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助理范文10篇

一、法官助理的设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法院现有工作状态，是对法官职业化进程的有力推动

法官职业化是指法官以行使国家审判权为专门职业，并具备独特的职业意志、技能、道德、地位和保障。对于困境中的法院职业化改革，法官助理制度的价值在于其能与中国法院的现状相适应，作为职业化改革重要的举措可以被率先应用，并为进一步的职业化改革进行铺垫。

（一）从基层法院的特点出发考证法官助理制度的作用

据统计，基层法院审判案件数量占全国法院审判案件总数的80％以上，基层法院的工作人员占全国法院系统工作人员的80％以上。因而“中国司法系统的基础是3100多个基层人民法院”。然而与上级法院相比较，基层法院最大的不同不在于案件和法官数量的庞大，下面的特点才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

1.案件的事实认定和适用法律相对简单。这些案件案情不是很复杂，标的较小，适用法律难度不大。以江苏省为例，1999年到2004年的六年中，全省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结的案件始终保持在80％左右，这个数据部分反映了基层法院审理案件的情况。以笔者所在的基层法院为例，一个法官目前每年审理的案件在130件左右，其中称得上复杂案件的数量约在5~10件之间，而且这些所谓的复杂案件中，大部分是事实认定的困难，而不是法律结论难以做出。

而这一特点的存在就使法官助理在基层法院有了更大的利用价值。首先据统计基层法院的调解和撤诉率达到了40％以上，某些法院甚至更高，这些案件通常是在未进行庭审的情况下终结的，法官助理在庭审前可以从事调解工作。其次案件的证据、双方的争议经过法官助理在庭审前的梳理，也使主审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快速、准确认定相对较为简单的事实，并及时做出法律判断，从一些已试行法官助理的法院情况看，当庭宣判率达到了80％，这是未进行改革的法院所难以想象的。

「论文提要」

为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要加快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职业法官队伍。根据目前我国法院和法官队伍的实际情况，完成这一任务就需要在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法院的人员分类管理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符合审判规律的新型审判机制。近年来，随着法官职业化进程的日益推进，法官助理制度在我国法院改革中被提上日程。作为一种新生的制度，如何建立并发挥该机制的积极效益，是我们司法改革应该追求的目标。笔者所在的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作为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法官助理制度的试点单位，通过施行“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合议庭固定模式，对法官助理制度进行了实践论证。笔者根据该院法官助理制度的具体情况，试从实施法官助理制度的理论基础、实证参考以及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从理论和实践上构建符合我国实际的法官助理制度。

「关键词」法官助理制度构建

司法改革的终极目标是通过制度变革塑造良法秩序的法治国家。[1]依法治国方略实施后，特别是我国在加入WTO后所产生的外在力量的推动下，各项体制改革加快向民主和法制方向纵深化发展。而人民法院的司法改革作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已日益成为我国司法机关乃至社会各界共同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在过去十年里，人民法院在研究和探索审判方式改革方面倾注了大量精力，强化公开审判，陆续对案件的流程管理、审前准备程序、证据制度、审判公开制度、裁判文书制作等方面进行了探索，案件的审判质量和审判效率得到了提高。但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人民法院由于缺少自上而下的统一规划，一些改革举措在实际运行中无法实现既定的目标，甚至遭到一定程度的抵制；司法改革基本保持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零敲碎打状态，审判方式改革开始出现了“瓶颈问题”。究其原因，产生瓶颈的症结并非在于新制度的本身，而是在于审判组织方式制约了新制度的适用。

一、当前我国审判组织的现状及弊端

审判组织是指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组织形式。根据法律规定，目前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组织形式有三种，即审判委员会、独任制、合议制。审判委员会是法院内部集体领导审判工作的组织机构，具有对重大疑难案件的讨论决定权。

〔摘要〕法官员额制实践中存在“案多人少”、审判效率低下、入额法官工作量大等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改革的进程。要积极探索合理的改革机制，借鉴成功经验，将法院司法事务的管理模式、独任法官审理案件的范围和法官助理的预期提升机制等问题及时解决，从而推动法官员额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法官员额制;审判效率;法官助理;案多人少

一、法官员额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自从《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正式确定了法官员额制后，员额制作为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各地法院纷纷展开。经过改革，全国入额法官的数量已经基本确定，即按照改革决策部门确定的入额法官占之前法官总数的39%进行法官筛选。经过筛选，只有不到二分之一的法官成为入额法官，其他没有入额的人员成为司法辅助人员，其中一部分是法官助理。但是各地并没有严格按照39%的比例来确定入额法官，主要考虑到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面积、法院受案数量、法官综合素质以及为法官助理提供晋升的机会等因素，适当地对这一比例进行了调整。北上广发达地区比例超过了39%，某些西部贫困地区，公民普遍法律意识不强，法院受案量较低，入额法官比较低。仅在入额法官的数量上做调整能达到改革的目的吗?法院(副)院长、(副)庭长作为入额法官，其审判业务又该如何完成?在坚持“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的员额制原则时，合议庭又该如何行使审判权?为了提高审判效率，其所受理的案件应确定在什么范围内?独任法官审判案件的范围要不要扩大?司法制度的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法官员额制并不是简单地确定入额法官，而是会涉及到一系列与之相关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各地法院员额制改革并没有达到国家所期望的效果，这项改革必定还要走很长一段路，需要在不断完善中才能走向成熟。

