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责任制度范文10篇

一、侦查阶段的法官责任

由于古代的司法制度不像现代的司法制度那样分工明确、阶段明晰，所以本文所指的侦查阶段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审前阶段。笔者将这一阶段的责任归纳为三种：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责任、违法检验的责任和违法刑讯的责任。

（一）违法采取强制措施的责任

唐律关于采取强制措施的规定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审前逮捕，二是受理后羁押。审前逮捕与现代意义上的侦查中的缉拿归案意义相仿。唐律既规定了逮捕违限的责任，如：各级官吏对所辖地区内发生的强盗、窃盗和杀人案件，必须在法定的三十天之内捕获，否则要追减三等处罚。又规定了逮捕迟缓的责任，《唐律·斗讼》规定：接到有人犯强盗、杀人及盗窃案件的告发而不立即逮捕犯人的，“一日徒一年。窃盗，各减二等。”第二种受理后羁押的责任，唐律分为应羁押而不羁押的责任和不应羁押而羁押的责任两个方面。如《唐律·断狱》规定“诸囚应禁而不禁，……杖罪笞三十，徒罪以上，递加一等。……若不应禁而禁……杖六十。”同时还规定了类似于今日取保候审的保候制度，司法官不依法保候的，要按“不应得为”和“故失论”受到处罚。

（二）违法勘验检查的责任

我国古代法律非常重视作为在侦查案件当中使用的重要手段的勘验检查，规定所有的勘验检查都必须依法进行，违者要负法律责任。《唐律·诈伪》中规定“诸有诈病及死伤，受使检验不实者，各依所欺，减一等。若实病死及伤，不以实验者，以故入人罪论。”而明律又将此责任分为失出入人罪与故出入人罪，前者是指规治由于过失而检验错误者致使错判的情况，而后者则是针对受财后故意检验不实的情形。

摘要:法官责任豁免制度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之一。针对目前实践中法官责任豁免制度存在的问题，可通过提高法律位阶、形成主客一体“行为中心主义”的认定标准、构建司法化的追责程序等完善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维护法官权利、司法公正。

关键词:法官责任豁免;法律位阶;责任认定标准;追责程序

1问题的提出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法发〔2015〕13号)(以下简称《意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目前，错案责任追究制是法官责任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但一味追求社会公正、忽视法官职业保障的社会现状与司法责任制度设立的初衷相背离。法官并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仅是通过技能训练、拥有法律思维的常人，应给予一定的豁免权，否则难以真正实现司法公正。法官责任豁免是指法官在行使职权过程中受到法律的保护，法官的一些履职行为不会受到法律追究。有观点认为，法官应该拥有绝对的豁免权，对法官进行责任追究就是对司法独立的冲击，不利于法官独立行使司法权;也有观点认为，应当对法官进行严格的控制，不应该实行法官责任豁免［1］。两种观点皆有其不合理之处，第一种观点不利于约束法官的行为;第二种观点不利于维护法官的合法权益。实行法官责任豁免应当在法官独立与法官责任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不仅有利于维护法官的权利，而且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2］。

2我国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的立法缺陷

2．1立法位阶低

摘要:完善审判权运行机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已成为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核心字眼。纵观现有法律规定，现行的审判权运行机制设计，均无法为实现主审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目标提供体制保障。构建科学、有效的审判权运行机制，必须深入研究审判权运行的内在规律，对审判权运行和配套机制进行重新定位与设计，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判权运行机制，确保法官能够依法独立办案。

关键词:司法责任制;主审法官;审判权运行机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掀开了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序幕，标志着司法体制改革迈入新起点，进入快车道。当前，最高人民法院就法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试点中原则性规定较多，但并未就具体改革措施给出明确意见，这就需要我们各级法院积极探索创新审判权运行新机制，最大限度地保障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司法裁判权。

一、审判权运行机制的理论概述

审判权是国家司法权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一种中立性、正当性和终极性的权力，对纠纷的裁处具有终局性和权威性，其运行程度，往往代表着国家法治化的发展水平。审判权运行机制是国家机器专政职能的体现，是法官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甚至在诉讼之后运用审判权裁判案件的过程。

(一)审判权运行机制的价值目标

摘要：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海南采取了如下措施：一是实行了立案登记制度；二是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三是实行司法责任制；四是推行了诉讼诚信制度。这些改革措施，有效地防范了行政权对司法权的侵入和干扰，突出了法官在审判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中心作用，理清了法官和辅助人员的职责关系，提高了审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关键词：司法改革；审批权；司法权

