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范文10篇

相比之下，南京的周正章先生对“新旧诗歌三人谈”溢美有加，他说此文“高谈阔论，高瞻远瞩，高屋建瓴，甚合吾意，大快人心！”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山东的李钧先生。李先生经常给编辑部来函，对当期的几乎每一篇文章都要加以点评。他对《粤海风》的编辑思路有着系统性的理解，真正可以说是编辑部的知音。在最近一次来函中，他说2016年第6期《粤海风》的文章，“极有品位，信息量大，耐读且给人启示多多。”他还从总体上肯定了两年来改版的成绩，认为“《粤海风》经典的栏目板块、高质量的稿件作品，都说明主编的编辑思想已经落到实处，编辑部的人脉已经聚拢，杂志的风格已经成型。”

《粤海风》是从2015年开始改版的。在这两年里，全国文艺评论事业进入到繁荣发展的快车道，文艺评论期刊同业也出现了争奇斗艳的新局面。随着包括《中国文艺评论》、《长江文艺评论》等新的文艺评论期刊创刊面世，先行一步的《粤海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的业界生态，同时也有了挑战与竞争的压力。

对此，我们编辑部的同事倍受鼓舞，摩拳擦掌，期待着投入新年的工作。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也是为了报效新老作者与新老读者的关怀与支持，2017年《粤海风》杂志将进行扩版增容，由原先的7印张112页，扩增为8印张128页。我们期待读者朋友一如既往地支持与帮助我们，并对扩版的成效加以检视与鞭策。谢谢大家！亲爱的读者：随着2017新年的到来，《粤海风》杂志改版，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了。在过去两年共12期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我们杂志社持续得到社会各界与广大读者的热诚关心与宝贵支持，改版因此得以走出坚实并富有成效的一条路。编辑部的同事们在心怀感激的同时，必当在工作中以加倍的努力、奋进，来报效大家。我们不会忘记，广东省文联的领导班子，对《粤海风》改版提出了整体性的指导意见。从“前进中的文艺评论核心期刊”之编辑思想定位，到装帧、排版的形式设计，既有方向性的策划，也有具体细节的指导。这使我们的编辑工作，目标明确，操作有序，事半而功倍。我们不会忘记，《粤海风》的新老作者与新老读者，几乎每期都给主编与编辑部来函来电，告知阅读意见。

我们在新版《粤海风》中每有一点两点新的探索，很快就能欣喜地收到读者反馈的信息。这使我们对自己的工作特别有成就感，觉得读者是编者最为亲切的知音。读者反馈既在精神上鼓励我们，又帮助我们在后续的工作中进步，令我们感奋不已。例如，“对话”是新版《粤海风》最能体现编辑意图的一个栏目设置，意在对文艺界关心的一些较为重要的现象或理论问题，及时加以讨论。几期下来，读者纷纷来函来电表示十分喜爱这个栏目，许多读者甫一翻开杂志，第一时间就是阅读“对话”。由于这类栏目需要较为复杂的策划、组织等准备工作，特别地费时费力，所以有时并不能做到如期刊出。结果就有读者对某一期“对话”空缺表示“不满”，道是“有怅然若失之感”。

在开放的全球化国际氛围下，正发生这一系列性的变化。在从文学批评到翻译，从思考到人类学探索，研究的重心和视角都发生了转移。这种变化在当代文艺理论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具体体现在文学批评领域为：文学批评正在走向两个分化的方向：以人文为关怀的非理性转向和以文本为基础的语言论转向；体现在素有语言关怀传统的翻译理论领域则表现为“文化热”在翻译界的兴起。在《当代美国翻译理论》一书中，郭建中教授提到近二十年来翻译研究的两个明显的趋向：一是交际理论在翻译理论上的体现，二是对文化转换的重视深刻动摇了重视语言转换的传统。换言之，因为交际与文化都具有以人为本人的特质，人文关怀在翻译界已经赢得高度的重视，翻译理论界正在加强宏观把握，拓展翻译视野，加强翻译工作的文化融合功能论文。

