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苏轼以文论诗以学论诗杜诗“诗史”批评

论文摘要：苏轼以文为诗、以学为诗，自后山、易安以还，学界多有论述．但对其以文论诗，以学论诗的批评方法，却少有涉及．苏轼以文、学为批评，显然是出于他一贯的以文，学为诗的学术思维习惯和学术背景．他的以文，学为批评，集中体现在其对杜诗“诗史”品格批评上。

后山、易安以还，对苏轼以文为诗、以学为诗甚至以诗为词的批评、指责甚为严厉。后山“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之语，易安“句读不葺之诗”(《论词》)之谓，大抵是出于“为词尊体”的目的，其着眼自然在“文体辨正”：张戒“子瞻以议论作诗”(《岁寒堂诗话》卷上)之讥，贺裳“多以文为诗，皆诗之病”(《载酒堂诗话》)之刺，严沧浪“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沧浪诗话》)之说，以及船山“除却书本子，则更无诗”(《姜斋诗话》)之讽，却又是出于“为诗尊体”的目的，虽然着眼也还在所谓“文体辨正”。这两种批评其实都局限在苏轼的诗词创作实践，所谓“本色”、“尊体”等等，未必不是文体辨正，前人就此所论极多；但对苏轼的文学批评，则多在所谓“崇尚自然”、“道可致不可求”之类。以文以学为批评也是苏轼文学批评的特色，但却极少有人论及。其实东坡以文、学为批评，本是于他以文为诗、以学为诗的一贯学术背景，只是表现的型态不尽相同罢了。即在创作上表现为以文、学为诗(词)，在理论上则表现为以文、学为批评。

其实所谓以文、学为批评，并非针对批评对象而言，而只是以为文、为学的标准作为批评的权衡。换言之，即把对文的要求、对学的要求移用、适用于批评对象，以文、学的标准衡诸批评对象。在这意义上，这种批评其实还是一种广义的文体辨正式批评。

东坡以文、学为批评，集中表现在他对杜诗“诗史”品格批评上，但与后来宋人集中在“诗史”品格的“分我杯羹”式的分说不同的是，东坡只就作为整体的杜诗“诗史”品格的极端进行批评，诚如他之赞誉文与可画竹是“胸有成竹”，他的杜诗批评，亦是胸有“全杜”，即着重杜诗“诗史”的整体风貌，其中发掘某种品格，加以批评和论述。分说如：

论题一：以史证诗

［论文关键词］杜诗诗史儒家风范现实价值

［论文摘要］杜诗具有很强的“诗史”性，源于诗人的儒家风范；杜诗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凸显出两大主题：忠君爱国和民本思想。在“以人为本”的今天，“诗史”性的杜诗焕发出优秀的人文精神而显示出丰富的现实价值。

一、杜诗的“诗史”性

杜诗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因此其自中晚唐开始，一直享有“诗史”的美誉。称杜诗为“诗史”，最早见于晚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必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逸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后世加以沿用推衍，“诗史”渐成为文学史上的定论，如宋祁《新唐书·杜甫传赞》：“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奉杜甫为诗宗并开创江西诗派的黄庭坚，在《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山谷诗外集补卷四》）这样写道：“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看来，自宋代始，誉杜诗为“诗史”已为世人广泛接受和认可。

杜甫在诗歌创作中善于反映历史事件，用现在的话说，最能写出历史的真实。杜诗在栩栩如生地反映“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广阔的社会面貌的同时，又本着历史的发展对当时社会进行了敏锐的分析和严肃的批判。例如，他在很多诗里写出了事变前夕的社会矛盾的尖锐现象。如《前出塞》《后出塞》《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等，大体上都是反映了事变前夕的阶级动态的作品。在事变当中，杜甫更接近了人民，对各阶层的生活更加熟悉，对事变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写的这个时期的作品，几乎反映了各个社会阶层的动态，触及了许多重大的国计民生。中唐元稹倡导新月府运动时《乐府古题序》说过：“近代惟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是名篇，无复倚旁。”（《四部丛刊》影明嘉靖本《元氏长庆集》卷二十三）可以看出，元稹肯定了杜诗真实反映历史的特点和优点。“安史之乱”中，诗人的《哀江头》《哀王孙》《春望》《月夜》《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别”等，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矛盾和人民悲惨痛苦的生活，表现出对国事的极端忧虑和对民众的深切同情。

杜甫的“诗史”之作源于其儒家风范。的确，诗人本人也一向以儒者自居。他在《忆昔》中曰：“愿见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书郎。”甚至，他还自认是个“腐儒”，如其在《江汉》中云：“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一个身受儒家思想熏陶，笃信儒家生存理念，一个“有志于道者”所必须身体力行的杜甫的生存状态及其价值取向，在他那个时代独一无二。杜甫《进鵰赋表》：“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杜甫的先辈中，杜预是晋初的名将，又是一位精通儒术的人，曾撰写《春秋集解》；杜预而下的杜耽、杜逊、叔吡、依艺，或是刺史或是县令；祖父杜审言系高宗咸亨进士，曾任隰城尉、洛阳丞等小官，累官修文馆直学士。杜甫自己说从他的远祖杜预以来一直是“承儒守官”，也就是说他们家一直尊奉的是儒家传统，一直是为朝廷服务的。而杜甫也在诗中写过他自己的志意，他说：“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我们从杜甫的家世、杜甫的生平可以对他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和了解。

论文关键词：杜诗诗史当时意向

论文摘要：孟綮《本事诗》言杜诗“当时号为诗史”，对“当时”意向的探讨可为诗史内涵的明确提供诸多线索。本文对唐朝杜甫同时或略后诗人对其诗的评价和孟綮前后的杜诗接受作详细论述，推论出“当时”的意向为：元白新乐府诸人对杜诗诗学特征的开掘；在杂录中杜诗多被认作真实的史料加以利用，杜诗诗史的价值得到发挥。由此，当时人(晚唐)称杜诗为诗史。

唐称杜诗为诗史仅孟綮一文。他的《本事诗·高逸第三》述李白本事，言“杜所赠二十韵，备述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已多少透漏了“号为诗史”的含义：杜诗纪实。其后云：“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杜甫将当时自我行程所见所感(包括当时的社会、自然以及自我和当时人的生活)都详实地记录在诗里，接受者可以在杜诗中看到许多当时具体真实的社会自然人生，如同史家记史一般，故称杜诗为诗史，可见史与诗的联系发生在纪实的层面上。孟綮将诗人本事按类分别，一著其事。“故当时号为诗史”，知杜诗诗史称号非由他发明，盖为当时普遍流传或孟綮概括之认识，统言之，诗史称号反映着当时杜诗接受的一个侧面。

