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社会范文10篇

主观意识领域的社会价值观念对社会生活形态的反映，如何正确地反作用于当代的文学创作，使当代文学学科和文学发展朝着正确的方向，同时又通过文学作品来反映实际、影响实际及社会价值观念是当前文学创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中，笔者从文学创作与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的关系出发，并回顾了中国文学创作史上的主流指导思想演变的过程，来探讨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影响下的当代文学创作，企图找到答案，望与读者产生共鸣。

一、文学创作与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的关系

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从科学的角度全面地阐明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系。它认为主观与客观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客观决定主观，主观是客观的反映，客观不依赖主观而独立存在;另一方面，主观能动地反映客观并对客观事物的发展产生促进或阻碍的反作用。

(一)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属于主观意识，是对文学作品的反映，同时也对文学创作产生反作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经济上，表现为经济发展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社会组织、分配关系等日趋多元化;政治上，表现为行政公开化、参政议政形式多样化;文化价值形态上，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开放文化与西方文化包容并存;思想观念上，既有积极向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如平等意识、创新精神、开放意识、民主法制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独立自主意识、助人为乐意识)，同时也有消极落后的思想意识(如利己主义、小团体主义、享乐主义、急功近利主义、极端主义、自由主义、山头主义等)。不能否认，我国公民当前社会思想价值观念正从单一走向多样，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落后走向先进，其中有对优秀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继承和对西方国家先进思想的吸收，也有一些外来的糟粕，但文化的多元化我们必须承认，它是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华民族文化所具有的一种永恒价值，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因此，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是对当前中国客观发展在思想层次的反映。而文学作品也属于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因此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属于主观意识，是对文学作品的反映。

(二)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是文学作品的主观能动反映，同时又对文学创作产生反作用，主要体现为促进或妨碍作用文学作品属于客观的物质层面，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念属于主观意识方面，主观反映客观众所周知，不必赘述。但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对文学创作产生的反作用在当今社会也多有体现。如，当前社会价值体系中重视经济发展和个人财富增长，于是市面上有许多类似于股票投资的书籍热卖;当前国人价值观中的急功近利，使得类似《杜拉拉升职记》《如何成为优秀的职业经理人》等书籍的流行;当前国人的道德沦陷使得类似张悟本等人大行其道，其所作书籍也被追捧。当前网络的流行也使得以网络为载体的新的文学形式得以发展，网络文学的勃起，是对传统文化格局的根本性颠覆，怀揣文学梦想的每一个人都能将自己创作的文学作品通过网络展现在公众面前。正因为网络文学创作的准入机制取消和门槛低，使得网络文学创作中存在大量鱼目混珠、良莠不齐的文学作品。还有当前公众的审美疲劳导致类似芙蓉姐姐、凤姐等人物的流行，与之相关的文学创作也各式各样，等等。由此可见，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是文学作品的主观能动反映，同时又对文学创作产生反作用，主要体现为促进或妨碍作用。

二、当代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念

当前，我国正处在实施“十一五”规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的历史起点上。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价值判断日益呈现多元倾向。环顾身边人们忧虑的是非感日益模糊的道德现实，认真学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的论述，深深感受到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在由于多元价值观而日益模糊了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少年道德判断力和荣辱观的当下，以旗帜鲜明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凝聚多元时代的道德共识，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明辨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让大家知道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已经是一项紧迫而重大的现实课题。

中国当下正处于改革转型期，价值多元化是这个时期最鲜明的特征，不同的价值选择都获得了被尊重的道德空间。多元的价值一方面扩展了国人的选择自由，很多人都可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而无需背负很大的思想压力；一方面也在价值折中和多元妥协中模糊了一些基本的道德判断。许多主流价值被遮蔽和消解，绝对价值被相对主义所颠覆，基本的是非、善恶、美丑界限被杂乱无章的多元价值混淆了，社会在很多方面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基本的荣辱感。

比如，艰苦奋斗曾是国人引以为豪的一种品质，可这种品质正被一种蔓延的骄奢淫逸之风所稀释，人们介绍自己“是靠艰苦奋斗而取得某种成绩”时(本文权属文秘家园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查看)不再像过去那么充满自豪感；见义勇为、舍己为人、无私奉献、劳动光荣、谦虚谨慎等价值观也是如此，“纯”和“正”的价值形象不断被功利价值观消解，“另类”的价值形象则不断得到强化；雷锋精神在不少地方被娱乐化和边缘化，英雄人物甚至受到嘲笑与曲解。