对于文化这个及其宽泛的概念,很多学者试图给出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文化学之父,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定义文化为“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即包括显型式样，又包括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罗伯特·拉多和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儿也都指出文化行为的模式化特性。[1]英国学者泰勒做出了另外一种经典的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即知识、信仰、、道德、、习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能够获得的包括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型整体。”[2]虽然定义的角度各不相同，但无疑文化具有极大的含概性，包容了几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翻译界新崛起的“文化学派”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象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3]因此，对于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的翻译工作来说文化传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鲁迅先生就充分认可了“文化传递”的重要性。然而，基于文化与语言的若干特点，翻译工作所能完成的只是尽可能多的文化传递，“文化传真”则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或是说，终极的目标。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4]这说明翻译要将中西文化结合起来，离开文化背景去翻译，不可能达到两种语言之间的真正交流。然而，中西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差异往往会引起文化意象的失落或扭曲。如双关的翻译就很难用译语完整地传达原语的意义。在以下句子

“Ifwedonothangtogether,wewouldbehangedtogether.”中，hang一词在里既有“挂”又有“吊死”之意。而汉语中，没有等效得多义词。文学作品中这类双关现象尤为常见。例如，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剧中，第二幕新王问哈姆雷特说：“我的儿子（son），你为什么躲在阴影里（shadow）。哈姆雷特用了一个双关来回答“too

muchsun”。这里的sun与son同音，是一种含沙射影的讽刺，讽刺哈姆雷特的叔父篡夺王权，又假意亲热。在翻译时，这一棘手的，最多只能用注释来告诉读者原文的巧妙又完整的含义表达,

在开放发展的全球化国际氛围下，社会科学研究正发生这一系列历史性的变化。在从文学批评到翻译理论，从哲学思考到人类学探索，研究的重心和视角都发生了转移。这种变化在当代文艺理论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具体体现在文学批评领域为：文学批评正在走向两个分化的方向：以人文为关怀的非理性转向和以文本为基础的语言论转向；体现在素有语言关怀传统的翻译理论领域则表现为“文化热”在翻译界的兴起。在《当代美国翻译理论》一书中，郭建中教授提到近二十年来翻译研究的两个明显的趋向：一是交际理论在翻译理论上的体现，二是对文化转换的重视深刻动摇了重视语言转换的传统。换言之，因为交际与文化都具有以人为本人的特质，人文关怀在翻译界已经赢得高度的重视，翻译理论界正在加强宏观把握，拓展翻译视野，加强翻译工作的文化融合功能。

对于文化这个及其宽泛的概念,很多学者试图给出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现代文化学之父,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定义文化为“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即包括显型式样，又包括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罗伯特·拉多和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儿也都指出文化行为的模式化特性。[1]英国学者泰勒做出了另外一种经典的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即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能够获得的包括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型整体。”[2]虽然定义的角度各不相同，但无疑文化具有极大的含概性，包容了几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中国翻译界新崛起的“文化学派”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象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3]因此，对于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的翻译工作来说文化传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鲁迅先生就充分认可了“文化传递”的重要性。然而，基于文化与语言的若干特点，翻译工作所能完成的只是尽可能多的文化传递，“文化传真”则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或是说，终极的目标。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4]这说明翻译要将中西文化结合起来，离开文化背景去翻译，不可能达到两种语言之间的真正交流。然而，中西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差异往往会引起文化意象的失落或扭曲。如双关的翻译就很难用译语完整地传达原语的意义。在以下句子