孟綮的《本事诗》为第一部言诗歌本事的专著，可以说是“纪事”体著作的直接源头。野史杂著、笔记小说，作者有感于时风，常常谈文论艺，或记或议，或今或古，虽是东鳞西爪，甚至语涉怪诞，却不同程度地留下了珍贵的时代掠影。《诗话》云：“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綮《本事诗》出(原注：亦本《诗小序》)，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于史部之传记矣。”按《本事诗》里的“本事”一语源于《汉书·艺文志》：“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左传》被视为叙录《春秋》本事的传记。孟綮叙“历代缘情感事之诗”(《郡斋读书志》总集类)的本事，与国史叙《诗》之意相合，也与左丘明“论本事而作传”如出一辙。其存在本身就有了史的含义。孟綮生卒年不详。但知其在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曾任职梧州，又于晚唐僖宗乾符二年(875)登进士第。其《本事诗》一卷写成于僖宗光启二年(886)。内容分为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七类。《本事诗序》不采《诗大序》的提法，说：“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概；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著于群书，虽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其倡导诗缘情的观点是很明显的。由此推之，他记诗本事基本是为了让接受者知晓诗人作诗时的处境和心境，以此明晰诗之确实旨趣。可见，孟綮记载杜诗诗史说完全是出于公论。

我们先就与杜甫同时并与杜甫有赠诗的人来观察。与杜甫有交游并有赠诗者可考者主要有李白、高适、严武、任华、韦迢、郭受。他们大多对杜甫赞颂有加，如任华《杂言寄杜拾遗》称杜诗“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惨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衡阳判宫郭受《寄杜员外》一诗对杜诗在当时的流传作出了描述，诗云：“新诗海内流传久，旧德朝中届望劳”；韶州牧韦迢与杜甫的酬答诗《潭洲留别杜员外院长》，对杜甫诗名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云：“大名诗独步，小郡海西偏”。由上可知，杜甫在生时已有诗名，其诗在世间流传，被多数人接受。然而，除了怪诞者任华所言具体论述到杜诗的特色，认为气势雄阔外，他人只论及杜甫有诗才，未及杜诗的具体特征，可推知接受者对杜诗的理解接受还只停留于一般品赏的层面上，并未认识到杜诗在当时的独特价值和地位。

唐诗传播有一特殊现象，就是唐人已经开始自选唐诗，并有明确的选诗标准。今可见者凡十种，《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在《御选唐诗》中对这些选本的诗选取向作了大概叙述，云：“诗至唐，无体不备，亦无派不有。撰录总集者，或得其性情之所近，或因乎风气之所趋，随所撰录，无不可各成一家。故元结尚古淡，《箧中集》所录皆古淡；令狐楚尚富瞻，《御览诗》所录皆富瞻；盖求诗于唐，如求材于山海，随取皆给。而所取之当否，则如影随形。各肖其人之学识。”此言极是。他们选诗时间多在杜甫生时或逝世后不久，及晚唐《唐诗类选》、韦庄的《又玄集》才载有为数不多的几首杜诗，几种重要的选本都不选杜诗，让人疑惑，遂引起众人道说。大致说来原因多在杜诗的风格上。如清人纪昀对《才调集》不选杜诗，分析云：“自序称观李杜集，元白诗，而集中无杜诗。冯舒评此集，谓崇重老杜，不欲芟择。然实以杜诗高古，与其书体例不同，故不采录。”(《四库全书总目题要》卷一八六)。在这些选本中，韦庄的《又玄集》选录杜诗共7首：《西郊》、《春望》、《禹庙》、《山寺》、《遣兴》、《送韩十四东归觐省》、《南邻》。并将7首诗置于此集之首，可见对杜诗的重视。韦庄选诗之旨是“但掇其清词丽句”，所选7首都是杜诗中的名篇，也基本体现了这个主张。唐代已散佚选本中，可以考知选人杜诗的只有顾陶《唐诗类选》一书。该书成于唐宣宗大中十年(856)，比成书于光化三年(900)的《又玄集》早40馀年。这是第一部尊杜选本。该书序现在保存在《文苑英华》卷七一四中，其云：“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迥生于时，群才莫得而问。”所选杜诗，达三十首之多，胡可先在《唐五代人书中所见杜甫诗辑目》川及《(唐诗类选)选杜诗发微》中已作详考，可参看，此不赘述。此外，唐人选唐诗中，韦毂《才调集》虽未选杜诗，但其序说：“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不可备录。”则其不选杜诗，并非有意排斥。从众选本来看，杜诗除《唐诗类选》标举杜诗继风雅的特征外，其特征和价值没有被深入而准确地理解和接受。由此可见：一、杜诗与当时主流风尚不合，不被世人重视；二、杜诗不可能依靠唐选本得以广泛流传。杜诗诗史称号也就不可能出自上层，在唐代不可能是主流。

论文关键词：明代杜诗诗史

论文摘要：明代诗论家对杜诗诗史说的阐释有着独特的视点，杨慎首发其论，驳斥诗史合称，认为诗不可兼史；而许学夷等依据杜诗本身特色，虽在理论上同意杨说，但对杜诗诗艺的评价从另一角度肯定了杜诗诗史说；王文禄则从杜甫本人人手，揭示出诗史产生最根本的原因。他们推动了杜诗诗史说的发展。

自孟綮《本事诗·高逸第三》以诗史之称评价杜诗后，这一说法便成为后代诗论家考评杜诗的重要层面。观孟綮所论，“毕陈”、“推见”、“殆无”表明叙事详尽，而“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指明所叙事类，由此而论，诗史意应为杜诗详尽地记述了自己的生活事实，接近似《史记》列传体的诗。晚唐时，李肇的《唐国史补》，郑处诲的《明皇杂录》，康骈《剧谈录》等书多引杜诗以证史事，如《悲陈陶》、《悲青坂》、观水涨》、《草堂》等。及至宋代，宋祁《新唐书·杜甫传赞》云：“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云：“杜少陵子美诗，多纪当时事，皆有依据，古号诗史。”以时事来申述孟綮语“禄山之难”“流离陇蜀”，已将杜甫个人的历史置换为当时的社会历史，依据是杜诗多处涉及当时事，且多首杜诗直叙时事，或叙议时事。而史绳祖在《学斋占毕》中云：“……先儒谓韩昌黎文无一字无来处，柳子厚文无两字来处。余谓杜子美诗史亦然。为其字字有证据，故以史名。”姚宽《西溪从语》云：“或谓诗史者，有年月、地里、本末之类，故名诗史。”此解释方法发展到极致，便出现了史注杜诗。刘克庄《再跋陈禹锡杜诗补注》云：“盖杜公歌不过唐事，他人引群书笺释，多不咏着题。禹锡专以新旧唐书为按，诗史为断，故自题其书日：‘史注杜诗’。”在他们的论述里，诗史的意义变为杜诗中语言的实际可考了。诗史中史义的变迁，可视为进一步阐明杜诗的必然结果，然时事与一人之史差别巨大，且以时事义诠释诗史，值得商榷。