二、法官员额制改革机制的完善路径

(一)法院司法事务的分类管理。通常情况下，法院的(副)院长、(副)庭长都是从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和法官一路走过来的，其工作能力及审判水平毋庸置疑。他们进入法官员额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并且让优秀的审判人员回归审判席，正是这一改革的初衷。但是，他们又是法院行政事务的管理者，因此，这些法官入额存在很大的争议性，争议的焦点是入额后如何真正投入到审判工作中，切实履行审判职责，而院、庭长能否保证办案时间是这一问题的核心，让其完成普通入额法官所需要审理的案件数量比较困难，因为他们既要处理法院的各项行政事务，又要预留部分时间参加各种会议。既有法院系统内安排的会议，也有法院外党政机关召开的会议。显然，留给院庭长用来办案的时间少之又少。因此，不得不将一部分案件派给其他普通入额法官，导致其他普通入额法官的工作量超标，也难以保证在超负荷工作环境下的案件审判质量，似乎有违改革的初衷。部分法院对此进行了大胆的改革探索，比如，珠海市横琴新区人民法院，彻底改变了法院以往的管理体制，即取消了审判业务庭，相应取消庭长、副庭长的职务设置，让相当数量的庭长、副庭长回归到审判工作。另外，该法院将法院司法行政事务按照其性质分为五种类型，对应成立五个办事机构:一是审判管理办公室，主要管理立案信访、案件审理、审判委员会和法官会议以及之前庭长的职务等;二是人事监察办公室，主要负责纪检监察、法官考评和行政管理等工作，其中一部分行政管理工作由院长管理，存在一定的工作交叉;三是司法政务办公室，主要接管的是原来行政装备科和研究室的任务;四是执行局;五是司法警察大队，这两个机构保持原来的工作性质，不做改变。通过上述将审判业务庭改变为各个专门机构的举措，将法院的司法权和行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分离，成功地解决了各个庭长、副庭长占着入额名额而不能全力从事审判业务的难题，也取消了庭长审批、签署本庭裁判文书的任务，将这些法官从司法行政事务中分离出来，从而一心一意审理案件。他们都是拥有多年审判经验的资深法官，一旦投入到审判工作中来，将极大地提高法院的审判效率。另外，审判管理办公室的主任、研究室主任等司法行政管理人员将专门负责人事管理、纪律监察等工作，不再进入审判委员会参与审判业务，由院长、副院长以及其他有审判资历和能力的入额法官组成审判委员会。由此，法官员额制改革进程中的一大难题在一定层面上得到了解决。(二)独任法官审判案件范围的扩大。在司法实践中，合议庭并没有充分发挥的作用，合议庭组成成员对案件的审理基本持放任态度，在庭审最后阶段，主审法官或者审判长都会依照规定询问合议庭成员是否对案件审理有意见或建议，但是大多情况下都是对本案审理没有其他看法，所以无论是三人庭、五人庭还是七人庭，真正全程负责案件审理的只是主审法官或者审判长一人，合议庭变成了一种形式，非但没有提高诉讼效率和诉讼质量，反而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这也是造成法院“案多人少”问题的一部分原因。面对此现状，在学术界中，扩大独任法官审理案件范围，缩小合议庭审判案件范围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相对于合议庭而言，独任法官审理案件能节约大量司法资源。首先，如果合议庭是由一名审判长和两名法官组成的形式时，三名法官参与审理一个案件与一名法官独自审理一个案件，从诉讼经济角度讲，差距是不言而喻的;其次，即使合议庭的所有成员都参与到庭审中，无论是何种组成形式的合议庭，都需要在不同成员之间进行分工或者集体决策，审理案件所需要的时间要比独任法官多出好几倍;再次，在事实认定或者量刑时，如果在合议庭成员之间存在两种以上不同意见，特别是审判长或者主审法官的意见与其他成员的意见不同时，最终案件可能要经过审委会的一番讨论，诉讼效率又会有所降低。如何限缩合议庭审理案件的范围，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对合议庭审理案件的范围要有所区别。在基层法院负责审理的案件中，只有那些法定的“重大”“疑难”案件应当由合议庭审理，其他案件一律由独任法官审理。通常情况下，基层法院受理的“重大”“疑难”案件占总案件的10%以下，有些法院不超过5%。同理，中级法院也不需要一律按合议制的形式审理所有案件，对于上诉案件，可以按照一审的形式，一审是独任制，则二审也采取独任制;一审是合议制，二审相应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至于中级法院受理的一审案件，这类案件本身复杂，理应交由合议庭审理，发挥合议庭的作用。合议庭审理案件的范围得到了压缩，但是，以往流于形式的合议庭又该如何真正发挥作用?只要合议庭继续存在，就有必要让合议庭的所有成员都参与到庭审中。有学者认为，对于所有成员全部都是法官的合议庭形式，必须保证每一位法官都是入额法官，对所审理的案件全程参与其中，采取共同审理、共同负责的做法，一旦出现问题，追究合议庭全体法官的责任。这样，合议庭成员就会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所持的态度与独立审理案件的态度同样谨慎，不会再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消极思想。另外，有人民陪审员参加的合议庭，人民陪审员也应与法官一起，共同审理案件，案件出现问题时，也需要承担一定的审判责任，给予人民陪审员一定的压力才能促使其发挥陪审作用。但是，对人民陪审员追究审判责任的方式，不能与法官一视同仁，毕竟他不是拥有坚实法学基础和丰富审判经验的法官。(三)法官助理逐级预期提升机制的建立。确定入额法官的数量以及入额法官审理案件的各种事项是员额制改革的重心所在，但是法官助理这一重要司法辅助人员也是改革中不可忽视的一类主体。可以说，法官助理制度的完善对员额制的成功改革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设置法官助理制度，将一些审判辅助性工作，比如，起草法律文书、接待当事人、庭前调解等交给法官助理完成，从而将法官从琐碎的边缘性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审理案件，充分发挥法官的价值。在法官的指导下，法官助理不断地积累经验，综合素质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为成为入额法官做充分准备，这也是保证入额法官队伍不断更新、素质逐步提升的重要途径。目前，法官助理等司法辅助人员的晋升渠道依然没有确立，法官助理主要由未入额法官和助理审判员转化而来。改革之后，入额法官的薪资待遇及社会地位较法官助理高，因此，成为入额法官是法官助理所追求的目标。但是，想要通过员额的空缺实现这一目标非常困难，因为待员额有空缺时，未入额法官的年龄又会是限制其入额的最主要缺陷。从当前的现状来看:一方面，未建立法官助理的预期提升机制，严重打击了法官助理的工作积极性，部分人员在看不到希望时选择离职;另一方面，法官助理与入额法官在薪资待遇和社会地位上差距悬殊，但是工作量却不相上下，并且还要承担终身负责的压力，这导致其工作积极性严重下降的同时，又将入额法官卷入到繁琐的辅助性事务中，有违改革的初衷。建立法官助理的预期提升机制对于提升法官助理的工作积极性非常重要。现今，理论界主要存在两种关于法官助理的预期提升机制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建立职业化的法官助理岗位，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法官助理的职业素养和职业经验一般，经过几年的法官助理工作后，也难以胜任法官的工作，不符合法官精英化、专业化的要求。所以，只需在法官助理的岗位内晋升。第二种观点主张打通并扩大法官助理的预期提升通道，满足一定法官助理年限且符合提升条件的就可以正常提升，并且建立法官助理的增补机制。一方面将法官助理作为入额法官的后备军，能够实现入额法官队伍的持续更新，促进实现良性循环，使那些浑水摸鱼的入额人员被真正拥有法官能力的优秀人员所更换。另一方面，法官助理工作是培养入额法官的最佳途径，如果放弃这一最佳途径，仅从律师队伍等其他渠道遴选法官，也许不能保证入额队伍的充盈，恐难以应对日益增长的案件压力。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建立，对法官这一特殊职业的要求越来越高，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势在必行。据有关资料反映，至2000年，我国法院工作人员已达30万，其中有法官职务的25万，而基层法院法官占了其中绝大部分。虽然人员众多，但法官尤其是基层法院法官整体素质却不高。笔者工作在基层法院，就基层法院的法官职业化建设谈一点浅见。