“Ifwedonothangtogether,wewouldbehangedtogether.”中，hang一词在英语里既有“挂”又有“吊死”之意。而汉语中，没有等效得多义词。文学作品中这类双关现象尤为常见。例如，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剧中，第二幕新王问哈姆雷特说：“我的儿子（son），你为什么躲在阴影里（shadow）。哈姆雷特用了一个双关来回答“too

muchsun”。这里的sun与son同音，是一种含沙射影的讽刺，讽刺哈姆雷特的叔父篡夺王权，又假意亲热。在翻译时，这一棘手的问题，最多只能用注释来告诉读者原文的巧妙又完整的含义表达,

无论是就文学活动的功能属性还是其存在系统而言，读者也就是文学作品的接受与消费主体都有其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和研究价值。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对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对文学的上层建设性质和意识形态本性注目较多，而对文学活动存在系统及各个环节的研究则很不够，对读者接受问题的研究尤其薄弱。相对于对社会生活和作家的高度重视而言，读者问题在我们以往的文学理论体系中并没有构成一个具有理论生成性的重要维度。这与以人民为历史活动主体和社会发展动力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文学发展方向和宗旨极不相称，同时也与当代文学活动由生产占主导向消费占主导的基本生态格局的演进不相符合。因此，立足于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发展的新现实、新境况，确立读者意识，研究读者问题，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读者理论，既是文论研究对时代情势现实要求的呼应，也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的需要。

二、读者理论的兴起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读者问题之得到重视，始于接受美学等当论学派的兴起。从传统上来看，西方文学理论的主流形态长期以来关注的一直都是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古希腊时期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从不同角度阐发的文艺幕仿说，文艺复兴时期由达·芬奇和莎士比亚等人宣扬的文艺镜子说，以及19世纪以来与现实主义创作相表里的各种再现理论都是其典型的代表。近代以来，伴随着人本主义精神价值的崛起，特别是各种感伤主义、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泛滥，注重作家主观心理世界之展露的表现理论又异军突出。至19世纪中叶之后，在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强劲影响之下，无论是取得学科地位的文学史研究，还是一般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对文学与其外部因素的关系做因果式的研究也就是韦勒克所谓“文学的外部研究”，均成为文学研究的常态和主流范式。这种研究范式在20世纪上半叶受到了俄国形式主义和英美新批评等新形式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流派的挑战和冲击。基于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及其他人文科学理论的影响，这些新的文学理论流派反对实证主义的文学研究方法，将关注的目光从社会和作者转向了文学本身，提出了各种被称为“自治”理论的文学主张，并深入到文学系统内部研究文学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及内在的形式结构，探讨文学之为文学的内在构成规律和秩序，形成了艾布拉姆斯所说的“客体化走向”，即“在原则上把艺术品从所有这些外界参照物中孤立出来看待，把它当作一个内部各部分按其内在联系而构成的自足体来分析，并只根据作品存在方式的内在标准来评判它”。[①]形式主义文学理论虽然在追求文学性的自律化建构中为文学理论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但这种理论倾向同样也是偏颇的，它不仅割裂了文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有机联系，也断绝了文学作品与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关系，不仅不能使我们对文学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功能问题有正确的认识，甚至也不能使我们对文学的存在本身形成科学的解释。因之，在反思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利弊得失的基础上，20世纪中叶之后的西方文学理论又进一步转向了文学活动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关系上来，转向文学活动系统中接受与影响问题的研究上来，而读者问题的研究则成为新一轮文学理论转向的重心和突破口。