一、海南司法体制改革的内容

海南是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省份，如何在首批试点改革中闯出一条成功的路子，各试点省市乃至全国的司法单位都在翘首关注。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高度重视，院领导多次深入基层调研，研究司法体制改革工作，集思广益，在此基础上结合本系统法院的特点制定工作方案。该工作方案主要涉及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法官员额制，司法责任制和省以下法院机构，人财物省级统一管理等四个方面内容。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是将法院人员分为法官、审判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实行分类管理。改革之前，人们习惯将法院工作人员称为法官，仅此就反映了法院岗位职权不清晰，各类人员的工作存在交集与权限不明状况，容易造成工作的推诿、争执，从而影响到最为重要的审判权的行使。海南司法改革之一首先就是要把司法工作人员进行科学分类，明确各自职权范围，使之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发挥应有的作用。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突出法官在审判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和中心作用，理清了法官和辅助人员的职责关系，为提高审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奠定了基础。法官员额制，是对法官在编制内实行员额管理。人是改革的主体，也是改革的对象。员额改革是真正触动法官利益的改革，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董治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司法人员分类管理是司法改革的‘牛鼻子’，而法官选任是‘牛鼻子’中的‘牛鼻子’。司法改革的目的就是通过竞争让能者上庸者下，树立法官职业的尊荣感”。审判岗位需要的是符合“主审法官责任制”和“合议庭负责制”需求的法官，要在同一平台上通过考试+考核（考试40%，考核60%）方式，优中选优。董治良院长还提到，司法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决定在5年过渡期内，未选任为法官的现任审判员、助理审判员转任法官助理或司法行政人员，法官职务保留，现有待遇不变。以此通过不断优化三类人员员额比例，逐步使全省法官、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员额分别达到39%、46%、15%的控制目标。目前，通过考试加考核，已确定1133人为海南省法院法官任选名额。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还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与法院相适应的职数比例和职务序列，完善法官及其服务人员分类管理制度，保证了法院各类人员各归其类、人尽其才，确保公正高效地履行审判职能。改革中还确定了法官等级与级别的对应关系，明确了各级法院法官的设置规格以及各级法院法官的职数比例，并对法官等级与级别升降的条件等进行了规范。法官单独职务序列的建立，改变了过去审判机关以内设机构为基数计算职数比例的状况，促进了业务部门和综合管理部门的精简整合，减少了审批层级和环节，淡化了行政色彩，为依法履行职责奠定了基础。司法责任制，又称办案责任制、错案责任制，是指审判主体对其承办的案件作出裁判，应当予以负责，对于因其过错导致错案错判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即“谁审理、谁裁判、谁负责”。司法责任制明确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成员的办案责任，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外，一般案件不再经过院长、庭长的审批，裁判文书也不再经未担任主审法官的院长、庭长签发。司法责任制改革突出了主审法官的主体地位，强化了主审法官的权责，对所办案件终身负责，这样就形成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管理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变了过去行政化的报批程序，回归审判权于主审法官和合议庭，院长、庭长不再对未经自己主审的案件负有法律责任，承担的是与之职务相适应的审判监督职责。省以下法院机构、人财物实施省级统一管理，这分为622018年第9期（总第78期）法律两部分，对人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法官统一由省提名、管理并按法定程序任免的机制。对财物的统一管理，主要是建立省以下地方法院经费由省级政府财政部门统一管理机制。省级统管是对司法管理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试点，积累经验后再逐步推开。

