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范文10篇

一。纵观改革开放30年，中国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欧大国的关系经历了相互孤立隔绝的时期，也经历了相互接触和扩大交往的时期，如今正在步^相互依存和频繁互动的新时期。中美关系作为“世界匕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已经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和战略意义。双方作为奄没性合作伙伴和利益攸关方，共同的战略利益不断增加，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彼此关系的重要性在双边意义上、地区意义上和全球意义上都在显着上升。正如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2007年10月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从伊朗到苏丹西部，我们正在世界上的很多第三方地区扩大美中合作。美中关系将是我们在外交政策的几乎所有战线匕取得成功的关键”.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其广度和深度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正如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索拉纳所说，中国是欧盟为数不多的战略伙伴之一，双方高层和民间往来更加频繁；在处理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以及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加强接触，合作基础和领域进一步扩大；不仅能实现重要的共同目标，而且“对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日本继续向政治军事大国的目标迈进，特别是两国更多地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审视、把握和推进双边议题，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也将日益超越双边和地区层面，越来越需要从全球角度来看待和处理。

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讨论的主要问题日益向全球性问题集中，相互关系都从双边和地区层面向全球层面扩展，影响双方关系发展的因素越来越超越具体问题本身，转向问题背后的理念、规则、制度安排，或者说具体问题上的较量所体现的理念、规则、制度安排上的博弈变得越来越明显。中国与美、欧、日在政治民主、宗教自由和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上升，背后所体现的是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的差异和分歧；围绕贸易平衡问题和WTO多哈回合谈判的角力上升，背后所体现的是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两种趋势的纷争；围绕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等问题的争端上升，背后所体现的是有关国际经济规则和标准的制定和使用的权力较量；特别是围绕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权的博弈变得越来越突出，背后所体现的是主要发达国家急于抓住“绿色经济时代”的世界经济主导权的战略意图。与此同时，在中国与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正在进行和未来可能进行的合作中，涉及国际体系稳定和演变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例如，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所提中美关系中面临的五大问题，要么是涉及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台湾问题，要么是涉及整个国际体系安全的全球反恐和防扩散体系等问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前副主席欧文斯建议中美在公海、太空、网络、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均事关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国际体系基础领域的安全。布热津斯基更是明确地呼吁，中美应在维护国际体系稳定方面进行更多的战略合作。这些都意味着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关系正在向国际体系层面发展。

二。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关系日益触及国际体系层面的问题，围绕有关问题的竞争、合作、碰撞、冲突有所上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关系经过3O年的发展之后正在向新水平和新阶段推进的自然体现，其中有客观因素的作用，也有主观因素的影响。简而言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方面的原因可以说是中国和平发展态势日显强劲以及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快速提升的放大效应、溢出效应和连带效应。这些效应既可以从世界范围内的“中国问题热”窥见一斑，也体现在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上升上。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存在和影响力不仅在经贸领域急剧扩大，而且已经从经济向政治和安全领域、从周边地区向整个亚洲乃至全球延展。2007年，我经济总量赶超德国的势头更加迅猛，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首次超过美国。截至2007年，中国已经签署近300个国际条约；参与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已经达到4238个；在华设立总部的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也达到120个；中国人在国际组织中担任的“要职”不断实现突破。例如，继2006年陈冯富珍出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和沙祖康跻身“联合国内阁”（1997年成立的3O人高级别管理小组）之后，林毅夫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副行长，赵京民少将成为联合国维和部队中的首位“中国司令”.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是西方国家的对华认知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原因更为重要。这种变化就是从之前怀疑“中国能否崛起”和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甚至想设法遏制“中国崛起”,转变为承认“中国崛起”已经不可逆转，并且认为中国的“全球存在”不再是预言而是现实，“中国的崛起”已经对现存国际体系构成挑战。目前这种声音正在不断上升。这不仅是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崛起”这一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而且具有明显夸大的成分。2007年底和2008年初，美欧等国政界和学界围绕“中国的崛起”是否将改变现有国际体系的讨论热闹一时。其中各派观点无论是出于探究中国崛起后是否会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构建国际体系，还是思考现有国际体系能否容纳崛起的中国，都表明他们不仅已经承认“中国的崛起”是现实，而且对“中国崛起”挑战现存国际体系的担心明显上升。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的“利益攸关方”概念侧重于国际体系层面。美国内部近年来围绕布什政府是否“失去亚洲”的辩论比较激烈各种观点虽然针锋相对，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比较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崛起”正在或即将“不可避免地”重塑亚洲地区体系。2008年第一期《外交》杂志刊登了一组文章其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艾肯伯里在《中国的崛起与西方的未来》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崛起难以推翻西方国家秩序”,这实际上承认了“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着现有国际体系；布鲁金斯协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在《来日方长：中国民主的前景》一文中认为，“中国可能开拓自己的民主道路”,这折射出对中国形成新发展模式并为世界发展提供非西方模式选择的隐忧；另外的文章则对“中国对集权国家的新外交”加以分析，其中也透露着对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准则不满和想通过进一步施压来加以改变的想法。欧洲国家关注非洲的达尔富尔问题、民主和良政问题，并把这些问题和中国对非洲的发展援助基本政策乃至北京举办奥运会等结合起来加以炒作，认为中国在非洲乃至整个海外开发资源能源违反了《采掘业透明倡议》（EITI）的有关规定，认为中国的对外发展援助没有按照“赤道原则”所要求的那样关注受援国的政治发展等问题。这表露出欧洲国家对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行为准则的担陇。德国总理默克尔及其执政党团的新亚洲战略文件甚至明确提出，要对中国崛起可能在能源、非洲、经贸、民主体制、安全等问题上构成的挑战表示警。

