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范文10篇

【摘要】本文对受张大千画展影响的林风眠进行个案研究，探寻其绘画风格、艺术思想的变化。林风眠运用其独到的中西融合思想将绘画理论推陈出新，在古老文明和新的艺术之间寻找平衡点，将调和思想发挥到极致，对近现代美术史上艺术变革起到功不可没的影响。因此，对于林风眠的个案研究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是引起人们对当下美术发展的正视和深思的一个途径。

【关键词】西北写生；艺术变革；敦煌壁画

一、引言

19世纪到20世纪，西北写生变成一个热门话题。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伯希和走向敦煌，开启了海内外学者对敦煌的重视。民国政府同时发出“开发西部”的口号，有识之士奔赴敦煌，西行探寻。加之抗战爆发，“西学东渐”风气正热，美术学者渴求将“西学东渐”吸取变为自身养料。出现了张大千、林风眠、关山月、董希文、韩乐然等一代代美术家们，他们是西北美术写生之行的开拓者，记录、推广敦煌美术，为传播敦煌美术做了开创性贡献。中国画坛自西北美术革命以来呈现出一种既继承传统又具有创新精神的光明景象。西北美术写生之行不只是空间的转移，同时也是中国学术思想的转移。1938年，自北平、南京、上海等地的艺术青年到达延安，奔向黄土高原，构建“延安学派”。1941年的西北艺术考察团深入敦煌长达一年多，临摹大量壁画，他们走向文化现场，对艺术遗迹进行考察与研究。在西北艺术考察期间，民族艺术走进大众视野，美术家对少数民族进行刻画，正视且尊重民族传统文化，是艺术史上难得的视觉转换和民族认同增强的形象体现，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被纳入艺术研究的范畴，中国艺术类学术研究边界拓展。写生变成艺术家推崇的记录方式，写生作为一种观察方法和创作手段，凝聚了画家的个体想法与主体心性，同时承载了民族与时代的主题，可以显现艺术与生活现实的关系，是考察社会的一种重要手段、方法。与之前不同的是，从大多数的对景写生变为对人写生，例如林风眠的戏剧人物画作，以及更为明显的董希文的《苗女赶场》作品，改变中国艺术史在内容、题材方面的一种结构。西北美术写生是东西部艺术共生互动的一种表现，丰富了创作资源，增加民族认同感的同时使艺术史再构建。