实际上，早在形式主义理论批评大行其道的20世纪上半叶，读者问题即已进入许多文学理论学派的视野。1930年代，现象学文论家茵伽登就在《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中指出，文学作品是一种图式化的构造，它永远不可能通过有限的词句把某个对象的无限丰富的性质完全表现出来，其中包含了许多“空白”和“未定点”，有待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加以填充和具体化。因此，未经阅读的作品只是“潜在的存在”或“可能的存在”，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具体的存在。40年代，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又证明，文学活动是一个开放的流动过程，它始于作者的创作，终于读者的接受。作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读者创造文学对象的，文学作品这个既是具体的又是想象出来的对象只有在作者和读者的联合努力之下才能出现。“既然创造只能在阅读中得到完成，既然艺术家必须委托另一个人来完成他开始做的事情，既然他只有通过读者的意识才能体会到他对于自己的作品而言是最主要的，因此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一项召唤。写作，这是为了召唤读者以便读者把我借助语言着手进行的揭示转化为客观存在。”[②]由此可见，阅读过程中的读者意识对于再度呈现由作者的写作隐含在文字中的东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样一来，读者及其阅读活动在文学中就具有了至为重要的本体论地位。60年代以后，解释学文论和接受美学进一步确立了从读者理解与接受的角度研究文学的方法或范式。伽达默尔从其解释学哲学出发，认为艺术作品不是一个摆在那里以供科学认知的对象，它存在于意义的显现和理解活动之中。在文学理解活动中，读者不是被动地接受外在于己的作品，而总是带着由整体的历史传统内化而成的“前见”参与其中。不同的“前见”意味着不同的视野，理解活动从而正是理解者视野与被理解者视野的融合过程，不同视野的融合过程便形成了作品的效果历史。因此，文学作品的存在展示为向未来的理解无限开放的效果史，而读者的理解则是作品历史性存在的关键。以伽达默尔的“视野融合”和“效果史”理论为基础，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姚斯进一步借助“期待视野”的概念，阐明了作品的理解过程即是读者的期待视野对象化的过程，而文学作品的存在史也就是作品与读者的接受相互作用的历史，文学史不是别的，就是作品的接受史，实际上也就是读者期待视野的构成、作用及变化史，读者是文学史不可或缺的构成维度。另一位接受美学代表人物伊瑟尔则在改造现象学文论家茵伽登的作品存在论和伽达默尔的视野融合理论基础上，借助于“文本的召唤结构”和“文本的隐含读者”等术语，从“效应研究”的角度阐明了文学作品是文本与读者之间的一种动态交流形式，进一步揭示了读者在文学作品生成中的创造性作用。解释学文论和接受美学富有成效的探索和强力冲击，使西方文论实现了从以往的“作者中心”和“作品中心”向“读者中心”的现代转向。接受美学之后，英美的读者反应批评进一步强化了读者对于文学活动的重要性，认为本文、意义、文学这些基本概念都不是外在的客体，而只存在于读者的心目之中，是读者经验的产物，读者被极端化地推崇为文学意义和价值的唯一创造者。在对读者的主观反应经验的一味神化之中，读者反应批评彻底解构了本文的客观性存在，打破了伊瑟尔等接受美学家谨慎地维持着的文本与读者的动态交流关系，读者的主观反应成了文学存在的唯一根据。

与西方文论的发展历程相似，我国现当代文论由于深受近代以来的认识论哲学和政治现实的规约和囿限，在长期的发展中特别注重文学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特性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教化功能，因而便自然而然地重视文学活动系统中的创作或生产，相对来说对于文学活动中的接受或消费，对于文学接受或消费的主体——读者则比较忽视。尽管一般的文学理论研究也涉及读者的阅读和接受问题，但作者的创作及其成果——文学作品总是第一位的，是基础和前提，阅读和接受则是第二位的，处于被动和从属的地位。体现在文学理论教科书的编撰中，读者及其阅读和接受问题并没有作为具有构成性和生长性的理论概念和范畴被提出来并加以深入研究，而只是一般性地涉及到阅读和接受中的欣赏和批评及其关系问题。这种状况，只是随着以姚斯和伊瑟尔为代表的接受美学以及与接受美学相关的西方现代文学理论诸流派如现象学文论、存在主义文论、解释学文论和读者反应批评等的介绍和引进，才逐渐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接受美学以及与其相关的读者理论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着文艺学方法论探寻热潮传入中国的，其引进和传播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是学派名称和基本观点的引进介绍期。1983年，冯汉津翻译了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名誉教授梅雷加利刊载于法国《比较文学杂志》1980年第2期上的《论文学接收》一文，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3期和同年6月的《国外社会科学著作提要》上，首次向大陆学界介绍了以姚斯和伊瑟尔为代表的德国“康斯坦茨学派”的接受美学运动及其基本理论观点，文后的“译者附记”还对这种“新理论”的价值和不足之处做了简要的点评和分析。这之后，1983年末到1984年，张黎分别在《文学评论》1983年第6期和《百科知识》1984年9月号上撰写了《关于接受美学的笔记》和《接受美学——一种新兴的文学研究方法》两篇文章，不仅较为全面地概括了接受美学产生的理论背景和主要内容，而且在介绍以姚斯为代表的联邦德国的接受美学思想的同时，还介绍了以瑙曼为首的民主德国学者和梅拉赫等原苏联学者的某些相关观点。1984年3月，张隆溪在《读书》上发表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关于阐述学与接受美学》一文，进一步介绍了解释学、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三派注重读者问题的西方理论，并联系中国古代的有关理论资料简论了知音难得和阐释差距的问题。从1985年到1987年，罗悌伦、章国锋、孙津、吴元迈等也分别在《当代文艺思潮》、《文学评论》、《光明日报》等报刊撰写了译介和评述文章，为接受美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1读者权利的基本内容

