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边贸易体制范文10篇

[摘要]21世纪仍将是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和以欧共体为代表的区域贸易一体化体制并行发展、交互作用的世纪，21世纪区域一体化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仍将利弊共存。我们应把多边贸易体制视为全球贸易自由化目标的“主干道”来建设，而把各种区域一体化视为相伴而行的“支流”予以引导。

[关键词]欧共体；区域一体化；多边贸易体制

一、引论：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两种法律形式

50年前，为尽快医治战争创伤，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振兴全球经济，并从经济基础上避免世界大战再度爆发，各国通过国际法律的程序和形式，建立了以GATT为标志的多边贸易体制。几乎与此同时，疆域相邻、政治制度相同、经济水平相近、文化和宗教同源的欧洲国家，为加速民族经济的复苏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样以国际法律的形式开辟了区域一体化的道路。

20世纪后半叶是一个多边贸易体制不断完善的时代。如今，多边贸易体制已经从过去的“临时适用”转变为一种持久的体制，从过去的“事实上的国际组织”演变为一个常设的国际组织，从最初的一项协定和20余项关税减让表发展为由数以百计的法律文件构成的庞大法律体系，从过去局限于调整不完全的货物贸易发展为全面调整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以及与贸易相关的投资、知识产权等领域。1999年底召开的西雅图部长会议已表明：在新的“千年回合”中，贸易与环境、贸易与竞争、贸易与发展、贸易与劳工标准必将成为21世纪世界贸易组织活动的焦点。

20世纪后半叶更是一个区域一体化的时代。区域一体化运动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发端于欧洲，在60年代、70年代扩展到拉丁美洲、东南亚和非洲。从80年代后期起，兴起了全球范围的第二次区域一体化浪潮。

摘要：以GATT／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是摆脱贸易政策选择“囚徒困境”的制度性安排，它为各成员参与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了一个博弈平台。文章介绍了贸易政策选择“囚徒困境”，并从多边贸易体制的产生、建设者、互惠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争端解决机制、谈判机制等歌方面分析了其运行的博弈原理，说明多边贸易体制本身就是一个博弈系统。

关键词：多边贸易体制，博弈，囚徒困境

一、贸易政策选择的“囚徒困境”

假设有两个国家A和B能够自主制定贸易政策，它们分别面临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两种选择，假设两国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则都受益，而当本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他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时本国利益受损而他国受益，当两国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时两国均受损，两国各自选择贸易政策后的收益矩阵如图1，它构成一个明显的“囚徒困境”模型。

在该模型中，在经济人假设条件下，两国必然会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而都选择保护贸易政策。在贸易政策选择后，其纳什均衡为图中右下角的(-8-8)，这是该博弈模型惟一的纳什均衡解，无论这两个国家进行多少次重复博弈，贸易政策的选择依然是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该模型虽仅以两个国家为基础，但是推广开来依然适用，它能够解释为什么保护贸易政策受到各国政府青睐。

二、多边贸易体制：摆脱贸易政策“囚徒困境”的制度安排

一、多边贸易体制是使政府摆脱贸易政策下“囚徒困境”的制度安排

二战后，世界贸易体系逐渐形成了以GATT/WTO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通常认为，在国际经济领域多边贸易体制是推动世界各国贸易便利化和经济进步的一种自由贸易体系。但是，运用规范经济学方法对其进行分析发现，多边贸易体制并不是自由贸易体制，而是一种国际协调机制的制度安排，它的宗旨并不是实现贸易政策的自由化，而是帮助成员国政府避免在单方面改善贸易条件过程所出现的“囚徒困境”（贝格威尔、思泰戈尔，2005）。