三。事实上，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在对华认知从“中国能否崛起”向“中国的崛起已对国际体系构成挑战”转变的同时，它们的对华战略也已经相应地开始进行重要调整。其调整的方向是从防范和遏制“中国崛起”,转向以“中国崛起”作为现实基础，更加注重发挥它们作为现有国际体系主导者所享有的优势，强调“西方民主作为体系主流价值观的统治地位”,力图调整和完善有关的国际和地区组织、机制、准则，利用体系的力量来牵制中国崛起后的战略意图和力量使用。

到目前为止，一个小小的障碍是事实的不充分性。制造业只是最近受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才显出不同寻常的衰落的（制造业产出从2000年6月的顶点下降，2001年12月到达谷底，美国制造业产出收缩了7.6%）。但是，从以往长期趋势来看，富裕国家的制造业处于不能再好的状态（见图）。Amicus工会可能会认为英国的制造业表现不佳，但事实是，不是英国的表现太差，而是英国的竞争对手—特别是美国—表现太好了。自197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产出增加了一倍多，即使在经济衰退期间，美国制造业产出也几乎比1992年时高出50%。

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并没有导致富裕国家制造业下滑，事实是，随着富裕国家越来越多地采用高新加工技术，先进的生产工艺导致制造业企业大量减员。根据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的统计，1947年美国制造业吸纳的就业人数占美国劳动力总数的35%，而到2002年这一数字下降到12%。随着就业人数的减少和产出的增加，美国制造业生产率大幅飙升，同时也对其他富裕国家产生了影响。一方面，NAM表示“美国制造业的未来处境危险”，另一方面，NAM却夸耀美国制造业是“创新的、高产的和高效的产业”。究竟它持哪个观点？

有关中国的事实更加不充分，当发出警告的人宣称“美国大企业都跑到中国时”，事实是，大部分企业跑到了其他的富裕国家。尽管美国制造业在中国的投资增长很快，但与美国在其他富裕国家的投资相比，却是九牛一毛。

尽管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有巨大的吸收力，但企业还是有很多理由把大部分生产能力留在本国。原因是富裕国家工厂雇佣的工人较少，劳动力成本不再是决定在哪里建厂的决定性因素。例如，NAM的FrankVargo通过计算得出，工资成本仅占美国制造业总成本的11%，运输成本和快速分销成本比工资成本占有更大的比重。不论在穷国还是富国，戴尔公司都把计算机组装厂建在离客户很近的地方。此外，亚特兰大Chainalytics公司的顾问MikeKilgore认为，企业经常低估海外制造业的成本，特别是海外制造业涉及运输、大量库存、政治和安全的风险。同时，由于零售商（如美国沃尔玛和法国家乐福）对快速发货的要求越来越高，也促使制造业企业把生产能力转回本国。