二、海南司法改革的着力点

（一）实行立案登记制度作者:单位:将立案审查制度改为立案登记制度，解决了多年来未能解决的“立案难”的问题。立案登记较之立案审查有许多制度上的优势。1.法院对诉讼要件实行立案登记制度。司法体制改革前，法院立案采取实质性审查制度，即主要审查主体资格、法律关系、诉讼请求和证据，由于普通百姓对法律程序认识水平有限和法院存在案多人少的现实矛盾，导致很多案件法院应立而未立。立案审查制度改为立案登记制度，法院只是核对一审案件和最初提出申请的案件，对符合规定的起诉、自诉、申请等，一律接受诉状，当场登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也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决定是否立案；对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法院依法裁决不予受理或不立案并书面载明理由，当事人不服的，可以提出上诉或申请复议。自2015年5月1日全面实行立案登记制度以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全省符合立案条件的由立案法官当场立案的有3302件，占总收案4346件的76%，同比上升1.14%，提高了效率，方便了群众诉讼。2.法院“有案不立”等违法行为将受到追责。立案登记制度改革简明言之就是法院不能随便拒收百姓的诉状。对有案不立、拖延立案、人为不立案、干扰立案等违法行为的，百姓可以提出上诉或申请复议，法院监察部门加大监督力度，对一般的违纪行为依纪追责，造成严重后果和严重社会影响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立案登记制度改革既方便群众进行诉讼，也是对司法权威的一种保护。任何单位、个人都不能擅自提高门槛，滥用权力干预法院立案。3.违法滥诉将受到更严重的制裁。行使诉权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但法律也禁止一切打着行使诉权的幌子恶意诉讼、滥诉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法院对此的处理措施就是驳回其请求并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作者:单位:“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明确侦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这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具体要求。审判是诉讼的中心环节和最后的一道防线。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的就是有效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彰显审判的中心作用，推进司法公正。推进以“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主要体现在刑事案件上，使庭审成为确定罪、责、刑问题的关键环节，对先行的侦查、起诉、审判以及证据规则产生重大的影响。1.“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及价值作用。“以审判为中心”是指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刑事审判阶段是整个刑事诉讼的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犯罪嫌疑人刑事问题一律必须通过依法审判来判定，审判是判定犯罪嫌疑人刑事问题的唯一环节。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是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在刑事诉讼各阶段关系上，立案是诉讼的开始，侦查为审判做准备，起诉开启审判环节，执行是审判结果的落实。侦查、起诉、执行都服务和服从于审判，因此，审判阶段是整个刑事诉讼的核心环节。“以审判为中心”要求主审法官要高度重视庭审的作用，防止庭审的形式化、虚置化。“以审判为中心”强化审判的重要地位，但并不否定其他阶段的价值功能。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彰显了审判的重要作用，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其一，充分保障被告的人权。在刑事诉讼中，被告对抗的是国家机关的起诉，庞大的国家机器显示了被告的弱小，因而在审判中必须尊重被告的主体地位，充分保障被告及其辩护人行使诉讼权利，防止非法剥夺其权利。其二，预防冤假错案的发生。确凿、充分的证据是法院审判刑案的唯一标准，“以审判为中心”必须高度重视举证、质证、认证各庭审环节，侦查机关提供的证据在法庭上必须接受控辩双方的检验，通过质证有助于排查非法证据，有证举在法庭，有理说在法庭，通过举证、质证、认证的环节，对证据得以充分的检验，保障证据的确凿与充分。其三，有利于直接言词证据的落实。强调证人、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证的作用，保障庭前形成的书面证据材料接受调查与检验。2.“以庭审为中心”是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重要手段。“以审判为中心”的核心环节在于法庭对案件的审理，而法庭对案件的审理正是呈现给社会司法是否公正的体现，只有庭审工作得以公开化，接受社会及其民众的监督，依法行使审判权，司法公正才有保障。2013年10月，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提出“审判案件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以审判为中心”将庭审列为审判中心的重心，但“以审判为中心”并不等同“以庭审为中心”。“以审判为中心”是在整个刑事诉讼各阶段中，以审判为中心，其他各阶段都服从和服务于审判，而“以庭审为中心”是在审判工作中最能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手段，对被告定罪量刑的事实证据调查，定罪量刑辩论，裁判结果均在庭审中进行，因而可以说“以审判为中心”是“以庭审为中心”的前提和保障，“以庭审为中心”是实现“以审判为中心”的手段。3.“以审判为中心”对各职能部门的影响。“以审判为中心”强调了庭审的决定性作用，突出了主审法官的主体地位，但并不能忽视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之间的相互协作与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障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以审判为中心”就是一切按照审判的标准衡量被告的行为，强化审判对侦查工作的反向制约，这就要求侦查机关依法收集证据，提高固定、保存、审查、运用证据的能力，按照审判时的证据认定规则提升侦查水平。在庭审中与被告对抗的检察机关面临更大变数，证人出庭、交叉询问、非法证据排除等将添加更大压力，意味着对检察机关的公诉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使得检察机关对侦查部门的引导和规制将进一步增强，同时，审判也离不开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宪法规定法院有独立的审判权，但并不意味着审判是法院唱“独角戏”，法院要做好与侦查、起诉的衔接配合，建立完善的沟通联席机制，提高庭审质量，确保庭审实质化要求落实。“以审判为中心”，要求主审法官重视控审、侦审关系，完善证据规则，确保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审判结论形成于法庭。（三）实行司法责任制作者:单位:司法责任制是海南司法体制改革中的又一亮点。2015年3月1日，司法责任制在海南省各级法院试点推开，大刀阔斧推行“去行政化”改革，扫除影响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力的体制机制障碍，取得初步成效。万宁市法院院长戴义斌说，自推行司法责任制改革后，今年上半年万宁法院收案1526件，结案1085件，结案率71.1%，较往年有大幅度提升，说明法官庭前准备扎实，合议高效务实。为了进一步推进司法责任制，提高办案含金量，海南省三级法院采取有效措施配合司法责任制推行。1.设立法官会议制。推行司法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让审判权回归主审法官和合议庭，这是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海南建省晚，支援建省的第一批法官正面临退休高峰，虽然近几年海南法院招进不少年轻法官，这些年轻法官法律知识扎实、思维敏捷，但因缺乏办案经验，遇到一些重大、敏感、尺度有待统一等三类案件时不好把控尺度。为了提高司法责任制的含金量，海南省三级法院集思广益，率先为全国司法责任制创建了一条“借脑”的途径，即建立专业的法官会议制，就那些重大、敏感、尺度有待统一的案件，通过法官会议组成人员陈述意见，为主审法官办案提供业务咨询，法官会议制并不否认司法责任制，法官会议具有咨询性质，讨论结果仅供法官、合议庭参考，法官会议意见是否采纳，由主审法官、合议庭决定，审判责任仍由主审法官、合议庭承担。2.统一司法尺度。法官员额制是海南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经严格层层筛选，大批年轻法官充实法官员额，这些年轻法官将在海南法院未来的审判工作中充当主力军。全省1133名员额制法官能否挑得起司法责任制这副重担？逾1/5的年轻法官能否承担起这份责任？这是摆在各级法院面前不可忽视的事实，为此，海南省高级法院为了稳步推进司法责任制，率先提出统一司法尺度，目的就是保证司法尺度和裁判标准的统一，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最大限度避免或减少“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这个统一司法尺度就是海南高院编制的《海南法院类案参考》指导书。《海南法院类案参考》分为刑事、民事、行政和执行等6册，共收录318个案例，基本涵盖了海南法院近些年审判实践中常见的、多发的、具有代表性的案件，类案参考满足了主审法官裁判的需要，对主审法官裁判案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四）推行诉讼诚信制度作者:单位:诉讼以立案开始，当事人的诉讼与法官依法审判都需要双方建立在诚信基础上。按照中央、省委要求，海南法院在推行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过程中，及时建立领导干部干预、过问案件全程留痕制度，以确保主审法官和合议庭独立公正审理案件，不受外界干扰。一旦查实领导干部不当干涉案件，将受到严厉的行政处理。同时，也为了反对当事人制造假诉、恶诉、缠诉，坚决制止伪证、假证、匿证等不诚信行为，海南省高院向社会公告推行《诚信诉讼提示书》和《诚信诉讼保证书》制度，对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的诉讼诚信义务予以明示告知，并要求在诉讼和执行过程中宣读和签署《诚信诉讼保证书》，同时告知违反诚信诉讼的后果以及不签署的后果并录入社会诚信系统。