如果没有多边贸易体制，各国政府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通常会采取关税等贸易壁垒以及本币贬值等手段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在分析世界贸易体系的传统经济学方法中，一般的认识是，一国不会轻易放弃关税等保护政策，因为在非合作的博弈过程中，一国对进口商品实行保护，可以使本国的贸易条件发生改变，对本国的福利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从一国角度出发，保护贸易政策对本国经济是有利的。但是，在非合作的博弈中，如果各方都选择保护政策，各国就会在竞相提高保护壁垒的过程中达到非合作的纳什均衡，这种均衡的状态已经被证明是非效率的均衡，即保护贸易政策下形成的“囚徒困境”。

因此，没有国际贸易协定协调的国际经济秩序往往由于各国政府实施保护贸易政策而陷入混乱，阻碍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世界在20世纪20、30年代的经历已经充分佐证了这一点，那个高关税年代的惨痛经历使各国政府都想摆脱贸易政策下的“囚徒困境”。而按照博弈论的理论，如果各国政府能够达成有约束力而且可实施的协议，这个博弈就会从非合作性的博弈转化为合作性的。于是，能够保证各国政府信守承诺的约定的存在就成为摆脱“囚徒困境”的关键，而多边贸易体制这一国际协调制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使得每一个成员国都享受到了互惠的关税减让，世界经济与贸易的发展水平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实践证明，多边贸易体制确实可以使政府摆脱贸易政策下的“囚徒困境”。

二、多边贸易体制自身的发展陷入博弈困境

摘要：以GATT／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是摆脱贸易政策选择“囚徒困境”的制度性安排，它为各成员参与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了一个博弈平台。文章介绍了贸易政策选择“囚徒困境”，并从多边贸易体制的产生、建设者、互惠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争端解决机制、谈判机制等歌方面分析了其运行的博弈原理，说明多边贸易体制本身就是一个博弈系统。

关键词：多边贸易体制，博弈，囚徒困境

一、贸易政策选择的“囚徒困境”

假设有两个国家A和B能够自主制定贸易政策，它们分别面临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两种选择，假设两国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则都受益，而当本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他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时本国利益受损而他国受益，当两国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时两国均受损，两国各自选择贸易政策后的收益矩阵如图1，它构成一个明显的“囚徒困境”模型。

在该模型中，在经济人假设条件下，两国必然会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而都选择保护贸易政策。在贸易政策选择后，其纳什均衡为图中右下角的(-8-8)，这是该博弈模型惟一的纳什均衡解，无论这两个国家进行多少次重复博弈，贸易政策的选择依然是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该模型虽仅以两个国家为基础，但是推广开来依然适用，它能够解释为什么保护贸易政策受到各国政府青睐。

二、多边贸易体制：摆脱贸易政策“囚徒困境”的制度安排

一、多边贸易体制是使政府摆脱贸易政策下“囚徒困境”的制度安排

二战后，世界贸易体系逐渐形成了以GATT/WTO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制。通常认为，在国际经济领域多边贸易体制是推动世界各国贸易便利化和经济进步的一种自由贸易体系。但是，运用规范经济学方法对其进行分析发现，多边贸易体制并不是自由贸易体制，而是一种国际协调机制的制度安排，它的宗旨并不是实现贸易政策的自由化，而是帮助成员国政府避免在单方面改善贸易条件过程所出现的“囚徒困境”（贝格威尔、思泰戈尔，2005）。

如果没有多边贸易体制，各国政府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通常会采取关税等贸易壁垒以及本币贬值等手段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在分析世界贸易体系的传统经济学方法中，一般的认识是，一国不会轻易放弃关税等保护政策，因为在非合作的博弈过程中，一国对进口商品实行保护，可以使本国的贸易条件发生改变，对本国的福利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从一国角度出发，保护贸易政策对本国经济是有利的。但是，在非合作的博弈中，如果各方都选择保护政策，各国就会在竞相提高保护壁垒的过程中达到非合作的纳什均衡，这种均衡的状态已经被证明是非效率的均衡，即保护贸易政策下形成的“囚徒困境”。

