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原则范文10篇

本文作者：黎国智王明三

任何类型国家的刑法,都是根据统治阶级的意志,通过“论罪科刑”,实行对敌专政,惩罚犯罪,以维护和巩固本阶级的统治。至于如何“论罪科刑”,历史上有过两个截然相反的原则:一个是定什么罪,科什么刑,法律无明文规定,国家最高权力者和忠于他的执法者可以随意决定,这就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刑法盛行的罪刑搜断主义,一个是罪与刑在刑法中作出明确的规定,论罪科刑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法无明文规定者不为罪,不得处罚,这就是近代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首先提出的罪刑法定主义。一个国家的刑事立法,或者采取罪刑擅断,或者采取罪刑法定,非此即彼,两者必居其一。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究竟要不要采取罪刑法定原则?回答应该是肯定无疑的。综观各国的法制史,从罪刑擅断到罪刑法定,是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巨大进步。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就提倡以罪刑法定主义代替封建的罪刑攫断主义,罪刑法定原则迄今仍为一些资产阶级国家的刑法典所采用。我国刑法是社会主义的刑法,理所当然要比资产阶级刑法更进步更民主,这就决定它与反动的罪刑擅断主义水火不相容,应当而且必须采用社会主义的罪刑法定原则。实行罪刑法定原则,有利于加强对敌专政。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专政,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这种专政一般可以通过罪刑擅断的形式来实现(如奴隶主、封建主专政便是如此),在另一种情况下,也可以采取罪刑法定形式,来掩盖其阶级实质(资产阶级专政就是这样)。与此相反,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这种专政只能通过立法形式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共同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来真正体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对少数剥削者的“阶级专政”。为此,社会主义国家刑法就不能不逐步实行罪刑法定原则。因为,第一、通过罪刑法定,一切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难逃祛网,从而使对敌专政具有不可动摇性,第二、通过罪刑法定,严格划分罪与非罪、这个罪与那个罪的界限,并根据罪行的大小来决定刑罚的轻重,这就保证了对敌专政的准确性,第三、通过罪刑法定,人民不仅知道什么是犯罪,而且懂得怎样同罪犯作斗争,从而使对敌专政具有极大的权威性。反过来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采取罪刑法定原则,罪无定罪,刑无定刑,一旦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法令随心,以言代法,以我为标准划分敌我,就容易把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对无产阶级专政、“”和越南黎笋集团不正是这样做的吗?这个历史教训我们应当牢记。实行罪刑法定原则,有利于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民主是最高类型的民主,是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是真实的民主,正如列宁所指出:“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不过,如果认为只要把民主权利写上了宪法,人民便垂手可得,那沈未免过于天真了。实践告诉我们,从资产阶级民主过渡到社会主义民主,特别是我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人民完全无权的状态过渡到社会主义民主,不能不是一个长期的充满曲折斗争的过程。宪法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往往因来自阶级敌人的破坏,或来自一些特权者的非法侵害,成为镜花水月,可望不可即。要使这种民主权利成为不折不扣的事实,必须采取一系列有力的措施,而刑法上采取罪刑法定原则,对于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一方面,刑法上确认法无明文规定者不为罪,不受处罚,这样人民最关心的人身安全等基本权利就得到了切实可靠的保障。另一方面,一旦人民的民主权利受到非法的破坏和侵犯,司法机关就对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处之以刑,用强力来排除这种非法的侵害,从而使人民失去的民主权利得到恢复。可几罪刑法定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真实性得以实现的一个必要条件。实行罪刑法定原则,有利于保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作为上层建筑的我国刑法,产生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硷之上,又积极反作用于这个经济基础,而采取罪刑法定原则,更能充分发挥其保护、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一是通过罪刑法定,树立社会主义法制的极大权威,加强人民的法制观念,实现以法治国,有利于造成和发展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二是通过罪刑祛定,刑法对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各种罪行及其处刑标准,详加规定,这不仅对各种犯罪分子起着巨大的震慑作用,而且有利于组织人民群众同他们作斗争,以确保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受侵犯。总之,罪刑法定在我国势所必行,它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是建设四化所必孺,是社会主义法制完善的一个重要标志。