1．1自由获取读者资格的权利

读者资格就是公民取得利用图书馆资源享受图书馆服务的身份资格。只要是我国合法公民，愿意利用图书馆的资源，就可以自由地成为任何图书馆的读者。任何图书馆不得以任何理由加以拒绝。

1．2平等自由借阅的权利

所有的读者共同平等享有利用图书馆资源，享受图书馆提供各种服务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应受到任何不合理的限制。

1．3充分知情的权利

1前言

随着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图书馆馆藏资源数字化的快速发展，图书馆以网站的形式向读者提供信息资源的服务越来越多，这些服务有图书馆门户、馆藏资源检索、光盘数据镜像、电子书刊、网络数据库、自建数据库和虚拟参考咨询等等，为了揭示网络环境下读者对这些信息资源的浏览情况、阅读情况以及访问变化趋势，准确了解读者需求分布和需求增长等情况，从而对网络读者的信息资源寻求行为模式进行研究，以便能为读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图书馆须了解以下几个问题：网络读者是如何访问网站的，这些信息资源是如何被访问使用的，如何评价这些信息资源的利用情况等等。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通过本系统对图书馆多个信息资源网站进行读者访问流量统计、热点网页访问统计、读者访问来源统计析及各项专题访问统计等研究，并根据统计结果反映的读者需求分布和需求增长等数据对信启、资源网站的架构、界面的设计、的内容加以修改和调整，以满足读者需求为目标，吸引了读者的目光，提高了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和服务水平。

本系统通过对信息资源的访问记录进行统计分析来了解读者的信息需求，这种量化的方法具有客观和经济的优点，还可配合调查研究法得到更实际的结果，并以此探讨网络信息计量学在对信息资源使用成效进行评估的应用，包括所遭遇的困难及应对之道，以期为信息资源的访问评估与改进寻找可行的方法。

2系统的实现

访问量的多少是衡量网站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但对于图书馆网站是远远不够的，图书馆需要获取完整的读者访问流量统计数据，来对图书馆信息资源的使用情况进行分析，网络信息计量学方法是目前网络界普遍采用的网站绩效评估计量法，被认为是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检验网站访问数据的一种工具。它的目的包括了解网络读者的行为、确定网站是否吸引适当的读者来访、评定网站建设策略是否得当。其实施步骤可分为三个阶段：

(1)记录网站的访问数据；

［摘要］图书馆实现精品服务,要求图书馆员善于与读者沟通。本文论述了图书馆员与读者心理沟通、知识沟通和品质沟通的意义与要求，对实现馆藏、馆员、读者三者良性互动，提高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沟通；高校图书馆；精品服务