因此，没有国际贸易协定协调的国际经济秩序往往由于各国政府实施保护贸易政策而陷入混乱，阻碍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世界在20世纪20、30年代的经历已经充分佐证了这一点，那个高关税年代的惨痛经历使各国政府都想摆脱贸易政策下的“囚徒困境”。而按照博弈论的理论，如果各国政府能够达成有约束力而且可实施的协议，这个博弈就会从非合作性的博弈转化为合作性的。于是，能够保证各国政府信守承诺的约定的存在就成为摆脱“囚徒困境”的关键，而多边贸易体制这一国际协调制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使得每一个成员国都享受到了互惠的关税减让，世界经济与贸易的发展水平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实践证明，多边贸易体制确实可以使政府摆脱贸易政策下的“囚徒困境”。

二、多边贸易体制自身的发展陷入博弈困境

摘要：从GATT到WTO的变迁，标志着二战后建立的多边贸易体制迈进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相对以GATT为核心的旧多边贸易体制而言，以WTO为核心的新体制在国际贸易规则方面作了重要修改和突破。WTO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完整的、更可行的和持久的多边贸易体制，以包括GATT、以往自由化努力的结果以及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全部成果。但多边贸易体制已进入一个政策不稳定的时期并面临着新的挑战，多边贸易体制必须及时地适应世界经济的变化和应对新的挑战，在全球贸易自由化和多边贸易体制改革之间求得妥善的平衡。多哈谈判肩负着修复多边贸易体制信任危机和重塑权威的重任。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仍是WTO成员各方共同的现实选择。只有建立在制度性合作基础上的互利、共赢、共存、共生理念才是多边贸易体制赖以存在，并继续扮演全球贸易管理者和协调者角色的现实基础。

关键词：多边贸易体制；成就；挑战；未来

一、多边贸易体制：从GATT到WTO

按照当代美国著名国际贸易专家巴格瓦蒂的观点，摆脱贸易自由化的“囚徒困境”途径主要有4种不同的方式，其中两种方式与单边主义有关，另外两种方式与互惠协定有关。单边主义方法包括激进的单边主义和传统的单边主义。互惠协定有两种传统的降低贸易壁垒的形式，即GATT/WTO支持下的多边贸易谈判中的互惠和特惠贸易协定中的互惠。从多边贸易体制的产生历程来看，人类正是通过这两种手段来不断推进贸易自由化的。

1947年10月30日，23个国家在日内瓦共同签署《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并于1948年1月1日正式生效。GATT947以《哈瓦那宪章》第四章的条款为基础起草，有3部分内容：第一部分由关税减让表和最惠国待遇条款组成，关税减让表规定了23国政府关税减让的义务，是一个法律性的行为准贴第二部分包括商业政策规；第三部分专门列出了有关适用领土和区域安排的规定。根据GATT，建立一个非正式的、事实上的国际组织，也被非正式称为GATT。

在建立战后新自由经济秩序中，同设想的国际贸易组织一样，GATT的任务是恢复已被30年代大萧条时的保护主义与双边互惠主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窒息了的世界贸易。因此，GATT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一方面它是国际贸易组织流产的遗留物，不禁让人勾起对大国势力的悻悻之情，另一方面，人们又有理由觉得庆幸，它毕竟是在战后建立一个更自由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开端。在其存在的40多年中，GATT逐步发展成一个实际意义上的WTO，其相当复杂的基本法律文件被无数补充规则及安排、解释、豁免、争端解决专家小组报告和委员会决议延展和修改。

关键词：WTO多边贸易体制“与贸易有关的问题”

摘要：随着WTO将调整范围扩大到知识产权保护、投资等新领域，许多发达国家希望将劳工、环保、竞争政策等其他一些“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纳入WTO调整范围，由此引发了WTO调整范围究竟应当控制在什么范围的争议。从WTO本身的性质和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该组织并不适合解决所有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应当集中力量处理贸易问题，确保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运行，但也可以同时对某些“与贸易有关的问题”进行研讨，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以寻求解决全球性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最佳方法和途径。