明人对宋元诗话，多作省悟、反驳。他们不拘泥于前代论述，多有发明。何景明《明月篇序》以诗“贵情思而轻事实”为理论基点，对杜诗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博涉世故”、多叙时事的杜诗，比、兴少而赋体多，与《风》诗传统相背，不合诗旨。王廷相亦有相近的看法。对“诗史”说辨证尤力的首推杨慎。他紧承二人路数，对诗史说作了更细致的驳斥。《升庵诗话》卷四《诗史》云：“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记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夫六经各有体，《易》以道阴阳，<书》以道政事，《诗》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后世之所谓史者，左记言，右记事，古之《尚书》《春秋》也。若诗者，其体其旨，与《易》、《书》、《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也，未尝有道德性隋句也。……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何谓诗史?“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史记言，纪事，诗多不纪时事，应各司其职，这是体例的区别要求；且诗以含蓄为旨，杜诗直陈时事，怎能含蓄?这两点共同奠定了杨慎“诗不可兼史”的理论基础。虽然在实践中，以韵语纪时事的诗已经存在，由于诗不可兼史，后世就不应用诗史之名来称道和概括这样的诗，此显示着诗学理论的规范。然如胡应麟对杨慎此论指出的一样，诗史不首出宋人，应以孟綮为先。据上分析，孟綮诗史中“史”并非指时事，应指杜甫一人之史，杨慎反驳了宋人之见，但没有反驳孟綮诗史之义；且他没有对杜甫诗史诗作细致分析，缺乏充分而实质的例证；以“韵语纪时事”概括诗史的意义，显其浅陋。继他之后的王世贞对此论述作了修正，《艺苑卮言》卷四云：“其言甚辨而核，然不知向所称皆兴比耳。《诗》固有赋．以述情切事为快，不尽含蓄也。语荒而日‘周馀黎民，靡有孓遗’，劝乐而日‘宛其死矣，它人人室’，讥失仪而日‘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怨谗而日‘豺虎不受，投界有昊’，若使出少陵口，不知用修如何贬剥也。且‘慎莫近前丞相嗔’，乐府雅语，用修乌足知之。”“述情切事”与“韵语纪时事”或“直陈时事”区别显明，且赋不以时事发之，以此来驳杨慎“诗不可兼史”不能成立。杨慎论含蓄，《诗史》云：“《三百篇》皆约情合性而归之道德也，然未尝有道德字也，未尝有道德性情句也。”由“未尝有……字也”、“未尝有……句也”可知，杨慎的含蓄意义就是诗中所寓美刺褒贬不应用语言直接说出。这样的观点在评论杜诗中也有表现。《升庵诗话》卷八《不嫁惜娉婷》云：“杜子美诗‘不嫁惜娉婷’，此句有妙理，读者忽之耳。陈后山衍之云：‘当年不嫁惜娉婷，传粉施朱学后生。不惜卷廉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深得其解矣。盖士之仕也犹女之嫁也，士不可轻与从仕，女不可轻与许人也”；又云：“‘锦城丝管纷纷，半人江风半人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花卿名敬定，……恃功骄恣，杜公此诗讥其僭用天子礼乐也。而含蓄不露，有风人言之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之旨”。含蓄要求诗意多采比兴手法，以达到讽诫的诗教目的。王世贞认为“赋，以述情切事为快”，不尽含蓄，反驳杨慎由《三百篇》引出的“诗皆含蓄”的论断，又得出了“诗不皆含蓄”的结论，还不能说明“以韵语纪时事”的诗便可以被称为好诗，且进一步推论为诗可以兼史，诗史之名可以称论杜诗。不能推翻杨慎第一论点，便不能作如此的推论。他在末尾云：“‘慎莫近前丞相嗔’，乐府雅语，用修乌足知之”，能证明诗可以这样写，有历史传统可依，然与诗史无涉。他仅以单例(赋相对比兴言，“语荒”等相对刺淫乱言)反驳杨慎，未能把握杨慎理论核心，故此论还不能为诗史提供深入而恰当的阐释。

及至许学夷，其《诗源辩体》对杜诗诗史说的论述，为诗史说提供了新的阐释意向。许氏云：“愚按：用修之论虽善，而未尽当。夫诗与史，其体、其旨，固不待辩而明矣。即杜之《石壕吏》、《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哀王孙》、《哀江头》等，虽若有意纪时事，而抑扬讽刺，悉合诗体，安得以史目之?至于含蓄蕴藉虽子美所长，而感伤乱离、耳目所及，以述情切事为快，是亦变雅之类耳，不足为子美累也。”闭诗与史体旨分辨明晰，诗不可兼史固然正确；杜甫诗史诗抑扬讽刺，虽纪时事，然不离诗体，不应将诗与史合称赞颂杜诗；述情切事为快的杜诗，皆感伤乱离，耳目所及，非史家笔录史实，为变雅体。他肯定了杨慎“诗不可兼史”的理论观点，立论却与其不同：杨慎认为史主纪事，诗不记事，故诗不可兼史；许氏认为诗能抑扬讽刺，史不能抑扬讽刺，故诗不可兼史。可见，许氏更关注杜诗诗的特征。他在《诗源辩体自序》中云：“汉魏六朝，体有未备，而境有未臻，于法宜广；自唐而后，体无弗备，而境无弗臻，于法宜守。易昌：‘拟议以成其变化，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呜呼，安得起元瑞于地下而证予言乎。夫体制、声调，诗之矩也，日词与意，贵作者自运焉。窃词与意，斯谓之袭；法其体制，仿其声调，未可谓之袭也。”他认为诗应分体与境或体制、声调与词意，在论述杜诗诗史说时，自然也将杜诗的体制和词意区分开来论。“抑扬讽刺”不是诗体，是诗旨，杜甫诗史诗合诗旨，不能以史称；纪时事诗，为诗人亲身所历又出于感伤乱离，不失《毛诗序》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由此而出的诗体可视为变雅体，合诗体，不能以史称，故杜甫这些诗不应以诗史之词命名。许氏集中论述了杜诗本身的特征，从诗的角度完全肯定了杨慎所反对的“以韵语纪时事”的诗，说明它既合诗旨又合诗体，最终认为杜诗不应以诗史来称，可谓与杨慎殊途而同归。然而，此论还不能驳倒诗史之名的成立。许氏承认诗史之义应指杜诗纪时事，其合诗旨，合诗体，对这些诗因纪时事引起的争论作了新的解释。在杜诗评论上，他不囿于宋人观点，对诗史名篇的艺术特征作了尽情的发挥。如“石壕、新安、新婚、垂老、无家等，叙情若诉，皆苦心精思，尽作者之能，非卒然信笔所能办也”，“子美五言古，凡涉叙事，迂回转折，生意不穷，虽间有诘屈之失，而无流易之病”，“子美五言古，如自秦州人蜀诸诗及新安、新婚、垂老、无家洎七言律声调浑纯者，为甚精细”，“如《哀王孙》、《哀江头》等，虽稍人叙事，而气象浑涵，更无有相类者”，“谢茂秦云：‘长篇最忌铺叙，意不可尽，力不可竭，贵有变化之妙。’苏子由云：‘老杜陷贼时有《哀江头》诗，予爱其词其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如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愚按：子由此论，妙绝千古，然子美歌行，此法甚多，不独《哀江头》也”。杜甫诗史诗多用叙事，涉及时事，但并未伤害诗意的表达，诗艺的创造，其原因一是杜诗皆作者苦心精思所为，非史实录；二是杜诗皆迂回转折，气象浑涵，表现出作者个人高超的艺术技巧和独特的个人风格。这些论述具体而充分地阐释了杜甫诗史诗的诗学特征，此非史能比，亦非一般诗人能比。纪时事，“不足为子美累也”，不应构成杜诗阐释的中心，杜甫个人的语言创作，杜诗的独特风格才是阐释的重心所在。许氏的这番论述巧妙地回应和深化了孟綮诗史说的本源意义，有关杜诗的具体阐释也证实了“以韵语纪时事”的诗皆是“杜甫个人创造实践”的结论，使杜诗诗史说的讨论本然回归到杜甫本人。然而，因时事人诗而引起的诗与史的辨证，以及诗与史能否合一问题的讨论，许氏没有作深入的阐释。

