或者2个积分最高(45分)的相应情节时，才有可能适用法定最高刑或者最低刑，从而使那些从重处罚情节较多或者积分较高的犯罪人受到相对较重的处罚，使那些从轻处罚情节较多或者积分较高的犯罪人受到相对较轻的处罚。这是量刑公正之使然，也是刑罚个别化的要求，它对任何犯罪人来说都是公平合理的。总之，在兼顾评价科学性和操作简便性的前提下，采取分析社会现象的“五级归纳法”，通过如下两个层面的选择评价，并用一定积分来表示评价结果，实现量刑情节积分与量刑空间刻度按“1∶1”的标准相对接，便能将特定量刑情节所体现的罪责程度相对精确地计算出来。具体的评价模型和评价指标如下：第一层面：评价从重或者从轻处罚情节的“重要性程度”。这种评价是指将特定从重或者从轻处罚情节与性质不同的其它相关情节进行比较，对其在量刑中的“重要性程度”进行如下五级评价，并表示为一定的积分。其积分标准如下表所示：第二层面：评价从重或者从轻处罚情节的“具体表现情况”。这种评价是指将特定从重或者从轻处罚情节与性质相同的其它量刑情节进行比较，对其在案件中的具体表现分别进行如下五级评价，并表示为一定的积分。其积分标准如下表所示：最后，将从重或者从轻处罚情节的“重要性程度”评价和“具体表现情况”评价所得的积分相加，便是该量刑情节的整体积分。可见，量刑情节的“重要性程度”和“具体表现情况”这两个因素，是以交叉的方式共同决定一个量刑情节的整体积分的，从而揭开特定量刑情节影响处罚轻重的神秘面纱，使其“庐山真面目”显露出来。量刑情节“整体积分”的参数列表如下：要特别指出的是，量刑情节理性评价“公差系数”是可以进行调整的，以便从整体上校正可能发生的刑罚打击误差。而且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将受到一定历史阶段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社会和谐程度的影响，适时调整“公差系数”也应在情理之中。至于以5为公差系数是否恰当，理论上对此还可以进行讨论，我们可以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就这一问题形成共识，进而对其加以微调。2.减轻处罚情节的理性评价积分标准因为减轻处罚情节属于“特别重要”的情节，勿须再对其进行“重要性程度”评价，只要根据该情节在案件中的具体表现进行一次五级评价，在有限制的减轻处罚空间范围内分别减轻1/5、2/5、3/5、4/5或者5/5(直到底线)的刑罚，便可表明该情节对罪责程度的影响，(注：在这种场合，刑罚程度又是衡量罪责程度的标准。)从而达到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目的。鉴于减轻处罚是在从轻处罚空间的下限以下适用刑罚，所以减轻处罚情节积分应当超过100个从轻处罚积分，其计算公式为：减轻处罚情节积分=减轻处罚空间刻度×x/5(即减轻处罚情节理性评价积分)从轻处罚空间100个刻度。既然减轻处罚情节积分包括了从轻处罚空间刻度，那么从轻情节积分事实上已经被减轻处罚情节积分所吸收了，所以，凡是犯罪人具有减轻处罚情节的，其从轻处罚情节积分均不再计入积分总量，也不可用之抵消从重处罚情节积分。3.免除处罚情节的积分前提和积分量免除处罚情节只能适用于法定最高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在犯罪人没有任何从重处罚情节，或者既有从重处罚情节又有减轻、免除处罚情节的场合，适用免除处罚情节的结果，必定是对犯罪人作有罪宣告但免除其刑罚处罚，所以不存在情节积分问题。如果犯罪人既有从重处罚情节又有免除处罚情节，就需要用免除处罚情节积分去抵消从重处罚情节积分，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量刑的公正性。那么1个免除处罚情节的积分量应当以多少为恰当呢?笔者以为，应当以101分为恰当(即从轻处罚空间100个刻度1个空间刻度)，因为在犯罪人没有减轻处罚情节的场合，只有再加1个空间刻度才能体现免除处罚的要求。4.多情节“逆向竞合”的解决方案所谓多情节逆向竞合，是指犯罪人既有从重处罚情节又有从宽处罚情节的情形。例如，行为人参与非法拘禁他人且致人死亡，根据《刑法》第238条第2款之规定，其法定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然而，如果行为人既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本罪”，又在“犯罪后自首并有重大立功表现”，那么前者是“法定应当”从重处罚情节，后者是“法定应当”从宽处罚情节，这就等于刑法同时向法官下达两道内容截然相反的命令，即既要对犯罪分子从重处罚，又要对犯罪分子从宽处罚，不适用其中任何一种量刑情节都是违法的，于是办案人员陷入了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在这种情形之下，究竟应当怎样计算犯罪人的罪责程度呢?笔者认为，除了采取轻重情节积分“等量抵消”外，再也找不出更为科学的解决方案。所谓轻重情节积分“等量抵消”，并非是用一个从重处罚情节去抵消一个从宽处罚情节(因为两者的理性评价积分通常是不相等的)，而是指用从重处罚情节的1个积分去抵消从宽处罚情节的1个积分，最后剩下的只能是或重或轻的积分，它便是犯罪人的罪责程度。