比如，官员公款吃喝为何难以根治？正在于用公款大吃大喝已经畸变成一种“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炫耀，在不少人眼里是一种能力和特权的象征———没有权势的人才掏自己的腰包吃喝———是非感在这里就完全颠倒了。还有包养二奶、公车私用、政绩造假、受贿行贿等，都存在着荣辱颠倒的反道德倾向。

还有，文化中流行着那种消解主流、娱乐至上、玩世不恭的轻佻作风；那种讥讽主流价值、颠覆传统道德、戏谑民族英雄的论调常能博得掌声；那种油腔滑调的无厘头在众声喧哗中被高高地捧上了精英的地位。许多承载着正面道德教育的传统教材被改编得面目全非，卖火柴的小女孩成为促销女郎，《背影》中父亲大耍双截棍，闰土摇身一变成为古惑仔，《沙家浜》中智勇双全的阿庆嫂成了胡传魁的姘头，种种粗痞化的改编与戏说严重混淆了青少年的荣辱观。

这种背景下，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的论述，精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深刻内涵和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是对被多元化模糊的主流价值的一种重申，也是对多元化的一种价值整合。无论你追求何种生存方式，只要你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公民，“八荣八耻”是一种最基本的价值共识，应以“八荣八耻”来区分最基本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完善，我国存在由传统的一元社会向现代的多元社会转变的趋势已是不争之事实。这一演变促成了人们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并加剧了不同方式和价值间的矛盾和冲突导致许多青年学生价值取向紊乱、人生理想迷失。但多元社会作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其形成本身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表现形式，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社会内在发展机制的强弱，取决于一切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有机体中的多元因素能获得多大的活动空间，这是内部孕育的渐变力量能否壮大的重要条件。”[1]因此，惟有在开放的多元社会中，才能形成创新的源头活水。其次，多元社会提升了个体的主体地位和主体能力，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只有人的主体性与主体能力才是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本质。[2]故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培育人的主体意识，增强主体能力，承认“社会是人的社会”，避免把人变成单纯的社会工具。最后，多元化有助于发展社会民主。多元社会中价值评价体系的非单一性表明，不同利益主体对同一事物可以表达不同的看法，这有助于充分发扬民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因此，放眼多元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积极探索和建构多元社会现实条件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直面多元现实，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适应性与有效性

只有顺应多元社会的现实，主动应对，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解决学生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适应性与有效性。

（1）增强开放性、提倡多样化。改革开放在实现了我国社会结构开放的同时，也使中国更进一步地融入了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洪流之中。在广泛的世界交往和合作中，各种文化、思潮、价值观念纷沓而至。因此，在愈加开放的全球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应该接受开放的理念，去正确解读不同主体的价值观念和其它民族的精神产品，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价值，引导学生拓展视野，使之在接触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中，经风雨、见世面，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需要。

（2）关注民主化、强调平等性。民主与平等是学校教育中一直不断追求和完善的原则。在一元社会背景下，受教育者作为既定的接受者和遵从者，很少有“民主”可言。在多元开放的信息社会境遇下，传统的强制式的权威思想政治教育观念显然已不合时代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确立民主平等的理念，宽容和尊重不同受教育者的文化与价值取向的差别，并在教育过程中教会受教育者对待多元文化与价值的正确态度。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与市场经济下的独立意识、民主意识相适应。

（3）重视主体性，培养辨别力。培养具有主体性的人是时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方向。同样，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要注重个体主体化的发展，承认学生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尊重个体的自我成长需要，教育的社会要求才能更好地被理解和内化。同时，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在以席卷全球的文化产品和强势网络语言为载体的西方价值观、生活方式的冲击和渗透下，还必须要高度重视主体辨别力的培养，受教育者只有具有良好的辨别能力，才能适应未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多元复杂变化,成为21世纪社会生活的主体。

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人才流动愈加频繁。影响人才流动的因素有薪酬水平、工作类型、晋升机会、组织管理、地域环境、社会保障、教育水平等。社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的核心部分，其服务对象正是社会成员中最重要的部分——劳动者。本文从我国现阶段并存的多元社会保险模式进行剖析，阐述其对人才流动的影响。