二、林风眠结缘西北后对其绘画风格的影响

林风眠先生是“中西融合”这个艺术理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力求在“西学东渐”这一艺术背景下找寻中西融合的道路，而敦煌作为20世纪艺术西行运动的终点，其特殊的艺术地位引起了多数学者的关注，开启了西北美术之行这一道路。这是一次对传统的再认识活动，也是一次对传统的再创新活动。提到美术西行，不得不提到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举行的极为震撼的张大千临摹壁画展，林风眠先生在看过此展后颇为感动，而后受其影响，进行美术研究。林风眠先生早期创作多以油画为主，兼画水墨山水、花鸟等。早年间先后赴法、德留学，受到杨西斯老师的启蒙，后受到表现主义思潮的影响，吸收其艺术精髓，在此基础上不忘东方传统艺术，积极倡导二者的融合升华，渴求创造全新的绘画风格。其欣赏西方画作中的表达欲和对世俗的批判欲，认为应该引进西方自由创作的主张以及西方现代主义精神，而不是简单引进写实主义、技法，在此基础上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例如1927年《人道》，吸收了西方艺术中的构图方式，将人体以几何方式表达，具有强烈的反抗和民主意识。再如1929年创作的《人类的痛苦》（见图1）这一著名画作，这一画作也是林风眠先生艺术风格转型的一件标志性作品，他遭遇的熊君锐被杀害之痛，以及丧妻之痛，种种痛苦下他却仍可以以清醒者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把所有感受到的痛苦嚼碎消化吐露在画面中。画中笔法粗犷有力，使用大笔触，粗线条，画面色调强烈而浓重，以几何笔法为人物结构进行概括，透露出他个人的悲情又有中华民族面对苦难所背负的理想和诗意，这幅画中体现其“为人生而艺术”的创作观念。诚然，这幅画与其之前画做对比，人物都被一定程度的夸张化，形式感更为强烈。由于社会形势所迫林风眠先生不得不寻求新的道路，对水墨画方面进行思考与探索，而西北美术写生的这些作品成为影响他转换新道路的一个新途径。林风眠先生受到西北写生作品的影响后创作出不同于之前的作品。一改之前沉郁的画风，作品风格更为明快，色调更为明朗，情绪也由强烈转为平和。创作题材不再以油画为主，而是多以风景、仕女图、花卉、戏剧人物为主，构图以方形构图为主，创作出《仕女弹阮图》（见图2）、《读书仕女》《绿衣仕女》《戏曲一景——霸王别姬图》等独具自身特色的作品。他的作品深受敦煌壁画中各类飞天、仕女图的影响。敦煌壁画中飞天鼻丰嘴小，五官匀称，身材修长，衣裙飘曳，与林风眠笔下的仕女图的画法极为相似。在莫高窟壁画中的112窟《反弹琵琶》中右面第二任演奏阮咸（见图3），其样法与林风眠笔下《仕女弹阮图》如出一辙，衣服刻画手法相似，姿势相似，抱阮咸的手法也极为相似，敦煌壁画对其绘画生涯影响非常大。一系列仕女图都具有高度的形式美感，笔法与之前大不相同，多为圆润细腻的笔法，线条飘逸，柔中带刚。背景多为重彩加特质细笔加百分，营造背光透明的质感，画中仕女本身姿态多为优雅文静，眉眼低垂，衣物多采用大面积平涂，在平涂基础上加以利落干净的线条，简单却富有层次感，勾勒出仕女的轻盈体态。不同于当代仕女图，林风眠先生笔下的侍女给人感觉若即若离的同时表现性极强，富有很强的装饰性。林风眠先生时刻都不忘记中西融合这一艺术理念，在仕女图中融合进西方绘画中速写的以线画形的手法，以及速写中提倡线条的节奏感，同时他将东方的水墨画法和水粉、水彩复合使用，独具一格，东方与西方融会贯通，使其笔下仕女图突出一种可望不可及的美。其作品《霸王别姬》系列更是将东西融合发挥到极致，利用立体画派手法将人物造型概括为三角形、椭圆形等，同时还有民间剪纸的特色，是立体的、平面的、是东西融合这一理念的集大成者，是对西北艺术的一次再创造。

在莫高窟150窟中有块《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碑，碑文上记叙着:“尔其檐飞鹰翅，砌盘龙鳞，云雾生于户牖，雷霆走于阶陛。左豁坪陆，目极远山。前流长河，波映重阁。”

可以想象:在一道灰色的悬崖绝壁上，蜿蜒曲折的木栈阁道，披上金碧辉煌、眩目美丽的彩绘，在绿树的浓荫中时隐时现。石窟的脚下流过“大泉”，水波中闪耀不定地映出石窟的倒影，空中回荡着钟鼓铃铎的声音，成群结队的善男信女，打扮得很美丽，他们的手里拿着香炉、花束或乐器，嘴里念诵佛号，穿行曲廊，巡回礼拜，从一个洞窟到另一个洞窟。洞窟里香烟缭绕，有的佛座前面，点着整夜不熄的油灯，透过绣绘精绝的帷幔，映照着佛像慈悲而智慧的面容，也映照着天王神将庄严勇猛的法相。四壁大幅的《经变图》和窟顶藻井彩绘五彩缤纷，在黑暗的洞窟中显示了无限的宗教神秘性。①我们仿佛感受到那渐入佛国人间的佳境，感受到壁画中的隋唐时代。