(四)理性评价量刑情节是法官“自由裁量权”之所在由于量刑情节在具体案件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千姿百态，所以任何人都不可能离开具体案件和犯罪时间、地点对它们进行翔实描述并配置相应的刑罚，如果有人试图这样做并使之用于规范量刑活动，也难免失之偏颇。量刑科学的任务在于提供简便易行的评价方法对量刑情节进行理性评价，至于某个量刑情节对从重或者从轻处罚的影响力，只能由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在诉讼过程中联系特定案情、发案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治安形势等情况作出正确判断。由于行为是否符合某种犯罪构成和行为人是否具有某种量刑情节是客观存在的，法官只能依法据实认定，不可主观臆断，所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仅限于对量刑情节的理性评价。这种权力应当受到各方面的尊重，因而有学者主张，“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应落实到法官独立行使职权”[17]。马克思指出：“要运用法律就需要法官。如果法律可以自动运用，那么法官也就是多余的了。”“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的责任是当法律运用于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18]量刑精确制导不但不否定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且只能在尊重这种权力的条件下得以实现。因此，有的地方法院在量刑改革中制定了抽象的“量刑规范”，硬性为各种量刑情节匹配具体刑罚，要求本地法官在量刑时遵照执行[19]。有学者甚至主张由法院或者法官在罪状与法定刑之间规定若干“具体事实”并配置相应的“具体刑罚”，以此来规范量刑活动[20]，这岂不是向18世纪末法国曾经实行过但不久即被废除的“绝对确定刑”倒退吗[21]?其本质在于剥夺法官对量刑情节的理性评价权，难免有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之嫌。更值得质疑的是，制定这种绝对确定刑的权力究竟属于谁?它符合现行《立法法》的规定吗?理性评价案件具有的每个量刑情节，既是对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职业素养的严峻挑战，又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展示个人专业才华的平台。由于控辩双方在刑事诉讼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因而他们对于某种事实情况是否属于量刑情节，有无证据来支持某个量刑情节的成立，以及怎样正确评价某个量刑情节等问题，通常会产生一些分歧，从而使法庭质证和法庭辩论丰富多彩、有声有色。如果控辩双方经过不同观点的碰撞还不能就某个量刑情节的评价达成一致，最后则由法官作出裁决。法官应当就采信什么和不采信什么进行公开阐明和严谨论证，于是量刑的透明性和充分说理性便在(而且只能在)诉讼的过程中显现出来。控、辩、审三方究竟哪一方对量刑情节的评价比较公允，旁听群众自有评说，在舆论监督的强大压力下，谁也不敢在庄严的法庭上胡言乱语，这就使法庭真正成为讲道理的地方，从而将量刑摊在“阳光”之下，有效地防止“权”、“情”介入诉讼的暗箱操作。如果控辩一方或者双方认为法官对某种量刑情节在认定或评价上有所不当，以致影响量刑公正的话，还可以依法提出抗诉或者上诉，从程序上制约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总之，在犯罪人只有1个从重或者从轻处罚情节的场合，该情节理性评价的积分量，便是其罪责的轻重程度；在犯罪人具有多个从重或者从宽处罚情节的场合(理论上称为数情节同向竞合)，数个同向情节积分量之和，便是其罪责的轻重程度；在犯罪人既有从重处罚情节又有从宽处罚情节的场合(理论上称为多情节逆向竞合)，轻重情节积分“等量抵消”所剩下的或重或轻的积分，便是其罪责的轻重程度。因此，表达罪责程度的量刑情节积分在不同案件中具有不同的内涵。三、积分刻度两相对应，求解量刑最佳适度(一)中国应当产生先进的量刑理论在罪责程度转换为刑罚程度的问题上，西方刑法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例如，功利主义法学的信奉者边沁认为：“法典的制定者明确规定的刑罚已经为每一个人提供了‘计算方法’，每一个人都可以从法律规定的刑罚中衡量并计算出他的行为可能遇到的风险。”[22]至于这种计算方法是什么，边沁没有告诉我们，这简直就是量刑理论上的“歌德巴赫猜想”!与此相反，刑事社会学派创始人之一、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李斯特则认为：“报应理论所要求的犯罪和刑罚之间的均衡，将我们的法官推到了一个完全无法解决的难题面前。”[23]在他看来，罪刑均衡是无法实现的，因而“估堆量刑”不可避免。作为近代刑法学的创始人，贝卡里亚虽然首创了罪行阶梯、刑罚阶梯和罪刑均衡理论，指出刑罚具有双面预防的目的，力主构建量刑标尺用以衡量罪责程度，呼吁刑罚和实施刑罚的方法“应当经过仔细推敲”，提出对刑罚适用问题“应当用几何学的精确度来解释”等光辉论断，但由于他未能阐明罪责程度向刑罚程度转换的具体方法，因而距离量刑的精确制导还有一步之遥，然而这一步的跨越却让世界等待了240多年，“可见西方刑法学者也有思想僵化的一面”[24]。