一、多元社会保险模式存在的客观事实

社会保险，是以国家为主体，在劳动者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或在丧失生活来源的情况下，通过立法手段，运用社会力量，给予劳动者一定程度的补偿，使之能继续享有基本生活水平，从而保证劳动力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正常运行，保证社会安定的一种制度。社会保险由国家立法推行，参加者定期缴纳保险费，建立社会保险基金，具有权利和义务相统一、风险分担、和衷共济的特点。多元社会保险模式是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客观事实。多元化主要体现在：一是社会保险项目的多元化，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保险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二是不同项目的保险还包括多种类型，如基本养老保险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三是不同地区计算社会保险待遇的多样性，如基本养老保险计算退休待遇时，使用的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多样性，又比如医疗保险存在住院结算起付标准的不同和报销比例的差异。多元社会保险模式是在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保险的建立和完善，基本实现了现阶段劳动者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底线需求：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生有所助、伤有所扶、困有所帮。但必须清醒认识到，现阶段的多元社会保险模式，依然是以发挥保障劳动者的最基本生活需要为出发点和实现目标，具有典型的“兜底线、广覆盖、建机制”特点。正是基于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社会保险模式的差异，不同地区之间、同一地区内的不同类型组织之间的人才流动，总是受制于不同的社会保险模式的限制。多元社会保险模式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发达阶段的过渡选择。现行社会保险模式，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经过不断改革与完善建立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保障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受城乡二元社会模式、机关事业企业组织模式、国有外资合资私营企业多元样式、东中西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等影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伊始，就走了一条循序渐进的路子。以养老保险改革为例，基于经济社会相对落后的现状，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创新是围绕适应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应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进行的，改变过去单一层次的国家层面的养老保险制度，各省市积极着手建立以企业自愿为原则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即鼓励建立企业年金，鼓励个人自愿为原则的个人补充养老保险，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对社会保险的补充作用。

二、人才流动中的社会保险价值考量

多元社会保险模式对不同地区之间的人才流动影响较大。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人才流动整体呈现“高走”和“东南飞”的大趋势，一是农村流向城市，县城流向地市，地市流向省会，省会流向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二是大的风向就是“西北风”，人才向东向南集聚。当然，吸引人才“高走”和“东南飞”的首要因素绝非是当地的社会保险及其体现的价值。但是，在人才的回流过程中，作为人才的个体自然会掂量，以东南相对发达地区为基准参照物，与中西部老家所在城市进行方方面面的比较。此时，两地之间差异化的社会保险便成为考量因素之一，以养老保险为例，基本养老金水平有差异，保障程度有差别，天平再一次倾斜，心理上的落差和实际的差距，客观成为影响人才回流的一种阻碍。多元社会保险模式对同一地区不同类型社会保险模式之间的人才流动影响明显。同一地区内人才在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人才流动，社会保险的价值考量和权重对比，就现阶段而言，具有相对较高比重。以人才在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之间流动为例，倘若是从企业流向机关事业单位，一般较少考虑社会保险问题；如若是从机关事业单位流向企业，对于个人而言，考虑社会保险问题较多，养老保险方面，企业是否有企业年金；医疗保险方面，是否有补充医疗保险。出现此类情况，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不同的社会组织之间实施了不同的社会保险模式，且存在价值差异。多元社会保险模式对不同年龄结构的人才流动影响不同。对社会保险因素重视程度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年龄层次越轻的人才没有家庭负担或相对较轻，而且有更多的职业晋升和向上发展机会，在职业流动时更多倾向于选择薪酬水平高、岗位锻炼多、晋升机会大，而较少考虑社会保险因素。而年龄较大的人才流动时，“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负重会使其更多考虑社会保险因素，而对工作晋升和岗位锻炼考虑相对较少。

三、展望与建议

摘要：在今天多元的社会背景下，来自各方面的社会诱惑越来越多，传统的价值观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新的价值观尚未成型，对学生的德育教育在当前中学教育工作中的地位尤显重要。而教师的德育工作则正因这些来自当前多元社会背景下的特殊学生的特殊问题而显得困难重重。要分析当前教师德育工作中的困惑，重在明确当前社会里学生的特殊个性和特殊的道德观与价值观。

关键词：多元社会教师德育工作

身在教育工作一线的教师体会是最深的：现在的学生，一届比一届难教了。教师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作为中学的班主任，压力则会更大。其中最大的压力就是来自学生的德育工作。这个问题已经不是某一个人的个性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了，不仅仅是普通中学的教师有此感受，一级重点高中的老师也有着同样的感受、同样的困惑。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同一个社会背景下同一个年龄阶段的学生群体，他们他们虽然在个人素质和学习能力上有着不同大小的差异，但是生活背景是相同的，因此，也有着独特社会背景下的独特共性。