一、“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引发的WTO调整范围问题

(一)“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的提出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发达国家首次提出扩大多边贸易体制调整范围的要求，希望多边贸易体制不再局限于调整货物贸易关系，也要同时调整一些“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当时提出的两个新的“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包括投资措施和知识产权保护。将投资措施纳入多边贸易体制的客观原因是贸易与投资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仅外国的直接投资及其相关政策和立法对国际贸易的流向、流量产生着重要影响，而且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也对国际投资的规模、方向和构成产生着影响。为防止投资措施对国际贸易产生扭曲性影响，有必要对投资措施进行一定约束。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国际上尚无调整国际投资的普遍性、实体性法律规范，对于具有扭曲贸易影响的投资措施也无力纠正，而通过双边投资条约的途径无法促使东道国放弃投资措施，因为这样做相当于要求东道国放弃部分外资管辖权。为此，发达国家希望借助多边贸易体制，以“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扭曲贸易为理由，在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同时调整部分投资问题。谈判的成果是达成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西方学者也提出了许多将知识产权保护纳入多边贸易体制的理由。其中，最主要的理由也是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正常化和自由化有密切联系，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也构成一种贸易壁垒。另一个原因在于，借助一个即将成立的国际贸易组织(即WTO)及该组织下的多边贸易协议，补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一系列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不足，以确保知识产权能得到充分有效的保护，确保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措施和程序的实施对合理贸易不造成任何障碍。各方谈判和妥协的结果是产生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上述两个协议的产生，是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历程上的一个分水岭，标志着多边贸易体制正式开始涉足一些传统上不被认为是应该由贸易体制管辖的“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由于发达国家在国际投资和知识产权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将投资措施和知识产权问题纳入WTO体制给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利益，使得它们可以借助贸易谈判上的实力、WTO法的权威性和普遍约束力以及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力保障，实现其顺利推行投资自由化和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目的。

(二)“与贸易有关的问题”不断凸现的现象及其原因分析受乌拉圭回合成功地将多边贸易体制调整范围扩展到知识产权保护和投资措施这两个“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的鼓励，发达国家开始提出进一步扩大WTO调整范围的要求，希望进一步借助多边贸易体制来解决它们关注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尽管其中许多问题都未经充分证实是与贸易有关的问题。乌拉圭回合之后，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是，在发达国家的极力宣扬下，许多其他在传统上被认为是非贸易的问题，包括一些传统上被认为只是属于国内管辖和关注的问题，一夜之间被认为都是“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并成为国际社会讨论的热点问题。在发达国家看来，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环境问题、劳工问题、竞争政策、贿赂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与贸易有着密切关联，因而应当引起WTO的重视，并尽快纳入WTO的调整范围。以环境问题为例，西方国家认为，自由贸易是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与环境保护有密切的关联，二者之间既有相互促进的一面，也有相互影响的一面，自由贸易不应当以牺牲人类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为代价，WTO体制应当关注如何妥善处理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冲突问题。从法律依据来看，GATT中已经出现了处理与贸易有关的环境问题的法律条款(第20条例外条款中的两款)，而WTO更是将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作为重要指导原则写入序言，不仅如此，环境保护条款也开始出现在WTO下的一些多边协议中。从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背景来看，WTO应当倡导贸易和经济的绿色化，应当根据世界贸易和经济绿色化的趋势在追求自由贸易的同时为环境保护提供保障，应当在促进环保法律体系的完善、强化环境法律实施和监督机制方面发挥作用，应当在有效协调WTO自由贸易规则与环保条约及各国国内环境政策与立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应当重视抑制贸易中不利于环境的消极方面，应当尽力通过贸易规则来促进环境保护。为此，有必要将环境问题纳入WTO的调整范畴，而且，GATT时代和WTO成立后的一些“与贸易有关的环境保护案件”的成功审理，表明WTO已经开始管辖环境问题并有能力处理“与贸易有关的环境问题”。

