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性范文10篇

本文作者：张祖华工作单位：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道德资本具有资本的一般特征，也具有其特殊性状。研读王教授的道德资本，并结合道德实践，笔者提出道德资本的二重性特征:“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寄生性”与“独立性”、“有形增值”与“无形增值”、“正外部效应”与“负外部效应”、“丰富性”与“稀缺性”等特征，下面笔者一一来论述。道德资本具有“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相统一的特征道德资本的研究“以一个耀眼的新话题不仅凸显了经济运作中道德因素的地位与作用’，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最终走出‘二律背反’的困扰指出了一个有益的思维路向。……‘道德资本’研究问题的提出，对帮助当代中国人破解经济与道德‘二元对立’的时代难题，无疑具有方法论的启迪意义。”［5］王教授在《五论道德资本》中指出，道德对于人来说应当是“目的性功能”与“工具性功能”的统一。从资本视角来讲，说道德是一种资本，并不是要从道德上去美化资本，甚或使道德沦为资本增殖的伪善工具，而是强调道德可以而且应该为获得更多利润和效益发挥其独特的作用。而且，事实上，道德一方面充当资本的盈利手段，另一方面却是对资本作“内在批判”。因为，一方面，资本总是试图把一切作为实现其价值增殖的工具，但另一方面，“资本虽然在以独特的方式控制着资源、知识、文化和道德，但也在客观上塑造着人本身。这些被提升了的人类理性水平和精神力量反过来又会内在地成为约束资本负面效应的力量，也即对资本作‘内在批判’。在这方面，道德资本的价值目的性较他类资本形态更为突出。道德不仅能够以自身的工具理性为资本服务，也可以在资本内部以自身的价值理性约束资本本身，以避免资本本性的非理性膨胀和‘资本逻辑’的无度扩张。”［6］道德的“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在道德资本中达到了统一。从企业层面来讲，实际上，不难想象，一个重视用道德资本营利的企业，它在为社会提供人性化商品的物质消费过程中，不也同时为本企业职工和消费者提供良好道德的精神消费吗?在经营者那里道德资本主要表现为工具性价值，在消费者那里则主要表现为目的性价值，这是道德资本“目的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最常见的统一方式。“道德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人类创造的———人类创造道德是为了运用道德、让道德为自己服务———这种运用和服务既有目的意义上的，也有手段意义上的———目的意义上的价值取向多反映在精神活动和精神生活方面，手段意义上的价值取向多活跃在生产和经营活动(包括精神生产和精神传播活动)之中。”［7］只不过，经济学家和企业主更注重于道德资本的工具性价值，而伦理学家和消费者则更注重于道德资本的目的性价值。企业道德资本的生成是通过社会利益与企业利益的“博弈”，即“义”与“利”的“博弈”［8］，最终达成的“义”与“利”的统一［9］。毫无疑问，道德资本具有目的性和工具性两大功能，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道德资本的目的性功能固然重要，但道德资本的工具性功能也显得日益迫切。

道德资本具有“寄生性”与“独立性”的二重关系资本包括“有形资本”与“无形资本”。“有形资本”包括“物质资本”、“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等，“无形资本”包括“知识资本”、“社会资本”及道德资本等［10］。道德资本属于“无形资本”，但它与“有形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道德资本和“有形资本”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寄生性”与“独立性”的二重关系。道德资本的“寄生性”主要表现为道德资本的存在有赖于“有形资本”首先，道德资本的投入有赖于“有形资本”的投入。道德资本的投入伴随着“有形资本”的投入而投入，如物力、财力和人力的消耗。对人的道德教育必然要借助一定的物质载体，即需要一定的物质教育资源的消耗;企业员工道德的实践也需要一定的物质作为中介，仅仅停留于思想上的道德行为，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实践;道德环境的营造也需要一定的物质投入，如道德硬环境、软环境建设，人性化公共设施建立，寓含道德意蕴的企业文化的建设等。可见，道德资本的投入依赖于有形资本的投入，道德资本投入的特殊性反映出其具有的“寄生性”。其次，道德资本的运作依赖于“有形资本”的运作。道德资本在企业中的运作也不能离开“有形资本”而独立运作，一定要参与到以“有形资本”为主体的资本运作中去，道德资本离开了人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存在的;道德资本离开了企业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土壤”;道德资本离开社会大环境的支持，道德受到社会冷落，道德资本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道德资本的“独立性”主要表现为其作用的独立性企业的存在不仅仅其有经济价值，从终极意义上来说，更应该具有精神价值，扮演一定的道德角色，承担一定的道德义务。道德资本在企业的发展中起着优化作用，主要表现为:首先，道德资本能够激活“有形资本”。资本要增殖就要不停地运动，一是道德资本能够提高员工“同心同德”和“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从而促进企业“有形资本”的高效运营，“以无形资产盘活有形资产”。二是一个道德资本运营良好的企业，一定能凭借企业良好的形象和人性化的产品，增加消费者的信任，引导消费，促进企业扩大再生产，实现企业规模经济。其次，道德资本在资本市场上起着规范和引导作用。道德资本在资本市场上起着规范并使其理性化，忽视道德资本的投入和运作，或否认道德资本在经济活动中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则会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美国金融海啸以及日本福岛核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一个企业游离于道德之外，缺乏‘道德资本’，势必会畸变为一只‘迷途的羔羊’，掉入了越是赚钱心切却越发不能的‘怪圈’。”［11］因此，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合法经营与道德结合的企业，才是社会需要的企业。企业的运作需要道德来规范和引导其行为，消弭其成为“迷途的羔羊”。