我所面对的是浙江省二级重点高中的学生，这个群体比起一级重高的学生，学习能力和学习主动性要差一些，但是比普高和职高的学生又要强一点，因此也更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但作为仍然以高考为评价标准的高中教师，我在工作中最大的困惑并不是来自教学，而是来自作为班主任的德育工作。我觉得，德育问题是作为我们现在面对的这群学生的最大的问题，也是我们作为教师的最大的职责所在。因为，我们的工作将会直接影响着我们社会、我们国家的不远的未来，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素质与价值观。知识是可以不断学习的，但个人素质和价值观、民族素质和民族的价值观却是难以再塑造的。

高中阶段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关键时期，也是最难调理的时期。

从我所接触的这群学生来分析，更带有普遍性。这群学生的道德品质和价值观问题，不仅仅是他们年龄上所反映出来的阶段性特征的问题，还是跟他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家庭背景息息相关的。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政治学对政治权力的认识；阶层对中国政治权力机制的影响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社会阶层所有己知的社会都有几种层级系统、整个社会出现了若干种社会阶层、三权分立、制约平衡是保持一个政体成为正态政体的前提、和谐社会下的阶层对政治权力的配置、阶层的出现对中国政治权力运行体制在最深层次发生了重大的影响、社会阶层的出现，对中国立法权力的影响也是相当的巨大、中国政治体系中的代议制度更加落到实处、政治文化下阶层政治权力的运行、中国政治权力体系传统的运行机制就会成为锈迹斑斑的老火车头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阶层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为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和视野，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本文从政治权力的认识出发，结合中国阶层研究的成果，分析了现今中国社会阶层在政治权力配置和运行中的影响和作用，并指出多元阶层的形成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阶层、政治权力、政治文化、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来，社会学者从事了大量的社会分层研究和调查，李培林、孙立平、李强、边燕杰、陆学艺等等社会学的学者对中国社会转型期间的社会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理解，认识到了中国存在了大量的具有根本特性的群体，这些群体在经济诉求、政治地位、文化层次和价值追求上，都有较为类似的主张，这些群体通过各种形式的参与行为和利益表达、协商、妥协和整合，在某种程度具有了一致性，同时更将这种一致性分享，浸润成为内化的价值体系。最终形成了与其他群体具有鲜明区别的群体，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阶层，形成了社会阶层这个理论认识。①社会阶层所有己知的社会都有几种层级系统，它们代表着社会内部地位、名望、资产、特权及权势的等级秩序。社会阶层是相对接近的类群，同一社会阶层中的个体在社会层级系统中享有同等的地位和资产。

大量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出台，多方位、深层次、广调查和重数据的阐述了中国社会在全球化背景中的社会转型期间，打破了原有中国社会的面貌，弱化了原有社会主义体系中阶级的认同，造就和型塑了大量的社会阶层。

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通过财富收入、财富和社会声望等等维度来认识社会阶层，是史无前例的，更是开创性的。她宣誓了中国社会由原来的工人、农民阶级二元阶级社会，在社会转型时期分化为各种不同的阶层，这个维度更加深刻和详备的诠释了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新时期的特点和韵味。这个远远超越了所有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原有范畴，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和视野，产生了全新的角度来看待整个中国的政治现状和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执政政策，同时也促使了执政党在具体的执政过程和中国各级政府具体政治政策，做出及时回应。这种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的研究态度，更是和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背景中的和谐社会的构建不谋而合。

和谐社会建设已经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和政治实践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改革的关键问题。其实，和谐社会建设最核心的要务是打破原有的政府管理社会的一元化社会治理模式，建立起以政府管理为主导，社会各部门、各群体参与，民众自我约束和管理的一种多元化社会治理结构。在这样的治理结构中，实现国家权力和社会团体、个人权利的和谐共生，从而促进社会整体及其各部分之间的可协调发展。

迈向一种新社会公共性

中国社会原有的社会治理模式是一种政府管理社会的一元化模式，这个模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社会传统上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而形成的“伦理本位”的社会结构，人与人之间形成的是“差序格局”的交往纽带。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人们主要关心的是血亲关系网络，而对于血亲之外的社会公共领域内的事情缺少足够的参与。但是，一个社会的构建最需要的恰恰是这种超越了简单血亲关系的交往格局，政府便承担起了维系社会生活公共领域的职责，即政府是社会公共性的最重要的承担者。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成为了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公共领域的唯一承担者。一方面，政府财政面临巨大的压力，使得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的改革面临经费不足，管理缺位等诸多难题；另一方面，政府在这些领域获得了过多的控制权，不利于相关社会组织群体充分发挥能动性，参与更为广泛的社会实践，降低了管理的效率和针对性，甚至造成了一种政府管理越位的情况。种种情况汇集到一起，就构成了现实中不和谐的情况。