再以劳工标准为例，由于国内劳工团体的压力，美国政府近年来开始加强对WTO及其成员方的压力，希望劳工问题在WTO框架内尽早正式列入议事日程，将WTO功能扩大到劳工保护领域。美国认为，以牺牲劳工标准为代价扩展国际贸易的做法不仅是不值得提倡的，而且是应当坚决反对的，WTO应当在追求自由贸易的同时注重劳工标准的提高，并且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协调和管理的某些职能。为此目的，美国倡议建立一个研究贸易与劳工问题之间关系的工作组。在西雅图会议上，劳工问题成为美国谈判代表谈论的重要话题，美国甚至主张将劳工权利列入贸易协议的正式内容，并认为，在某些情况下，通过贸易制裁的方式确保劳工权利的维护和加强是更为合适的方法。美国的这些建议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有学者指出，由于美国不顾及发展中国家的感受和强烈反对，单方面强调劳工权利的保护，甚至以单边贸易制裁为威胁，这种做法预示着西雅图会议的失败命运。又以竞争政策为例，不少发达国家认为，随着贸易与投资的政府障碍的不断减少，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种种成果被私人间的各种反竞争的做法所削弱已经成为必须关注的问题。WTO原则与竞争政策的关联性和增进成员间在解决反竞争活动方面的合作已经得到不少成员方的赞同。建立相互支持的贸易与竞争政策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有效的竞争政策有助于确保自由化和市场改革的利益能被所有的公民分享。因此，为支持WTO成员方所采取的有效竞争政策和减少在此领域中潜在的争端，有必要以贸易与竞争政策为主题，探讨加强国际合作包括在WTO中合作的深远意义、方式方法以及潜在的利益；有必要在WTO层面上采取行动以加强竞争政策与多边贸易体制的联系；有必要在WTO中建立竞争政策多边体系。

[摘要]21世纪仍将是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和以欧共体为代表的区域贸易一体化体制并行发展、交互作用的世纪，21世纪区域一体化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仍将利弊共存。我们应把多边贸易体制视为全球贸易自由化目标的“主干道”来建设，而把各种区域一体化视为相伴而行的“支流”予以引导。

[关键词]欧共体；区域一体化；多边贸易体制

一、引论：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两种法律形式

50年前，为尽快医治战争创伤，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振兴全球经济，并从经济基础上避免世界大战再度爆发，各国通过国际法律的程序和形式，建立了以GATT为标志的多边贸易体制。几乎与此同时，疆域相邻、政治制度相同、经济水平相近、文化和宗教同源的欧洲国家，为加速民族经济的复苏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样以国际法律的形式开辟了区域一体化的道路。

20世纪后半叶是一个多边贸易体制不断完善的时代。如今，多边贸易体制已经从过去的“临时适用”转变为一种持久的体制，从过去的“事实上的国际组织”演变为一个常设的国际组织，从最初的一项协定和20余项关税减让表发展为由数以百计的法律文件构成的庞大法律体系，从过去局限于调整不完全的货物贸易发展为全面调整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以及与贸易相关的投资、知识产权等领域。1999年底召开的西雅图部长会议已表明：在新的“千年回合”中，贸易与环境、贸易与竞争、贸易与发展、贸易与劳工标准必将成为21世纪世界贸易组织活动的焦点。

20世纪后半叶更是一个区域一体化的时代。区域一体化运动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发端于欧洲，在60年代、70年代扩展到拉丁美洲、东南亚和非洲。从80年代后期起，兴起了全球范围的第二次区域一体化浪潮。