一、从法官职业化内容谈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建设

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从八个方面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就基层法院的实际情况而言，笔者试就法官员额制度、法官助理制度、法官遴选制度这三个热点问题进行阐述。

（一）关于法官员额制度的实行。法官员额制度，是针对我国法官人数过多的现状所提出的，其目的是通过精简法官人数，提高法官整体素质，从而强化司法权威。推行法官员额制度，笔者认为大致分为三步实施：第一步是精简人员。这一步至关重要，也是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过程中难度最大的。在基层法院推行该制度更不容易，由于基层法院受历史等原因制约，部分法官学历不高，不可能再参加司法考试另谋出路。所以操之过急可能给法院正常工作的开展带来隐患。基于此，笔者认为，在推行这一步时，要以稳字当头，合理安置分流人员，能供养的就尽量供养，力争避免淘汰（当然明显不适合继续在法院工作，又不符合供养条件的除外）。改革需要付出成本，但宁愿付出高昂的物质成本，也不能以牺牲工作秩序、改革成果为代价，这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第二步是确定法官员额。各地法院受理案件数量不一，就是同一法院每年受理案件数也在变动，所以不能机械地参照国外或少数几个法院的试点来确定法官员额。故各法院在确定法官员额比例时，应当结合各自实际情况，采取既考虑人口因素，也考虑审理案件数量两者相结合的标准，即综合考虑法官所占人口比例和法院审理案件数量的多少，并以法官工作量为主，同时还应考虑现有人员的状况。法院的硬件建设也是不可忽视的内容，如办公自动化、法庭数量、办公用车等问题都会影响办案效率，从而间接影响法官员额的确定。从我院情况看，管辖区域常住人口86.2万，2000年至2002年，平均每年审结案件6213件，其中民商事案件年平均3133件，刑事案件年平均390件，行政案件年平均23件，执行案件年平均2667件。如果以每名法官每年办结200件案件为参照量，就需要民事法官15名，刑事法官2名，行政案件法官1名，执行法官13名，全院至少共需要定法官员额31名，那么法官与人口比为1：27700。而我院现有法官资格（包括审判员、助理审判员）99人，从事审判、执行一线工作的84人，如果把这么多的法官减下去，基层法院审判压力可能难以想象。第三步任命法官。具体内容将在后面法官遴选制度中加以阐述。