道德资本促进“有形资本”与“无形资本”双增值道德资本通过参与整个资本的运作过程，发挥其具有的独特作用，在资本循环过程中不断地促进“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的增殖，并获得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双重价值。首先，从道德资本本身来讲。一方面，寄生于“有形资本”的道德资本只有通过自身的运作，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在最终意义上转化为“有形资本”，促进“有形资本”的保殖、增殖，并得到社会和企业主的重视和认可，才会获得自己存在的意义。“道德资本得以科学的运营，完整地发挥自身的功能，就能够实现在‘有形资本’意义上的保值和增值，包括实业资产的增进、金融资本的增值和产权资本的优化和增进等。这是道德资本存在和参与运作的根本原动力。”［12］另一方面，道德资本的科学运作也能使“无形资本”的价值增值。道德资本促使企业“无形资本”保殖、增殖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在企业外部，它将优化企业形象，营造良好企业文化，提高企业声誉，增强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在企业内部，主要表现为增强员工“同心同德”和“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塑造良好的职业风尚，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协调员工人际关系，提高员工的责任感，促进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员工的创新精神等。其次，从道德产品方面来讲。道德资本最终落脚于道德的物化形态即道德产品上，道德产品是道德资本的实物性载体，是道德资本最终实现价值的依托，也是实现道德资本积累和增值的“关键的一跳”。道德产品具有和普通产品不一样的特征，即具有“物质性”与“符号性”的二重性特征。一方面，道德产品表现出物质性的特征，道德产品可以扩大市场占有率，加速资本流转过程，加速资金流转过程，从而实现效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符号性的特征，“符号性的一面决定了道德资本能够多次重复使用，它不仅丝毫无损其价值，而且使得其价值无限增值……道德产品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性的需求，发挥着它的效益。反过来，为人所用，又能够产生新的效益。”［13］

道德资本的运作呈现出“正外部效应”与“负外部效应”的特征所谓外部效应，是指“当某个人的行动所引起的个人成本不等于社会成本。个人收益不等于社会收益时，就存在外部性。”［14］也就是说，某种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不一定在其自身内部系统中的成本或收益上表现出来，却会给系统外部其他经济体乃至整个社会带来正面或负面影响，当其结果能给他人或社会带来正面影响时，被称为正“外部效应”，反之，则称为“负外部效应”。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注重系统内部交换双方的利益实现，而对其系统外部的效应却视而不见。王教授在其《再论道德资本》中很重视道德资本运动的“负外部效应”，提出“在交换过程中，必须依托道德资本的有效运作，提高交易双方的道德素质，从而使交换结果的负外部效应实现‘零存在’。”［15］从理论上讲，道德资本的完美性决定了其运作的“正外部性”特点。“道德资本是精神资本，其作为资本存在时就意味着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已经具备优秀的品德，同时也表明实物资本或货币资本已经在按照人的一定的价值取向和善的目标在运作。否则，道德资本就不能成立。”［16］正如西松所说:“道德资本或者美德在一个人身上得到体现的同时不会排他、也不会消耗，美德具有‘正外部性’。这意味着:一个人美德的增加不意味着另外人的美德的减少”［17］。因此，从理论上讲美德或道德资本是不存在“负外部效应”的。