原始重商主义观念—一个国家销售的产品大于从海外购买的产品从而聚敛大量外币—依然在欧洲的一些地区起支配作用，特别是巴黎。另一方面，英国的工会可能发现他们最近的行动很难继续下去。托尼·布莱尔的工党政府摒弃了旧时代的“原始制造业社会主义的偏见”（至少现在是这样），对于制造业的态度，政府主要信奉其保守派前辈的中性政策。不象在美国和日本，在英国，Amicus工会的理由—每周英国失去2500多个制造业就业岗位—可能没有人理会，尽管经济增长放慢或多或少地对就业产生了影响。

在日本，民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最乐意把中国描述为怪物。然而，为了取乐日本大型制造商（例如汽车厂商和电子企业，他们对在中国销售和投资极感兴趣），执政的自民党会出于本能行事。

摘要：本文首先总结发达国家包括欧美和亚洲发达国家及地区的会展业发展经验；然后分析我国会展业发展的基本状况，包括优势和劣势；最后，结合发达国家会展业在管理体制、场馆建设、人才培养模式、会展营销方式、法律法规等方面的经验，提出应如何发展我国会展业。

关键词：发达国家会展业；我国会展业；发展

会展是通过举办各种会议、展览、展销和节事来获得经济效益的行业，被称作无污染的绿色经济。自从首届世界博览会于1851年在英国伦敦成功举办以来，会展业逐渐被各国重视，并迅速发展为一个新兴的行业。“1851年的大博览会是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如此之大而堪称‘最大’的；第一个在世界范围举行的；第一个营利性质的博览会”（伯德Bird,1976,3)。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会展业以年均近20%的速度增长，并迅速成长为一个新兴的产业。特别是在北京和上海相继申奥申博成功后，发展势头更加迅猛。虽然我国的会展业发展速度很快，但和发达国家的会展业相比，我国的会展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很多不足，而发达国家的会展业已经发展比较成熟。因此，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发达国家会展业的经验，以促进我国会展业更好地发展。

一、发达国家会展经验总结

1.政府高度重视，强调宏观管理几乎每个发达国家会展业的发展都与政府密切相关，政府在投资、制定政策、对行业协会的管理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德国政府对会展业的投资额非常之高，对汉诺威、法兰克福等地区的展览场馆的建设投入巨资，并出台相应的鼓励措施和优惠政策。许多国家只设单一的国家级的展览管理机构，比如法国的海外展览委员技术、工业和经济合作署（CFMU-ACTIM）、德国展览委员会（AUMA）和新加坡贸易发展局（STDB）等，这些机构都具有惟一性、权威性和全国性的特点。例如：德国的AUMA是政府和展览业之间的桥梁，每年对世界各地的展会进行考察，并写成报告，为德国政府赞助本国企业出国参展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关于经济全球化相关的文献：赵晓、刘阳（2005）从宏观国际经济的角度对中国经济的现状与地位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正经历20年左右的国际显性摩擦时期，而中国作为新的大国被国际接纳，达到新的国际均衡时期还需要20年，这是现阶段中国遇到发达国家各类经济摩擦的重要原因之一。三好将夫在其论文“全球经济的抵制场”中特别对全球化中跨国公司的行为做了研究，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跨国公司越来越不受政府控制，离开国家和民族，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抛弃民族自行其是。他们选择具有稳定政治结构、廉价劳动力、适当基础设施和较低税率、对环境要求较低的国家进行资本输入。

关于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文献：赵瑾（2005）认为当代全球新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十大特点，分别是保护的焦点由经济问题扩展到社会问题；手段主要依靠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环境技术标准、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为主；保护方式由限制进口变为通过出口补贴等措施扩大出口、通过多边贸易保护发达国家的技术比较优势、通过劳工标准、技术标准达到全面禁止进口的目的；其动机由提高本国产业竞争力转变为从根本上削弱甚至使对方丧失国际竞争力。梁丹（2005）分析了当今发达国家国际贸易政策中“新人文主义”倾向及其背景，认为如SA8000等人文壁垒是发达国家推动经济全球化为己所用的产物，是发达国家保护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需要，也是跨国公司树立企业社会形象的要求。BenoitLaplante&JonathanGarbutt（1992）则对发达国家贸易政策中的环境保护主义进行了研究，认为需要国际环境政策的共同协调来防止环境政策变为国际贸易中的一项非关税壁垒。