德国是现代刑法学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该国现行《刑法教科书(总论)》虽然坚持“量刑的‘基础’是行为人的罪责”，“刑罚的度应当与罪责的度相适应”。但又坦言“将罪责程度转换为刑罚程度是最为困难的。……在德国，还没有对该问题作科学上的研究，而在国外已经具备了向纵深发展的倾向”[25]。而已经具备这种“向纵深发展”倾向的非我华夏莫属，因为中国是全球审理刑事案件最多的国家，由于人口众多，民族复杂，幅员辽阔，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犯罪现象之纷繁复杂，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难以比拟的。所以，在我们这样的国度应当产生先进的量刑理论，为世界刑法学作出应有的贡献。怀着这种信念，笔者经过近20年“山重水复”的探索，(注：笔者于1988年初主持研究“中国刑法专家系统”(下设辅助定罪系统和辅助量刑系统)，于1990年7月报经武汉市科委批准立项(武工科[1990]231号文件)，于同年11月16～17日在武汉市科委主持下，通过以高铭暄教授为主任委员的11名专家委员会鉴定。参见：叶三方.中国刑法专家系统通过鉴定[J].法学评论，1991(1)：封底.)终于步入“柳暗花明”的境界，即在罪责程度与刑罚程度得以科学计算的前提下，采取量刑情节理性评价的1个积分(所体现的罪责量)对应量刑空间的1个刻度(所体现的刑罚量)的方法，按“1∶1的标准”处理两者之间的数量关系，便能架设起罪责程度向刑罚程度过渡的桥梁，从而实现量刑精确制导。(二)量刑情节积分与量刑空间刻度的内在联系正确处理量刑情节与量刑空间之间的数量关系，是实现量刑公正性、透明性、充分说理性以及量刑结论可预测性和可重复验证性的简便易行方法。就一个具体案件而言，犯罪人可能只有一个量刑情节，也可能具有多个量刑情节；犯罪人仅有的一个量刑情节，可能是从重处罚情节，也可能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案件具有的多个量刑情节，可能都是从重处罚情节或者从宽处罚情节，也可能既有从重处罚情节又有从宽处罚情节；量刑情节在具体案件中所反映的危害危险程度可能较高，也可能较低。所以，应当根据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立法者为之配置的法定刑，以及具体案件中量刑情节的单复、性质、理性评价积分量和量刑情节的同向竞合或者逆向竞合，分别采取如下操作方法，求解量刑公正的最佳范围。1.单个量刑情节积分与量刑空间刻度的数量关系单个量刑情节积分与量刑空间刻度的内在联系，表现为如下四种数量关系：(1)如果犯罪人只有1个从重处罚情节，应当根据对该情节的理性评价积分量，从法定刑的“中间线”开始向上读数，读数所指的空间刻度(从轻处罚空间刻度从重情节积分量)，便是对犯罪人从重处罚的最佳适度；(2)如果犯罪人只有1个从轻处罚情节，应当根据对该情节的理性评价积分量，从法定刑的“中间线”开始向下读数，读数所指的空间刻度(从轻处罚空间刻度-从轻情节积分量)，便是对犯罪人从轻处罚的最佳适度；(3)如果犯罪人只有1个减轻处罚情节，应当根据对该情节的理性评价积分量，从法定刑的“中间线”开始向下读数，读数所指的空间刻度(从宽处罚空间刻度-减轻情节积分量)，便是对犯罪人减轻处罚的最佳适度；(4)如果犯罪人只有1个免除处罚情节，那么，免除处罚是不言而喻的。2.数情节“同向竞合”积分与量刑空间刻度的数量关系同向竞合的数个量刑情节积分与量刑空间刻度的内在联系，表现为如下四种数量关系：(1)如果犯罪人只有多个从重处罚情节，应当根据对它们的理性评价积分总量，从法定刑的“中间线”开始向上读数，读数所指的空间刻度(从轻处罚空间刻度从重情节积分总量)，便是对犯罪人从重处罚的最佳适度；假若多个从重处罚情节积分之和大于100，无论超过多少，都只能遵照《刑法》第62条关于限制从重的规定，对其判处法定最高刑。(2)如果犯罪人只有多个从轻处罚情节，应当根据对它们的理性评价积分总量，从法定刑的“中间线”开始向下读数，读数所指的空间刻度(从轻处罚空间刻度-从轻情节积分总量)，便是对犯罪人从轻处罚的最佳适度；假若多个从轻处罚情节积分之和大于100，无论超过多少，都只能遵照《刑法》第62条关于限制从轻的规定，对其判处法定最低刑。(3)如果犯罪人只有多个减轻处罚情节，应当根据对它们的理性评价积分总量，从法定刑的“中间线”开始向下读数，读数所指的空间刻度(从宽处罚空间刻度-减轻情节积分总量)，便是对犯罪人减轻处罚的最佳适度；假若多个减轻处罚情节积分之和超过减轻处罚空间的底线，无论超过多少，都只能按前述限制减轻原则在减轻处罚底线处对其判处刑罚。(4)如果犯罪人既有免除处罚情节又有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免除处罚是理所当然的。3.数情节“逆向竞合”应采轻重积分“等量抵消法”如果犯罪人既有从重处罚情节又有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应当采取“轻重情节积分等量抵消”的办法来化解冲突。所谓轻重情节积分等量抵消，是指用从重处罚情节的1个积分去抵消从宽处罚情节的1个积分，并根据两者抵消后所剩下的或重或轻的情节积分，分别按上述两种方法求解量刑最佳适度。