论述诗史说，必须做到理论和实践的吻合，这是许氏留给后人的阐释方向。谢肇浙《小草斋诗话》云：“少陵以史为诗，以非风雅本色，然出于忧时悯俗，牢骚呻吟之声犹不失三百篇遗意焉。至胡曾辈之咏史，直以史断为诗矣。李西淮之乐府，直以史断为乐矣。以史断为诗，读之不过呕哕。以史断为乐，何以合之管舷?野狐恶道，莫此为甚。”嗍“胡曾辈之咏史”中的史，相对胡曾辈，已经是过去的历史，故据上下文可知，“以史为诗”中的史指过去的历史；“忧时悯俗，牢骚呻吟之声”指杜甫在诗中表现出来的当时的心境和情绪，前后史义显然存在矛盾。谢氏的矛盾述说，透漏出了诗史说阐释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即：“诗史”中史与《史记》、《汉书》、《三国志》、两《唐书》等史书中史，同形而异义。依孟綮所言，诗史之名的核心是诗，在他的论述中，前半为诗之内容，后半为诗之效果。

论文关键词：诗圣诗史炼字艺术杜诗

论文摘要：杜诗的炼字艺术历来为学界所推崇。文章重点论述了杜诗炼字的体现、规律及成就、原因。

昔人有云：“诗要炼字，字者眼也。”杜甫作为诗之大家，其锤炼字句的功夫向为学界所推崇。宋代的黄庭坚断言，“拾遗句中有眼，篇篇有之。”对杜诗的炼字作了极高的评价——一句炼一字乃至数字即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让全句顿生异采，焕发精神。

一、杜诗炼字的体现

（一）炼动词

1．“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莲”——《宿赞公房》

论文关键词：苏轼文学批评杜诗诗史

论文摘要：苏轼的杜诗诗史批评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老杜似司马迁；以史证诗；以忠义解杜诗；杜诗用事载人。四个方面大致概括了其后宋人论说杜诗的主要方向。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他自己对这一点也当仁不让：“方今太平之世，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师友谈记》)。当然苏轼有他自负的资本，不惟在诗词文几方面他都是北宋乃至有宋一朝的翘楚，赵翼所谓“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瓯北诗话》)云云，即是其谓；而且也可以说北宋的文学批评亦是在他手里形成了自己的系统而集其大成。他曾说：“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后山诗话》)，他自己的文学批评也是如此。苏轼自己对杜诗的批评并不如后来宋人集中在“诗史”品格的分说上，但宋人对杜诗“诗史”品格批评的几端，大抵亦发源于他；而他的批评杜诗“诗史”品格，其实亦大多是他的诗作自况，日为夫子自道未尝不可。分说如下：

一老杜似司马迁

《东坡志林》卷十一有一条资料，与《东坡诗话·荔枝似江瑶柱》重：

仆尝问：“荔枝何所似?”或日：“似龙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实无所似也。仆日：“荔枝似江瑶柱。”应者皆怃然。仆亦不辨。昨日见毕仲游。仆问：“杜甫似何人?”仲游日：“似司马迁。”仆喜而不答，盖与曩言会也。

论文关键词：杜诗诗史当时意向

论文摘要：孟綮《本事诗》言杜诗“当时号为诗史”，对“当时”意向的探讨可为诗史内涵的明确提供诸多线索。本文对唐朝杜甫同时或略后诗人对其诗的评价和孟綮前后的杜诗接受作详细论述，推论出“当时”的意向为：元白新乐府诸人对杜诗诗学特征的开掘；在杂录中杜诗多被认作真实的史料加以利用，杜诗诗史的价值得到发挥。由此，当时人(晚唐)称杜诗为诗史。

唐称杜诗为诗史仅孟綮一文。他的《本事诗·高逸第三》述李白本事，言“杜所赠二十韵，备述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已多少透漏了“号为诗史”的含义：杜诗纪实。其后云：“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杜甫将当时自我行程所见所感(包括当时的社会、自然以及自我和当时人的生活)都详实地记录在诗里，接受者可以在杜诗中看到许多当时具体真实的社会自然人生，如同史家记史一般，故称杜诗为诗史，可见史与诗的联系发生在纪实的层面上。孟綮将诗人本事按类分别，一著其事。“故当时号为诗史”，知杜诗诗史称号非由他发明，盖为当时普遍流传或孟綮概括之认识，统言之，诗史称号反映着当时杜诗接受的一个侧面。

孟綮的《本事诗》为第一部言诗歌本事的专著，可以说是“纪事”体著作的直接源头。野史杂著、笔记小说，作者有感于时风，常常谈文论艺，或记或议，或今或古，虽是东鳞西爪，甚至语涉怪诞，却不同程度地留下了珍贵的时代掠影。《诗话》云：“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綮《本事诗》出(原注：亦本《诗小序》)，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于史部之传记矣。”按《本事诗》里的“本事”一语源于《汉书·艺文志》：“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左传》被视为叙录《春秋》本事的传记。孟綮叙“历代缘情感事之诗”(《郡斋读书志》总集类)的本事，与国史叙《诗》之意相合，也与左丘明“论本事而作传”如出一辙。其存在本身就有了史的含义。孟綮生卒年不详。但知其在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曾任职梧州，又于晚唐僖宗乾符二年(875)登进士第。其《本事诗》一卷写成于僖宗光启二年(886)。内容分为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七类。《本事诗序》不采《诗大序》的提法，说：“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概；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著于群书，虽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其倡导诗缘情的观点是很明显的。由此推之，他记诗本事基本是为了让接受者知晓诗人作诗时的处境和心境，以此明晰诗之确实旨趣。可见，孟綮记载杜诗诗史说完全是出于公论。