一、外国法官职业研究的启示

在德国，想要成为法官、检察官或者律师，一个基本前提是在大学学习过法学，学习时间至少要达到三年半即七个学期。在学习结束时必须通过第一次国家司法考试。此后是两年的司法实习，“法律实习生”要在法院、检察院、行政机关以及律师事务所等不同岗位上工作以得到全面培训。两年之后他们要通过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通过者为“法学毕业生”。他们要想成为法官还必须向国家提出申请，并按照申请人的水平(两次国家司法考试的成绩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来决定。如果被录用为法官，则他首先成为“见习法官”，即有可能被国家解职，而不需要严格的前提条件。但是在辞退一名“终身”(指直到退休为止)法官时需要符合一些条件的。总的来说只有极少数法官在试用期被辞退。大多数都会在随后的3至5年内，被任命为“终身”法官，并同时在一所法院得到一个长期固定在那里的正式职位，从此该法官便享有了完全的法官独立性。

在美国联邦法官是由总统任命的。美国宪法第三条规定联邦法官不仅任命终身，并且任职期间不得被减薪。这一规定被视为联邦司法系统独立性的主要保障。美国宪法还规定，只要“行为良好”，联邦法官得任职终身，只有经过美国参议院弹劾才能被免职。正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其著作《联邦党人文集》中所称：“没有什么能够像法官终身制对司法稳固和独立作出如此重大的贡献。”

不论是德国的直到退休为止的“终身”法官，还是美国联邦法官真正意义上的终身制，它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即无论从事实理由还是从程序上，辞退法官都被严格地限制。而法官的终身制是实现司法独立的重要基石，同时它也是法官司法责任的重要前提。让我们借用一下民法上主体的民事行为能力与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二者的联系是凡依法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者，均具有民事责任能力。只有在民事主体独立参加民事法律关系，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时，才可能具备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而要法官勇于承担责任，其重要的后盾就是法官的独立。试想一个尚未完全独立的法官，怎么可能用那脆弱的肩膀去承载司法责任这一重担?

当然，法官终身制不是外国法官敢于承担司法责任的唯一原因。通过对外国法官职业的研究，法官的自我信任、自我尊重、自知之明，即法官的意识也是一个法官能够尽职尽责作出裁判，不惧怕司法责任的又一重要原因。例如德国的法官，他们有很强的自觉性和自知之明，在成为法官后不经他人监督而乐于进行继续教育，这是出于对法官职业荣誉感的内省，法官们不愿意被人指出他犯了一个本应避免的错误。

二、对中国司法独立与司法责任关系的反思

摘要：目前，我国司法改革顺利完成，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的司法责任制全面铺开，法官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制度已经确立，但相对应的法官责任豁免制度却未明文确立起来，为了进一步落实法官权益保护及实现司法公正，本文运用比较方法，结合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拟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官责任豁免制度。

关键词：司法改革；法官责任；豁免

本文在比较法视野下，采取例示的方式认为：我国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的完善，需要从法官自身素质建设、采取有限豁免原则、明确豁免权界限等方面展开。