多年以来,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法律虚无主义和法律取消主义风靡一时,刑法长期在母腹中躁动,.处在难产之中,那时谈法色变,气罪刑法定”更是无人敢予问稗.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扬民主、健全法制的正确方针,人民欢庆我国第一部刑法典的胜利诞生。可是,对我国刑法应否采用罪刑法定原则,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没有完全解决。迄今还有一些同志对罪刑法定持否定态度,他们的主要论据是:一曰:“罪刑法定是资产阶级刑法的原则,我们让会主义国家的刑法绝不能采用。”用法律和法学的阶级性来否定法律和法学的批判继承,这是多年来法学界盛行的一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表面看来,似乎颇有几分马列主义,其实不然。不错,“法律和法学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是马列主义法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但是马列主义的经典作家从来没有否定批判的继承。列宁在给司法人民委员部的一封信中指出:“凡是西欧各国文献和经验中所有保护劳动人民利益的东西,都一定要吸收。”(《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一七三页)应该说,历史上法律和法学的遗产,可供无产阶级批判继承的东西是不少的,“罪刑法定原则”正是在劳动人民可以而且应当批判地吸收之列。其理由是:罪刊法定原则虽然是在反对封建斗争中,资产阶级作为第三等级的代表首先提出来的,但是,它不仅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意志,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先驱者的利益和要求。因为蒙受封建罪刑搜断、司法专横的祸害的,不仅是资产阶级,而且首先是广大劳苦大众。所以,罪刑法定取代罪刑擅断,应当视为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封建斗争的共同胜利成果。过去,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个成果被资产阶级所独占并用来维护其统治,现在,劳动人民做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理应把这个成果取回来为我所用,为什么硬要把它作为一种“专利品万奉送给资产阶级呢?此其一也。再说,作为一种刑事立法原则,定罪科刑或者依钱不依言,实行罪刑法定,或者依言不依法,实行罪刑擅断。诚然,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条件,罪刑擅断的程度和方式,罪刑法定的内容和阶级实质,是各不相同、互相差异的。但就一个国家的刑法来说,不是采取罪刑法定原则,就是采取罪刑擅断原则,中间道路是行不通的。难道我们能因为“罪刑法定”在历史上曾为琦产阶级所采取所“沾污”而弃置不用,反而容许几千年来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罪刑擅断的渣滓继续存在吗?此其二也。二曰:“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复杂,不宜采取罪刑法定原则。”从实际清乓出发,紧密结合我国的特点,是我国立法的一条原则,这是不庸置疑的•由于我国地大人多,情况复杂,千差万别,我们无论立法或执法,都不能照搬外国那一套。就刑法而言,实行罪刑法定如何很好地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确实是一个必须慎重考虑和解决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后面再说)。但不能由此结论:我国因情况特殊,不能采用罪刑法定原则。谁都知道,苏联同我国一样是一个地大、人多、民族复杂的国家,而苏俄刑法却逐步采用罪刑法定原则,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做呢?列宁在《论双重领导和法制》一文中,强调社会主义大国的法制应该统一,决不允许有互相冲突的地方法制存在,并指出:“我国全部生活中和一切不文明现象中的主要症结是放任半野变人的旧俄国观点和习惯。”(《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326页)可见,以大国情况特殊来否定罪刑法定,不见经传,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正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某些特点,实行罪刑法定尤为必要,尤为紧迫。旧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一百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野蛮黑暗统治,罪刑搜断延续的历史最长,司法专横的野蛮程度也世所罕见,自古以来劳苦大众哀叹“苛政猛于虎”,愉恨反动统治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种恶劣的旧传统世代相传,攀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特别是在十年动乱中,、、康生一伙又复活了封建社会这种暴政,乱立帮规帮法,以言代法,以言废法,无政府主义泛滥成灾。在这种情况下,有充分理由说,厉行罪刑法定,、是顺乎历史潮流,合乎人民需要。三日:“我甲目前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犯罪现象千变万化,实行罪刑法定,不利于我们同犯罪作斗争。”这种观点过去相当长时期在法学界广为流传,基立论的根本依据是:社会主义社会包括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从生产关系到整个上层建筑都在不断变化,反映在阶级关系上,打倒了一批阶级敌人又会产生另一批新的阶级敌人。由此得出结论:我国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就是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地搞阶级斗争,根本不需要也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毋需乎制定和公布成文的刑法,当然也谈不上什么罪刑法定不法定了。大家知道,、、康生、训富治一伙正是靠起劲宣扬这套理论发迹,祸国殃民。这种理论在长规的实践中遭到了破产,可是至今仍有些同志没有彻底摆脱它的影响,并以此为根据来论证我国犯罪现象千变万化,不可捉摸,从而否定罪刑法定原则。应当明确指出:这种立论本身就是极其有害和错误的。从我国阶级斗争的实践来看,建国初期,社会生义的经济基础正在创建,还不巩固,三大敌人虽已被打倒但还在负隅顽抗,那时候我们以运动的方式开展阶级斗争,以打击和制服敌人,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有可能和必要制定和公布刑法,实行罪刑法定,用法制的形式来正确地开展阶级斗争。这样才能团结广大人民,有效地同反革命和犯罪分子作斗争,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利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刑法应当实行以罪刑法定为基砂,以类推为补充的原则。这种主张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其一,类推是法律适用的一种形式,在我国封建社会刑法中称为“科比”或“比附援引”,在西欧则常与判例相连用。因此,把它列为我国刑法的立法原则,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其二,类推在历史上是封建罪刑擅断主义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从未起过进步作用。我国在刑法适用上,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不得不采取严格限制的类推,但把它提高到刑事立法原则来看待,显然是不妥当的。