二、近年发达国家“反全球化”的表现

1、国际投资方面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并购的干涉。联想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受到美国政府相关部分干涉、中海油并购尤科斯失败等等。

一、发达国家存在行政垄断

一般来讲，违背法律和既有商业习惯的各种限制竞争行为(如囤积垄断)常常受到法律的惩罚和社会公众的谴责，而由国家主导的、在实质上也是禁止、限制或干扰自由竞争的行为在历史上却并不少见。在欧美国家的历史上，并非所有有关市场、竞争的法律政策都一定是“反垄断”，或者是“反不正当竞争”的。相反，维护垄断和限制竞争的法律和政策在西方国家也很普遍。

(一)发达国家历史上的行政垄断

在英国历史上，国王利用国家权力垄断市场的种种表现在《国富论》中有非常详细的论述。也正因为这样，亚当·斯密对当时的社会制度猛烈抨击，要求建立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当时的英国政府为了本国的呢绒生产能有绝对的优势，在1258年就颁布了法令，明确规定：英国生产的羊毛必须在国内加工生产，不准买给外国人，人人都必须穿用本国织造的呢绒。德国作为欧洲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其政权长期由具有浓厚封建残余势力的容克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把持，这些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经常通过国家立法的形式限制自由竞争。例如，在德国统一之初，“铁血宰相”俾斯麦就制定了限制自由贸易的法令，禁止国外商人进入德国从事贸易，以保证德国容克地主和由容克地主转变而成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政府给予某些企业在特定区域生产、出售产品的垄断权，限制其他企业参与竞争的情况也很普遍。英国、荷兰、法国等国在十七世纪先后在印度建立了各自的“东印度公司”。这些公司都拥有国家通过法令所赋予的“专营贸易”的特权。直到18世纪，这些专营特权才有所松动。发达国家在倡导贸易自由主义的同时，也都依然实行各种保护政策，限制外国工业品的输人，以保护本国的企业和产业。

(二)发达国家近现代的行政垄断

到了近现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法制的健全，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崇尚自由竞争，但由政府所实施的运用公权力对市场竞争的禁止、限制或妨碍行为依然存在，只是形式、程度和内容有所变化而已。

摘要：本文主要探索现阶段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采取的以贸易保护主义为主要特点的各种“反全球化”行为，通过创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的国家生产函数来分析其原因和动机，并为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关于经济全球化相关的文献：赵晓、刘阳（2005）从宏观国际经济的角度对中国经济的现状与地位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正经历20年左右的国际显性摩擦时期，而中国作为新的大国被国际接纳，达到新的国际均衡时期还需要20年，这是现阶段中国遇到发达国家各类经济摩擦的重要原因之一。三好将夫在其论文“全球经济的抵制场”中特别对全球化中跨国公司的行为做了研究，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跨国公司越来越不受政府控制，离开国家和民族，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抛弃民族自行其是。他们选择具有稳定政治结构、廉价劳动力、适当基础设施和较低税率、对环境要求较低的国家进行资本输入。

关于发达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文献：赵瑾（2005）认为当代全球新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十大特点，分别是保护的焦点由经济问题扩展到社会问题；手段主要依靠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环境技术标准、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为主；保护方式由限制进口变为通过出口补贴等措施扩大出口、通过多边贸易保护发达国家的技术比较优势、通过劳工标准、技术标准达到全面禁止进口的目的；其动机由提高本国产业竞争力转变为从根本上削弱甚至使对方丧失国际竞争力。梁丹（2005）分析了当今发达国家国际贸易政策中“新人文主义”倾向及其背景，认为如SA8000等人文壁垒是发达国家推动经济全球化为己所用的产物，是发达国家保护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需要，也是跨国公司树立企业社会形象的要求。BenoitLaplante&JonathanGarbutt（1992）则对发达国家贸易政策中的环境保护主义进行了研究，认为需要国际环境政策的共同协调来防止环境政策变为国际贸易中的一项非关税壁垒。