一、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的概念

法官责任豁免制度在我国并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通常认为它是指在司法活动中，法官做出的错误裁判，是非主观原因导致的，对这种错误，法官不受追责。它是在现代法治理念下，国家法律体制给予法官的一项特权，包括以下内容，第一，依法裁判是法官责任豁免的前提。因此，法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行为必须承担判错案的法律责任。而法官依据案件事实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相对应的法律规定，做出的合理裁判，即使与事实真相不符，法官也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第二，不忽视客观原因对裁判结果的影响是研究法官责任豁免制度必须考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人是社会人，不存在绝对的理性，而法律规范又不能完全对每一种社会关系、法律纠纷加以描述，司法的过程又必然是由法官通过当事双方提供的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法官作为中立的居中裁判者，并没有也不能有帮助当事人寻找、提交证据的义务，除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外，皆应由谁主张谁进行举证证明。如果当事人向法院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自己的主张成立，即使案件客观事实确如其所言亦应按照证据规则做出不利于举证不能方的法律裁判。近几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陆续公布了一些指导性案例，这些案例虽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我国属于成文法国家，其具体如何操作性也有待考量。成文法的制定与修正总是要落后于社会发展，不同审级制度下的法官在具体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由于个人理解力、从业经历的不同，对法规认识的也不尽相同，做出的判断自然也就不能完全一致。第三，正确对待审理案件过程中出现的不可控因素。随着司法责任制的全面铺开，错案追究的措施、数量也呈上升趋势，这其中不乏依法裁判的案件，所做的裁判从法律角度上看均没有问题，但自身却因此承担了严重的法律责任。这样的“错案”是否应定为错案尚有讨论的余地，那么更不应该由法官来承担这样的“错案”责任，否则还会有多少法官敢于依法自由心证地下判决呢?

二、域外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的规定

这个课题，原本是“关于法院法官和工作人员绩效考核问题的调研”，但在我，绝无法忽略法官这个群体的特殊性、超然性和独立性，法官有其最具职业特点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道德操守，断难将法官与与普通工作人员混为一谈。故本文单就法官的绩效考核问题，结合法官绩效考核中存在的问题，从一名基层法院管理者的角度和立场，谈一谈怎样充分利用法官绩效考核，带好法官队伍。

法官是以审判为职业，遵循特定的程序，运用特有的技能和手段，以专业化的语言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依法裁决纷争和定罪量刑的专职人员。最高法院《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将职业化法官队伍的特征定位为：具备独特的职业意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和职业地位。那么什么是法官的绩效考核呢？以目前我们参照的公务员绩效考核标准来看，无外德、能、勤、绩四个方面，但法官毕竟不能等同于公务员，公务员属于行政管理系列，而法官是行使国家审判权的特殊群体，法官的权力更神圣、法官的地位更崇高，因此对法官的评价考核标准理应更高、更严，更具体。

一、法官绩效考核的目标、内容

对于法官绩效考核的目标，有很多管理者乃至决策层认为，“对法官考核、评价的目的，在于选拔任用优秀人才，更好地完成审判工作任务”.其法官管理行政化的色彩严重。提拔、任用或者还包括评先选优，只能是对法官绩效考核的手段、措施，而法官绩效考核的终极目标，是提高法官素质，努力培养造就一支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的专家型、复合型的法官队伍。归根结底，对法官的绩效考核，就是促进法官的公正意识、效率意识，以及他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高尚情怀。绩效考核的标准和内容应当是具体的、量化的，但绩效考核的作用，应当是无形的、渗透的、潜移默化的。《法官法》第二十三条明确了考核内容为“审判工作实绩，思想品德，审判业务和法学理论水平，工作态度和审判作风”。重点考核审判工作实绩。但该条内容过于原则，实际操作中没有统一模式，导致随意性大，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内容进行明确的细化。

笔者认为，对法官的绩效考核，应包括有以下三大方面：

第一，法官的政治素质。

一、传统审判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传统审判模式不符合审判规律。法官承担程序性工作多，浪费审判资源。在“法官+书记员”审判组合模式下，法官不仅需承担审判核心事务，还要承担送达、接待当事人、案件信息录入等审判程序性事务。这些非审判核心事务耗费了法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分散了法官处理核心审判事务的精力，使得法官无法专司核心审判事务，从而影响了审判效率，造成审判资源不必要的浪费。辅助性工作量大，挤压法官裁判空间。法官承担了过多的辅助性工作。关系定位不清，职能发挥不明显。改革之前，担任书记员是为了晋升法官，向法官学习业务知识，法官与书记员之间是“师徒+上下级”关系，很多书记员不安心本职工作，只想等工作年限满足条件之后晋升为法官。书记员的辅助职能不明显。法官与书记员的关系定位不清使得书记员的业务水平不高，影响办案质量。工作权限不明，分工不科学。（二）审判权运行行政化。在传统审判权运行中，院庭长和一般审判员之间，存在着不同情形的层层汇报和层层审批的不成文却具有重要影响的非正式制度。裁判文书由承办法官拟制后须经院、庭长审核并签发后，才能予以。长期以来存在的院庭长审批案件制度、提前请示和汇报制度，从权力行使的过程来看，虽是以审判管理的名义实施，但实质上却是典型的“命令与服从”的行政管理模式。这种权力运行方式，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本院裁判标准的统一，但使法官的审与判相分离，由此产生了“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现象，违反了审判的独立性与亲历性原则，与“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精神相违背。（三）审判队伍参差不齐。一直以来，法院干警主要由部队转业干部、招干、大中专毕业生分配以及近年来招考的公务员，人员虽然经过各种形式的法律业务的培训，经过了多年的工作实践，但法律素养仍存在较大的差别。未能按司法规律配置司法人力资源，没有实现法官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和职业化，高素质的人才未充实到审判一线，审理案件质量和效率不高，无法应对案件持续增长的压力。（四）院庭长审判管理权、监督权与审判权混。同院庭长审判管理权、监督权与审判权的界限模糊不清，存在审判管理权、监督权对审判权的干涉与超越的不当情形。长期的审判实践中形成的院庭长签发文书等不成文的规定，使院庭长“凡事必问，每案必管”，法官只对院庭长负责，从而削弱了对案件、事实、法律负责的思想意识。