(三)生命刑、自由刑和资格刑的精确制导量刑最佳适度并非宣告刑，只有再加上特定的起刑期，才是对犯罪分子宣告执行的刑罚。宣告刑是量刑精确制导的“弹着点”，其计算公式因量刑空间形式的不同而有如下9种：1.当“量刑最佳适度”的读数为“量刑标尺”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所占空间的某个刻度时，宣告刑只能是无期徒刑或者死刑。2.当“量刑最佳适度”的读数为“量刑标尺”的有期徒刑所占空间的某个刻度，而有期徒刑为法定最轻刑或者量刑空间为单一有期徒刑时，其宣告刑=量刑最佳适度的读数×法定刑刻度月特定起刑期(法定刑下限或者减轻处罚底线的刑罚量)。3.当“量刑最佳适度”的读数为“量刑标尺”的有期徒刑所占空间的某个刻度，而量刑空间还包括拘役、管制或者单处附加刑时，其宣告刑=(量刑最佳适度的读数-拘役、管制或者单处附加刑等较轻刑种所占空间刻度)×法定刑刻度月有期徒刑起刑期6个月。4.当“量刑最佳适度”的读数为“量刑标尺”的拘役所占空间的某个刻度，而拘役为量刑空间最轻刑时，其宣告刑=量刑最佳适度的读数×法定刑刻度月拘役起刑期1个月。5.当“量刑最佳适度”的读数为“量刑标尺”的拘役所占空间的某个刻度，而量刑空间还包括管制或者单处附加刑时，其宣告刑=(量刑最佳适度的读数-管制或者管制和附加刑所占空间刻度)×法定刑刻度月拘役起刑期1个月。6.当“量刑最佳适度”的读数为“量刑标尺”的管制所占空间的某个刻度，而管制为法定最轻刑时，其宣告刑=量刑最佳适度的读数×法定刑刻度月×2(注：指将管制虚拟徒刑1个月还原为管制2个月，下同。)管制起刑期3个月。7.当“量刑最佳适度”的读数为“量刑标尺”中管制所占空间的某个刻度，而量刑空间还包括单处附加刑时，其宣告刑=(量刑最佳适度的读数-单处附加刑所占空间刻度)×法定刑刻度月×2管制起刑期3个月。8.当“量刑最佳适度”的读数为“量刑标尺”的剥夺政治权利所占空间的某个刻度时，其宣告刑=量刑最佳适度在剥夺政治权利空间的读数×剥夺政治权利刻度月剥夺政治权利起刑期1年。(注：剥夺政治权利刑期48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所占量刑空间刻度=该刑种的“刻度月”。)9.当犯罪人既无从重处罚情节又无从宽处罚情节时，应当在法定刑“中间线”适用刑罚，其宣告刑=幅度刑罚量÷2起刑期。但是，在酌定量刑情节不断丰富和被细化的前提下，这种情形只是理论上的推测，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找到实例。(四)财产刑的精确制导1.财产刑概述(1)财产刑的立法模式。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财产刑属于附加刑，分为罚金和没收财产两种。它们只能适用于《刑法》分则有明文规定的404种罪行和260种单位犯罪，共有五种立法模式：A.“并处或者单处罚金”；B.“并处罚金”或者“可以并处罚金”；(注：“可以并处罚金”属于立法特例，只能适用于《刑法》第325条规定的“非法向外国人出售、赠送珍贵文物罪”。)C.“对单位判处罚金”；D.“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E.“并处没收财产”或者“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其中，只能适用罚金的有289种罪行，只能适用没收财产的有60种罪行，“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有55种罪行，此外还对260种单位犯罪适用罚金。在只能适用罚金的罪行中，除79种罪行因罪责较轻达到一定程度的可以单处罚金外，其余均为并处罚金。没收财产是我国附加刑中较重的一种，当一种罪行可以适用“并处罚金”也可以适用“并处没收财产”，或者“可以并处没收财产”也可以不并处没收财产时，应当结合犯罪人的罪责程度、财产状况或者罚金缴纳能力等具体情况作出选择。(2)罪责程度(量刑情节积分)是财产刑适用轻重的主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月21日《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罚金的数额，应当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在法律规定的数额幅度内确定。对于具有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被告人，……罚金刑原则上也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由于罚金刑的适用既受犯罪人罪责程度的影响，又受其财产状况和实际困难所制约，因而可能同时存在“宣告刑”和“执行刑”两种判决。