二、近年发达国家“反全球化”的表现

摘要：发达国家通过研发补助金、委托费、税收优惠政策和政策性融资等财税手段推动科技进步。西方国家财政支持科技进步的具体做法,对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技术进步周期明显加快的趋势下，中国政府必须进一步加大对科技进步的投入力度，有选择地进行项目扶持，并加大对中小企业技术进步的扶持力度，充分发挥政府采购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作用，运用税收优惠政策积极推进产业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

关键词：技术进步；税收优惠政策；财政政策

一、发达国家财税优惠政策发展历程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在经济信息化、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下，美、日、欧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竞相凭借自身在技术方面的优势，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加大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力度。在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下，信息产业、生物医药工业、金融服务业等新兴产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通过科技进步基础上的产业结构转型，有力地支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

作为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技术进步主要依靠市场力量的推动，但政府财政在科技进步方面的作用也是极其重要的。在发达国家，在每一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政府都有一个明确的产业技术政策，并通过研发补助金、委托费和政策性融资等财政手段确保产业技术政策的贯彻落实。为了推动本国的科技进步，西方发达国家都特别注重加大对科技进步的投入力度。如美国、日本于1999年政府用于R＆D财政投入占当年全国R＆D总投入的比重分别为27%和22%。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联邦政府用于生物技术方面的研究经费每年都维持在10多亿美元的水平。根据经济成长、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所处阶段的不同，西方国家财政对科技进步的支持的范围和手段也会有所不同。在经济发展初期，财政一般主要通过补助金、开发委托费、政策性贷款和优惠税收政策等形式重点支持主导产业的技术开发。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政府财政政策的重点主要转向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政府通过资助各种基金会、研究院所和产学研联合体等进行产业技术开发，并通过知识产权的转让，实现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在技术进步的产业化和规模化环节上，西方国家一般通过政策性融资和税收优惠政策予以扶持和引导。如日本政策性投资银行根据政府有关政策意向，向民间企业提供低息贷款、担保、购买企业债券，对民间金融机构进行补充融资和奖励。在西方国家，财政对技术进步的扶持和引导,一般都是以项目为核心，以客观标准为尺度，实施非专向性补贴政策。

二、发达国家对中小企业具体优惠政策

了解西方发达国家近年税制改革的发展趋势，将给我国税制改革工作带来诸多有益的启示。

西方发达国家税收制度的最新发展状况，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各国宏观税负出现下降趋势。发达国家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税制改革的主旋律是减税，然而减税减的只是所得税的名义税率或边际税率。税改开始阶段，各国在降低税率的同时，将所得税的税基却相应拓宽了。这样，发达国家初期税改的减税，实际上并没有影响税收收入的规模。相反，各国税收收入的水平还普遍出现不降反升的现象。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开始，随着西方各国财政状况的逐步好转，一些国家在税制改革中相应加大了对税收优惠措施的运用，不再一味追求“宽税基”的原则，这自然造成了税收收入规模的下降。统计数字表明，2003年，美国的宏观税率已经由3年前的29.9％下降到了25.4％；同期其他一些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荷兰从41.2％下降到38.8％，英国从37.4％下降到35.3％，瑞典从53.8％下降到50.8％。

第二，资本的税收负担开始减轻。一般情况下，政府课税的税基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本和消费，而政府无论对哪种税基课税，都会给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正如大卫·李嘉图所指出的，各种税收都是流弊和流弊之间的选择。例如，如果一国对劳动力课征较重的税收，那么，其就业形势很可能会恶化：一方面，雇主会因劳动力成本提高而“用机器手替代人手”；另一方面，工人会因缴税过多而自愿失业。因此，各国税制改革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调整税收的总体负担在各种税基之间的分布。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劳动力的税负是比较重的，表现在劳动力的有效税率（即税额与应税税基之比）一般都高于资本和消费的有效税率。由于劳动力的税负已经很高，加之对消费的课税具有累退性，以及人们担心提高对消费的课税会引发通货膨胀，很多西方国家过去进行税制改革时往往把保证税收收入的着眼点放在增加资本的税负上。例如，1995年～2000年，欧盟国家资本的有效税率就从24％提高到了31％。特别是劳动力税负较高的国家，更是把增税的重点放在了资本这个税基之上。然而，资本的税负高并不利于增加储蓄和投资，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如果一国对资本和经营所得课征高税，就会导致或加剧本国资本以及所得税税基的外流。因此，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开始重视降低资本的税负。例如，2000年～2005年，欧盟原有的15个成员国中，有11个国家降低了公司所得税税率。到2005年，很多发达国家的公司税税率（含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低于30％，如芬兰为29％，瑞典、丹麦和挪威为28％等。