（二）关于法官助理制度的试行。设立法官助理之目的，是让法官从目前庞杂的审判辅助性工作中解脱出来专门从事核心审判工作，从而提高审判效率，确保司法公正。笔者认为，法官助理制度实际上是法官员额制度的辅助，与法官员额制度共同形成职业化建设的核心制度，即为审判工作的高效与公正提供制度保障。第一、法官助理的性质。从北京法官助理的试点中所反馈的信息看，法官助理与我国目前的“助理法官”（助理审判员）相差很大，前者不具有审判权，而后者属于法官系列，自然拥有审判权。法官助理顾名思义就是法官的助理，协助法官开展审判工作，服从法官的指挥。第二、法官助理的工作内容。这涉及到与法官之间的分工。目前我国法官（包括执行法官）承担着送达诉讼文书（包括起诉状副本、答辩状、传票、开庭通知书、裁判文书、执行通知书等等）、组织庭前证据交换、指导诉讼、组织开庭和庭审、制作裁判文书、宣判、卷宗装订等审判工作中绝大部分事务，只有记录工作由书记员完成。繁杂的事务分散了法官的精力，也拖延了办案的效率。笔者设想，设立法官助理后，法官只负责影响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庭审和裁判，其它所有辅助性的工作全部由法官助理来完成，具体包括：送达诉讼文书；组织审前会议；根据法官签署的裁定或命令，对财产进行扣押、冻结、划拔、变卖以及强制执行；整理材料；装订卷宗；执行法官其他指挥事项等。第三、法官助理的任命。法官助理可以从在法院工作多年，并且具有相当法律知识和丰富工作经验的人员中择优任用。参照目前助理法官的任命方式，由法院院长对法官助理进行任命。第四、法官助理的管理。由法官助理完成所有辅助性工作，其权限相当大。为防止法官助理滥用权力，必须加强监督管理。笔者设想，借鉴大立案庭的模式，法官助理主要归口于立案庭，由立案庭庭长负责法官助理的管理和业务指导，但一旦法官助理所协助的案件进入庭审，又必须服从庭审法官的指挥。庭审法官在庭审中发现法官助理有滥用权力的可能，则责令法官助理重新进行工作，并将有关情况通报给立案庭庭长和法院纪监部门。二元式的管理模式有利于加强对法官助理的监督。

（三）关于法官遴选制度的改革。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补充法官人选，必须经高级人民法院组织的统一测试、考核，从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任职资格的人员中择优遴选。”修改后的法官法提高了初任法官的任职资格，规定了初任法官必须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但按照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思维逻辑，此时的法官是指狭义上法官，即不包括目前的助理法官。所以一旦任命为法官，即为审判员，则不存在目前的助理审判员。基于此，笔者认为基层法院补充的法官人选，不仅要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符合《法官法》的任职条件，还应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必须具备优秀的政治品质和司法操守。司法公正是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之一。影响司法改革公正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法官的道德素质。当前存在的司法腐败现象，与部分法官道德素质低下有直接关系。只有具备高度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才能刚正不阿、公正有效地审理各类案件。第二、必须具备完善的知识结构。司法的发展趋势要求具有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不仅要求法官具有较娴熟的法律知识和裁判技能，还要求法官具有广博的人文社会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复合型法官也是培养专家型法官的基础。第三、必须具有精湛的法律思维方式。现代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现代法官如不具备较强的法律思维方式，就理不清法律关系，造成机械执法，达不到法律公平与正义价值的要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初步确立，社会主义法律体体系也初步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必须用法律思维方式去思考、对待和解决社会各种司法现象和问题。第四、必须具有丰富的司法经验和较高的司法技能。法官不是任何人都能从事的职业，它不仅要求从业人员具备娴熟的法律知识，还必须具有应对各种突如其来的纠纷的经验和技能。

为了进一步深化工作改革，促进法院干部队伍建设，我院就干部体制分4个专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了解，现将调查情况汇总如下：

一、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改革措施和建议

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是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一个关键举措，是实现法官精英化的有效途径，但在现实中存在以下问题： 1、法院后勤部门对分类管理存在一定的忧虑心理，因为毕竟很多后勤部门的人员具备法官职务，只是由于工作需要而从事后勤工作，分类管理后不同人员心态不平衡，法官在综合部门不办案件有意见，办案法官任务重、风险大、待遇不高也有意见，法官助理、书记员工作积极性难调动；

2、基层法院案件比较多，息诉止争，化解矛盾是其中心任务，很多案件，均是烦琐的事实调查，有的并不涉及高深的法律知识，目前法院审判人员都比较紧缺，分类管理后，只有少数的人能被任命法官，这少数的法官能否承担如此大量的案件？法官助理的积极性如何调动？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第29条“试行法官助理制度。法官助理是从事审判业务的辅助人员。”由于法官助理的工作非常笼统，不好量化，最终又回到以前的审判模式：法官审理案件和拟写法律文书，书记员担任法庭记录和装订卷宗等，法官助理无所适从；如果让法官助理拟写法律文书，又因法官助理没有参加庭审，必然要通读卷宗，将会出现重复劳动；即使法官助理在法官授意下拟写法律文书，还存在一个责任心问题，因为案件质量的好坏和法律文书的优劣都由法官来承担后果，调动不了法官助理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对法官助理进行考核。又由于法官助理的心理调适有个过程，相当长时间内不能投入工作，以往与法官一样开庭审理案件，如今被剥夺了审判权，仅从事一些与审判业务相关的辅助工作，心理不平衡，工作带有情绪，不愿配合法官工作；而法官碍于情面，许多本应由法官助理做的工作现在都落在法官和书记员身上，法官助理形同虚设，法官压力大。

4、由于法院参照公务员管理，使法官管理也带有行政化色彩，从法官等级就可以看出，行政级别一定程度影响着法官等级的高低，这造成法官的晋升与其法律水平不挂钩，是由其年限、职务、职级决定的。

2003年10月6日晚上，苏力教授在武汉大学珞珈山第一会议室作了一场题为“中国法官教育培养和遴选的几个问题”的讲座，场面照例是人山人海，火暴异常。我早早过去，非常幸运地抢到一个位置坐下来，望着前面后面那许多站着的兄弟姐妹们，我感觉自己很舒服了，虽然因为人多之缘故，空气显得有些混浊闷热。