环顾社会主义各国的立法,实行和完备罪刑法定,是历史上的必然。早在一九二二年,列宁亲自领导制定的苏俄第一部刑法典,就开始运用“罪刑法定”,到一九五八年苏联刑法更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现在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国都相继采取了这个原则。我们认为,逐步实行罪刑法定原则,应当是我国刑法的不可动摇的发展方向。我国刑法的公布施行,定罪量刑“有法可依”,在执法上要求“有法必依”,这标志着我国已经开始实行罪刑法定原则。但是,也应当看到,我们的刑法是解放后第一部刑法,各种罪名概念不可能订得很完善,量刑的标准和幅度也不一定那么精确,特别是还保留着必要的类推。因此,罪刑法定仅是基本实现,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完善。为此,我们建议:1、对于一些与职业有关的犯罪,应尽快制定公布一些哲时条例,经过一段时间试行,取得了经脸,再形成单行条例,作为刑法的补充。在当前亚待制定公布的,如《专业职员责任事故治罪暂行条例》等等。2、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对于不能适用刑法规定的问题,应根据刑法总则第八十条的规定精神,及早制定适合本地区民族特点的变通或补充规定,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公布,以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3、我国地大人多,情况复杂,我们的司法队伍未经系统的专业训练的占很大的比重,因而各地定罪量刑不尽一致,有时悬殊很大。为此,希望立法和司法机关加强调查研究,及时解决刑法执行中出现的新问题,同时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各地刑事审判经验的基础上,选择各类案件中定性比较准确、量刑比较恰当的典型案例,汇编成册,印发政法工作者学习参考,使各地定罪量刑日趋统一,更好地贯彻罪刑法定原则。

[摘要]物权法定原则乃根源于物权的基本属性。它是物权法的第一个基本原则。物权法定原则是指其包括的所有权、担保物权、用益物权等等，它的权利种类、权利内容必须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当事人不允许自由创设物权和改变物权的内容。物权法定原则决定了物权法的基本性质与特征,也严格地限制了当事人在创设新型物权、改变既有物权之内容等方面的意思自由。物权法定原则的内涵是指物权的种类、内容、效力以及公示方法由法律规定,原则上不能由法律之外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规定,也不能允许当事人自由创设物权的种类以及确定物权的内容、效力和公示方法。作者比较了物权法定模式的表述方式和基本功能,并认为我国物权法中物权法定中的“法”应当被主要限定为法律;司法解释应当具有一定的创设物权的功能;判例不能创设物权。当事人关于物权设定的约定违反物权法定原则的法律后果,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来确定。本文将从物权法定原则、显著特点、主要内涵、政策导向等方面进行论述和分析，以增进对这一重要原则之本质的理解。.

[关键词]物权法定原则局限性完善

一、物权法定原则的历史发展及其含义

物权法定原则，是指物权只能依据法律而设定，禁止当事人自由创设物权，也不得随意变更物权的种类、内容、效力和公示方法。物权法定原则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大全》中承认具有物权属性的权利被限定为所有权、永佃权、役权和质权。后被继受罗马法的部分大陆法系国家采用。日本和我国台湾民法对于物权法定原则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日本民法175条规定，“物权，除本法或其他法律规定外，不得创设。”我国台湾所谓“民法”第757条亦规定：“物权除本法或其他法律有规定者外，不得创设。”此外，我国澳门民法典第1230条、韩国民法第185条、奥地利民法第308条也有类似规定。有的国家虽不采用明文规定的方式,但是民法理论与民法实务都采用该原则,德国民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物权法定原则，但是其学说和判例已将物权法定原则视为德国民法物权编的内容。德国民法学说上对物权法定原则的解释与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大体相同，即认为物权法定原则是指物权只能依据法律而设定，禁止当事人自由创设物权，也不得随意变更物权的种类、内容、效力和公示方法