宣告刑是指人民法院根据犯罪人的罪责程度，宣告应当执行一定数额罚金的判决，其所体现的是罪责程度与罚金数额的均衡，以示量刑公正；执行刑是指人民法院根据《刑法》第53条关于犯罪人“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而决定减少执行罚金或者免除执行罚金的判决，(注：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13日《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规定：“刑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的‘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主要是指因遭受火灾、水灾、地震等灾祸而丧失财产；罪犯因重病、伤残等而丧失劳动能力，或者需要罪犯抚养的近亲属患有重病，需支付巨额医药费等。”)它所体现的是“刑罚人道主义”原则和实事求是精神。当然，如果犯罪人没有减免罚金的特殊情况，宣告刑也就是执行刑。(3)限额罚金刑与无限额罚金刑。罚金刑分为“限额罚金刑”和“无限额罚金刑”两类，前者又分为数额罚金刑、倍数罚金刑和比例罚金刑3种，它们只能适用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154种罪行；后者分为对自然人适用罚金刑和对单位适用罚金刑两种(下文专题阐述)。在限额罚金刑中，数额罚金刑适用于96种罪行，共有5种额度：a.处1万元～5万元罚金；b.处1万元～10万元罚金；c.处2万元～20万元罚金；d.处3万元～30万元罚金；e.处5万元～50万元罚金。倍数罚金刑适用于45种罪行，共有2种额度：a.处犯罪数额的0.5倍～2倍罚金；b.处特定犯罪数额1倍～5倍罚金。比率罚金刑适用于13种罪行，共有4种额度：a.处特定犯罪数额1%～5%罚金；b.处特定犯罪数额2%～10%罚金；c.处特定犯罪数额5%～20%罚金；d.处特定犯罪数额5%～30%罚金。无限额罚金刑是指《刑法》只规定“并处罚金或者单处罚金”、“并处罚金”和“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没有规定罚金额度、倍数和比例的情形。为了揭示罪责程度与罚金适用之间的内在联系，应将无限额罚金刑的幅度罚金量虚拟为100﹪，通过一定的计算公式，表明对犯罪人应当判处最高罚金额x%的罚金。但是，根据机关司法解释规定，成年犯罪人的罚金“起刑额”不得少于1000元，未成年人不得少于500元。(注：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13日《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4)特定犯罪数额是适用倍数罚金刑和比例罚金刑的基础。其中，倍数罚金刑的特定犯罪数额共有8种，即“销售金额”、“偷逃应缴税额”、“违法所得”、“偷税数额”、“拒缴税款”、“欠缴税款”、“骗取税款”和“票证价额”等，在宣告罚金刑时，应当指明判处特定犯罪数额的多少倍。比例罚金刑共有7种，即“虚报注册资本金额”、“非法募集资金金额”、“虚假出资金额或者抽逃出资金额”、“洗钱数额”、“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价额”、“骗购外汇数额”和“逃汇数额”等，在宣告罚金刑时，应指明判处特定犯罪数额的百分比。(5)罚金刑的量刑空间及其刻度罚金量，应按“单处”与“并处”分别计算：A.单处罚金是指犯罪人罪责较轻，在法定刑包括主刑和罚金的条件下，对其从轻单处一定数额罚金的情形。共有3种类型：a.法定刑有4个刑种的，罚金刑量刑空间为从轻第51～100刻度，共50刻度；b.法定刑有3个刑种的，罚金刑量刑空间为从轻第34～100刻度，共67刻度；c.法定刑有2个刑种的，罚金刑量刑空间为从轻第1～100刻度，共100个刻度。单处罚金刑的刻度罚金量=幅度罚金量÷罚金刑所占空间刻度。B.并处罚金刑是指犯罪人在已被判处主刑的前提下，依法对其并处一定数额罚金的情形。共有两种计算公式：a.法定刑无减轻处罚空间的，刻度罚金量=幅度罚金量÷量刑空间200个刻度；b.法定刑有减轻处罚空间的，刻度罚金量=幅度罚金量÷(法定刑空间200个刻度减轻处罚空间x刻度)。2.限额罚金刑的计算公式限额罚金刑的精确制导应当具备5个条件：一是犯罪人罪责程度；二是罚金刑空间刻度；三是幅度罚金量；四是刻度罚金量；五是特定犯罪数额(仅限于倍数罚金刑和比率罚金刑)。现分单处罚金与并处罚金，分述如下：(1)单处限额罚金刑的计算公式A.单处数额罚金刑计算公式为：(从轻处罚刑空间刻度-量刑情节积分)×刻度罚金量罚金最低额=从轻单处罚金人民币x万元。B.单处倍数罚金刑计算公式为：特定犯罪数额x万元×[(从轻处罚刑空间刻度-量刑情节积分)×刻度罚金量x倍最低罚金倍数]=从轻单处被告人犯罪数额x倍罚金即人民币x万元。C.单处比率罚金刑计算公式为：特定犯罪数额x万元×[(从轻处罚刑空间刻度-量刑情节积分)×刻度罚金x%最低罚金x%]=从轻单处被告人犯罪数额x%罚金即人民币x万元。(2)并处限额罚金刑的计算公式A.并处数额罚金刑的计算公式。宣告刑因犯罪人量刑情节轻重积分不同而有三种计算公式：a.量刑情节积分为从重处罚积分的，计算公式为：(从轻处罚空间100刻度从重处罚情节积分)×刻度罚金量最低罚金额=从重并处罚金人民币x万元；b.量刑情节积分为从轻处罚积分的，计算公式为：(从轻处罚空间100刻度-从轻处罚情节积分)×刻度罚金量最低罚金额=从轻并处罚金人民币x万元；c.量刑情节积分为减轻处罚积分的，计算公式为：(从轻处罚空间100刻度减轻处罚空间x刻度-减轻处罚情节积分)×刻度罚金量最低罚金额=减轻并处罚金人民币x万元。B.并处倍数罚金刑的计算公式。宣告刑因犯罪人量刑情节轻重积分不同而有三种计算公式：a.