我们先就与杜甫同时并与杜甫有赠诗的人来观察。与杜甫有交游并有赠诗者可考者主要有李白、高适、严武、任华、韦迢、郭受。他们大多对杜甫赞颂有加，如任华《杂言寄杜拾遗》称杜诗“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惨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衡阳判宫郭受《寄杜员外》一诗对杜诗在当时的流传作出了描述，诗云：“新诗海内流传久，旧德朝中届望劳”；韶州牧韦迢与杜甫的酬答诗《潭洲留别杜员外院长》，对杜甫诗名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云：“大名诗独步，小郡海西偏”。由上可知，杜甫在生时已有诗名，其诗在世间流传，被多数人接受。然而，除了怪诞者任华所言具体论述到杜诗的特色，认为气势雄阔外，他人只论及杜甫有诗才，未及杜诗的具体特征，可推知接受者对杜诗的理解接受还只停留于一般品赏的层面上，并未认识到杜诗在当时的独特价值和地位。

唐诗传播有一特殊现象，就是唐人已经开始自选唐诗，并有明确的选诗标准。今可见者凡十种，《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在《御选唐诗》中对这些选本的诗选取向作了大概叙述，云：“诗至唐，无体不备，亦无派不有。撰录总集者，或得其性情之所近，或因乎风气之所趋，随所撰录，无不可各成一家。故元结尚古淡，《箧中集》所录皆古淡；令狐楚尚富瞻，《御览诗》所录皆富瞻；盖求诗于唐，如求材于山海，随取皆给。而所取之当否，则如影随形。各肖其人之学识。”此言极是。他们选诗时间多在杜甫生时或逝世后不久，及晚唐《唐诗类选》、韦庄的《又玄集》才载有为数不多的几首杜诗，几种重要的选本都不选杜诗，让人疑惑，遂引起众人道说。大致说来原因多在杜诗的风格上。如清人纪昀对《才调集》不选杜诗，分析云：“自序称观李杜集，元白诗，而集中无杜诗。冯舒评此集，谓崇重老杜，不欲芟择。然实以杜诗高古，与其书体例不同，故不采录。”(《四库全书总目题要》卷一八六)。在这些选本中，韦庄的《又玄集》选录杜诗共7首：《西郊》、《春望》、《禹庙》、《山寺》、《遣兴》、《送韩十四东归觐省》、《南邻》。并将7首诗置于此集之首，可见对杜诗的重视。韦庄选诗之旨是“但掇其清词丽句”，所选7首都是杜诗中的名篇，也基本体现了这个主张。唐代已散佚选本中，可以考知选人杜诗的只有顾陶《唐诗类选》一书。该书成于唐宣宗大中十年(856)，比成书于光化三年(900)的《又玄集》早40馀年。这是第一部尊杜选本。该书序现在保存在《文苑英华》卷七一四中，其云：“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迥生于时，群才莫得而问。”所选杜诗，达三十首之多，胡可先在《唐五代人书中所见杜甫诗辑目》川及《(唐诗类选)选杜诗发微》中已作详考，可参看，此不赘述。此外，唐人选唐诗中，韦毂《才调集》虽未选杜诗，但其序说：“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不可备录。”则其不选杜诗，并非有意排斥。从众选本来看，杜诗除《唐诗类选》标举杜诗继风雅的特征外，其特征和价值没有被深入而准确地理解和接受。由此可见：一、杜诗与当时主流风尚不合，不被世人重视；二、杜诗不可能依靠唐选本得以广泛流传。杜诗诗史称号也就不可能出自上层，在唐代不可能是主流。

黄希、黄鹤的《黄氏补注杜诗》三十六卷（又名《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集千家杜诗补注》），以其编年之详细，考证之精而为后世许多注家所采用。作为集注本，其中还保留了丰富的文学史料，成为研究杜诗乃至其他知识的珍贵资料。黄氏注本的文学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文学价值

《黄氏补注杜诗》对杜诗从内容思想到艺术形式都进行了全面、详细的阐释。首先，揭示杜诗思想内容。如卷六《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余时忝诤臣，丹陛实咫尺。相看受狼狈，至死难塞责”两句，黄鹤笺曰：吴公以谏而黜，杜公同在言路，不能辨其屈，徒作诗以自责。异乎范文正公以谠直去国，而余襄公上疏论救亦贬。尹师鲁、欧阳公相继论说，又皆贬降。此亦见本朝养成士气，可使沉默偷安者为之愧死也。又如，卷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诗，黄鹤笺曰：唐自天宝之乱，民不得其居处者甚多。公因茅屋为秋风所破，遂思广厦千万间之庇。其为忧国忧民之念至矣。再如，卷三十二《东屯月夜》“抱疾漂萍老，防边旧谷屯”句，黄希曰：公在羁旅中，犹能屯谷以防边，可见忧国之深矣。以上分析到了杜甫“一饭未敢忘君”的忠君思想和正直无私、仁民爱物的伟大人格。其次，揭示杜诗的艺术手法和风格。杜甫诗艺精湛，各种艺术手法在杜甫手中都能运用得炉火纯青，其中比兴手法的运用最为后人所称道。《黄氏补注杜诗》也关注到杜诗中的比兴手法。如卷三十《八月十五夜月》：“转蓬行地远，攀桂仰天高”句中，黄希笺曰：公于诗中亦多用转蓬字，偶于此发，公自伤之意耳。杜甫晚年漂转巴蜀、荆湘间，故常有身世悲凉之感。又，卷三十五《登岳阳楼》一诗，黄鹤笺曰：唐子西云：“过岳阳楼观子美诗，不过四十字耳，气象闳放，涵蓄深远。殆与洞庭争雄，所谓富哉言乎者。”余谓一诗之中如“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一联尤为雄伟。虽不到洞庭者，读之可使胸次豁达。