隋代是只有38年的短暂王朝（公元581－618年），但却在莫高窟开凿了大量石窟，至今仍遗留着95个窟。隋代壁画从内容上看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但在表现手法上却显露出豪放和清新的视觉冲击力，这种磅礴的气势即使在鼎盛时期的唐代壁画中也没有过。它来自于二百七十多年分裂后的统一，来自于百姓精神极度痛苦后的爆发。

在305窟中的《东王公和西王母》②壁画中，画面表现出像阵风疾驰的场景。云车在空中急速飞逝而过，随车前的飞天与神怪也在急速中飞行，空中飞舞的花朵，还有飞天的飘带和飞扬的青色旗帜，都朝着同一方向起舞。画面的青灰色和蓝灰色与黄色及土黄色的对比，给人以强烈之中又带轻快的感觉。这种气势磅礴而轻快的形式以及色彩简洁却表现出强烈的效果，明显地不同于北魏和西魏时期的简洁与夸张。隋代的壁画正在脱离南北朝时期的质朴粗犷气息，朝着更加灿烂绚丽的方向过渡和发展。在这一过渡时期，壁画中经变题材也逐渐多起来了，经变是佛经的变相，也就是佛经的图像。北魏时经变题材的壁画很少，大多是本生故事，只有比较简单的几种经变形式。在295隋窟的《涅变》已不同于428魏窟的《涅变》。在魏窟的涅变画中，释迦入灭，侧身而卧，后面行列整齐的群弟子悲恸不已，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动作，只有捏拳表示悲痛的样子。画面中的菩提树列植作球状，与人物一样没有什么变化。在隋窟的涅变中则完全打破这种呆板的格局，人物表情动作都丰富起来。悲痛的释迦母亲摩耶夫人和不忍见世尊入灭而放火自焚的须跋陀罗以及众弟子，摇头捶胸，人物有着剧烈的动作和表情，树木的穿插变化和点缀画面的飞天也有丰富的动感。与魏窟的涅变画相比，更显豪放大胆。我们从中感受到，在这大乱尚未结束而大治又未开始之际，从毁灭与绝望中挣脱出来的人们，奔放的豪情无法遏制，表现出的豪放和大胆不拘一格。同时，在壁画中也表现出细致与清新的美好情怀。如420窟中的《群鸟听法》③，描写的是法华经变二十八品其中的一品:释迦在枝叶茂盛柳荫下盘膝而坐，几位菩萨和信徒随后站立，群鸟围座于四周聆听佛经。远处的水鸟成双成对在塘中停止了游动，枝头上的蝉儿也停止了鸣唱，荷塘的花蕾从水里露出头来，似乎一切都在倾心聆听之中。画面如同暴风雨过后的晴天，那样清新，画中的形象宛如荷塘水中的荷花，如此挺秀。尽管隋魏二代经变画的表现形式在手法上有着很多的不同，但都处在一个萌芽阶段。经变画与净土信仰，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流行，在那个世乱民苦的年代里，找不到构成极乐世界幻想的现实依据，到了唐代则可以依照现实世界来描写西方极乐世界，因此，经变画的主体在唐代才得到空前的发展。

入唐时，莫高窟已经是拥有一千多个石窟的佛教圣地。唐代各种题材的净土变壁画不断出现，这一时期莫高窟的壁画艺术达到了历史的顶峰，无数艺术家殚精竭虑地创造的成果，使我们目醉心迷，显示出这个时代不平凡的艺术高度。

莫高窟的唐代石窟遗存至今有二百余窟，其中各种题材净土变的壁画就有一百多壁。洞窟中四壁绘满巨幅的阿弥陀净土变、西方净土变、弥勒净土变和东方药师净土变等壁画，各式各样题材的经变画代替了魏隋时期的本生故事，绚丽多彩，场面恢宏。佛教的经变很多，经变题材的选择和经变画的表现，与当时佛教净土宗信仰的广泛流行是密切相关的。净土宗信仰深入人心，净土变的壁画描绘着一个没有五浊烦恼，庄严皎洁的世界，正对应着佛所居住的苦难尘世之外的西方极乐世界。