量刑情节积分为从重处罚积分的，计算公式为：特定犯罪数额x万元×[(从轻处罚空间100刻度从重处罚情节积分)×刻度罚金量x倍最低罚金量x倍]=从重并处被告人犯罪数额的x倍罚金即人民币x万元；b.量刑情节积分为从轻处罚积分的，计算公式为：特定犯罪数额x万元×[(从轻处罚空间100刻度-从轻处罚情节积分)×刻度罚金量x倍最低罚金量x倍]=从轻并处被告人犯罪数额的x倍罚金即人民币x万元。c.量刑情节积分为减轻处罚积分的，计算公式为：特定犯罪数额x万元×[(从轻处罚空间100刻度减轻处罚空间x刻度-减轻处罚情节积分)×刻度罚金量x倍最低罚金量x倍]=减轻并处被告人犯罪数额的x倍罚金即人民币x万元。C.并处比率罚金刑的计算公式。宣告刑因犯罪人量刑情节轻重积分不同而有三种计算公式：a.量刑情节积分为从重处罚积分的，计算公式为：特定犯罪数额x万元×[(从轻处罚空间100刻度从重处罚情节积分)×刻度罚金量x%最低罚金量x%]=从重并处被告人犯罪数额x%罚金即人民币x万元；b.量刑情节积分为从轻处罚积分的，计算公式为：特定犯罪数额x万元×[(从轻处罚空间100刻度-从轻处罚情节积分)×刻度罚金量x%最低罚金量x%]=从轻并处被告人犯罪数额x%罚金即人民币x万元；c.量刑情节积分为减轻处罚积分的，计算公式为：特定犯罪数额x万元×[(从轻处罚空间100刻度减轻处罚空间x刻度-减轻处罚情节积分)×刻度罚金量x%最低罚金量x%]=减轻并处被告人犯罪数额x%罚金即人民币x万元。3.无限额罚金刑的计算公式无限额罚金刑只能适用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107种罪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53种罪行、侵犯财产罪的14种罪行、危害公共安全罪的4种罪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的7种罪行、危害国防利益罪的1种罪行和贪污贿赂罪的4种罪行，共计190种罪行。其中，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共44种罪行，并处罚金和可以并处罚金的共124种罪行，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共22种罪行。由于这种罚金刑没有规定具体数额幅度、倍数幅度和比例幅度，给司法实践带来了裁量上的诸多困难。《刑法》没有为这些罪行规定罚金限额，原因非常复杂，这是各国刑事立法最为棘手的问题。由于这种罚金刑赋予法官极其宽泛的“自由裁量权”，颇为社会舆论所诟病，其主要原因在于多数判决没有阐明犯罪人的罪责程度与罚金宣告刑之间的内在联系。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是：通过立法将某些罪行的无限额罚金刑修改为额度罚金刑。但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保留某些罪行的无限额罚金刑仍有必要，但是应当谋求一种补救办法。这种办法就是：构建本罪本地无限额罚金刑的量刑参照系。首先，将“无限额罚金刑”视为一个整体即该事物的100%，将其平均分配给量刑空间刻度，从而计算出1个刻度等于整个罚金刑的多少百分比；其次，授权各地区司法机关根据不同罪行的犯罪性质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通过召开听证会等形式确定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最高罚金额”，并根据犯罪人的罪责程度，求解特定案件适用罚金的具体程度——最该判处本罪行“最高罚金额”百分之几的罚金。诚然，该办法也并非尽善尽美，但是有这种“参照系”总比没有好，与其被公民指责为“估堆量刑”，倒不如向社会讲清道理。无限额罚金刑的计算公式如下：(1)单处无限额罚金刑。指犯罪人罪责较轻，在法定刑包括主刑和罚金的条件下，对其从轻单处该罪“最高罚金额”x%的罚金。这种罚金刑只能适用于44种罪行，计算公式为：(从轻处罚情节积分-罚金刑空间刻度)×刻度罚金量x%=从轻单处本罪本地最高罚金额x%的罚金。但是成年犯罪人不能少于1000元，未成年犯罪人不能少于500元(下同)。(2)并处无限额罚金刑。指犯罪人在被判处主刑的条件下，依法对其并处该罪“最高罚金额”x%的罚金(包括选处罚金的情形)。共有三种计算公式：第一，量刑情节积分为从重处罚积分的，计算公式为：(从轻处罚空间100刻度从重处罚情节积分)×刻度罚金量x%=从重并处本罪本地最高罚金额x%的罚金；第二，量刑情节积分为从轻处罚积分的，计算公式为：(从轻处罚空间100刻度-从轻处罚情节积分)×刻度罚金量x%=从轻并处本罪本地最高罚金额x%的罚金；第三，量刑情节积分为减轻处罚积分的，计算公式为：(从轻处罚空间100刻度减轻处罚空间x刻度-减轻处罚情节积分)×刻度罚金量x%=减轻并处本罪本地最高罚金额x%的罚金。4.单位罚金刑的计算方法单位罚金刑也是一种无限额罚金刑，适用于可能或者只能由单位构成的260种罪行。其中，有11种是危害公共安全罪，有178种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有62种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有6种是危害国防利益罪，有3种是贪污贿赂罪。