因此，和谐社会建设必须打破原有的社会一元治理模式，打破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性唯一承担者的地位，广泛吸收社会群体参与社会公共性建设，充分发挥各群体的积极潜能，使得社会公共性的主体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在具体事务中，政府要主动的、有选择地逐步退出一些领域，引导相关的社会群体积极地进行自我治理。

具体而言，新公共性有以下基本的内涵：1、公共性是一种描述现代政府活动基本性质的重要分析工具。政府作为人民权力的授予者和委托权力的执行者，应按照社会的共同利益和人民的意志，从保证公民利益的基本点出发，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2、公共性是一种现代行政公共精神。它包括民主的精神、法的精神、公正的精神、公共服务的精神四个方面。3、公共性是一种现代价值理念。它强调了政务公开和公民参与，强调公共部门运作要体现人民主权和政府行为合法性，克服追求私人利益和部门利益，强调政府行为的制度公正性。4、公共性是一种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理想。它要求政府尽量响应公众要求，负有社会责任感，让公民有平等的参与权与机会，体现社会公平与正义。5、公共性代表着一种社会理性与法制。把公共性作为一种理性和道德，强调公共舆论的监督和批判作用。

1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历程回顾与问题分析

1．1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多元化发展态势的形成。1．1．1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从一元发展至多元1994年6月，我国正式颁布并实施《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该制度第13条规定：“社会体育员的指导方式有四种，即义务社会体育指导、社会体育指导有偿服务、经营性社会体育指导、应聘到单位的社会体育指导。”［1］起初政府部门未设立专门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具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格的行政人员往往从事社会体育管理工作，实际参与群众体育技术指导服务的人员较少。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基本上由业余、兼职和离退休人员组成，他们从事志愿、义务、无偿（少部分有偿）服务工作，表现为兼职无偿形式。实际上，此阶段呈现为事实上的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一元化态势。为满足人们日益多元化、专业化的体育需求，提高广大社会体育指导员尤其是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积极性和指导效率，国家对社会体育指导员尝试采用多种激励机制，比如设立专职岗位（有岗）或给予报酬补助（有偿）。比如，一些农村地区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的作用，推行大学生村官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充分利用大学生村官在体育文化知识方面的优势，拓宽大学生村官的工作职责，加强大学生村官服务基层群众体育生活的能力。城市社区为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设立专门的岗位，使之专职从事社会体育指导工作；为加强残疾人体育活动而设立残疾人体育指导专干，拓展现有人员工作岗位的职责内容［2］。大学生村官作为国家选派的“村级组织特设岗位”，享有公务员管理性质的人事与待遇，专职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包括志愿型兼职社会体育指导员享有一定的薪酬待遇，他们都得到了政府和社会一定形式上的资助。因此，该类型的社会指导员已超越了志愿无偿形式，而表现为专职（或兼职）有岗有偿的形态。1．1．2职业性和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并立随着我国社会体育的发展，专门从事有偿体育服务的职业体育指导员开始出现。2001年8月，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标准》，首次对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予以法律上的承认。2005年底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标准培训和认证工作正式启动，标志着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迈入职业化进程阶段。针对社会上出现的两种性质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双轨”“并轨”和“重点发展模式”论调，2005年国家体育总局制定并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意见》，指出公益和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都是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将在并存发展和相互促进中以各自的工作方式共同为全民健身事业作出贡献［3］。其中，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主要面对群众体育进行无偿服务，一般不专设特定工作岗位。而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则主要从事有偿群众体育服务，或者在体育健身俱乐部等场所有偿从事体育技术指导工作。他们具有专门的劳动岗位，主要表现为专职有偿形式。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在管理制度上形成了“分类管理，并行发展”的双轨态势，服务形式日渐多元化、复杂化。目前，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人员结构日益优化。截至2015年底，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注册人数为182万，全国有19个省份社会体育指导员比例达到1．5‰［4］。社会体育指导员由最初主要来源于业余、兼职、离退休人员拓展到专业运动员、医务工作者、高校教师、毕业大学生等更广泛的职业领域，年龄构成由主要是老年人扩展到老、中、青等各年龄段，学历也由低学历、低职称为主扩展到高学历、高职称，男女比例也逐渐趋于合理。综上，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已经由志愿无偿形式逐渐延伸至多种有偿服务形式，由无岗非职业形式拓展到有岗专职形式，社会体育指导服务的领域大幅扩展，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也带动了服务质量的提升。1．2主要问题分析。截止到2015年，我国经常参加锻炼人数达3．6亿，预计到2020年和2030年分别会达到4．35亿和5．3亿［5］。体育活动主体逐渐覆盖各年龄段和各社会阶层，群众的体育运动需求日益表现出个性和多元的趋势，如强身健体、休闲娱乐、美体塑形、康复医疗、比赛竞技等。群众个性化的体育需求必然要求多元化、专业化的体育服务，这无疑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专业素质和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目前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依然存在诸多问题，如人均指导员比例较低，城乡或区域发展不均衡，体育社会指导员学历和年龄结构不合理，专业指导和现场实际指导能力薄弱，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难以满足特殊人群（老年人、残疾人、妇女、慢性病患者等）的体育运动需求。社会体育指导员只有不断提升自身素质、技术技能和服务水平，才能适应我国社会体育多元发展的需求。在管理体制上，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实行分类管理制度。为满足市场化需求，我国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采用分层级＋分类别的认证管理制度。目前我国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共设47个工种，涵盖游泳、健美操、滑雪等项目。对各项目的职业社会指导员均进行不同的层级认证。而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仅采用分层级不分类别的管理，分为三级、二级、一级和国家级4个级别。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是我国社会体育服务的主体，但由于不同体育项目的技术特点差异较大，且需要一定的专业性，只有层级而无类别的技术认证制度已难以满足群众体育的差别化需求。因此，应在科学分类基础上尽快建立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多元认证制度。