二、审判资源管理模式的重构

（一）遴选员额法官。2016年3月启动首批员额法官遴选改革工作。经过报名承诺、资格审查、书面考试、民主测评、业绩考核、组织考察、省遴选委员会差额遴选、省法院党组审批和县人大常委会备案等一系列严格的程序，以不超过该院政法行政编制数35%为限。法官员额改革保留了现有审判骨干，保持了审判队伍稳定，通过好中选优、优中选强，切实优化了法官队伍结构。（二）组建新型办案团队。结合前期制定的某县人民法院法官审判团队职责分工及运行暂行规定与某县人民法院执行团队职责分工及运行暂行规定，2016年7月，该院打破庭室界限，重置审判资源，全面组建员额法官与辅助人员相对固定的新型办案团队。根据工作需要，院机关组建12个“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审判团队和6个“法官+执行员+书记员”的执行查控、实施团队；五处人民法庭，按照各自内部分工，分别组建2—3个审判团队。各法官团队由员额法官负责核心审判事务，法官助理、执行员负责专业性辅助事务，书记员负责一般性诉讼辅助事务，将法官团队作为办案单元和管理单元，实现扁平化管理、专业化审判。为配合审判团队建设，充分发挥以法官为主导的审判团队的整体效能，推动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制定《法官指导法官助理庭前准备工作基本指引》，规范了法官与法官助理的工作关系，明确和细化了法官助理处理专业性审判辅助事务的职责。（三）加强司法辅助人员配备。为解决辅助人员不足的问题，任命法官助理11名。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配备司法辅助人员103名，基本满足了日常开庭记录、协助送达和执行等工作需要。创新书记员管理制度，对书记员实行庭审速录类和审判辅助类“双轨制”能级管理，由速录速度快的书记员主要担任庭审记录，由法律基础业务素质高的书记员替代性承担部分法官助理职能，弥补法官助理的不足。将聘用制书记员按技能水平分为初级、中级、高级进行管理，各级对应不同的岗位津贴；设定绩效考核目标，考核结果与书记员每月岗位津贴挂钩，激励书记员爱岗敬业、提升技能，努力打造高素质的书记员队伍，为团队建设提供保障。（四）院庭长办案常态化。制定《关于院庭长办案制度的规定》，实现院庭长办案常态化。对记入员额管理的院长、副院长和其他院级领导必须到一线办案，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编入相对固定合议庭，除参加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外，还要直接主办或参加合议庭办理案件。对于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指令审理案件由入额院领导和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负责主审，与原业务庭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必要时组成委员合议庭审理。院庭长主办案件或者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作为履行审判职责的一项重要工作，纳入对其工作的考评和监督范围。