时至今日（10月14日），我想把苏力教授那晚的讲座内容整理出来，发到网上供网友享用。但是依武大法学院的惯例，讲座一般是没有录音的，一般也是没有人整理讲座内容的；如果是著名如苏力教授之类的人来做的讲座的话，也许可以享受法学院通讯员于事后发一篇通讯报道的待遇。现在这篇通讯报道已经发在法学院网站上，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至少可以通过这篇通讯报道知道一下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新闻要素，法学院在有限的经费和精力的限制下，能搞出这样一篇报道来，大家已经需要感恩戴德了。但我知道许多人想了解那晚讲座的具体内容，所以我也想在我自己有限的经费和精力的限制下，将那晚讲座的具体内容复述出来。然而时间已经过去了8天（因为要先忙司法考试），虽然苏力教授的观点依然清晰地留在我脑海中，但分析论证的细节与过程早就模糊起来了，我又没记笔记，所以不可能复述讲座的原样了，我只能把讲座的内容拆成一个个小观点，凭借记忆中的残存部分加上我的理解，争取把这一个个小观点讲述清楚。根本不可能是原滋原味了，也许已经是面目全非。但实在是没有办法啊，因为是与我们法学院一样，我也是在有限的经费和精力的限制下工作的，你们还能要求更多吗？

下面是讲座的大概内容。

一、对法官素质要求的两种模式。

普通中国老百姓心中的理想法官是包公式的集各种优秀品质于一身的超人，他正直无私，不畏强权，不受利诱，扶弱除奸，智慧超群，无所不能，并且权高位重，不受束缚。这种理想型的法官正如柏拉图所谓的“哲人王”，是人治思想在人们心中的反映。被压迫惯了的孤弱的老百姓总希望有这么一位救世主式的超人法官来为他们伸张正义，而现实是，这样的理想型的法官是不存在的，至少是几百年几千年才能出来一个的。现实中的法官也是凡人，拥有凡人的种种欲求，“争名于朝，夺利于市”，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利往，一有贪污受贿的机会并且可以逃避惩罚的话，便要贪污受贿。希望法官个个具备理想型法官的素质，这是绝无可能的。中国有21万的法官，他们与你我一样，都是凡人，中国司法制度的设计及改革措施必须是基于这样的凡人法官的基础上。制度的改革必须基于现实的条件，理想型的法官是不可能具备的条件。一项运行成功的制度，必然是基于凡人的特性来设计的，将制度的良好运行寄希望于超凡入圣的人，必然是会失败的。须知是制度在运行，而不是人在运行制度。在良好的制度下，人们可以不管是谁呆在上面，人们只关心规则是怎样的，而失败的制度差不多总有这么一个特性：人们关心的不是规则是怎样的，却总是责怪为什么没有一个“圣人”呆在上面，而总是小人得志？拥有几千年人治传统的中国，这样的心理实在是根深蒂固。

二、中国法官素质不足的深层原因

一、传统审判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传统审判模式不符合审判规律。法官承担程序性工作多，浪费审判资源。在“法官+书记员”审判组合模式下，法官不仅需承担审判核心事务，还要承担送达、接待当事人、案件信息录入等审判程序性事务。这些非审判核心事务耗费了法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分散了法官处理核心审判事务的精力，使得法官无法专司核心审判事务，从而影响了审判效率，造成审判资源不必要的浪费。辅助性工作量大，挤压法官裁判空间。法官承担了过多的辅助性工作。关系定位不清，职能发挥不明显。改革之前，担任书记员是为了晋升法官，向法官学习业务知识，法官与书记员之间是“师徒+上下级”关系，很多书记员不安心本职工作，只想等工作年限满足条件之后晋升为法官。书记员的辅助职能不明显。法官与书记员的关系定位不清使得书记员的业务水平不高，影响办案质量。工作权限不明，分工不科学。（二）审判权运行行政化。在传统审判权运行中，院庭长和一般审判员之间，存在着不同情形的层层汇报和层层审批的不成文却具有重要影响的非正式制度。裁判文书由承办法官拟制后须经院、庭长审核并签发后，才能予以。长期以来存在的院庭长审批案件制度、提前请示和汇报制度，从权力行使的过程来看，虽是以审判管理的名义实施，但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命令与服从”的行政管理模式。这种权力运行方式，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本院裁判标准的统一，但使法官的审与判相分离，由此产生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现象，违反了审判的独立性与亲历性原则，与“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精神相违背。（三）审判队伍参差不齐。一直以来，法院干警主要由部队转业干部、招干、大中专毕业生分配以及近年来招考的公务员，人员虽然经过各种形式的法律业务的培训，经过了多年的工作实践，但法律素养仍存在较大的差别。未能按司法规律配置司法人力资源，没有实现法官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和职业化，高素质的人才未充实到审判一线，审理案件质量和效率不高，无法应对案件持续增长的压力。（四）院庭长审判管理权、监督权与审判权混。同院庭长审判管理权、监督权与审判权的界限模糊不清，存在审判管理权、监督权对审判权的干涉与超越的不当情形。长期的审判实践中形成的院庭长签发文书等不成文的规定，使院庭长“凡事必问，每案必管”，法官只对院庭长负责，从而削弱了对案件、事实、法律负责的思想意识。