服务是图书馆存在的理由［1］。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中的沟通，是指图书馆员与读者（教师和学生）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心灵交流，以达到相互了解、增进认识、知己知彼、求同存异、消除误解、化解矛盾的目的，进而实现馆藏、馆员、读者三者良性互动，提高服务质量。在这个过程中，馆员应该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主动地与读者进行沟通。如果缺乏沟通，馆员开展的读者服务工作将是死板、生硬，读者到馆率低，更谈不上服务质量的提高。服务质量是竞争的基础，因此，高校图书馆在读者服务方面挖掘潜力，以高质量服务(精品服务)来弥补其他方面的不足。

1沟通是塑造高校图书馆读者精品服务的基石

服务质量是一个主观范畴，同读者感受息息相关。读者是服务对象，图书馆员是服务者。图书馆员必须满足读者的需求和愿望。高质量的精品服务标准，体现在读者的满意程度。读者不仅关心他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是否得到所需要的服务，更关心的是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的感受，也就是心理上满足程度。《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第十五条规定“高等学校图书馆应以读者第一、服务育人为宗旨，健全服务体系，做好服务工作。”［2］读者对利用图书馆的希望程度、读者对服务项目和服务标准的信誉程度、读者对服务人员素质和服务水平的认可程度等决定了一个高校图书馆办馆质量的高低。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中的缺陷体现在，表面上提出“读者第一”“服务至上”，而实际却往往“以我为主”，在各项业务工作中并没有真正实现“一切为读者着想”。诸如，馆员对文献与信息的采编，依照个人主观爱好、意愿随意操作；在服务态度上冷漠、语言生硬；在服务、规章制度上，把规章制度作为自己的撒手锏，对违规读者大声训斥，违规读者稍有辩解，馆员们认为读者不理解，较多不愿意听取读者的解释。因此，在正确处理馆员与读者的关系时，必须坚持“读者第一”原则，充分尊重，悉心呵护，在读者服务过程中，体现人文关爱，沟通无阻，增强馆员的读者服务意识，进而营造一个愉悦、浓厚、充满人性化的学习氛围。

2沟通在高校图书馆员与读者互动中实现

摘要：读者剧场和翻转课堂的结合是一种新的教学方法和一种新的教学模式的结合。大学英语教学需要不断创新，寻找更加有效地提高学生课堂学习的质量。本文是对大学英语教学突破性的研究创新，在翻转课堂模式下将读者剧场这种学习方法更高效应用于商务英语口译教学的课堂中。

关键词：读者剧场；翻转课堂；口译教学

大学英语口译教学课堂包含实践教学特点，并且包含着课堂训练重点和难点。读者剧场这种教学方法可以使学生将要掌握的语言知识点融入剧本中，变为易于掌握易于阅读的剧本内容。而在这个基础上全面引进翻转课堂这种教学新模式，学生和教师的角色进行重新规划，课堂教学次序合理调整，从而使口译教学课堂质量效率最大化。

1读者剧场和翻转课堂的基本内涵

读者剧场是一种通过朗读者口述、朗读剧本表现戏剧的剧场形式，一般由两位或两位以上朗读者手持剧本，大声朗读台词，使观众通过朗读者声音及表情传达的信息，理解领会欣赏剧本。朗读者选择剧本素材，可以包括散文、小说、故事等，之后可以对剧本进行改编。在舞台表演时，读者剧场不需要演出者背诵台词只需大声朗读台词，一般也不用配备演出服、音响等的道具设备，有时可能只需要很少很简单易得的道具配合演出，这就大大减轻了表演者的表演压力，也使得读者剧场更易于推广。