道德资本具有“丰富性”与“稀缺性”的特征一方面，道德资本具有丰富性的特征。首先，道德资本的供应具有无限性的特征。道德资本不像“有形资本”随着人们的使用而有所减少，道德资本是一种无限资本，永远不会枯竭，是一个“无底洞”，只要人们愿意，人类可以无止境地开挖，并且可以重复使用，“道德资源”具有无限丰富的特征。另一方面，道德资本具有“稀缺性”的特点。道德之所以会成为资本，关键就在于企业道德的“稀缺”，企业道德的“稀缺性”让企业道德转化为企业资本具备了可能性。企业道德的“稀缺”程度代表了企业现有的道德状况与道德水平。正如每一个成员道德高尚就不会存在道德问题一样，每一个企业道德高尚也就不会存在企业道德问题，企业道德问题的存在以及受到重视，问题就在于企业道德的“稀缺”。人类对道德的需求是无限的，人类社会永远不会出现道德的“饱和”现象。因此，对于道德资本的需求来说，人类永远处于“饥饿”状态，道德资本总是“稀缺”的。

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是困扰国有企业改革最深层次的经济和法律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国有资产产权二重性是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产权不明晰从而陷于低效益困境而难以自拔的根本原因。所谓所有者缺位，就是作为生产资料主人的劳动者不到位，要使之到位就必须消除产权二重性，必须重新进行产权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安排。

国有资产产权二重性的根源是传统法理支配的国家职能二重性

所谓国有资产产权二重性，是指国有资产产权主体和产权客体都具有虚拟性和实在性的双重属性。从其外延来看，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有资产产权二重性包括国有资产所有权二重性、劳动者资产所有权二重性和国有资产产权主体国家职能二重性。计划经济体制，事实上就是这三者形成的一个统一整体：国有资产所有权二重性决定劳动者资产所有权二重性，而传统法理支配的国家职能二重性决定国有资产所有权二重性。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资产产权二重性是主体（“全民”）虚拟性、客体（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实在性；劳动者资产产权二重性是主体（劳动者）实在性、客体（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虚拟性；国家职能二重性是主体（国家）双重身份（社会经济管理者和国有资产所有者）、客体（职能）是国家行政权力和企业民事权利合一。所谓国有资产所有者缺位，实际上就是国有资产产权主体虚拟性和劳动者产权客体虚拟性，而国家身份及其职能二重性便是虚拟性产生的直接根源。

国有资产产权二重性的形成有其经济和法律的二重原因。首先，国有资产所有权二重性是传统国家理论和经济理论及其实践的产物。所谓国有资产所有权二重性，是指国家作为全民的代表对资产的所有权，是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劳动力所有权的统一，而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劳动者资产产权客体虚拟性和国家职能二重性两者结合的体现，也就是国家行政权力以劳动者产权客体虚拟性为基础，构建成政资合一、政企合一的国有国营企业。全民所有制资产产权是生产资料国家所有权和劳动力国家所有权的统一，在我国它是以国家所有制形式实现的。这有其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必然性，前者反映在马、恩的国家学说及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和列宁的计划经济理论上。国有资产所有权二重性是以国家与社会二元一体化为前提，或者说，国家与社会二元一体化是全民所有制及其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从马、恩的国家学说看：“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个人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0页。）从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原理看，它以劳动价值论为根据分析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指出其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剥夺剥夺者”，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从国家的经济职能看，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强化和扩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人们日益把巨大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的财产，国家自然就成为占有生产资料、组织社会生产的未来社会的代表。马、恩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一个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因而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马克思说，在一个“自由人联合体”里，“产品总是社会的产品”，“劳动时间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并且“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60页。），也就是按劳分配。恩格斯说：“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商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列宁实现了马、恩的理想，第一次提出并在前苏联建立了第一个“计划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说：“只有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同时把所有的土地、工厂、工具的所有权交给工人阶级，才能消灭一切剥削。”（注：《列宁全集》第10卷，第407页。）全民所有制产生的实践必然性反映在旧中国的生产关系、斯大林模式的示范和我国过渡时期总路线上。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落后的生产关系基础为公有制提供了土壤。正如H.德姆塞茨所指出的：“可以假定，这些革命（指俄国和中国革命——引者）的成功，是由于这些国家先前的制度化刚性使得这些国家的大部分人口的私人进步途径很少……”（注：德姆塞茨：《一个研究所有制的框架图》，载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刘守英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97页。）所谓“私人进步途径很少”正是指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私有制相比较的个体私有制而言，这种情况是与旧中国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而且，马克思晚年认为俄国的公社制度最适应向公有制过渡，因为消灭私有制以后，只能由国家代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而公社制类似这种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个人占有消费品的公有制形式。中国“以俄为师”，把这种形式经过简单的改造沿用下来。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斯大林模式”成了最初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样板。它实行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斯大林1936年宣布：前苏联的经济基础已经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注：参见《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9年版，第419—423页。）。经济模式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框架和经济运行的基本原则。斯大林模式是一个纯计划的经济模式，它不仅规定了宏观经济结构，而且规定了企业的微观生产结构，国家既是宏观直接调控的主体，又是微观企业的主体，国家集行政权力和企业民事权利于一身，没有市场，没有价格机制，没有合理的资源配置，因而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核算，也就必然地陷于低效率的陷阱。我国的全民所有制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改造民族资本、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建立起来的，并采取了国家所有、国家经营的国家所有制形式。1954年指出，“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同时指出“全民所有制是原则”（注：《选集》第5卷，第127—128页。）。