根据《刑法》第31条关于“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的规定，对单位判处罚金的轻重，只能以犯罪单位的罪责程度为根据，而单位犯罪是通过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它直接责任人员来实施的，这种人员通常有2人以上，由于他们在单位犯罪活动中所起作用不同，罪前和罪后表现也不一样，那么究竟以谁的罪责程度作为对单位适用罚金的根据呢?笔者认为，应当以在单位犯罪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的罪责程度为根据，其刻度罚金量和宣告刑的计算公式与对自然人“并处无限额罚金刑”完全相同，只不过是另行确定单位犯罪的“最高罚金额”而已，它应当高于自然人犯该罪的最高罚金额。5.没收财产刑的计算方法根据《刑法》第59条的规定，没收财产刑是指对犯罪人判处主刑同时将其“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无偿收归国有的情形。没收财产只能附加于主刑适用，不能独立适用。这种附加刑只能适用于法律有规定的115种罪行，其中，“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有55种罪行，“并处没收财产”的有19种罪行，“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的有41种罪行。既然“没收财产是没收犯罪分子个人所有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那么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根据什么没收犯罪人个人财产的“全部”或者“一部”?对于后者来说，又根据什么决定没收财产的多少?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犯罪人的罪责程度。虽然没收财产只能适用于性质较为严重的犯罪，但并非都是法定刑档次较高的罪行(如危害国家安全罪中的某些轻罪)，即使构成法定刑较重的罪行，表达犯罪人罪责程度的量刑情节积分，可能是从重积分，也可能是从轻积分或者减轻积分，因此，应当将犯罪人个人所有全部财产设定为100%，以其罪责程度为已知条件，求解没收部分财产的最佳适度。根据现行《刑法》规定，并处没收财产的量刑空间分为两种情形：法定刑没有减轻处罚空间的，其刻度财产量=犯罪人个人全部财产100%÷200个刻度；法定刑有减轻处罚空间的，其刻度财产量=犯罪人个人全部财产100%÷(法定刑空间200个刻度减轻处罚空间x刻度)。宣告刑因犯罪人量刑情节轻重积分不同而有三种计算公式：第一，从重并处没收财产的，其计算公式为：犯罪人个人所有财产x元×[(从轻处罚空间100刻度从重处罚情节积分)×刻度财产量x%]=从重并处没收犯罪人个人所有财产的x%即人民币x元；第二，从轻并处没收财产的，其计算公式为：犯罪人个人所有财产x元×[(从轻处罚空间100刻度-从轻处罚情节积分)×刻度罚金量x%]=从轻并处没收犯罪人个人所有财产的x%即人民币x元；第三，减轻并处没收财产的，其计算公式为：犯罪人个人所有财产x元×[(从轻处罚空间100刻度减轻处罚空间x刻度-减轻处罚情节积分)×刻度罚金量x%]=减轻并处没收犯罪人个人所有财产的%即人民币x元。(五)法定刑幅度过宽是少数罪行量刑偏重的原因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按照本文所述的罪责程度向刑罚程度转换的原理，对于个别罪行来说其宣告刑可能偏重。但这并不是笔者提出的量刑理论与方法有问题，而是这些罪行的法定刑幅度过宽和上下限偏高的原因所致，这是立法上的问题，并非研究人员所能解决。例如，强奸罪(基本罪)的法定刑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刑罚量为有期徒刑7年，“中间线”实际刑期为6年6个月，一些法官和学者认为配刑过重。因此，建议以法定刑“中间线”所体现的刑罚量为评判依据，重新审视某些罪行的法定刑配置，提出改善我国罪刑关系的立法建议[26]，使其在整体上更加协调和科学。这是刑法改革的一项庞大系统工程，它涉及相关罪名的构成类型增减和法定刑模式的改善与重新配置问题，需要谨慎从事和逐步完成。为了抛砖引玉，笔者试以强奸罪(基本罪)等三种罪行为例，提出修改其法定刑的立法建议，以供国家立法机关参考：结束语反思中外刑法理论上以往的量刑研究，惯性思维忽视量刑标尺的依法构建、轻视量刑情节的理性评价、漠视罪责程度与刑罚程度之间的数量关系，是导致至今未能破解量刑精确引导这道世界难题的三个主要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拒绝数学思维，(注：在量刑研究中，我国刑法学界长期受“用机械的办法和简单的数字加减的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观念束缚，这是问题的症结。参见：高铭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1：93.)这就违反了量刑活动本身固有的规律性，以致二百多年来在量刑问题上没有实质性突破。试想：离开“量”的概念，能有“刑”的精准吗?“估刑”与“量刑”存在天渊之别。令人遗憾的是，量刑研究的这种误区至今仍未被大多数刑法学者所认识，难怪“估堆量刑”的做法在司法实践中畅通无阻。