2翻转课堂模式的基本内涵

当今文坛百花齐放，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都争相绽放色彩。而耽美文学就是在这样的文学环境中，在各种社会因素的作用下，盛开于文学边缘领域的一朵奇葩。从词源来看，耽是沉迷，耽美就是沉迷于美好的事物。耽美源于日文TANBI，其词义是“唯美，浪漫”。该词最早出现在日本近代文学流派—耽美派，其主旨是“反对暴露从人性丑恶面为主的自然主义，并想找出官能美，陶醉其中追求文学意义”。因此，广义来说，一切给予读者唯美享受的文学题材都是耽美学的范畴。但随着日本动漫的发展，耽美一词被改造成用来特指“一切美型的男性”，以及“男性与男性之间不涉及繁殖的恋情”，即BL（BOYLOVE）。随着BL主题的小说、漫画、网游、影视作品等文学形式的流行，耽美一词已经成为BL的代名词。从其内容来看，耽美文学主要讲男男之间的唯美恋情，这就涉及到了文学作品中的一个主题———同性恋。从古至今，以同性恋为内容的文学作品有很多。虽然同性恋被视为社会的一种暗流，但同性恋文化在任何时代都不曾消失，无论是古代，近代还是当代，同性恋文化一直被文学创作者所重视着。而耽美文学与之前的同性恋文学有很大的不同，除了作品中两位主角同为男性，其作品的风格，反映的主题等都与之前的同性恋作品有很大的区别。耽美文学所呈现的整体风格是唯美浪漫的，不带有之前同性恋作品的压抑、苦闷的黑色色调，其中的男主人必须是美型的，这样才符合其读者的审美标准。随着耽美文学的流行，作为其读者群体的“同人女”也发展壮大起来。“同人女”一词起源于日本，指进行同人创作的女性群体。“中国同人女的产生始于20世纪80年代，源于日本动漫的传入，成熟于大陆网络的普及。”随着同人女的人数越来越多，其逐渐成为这个社会中具有独特内涵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成员多以80、90后的女性为主，她们活跃在网络上，创造欣赏以耽美为主题的小众文化。而这种“小众”的意思并不是指数量的多少，而是一种亚文化，比如在百度搜索中输入“耽美”，出现的相关网页有18400000个；输入“三个代表”，则出现17500000篇，这充分显示出了耽美与同人女在网络上的活跃程度。因此，对耽美读者群体———“同人女”心态的研究也越来越凸显其价值性和现实性。关于同人女为何热衷于耽美文学，本人又有以下几种观点：

1对美的追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生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耽美文学与其他同志小说相比，故事内容和人物形象都被刻画得更为唯美、浪漫、细腻，它从女性的审美和情感触动点来描述一种可望不可即的恋爱状态。两美型男性之间的爱情，被塑造成一种有悖于传统伦理但又美好纯粹的让人同情和向往的恋情。”这对于女性读者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符合女性读者那种细腻柔和，易伤感，追求完美的心态。对于文中的男主人公，其美型的外表符合了女性读者的视觉审美追求；对于文中故事情节，其婉转，浪漫，唯美，也符合女性对于完美恋爱的一种追求。再者，耽美文学中的语言也是打动女性的一方面，繁复的修辞，华丽的辞藻，如沐春风的语言感受使女性对于耽美文学有着执着的偏爱。另外，耽美文学不仅有柔和的浪漫之美，在其作品中还含有一种绝望美。绝望破碎的美往往是最能打动女人的。比如之前流行的韩剧《蓝色生死恋》、《对不起，我爱你》等影视作品，都是在赚足了女性观众的眼泪后受到了极力的追捧，从而大红大紫，至今仍被女性观众奉为经典。再如现在兴起的新锐作家郭敬明，其作品大多以绝望的悲剧恋情为主，像《梦里花落知多少》、《悲伤逆流成河》、《迷藏》等，也都是用撕心裂肺的痛楚爱情打动女性读者，获得可观的销量。对于同人女对美的追求，“李银河老师在《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中提到同人女是一种基于本能的好恶来判断BL作品，标准就是作品中的主人公是不是美型或者没有魅力，同人女所接受的其实并不是同性恋，而是”两个美男子之间的爱“外形要求是第一位的，对于BL的理解基本属于柏拉图式：灵魂之爱高于肉体之爱，一个人在另一个身上追求的不是他失去的一半，而是同他的灵魂相连的真理”。同人女对于耽美文学的沉迷与喜爱并不是单纯的外形追求，虽然外形占了一大部分的原因，但是在浅层次的现象之下还有这深刻的情感因素，女人内心深处总有一种对于悲剧的怜悯之情，因此总因悲剧剧情而触发内心情感，这种情感越是悲伤痛心就越让人执着其中。