其次，劳动者资产所有权二重性是对国有资产所有权二重性的折射，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所谓劳动者资产所有权二重性，即主体劳动者具有实在性，客体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具有虚拟性。虚拟性是指：在国有制条件下，对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名义上传统理论并未否认乃至强调劳动者的“所有权”，实际上两者均被国家支配，否认劳动者的独立人格、劳动者的人权以及劳动者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剩余索取权。这证明国有资产产权客体的实在性依存于劳动者产权客体的虚拟性，而劳动者资产所有权二重性正是国有资产所有权二重性的折射，两者是互为条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劳动者资产所有权客体的虚拟性是计划经济的产权基础。计划经济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国家公有为基础，社会被视为一座大工厂，“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计划”（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8页）。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国家公有以劳动者产权客体的虚拟性为基础，因此劳动者产权客体的虚拟性给计划经济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劳动者产权客体的虚拟性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第一，劳动者产权客体的虚拟性，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直接结合的产权基础。两者直接结合是以国有资产产权客体的实在性为根据，而它的实在性是以劳动者产权客体的虚拟性为条件的。正是这种虚拟性决定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性质的劳动关系：后者由于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劳动力归劳动者所有，两者不可能实行直接结合，而必须以资本为中介才能结合，这一结合形式使资本主义劳动成为雇佣劳动形式，劳动力成为商品；前者由于劳动力产权客体的虚拟性，不仅使劳动力失去商品性质，而且与之结合的生产资料也只有“商品的外壳”，这样，两者便在公有的基础上实现了直接的结合。虚拟性否定商品性，这是两者直接结合的前提；没有虚拟性否定商品性，两者直接结合是绝不可能的。第二，劳动力劳动者所有的虚拟性是我国传统劳动管理体制的产权基础。我国传统的劳动管理体制是以劳动力国家所有为准则，而劳动力国家所有的实在性是以劳动力劳动者所有的虚拟性为支撑的，正是在这个虚拟性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国家统包统配、高度集中的劳动管理体制及其固定用工制度与平均主义工资制度。总之，劳动者资产产权客体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所有权的虚拟性，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形成及其运行机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关键词：企业文化，传播，传播主体，传播客体

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下，某一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共同价值观、精神行为准则以及在规章制度、行为方式和物质设施中外在表现出来的企业文化。必然要围绕着企业相应的目标组织企业内部员工之间和企业与外环境之间所进行的信息传播以协调企业各种关系。在实践中，按照传播范围的不同，企业文化的传播可分为企业内部传播和企业对外传播。传播学认为，传播活动实质上是一个由传播主体（传播者）运用共同享有的符号、系统、媒体（统称媒介），将信息传递给传播受众（传播客体、传播对象），并接受其反馈的过程。但在企业文化的传播活动中，存在一个较为特殊的现象：传播主客体的二重性。

一、企业文化的内外传播

1、企业文化的外传播

根据组织传播理论，组织环境是组织生存的土壤，与组织产生与发展有这样或那样关系的各种联系。它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帮助组织发展壮大，顺利地实现组织目标；另一方面，也会阻碍组织目标的完成，成为制约组织扩展的主要力量。环境是组织存在的基础，没有适当的环境支持，组织便不复存在，更无所谓发展。在组织与环境之间约束和适应利用的辩证关系中，传播始终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正是传播行为把组织与组织之间联系起来，通过组织边界把环境资源输入组织之中，又把组织信息与产品传递给消费对象，从而对环境发挥作用。因而，对外传播是组织的本性和必需。

