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化范文10篇

为贯彻实施《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推动我区依法行政、加快法治政府建设进程，依据《市人事局（市编委办）今年依法行政工作要点》、《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精神确定的目标要求，确定今年我局依法行政工作要点。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和区委八届七次全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围绕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信息公开，加强法制建设工作，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建设法治人事，为积极实施人才强区战略、大力推动人才创业、深化推进体制机制改革营造良好的人事编制法制环境。

二、主要内容

（一）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宗旨，深化机制体制改革。根据上级统一部署，拟定我区机构改革总体方案，组织实施全区机构改革工作。按照严明纪律、明确程序、规范标准的要求，认真研究机构改革方案拟订报批、审核程序以及编制核定、职数配备、内设机构设置等问题，拟订配套政策措施。组织实施部门“三定”工作，着力解决部门之间职责交叉、关系不顺等问题，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努力实现政府职责、机构和编制法定化。

（二）以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为平台，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在依法清理和规范行政权力的基础上，认真细化权力事项“办事指南”及工作流程，努力推行电子政务，积极推进审批事项的“外网受理、内网办理、外网反馈”。按照进一步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和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要求，深化政府信息公开内容，规范人事编制行政权力公开信息，推动“阳光人事”建设。

摘要：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简称作为法的名称的一种变体，也应该如其全称一般具有一定的指称功能。要实现法的简称的规范化和统一化，避免立法、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援引简称的随意性，应在遵循简明性、识别性和合法性原则下，实行法律文件简称的法定化。

关键词：规范性法律文件；简称；简明性；识别性；合法性

每部规范性法律文件都由许多功能各异的结构要件组成，而名称是其第一层次的必备要件。一般性文章的标题应无定式，而法律文件在法治国家的重要性决定了其名称也要规范、统一。一个科学、完善的法律文件名称应该能够揭示该文件的性质、内容、适用范围和效力等级等诸多信息。我国法律法规的全称基本上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反映法的适用范围或制定主体的词汇；二是反映法的内容的词汇；三是反映法的效力等级的词汇。而且这三个构成要件一般按照固定格式排列组合，且比较整齐划一，即法的全称=法的适用范围／制定主体+法的内容+法的效力等级。为了表达简洁起见，很多法律文件在援引其他法律文件时倾向于规定并使用其简称。由于目前我国立法实践中还没有确立像英美国家法律那样用专条专款规定各自简称的惯例，很多法律文件随心所欲地简化自己以及其他法律文件的名称，造成同一法律文件在不同法律语境下拥有不同名称的的普遍现象。

一、简称的主要表现形态

在现行规范性法律文件里使用的简称中，上述三个要件有如下五种排列组合模式，其中第2种和第4种模式可以分别看作是第1种和第3种的两个变体：

1.简称=内容+效力等级，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

对事物分门别类有助于对其精准、快速的了解。对证据进行种类划分便于判断证据的属性进而更好地适用证据规则。在法律上对证据的种类进行明确规定即是证据种类的法定化。当前我国的证据立法是封闭式的，即对证据种类进行明确列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包括:(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学术界对证据种类进行明确列举的做法争议犹存，针对法定证据种类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证据种类法定化带来的问题、法定证据种类的背后逻辑基础、划分证据种类的标准和证据种类划分的制度功能等领域。作为中国特色的法定证据种类制度，其制度预设功能是限制证据资格，避免不具备证据资格的材料进入诉讼程序中。然而，现实中该制度导致了大量不具备法定证据形式但可以证明相关事实的材料因无法归类而陷入名不正地被使用的尴尬境地，诸如“情况说明”“同步录像”和“笔录”类材料因无法归类而难以适用证据规则。因而有学者主张将证据种类分为物证、人证和书证等大类。不同主张的理解角度不同，解决问题的侧重点不一样，因而都并非完美。证据是诉讼的关键，无论是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抑或行政诉讼，证据种类问题对于诉讼的进行影响重大，对于案件事实的查明不可或缺，尤其是在审判中心主义的改革背景下，更有必要对于法定证据种类带来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证据种类法定化的基础理论