二、物权法定原则的内容

物权法定被视为物权法的首要原则，在整个物权法结构体系中处于枢纽的地位。物权法定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物权种类法定、物权内容法定、物权效力法定和物权公示方法法定。

【摘要】从1215年的英国宪章到今天，罪刑法定原则一直在犯罪的创造、发展和完善过程中进行。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直到1997年才最终确立。刑罚法的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是保护人权，其中包括成文法，禁令的基本内容。打个比方，禁止回顾和过去。但是，由于文化传统、历史遗留等原因，罪刑法定原则仍然存在诸如术语不明确和宪法标准不明确等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的权益经常受到侵犯，司法解释的主体也很混乱。本文从基础理论出发，分析在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初衷，探讨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确立及贯彻，深入剖析其不足，就此提出完善措施。

【关键词】罪刑法定原则；刑法；确立；贯彻

一、引言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是保护人权，包括基本内容，例如法定教义、禁止类推、禁止追溯和过去。但是，由于文化传统、历史遗留等原因，刑罚法的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立法中仍然存在术语含糊、标准不明确等问题等。中国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这就要求我们面对现有的问题，并试图找到合理的方法来解决它。

二、罪刑法定原则理论概述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和价值。罪刑法定的基本含义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最简单、最一般的概括，即“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不构成犯罪，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不构成惩罚”。具体来说，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是：什么样的犯罪，什么构成各种犯罪，什么类型的刑罚，每一种刑罚如何适用，对各种具体犯罪应规定多少刑罚，都是由刑法规定的。对未明确规定为犯罪的人，不得定罪和处罚。也就是说，“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不构成犯罪，法律也没有明文规定不惩罚”。随着社会的变化，国情政策的变化，犯罪理论的发展，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也发生了变化。目前，我国学者将其价值观分为两个主要方面。第一，本原则的价值仅仅是保护人权。尽管社会发生了变化，但其价值并未改变。第二，该原则是历史的产物，其价值在不断更新并应用于社会发展。从最初的人权保护到人权保护和社会防御的双重价值。（二）我国刑法领域中罪刑法定原则确立的必要性。1.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为了确立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和政治保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行依法治国是必不可少的。依法治国的基本精神是，一切国家工作必须依法进行，权力受法律管辖，它反对人的统治。为了依法治国，并有完整的法律制度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律，按照法律的规定管理国家和社会问题。刑法在保护人民，与敌人作战，惩治犯罪，保证民主，促进改革和为社会服务方面承担着繁重的任务。罪刑法定原则对防止司法任意性，保护人权和限制滥用惩罚权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实施法治的必然要求。促进了定罪量刑的标准和规范，促进了司法机关在定罪量刑中的科学运作。司法人员可以建立严格的执法制度，对思想观念、职业道德和作风进行公平对待。同时，建设良好的法律环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准备，通过确保国家刑罚正确执行，防止法外侵害危及公民的合法权益，从而实现依法治国。2.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是保障人权的要求。罪刑法定原则是刑罚权力的限制，是对司法擅断的防止，并以公民的人身自由作为其价值取向，充分体现了刑法的主权和人权保护功能。什么是自由？自由是做法律允许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因此，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只要公民不执行刑法明确规定的犯罪行为，国家就无权对其进行惩罚，从而避免了意外伤害。刑法，使公民的权利得到可靠保障，使得公民的自由得以最大化。但是自由与限制是相对立的，没有限制就没有自由。因此，法律应事先为公民提供明确的行为标准，并做出一个界限。一个人在什么时候才应当受到惩罚？当一个人的行为违反刑法即构成犯罪时，才应受惩罚。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更加充分地保护人权，《刑法》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以此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权力以及防止法官的权力，从而防止了随意定罪和随意判刑，有利于有效保护公民的人权。因此，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维护了刑法的权威，为人民提供了行为准则，保护公民免遭司法侵害。

一、侦查法治的提出

近年来，公安机关全警动员、全力以赴，先后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破案追逃、打黑除恶、命案侦破等专项行动，取得了骄人战绩，但由于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超期羁押、滥用强制措施等违法现象的大量存在，制造了诸如湖北佘祥林案、云南杜培武案等冤案，为此侦查工作遭受到质疑，社会各界纷纷呼吁限制侦查权。在法治现代化、侦查现代化的背景下，我们应该从更本质、系统的层面予以深层次地关注和改革，把侦查改革置于我国司法改革、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整体考虑中，以建设法治型侦查为目标，将我国侦查工作引上政治文明、法治文明的轨道上。