二、审判资源管理模式的重构

（一）遴选员额法官。2016年3月启动首批员额法官遴选改革工作。经过报名承诺、资格审查、书面考试、民主测评、业绩考核、组织考察、省遴选委员会差额遴选、省法院党组审批和县人大常委会备案等一系列严格的程序，以不超过该院政法行政编制数35%为限。法官员额改革保留了现有审判骨干，保持了审判队伍稳定，通过好中选优、优中选强，切实优化了法官队伍结构。（二）组建新型办案团队。结合前期制定的某县人民法院法官审判团队职责分工及运行暂行规定与某县人民法院执行团队职责分工及运行暂行规定，2016年7月，该院打破庭室界限，重置审判资源，全面组建员额法官与辅助人员相对固定的新型办案团队。根据工作需要，院机关组建12个“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审判团队和6个“法官+执行员+书记员”的执行查控、实施团队；五处人民法庭，按照各自内部分工，分别组建2—3个审判团队。各法官团队由员额法官负责核心审判事务，法官助理、执行员负责专业性辅助事务，书记员负责一般性诉讼辅助事务，将法官团队作为办案单元和管理单元，实现扁平化管理、专业化审判。为配合审判团队建设，充分发挥以法官为主导的审判团队的整体效能，推动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制定《法官指导法官助理庭前准备工作基本指引》，规范了法官与法官助理的工作关系，明确和细化了法官助理处理专业性审判辅助事务的职责。（三）加强司法辅助人员配备。为解决辅助人员不足的问题，任命法官助理11名。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配备司法辅助人员103名，基本满足了日常开庭记录、协助送达和执行等工作需要。创新书记员管理制度，对书记员实行庭审速录类和审判辅助类“双轨制”能级管理，由速录速度快的书记员主要担任庭审记录，由法律基础业务素质高的书记员替代性承担部分法官助理职能，弥补法官助理的不足。将聘用制书记员按技能水平分为初级、中级、高级进行管理，各级对应不同的岗位津贴；设定绩效考核目标，考核结果与书记员每月岗位津贴挂钩，激励书记员爱岗敬业、提升技能，努力打造高素质的书记员队伍，为团队建设提供保障。（四）院庭长办案常态化。制定《关于院庭长办案制度的规定》，实现院庭长办案常态化。对记入员额管理的院长、副院长和其他院级领导必须到一线办案，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编入相对固定合议庭，除参加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外，还要直接主办或参加合议庭办理案件。对于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指令审理案件由入额院领导和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负责主审，与原业务庭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必要时组成委员合议庭审理。院庭长主办案件或者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作为履行审判职责的一项重要工作，纳入对其工作的考评和监督范围。

三、提升审判管理质效的进路

（一）建立新型审判管理机制。1.落实司法责任制。推行司法责任制改革措施，现已全面落实员额法官的司法责任。所有审判案件，除少数由审委会讨论决定的以外，独任审判的案件由独任法官自行签发裁判文书；合议庭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合议庭成员签署后由审判长签发，院庭长不再审核签发裁判文书。实行法官会议集体研判疑难法律问题制度，为法官办案提供智力支撑，法官会议研判意见供法官、合议庭参考。入额院庭长主要审理相对复杂案件，除参加审委会讨论、法官会议集体研判外，院庭长不得单独就自己未参加审理的具体案件向独任法官或合议庭发表倾向性意见，切实保障法官独立裁判。构建独立裁判的运行保障机制。分层次建立了法官联席会议、专家法官会议及民商事和刑事行政两个专业法官会议集体研判疑难复杂案件制度。2.强化院庭长监督管理。完善院庭长的审判管理监督机制。加强院庭长对审判程序事项的监控，案件更换承办人、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延长审限和案件中止等诉讼程序事项，需经庭长审核后报分管院长批准。实行审执流程节点和审执限周报制度及裁判文书报备制度。出台了《关于审判管理和监督工作的若干规定》，厘清院庭长管理监督权力与法官审判权力的界限，规范院庭长的审判管理职能，明晰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的界限，将监督管理重点放到程序事项审核批准、审判工作宏观指导、审判质效监督管理以及排除不当干扰等方面。将充分运用信息化平台，对案件办理和监督管理实行全程留痕，实现制度机制约束的全流程可视化。3.加强诉前调解与速裁工作。人民法院正在成为引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力量，加大诉调对接工作力度，完善诉调对接基础设施建设，设置人民调解室，建立相对固定的人民调解员队伍，开展诉前调解工作。加强各基层人民法庭登记立案与庭前准备、庭前调解一体化工作。深入推进诉前调解工作，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深化立案登记制改革，赋予各基层人民法庭相应的立案职能，方便辖区群众立案。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4.建立诉前评估鉴定程序。在诉前调解阶段，将需要进行评估、鉴定的案件由诉前调解法官负责协调，特邀调解员和司法技术科负责实施，在正式立案前先行进行评估鉴定，制定《关于诉前评估鉴定程序的若干规定》，将该项工作措施制度化，规范化。案件评估鉴定程序前置，有效提升了案件审判效率。（二）优化审判管理方式。1.建立和完善案件动态调剂制度。根据办案进度，实行案件动态分流调剂制度。强化对各审执团队质效指标的调度，每月汇总审、执团队质效数据，进行全院通报，适时调度。完善审判团队的案件动态调剂制度，合理划分调剂组合，以员额法官未结案数和月结案率两项指标为调剂标准，按照各团队结案进度，实施调剂4次，调剂案件162件，有效提升了审判案件的结案均衡度。规范案件繁简分流，强化简易程序适用。2.加强类案指导。建立并不断完善刑事类案指导性案例库，开展案例指导工作。制定《关于刑事类案案例指导制度的规定（试行）》，在院局域网设立刑事类案指导性案例库，类案指导性案例作为刑事裁判定罪量刑的参考，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保障适用法律一致。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刑事案件类案同判的目的。3.推行要素式审判。对离婚、机动车交通事故、劳动争议、民间借贷和金融借款等常见案件类型，梳理法律关系构成要件，分别整理各类型案件的《审理要素确认表》和《审理要素对照表》，由当事人和法官特别是法官助理填写，帮助法官和法官助理明析案件审理思路和基本要素，解决庭前准备工作无章可循的问题，为规范法官助理庭前准备工作提供指引，促进一次开庭成功率的提升。4.建立法官业绩考评机制。研究部署落实上级法院指导意见，探索建立法官绩效考核工资分配办法。法官业绩主要考评办案数量、办案质量、办案效率和办案效果，并结合综合审判调研等工作内容，综合反映责任轻重、办案质效、办案难度等因素，综合形成法官业绩考评，研究确定审执工作的指标体系，对各员额法官进行全方位考核。理论调研、信息宣传、日常考勤等亦纳入绩效考核内容。成立法官考评委员会、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5.建立审判辅助人员业绩考评机制。以岗位职责和承担的工作为基本依据，全面考评审判辅助人员德、能、勤、绩、廉，重点考评工作情况。各审判、执行团队建立法官助理和书记员工作台账，对法官助理的跟案、调查取证、庭前调解、草拟法律文书等情况，以及书记员跟案情况建立明细，提供基础数据，政策研究与审判管理团队每周逐月进行统计。（三）加强信息化建设1.推进透明阳光司法。以信息化建设为依托，建立和完善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和执行信息公开三大信息平台。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便民工作提高办案效率的若干意见》等相关规定，从立案、送达、审理，到宣判、执行各环节，进一步规范工作流程。2014年以来，向当事人发送执行进展信息3万余条，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裁判文书26，697篇。加强法院政务网站和政务微博自媒体建设，扩大司法公开的覆盖面。2.加强智慧法院建设。推行网上公告、电子送达、远程视频开庭等措施，提高审执质效。2016年8月在开通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所有执行财产均在该网拍平台公开拍卖，确保拍卖工作公平公正、高效便捷。至2016年底，经淘宝网拍卖平台拍卖后处置执行财产42宗8000余万元，在实现透明拍卖的同时，也为当事人节省了大量拍卖佣金。