我国诉讼立法在证据领域采取的是法定证据制度，即由法律对证据的概念和种类进行明确规定。了解法定证据种类制度(证据种类法定化)的第一步就是要明白什么是证据，进而在此基础上了解证据种类法定化制度的特点、功能及与证据种类仅一字之差的证据分类理论的内涵。(一)证据概念的立法演变。概念是认识事物的基础，证据的概念是证据法学研究的基础。证据的定义与证据的种类是一对联系紧密的范畴，对证据的种类进行探讨势必涉及对证据定义的理解。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对证据概念的规定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一条定义证据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定义证据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定义证据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可以看出，我国立法对证据的概念规定是从“事实说”发展到“材料说”。“事实说”即定义证据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材料说”是将证据的属性定位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在法律中对证据概念进行明确规定实属中国特色，这种做法在证据法学界也引起了较大争议。争议焦点在于对证据概念究竟采何学说以及各学说的优缺点。有的学者主张，所谓“证据”，不过是裁判者用来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1］。在其看来，“事实说”的逻辑缺陷首先在于无法证明“证据就是事实”，其次存在自相矛盾的规定(在将证据定义为事实后又将证据形式称为“证据”)，最后就是混淆了“证据”与“定案根据”的区别。有的学者主张“证据都是由事实构成的”［2］;有的学者同意现行立法“材料说”，这也是被学界广泛采用的概念。笔者认为，每种观点都有其具体的考虑和学说依据，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作为我国刑事立法的特色，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明确采纳了“材料说”。至于未来刑事立法的发展如何，要结合社会发展与司法实践的趋势。(二)证据种类法定化制度的特点及功能。1.法定证据种类制度的特点。我国证据立法采用证据种类法定说，也称为封闭式证据立法。证据的具体种类在《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规定。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一条首次规定了6种证据，即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在该条文中，物证和书证是同一证据种类。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以此为基础，将“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从字面上修改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并增加了“视听资料”这一证据种类，从而将法定证据种类扩大到7种。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将证据种类增加为8种，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3］。在此次修改中，物证和书证被划为两类，将鉴定结论的名称改为鉴定意见，在视听资料种类中增加了电子数据这一新的形式。此外，笔录类证据增加了辨认和侦查实验的笔录类型。虽然2018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证据的种类规定放在第五十条，但是对证据的法定种类并未增加。从上述立法来看，我国的证据种类法定化制度具有如下特征:首先，对证据的表现形式过于重视，明文规定只有8类证据载体;其次，证据形式规定得细致具体，区别于英美国家简单将证据分为人证、物证和书证的做法;再次，相较于开放式而言呈封闭式的“本质加外延”的外观;最后，缺乏兜底条款，极易导致实践运用上的僵化。2.法定证据种类制度的功能展现。证据法学中证据需具备证据资格和证明力，任何材料转化为定案根据的前提是符合法定的8种形式。从这个意义上看，证据种类法定化的功能在于限制证据资格，发挥过滤效应，将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材料在诉讼伊始就拒之门外是该制度的功能之一。法定证据种类限定了证据的法定表现形式，将已经确立的证据种类视为“证据”，而在此之外的其他实物、文件、笔录则被排除于“证据”之外。制度的应然功能并不代表在实践中就发挥着此种作用。在司法实践中，证据种类法定化发挥得更多的是指导侦查实践并为证据材料的书面化提供途径，它实际上发挥着“强化证据能力”的功能。“强化侦查案卷的证据能力”才是这一制度的实然功能［4］。学界的通说认为证据种类法定化的功能在于限定证据资格，而关于强化侦查案卷的证据能力的功能只是少数学者的观点。尽管存在争议，但在证据种类法定化制度下，各类证据根据自身特点各自归类，确实对于实践中证据资格的判定发挥了作用，使证据规则的运用也更具操作性。证据种类法定化制度对规范办案人员的职务行为发挥了一定作用，对于实体公正的促进也有助推作用。