2对现实的反叛

同人女群体大多集中于80、90后，这些女生现在大多都是家里的独生子女，从小受到父母的呵护，关注，同时也受到了来自家长，老师等人的严加管制。女处于青春期的生们，心中充满了懵懂的情绪，不安的躁动。因为在初高中时代，“恋爱”是个禁词，是危险的，是家长和老师强烈压制的。而处于青春期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反叛心理，越是被禁止的东西就越想窥视一下究竟，使自己内心的窥秘欲得到满足。耽美文学中的男同性恋故事便满足了同人女们的这种心理。其实，她们自己很明白，男同性恋是被社会不齿的，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但正是这样一种现实生活中的反面题材才对同人女们有更大的吸引力，这种“禁忌的快乐”何尝不是同人女们对现实生活的反叛，对伦理道德的挣脱，对被束缚着的自己的一种逃避与反抗呢？

3女权主义的兴起

在开放发展的全球化国际氛围下，社会科学研究正发生这一系列历史性的变化。在从文学批评到翻译理论，从哲学思考到人类学探索，研究的重心和视角都发生了转移。这种变化在当代文艺理论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具体体现在文学批评领域为：文学批评正在走向两个分化的方向：以人文为关怀的非理性转向和以文本为基础的语言论转向；体现在素有语言关怀传统的翻译理论领域则表现为“文化热”在翻译界的兴起。在《当代美国翻译理论》一书中，郭建中教授提到近二十年来翻译研究的两个明显的趋向：一是交际理论在翻译理论上的体现，二是对文化转换的重视深刻动摇了重视语言转换的传统。换言之，因为交际与文化都具有以人为本人的特质，人文关怀在翻译界已经赢得高度的重视，翻译理论界正在加强宏观把握，拓展翻译视野，加强翻译工作的文化融合功能。

对于文化这个及其宽泛的概念,很多学者试图给出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现代文化学之父,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定义文化为“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即包括显型式样，又包括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罗伯特·拉多和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儿也都指出文化行为的模式化特性。[1]英国学者泰勒做出了另外一种经典的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即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能够获得的包括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型整体。”[2]虽然定义的角度各不相同，但无疑文化具有极大的含概性，包容了几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中国翻译界新崛起的“文化学派”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象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3]因此，对于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的翻译工作来说文化传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鲁迅先生就充分认可了“文化传递”的重要性。然而，基于文化与语言的若干特点，翻译工作所能完成的只是尽可能多的文化传递，“文化传真”则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或是说，终极的目标。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4]这说明翻译要将中西文化结合起来，离开文化背景去翻译，不可能达到两种语言之间的真正交流。然而，中西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差异往往会引起文化意象的失落或扭曲。如双关的翻译就很难用译语完整地传达原语的意义。在以下句子

“Ifwedonothangtogether,wewouldbehangedtogether.”中，hang一词在英语里既有“挂”又有“吊死”之意。而汉语中，没有等效得多义词。文学作品中这类双关现象尤为常见。例如，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剧中，第二幕新王问哈姆雷特说：“我的儿子（son），你为什么躲在阴影里（shadow）。哈姆雷特用了一个双关来回答“too

muchsun”。这里的sun与son同音，是一种含沙射影的讽刺，讽刺哈姆雷特的叔父篡夺王权，又假意亲热。在翻译时，这一棘手的问题，最多只能用注释来告诉读者原文的巧妙又完整的含义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