实现法官职业化是法院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重要任务，法院需要职业化的法官来满足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人民对诉讼现代化的要求。只有实现法官的现代化，才能实现法院的现代化。培育现代司法理念应从法官职业化谈起，基层法院处在司法改革的前沿，最容易感受法官职业化的艰辛。笔者认为，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应当选择合适的路径，只有方向正确，自上而下，才能确保司法改革的目标，寻找到法官职业化共性的东西。笔者认为法官职业化应从以下几方面抓起：

一、抓住机构改革、人员分流的机遇，有步骤地引进高素质法官，加强人才储备，抢占人才高地，为文明司法、精英审判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法官职业化的实质和目标是法官的精英化，精英法官的集团化，造就一批职业法官阶层，用法官整体水平的提高来支撑诉讼现代化的需求。

二、大力加强教育、培训工作，提高法官职业能力。有知识的人未必能力强，专业知识与审判实践有着一定的距离，但是不掌握最新的司法理念和法学理论，审判水平的提高将成为空中楼阁。而且由于基层法院审判、执行等具体业务工作繁忙，来不及及时学习和更新知识。然而，只有变学历教育为终身教育，法官在职业化进程中才能永葆青春与活力；只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积累，审判能力才能不断地增强。

三、积极推进司法改革。按照十六大提出的改革要求，完善法院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在职权划分上，将行政管理工作与业务管理工作分开，即不以行政化的模式来管理法院，转变法院领导大小事全管的现状，按照行政管理和审判管理的规律办事。按照这种改革思路，首先应改革审委会职能，将其职能向总结审判经验和研究重大决议转变，另外建立审判长联席制度（也可称为审判长会审制度），可由分管院长或庭长主持，全体审判长参加，定期研究案例，共同提高审判水平。逐步实现审判管理由“外部”向“内部”管理转变，由他律向自律转变。法官个人和团体的独立审判权都应受到尊重。同时还应强化审判长职责，发挥审判长的能动作用，将审判权力逐步向优秀审判长倾斜，并加强审判长的选任工作。采取这一举措也是为实行法官员额制创造条件。

四、实行法官助理制度应注意保持法院“减员”与增效的统一。推行法官助理不能搞“一刀切”，应在充分的竞争和选择后作出。赋予法官助理的职权不能过小，因为在基层法院，法官助理在法官的指导下应承办一定数量的简易案件和调处纠纷，以实现审判资源的合理配置。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

五、建立法官、行政人员的技能考核制度。根据法官、行政人员的工作性质建立各自的工作档案，建立全院干警技能考核档案，按照学历、审判技能表现实行定量与定性考核相结合，长期、短期考核相结合，并进行一定的档次评定，以促进人员的合理调配，为人员的奖惩提供合理的依据，使法官的综合实力提到充分量化。可借鉴其他国家法官司法技能的考核办法，制定职业法官技能的考核标准。

论文关键词：证据展示；主体；界定

论文摘要：证据展示制度伴随着英美法系庭审抗辩制而产生，已逐步成为当前国际司法界的通行做法。在我国确立证据展示制度，已成了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共同呼声。然而，对于证据展示参与主体的范围问题，争议颇大，尤其是被告人和非律师辩护人能否参加证据展示，以及由谁来主持证据展示。从展示的价值取向和目的以及我国实际情况分析，应由法官助理来主持，被告人和非律师辩护人可以参加证据展示，应成为证据展示的主体。

美国大法官特雷勒说过：“真实最可能发现在诉讼一方合理地了解另一方时，而不是在突袭中”，因此，刑事诉讼中能使控辩双方互相知悉的证据展示制度，无论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都早已是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而在我国却仍处于理论探讨和个别司法机关实践中尝试的过程之中。新律师法的生效实施，使得证据展示制度成为了程序法领域最热门的话题。本文仅选择刑事证据开示的主体这一角度展开论证分析，提出在证据展示程序中参与主体的相对合理的配置建议。