短短几句话就对杜甫此诗的艺术性做了很精到的揭示。再次，鉴赏和点评相结合笺释诗意。《黄氏补注杜诗》在笺释诗意的同时，还对一些好词妙句进行品评。如卷十九《奉和》“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句，《黄氏注本》引余葵注曰：“《百斛明珠》云：‘七言之伟丽者，杜子美如此二句后寂寥无闻。’”又如，卷三十《十六夜玩月》“关山随地阔”句，黄希笺曰：“公于月诗多用‘关山’字，如曰‘关山空自寒’、‘关山同一照’与此是也。盖本乐府有《关山月》，又王褒诗‘关山夜月明’。”此外，《黄氏补注杜诗》注引的文献资料非常丰富，其中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内容包罗万象，有经史传记、百氏杂书、考古博物、山川风土、鱼虫草木、诗词评论、奇闻怪事、问卜星象等。并保存了大量的文学史料。首先，《黄氏补注杜诗》引用了许多唐代以前的文献资料，其中有许多的唐前文献已经在流传中散佚，即使存者也或多或少的有残讹，因此黄氏注本所引文献无论从辑佚，还是校勘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魏晋时期的其他文学总集逐渐亡佚，而《文选》的影响越来越大。早在隋代就有萧该为《文选》作注，发展到唐代李善注《文选》，成为集大成者。李善注一直为后世所关注，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版本。《四库全书总目》在李善注《文选》的题解中称：其书自南宋以来，皆与五臣注合刊，名曰《六臣注文选》，而善注单行之本世遂罕传。此本为毛晋所刻，虽称从宋本校正，今考其第二十五卷陆运赠兄机诗注中，有向曰一条、济曰一条，又《赠张士然》诗注中，有翰曰、铣曰、济曰、向曰各一条。殆因六臣之本削去五臣，独留善注，故刊除不尽，未必真见单行本也。①其下又引用了很多的例子证明李善注《文选》未曾有单行本，现流传的李善注本是从“六臣注”中析出整理而成。然而，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首先，宋代的各种书目，如《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等文献均同时著录过李善注和“五臣注”，而无有“六臣注”。到《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的“六臣《文选》”，已经是李善注本流行后好几十年的事了。②其次，李善注和“五臣注”分别流行的例证还存在于宋代其他的文献中。黄氏注本中就分别引用到李善注和“五臣注”的内容。其次，《黄氏补注杜诗》保存了许多两宋时期的文学作品。如卷二十七《宴戎州杨使君东楼》“重碧拈春酒”句，洙曰：一作酤。苏曰：欧阳文忠公曰：“酤”当作“拈”。赵曰：“旧本作‘酤酒’，非也，善本作‘拈’……黄鲁直在戎州时，‘王公权家荔子绿，廖致平家绿荔枝’诗，‘试倾一杯重碧色，快擎千颗青红肌’。”“轻红擘荔枝”句，鹤曰：“山谷在戎州有《和任道食荔枝》诗云：‘六月连山柘枝红。’又有《廖致平送绿荔枝》诗云：‘能与同此绝滋味，唯有老杜东楼诗。’盖本此诗‘胜绝惊身老’之句也。”按，以上所引的诗句分别出自黄庭坚的《次韵任道食荔支有感三首》（之二）与《廖致平送绿荔支为戎州第一；王公权荔支绿酒亦为戎州第一》两首诗。《黄氏补注杜诗》还保存了许多两宋时期的文学活动以及文学思想。如卷十八《送蔡希曾还陇右寄高三十五书记都尉》“身轻一鸟过”句，引余注曰：“《欧公诗话》云：初，陈舍人从易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诗‘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下’，莫能定，后得一善本，乃是‘过’字，陈公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从此条资料不仅可以得知杜诗在宋代的流行状况，而且也能了解宋人校勘杜诗的情形。另外，《黄氏补注杜诗》引用了大量宋代诗话、笔记材料，如蔡启的《蔡宽夫诗话》、佚名的《漫叟诗话》、惠洪的《冷斋夜话》、马永卿的《懒真子》、黄朝英的《缃素杂记》、邵伯温的《邵氏见闻录》、严有翼的《艺苑雌黄》、程泰之的《演繁露》、吴虎臣《漫录》、胡元受《丛话》等，有些文献如吴虎臣《漫录》、胡元受《丛话》等均已散佚，即显得弥足珍贵。《黄氏补注杜诗》还保存了宋代其它文史资料。如卷二十《山寺》“鹦鹉啄金桃”句，黄鹤曰：“崇仁饶焯景仲与余言，尝见武林有金桃，色如杏，七八月熟，因知《东都事略》所记外国进金桃、银桃种，命植之御苑，即此也。”饶焯为何人，史无载，也无其它资料可考，但黄氏注本却保存了关于其人的材料。诸如此类的文人轶事、文坛掌故，在黄氏补注杜诗中还有不少，十分珍贵。

二、文献学价值

1.校勘、考订价值。黄氏父子对杜集诗歌作了许多校证工作，而且大多论据充分，考订精确。如卷七《投简成华两县诸子》一诗，梁权道编在上元二年（675）成都时作，以为“成华”是成都、华阳两县。黄鹤以为梁权道所考有误：此二县，《唐志》故云此次赤，然诗云：“长安苦寒谁独悲。”又言“南山之豆”、“东门之瓜”，皆长安京兆事，当是天宝间在长安作。今以“乡里儿童项领成，朝廷故旧礼数绝。自然弃掷与时异”之句，意是十年召试后送隶有司参选时作。疑是与咸阳、华源二县“，咸”误作“成”也。黄鹤根据诗中的赤县、长安、南山之豆、东门之瓜等一系列有关长安的事物，确定成、华为咸阳、华源两县，而梁权道的成都、华阳之说有误，并考定此诗作于天宝十年（751）之长安。卷一《游龙门奉先寺》“天阙象纬逼”一句中“阙”的校勘，黄氏补注本引入宋人校勘：王洙注曰：“一作阅”；伪苏注曰：“‘阅’字当作‘阙’或作‘阔’。蔡天启云古本作‘闚’，王介甫云当作‘天阅’。蔡絛云当用‘阙’。”黄希综合诸家，考订为“阙”，云：《广记》凡舆地有石者，皆以门名之，故彭州有天彭山，两山相对，其形如门，谓之天彭门，亦曰天彭阙。按龙门本阙塞山，又名伊阙山，则以龙门为天阙无疑矣。黄希的考证为后来注杜者接受，钱谦益《钱注杜诗》笺曰：“韦应物龙门游眺诗云：‘凿山导伊流，中断若天阙。’又云‘：南山郁相对。’此即杜诗脚注也。宋人妄改，削之何疑。”③仇兆鳌《杜诗详注》也以阙为是，曰：附考：杜诗各本流传，多有字句舛讹，昔蔡伯世作《正异》，而未尽其详。朱子欲作考异，而未果成书。今遇彼此互异处，酌其当者书于本文。参见者分注句下，较钱注、朱注，多所辩证矣。如此诗“天阙”诸家聚讼约有八说：蔡兴宗《正异》依古本作“天窥”，有《庄子》“以管窥天”及鲍照诗“天窥茍平圆”可证。杨慎云：“天窥”“云卧”乃倒字法，言窥天则星辰垂地，卧云则空翠湿衣，见山寺高寒，殊于人境也。蔡绦及《庚溪诗话》皆作“天阙”，引韦述《东都记》“龙门若天阙”为证，言天阙迥而象纬逼近，云卧山而衣裳凉泠也。朱鹤龄从之。姜氏疑“天阙”既用实地，不应“云卧”又作虚对，欲改作“天开”，引《天官书》“天开书云物”为证，则属对既工，而声韵不失。张綖谓“天阙”乃寺门观，“云卧”犹言云室。《杜臆》解“天阙”为帝座，以《宋志》角二星十二度谓之“天阙”也。王介甫改作“天阅”。旧千家本或作“天阔”，或改“天门”，俱未安。④又如，卷二《丽人行》“珠压腰衱稳称身”句，明杨慎《升庵诗话》中载：松江陆三汀深语予：“杜诗《丽人行》，古本‘珠压腰衱称称身’下有‘足下何所着，红渠罗袜穿镫银’二句，今本无之。”⑤仇兆鳌曰：“今按：两段各十句为界限，添此反赘。”⑥钱谦益也认为“编考宋刻本并无，知杨氏伪托也，今削正”⑦。可见由于宋元刻本去唐未远，更能够接近作者原文风貌，故在校勘中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一、引言