2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体系的多元化发展建议

体育管理体制是体育管理的机构设置、权限划分、运行机制和制度的总称［6］，是体育领域内权力及利益分配的组织基础和制度保障。随着我国多元社会治理的发展和深化，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的部门归属、培训和资格认证及资金筹措等方面日益趋向多元化。2．1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体制的多元化。我国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管理起初具有明显的政府一元特征。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负责全国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按照其要求各级地方体育部门主要负责开展本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管理和监督工作。此外，各级行业体育协会和单项体育协会负责管理、规划、监督、审核本级或下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具体工作［7］。上述各主体或是政府直接设立的管理部门，或是人事、财务、业务等依附于政府部门的非实体性质的体育协会，而非官方的社会力量较少介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逐渐呈现出由政府主导向社会分权的趋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化改革总目标，以及“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的社会治理基本方略，进一步激发了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各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相继成立，体育社团、体育俱乐部及公民个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体育中来，社会体育治理参与主体日趋多元化，社会体育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因应这种社会变化，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体制也做出了相应调整。在管理机构和职能划分上，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主要进行宏观调控、规划和监管，社会体育指导管理中心和体育行业职业鉴定中心（政府派出的事业机构）实施规范和推动，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进行具体管理和执行，社会体育管办分离的格局已然形成［8］。政府机构应进一步向社会多元主体下放权限，创新体制机制，通过合理的行政手段、市场契约机制及相应的法规政策途径，鼓励多种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体育管理服务中来，努力协调和理顺政府、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企业、个人各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大力推动建设公正、公平、竞争、有序的社会体育市场，形成健康、多元、高效、和谐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体制。2．2社会体育指导员资格认证及培训制度的多元化。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主要以志愿无偿方式参与群众体育管理和指导工作，具有明显的公益性特征。《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办法》对其技术等级制度作出规定：“各级体育主管部门或经批准的协会按照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标准，批准授予相应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称号：县级体育主管部门批准授予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地（市）级体育主管部门或经批准的省级协会批准授予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省级体育主管部门或经批准的全国性协会批准授予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国家体育总局批准授予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称号。”［9］由于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教育费用由各级体育主管部门或经批准的协会承担，因此更多带有“计划经济”的色彩。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主要是指在营利性体育场所的劳动岗位从事运动技能传授、体育健身指导和组织管理工作的人员，他们有偿参与社会体育服务工作，商业性特征明显［10］。根据《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标准》规定，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现设游泳、健美操、滑雪等47个工种，每个工种都分为4个层级，即初级、中级、高级和指导师级。他们自费参加培训和资格认证，由国家体育总局对鉴定考核合格人员颁发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因而更多带有“市场经济”的特征。目前，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主要采用线下集中培训的模式。培训内容注重理论教学，实践性技能培训内容较为单一，针对性和专业性不强，难以适应广大群众对健身项目多样化和指导水平专业化的要求。培训方式因其性质和等级不同而异，一般采用讲座、多媒体教授和指导模拟训练等方法，并依据大纲进行统一等级考试，对合格者颁发相应的等级证书。这种培训模式往往重理论轻技能、重培训轻实效、重认证轻监管、重初评轻再评，由此造成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指导技能水平和指导效果不尽如人意。为此，要针对培训中的问题认真总结积极整改，建立以群众体育需求和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需求为导向的征询机制，不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应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网络平台建设，完善在线培训和考核方面的功能模块，及时回答用户咨询，社会体育培训、资格认证、人员招聘、行业发展动态等信息，利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通过线上、线下及线上＋线下等多种途径为社会体育指导员学习提供支持。2．3社会体育指导员经费筹措机制的多元化。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经费筹措，也经历了一个由政府单一支持向政府、社会和个体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支持转变的过程。1995年6月《全民健身计划纲要》颁布之初，囿于当时的国情，我国绝大部分体育资源（包括人、财、物、政策等）高度集中于政府手中，社会占有的体育资源极少，政府成为主导群众体育发展的第一责任人和投资主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参与体育健身的热情与日俱增，社会体育规模逐步扩大，个性化、规模化的社会体育需求呼唤更多元、更专业、更优质的社会体育指导服务，政府财力、精力和能力的有限性使政府的传统管理方式面临巨大挑战。为适应新形势下社会体育的发展要求，国务院于2014年10月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有效扩大体育产业规模，使体育成为新的国民经济增长点，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形成有效竞争的市场格局，积极扩大体育产品和服务供给，推动体育产业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9］2016年6月，《国务院关于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的通知》指出要建立多元化资金筹集机制，优化投融资引导政策，推动落实财税改革等各项优惠政策［11］。在促进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经费筹措机制多元化发展方面，考虑到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政府仍应将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应进一步加大政府投融资力度，科学规划和充分利用全民健身专项经费和彩票公益基金，建立增量式投资机制，积极培育社会体育指导员体育组织，拓展社会体育指导员健身指导活动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坚持公益性原则，大力倡导和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全民健身事业和社会体育指导服务活动中来；坚持市场化原则，拓展政府和各社会主体参与多种形式的投融资活动，通过多种合作模式（PPP、BOT、BOO等）购买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和体育指导服务，使各社会主体（包括各级体育协会、社会体育俱乐部、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个体等）承担起全民健身、社会培训和指导等具体事务性工作，从而逐步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社会和个人三位一体的社会体育公共服务模式［12］。做到各项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利之于民，从而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化、多渠道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经费筹措机制。