二、侦查法治

（一）侦查法治的概念

1、侦查法治张玉镶教授在其发表的《论侦查法治的精神》一文中提出"侦查法治"这一概念。他认为，"侦查法治"的精神实际上是"法治侦查"，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法"至高无上的权威，表明"侦查"是在"法"的范畴下。从而，"法治"并不是侦查现代化、科学化的手段，而是预期目标。

2、侦查法治化何家弘教授提出，我国犯罪侦查工作必须"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尽快实现"四化"，即侦查法治化、侦查科学化、侦查文明化、侦查规范化。他认为，法治的内涵包括"两个重点和一个基本点"，"两个重点"是法律的制定和法律的实施，"一个基本点"是治官限权。因而，实现侦查法治化包括三个基本环节：①完善有关的法律规定是侦查法治化的基础；②严格"依法办案"是侦查活动法治的关键；③健全监督机制是侦查活动法治化的保障。

本文作者：郭慧工作单位：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实现税收法定原则意义税收法定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税法基本原则和立法基本原则的恰当结合，不仅从表面上（对税法而言，为“法定”；对立法而言，为“定税收之法”），而且更重要的是从内容上符合了上述要求，最终得以成为税收立法的首要基本原则。所以税收法定原则对税收立法具有重要意义。其一，税收法定主义始终都是以对征税权力的限制为其核心的，体现了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原则。其二，税收法定主义在各个国家的具体实现都是以宪法作为基准的，并在税收立法中得到积极的贯彻实施，所以各个国家现代民主宪政的建立发展历程一直与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和发展紧密联系。

我国目前税收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一）税收法定主义在税收立法中未能得到很好贯彻1、税收立法在宪法中无直接依据我国现行宪法中只有第五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对与处于重要地位的税法仅有一条规定，只强调公民要依照法律履行自身的纳税义务，并未明确公民在纳税的同时应享有什么样的合法权力。这未能体现税收法定原则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甚至与税收法定原则相违背。2、税收基本法缺乏统一和协调税收基本法是对宪法和单行税法之间空白的填补，是税法体系完备的重要补充。税收基本法就是要把各个单行税法的共同性问题和一些不宜由单行税法规定而在宪法中又没有具体说明的问题作一个集中的概括说明。在国家的整个法律体系中，它起着把宪法和单行税法连接起来的桥梁作用，有利于改观宪法和单行税法脱节的现状。3、对税收授权立法的监督可操作性不强授权立法问题已不再是合法性问题，而是如何控制和监督授权立法问题，而我国过去授权立法实践中最薄弱的环节就是授权立法。立法监督的缺乏，必然导致立法寻租等一系列问题。4、授权立法的不规范我国目前实行的是以行政机关为主、立法机关为辅的税收立法划分模式。如果行政机关被授予立法权，那么其作为税法制定者的同时又是税法执行者，就有可能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无限度的扩展立法范围，加大立法权力，对公民权利进行侵蚀，影响和谐社会建设。（二）税收立法权限不明确税收立法权不明确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中央过度集中税收立法权，地方行使的税收立法权限过小；然后是，忽视税收立法中行政法规的过渡作用，我国行政机关的立法权限过大而且无严格界限，将一些税收基本法律规范交由行政机关制定，不符合税收法定原则，其弊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已初步显现。（三）税收立法程序不完善税收立法程序是税收立法主体依法定权限制定税法所应遵循的步骤、方式和顺序，是税收立法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制定、修改、废止税法的活动程序。由于目前我国的税收立法的发展不是很完善，税收立法程序还存在很多的问题主要包括：一是公众参与度低.二是税收立法缺少预测性；三是缺乏整体立法规划；四是税收规章的制定颁布随意性较大；五是税收立法程序缺乏外部监督。