[摘要]WTO货物贸易规则只适用于“有形货物的多边贸易”，而碳排放配额是一种虚拟、无形的排放许可权。因此，碳排放配额不宜视为WTO意义上的货物，碳排放交易也不是WTO意义上的货物贸易。但是，如果我们将受到政府管制的碳排放交易视为影响国际货物贸易的措施，那么它可能构成对禁止数量限制原则的违反。此外，当碳排放交易突破国家的边界而进入到国际合作的领域，参与国通常会对合作伙伴提出相应的选择性要求，这与WTO的最惠国待遇原则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关键词]碳排放交易；WTO；禁止数量限制；最惠国待遇

作为一种应对气候变化、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市场导向型措施，碳排放交易(又称为碳排放权交易)不仅在欧盟、瑞士、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得到了普遍运用，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颇受青睐。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一方面能有效降低企业的减排成本，另一方面也能通过经济手段来激励企业采用技术创新、可再生能源等实质性减排措施。但是，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中广泛存在的政府管制措施，如政府限定企业可获得的排放配额数量、限制企业可用于抵消其实际排放量的外国减排信用的数量与来源等，客观上对国际贸易关系产生了扭曲与负面影响，从而对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称WTO)产生了若干挑战。

一、碳排放配额与WTO项下的“货物”

(一)关于“货物”之界定的争议。对于“货物”(goods，products)一词的定义，《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下称GATT1994)与《建立WTO协定》均未进行明确、详细的界定。一个基本的共识是，WTO法中的货物贸易规则只适用于“有形货物的多边贸易”，而碳排放配额是一种虚拟、无形的排放许可权。尽管它所对应的是某一单位货物生产过程的碳排放量，但其本身并不属于有形的货物或商品。因此，至少在当前阶段，将GATT1994等多边货物贸易协定适用于碳排放交易的时机并不成熟。不过，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尽管碳排放配额本身不属于有形的货物或商品，难以满足传统意义上的“货物”要求，但是随着国际贸易法的发展，“货物”概念的外延也在不断延伸，将其扩展适用于碳排放配额或许可也未必完全不可行。还有学者进一步强调，WTO各贸易协定的文本并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到货物必须是有形的，这说明该要件并非必不可少。(二)本文的观点。笔者以为，尽管国际贸易方式的复杂化使得“货物”的定义应有所拓展，但碳排放配额至少目前还不宜视为WTO框架下的货物。首先，从既有的争端解决实践来看，无形的权利(如排放权)很难在WTO体制内被视为“货物”。例如，尽管上诉机构在“美国软木案”中没有明确指出物理上的有形性是“货物”的构成要件之一，但它在提及“货物”一词时多次使用了“有形的材料”(tangiblema-terials)、“有形的物”(tangibleitems)等措辞。这表明它仍然倾向于将第1.1(a)(1)条项下的“货物”理解为有形的物体。至少在当前阶段，无形的权利(如排放配额)也不宜被视为WTO项下的“货物”。有形性是“货物”的构成要件之一。从货物的字典含义来看，它通常是指有形与可移动的天然或经加工过的物质。该通常含义是成员方依据WTO规则来管理货物贸易的出发点。例如，海关监管正是建立货物的有形性基础之上。对货物的通常含义的突破必须要取得WTO成员的普遍共识。正是基于此，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于澄清“货物”的含义一直持有十分谨慎的态度，或者刻意避免作出一个权威的解释。将排放配额视为货物，仍然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其次，碳排放权具有财产价值与可交易性，这是主张“排放配额乃货物”的学者们的主要理由之一。但是不容忽略的是，此“权利”的产生、使用与消灭均受到公权力的严格规制。例如，只有历史排放量达到一定门槛要求的企业才能被授予排放权，且企业可获得的排放权的数量由政府决定，同时政府也决定了市场上可流通的排放权的数量(总量控制)及其价格(一旦价格过高或过低政府必将进行干预)。这种特性与国际贸易中的货物有本质上的差别。总之，排放配额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排放配额代表了一种行政许可权。每一吨排放配额相当于企业获得了排放一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的权利；另一方面，排放配额又代表了一种可在交易市场上进行转让并获取收益的财产或财产权，权利人可通过买卖、在排放配额上设置担保物权等方式来获得经济收益。所以，准确地讲，排放权是行政许可与私人财产的混合物。而在国际贸易中，货物的产生、使用与消灭均由市场主体来自由决定，一般情况下公权力不得干预货物的数量与价格。把带有行政许可性质的某种权利视为货物，在逻辑上也有不通之处。