二、证据种类法定化的制度缺陷

两面性是事物的本质属性。证据种类的法定化固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我们也要敏锐地识别它的不合理之处并及时对其进行防范。我国传统的证据法理论对证据本身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证据调查方法的关注［5］。近几年来，司法实践中我国法定证据制度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存在于诉讼的各个阶段。制度本身不仅缺乏科学性，对证据划分标准模糊，而且导致实践中大量有证明价值却难以归类的材料不能发挥作用;法定形式之外材料的采用也让制度本身如同架空。(一)立法技术的非科学性。2012年《刑事诉讼法》虽然增加了证据的法定种类。从字面上看，“证据包括……等”的描述是“本质加外延”的方式。兜底条款可以适应实务中的新类型、新情况，避免挂一漏万的情形发生。而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是缺乏兜底条款的，其本意不允许将法律没有规定的载体作为证据，严格限制了证据的准入。司法实践是千变万化的，总有新的类型的材料可以用来证明案件事实，随着法律修订增加的证据种类也足以说明这一点。法定证据种类外延的紧缩性让实践中很多有用的材料不能作为证据来使用。一个证据种类不可能涵盖多种材料。随后为了适应司法实践中证明案件事实的需要，司法解释相继出台，补充了不在法定证据之列的多种材料，甚至让之前没有列入法定种类中的证据经过解释具有了比法定证据更强的证明力。除此之外，现行证据立法列举的8种证据种类仅片面地考虑到了定罪问题，在程序问题和量刑问题的解决上并不具有适用性。(二)分类标准的模糊性。按照学界通说，我国现行的法定证据分类体系，是“基于证据外部形态或信息载体，在法律上所作的划分”。基于证据的外部形态或信息载体进行划分，这种方法极易导致同一种载体的证据却被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分类结果缺乏独一性。8种证据种类之间的交叉和混合会导致证据运用上的随意性，若实践中在证据收集上僵化地照搬这种标准，容易导致证据流失，不利于案件的及时处理。证据是证据信息和证据载体的合体，法定证据种类制度忽视了证据载体的有限性和证据信息的无限性。制度本身给侦查机关提供了操作指南，却忽视了在案件事实的认定中对证据的调查方法和证据的呈现方式具有实质意义的是庭审环节。在侦查中心主义背景下，对证据的认识往往是从侦查机关的角度而不是从审判机关的角度进行，证据的种类与侦查行为一一对应，划分证据种类时并没有区分侦查主体和审判主体，导致划分标准并不明晰。(三)证据定义的非规范性。《刑事诉讼法》以“材料”来定义证据，无法准确表达部分证据的形态和属性。立法者认为应该从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与被证明的关系来进行定义。这个定义方法让关注点集中在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作用的材料上。这种定义方法就使实务中一些对案件事实没有证明作用却对间接事实起证明作用的证据”以及“仅对证据证明力进行证明的辅助证据”因为不符合上述定义方法而不具备法定证据资格。言词证据、情态证据因为不是法定材料，天然不具备证据地位，情态证据即使对法官审理案件有很大的影响，但因为只是一种神情表现，也不具有证据资格。虽然众多的资料因为无法归类而不能作为证据适用，但实践中法官确实在某些案件中一直在参考使用。对于《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中证据种类后的“等”是理解为“等内等”还是“等外等”，至今也悬而未决。“材料”是人类用于制造物品、器件、构件、机器或其他产品的那些物质。材料本质上是一种物质，以“材料”来定义证据其实不够精确。当证人在法庭上直接陈述自己感知的事实时，真正发挥作用的是言论本身，用“材料”定义是无法含括言论的，利用扩大解释也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综合来看，关于证据的定义用语还需要改进。(四)侦查中心主义的狭隘性。法定证据种类的部分合理性在于它符合当时侦查中心主义的背景。在侦查中心主义背景下，不仅证据的调查围绕侦查活动展开，而且大多数证据最后以侦查案卷的书面形式进入审判环节，证据被案卷笔录化。由于刑事诉讼的程序推进往往是先进行侦查，最后才是审判程序。对证据种类的定义不区分认识证据的主体是侦查机关还是审判机关，就导致在前的侦查机关对证据的认识进入审判程序被审判人员采纳。侦查机关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往往在审判阶段被法院直接认可，法院庭审环节的独立价值并未发挥。目前，我国正在进行审判中心主义的改革，证据被采用要历经查证、举证、质证和认证等环节。查证、举证是在侦查环节，质证、认证是在审判环节。对证据进行一一列举便于侦查环节的取证，侦查机关只需要依照法定的程序根据8种证据种类进行收集就可以。在庭审环节，法官在进行质证、认证时关注的不是证据的载体和表现形式，而是如何对这些证据进行调查。封闭式的分类模式不利于法庭的证据调查，侦查人员随意对证据进行交叉换位以符合证据种类，模式化的规定违反了审判中心主义宗旨。证据种类的划分是在大诉讼场域的视角下进行，不区分侦查主体与审判主体，评价证据的主体很大程度上为办案人员，而不是审判环节的法官，这是有违审判中心主义的。对于证据种类的划分实则应以审判场域进行，按照证据被呈现给法庭时的样态来进行划分。(五)制度与实践的脱节性。封闭式的法定证据种类自身划分标准不清晰、分类标准模糊僵化以及缺少兜底的概括性条款问题，让实务界在具体运用证据规则时存在困难。实践中为证明定罪事实、量刑事实以及程序的合法性，法官大量采纳了“情况说明”“同步录音录像”“证据的保存材料”等法定形式之外的证据。“测谎结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等虽然没有被归入《刑事诉讼法》的法定种类中，但是因为对证明这8种法定证据的客观性有益而被法官采纳。“情况说明”是指为证明侦查人员没有实施刑讯逼供行为而由公安机关出具的以及侦查机关出示的证明抓捕经过、调查未果等事实书面材料。证明被告人一贯表现的联名上书、法官就案件争议事实咨询的专家意见、交通肇事和危险驾驶案件中法庭上被展示的用以证明案发过程的“三维模拟动画”等材料尽管不属于法定证据，因其可以证明案件事实也被广泛采纳［6］。法官经过对由法定的证据种类组成的证据链条进行分析质证后仍无法查清事实时，采纳这些材料实则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发挥以及不得已的变通。实践中法官采纳的材料还包括:8种证据种类的复制件和以照片形式进行的固定、对瑕疵证据进行的补充说明和解释、关于被告人进行的调查报告、专家辅助人的检验报告、种类繁多的说明报告等。法官并没有严格依据法定种类对证据进行评价与采用，实践与法律规定呈“两张皮”的现象。