一百年前，敦煌藏经洞出土了数以万计的中古时代的写卷，其中有数量不少的以“赋”为名的作品和虽不以“赋”名篇但其实是赋体的作品。这些赋作叙述故事，语言通俗，节奏铿锵，押大体相近的韵，风格诙谐，与传统文人赋迥然不同。它的面世，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郑振铎、容肇祖、傅芸子先生分别把这类作品叫“小品赋”、“白话赋”、“民间赋”[1]。程毅中先生写于1961年的《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2]，首次明确提出了“俗赋”这一概念。他说：“敦煌写卷中，除了变文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叙事体的俗赋。”1963年出版的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有《俗赋》专节，从此，“俗赋”之名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文体概念，正式确立并很快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在敦煌俗赋问世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学术界并没有把它作为独立的文体，而是作为“变文”的一类，所以敦煌俗赋的主要作品，都收录在《敦煌变文集》中。而且一提起“俗赋”，人们只以为是敦煌俗赋，比如马积高先生在他的《赋史》中就说：“所谓俗赋，是指清末从敦煌石室发现的用接近口语的通俗语言写的赋和赋体文。”[3]这种观点，至今仍为一些学者所接受。

1993年，连云港东海县出土了西汉时期的《神乌赋》，其文体特征同敦煌俗赋完全一样。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曾评价王褒的《僮约》是西汉留下的白话赋，容肇祖先生在《敦煌本韩朋赋考》一文中还推断西汉时期民间可能已有这种叙说故事、带有韵语以使人易听易记的赋体。《神乌赋》的出土，给郑先生的说法一个铁证，也给容先生的推断一个明确肯定的回答。它把俗赋的历史由点拉成了一条线，使我们对汉魏六朝以来一些带有故事性、诙谐性和大体押韵的作品及其文体归属有了明确的认识，说明在文人大赋蔚为大国的同时，俗赋作为一股不小的暗流一直潜行于地下，偶然也冲决地表涌出涓涓清溪，呈现它多采多姿的风貌。

对俗赋进行系统地清理和研究，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1、可以充分证明赋这种文体本来就是从民间来的，它是民间故事、寓言、歌谣等多种技艺相融合的产物；2、它在发生、发展过程中，与其它各种文体有着千丝万缕的依附、渗透和交叉关系。3、早期的赋以娱乐为目的，所以诙谐调侃是它的主要风格特征。优人正是利用了这种体裁，把它引入宫廷，逐渐文人化贵族化了。4、文人借用俗赋的形式把它逐渐贵族化的同时，民间俗赋仍然发展着，并且影响着文人赋的创作，从而形成了赋的“雅”“俗”两条线索。由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始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由于“士”人整体上对“俗赋”的排斥，因此“俗赋”要么大量佚失，要么附着于其它文体以求得一些生存的馀地。5、俗赋给后世的其它通俗文体以具大的影响，如戏剧、南朝以来形成的讲经文、变文、唐宋话本等。

敦煌俗赋的文学史意义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拟从敦煌俗赋入手，并参照其它俗赋的情况，推论秦汉杂赋的有关情况。当然从子孙身上，并不一定能真实地反映祖宗的形象特征，但子孙身上带有祖宗的遗传因子，从中可能大致了解祖宗身影之仿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刘勰所谓“振叶寻根，观澜索源”，大概也有这个意思吧！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将赋分为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四类。前三家按时间先后分列赋家姓名和作品数目，杂赋类以作品题材及数目为序，无作者姓名。关于前三类的分类标准和义例，章学诚、刘师培、章太炎等先生有精辟的论述[4]。而杂赋一类，虽著录12家233篇赋作，但竟没有一篇保存下来，故学者或推测为“后世之总集”，或以为三种之外而无法归类者，悉入杂赋。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云：“此杂赋尽亡，不可征，盖多杂诙谐，如《庄子》寓言之类者欤？”[5]现在我顺着顾先生的意思，以敦煌俗赋和其它俗赋作为参照物，从若干蛛丝马迹入手作些探测。