二、碳排放交易与WTO项下的禁止数量限制原则

摘要：自由贸易与健康安全同为人类福祉所系，多边贸易体制中包含了对人类健康安全问题的关注。与1947年关贸总协定第20条（b）款中的健康例外条款相比，乌拉圭回合诞生的《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协助下更为合理地平衡了贸易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有关的争端解决实践表明，在某些方面，贸易与健康的天平正在向维护成员方公共卫生安全主权的方向上倾斜。

关键词：多边贸易体制，公共健康，《SPS协议》，欧共体荷尔蒙案，科学证据与风险评估原则

所有学派的经济学家都确信，自由贸易要比贸易保护好。自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批评重商主义开始，贸易保护由于对一国经济造成高成本而一直受到经济学家的抵制。1947年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在序言中概括了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即一个开放的世界市场将会有利于国际分工的发展，促进世界资源的合理利用，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有好处。然而，正如经济史学家保罗？巴洛克（PaulBairoch）指出的那样，当自由主义理论统治着学术界的时候，现实主义理论在政治领域居于支配地位，贸易限制一直是世界经济的普遍特征。[①]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首推重商主义的影响。除此之外，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即便是亚当？斯密也承认他的关于各国间自由贸易的价值观存在着一些例外。在某些情况下，各国会追求并非是实现物质财富最大化的目标，比如说分配正义、反垄断、自然资源的保存，以及本国国民的生命与健康安全的保护等等。

本文的主旨即在于探讨多边贸易体制下的自由贸易理念与人类健康安全之间的关系演进。进入正题之前，让我们首先来回眸人类贸易史中的若干片断。

Ⅰ历史回顾-贸易与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控制

如何协调贸易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实际上，作为人类最早用来与传染性疾病进行斗争的武器，“隔离”（Quarantine）[②]措施的产生与发展就与贸易直接相关。早在15世纪意大利城邦时期，来自黑死病疫区的商船在到达繁华的威尼斯港口时，都会被要求到一个孤地抛锚停留40天，以避免传染性疾病的扩散与传播。[③]以此为发端，到19世纪时各国已经在国内立法中对“隔离”措施建立了一套严格而又内容各异的规范体系。国际层面，自1851年在巴黎召开的首届国际卫生会议后，欧洲各国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共举行了六次会议，并于1892年在意大利威尼斯缔结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拘束力的国际卫生条约（InternationalSanitaryConvention，1892），以后的国际卫生会议对这一条约又多次进行了修改与补充。这些会议与条约的根本目标可以概括为：一保护欧洲免受外来传染性疾病的入侵；二建立针对传染性疾病的国际监控体系；三建立国际卫生组织；四协调统一各国的隔离措施以便利国际贸易的进行。[④]国际贸易与传染性疾病在19世纪时就以国际立法的形式紧密地联系起来，一方面各国有权采取措施保护国内公共卫生的安全，另一方面又必须进行国际合作以确保此类措施不对贸易增加不合理的负担，造成不合理的阻碍。在整个国际贸易法的发展史中，这一矛盾贯穿始终。对此，1929年签订的《国际植物保护公约》（ICPP）可以作为一个极好的例证。公约一方面承认每一成员国有权利检查与处置被隔离的进口植物或植物制品，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暂时禁止此类植物或植物制品的进口，[⑤]另一方面又要求成员国“除非在某一国家的特定区域确实已经发现了植物病情或虫害，而且对于保护本国的植物及农作物来说是必要的情况下，不得以植物卫生为理由对该国的植物或植物制品实施进口与运输限制。”[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