三、证据种类法定化的动因解读

摘要：规范性法律文件的简称作为法的名称的一种变体，也应该如其全称一般具有一定的指称功能。要实现法的简称的规范化和统一化，避免立法、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援引简称的随意性，应在遵循简明性、识别性和合法性原则下，实行法律文件简称的法定化。

关键词：规范性法律文件；简称；简明性；识别性；合法性

每部规范性法律文件都由许多功能各异的结构要件组成，而名称是其第一层次的必备要件。一般性文章的标题应无定式，而法律文件在法治国家的重要性决定了其名称也要规范、统一。一个科学、完善的法律文件名称应该能够揭示该文件的性质、内容、适用范围和效力等级等诸多信息。我国法律法规的全称基本上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反映法的适用范围或制定主体的词汇；二是反映法的内容的词汇；三是反映法的效力等级的词汇。而且这三个构成要件一般按照固定格式排列组合，且比较整齐划一，即法的全称=法的适用范围／制定主体+法的内容+法的效力等级。为了表达简洁起见，很多法律文件在援引其他法律文件时倾向于规定并使用其简称。由于目前我国立法实践中还没有确立像英美国家法律那样用专条专款规定各自简称的惯例，很多法律文件随心所欲地简化自己以及其他法律文件的名称，造成同一法律文件在不同法律语境下拥有不同名称的的普遍现象。

一、简称的主要表现形态

在现行规范性法律文件里使用的简称中，上述三个要件有如下五种排列组合模式，其中第2种和第4种模式可以分别看作是第1种和第3种的两个变体：

1.简称=内容+效力等级，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

一

关于什么是政府信用，目前学术界尚无明确的定义。政府信用与企业信用、个人信用相比，其内涵和外延都有不同。但政府信用的主体是政府，因此，就其主体本身而言，政府信用就是指政府及其部门作为公共权力机构或公共权力的者信守规则、遵守诺言、实践践约。同时，就政府的客体或对象来说，政府信用是社会组织、民众对政府信誉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它是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反映。［1］政府信用体现的是政府的德性，是政府的“言”与政府的“行”的有机统一，是政府的“自利性”屈从于“公共性”的必然要求，是政府的“主观”言行与社会的“客观”评价的和谐一致。