三、提升审判管理质效的进路

（一）建立新型审判管理机制。1.落实司法责任制。推行司法责任制改革措施，现已全面落实员额法官的司法责任。所有审判案件，除少数由审委会讨论决定的以外，独任审判的案件由独任法官自行签发裁判文书；合议庭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合议庭成员签署后由审判长签发，院庭长不再审核签发裁判文书。实行法官会议集体研判疑难法律问题制度，为法官办案提供智力支撑，法官会议研判意见供法官、合议庭参考。入额院庭长主要审理相对复杂案件，除参加审委会讨论、法官会议集体研判外，院庭长不得单独就自己未参加审理的具体案件向独任法官或合议庭发表倾向性意见，切实保障法官独立裁判。构建独立裁判的运行保障机制。分层次建立了法官联席会议、专家法官会议及民商事和刑事行政两个专业法官会议集体研判疑难复杂案件制度。2.强化院庭长监督管理。完善院庭长的审判管理监督机制。加强院庭长对审判程序事项的监控，案件更换承办人、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延长审限和案件中止等诉讼程序事项，需经庭长审核后报分管院长批准。实行审执流程节点和审执限周报制度及裁判文书报备制度。出台了《关于审判管理和监督工作的若干规定》，厘清院庭长管理监督权力与法官审判权力的界限，规范院庭长的审判管理职能，明晰审判权与审判管理权的界限，将监督管理重点放到程序事项审核批准、审判工作宏观指导、审判质效监督管理以及排除不当干扰等方面。将充分运用信息化平台，对案件办理和监督管理实行全程留痕，实现制度机制约束的全流程可视化。3.加强诉前调解与速裁工作。人民法院正在成为引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力量，加大诉调对接工作力度，完善诉调对接基础设施建设，设置人民调解室，建立相对固定的人民调解员队伍，开展诉前调解工作。加强各基层人民法庭登记立案与庭前准备、庭前调解一体化工作。深入推进诉前调解工作，有效化解矛盾纠纷。深化立案登记制改革，赋予各基层人民法庭相应的立案职能，方便辖区群众立案。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4.建立诉前评估鉴定程序。在诉前调解阶段，将需要进行评估、鉴定的案件由诉前调解法官负责协调，特邀调解员和司法技术科负责实施，在正式立案前先行进行评估鉴定，制定《关于诉前评估鉴定程序的若干规定》，将该项工作措施制度化，规范化。案件评估鉴定程序前置，有效提升了案件审判效率。（二）优化审判管理方式。1.建立和完善案件动态调剂制度。根据办案进度，实行案件动态分流调剂制度。强化对各审执团队质效指标的调度，每月汇总审、执团队质效数据，进行全院通报，适时调度。完善审判团队的案件动态调剂制度，合理划分调剂组合，以员额法官未结案数和月结案率两项指标为调剂标准，按照各团队结案进度，实施调剂4次，调剂案件162件，有效提升了审判案件的结案均衡度。规范案件繁简分流，强化简易程序适用。2.加强类案指导。建立并不断完善刑事类案指导性案例库，开展案例指导工作。制定《关于刑事类案案例指导制度的规定（试行）》，在院局域网设立刑事类案指导性案例库，类案指导性案例作为刑事裁判定罪量刑的参考，在审判类似案件时参照，保障适用法律一致。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刑事案件类案同判的目的。3.推行要素式审判。对离婚、机动车交通事故、劳动争议、民间借贷和金融借款等常见案件类型，梳理法律关系构成要件，分别整理各类型案件的《审理要素确认表》和《审理要素对照表》，由当事人和法官特别是法官助理填写，帮助法官和法官助理明析案件审理思路和基本要素，解决庭前准备工作无章可循的问题，为规范法官助理庭前准备工作提供指引，促进一次开庭成功率的提升。4.建立法官业绩考评机制。研究部署落实上级法院指导意见，探索建立法官绩效考核工资分配办法。法官业绩主要考评办案数量、办案质量、办案效率和办案效果，并结合综合审判调研等工作内容，综合反映责任轻重、办案质效、办案难度等因素，综合形成法官业绩考评，研究确定审执工作的指标体系，对各员额法官进行全方位考核。理论调研、信息宣传、日常考勤等亦纳入绩效考核内容。成立法官考评委员会、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5.建立审判辅助人员业绩考评机制。以岗位职责和承担的工作为基本依据，全面考评审判辅助人员德、能、勤、绩、廉，重点考评工作情况。各审判、执行团队建立法官助理和书记员工作台账，对法官助理的跟案、调查取证、庭前调解、草拟法律文书等情况，以及书记员跟案情况建立明细，提供基础数据，政策研究与审判管理团队每周逐月进行统计。（三）加强信息化建设1.推进透明阳光司法。以信息化建设为依托，建立和完善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和执行信息公开三大信息平台。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便民工作提高办案效率的若干意见》等相关规定，从立案、送达、审理，到宣判、执行各环节，进一步规范工作流程。2014年以来，向当事人发送执行进展信息3万余条，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裁判文书26，697篇。加强法院政务网站和政务微博自媒体建设，扩大司法公开的覆盖面。2.加强智慧法院建设。推行网上公告、电子送达、远程视频开庭等措施，提高审执质效。2016年8月在开通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所有执行财产均在该网拍平台公开拍卖，确保拍卖工作公平公正、高效便捷。至2016年底，经淘宝网拍卖平台拍卖后处置执行财产42宗8000余万元，在实现透明拍卖的同时，也为当事人节省了大量拍卖佣金。

［摘要］人本主义对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案件的审理审判上，为防止法官独断造成冤假错案，很早形了对大案、要案征求多人意见、逐级审理的审慎的审判制度；（二）为防止上下级法官沆瀣一气、相互勾结、徇私舞弊，很早形成了皇权控制下的检察监督制度；（三）为防止和减少冤假错案、缓和社会矛盾，自汉代形成了皇帝或上级长官直接详审罪囚、平反冤狱的录囚制度；（四）为确保司法公正、消除司法腐败，很早形成了带有明显人本主义色彩的法官回避和责任制度。

［关键词］人本主义；司法制度

尊重人的生命、注重人的人格尊严和注意维护人与人和谐关系的人本主义不仅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一大价值取向和基本特征，而且是法律制度发展的重要内在动力。这种人本主义对中国法律制度的影响虽然是断断续续、时隐时现、忽强忽弱，但由于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因而不仅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增添了绚丽的光彩，而且确立了自身在世界法制史上的独特地位。笔者以为：人本主义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对司法制度的规范和制约更为明显、更为具体、更为直接和更为持久。本文拟就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中所涉及的案件审理审判、执法检察监督、监狱录囚制度及法官回避和责任制度中所彰现的人本主义展开必要探讨！