所以，我们不可固步自封，更不要低估国人的智慧，妄自菲薄，不思进取，而应当高举党的“十七大”旗帜，尊重客观规律，坚持科学发展观，在量刑改革上大胆创新，力争有所建树。参考文献：[1].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9.[2]保尔·拉法格，等.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马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7.[3]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下卷[M].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533-534.[4]高铭暄，王作富，等.中国刑法词典[M].北京：学林出版社，1989：477.[5]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全集[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4：375.[6]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M]徐久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465[7]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66-67.[8]高昌隆.社会度量学原理[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67.[9]朱平.量刑规则实证分析[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6：21-26.[10]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EB/OL][2008-03-18]http：//.[11]赵廷光.论量刑公正的一般标准[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4)：35-40.[12]高铭暄.刑法学原理：第二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140.[13]顾肖荣，吕继贵.量刑的原则与操作[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29.[14]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79-290.[15]苏惠渔，等.量刑方法研究专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24.[16].克莱因.数学：确定性的丧失[M].李宠魁，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42.[17]章武生.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N].人民法院报，2007-11-29.[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19]汤建国.量刑均衡方法[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12-97.[20]周长军，徐嘎.量刑基准论[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2)：11-12.[21]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学研究中心，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中英量刑问题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9.[22]卡斯东·斯特法尼.法国刑法总论讲义[M].罗结珍，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46-147.[23]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M].徐久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版，2005：464.[24]赵廷光.论量刑原则与量刑公正——关于修改完善我国量刑原则的立法建议[J].法学家，2007(4)：52.[25]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M].徐久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1047-1048.[26]赵廷光.关于改善部分“罪刑关系”的立法建议[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06(1)：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