3结语

目前，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已经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和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多元化管理格局。政府作为利益主体，要强化法治意识，明晰自身权责边界，明确各主体职责，对各种社会主体参与群众体育服务持积极、开放的态度，以法治手段处理相关事务，真正做到管办分离、政事分开、政社分开、让利于民。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应体现在宏观管理、政策法规调控和有效监管上，在把握社会体育总体运行方向的基础上，通过购买服务、设立公益基金、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投融资等多元途径筹措资金，完善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加大投入提高志愿性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待遇，建设和完善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多元激励机制。另外，还要加快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分类认证和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逐步完善社会体育指导员各项管理制度，以促进我国社会体育事业更好地发展。

摘要在今天多元的社会背景下，来自各方面的社会诱惑越来越多，传统的价值观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新的价值观尚未成型，对学生的德育教育在当前中学教育工作中的地位尤显重要。而教师的德育工作则正因这些来自当前多元社会背景下的特殊学生的特殊问题而显得困难重重。要分析当前教师德育工作中的困惑，重在明确当前社会里学生的特殊个性和特殊的道德观与价值观。

关键词多元社会教师德育工作

身在教育工作一线的教师体会是最深的：现在的学生，一届比一届难教了。教师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作为中学的班主任，压力则会更大。其中最大的压力就是来自学生的德育工作。这个问题已经不是某一个人的个性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了，不仅仅是普通中学的教师有此感受，一级重点高中的老师也有着同样的感受、同样的困惑。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同一个社会背景下同一个年龄阶段的学生群体，他们他们虽然在个人素质和学习能力上有着不同大小的差异，但是生活背景是相同的，因此，也有着独特社会背景下的独特共性。