企业这一特殊组织，需要进行对外传播活动，其中企业文化传播是其重要的内容。全面、准确地对外展示、传播本企业的文化，最终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留下一个美好印象，塑造兼具文明度、知名度和美誉度于一体的企业形象，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根据格鲁尼哥和亨特于1984年推出的新的环境划分模式：按组织面对的“公众”类型，把组织环境分为四大部分即职能部门、功能部门、规范部门和扩散部门。而一个企业的文化的对外传播对象就是这些部门，如作为职能部门工商、税务、公安等的各级政府部门；作为功能部门的供应商、顾客、人才中心、银行等；规范部门的贸易协会、专业协会、竞争者等；扩散部门的社区和一般公众。企业将自己的企业文化向这些部门传播，让最具评价力的社会公众来充分认识自己的文化，并塑造良好的公共形象，推进企业发展。因此，企业出于自身的发展目的而主动保持并推进与外部环境的种种联系，其中企业文化的全方位对外传播是促使企业与其他组织间关系及行为的协调，从而保证企业具有良好的运作环境。

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下，某一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共同价值观、精神行为准则以及在规章制度、行为方式和物质设施中外在表现出来的企业文化。必然要围绕着企业相应的目标组织企业内部员工之间和企业与外环境之间所进行的信息传播以协调企业各种关系。在实践中，按照传播范围的不同，企业文化的传播可分为企业内部传播和企业对外传播。传播学认为，传播活动实质上是一个由传播主体（传播者）运用共同享有的符号、系统、媒体（统称媒介），将信息传递给传播受众（传播客体、传播对象），并接受其反馈的过程。但在企业文化的传播活动中，存在一个较为特殊的现象：传播主客体的二重性。

一、企业文化的内外传播

1、企业文化的外传播

根据组织传播理论，组织环境是组织生存的土壤，与组织产生与发展有这样或那样关系的各种联系。它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帮助组织发展壮大，顺利地实现组织目标；另一方面，也会阻碍组织目标的完成，成为制约组织扩展的主要力量。环境是组织存在的基础，没有适当的环境支持，组织便不复存在，更无所谓发展。在组织与环境之间约束和适应利用的辩证关系中，传播始终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正是传播行为把组织与组织之间联系起来，通过组织边界把环境资源输入组织之中，又把组织信息与产品传递给消费对象，从而对环境发挥作用。因而，对外传播是组织的本性和必需。

企业这一特殊组织，需要进行对外传播活动，其中企业文化传播是其重要的内容。全面、准确地对外展示、传播本企业的文化，最终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留下一个美好印象，塑造兼具文明度、知名度和美誉度于一体的企业形象，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根据格鲁尼哥和亨特于1984年推出的新的环境划分模式：按组织面对的“公众”类型，把组织环境分为四大部分即职能部门、功能部门、规范部门和扩散部门。而一个企业的文化的对外传播对象就是这些部门，如作为职能部门工商、税务、公安等的各级政府部门；作为功能部门的供应商、顾客、人才中心、银行等；规范部门的贸易协会、专业协会、竞争者等；扩散部门的社区和一般公众。企业将自己的企业文化向这些部门传播，让最具评价力的社会公众来充分认识自己的文化，并塑造良好的公共形象，推进企业发展。因此，企业出于自身的发展目的而主动保持并推进与外部环境的种种联系，其中企业文化的全方位对外传播是促使企业与其他组织间关系及行为的协调，从而保证企业具有良好的运作环境。

2、企业文化的内传播

摘要：由于历史的限制，马克思没有自觉地分解使用价值概念。延伸《资本论》的内在逻辑，可以完善商品元素的分析结构。使用价值的二重性引进了效用与需求的概念，进而导致了需求二重性的发现，导致了商品元素对称结构的设置；对称的规则又导致“资源二重性”代替了劳动二重性”。《资本论》严格的逻辑演绎最终证明了劳动价值一元论的局限性。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发展到了顶峰。如果我们继续深化马克思的基本方法，却可以得出一个有差异的结论：《资本论》的内在逻辑揭示了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局限性。

关键词：释义矛盾劳动价值论劳动二重性需求二重性

问题是从使用价值概念开始的。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没有自觉地对使用价值概念进行分解，所以，《资本论》的商品元素的逻辑结构是不对称的。笔者在本文中要分析的，是马克思在无意中触及到的、学术界始终没有注意到的使用价值的二重性问题。

关于使用价值的二重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无意中留下了重要的线索。马克思对使用价值规定如下：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商品体本身就是使用价值；但他又说：使用价值只在使用和消费中才实现(《马恩全集》第23卷第48页)。使用价值既然是商品体本身，它已经是现实的了，为什么使用价值又要到使用和消费中才实现呢?’这是形式逻辑矛盾。我称之为使用价值的“释义矛盾”。人们研究《资本论》曾经细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果有人说研究使用价值的“释义矛盾”是在“咬文嚼字”，实在让人难以理解!既然生物学家需要对生命细胞中的数以万计的基因分别进行研究，经济学家为什么不可以对使用价值这样重要的概念进行剖析呢?所以，我们准备做的正是对经济学的“基因”研究。剖析“释义矛盾”恰恰是显微科学的方法。