政府信用具有公共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示范意识，这些意识反映了政府信用具有公共性、规则性、责任性和示范性的特点。

——公共性。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者，必须为公众着想、为公众服务，必须体现公正、维护公平、服务公开，必须立足于公共领域基础之上反应公意、“公而忘私”。政府信用体现在公共事务管理当中就要求抛开政府官员的自利动机，一心一意为公众服务，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公共产品、维护公共利益，因此，政府信用体现的就是一种公共意识。

——规则性。政府作为公共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他首先必须身体力行，遵守规则和道德规则，恪守规则的愿望和意志，因为规则对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一视同仁。政府信用要求公共行为规则制定明确，特别是合乎规则的行为与违背规则的行为之间的界限必须明确，同时也必须明确外在的道德制裁机制，使得诚信之德产生约束力，因此，政府信用意识就是一种规则意识。

——责任性。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要勇于承担责任、要善于维护责任，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是懦弱的政府、是无所作为的政府。政府信用要求有能力、有责任为公众谋求福祉，兑现承诺，敢于对公共决策失误负责，因此，政府信用意识就是一种责任意识。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债权化与物权化：两种不同的立法模式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形式既体现了我国农村土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又充分赋予农民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和经营土地的自主权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正因其在制度上所具有的无比优越性，这种形式受到立法者的高度肯认。然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形式法律地位的确立并不意味着法律制度本身的完善。由于我国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方面具体法律制度的缺失，农民在土地承包经营过程中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作为强势主体的发包方往往仅凭自己的意志随意撕毁合同，使得农民本该获得的收益得不到充分实现；承包期限约定过短则使农民不愿进行长期的投入，导致土地经营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图一时之利”的短期行为。凡此种种，极大地损害了作为民事主体的农民应有的权利，直接影响着农村经济效率的提高。尤其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法学界和立法者开始重新审视和反思：农民所具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利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权利，债权抑或物权？究竟应当采取何种类型的立法模式？

所谓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债权化，是指立法者将农民所具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仅视为一种债权，从法律性质上讲，只是一种基于合同产生的请求权。此种权利的成立依赖于合同双方的自由约定，权利的内容也因承包合同的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异，其救济的方式方法也只限于违约责任的承担，并不延及其他的救济途径。这种属性的权利主要受我国合同法的规范和调整，没有必要在合同法之外再制定专门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更不涉及在物权法中专设一章加以规范的问题。

而所谓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则是指立法者不仅把农村集体组织成员所具有的承包经营权看做是一种基于合同所产生的请求权，而且是将这种权利作为一种物权来看待。就经营权的内容而言，也并非主要由当事人自主约定，而是由法律强行加以规定的。对于发包方侵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既可直接以法律所明确规定的侵权责任进行救济，也可依双方所订立的承包经营合同追究发包方的违约责任。对于发包方以外的第三人干涉和侵害经营权的行为，也可以法定的救济方式进行有效的救济。需要说明的是，正由于物权本身应具有的法定性特征，对承包经营权的规范除了依赖于合同法之外，还须通过专门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或者在我国即将制定的物权法中设专门一章对其作出明确规定。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我国立法的现实选择

通过以上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债权化和物权化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有着不同的法律特征和运行机制。作为债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救济途径较为单一，但却更能体现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作为物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较强的强制性，当事人的自主意愿受到极大的制约，但是它却能够给经营权人提供较为充分的法律救济。然而，究竟何者更契合中国的实际呢？应当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是更为适宜的制度选择。其理由大概有二：

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城市范围的不断扩大，城市规划作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基本保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然而，在当前城市规划管理中，仍大量存在粗放式的管理模式，导致当前城市设计在管理方面存在着诸如城市改造与建设不完善、管理手段不科学等问题。面对这样的现象，为了提高城市规划的管理水平，本文提出了采用精细化城市规划设计模式解决当前城市规划设计中的问题。