摘要:《敦煌之恋》作为中国歌剧民族化道路上的探索之作,以古代丝绸之路及丝路文化重镇的敦煌为背景,在助推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还把歌剧艺术形式带入了大众的视野。该剧从题材选取、演唱形式、唱腔植入、乐队编配等诸方面立足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在歌剧舞台中植入中国传统文化及音乐元素,为我国现代歌剧的发展进行了富有民族文化的大胆开拓,也为中国歌剧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敦煌之恋;民族歌剧;民族文化;音乐元素

随着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顺利推进,一部以古代丝绸之路及丝路文化为背景的歌剧进入人们的视野。2016年11月13日,由指挥家彭家鹏担任总策划、指挥,作曲家刘长远作曲,歌剧学者王景彬编剧、导演的大型歌剧《敦煌之恋》在北京中国国家大剧院隆重上演。该剧系国家“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中国大歌剧《丝绸之路》四部曲之第一部,由中国广播艺术团主办,中国广播民族乐团、青岛大学音乐学院、山东理工大学音乐学院以及敦煌之恋合唱团共同参演。本次演出只是该剧的第一幕和第三幕,但一亮相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演出结束,音乐家上台谢幕时,全场观众集体起立,以热烈的掌声向艺术家和他们的艺术精品致以崇高的敬意。2017年1月22日,《敦煌之恋》全部四幕在海南省歌舞剧院完整上演,再次引起强烈反响。歌剧将敦煌恢弘厚重的历史和灿烂多彩的文化以及浓郁的西域风情展现于南国,为“一带一路”建设发挥了很好的宣传作用。诚如有评论所言,《敦煌之恋》的上演,不仅对国内和国际歌剧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将成为中国文化的使者和名片,助力“一带一路”建设。①《敦煌之恋》的创作,有意识地让中国歌剧与世界接轨,使中国民族器乐和中国风格歌唱艺术走向世界的。歌剧通过敦煌壁画的绘制、丝绸之路的商贸、剧中人物的爱情等情节,在描绘古代文明的辉煌和西域风情的同时,也寄寓了人们对纯真爱情的坚贞不渝、对战争的控诉、对和平的向往,以及国家兴衰与个人命运紧密相关等多重内涵。而从艺术的角度,《敦煌之恋》的成功,更主要在于中华民族文化和音乐元素的大量介入,为中国歌剧走向世界进行了大胆的开拓。