我们可以从经济活动中抽象出两种不同的使用价值。一种是具体使用价值，它表现为各种商品或物品对人的种种不同的具体有用的性质。．具体使用价值是以商品的存在为前提的。因而也可以说，具体使用价值以生产和供给为前提，是待实现的、可能的使用价值。具体使用价值的本质特征是有用性，可以用有用性来代表。

另一种是抽象使用价值，它表现为各种商品或物品对人的抽象的同质的有用性质。“可将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能为一个人所带来的生理、心理或社会的满足，称为‘抽象使用价值’。抽象使用价值构成各种使用价值的共同的质”(樊刚：《比较与综合)P184)。在实际中，抽象使用价值是以消费过程为基础的。在经济学中，它等于需求者建立在已往消费经验基础上的效用评估。所以那些符合社会需求的使用价值就是经济学中的现实的使用价值。抽象使用价值的本质特征是效用，可以用效用来代替。

1.引言

本文试图以海淀区个体劳动者协会为个案，用“交易成本”这一概念分析当代中国民间社团组织的“官民二重性”的缘起及其实作逻辑。

一般公认的是，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中，中国政府正经历着一个从市场中逐渐撤出的过程，其结果便是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空间。而各种社会团体作为新的组织实体正在进入这一空间。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新生的民间社会团体不可避免地需要现有体制的权威认可，因而与原有的组织机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而具有特定的官方性；同时它们又是新兴群体的利益代表，是民间自发的群众性组织，因此又必然具有民间性。这种官民二重性实际上是国家、社团以及个人三者博弈的结果，其中的“官方”性降低了个人之间组成社会团体的成本，与此同时“民间性”又使政府在社会管理中节约了大量的行政管理成本；同时，社会团体一旦形成以后，就具有了相对独立性，这种官民二重性给社会团体自身的存在以及有效运转提供了便利。

立基于交易成本概念及其相关分析，本文认为，中国社团的官民二重性源自社团成员自组织成本与官方组织成本之比，而这恰恰又是这种官民二重性赋予中国社团组织以极大的活力，并有助于在政府、社团以及社团成员三方之间达致一种可欲的正和博弈状态。

本文旨在通过对海淀区个体劳动者协会的实证分析，对其“半官半民”性质的缘起与实作逻辑做出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因此，在框架安排上，本文将首先对已有的相关理论知识进行回溯，然后说明在研究实证个案时所经历的操作过程及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而运用“交易成本”概念对海淀区个体劳动者协会的官民二重性进行分析和讨论，最后还将提出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若干问题。

2.文献回顾与方法论说明

【论文关键词】：经济学；二重性；理论

【论文摘要】：文章在对斯密和马克思二重性思想研究的基础上，总结经济学中的人与物的二重性理论，并利用这个理论，重新认识各类社会经济概念与经济现象，试图启发人们建立新的经济学体系。

在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出现许多“二重性”概念，比如：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管理二重性等等。这种种二重性现象归根结底是源于人与物的二重性。文章试图通过对人与物的二重性研究，总结出经济学中的二重性理论。

一、人的二重性---所有性与劳动性

这里所指人的二重性是专指政治经济学中人对物的性质。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与物关系的科学。人对物具有两种属性，一是人对物的所有性，二是人对物的劳动性，当人与属于自己的物结合起来进行劳动时，表现为人对物的两重性。尽管人类社会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人对物在占有和劳动方面表现出来的量与度有很大差别。然而，单就人本身来说，这两种性质是永存的。经济学所研究的人的两重性，就象生理学中所研究的人的精神与肉体的两重性一样，一个是抽象的，一个是具体的。不管外界条件如何变化，人的这两种性质总是客观地存在于有生命的人体之中的。当世界上出现第一个原始人的时候，他就具有对世间万物的所有性与劳动性。尽管在当时没有公共约定的法律，每个人也都不了解世界有多大，然而人自降生之时起，客观世界就已经属于他所有。在原始社会，每个人必须与物结合起来，进行最原始的采摘和狩猎式的劳动，才能维持生存。当世界上出现许多原始人的时候，世界万物则属于这许多人所有。在这种由许多人组成而且没有公共法律的社会中，人治就是法制，任何一个人都对世间万物，包括对其它人的身体，拥有绝对的权利，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从这点上来说，是无法将他们区别于其它动物的。原始社会，人类为了自身生存所表现出来的私有程度，比其后任何社会都高。原始人自降生之日起，视万物归己所有。有时为了生存，互相残杀，以食人为生。公共法律的出现是人类的一大进化，即便是奴隶社会也是如此，奴隶社会的最大进化是人们规定了，哪些是你的，哪些是我的，这样一条最基本、最原始的准则。在当时，即使奴隶也被当作物，分属于不同的奴隶主，但是，人的所有权已经开始用法律制度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比较原始野蛮社会，人的权利无限大，奴隶社会的产生无愧是一种进步。