1当前城市设计在精细化管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1．1缺乏城市设计的控制要素，致使城市建设管理模式未能有效形成。放眼如今我国各大城市，可以说绝大多数城市在规划管理过程中，在城市基础配套设施、地块用途及开发强度等用地布局和结构方面都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和规范，但是对于在城市设计方面的控制要素而言，大多只停留在对建筑风格和色彩的要求上，相较而言是相对缺乏且十分简单［1］。由于当前城市设计的重心普遍都是放在对方案的设计上，缺乏精细的城市空间形态的研究和探索，如此一来，不仅造成了不少地区城市风貌相差无几的病态现象，而且也导致了诸如环境设施内容、城市风貌与建筑风格等很多城市精细化建设要素无法得到有效地落实和管控，进而导致无法形成科学、合理以及行之有效的城市建设管理模式。1．2城市形态量化控制标准缺乏，致使城市形态难以控制。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国在城市规划方面主要以增量规划为主，这样的管理模式有效地满足了当时城市发展的需要。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建设步伐加快，这种规划方式显然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发展需要，不仅给环境带来了一定的破坏，而且出现了公共界面、城市天际线、滨水空间等空间形态失控的局面［2］。针对上述问题，虽然近来年在城市设计方面，国家大力提倡以城市空间形态设计为主的城市设计，但现行的城市设计内容基本上都以定性控制为主，在定量控制上则是少之又少的，这就造成了对城市规划设计进行操作和管理的困难局面，致使城市形态难以控制。1．3部分管理要素缺乏可操作性，致使与多元化建设要求不相适应。对于目前的城市规划管理，配套面积计算规定、建筑规划技术规定以及日照计算规定等是构成其规划管理体系的主要部分。就该构成体系而言，虽然其应用范围很广，也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认可，同时也具有编制时间短等优势，但是从长远来看，由于其中部分控制要素操作性的缺乏，导致了其长期使用势必会带来一定的隐忧。90%的城市设计要素中，都有占线率这个指标，由此也可见这个指标的重要程度，但如果将这一指标作为所有建筑项目的强制指标去执行，势必会造成城市建筑形式单一、街道界面缺少开合等一系列问题，但是如果不能对其进行有效控制，会给城市的公共空间形态带来不同程度上的影响和破坏。由此可见，在实际的建设中，如果不能对要素的重要程度做出明确的判断和评价，那么对于多元化的建设而言，这些要素是很难得以落实的。1．4法定地位的缺失，导致城市设计缺乏实施的手段和途径。对于城市设计而言，其不仅能够极大地促使城市品位的有效提升，而且城市设计也是城市进行规划与管理的有效手段之一，其对于城市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法定地位的缺失，同时缺乏相应的规章制度对城市设计及实施流程做出明确的规范，致使城市设计在相应的实施手段和途径是相当匮乏。而这其中，最为直观的体现便是由于缺少相应的审查和管理机制，导致很多城市设计成果很大程度上难以通过相关程序使其法定化和制度化。

2基于城市设计视角下城市规划精细化管理的主要思路

2．1促使精细化管理实现的前提和基础条件。毋庸置疑，精细化的城市规划管理不仅能促进管理效率的提升，同时对于城市效益的提高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想要提升城市设计视角下城市规划的整体水平，达到资源优化配置并推动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最佳途径便是进行精细化的管理。而这其中，最关键的是建立健全、明确、可执行以及可量化的工作规范，同时也要使该工作规范的精密性和规范性得到充分的保证，赋予其应有的可实施机制和法定地位。在具体编制技术层面，想要实现精细化管理的技术编制体系，则应该将量化标准、可管控要素以及执行程序作为其中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并根据城市设计的编制内容、具体管理实施机制及信息管理系统建设等方面着手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促使城市规划精细化管理体系具有较强的可执行性和可实施性。2．2促使精细化管理实现的核心。城市规划设计方面，技术管理规定无论是在环境内容、空间形态上，都要做相关的引导和指引。但在特定地区，特定环境管理上，可通过通过量化控制的方法适时地对某些重点区域和城市节点进行更为高效的控制和管理，是促使精细化管理得以实现的核心之一。例如，在城市的核心区域或者城乡的结合地带，采用量化的方法，根据参照中心不同的区位，进行建设项目的建筑密度、高度等方面的相关设定，强化管理的立体化和可操作性，进而使城市设计得以精准地落实和开展。当然，想要将城市规划管理和城市设计可以有效地衔接在一起，光靠量化的城市设计成果是不足的，要真正促使城市规划精细化管理的实现，还必须保证城市设计成果的法定化。例如，为了让城市设计成果得以法定化，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均在城市设计内容上做了相应的法律方面的制度化处理。日本通过设计特有的法律法规对设计内容进行固定;美国为了对设计质量方面的要素达到控制的目的，出台了城市设计导则和区划法进行设计审议;新加坡则将城市设计内容添加进了现有的法定管理平台中［3］。对此，想要实现精细化管理，为相关的城市设计内容提供一定的法律支撑是必不可少的，只有使这些城市设计成果及其应用得以制度化和法定化，才是精细化管理得以实施的核心。