坚持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完善我国税收立法

（一）加强税收法定原则在宪法与基本法中的实现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起统帅作用。要加强税收法定原则在宪法与税收基本法中的实现，要求税收法定主义能够在宪法中得到详细、具体、全面的规定，能够使其在相关法律中得以贯彻落实到位，有利于税收依法建设和法治国家的建立。而且应尽快制定税收基本法，使其充分发挥对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的主导作用，推动和保障税收立法的不断完善，提高税收法律规范的地位，增强税收法律的权威性，杜绝税收立法的随意性，确保税制的稳定。（二）严格我国税收立法权限法律界定对税收立法权限进行法律界定．可以从两个方面做起。第一是，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立法权限。税收立法权集中于中央的同时也要适当的给与地方一定的权限，以达到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最大限度的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的财力支持；第二是，合理划分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立法权限。依据税收法定原则要求，国家立法机关应当是税收立法权的主要制定机关．行政机关在一定范围内，根据法律规定，利用其职权制定法规、规章等，是税收立法权的辅助机关。（三）改进和完善税收立法程序税收立法程序的改进和完善，对税收立法的良性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进一步促进税收体系的完备和扩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建立税收立法公开制度。通过各种机构，不同方式逐步实现。当然，税收立法的公开并不是无限度的，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立法行为是不可能公开的，如涉及到国家利益、商业机密、个人隐私等方面会有所保护；其次，建立税收立法参与制度。税收立法工作具有专业性和技术性，法律和税收方面的专家以及对税收有一定深度了解的社会组织都应积极参与进来。由立法机关主导，通过一定的媒介向广大公民征询意见，确保广大公民的立法参与。再次，完善听证制度，听证程序一般是指由行政机关主持，与听证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相关人员参与的一种民主化程序。通过听证，立法机关，相关行政部门，公民等团体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追求最大化的合法合理利益，促进税收立法发展的最优化。结语：我国的税收立法体制既有一般税收立法的共性，又有自身的鲜明的特色。由于受到我国的历史、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我国的税收立法体制出现了滞后，由此带来的税收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己越来越不相适应。因此，在税收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实现我国税收立法体系的完善势在必行。

摘要：税收法定原则在实际税收立法、税收执法等实际税收活动中，存在着与税收法定主义相背离的情况，对税收法制发展和完善造成制约和不良影响，甚至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其主要由税收法定主义缺失，税收活动在宪法层面上缺乏有效规范、指导和约束。因此，需要立足于税收法定主义，对当前税收活动进行审视、反思，把税收事项纳入宪法章程，对税收法定原则的地位、效力进行明确，这也是我国税收实现法治化、健康化、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因此，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是健全我国税收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视角来探讨税收法定原则的几个基本问题，以期进一步对该原则进行把握。

关键词：税收法定原则；顶层设计；理论形态；落实思路；税收法治

马克思指出：“捐税体现着经济上的国家存在”。我国税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在经济法治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税收法定原则作为现代税法的基本原则，对税收法治的建构和推进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除了扎实、完善的理论基础作支撑，税收法定原则的落实还必须有正确的方向做指引，要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既不可浮于表面，也不可操之过急。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等视角来探讨税收法定原则的几个基本问题，以期进一步对该原则进行把握。

1税收法定原则的理论形态

形态是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样式和状况。理论形态则是指理论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样式和状况。目前，国内法学界对于税收法定原则理论尚未达成高度共识，税收法定原则在当代中国的理论形态呈现出多元化状态。实际上，表述各异的理论形态并非是简单对立的，而是从不同角度阐发对税收法定原则的理解，都是出于在中国实现税收法定原则的理念追求。本文拟梳理评述国内学界关于税收法定原则的各种理论形态，提炼共识，挖掘规律，在此基础上阐发笔者对于税收法定原则概念的理解。

1.1税收法定原则的定义

[论文关键词]税收法定授权立法立法监督

[论文摘要]税收法定原则是公民财产权的有效保障，是划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界限，其基本内容包括课税要素法定原则和课税要素明确原则。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并未明确确立税收法定原则，这不利于依法治国原则和保障公民私有财产原则的实现。在宪法中明确确立税收法定原则，构建合理的税收授权立法体系关系重大。

税收是现代社会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联系的纽带，是公民与国家契约关系的体现与保障，是公民让渡自己的部分财产权给国家以达到在彼此的权利冲突中寻求平衡及争取更大利益的目的。所以，税收与税收相关问题规制的根据只能是公民意志协调的产物法律，这里的法律仅指由国家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不包括行政法规、规章和命令等。税收法定原则被认为是税法中的帝王原则，是税法体系建立的基础，也是税法体系得以建构的灵魂。

一、税收法定原则的历史沿革

税收法定原则是资产阶级法治主义思想和实践的结晶。一般认为，税收法定原则萌芽于1215年英国大宪章，其中规定，“一切盾金或援助金，如不基于朕之王国的一般评议会的决定，则在朕之王国内不允许课征”。这一规定正是“无论何种负担均需得到被课征者的同意”原则的体现。1689年，英国资产阶级取得了对封建王朝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标志这一胜利成果的《权利法案》中，税收法定主义思想被表述为：“凡未经国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从而正式确立了近代意义上的税收法定原则。其后，这一原则在1787年的美国宪法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订立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及1791年法国宪法的《人权宣言》中都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到目前为止，除朝鲜等极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都在宪法中对税收法定原则作了相应的规定。