二、物的二重性---所属性与被劳动性

【提要】马克思主义管理二重性，奠定了主义市场体制下有特色管的理论基础。但我国管理学界一般把管理二重性概括为属性和社会属性。其实，马克思管理二重性是指“管理的一般职能”同“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的“特殊性质”之间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管理的共性不仅局限于自然属性，管理的社会属性中也包含着共性，这正是我们向西方企业管理和借鉴的方面。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管理二重性/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共性/个性

【正文】

马克思主义管理二重性理论，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有中国特色企业管理学的理论基础。只有正确理解和运用这一原理，才能真正充分地从西方企业管理中分离出它所蕴含的同社会主义管理具有共同属性、应予吸取的一切有益的内容；才能真正地处理好批判与继承、学习与独创、引进与吸收之间的关系。然而，我国管理学界对马克思管理二重性理论存在一种误解，这种误解成为我们引进先进管理的理论障碍。

在我国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一般把马克思的管理二重性理论概括为“一方面具有与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自然属性；另一方面又具有与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相联系的社会属性。”［1］即“任何社会的企业管理都具有二重属性：管理的自然属性和管理的社会属性。管理二重性分别表现为合理组织生产力（指挥劳动）以及维护和生产关系（监督劳动）两种管理职能。‘指挥劳动’……表现了管理的自然属性。监督劳动’……表现了管理的社会属性。”［2］这种管理理论简单地把自然属性等同于共性、一般属性，是我们可以向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学习和借鉴的部分；把社会属性等同于资本主义管理的特殊性或阶级性，是我们应批判和抛弃的。把管理的二重性理解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以及把管理的共性局限于管理的自然属性的观点，离开了马克思的本意，是对马克思管理二重性理论的误解。它阻碍了我们充分地学习和借鉴西方企业管理中一切有益的东西，尤其是社会属性中的先进经验，从而不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体系。

其实，“管理的自然属性”这一概念在马克思和列宁关于管理二重性的论述中并没有出现过，它只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加进去的。在马克思看来，管理本质上是对共同劳动的指挥和协调，是对人的（不管是被他人所管还是劳动者自己管理自己）管理。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对管理的二重性是这样论述的：“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不过它具有二重性。”［3］马克思还指出：不能“把从共同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同从这一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因而从对抗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他认为，管理既具有一般性质，表现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又具有特殊性，是受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制约的。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二重性表现为：一方面，它是一般劳动过程本身所必要的条件，是生产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条件；另一方面，它又受资本主义攫取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的制约，受资本主义价值增殖过程的性质制约。因此，马克思所说的管理二重性是特指“管理的一般职能”同“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的“特殊性质”之间的关系［3］（23.367～368），也就是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列宁认为，无论从国民经济总体来看，还是从企业的局部来看，管理都具有二重性。它是一切较大规模的共同劳动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同时，它又是维护生产资料所有者利益所必需的条件，是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现。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企业管理，都包含了管理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与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按其一般性而言，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批判地吸收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最新成就”。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成就就是泰罗制，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了一系列的成果，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实行最完善的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4］

一、管理学研究范式的含义

范式是托马斯S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来的一个术语，指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赋予这个概念以关键性的作用，他提出科学认识不是简单而纯粹的知识积累；对科学理论进行构思、表述和组织的那种方式受到一些前提或预设的指挥和控制。他要探测一种隐蔽在预设或前提之下的、绝对而自明的集体资源。他把这些自明性称作范式。范式的这一定义同时是语义的、逻辑的和观念逻辑的。就语义而言，范式决定着可理解性，给事物以意义；就逻辑而言，范式决定着最主要的逻辑操作；就观念逻辑而言，范式是联合、淘汰、选择的第一原则，决定着观念的组织条件。根据这三个生成的和组织的含义，范式指导、统治、控制着个人推理的组织和那些遵循范式的观念系统的组织。