3基于城市设计视角下城市规划精细化管理的主要对策

一

关于什么是政府信用，目前学术界尚无明确的定义。政府信用与企业信用、个人信用相比，其内涵和外延都有不同。但政府信用的主体是政府，因此，就其主体本身而言，政府信用就是指政府及其部门作为公共权力机构或公共权力的者信守规则、遵守诺言、实践践约。同时，就政府的客体或对象来说，政府信用是社会组织、民众对政府信誉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它是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反映。［1］政府信用体现的是政府的德性，是政府的“言”与政府的“行”的有机统一，是政府的“自利性”屈从于“公共性”的必然要求，是政府的“主观”言行与社会的“客观”评价的和谐一致。

政府信用具有公共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示范意识，这些意识反映了政府信用具有公共性、规则性、责任性和示范性的特点。

——公共性。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者，必须为公众着想、为公众服务，必须体现公正、维护公平、服务公开，必须立足于公共领域基础之上反应公意、“公而忘私”。政府信用体现在公共事务管理当中就要求抛开政府官员的自利动机，一心一意为公众服务，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公共产品、维护公共利益，因此，政府信用体现的就是一种公共意识。

——规则性。政府作为公共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他首先必须身体力行，遵守法律规则和道德规则，恪守规则的愿望和意志，因为规则对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一视同仁。政府信用要求公共行为规则制定明确，特别是合乎规则的行为与违背规则的行为之间的界限必须明确，同时也必须明确外在的道德制裁机制，使得诚信之德产生约束力，因此，政府信用意识就是一种规则意识。

——责任性。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要勇于承担责任、要善于维护责任，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是懦弱的政府、是无所作为的政府。政府信用要求有能力、有责任为公众谋求福祉，兑现承诺，敢于对公共决策失误负责，因此，政府信用意识就是一种责任意识。

【摘要】从1215年的英国宪章到今天，罪刑法定原则一直在犯罪的创造、发展和完善过程中进行。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直到1997年才最终确立。刑罚法的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是保护人权，其中包括成文法，禁令的基本内容。打个比方，禁止回顾和过去。但是，由于文化传统、历史遗留等原因，罪刑法定原则仍然存在诸如术语不明确和宪法标准不明确等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的权益经常受到侵犯，司法解释的主体也很混乱。本文从基础理论出发，分析在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初衷，探讨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确立及贯彻，深入剖析其不足，就此提出完善措施。

【关键词】罪刑法定原则；刑法；确立；贯彻

一、引言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是保护人权，包括基本内容，例如法定教义、禁止类推、禁止追溯和过去。但是，由于文化传统、历史遗留等原因，刑罚法的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立法中仍然存在术语含糊、标准不明确等问题等。中国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这就要求我们面对现有的问题，并试图找到合理的方法来解决它。