二、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

「关键词」税收宪法；税收法定原则；税收立宪「正文」

税收是国家与人民分配关系的基本形式，关涉到国家与人民之最根本的财产利益与经济自由，不得不加以法律甚至是宪法的约束。税收法定原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之一，更是当代民主与法治在税收领域的基本体现。它是税法领域最高的基本准则，是税法的“帝王条款”，是税收立宪的根本标志，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我国自清末法制改革以来，税收法定原则已经成为历次立宪所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一大二公”的纯公有制的形成使得税收在国家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并被人们逐渐淡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及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税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凸现出来，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国家与公民和企业最基本的分配格局，税收逐渐成为关系到人民的基本财产权和基本自由权的重要事项，随着纳税人的税法意识和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税收法定的呼声越来越高，我国的税收法定和税收立宪逐渐提上了议事日程。[1]（P.2）

关于税收法定原则，学界已经有了较深入的研究，但往往停留在抽象理念的探讨和一般学理的论证上，很少有对世界各国税收法定原则的具体状况予以实证研究的成果，由此，这一原则的研究也就难以深入和具体化。本文尝试通过对世界各国税收宪法条款的实证考察来对税收法定原则予以具体化研究，并由此概括总结税收法定原则的地位与基本内容，以供学界进一步研究以及我国未来税收立宪制度设计之参考。

一、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及本文的研究方法

（一）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

税法基本原则，是指一国调整税收关系的基本规律的抽象与概括，是贯穿税收立法、执法、司法与法律监督的整个过程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基本准则。[2]（P.244）

2007年3月16日,我国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其中第二条、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第五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物权法确立了物权法定原则的立法例,虽然物权法定原则受到了很多的挑战,但是这项原则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所谓物权法定原则,是指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统一的规定,不允许根据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创设。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物权法定原则的局限性引起了很多学者的争论。笔者认为,虽然物权法定原则确实有其僵化的一面,但不能因为其僵化而彻底否定了该项原则存在的必要性。物权法定原则是在罗马法中就已经确立的法律原则,对于实质意义上的物权,法律均规定了明确的物权类型和取得方式,非以法定方式取得这些物权,法律不予保护。

一、物权法定原则的现状

众所周知,成文法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而物权法定原则也具有其本身的僵化性,所以这两者的结合必然存在与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世间万事万物总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新的物权类型不断产生,另一方面旧有的物权类型也在不断消亡。世界各国的物权立法都遇到了新的物权与旧的物权相互碰撞的情况,像所有权保留、最高额担保等新的物权类型在现实生活中不断产生,如何处理这些新的物权类型的效力便成了一大问题,如果固守物权法定原则,这一新的物权类型得不到承认和保护,而物权的存在本来就是基于人类社会的生活需要而产生的,这样就必然产生了矛盾,社会的发展的物权法定原则的滞后性的矛盾。所以学者界便出现了许多反对物权法定原则的学说。

二、反对的观点

笔者统计了一下主张我国物权立法应放弃物权法定原则的观点,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三:一是物权法定原则过于僵化,与现实脱节,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二是认为物权法定原则是概念法学派的产物,具有一些比较偏激的观点,如强调法律体系本身具有“逻辑的完足性”,否认法律有漏洞存在,否定司法活动的造法功能。他们认为概念法学表现在物权法定上就是要求所有的物权种类、内容均由国家制定法制定,甚至他们得出了结论认为罗马法中根本就没有物权法定的规定,那只不过是概念法学派的提法。三是我国一直没有成文的物权法甚至民法典,那些如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的概念从何而来?

今年8月27日，历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审议，一部备受关注的法律——《行政许可法》获得通过。普遍认为，这部法律是对行政审批改革成果的巩固，是反腐倡廉的重要举措，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里程碑。自从1989年制定的《行政诉讼法》使我国产生了现代意义的行政法后，《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直至现在的《行政许可法》延续了相同的立法理念，即行政法不仅是治民的法，也是治官的法，既要防止相对人滥用权利，又要制约行政主体滥用权力，唯有在平衡理论指导下的行政法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需要。当前，为了改变行政法权利（力）结构失衡的现状，行政领域的立法力图矫枉过正，淡化管理的色彩，加强控权的力度。《行政许可法》顺应了这一趋势，并且在借鉴以往立法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为有效抑制腐败提供了法律保障。