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源远流长，从西周初年政治家信奉“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国将亡，听于神；国将兴，听于人”[2]的注重人的作用的人本主义之滥觞，到道家鼓吹“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老子语）”特别是自汉代后被独尊的儒家宣扬“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3]、“天地之性，人为贵（孔子语）”的凸现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的人本主义之勃发，人本主义始终逶迤并浸淫于中国古代各种制度中，不仅成为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重要内在动因，而且成为中国文化受世人推崇的价值所在。笔者认为，中国古代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在司法制度上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第一，案件的审理审判上，为防止法官独断造成冤假错案，很早形了对大案、要案征求多人意见、逐级审理的审慎的审判制度。“人命关天”，中国古代人本主义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尊重和体恤人的生命，主张尽量少杀不杀，严禁错杀，尽可能“明德慎罚”、“省刑慎杀”。受这种人本主义价值取向的影响，为防止法官独断专行，造成冤假错案，西周时期即已出现了反复审理多次征求众人意见的“三刺制度”。此制度主要是对一些大案、要案和疑案特别是死刑案，要求反复征求多人意见，以保证案件审理和审判准确无误。“三刺”就是“一问群臣、二问群吏、三问万民”，审理案件颇有一种讲民主的意味。孟子对此评论说：“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4]西汉以后随着以主张“仁者爱人”、“天地之间人最贵”的人本主义为主要内核的儒家思想逐步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立国之本和治国总纲，中国古代形成了重大案件尤其是死刑案多级审判制度和多部门共同审理制度。秦朝虽然“以法为本”、“专任刑罚”，但为了维护长期统治和受西周“省刑慎杀”的影响，还是对死刑实行了县、郡、中央的三级终审制，汉朝则实行了县、郡、州、中央的四级终审制。死刑案件必须具文上报朝廷，经核准后执行。凡案件有疑难问题，地方司法机关不能决断者，要逐级上报，直至由廷尉或皇帝裁决，称为“谳疑”。三国、两晋、南北朝基本沿袭汉制。当时规定按审级逐级告诉，一般不得越诉。为有冤情者上诉最高司法官，魏晋时在宫门外置登闻鼓，可击鼓鸣冤，确立了直诉制度。不仅如此，西汉时还形成了重大案件由众多高官联合审理的“杂治”制度。

隋唐以后中央国家机关为“三省六部制”，中央形成了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关，简称“三法司”，死刑案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的长官负责、共同审理，形成了“三司推事”制度。这一时期受西晋死刑必须向皇帝奏报制度的影响，特别是受带有明显人本主义思想特征的“德主刑辅”治国方略的浸淫，死刑奏报皇帝制度日趋完备。唐时，坚信“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堪称“人本主义君主”的唐太宗李世民为严格控制死刑，规定了“在京者”五复奏、在外者“三复奏”的原则和制度。共同审理死刑的“三司推事”制度，后来到明清时期形成了更为严格的死刑等重大案件由中央各部院长官共同审理死刑案件的“三司会审”、“九卿圆审”等“会审”、“秋审”、“朝审”制度，带有尊重人的生命的人本主义的审判制度日臻完善。

【摘要】严格责任制度主要是基于社会防卫的目的，对主观罪过难以确定的行为控诉方不必证明主观罪过存在即可追究该行为刑事责任的制度。英美法系国家对功利主义价值观的追求是在环境犯罪惩治中适用严格责任制度的动力。我国刑罚权力的制衡机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有限性、环境刑法的行政化以及环境侵害行为的经济性等因素决定了我国环境犯罪惩治不宜适用严格责任制度。

【关键词】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功利主义；刑罚权力；环境刑法行政化

一、学术研究现状与理论展开

当代工业社会在过去一百年改变自然的能力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然而，我们在天气、地震、闪电、火山、飓风、洪水、干旱等面前仍然受到自然的统治。因此，无论如何努力，我们从未能通过预断的作用而超越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基本依赖。底线是，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可以改变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可以改变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改变了的自然无情地侵犯着人类的生活，环境问题凸显。

面对高速发展的工业社会带来的环境问题，各国环境保护立法滞后。独立、充分运用刑法实现环境保护则起步更晚，其肇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奥地利修改刑法以增设与环境相关的犯罪。面临不断肆虐的环境问题，人们尝试通过在环境犯罪惩治中适用严格责任制度降低主观罪过的认定标准，经由更为严密的刑事法网有力打击环境犯罪。对于在环境犯罪惩治中是否适用严格责任制度的研究，逐步引起各国学界的重视。

在环境犯罪惩治中适用严格责任制度首先为英美法系国家所倡导。英美法系国家对功利主义价值的追求是促使人们将严格责任制度适用于环境犯罪惩治的动力。这种努力使各国看到了其严密环境犯罪惩治刑事法网的效果。因此，各国包括大陆法系国家对环境犯罪惩治中应否适用严格责任展开了热烈讨论并尝试进行相关立法实践。英国法律对环境犯罪惩治规定了严格责任制度，但是严格责任制度对于主观罪过原则的突破又引起了新一轮的争议。美国学者也在努力推进严格责任制度在环境犯罪惩治中的适用，但是更多的刑法学者和环境法学者认为时机并不成熟。因此，美国个别环境保护法规有关于严格责任制度的规定，但是很少有将其作为普遍刑事制裁责任基础的规定。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国，其农业法以实质的犯罪或者客观上的实际侵害事实为基础确立了客观污染的概念，做了类似英美法系国家严格责任制度的规定。但是，对于上述规定是否是类似于严格责任制度的规定、该规定是否合理等问题法国学界也存在诸多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