问题一：谁来主持证据展示活动

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参加者应包括控辩双方是没有争议的，但由谁来主持，在国外，一般都是法官。在我国理论界，观点不一：(1)法官作为案件的裁判者，在诉讼中处于中立的法律地位，他既不享有开示权利，也不承担开示义务，因此法官不应成为证据开示的主体，也即不能充任主持角色。(2)只有控辩双方参与的证据开示活动由于缺乏监督和制约，存在相互“勾兑”的可能，从而可能有损司法公正，因而应由法官来主持。[1](3)只有在控辩双方对是否需要展示存有异议的情况下，才应由法官主持。(4)应引入一个中立的司法审查机构，即建构我国的刑事预审程序，由预审法官主持证据展示程序。[2]

诚然，法官是中立于控方和辩方的第三方，没有证据开示的权利，也不承担证据开示的义务，但证据展示是控辩双方在庭审前相互出示证据、交换与案件事实相关联证据并发表意见的诉讼活动，其参与主体并不仅限于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是否需要该项活动的、独立于有利害关系的中间人来主持，关键得看诉讼活动的性质和该项制度的价值取向，因此，“观点一”以权利和义务来排除法官主持的必要是不能成立的。其次，借鉴国外的制度并不是简单的移植过程，必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予以本土化改造，或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相关配套制度，而“观点四”认为应建立独立的司法审查机构来主持证据展示活动，笔者认为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不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因为这不符合我国的宪政体制。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律师杀光。”——莎士比亚[1]

研究中国基层司法制度，当然不可能脱离对法官的研究，甚至有必要以法官为中心。本编就是这样的一个努力。但是，中心化不应导致对边缘的遗忘，用法官的概念置换了“基层司法制度”的概念。因此，作为本编的第一章，本文想介绍在以法院（或者加上检察院）为中心的传统的规范性司法制度研究中容易忽略甚或根本看不到的中国基层司法中一些人和事，以及这些人和事的意义，同时为下两章专门讨论法官做铺垫。本文并不想集中讨论某个专门的司法问题，只是希望这些介绍会引出读者思考一些其实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为此后的司法制度和法律理论研究者提供一个尽可能宽阔的研究视野或框架。

一．乡土社会法律人概述

我在前面的论文中已经说过，现代的司法其实是一种很强调并日益强调“格式化”的纠纷处置过程。[2]一个民间的纠纷，要变成一个可以由法院处理的（judiciable）案件，并且能够实际通过这一司法的过程，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它需要法官，但是仅仅有法官——一个适用规则、裁决纠纷的人——是不行的。现代的司法已经不可能像马锡五审判那样，由一个有足够个人魅力的集裁判官/政治家于一身的人依据其个人的美德和智慧做出符合天理人情国法的决定。[3]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这种理想的司法人物已经随着现代化、职业化和专业化而逐渐失落了，[4]作为一种司法范式，甚至有可能被永远地拒绝了。如今的司法，即使是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法学家视为还很不完善的中国司法，从根本上看也属于一种现代型的司法。所谓现代型司法，我是指一个由多种法律人相互合作、协作完成的职业化的工作流程，这一过程更像是一个工业流水线；法官的工作仅仅是这一流程中的一个部分，而初审法官的工作也只是法院系统职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法官只是现代司法运作中的一颗“螺丝钉”，尽管是不可缺少的一颗。

假如不考虑中国共产党获取政权以前的近现代中国，这个司法的转变过程实际上从1949年以后就已经开始了，[5]尽管“”中断了这一过程。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司法已日益强调专业化；特别是到了90年代以后，中国进行了重要的庭审方式改革，对专业化的依赖和要求都更高了。对于基层司法而言，其中最重要的也许就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以及相关的一些庭审程序的改革，法院的审判甚或调解均日益变成一个专业化的叙事，在程式上变得更难为普通百姓接近，而必须有一些知晓法律的人员协助。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系列与法律相关的职业（例如律师、公证）在城市地区开始兴盛起来。研究当代中国的司法制度如今已经不可能不——哪怕是附带地——讨论一下这些制度。同样，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的司法，即使是民事司法，不可不关注的方面就是在乡土社会中保证这个司法体系运作的一系列相关的人。

在1980年代甚至1990年代以前，所有与这一体系相关的人都基本属于政府系统，当时且至今为中国人熟悉的一个概念就是“政法系统”。这个系统包括了公检法司等机构，其人员则包括了法官、检察官、警察、公证员以及后来日益脱离政府色彩而变成个体职业者的律师等。但是，“政法系统”的概念是一个政治性范畴，其基本视角是政府社会控制的视角。由于律师和我在下面将讨论的法律工作者的出现，以及这些人的社会认同的变化或转变，以及由于司法活动的专业性增强，如今用政法系统的概念已经很难有效且恰当地理解和分析中国司法制度的结构和运作了。从社会生活的角度看，法律已经如今更多是一种社会职业，对这一职业的要求已经日益从先前的政治性转向专业性。因此，从社会研究的视角来看，一个替代的但是可能更具涵盖性且更具分析力的概念可能是“法律人”。这个概念强调这些人的工作的职业性质。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大多数原先的政法口的专业工作人员可能落入法律人的范畴，但是许多在政法委工作的机关干部以及在公检法工作的司机、文秘也许就不能称为“法律人”。而另一方面，有时可能会被视为同政法机关作对的律师如今到成为法律人中的天经地义的核心成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