《行政许可法》——你能为反腐败做些什么？

行政许可（亦称行政审批）制度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管理与控制的重要手段，它可以克服人们的自利行为给社会带来的负外部性，如发放排污许可证；它也可以激励给社会带来正外部性的人增加产品供给，如对专利的许可保护；它还可以抑制社会成员对不具有竞争性与排他性的公共物品的过度消耗，如对私人采矿权的审批。可见，行政审批是国家用来弥补市场缺陷的有效手段，是政府不可或缺的管理工具。可是这项制度却为大多数国人所诟病，人们常常痛陈它的弊端——设定权混乱、重审批轻监管、自由裁量权过大、乱收费等等，更重要的是，行政领域内的腐败大多发生在审批环节上，许多领导干部利用审批权谋取私利。在民众的强烈呼声下，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行政许可法》诞生了，它成为廉政制度建设的新亮点，它所确立的诸多原则成为反腐败的“防火墙”。

《行政许可法》确立了便民原则。它从根本上转变了行政机关的角色定位。在计划经济思维模式下，政府把整个社会都纳入到自己的控制范围，垄断着一切社会资源的分配，而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就是审批，所以行政机关总是把审批看成是自己的固有权力和对相对人的恩赐。便民原则的确立使得政府既是管理者也是服务者。对符合条件的申请进行审批，政府不应再看作是对申请人的“赋权”，而是法律规定其必须作为的义务。这极大地改变了为官者的权力本位思想，增强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从思想上阻抑了造成腐败的主观条件的生成。更重要的是，它使行政机关利用审批搞腐败的难度加大。仅从行政许可的申请和受理环节我们就可窥见一斑：首先，申请形式没有限定，除当面申请以外，申请人可以通过信函、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任一方式提出；其次，申请环节大为简化，审批应当由多个机关或者同一机关的多个机构办理的，可以由其中一家统一受理并统一送达，或者集中起来联合办理；再次，受理决定当场作出，若申请材料不合格，必须当场或在五日内一次性告知需补正的内容。可见，便民原则不仅减轻了申请人“跑图章”的负累，而且使申请人与审批机关直接接触的范围减小，次数减少，申请人不必再看办事人员的脸色行事，不给好处不办事的状况也会有所改观，造成官员腐败的客观条件将随之减少。

《行政许可法》确立了许可设立法定原则，即设定许可的内容、主体、程序皆须法定。首先，法律规定只有六类直接关系国家、社会重大利益的事项可以设定许可，而通过社会、市场自行管理以及事后监督就能规范的事项可以不设许可。可见，行政机关不仅把自己专属的行政审批权部分让渡给社会，而且将本属于社会的自治性管理权归还给原主。腐败就是利用公权谋取私利，权力越大腐败的机会也就越多。政府的审批权随着放权、还权的过程逐步萎缩，以权谋私的现象将减少。同时，市民社会的兴起可以形成一支外部监督力量，这对反腐败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其次，行政机关不论层级高低都热衷于设定审批，这成为部门腐败的最大根源。“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定化”就是对这种现象的概括。大量设定审批的背后是巨大的利益驱动，多一项审批就多一项收费。今后，行政许可只能由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设定，规章的设定权被基本排除（只有省级地方规章可设临时性许可），这些做法不仅使地方和行业的保护主义有所收敛，而且让贪官污吏难以敛财。再次，《行政许可法》对设定许可的程序作了严格的规定，最值得一提的是，在设定许可之前应当通过听证会、论证会的形式听取民意。这就兼顾了管理的需要和老百姓的利益，减少了专门为收费而设定的许可事项，抑制了腐败现象的发生。

《行政许可法》确立了程序正义原则。因为法律不可能为所有的许可事项规定实体要件，所以审批行为更具自由裁量性，容易使审批者滥用职权。程序正义原则将使制度缺陷得到有效弥补。第一，审查受时间限制。行政机关除当场作出许可外，审查的时限是20日，联合审查的时限是45日（经批准可分别延长10日和15日，但是应当告知理由）。用拖延战术迫使申请人给好处的做法行不通了，违反审查期限的人员必将受到追究。第二，政务必须公开。一方面，行政许可的规定应当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实施行政许可的依据；另一方面，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俗话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有了公开制度，腐败就无处藏身。第三，推行听证程序。告知、回避、公开、说明理由等规定都强化了行政机关程序上的义务，更体现了听证是一种更加公平的准司法程序。这不仅有利于查清客观事实，更加公正地作出裁判，而且能顾全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各方面的利益和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听证制度限制了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防止了权力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