范式的含义既强烈又模糊，强烈是因为范式具有一种彻底的意义，它是方法论的指导、思维的基本图式、预设或起关键作用的信仰，因此它本身带有一种理论统治权。模糊是因为范式摇摆于多种含义之间，最终以含混的方式涵盖了科学家们对一种世界观的集体赞同。范式概念的不充分和不精确不仅揭示了库恩思想的缺陷，也揭示了思考范式概念的困难。一种范式，对于在这种范式控制下进行的所有话语而言，包含着可理解性的基本概念或主要范畴，同时也包含这些概念或范畴之间的吸引/排斥的逻辑关系的类型。一种范式的性质可以通过下述方式来界定，第一是对主要的可理解性的范畴的推广或选择；第二是对主要的逻辑操作的规定。

管理学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管理学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主要从科学哲学角度探讨与管理学学科体系和基本假设有关的一般原理问题，即指导管理研究的原则、逻辑基础以及学科的研究程序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在既定的范式中，管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务问题的解决往往是沿着既定的路径。按照管理学家的解释，知识的发展一般是遵循一定的路径从而形成一定的理论范式。在管理实践中，一般现存企业是在已有管理知识范式和管理技术的基础上寻求管理变革或改进管理的。而新企业和新技术往往会带来知识跳跃式发展的新范式。如果一种新技术的背后有全新的知识范式作为支撑，那么将对已有的管理理论、技术和能力构成威胁。

按照库恩的标准，管理学范式是划分管理科学共同体的标准，不同的范式决定管理学发展的某一历史时期，而某个特定研究方向或领域内所特有的共同世界观、共识及基本观点则形成管理学家群体。管理学范式就是管理学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知识假设。由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不同，所以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呈现出多元化特征。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管理学范式理论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是本体论视角，二是认识论视角，三是方法论视角。所以管理学的范式理论是以管理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与管理学之间呈现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相互作用又相互促进的关系。

二、管理学研究的科学主义范式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管理二重性理论，奠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有中国特色企业管理学的理论基础。但我国管理学界一般把管理二重性概括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其实，马克思管理二重性是指“管理的一般职能”同“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的“特殊性质”之间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管理的共性不仅局限于自然属性，管理的社会属性中也包含着共性，这正是我们向西方企业管理学习和借鉴的方面。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管理二重性/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共性/个性

【正文】

马克思主义管理二重性理论，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有中国特色企业管理学的理论基础。只有正确理解和运用这一原理，才能真正充分地从西方企业管理中分离出它所蕴含的同社会主义管理具有共同属性、应予吸取的一切有益的内容；才能真正地处理好批判与继承、学习与独创、引进与吸收之间的关系。然而，我国管理学界对马克思管理二重性理论存在一种误解，这种误解成为我们引进先进管理的理论障碍。

在我国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一般把马克思的管理二重性理论概括为“一方面具有与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自然属性；另一方面又具有与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相联系的社会属性。”［1］即“任何社会的企业管理都具有二重属性：管理的自然属性和管理的社会属性。管理二重性分别表现为合理组织生产力（指挥劳动）以及维护和发展生产关系（监督劳动）两种管理职能。‘指挥劳动’……表现了管理的自然属性。监督劳动’……表现了管理的社会属性。”［2］这种管理理论简单地把自然属性等同于共性、一般属性，是我们可以向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学习和借鉴的部分；把社会属性等同于资本主义管理的特殊性或阶级性，是我们应批判和抛弃的。把管理的二重性理解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以及把管理的共性局限于管理的自然属性的观点，离开了马克思的本意，是对马克思管理二重性理论的误解。它阻碍了我们充分地学习和借鉴西方企业管理中一切有益的东西，尤其是社会属性中的先进经验，从而不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体系。

其实，“管理的自然属性”这一概念在马克思和列宁关于管理二重性的论述中并没有出现过，它只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加进去的。在马克思看来，管理本质上是对共同劳动的指挥和协调，是对人的（不管是被他人所管还是劳动者自己管理自己）管理。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对管理的二重性是这样论述的：“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不过它具有二重性。”［3］马克思还指出：不能“把从共同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同从这一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因而从对抗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他认为，管理既具有一般性质，表现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又具有特殊性，是受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制约的。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二重性表现为：一方面，它是一般劳动过程本身所必要的条件，是生产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条件；另一方面，它又受资本主义攫取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的制约，受资本主义价值增殖过程的性质制约。因此，马克思所说的管理二重性是特指“管理的一般职能”同“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的“特殊性质”之间的关系［3］（23.367～368），也就是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列宁认为，无论从国民经济总体来看，还是从企业的局部来看，管理都具有二重性。它是一切较大规模的共同劳动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同时，它又是维护生产资料所有者利益所必需的条件，是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现。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企业管理，都包含了管理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与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按其一般性而言，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批判地吸收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最新成就”。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成就就是泰罗制，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了一系列的科学成果，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