“见仁见智”的说法最早见于上古占筮之书《易•系辞》，反映的是人们对同一事物“道”的不同理解和接受，它率先从哲学角度为文学解读的多元性与差异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文学阐释中，李商隐的《锦瑟》和杜甫的《秋兴八首》虽然表征了不同风格，前者以晦涩朦胧、兴寄遥深为主要特征，后者以写实性见长，但二人同样引起历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人毕沅在《杜诗镜铨序》以杜诗为何“不可注，亦不必注”为例，揭示了“见仁见智”的诸多因素，其曰：“后人未读公所读之书，未历公所历之境，徒事管窥蠡测，穿凿附会，刺刺不休，自矜援引浩博，真同痴人说梦，与古人以意逆志之义，毫无当也。此公诗之不可注也。……气格超绝处，全在寄托遥深，酝酿醇厚，其味渊然以长，其光油然以深，言在此而意在彼，欲令后之读诗者，深思而自得之；此公诗之不必注也。”［1］1－2“不可注、不必注”，并非指杜诗无法和无需作文字的疏通，而是指其诗内蕴深厚，意旨灵活多变，不同时代的读者都可以根据自身的学识修养和需要进行“深思而自得”。作者依凭自身渊博的才学，用诗化的语言涵咏情性、抒写复杂的阅历，并充分调动各种艺术手法加以处理后，所形成的文本自然不再是固定不变的僵死对象，而是一个留下了无数空白点与未定点，有待读者发挥想象填充的框架。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提出以作品为中心，分别将世界、艺术家、欣赏者联系起来，“作者、文本、读者都以自己的要求和方式影响着意义的形成。对文学的深刻理解只能来自所有这些要求的综合、所有这些力量的暂时的平衡和协调一致，来自从视野融合的瞬间产生出来的学识和修养”［2］256，诸要素只有达到完全融合的程度，意义才能高度地前后一致，然而文学的本质和作者、读者自身的主观性却决定了各环节间差距的绝对存在，那么多元阐释成为释义方式也就不足为奇。

二、文本的开放性结构和作者“原意”的未定性

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一书中谈到《易》之“象”与《诗》之“兴”的密切联系，并由此提出“象喻性文本”的说法。当读者在不知文本作者且作者“原意”未能确定时才可相对自由地独抒己见。作者“原意”难以捕捉，首先在于语言文字表意的局限性。《系辞》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陆机《文赋》亦曰：“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语言表达不管推敲到什么程度，其表意准确性、完整性都只能在一定范畴内相较而言，既然“原意”不可尽数传达，无形中读者便会全面搜寻最贴近“原意”的“言外之意”，以期最大限度地把握作者之意。同时表述的受限与语言的不定性、暗示性相辅相成，像“意之所随者”这类幽微的至理至情根本无法用言语说出来，就无须执着于文字书写的面面俱到。同时古代诗学以婉转蕴藉地抒发情志为崇高目标，似言非言的有限字句使作者的意思异化，这也给多种有效阐释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可能性。文学是语言为物化载体的社会心理的形象化表现，诗在这方面尤其突出，以情感为其生命。作者在想象力的推动下，将酝酿心底的情感、愿望由内向外灌注进一个个可视的文字意象或形象中，形成诗意化的氛围，读者从中能体验到其存在，却无法把这朦胧飘忽的情愫一一还原为具体的事和物，沈珩说：“窃惟注杜之难，莫难于得少陵一生真心迹。盖其忠君爱国之诚，忧时伤事之切，羁愁感叹，一一发为咏歌，笔墨之光，若隐若见。百世而下，大都凭诸臆测，穿凿傅会，人竞所长，不知庐山面目，孰是得其真者”［3］360，又“性情万变，诗亦如之。试读《三百篇》，宁可持概而量哉？”（《杜诗笺选旧序》）［4］1，此处的“真心迹”与流动不定的性情是读者最难以把握的。作者常常运用“兴”这种手法加强文字的不确指性，从而延长读者和文本间的距离。“兴”义复杂难辨，它和《易》之“象”在意象系统和象征等取象方法上极为相近，都具有“变而通之”的特征和以小喻大、以少喻多的效果等，并最终指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式的理解。《文心雕龙•比兴》曰：“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5］601，孔颖达进一步释之：“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6］3“兴”代表了“假象以见义”，“以想象体式概念”的创作理念，要求作品要有含蓄委婉的情思。同时“兴”预示着抽象意义的相似性，使人读之深感“文已尽而意有余”（钟嵘《诗品序》）。杜诗难解以《秋兴》为首，正是源于能指（语言文字）与所指（意旨思致）间的不定性、模糊性以及诗歌内涵的丰富性，周樽评论杜诗说：“顾公诗包罗宏富，含蓄深远，其文约，其词微，称名小而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亦有如太史公之称屈原者”［1］6。“兴”还意味着无意为文的态度，杜甫集中便有不少因情为文之作，陶开虞《说杜》曰：“少陵一饭不忘君，固也，然兴会所及，往往在有心无心之间，乃注者遂一切强符深揣，即梦中叹息，病里呻吟，必曰关系朝政，反觉少陵胸中多少凝滞，没却洒落襟怀矣”［7］2338。作者借鉴“象”、“兴”手法，用文字符号的象的集合构设出一个留下了无数空白点的文本。世界、作者、文本、读者的关系如下图所示：读者凭借获知的部分表层信息（意象）调动“目击道存”的想象思维，设身处地揣摩体会作者之情，尽量捕捉文字背后潜藏的未知物（心象）。然而“一首诗的文、句，不是一个可以圈定的死义，而是开向许多既有的声音的交响、编织、叠变的意义的活动。诗人写诗，无疑是要呈示他观、感所得的心象，但这个心象的全部存在事实与活动，不是文字可以规划固定的”［8］81，文本不能与作者之思绝对吻合，且经过“兴”和其它修辞手法的润饰，加之字句中流动着复杂的主观情感，故确指固定的“原意”根本就不存在，语意的线条不断出现断裂与空缺，像杜甫、李商隐的部分诗歌都因此而让人捉摸不透。杜甫《秋兴》组诗第七首颔联“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织女、石鲸均为汉代昆明池固有之物，或以为此联仅是铺陈遗迹，并无衰残之感，或以为盛景衬托衰景，慨禁苑荒凉今非昔盛，金圣叹更以“织女机丝”喻作“防微杜渐之思不可不密”，“石鲸鳞甲”喻“强梁好逞之徒蠢蠢欲动”，且“东南江湖之间，变起不测”。“虚夜月”、“动秋风”给人一种摇晃动荡、凄凉孤寂的真实感觉，若以此景物反衬衰世之悲，并由此连及人主、国难、民生、乡情诸多方面也未尝不可。杜诗的妙处正是在现实与虚幻之间形成意脉的中断，使读者可言可解而不可言尽解尽，更不能将意义坐实，金氏之解固能引发，然未免穿凿死板，面对文本的开放结构和“原意”未定的情况，文学必将走上“见仁见智”的阐释之路。