一、创作题材的民族文化意义

《敦煌之恋》一上演就备受观众喜爱,首先得益于具有深厚民族文化的题材选择。歌剧以丝绸之路为背景,以敦煌莫高窟壁画为题材,围绕画师李工和粟特人蜜儿在唐朝安史之乱时期一段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用小人物展现大事件,不仅再现了唐朝时期敦煌人的普通生活,对敦煌壁画的绘制过程、古代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以及西域独特的歌舞艺术都进行了展示。公元8世纪,大唐帝国以其强盛的气象和辽阔的疆域雄踞于世界东方,自先秦便已开通的丝绸之路在唐代更是得到长足的发展,成为连接东西方经济文化及各民族交往的一条繁荣的通道。而敦煌,则以其不可替代的地理位置担负着枢纽的角色,各民族经济贸易与文化艺术于此交汇。举世闻名的莫高窟,更是世界文明的一件瑰宝。《敦煌之恋》以壁画大师与画师供养者粟特人的特殊关系和生活经历演绎故事,对敦煌壁画以及制作过程都做了浓墨重彩的展示,再一次向世界推出中华民族的奇珍异宝,其文化意义不言而喻。在敦煌的石窟艺术和历史文献中,有关音乐和舞蹈的资料也是一笔厚重的文化遗产,《敦煌之恋》以歌剧的形式加以舞蹈的配合反映敦煌,在内容与形式上找到了一个天然的切合点,对古老民族文化的借鉴和推衍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敦煌之恋》的女主人公为粟特人。这个从祁连山西迁至中亚定居的古老民族,素以善于经商闻名,自先秦以来便行走于丝绸之路,无愧为这条商贸通道的最初开拓者,经历朝历代的发展,他们几乎成了这条路上的商贸垄断者。在魏晋南北朝到唐朝这段时期,大量粟特人在他们的经商之路上定居下来,沿着丝绸之路及周边的于阗、楼兰、高昌、敦煌、武威、长安、洛阳等大大小小城市里,兴起了一个个粟特人的移民聚落。迁往内地的粟特人逐渐与其他民族融合,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构成来源。盛唐时期,由于帝国的强大和经贸的繁荣,粟特人以其骄人的商业成就,加大了向中原渗透的步伐,不仅在经济领域,包括高层政治领域亦出现了他们的身影,甚至于左右帝国的命运,如作为《敦煌之恋》情节背景的安史之乱,其罪魁祸首安禄山、史思明便都是粟特人后裔。唐朝时候将他们统称为“胡人”。被统称为“胡人”的粟特人也将他们独特的文化带到了中原,在中华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影响。作为一个在中亚特定地域发展起来的民族,粟特人不仅长于经商,在艺术文化领域如其绘画、音乐、舞蹈也相当发达。早在南北朝时期,来自中亚曹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的粟特人曹仲达,曾任北齐朝散大夫,工于绘画尤其擅长于人物、肖像和佛教图像,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多有提及,并于卷八专列“曹仲达”条。与张彦远同时代的释道宣则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写道:“时有北齐画工曹仲达者,本曹国人,善于丹青,妙尽梵迹,传摩西瑞,京邑所推,故今寺壁正阳皆其真范。”②可见就在唐代,粟特人便以其绘画艺术在中原享有盛誉,其擅画佛像的专长尤其令人称善,而这正是敦煌壁画的重要领域。在音乐方面,粟特人无论器乐还是声乐都给中原人带来惊喜。粟特琵琶高手曹婆罗门、曹僧奴、曹明达祖孙三代相继在西魏、北齐、隋三朝做官,均以弹奏琵琶而名闻天下。到唐朝,粟特人康昆仑弹奏琵琶时人号称“长安第一手”,受到唐德宗召见;《新唐书.礼乐志》还有康昆仑用琵琶弹奏改编《凉州曲》的记载。声乐上,粟特人在唐代也十分风光。著名诗人刘禹锡的好友、粟特人米嘉荣在宪宗、穆宗、敬宗三代都担任朝廷供奉,也就是宫廷乐官,史称“三朝供奉”。刘禹锡在《与歌者米嘉荣》一诗中赞叹道:“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说明米嘉荣歌声的西域色彩,能给人“意外”的感受。至于粟特人的舞蹈,不能不提到胡旋舞。胡旋舞据史书记载,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西域舞蹈。胡旋舞出自何处有多种说法,但诸说都不出一个范围,即由昭武九姓所掌控的中亚粟特地区。在唐开元天宝年间,昭武九姓粟特人所建立的城邦制国家中的康国、米国、石国、史国等都多次向唐王朝进贡跳胡旋舞的女子,因为康国处于昭武九姓的中心,唐高宗永徽时在这里设置康居都督府,故康国进贡的人次会多一些。白居易在其《新乐府.胡旋女》中说“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此康居应包括康居都督府所管辖的整个粟特人区域。胡旋舞一经进入中原,其热烈欢快的节奏和优美的舞姿与大唐强盛乐观的气象十分吻合,迅速受到中原人的欢迎和喜爱,一时间成为宫廷内外热情追捧的时尚舞蹈。唐玄宗便对胡旋舞欣赏有加,宠妃杨玉环亦投其所好,即如李白诗所言:“……臣妾人人学圜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而身为粟特人后裔的胡人安禄山,则以其天生的舞蹈禀赋,将胡旋舞跳得出神入化,以此获得玄宗的宠幸。《敦煌之恋》以安禄山发动的安史之乱为重要的情节元素,剧中亦穿插大段的胡旋舞,这既是内容与形式的契合,也是对古老民族文化的艺术再现。正是由于以上所述题材选取的独特视角,《敦煌之恋》不仅展示了举世瞩目的敦煌文化,其以丝路开拓者和建设者的粟特人为情节主人公,对于丝绸之路的历史再现,中华民族的多元融合,以及文化艺术的传承流变,都具有极其深刻的符号意义。