二、罪刑法定原则理论概述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和价值。罪刑法定的基本含义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最简单、最一般的概括，即“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不构成犯罪，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不构成惩罚”。具体来说，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是：什么样的犯罪，什么构成各种犯罪，什么类型的刑罚，每一种刑罚如何适用，对各种具体犯罪应规定多少刑罚，都是由刑法规定的。对未明确规定为犯罪的人，不得定罪和处罚。也就是说，“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不构成犯罪，法律也没有明文规定不惩罚”。随着社会的变化，国情政策的变化，犯罪理论的发展，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也发生了变化。目前，我国学者将其价值观分为两个主要方面。第一，本原则的价值仅仅是保护人权。尽管社会发生了变化，但其价值并未改变。第二，该原则是历史的产物，其价值在不断更新并应用于社会发展。从最初的人权保护到人权保护和社会防御的双重价值。（二）我国刑法领域中罪刑法定原则确立的必要性。1.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为了确立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和政治保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行依法治国是必不可少的。依法治国的基本精神是，一切国家工作必须依法进行，权力受法律管辖，它反对人的统治。为了依法治国，并有完整的法律制度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律，按照法律的规定管理国家和社会问题。刑法在保护人民，与敌人作战，惩治犯罪，保证民主，促进改革和为社会服务方面承担着繁重的任务。罪刑法定原则对防止司法任意性，保护人权和限制滥用惩罚权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实施法治的必然要求。促进了定罪量刑的标准和规范，促进了司法机关在定罪量刑中的科学运作。司法人员可以建立严格的执法制度，对思想观念、职业道德和作风进行公平对待。同时，建设良好的法律环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准备，通过确保国家刑罚正确执行，防止法外侵害危及公民的合法权益，从而实现依法治国。2.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是保障人权的要求。罪刑法定原则是刑罚权力的限制，是对司法擅断的防止，并以公民的人身自由作为其价值取向，充分体现了刑法的主权和人权保护功能。什么是自由？自由是做法律允许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因此，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只要公民不执行刑法明确规定的犯罪行为，国家就无权对其进行惩罚，从而避免了意外伤害。刑法，使公民的权利得到可靠保障，使得公民的自由得以最大化。但是自由与限制是相对立的，没有限制就没有自由。因此，法律应事先为公民提供明确的行为标准，并做出一个界限。一个人在什么时候才应当受到惩罚？当一个人的行为违反刑法即构成犯罪时，才应受惩罚。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更加充分地保护人权，《刑法》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以此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权力以及防止法官的权力，从而防止了随意定罪和随意判刑，有利于有效保护公民的人权。因此，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维护了刑法的权威，为人民提供了行为准则，保护公民免遭司法侵害。

摘要：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的基础和源头，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因此，政府信用的提高对于提升个人信用和企业信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政府信用失范是政府信用缺失、信用贫困、信用滥用、信用危机的统称，政府信用失范将会造成政府失效乃至政府失败。要提高政府信用，必须重视政府的信用意识，做到依法行政，言出有据、言而有信。同时，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在目前政府主导形态下，政府信用的提高和信用危机的克服主要仰赖于政府的行为自主性——政府自觉。从一定程度上说，政府自觉的程度决定政府的信用水平。

关键词：政府信用信用失范政府自觉政府文明

信用（credit），从一般意义上讲，指的是信守规则、遵守诺言、实践成约。孔子特别强调“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认为“人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于是信用作为公共伦理范式成为安身立命之本、社会交往准则、国家治理指南。而政府信用（governmentalcredit）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一个主要内容也同样强调言行的客观后果，考量政府行为对公众和社会的影响，同时又不得不顾及公众和社会对其看法和态度。政府信用需要政府的自觉，政府的良知与行为自主性能够提高政府能力、克服信任危机和提升政府形象。

一

关于什么是政府信用，目前学术界尚无明确的定义。政府信用与企业信用、个人信用相比，其内涵和外延都有不同。但政府信用的主体是政府，因此，就其主体本身而言，政府信用就是指政府及其部门作为公共权力机构或公共权力的者信守规则、遵守诺言、实践践约。同时，就政府的客体或对象来说，政府信用是社会组织、民众对政府信誉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它是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反映。［1］政府信用体现的是政府的德性，是政府的“言”与政府的“行”的有机统一，是政府的“自利性”屈从于“公共性”的必然要求，是政府的“主观”言行与社会的“客观”评价的和谐一致。

政府信用具有公共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示范意识，这些意识反映了政府信用具有公共性、规则性、责任性和示范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