我所面对的是浙江省二级重点高中的学生，这个群体比起一级重高的学生，学习能力和学习主动性要差一些，但是比普高和职高的学生又要强一点，因此也更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但作为仍然以高考为评价标准的高中教师，我在工作中最大的困惑并不是来自教学，而是来自作为班主任的德育工作。我觉得，德育问题是作为我们现在面对的这群学生的最大的问题，也是我们作为教师的最大的职责所在。因为，我们的工作将会直接影响着我们社会、我们国家的不远的未来，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素质与价值观。知识是可以不断学习的，但个人素质和价值观、民族素质和民族的价值观却是难以再塑造的。高中阶段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关键时期，也是最难调理的时期。

从我所接触的这群学生来分析，更带有普遍性。这群学生的道德品质和价值观问题，不仅仅是他们年龄上所反映出来的阶段性特征的问题，还是跟他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家庭背景息息相关的。

首先，从年龄上来看，高中阶段，他们都在16到18岁之间，正是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时期，也是对自己的定位最为模糊的时期，生理上的成熟与心理上的不成熟构成了矛盾，使他们自己也处在成熟与幼稚之间徘徊，叛逆性极强。很多时候，尤其是在面对社会规范的要求或师长的教育时，他们会表现出明显的反感倾向，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成熟了，已经懂事了，不希望大人还把他们当孩子一样看待，也不想受到来自社会、家庭和学校的各项规章的制约，这就给老师、尤其是班主任的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其实，他们这种希望得到社会认可、希望得到家长和老师尊重的心理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在尊重他们的意见的同时，也应该看清楚他们的个性特征的另一面，就是不成熟的一面。如果真的以为他们已经成熟了，对他们听之任之、把事情完全交给他们去处理而不过问，肯定是通不过的，而在错误面前，他们又往往会希望我们把他们当孩子一样来呵护和宠爱，不是当大人一样去批评与苛求。在这时，你会看到他们很不成熟的一面，很多事情面前，甚至连基本的是非观都还不成熟。这就是处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所反映出来的特殊的生理特征。而在这个阶段与之接触最多的老师，则无疑是要面对他们这种叛逆性心理的直接对象。而这个阶段在孩子的发育成长过程中是不可跳跃的，也正是他们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最关键时期，作为老师，尤其是班主任老师，则更应该倾注最多的精力来对之教育引导。这也便成了教师德育工作中最为棘手的一个阶段了。

摘要：完善的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有力保障。电视媒体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冲击力和说服力，在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可以发挥社会整舍，化解纠纷，引导舆论和舆论监督等作用，成为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环节。

关键词：电视媒体社会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社会学认为，社会纠纷是各种利益关系之间直接的和公开的旨在遏制各自对手并实现自己月的的互动。在社会生活中，由于思想观念的差异以及利益的复杂性，人们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奉十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冲突。而社会秩序正是在社会行动者的利益冲突、角色冲交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社会纠纷就会存在。

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有许多关于社会纠纷及其解决的记载与评述。中国历史上有息讼观念的盛行，因此很多社会纠纷是通过封建家长出面协调，邻里地甲调解等方式解决的。学术界对此的认识最早可见于费孝通先生的经典著作《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在研究纠纷解决方面，就日前的研究现状而言，仍是法学(法社会学、法人类学、经济法学等)与社会学(包括政治社会学)有较多的研究成果。法学界大多从法学的层面、政治学的层面，从法治的精神与角度提出问题与分析问题。而大众媒介在社会纠纷解决过程中是否能发挥作用，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学者们还鲜有论及。

国外学者的“社会冲突论”、“政治参与论”、“集体行动理论”、“博弈论”等，均对社会纠纷的机理及其解决有所涉及与论述。其中引人注月的是“社会冲突论”与“博奔论”。“社会冲突论”重点研究社会冲突(纠纷)的起因、形式、制约因素及影响，分析了其机能，并指出这些机能的实现，能使社会整体的整合度和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得到提高和加强。“博弈论”研究互动决策，其对于博弈要素、博弈类型的描述恰可分析各种纠纷的缘起与解决。而关于社会纠纷的解决实践，在人类社会早期，往往依靠的是决定于人们力量对比的私力救济。随着公共机构的出现与强大，私力救济逐渐被以国家、法庭、监狱等为表征的公力救济所取代，建立起了以司法为中心的纠纷解决机制。

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相互协调地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动作协调系统。有学者分析说。其实质是将国家通过法院所垄断的纠纷懈决权逐步向社会回归，实现纠纷解决机制的从国家到社会的总体演变，在法院的周嗣组织培植多种形态的纠纷解决机制，构造出一套“以社会为依托、以法院为核心的纠纷解决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