三、读者的作用作者待阐注者笔，注者已登作者台文学意义要受到读者与文本相遇时再构建作用的影响。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甫《偶题》），作品一旦创作出来，其意义便由多方共同支配，即“作者待阐注者笔，注者已登作者台”（程师恭《读杜诗详注》）。读者“见仁见智”的理解包含两种情况：一是读者小于作者，由于读者与伟大作者生活在立体的世界里，任何人都无法对文本的所有组成部分进行全方位的把握，“读者在此立体世界中只会占到某一平面，而伟大的作者却会从平面中层层上透，透到我们平日所不曾到达的立体中的上层去了”［9］324，读者见到的只可能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局部影像而已。后人多称杜诗“千汇万状，茹古涵今”，“看杜诗，如看一处大山水”（黄生白山《杜诗说》），又诸家注解李商隐《锦瑟》，有悼亡、咏物、艳情、自伤、自序诗集等看法，便是文本结构的开放性、主体认识的局限性所致。二是读者大于作者，读者的解读尽管不可概全，但含蓄蕴藉的语言却极有可能启发读者的联想，生发出当初连作者本人也根本没想到或无法靠语言表达出来的意义，这部分被读者赋予的意义合乎情理，甚至更好于作者的“原意”。张英《杜意序》认为，“意者，古人作诗之微旨，有时隐见于诗之中，有时侧出于诗之外，古人不能自言其意，而以诗言之，古人之诗，亦有不能自言其意，而以说诗者言之”［3］185。从阅读层面分析，由于阐释的历史性，“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及先行掌握构成了筹划的何所向。意义就是这个筹划的何所向，从筹划的何所向方面出发，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得到领会”［10］177，大多数读者的“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先行掌握”都与当时背景环境不可分割。每个读者因身世经历、性格气质、心理需求、见解学识不同而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产生差异。清人金圣叹、钱谦益、陈沆注杜鲜明地代表了三种互异的风格，金氏承明代钟、谭等人心解之风，重在从自我体悟领会的角度解杜诗；陈氏用传统笺《诗经》的方法揭示“比兴体”对杜诗的影响与作用，常站在儒者立场介入政治评论，把杜诗视为社会道德的注脚；钱氏则倾向于“以史证诗”，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阐明诗旨，考察当时的典章制度、职官交游、民情风俗，重视周密考证是钱注的突出特点，这与清初大兴文字狱，学者们忌讳借题发挥，讲求训诂实学的社会风气不无关联。所以，凡杜集中写景咏物、遣怀一类可归入寄托比兴、难以用史料证明的诗歌，钱氏大都不作笺解。三人的例子说明，读者在特定的阅读条件下自由领悟的结果势必不同。读者的自我情感定位对阅读视角、鉴赏取向同样至关重要。《鹤林玉露》乙编卷二“春风花草”条：“杜少陵绝句云：‘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或谓此与儿童之属对何以异。余曰，不然。上二句见两间莫非生意，下二句见万物莫不适性。于此而涵咏之，体认之，岂不足以感发吾心之真乐乎！大抵古人好诗，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什么用”［11］149，阅读文学作品尤为突显个体心灵的直观感悟。“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王夫之解“可以”二字为“随所以而皆可也”，又说“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贵于有诗”［12］4－5，主体的“情”是王氏反复强调的重要因素，不同时代背景中人“情”的内涵变化无穷，从而消融了诗的功能“兴观群怨”之间的绝对界限。《诗经？关雎》一篇，毛氏认为此乃称颂后妃之德，而齐、鲁、韩三家解作讽刺周康王政衰无德之诗，这表明诗的美与刺会随着读者情感的转向而更改，故“兴亦可怨”。同样是《诗经》，谢玄偏好“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句，身为执政者的谢安自然更喜欢“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这类有助于王者统御下民、有利政治统治的语句。在谢安看来，此语有雅人深致，既可“考其得失”，又不乏“增其遐心”、“感发意志”，“观亦可兴”。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凡例》里说：“古人之言，包含无尽，后人读之，随其性情浅深高下，各有会心。”［13］1鲁訔《编次杜工部诗序》：“若其意律，乃诗之‘六经’，神会意得，随人所到，不敢易而言之”［3］34，此处“随其性情”、“神会意得”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对各时期读者以情性解诗、观诗自得再创造作用的高度重视。

【摘要】“诗圣”杜甫,与其祖初唐著名诗人杜审言,在诗学渊源上还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杜甫的诗歌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内核、艺术特征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杜审言的影响。这种影响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家风、家学以及诗歌家法传承等方面。

【关键词】杜审言;杜甫;儒学传统;诗学传统;诗歌艺术;影响

众所周知,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后人常常评价杜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这让人不免思考他身上是否汲取了其祖杜审言的诗歌营养。现从家风、家学以及诗歌家法等方面来探讨杜审言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家风、家学承袭

(一)儒学传统的影响

杜甫在《进鵰赋表》中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反映出杜甫出生在一个富有儒学传统的家庭。杜甫家族的儒学传统可以追溯到他的远祖杜预。杜预是晋代名臣兼名儒,并且还是《左传》研究专家。杜甫曾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称颂先祖:“《春秋》主解,稿隶躬亲。呜呼笔迹,流宕何人”,并起誓:“不敢忘本,不敢为仁!”。对于祖父杜审言,杜甫更是推崇备至:“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1]。杜甫对于儒学的信仰直接承杜审言而来。杜甫的《进雕赋序》言:“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先臣就是其祖杜审言,杜甫对杜审言的崇敬,加上主动的学习,使得杜审言的儒者思想在杜甫身上潜移默化,更加奠定了杜甫对儒学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