第三，税制结构的变化日益显著。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发达国家出于经济效率的考虑，纷纷对税制结构进行调整，出现了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比重下降，社会保险税（缴费）和一般商品税（主要是增值税）比重上升的趋势。进入21世纪以后，税制结构的这种变化在一些国家呈加快趋势。例如，德国在1990年～2000年，所得税在税收收入中的占比平均每年下降0.7％，但在2000年～2003年，所得税的占比平均每年下降3.1％；社会保险税的占比在前10年中平均每年只增长0.4％，而2000年～2003年平均每年增长1.5％；商品税在税收收入中的占比前10年平均每年只增长0.52％，而后3年平均每年提高14％。目前，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间接税在税制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或超过了30％。

目前发达国家在控制传统税收增长的同时，越来越重视环境税的调节和筹资作用，并开征与环境相关的税收。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抑制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还可以为政府筹集一定的财政资金。特别是在所得税、财产税等传统税种难以加税的情况下，加大环境税的课征力度是一种一举两得的做法。例如，瑞典从2001年开始实施了一项称为“环境税转换战略”的10年计划，目的是限制人们对能源的消耗，与此同时，用该计划所筹集到的税款来填补因降低个人所得税和雇主的社会保险缴费而造成的税收收入损失。

西方国家的税制改革给我们的启示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1发达国家食品安全标准与技术壁垒

1．1食品安全壁垒的形成

众所周知，在技术方面发达国家占有很大的优势，但在成本方面发展中国家却有很大的优势。在发达国家，高指标与高标准的产品的生产都有高技术支撑；但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因为技术水平不高，所以要生产出符合发达国家需要的高标准产品具有很大的难度，而且成本也非常高。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掌握着科学技术上的优势，从技术层面制定了一系列市场限入标准，用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5］。比如，日本、欧盟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对食品中农药残留最高限量制定了较高标准，其中不乏对一些农作物的农药残留量要求超过了CAC标准［6］。许多发达国家，在食品安全管理上强调“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食品安全管理，其食品生产的全过程都有严格的技术标准，还有朔源要求［7］。而且各国都有相应的食品安全监督部门进行强力监管，比如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美国的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食品安全检验署（FSIS）、动植物卫生检验署（APHIS）、环境保护署（EPA），这些食品安全监督部门对本国进口食品的添加剂、生鲜质量、商标安全等都有很高的要求［8］。中国环境污染问题严重，病虫害多，农药使用量大，食品中的农药残留标准较低，在很多层面上都难以达到发达国家要求［9］。中国食品的农药残留标准，是欧盟标准的2～5倍，有的甚至高达25倍［10］。2002年初，日本认定中国出口蔬菜农药残留量超标，进而加强了对中国农产品的农药含量标准的检测，蔬菜检测指标由原来的6项增加到40多项，果汁检测80多项，大米检查91项［11］。一些传统农产品的农药残留超标，成为中国农产品出口面临的主要困境。欧盟、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肉制品的安全标准也相对较高。这些国家针对肉产品中兽药、饲料及疫情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高标准。日本对15种农药及兽药进行禁用，对800种农药和兽药制定了5000多项指标［12］，美国更是制定了联邦食品、药品与化妆品法、食品质量保护法、联邦肉检验法、蛋制品检验法、禽肉制品检验法以及公共健康服务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13］。发达国家严格的检验检疫制度严重阻碍了中国禽畜类食品的出口。

1．2对中国食品出口构成的壁垒

中国食品安全标准发展起步较晚，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经过20世纪后期的缓慢发展，以及近10年的跨越式改革，已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中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该体系以保证食品安全、促进行业发展、保证人民生活水平为准则，包括一套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与地方标准相结合、配套完善的标准体系。但由于起步较晚，还存在诸多问题，其不成熟性也日益显现，如总体水平低、标准短缺、实施监管情况差、标准间协调性差等一系列问题在国际贸易中突显。据统计［14］，每年中国食物中毒的案例约30万，食品安全问题被屡屡曝光。就产品而言，因为在技术水平上存在差异，因此，很多产品标准发展中国家均低于发达国家。以甜蜜素为例，在饮料中，欧盟的限量是250mg／L，在甜点及类似产品中，欧盟限量为250mg／kg，而中国在甜点及饮料等甜品中的限量为650mg／kg［15］。因此，发展中国家以本国的标准生产的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很可能达不到其标准，于是就形成了发展中国家产品出口的壁垒。中国食品生产环境也存在极大的问题，如食品加工程度低、生产过程简单及缺乏技术创新等。中国食品生产者以农民为主，整体素质较低，缺乏相关的食品生产知识，再加上企业监管不严，因此在食品生产过程中难以保证食品的卫生和安全。此外，中国食品出口以初级产品或简单加工产品为主，产品附加值低，相对价格较低，易受国外反倾销调查等，总之，种种原因使中国食品在国际中的竞争力受到限制。

1．3对国外食品安全壁垒的再认识

摘要：中国的和平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现有的国际体系，而随着综合实力的快速提升，中国也正成为这一体系中新的建设性力量。主要发达国家在逐渐承认和接受中国“和平崛起”的同时，正转而试图通过国际组织、机制和准则的调整来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以确保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权。这种在国际体系层面的互动，将把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关系带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关键词：中国发达国家关系新变化

发达国家在世界格局和国际体系的演变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清楚地表明，中国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欧大国全面改善和发展关系，对中国争取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推动与这些国家的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仍将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快速提升，以及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国内政治生态的深刻变革，双方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带来新的问题，如果处理得当，也将把双方的战略关系提升到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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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改革开放30年，中国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欧大国的关系经历了相互孤立隔绝的时期，也经历了相互接触和扩大交往的时期，如今正在步^相互依存和频繁互动的新时期。中美关系作为“世界匕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已经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和战略意义。双方作为奄没性合作伙伴和利益攸关方，共同的战略利益不断增加，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彼此关系的重要性在双边意义上、地区意义上和全球意义上都在显著上升。正如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2007年10月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从伊朗到苏丹西部，我们正在世界上的很多第三方地区扩大美中合作。美中关系将是我们在外交政策的几乎所有战线匕取得成功的关键”。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其广度和深度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正如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索拉纳所说，中国是欧盟为数不多的战略伙伴之一，双方高层和民间往来更加频繁；在处理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以及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加强接触，合作基础和领域进一步扩大；不仅能实现重要的共同目标，而且“对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日本继续向政治军事大国的目标迈进，特别是两国更多地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审视、把握和推进双边议题，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也将日益超越双边和地区层面，越来越需要从全球角度来看待和处理。

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讨论的主要问题日益向全球性问题集中，相互关系都从双边和地区层面向全球层面扩展，影响双方关系发展的因素越来越超越具体问题本身，转向问题背后的理念、规则、制度安排，或者说具体问题上的较量所体现的理念、规则、制度安排上的博弈变得越来越明显。中国与美、欧、日在政治民主、宗教自由和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上升，背后所体现的是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历史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的差异和分歧；围绕贸易平衡问题和WTO多哈回合谈判的角力上升，背后所体现的是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两种趋势的纷争；围绕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等问题的争端上升，背后所体现的是有关国际经济规则和标准的制定和使用的权力较量；特别是围绕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权的博弈变得越来越突出，背后所体现的是主要发达国家急于抓住“绿色经济时代”的世界经济主导权的战略意图。与此同时，在中国与美欧等主要发达国家正在进行和未来可能进行的合作中，涉及国际体系稳定和演变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例如，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所提中美关系中面临的五大问题，要么是涉及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台湾问题，要么是涉及整个国际体系安全的全球反恐和防扩散体系等问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前副主席欧文斯建议中美在公海、太空、网络、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均事关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国际体系基础领域的安全。布热津斯基更是明确地呼吁，中美应在维护国际体系稳定方面进行更多的战略合作。这些都意味着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关系正在向国际体系层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