二、演唱方式的戏曲化植入

摘要：以敦煌壁画为灵感来源，分析不同时期壁画中的藻井纹样及其色彩特点，结合当下服装市场的流行趋势，以藻井纹样在现代服装设计、丝巾设计、团扇及胸针设计中的应用为例，研究品牌服饰设计中敦煌元素的运用及其表现方法，以壁画颜色、纹样图案的应用为研究方向，为现代服饰设计中传统文化内涵的表现提供框架结构和展示空间。

关键词：敦煌壁画；藻井纹样；服装设计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史，敦煌艺术是我国人民集体创作智慧的结晶，壁画是敦煌石窟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艺术和色彩表现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特有的风格为当代设计艺术提供了创作灵感。随着人们精神追求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品位越来越偏向于艺术审美，服装作为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流行趋势也逐渐开始融入中国传统元素。

一、敦煌壁画概述及特点

（一）敦煌壁画概述。敦煌壁画作为敦煌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内容丰富多彩，描写的是神的形象活动，以及神与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用来寄托人们善良美好的愿望，是安抚人类心灵的一门艺术。［1］敦煌壁画在我国壁画中是最具代表性的，它作为文化的传播载体，通过壁画的形式把当时的经济、文化完美地呈现出来。敦煌壁画是莫高窟艺术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壁画作品数量丰富，据统计在五百多个洞窟内共有四万五千平方米壁画作品，规模非常大，令人惊叹。（二）敦煌壁画的造型特点。敦煌壁画的造型元素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俗人，人物着装以中原汉装为主，其形象富有生活气息，时代特征也很明显，人物表现技法采用晕染法；另一类是神灵，其着装大多保持异国衣冠，造型夸张想象居多，但是变化不多，在表现技法上一般是西域的凹凸法。敦煌壁画的造型表现一般是在传统绘画的基础上进行变形，巧妙地勾勒出各式各样的人物造型以及动植物造型。变形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以人物原型进行合乎规律的夸张变形；另一种是经过变形彻成风流潇洒的“秀骨治像”，以隋唐时期为分界点，早期的形象特征鲜明，变形幅度大，隋唐之后则突出立体感，偏写实，变形少。（三）敦煌壁画的色彩表现。敦煌壁画历经千年，在每个时期颜色表现都有所不同，虽然数量不多，但却给人一种独特而又别样的绚丽。这些色彩语言有特殊的感染力，在视觉感官上呈现出敦煌艺术最感性的因素。［2］敦煌壁画的初期作品产于北魏，在人物表现上使用龟兹风的渲染手法，先用红土起稿再用黑线描，画面风格类似于西方的绘画，画面壮美。北周时期，在绘画方法上有了一些突破，开始在留白域绘画，这种绘画方式既美观了色彩又突出了画面。隋唐时期的壁画仍有不少创新，色调以红色、青色、绿色为主，上色方法大多采用平涂法，画面风格富丽高雅。在唐朝，壁画的颜色不再单一，开始使用复合色，这个时期开始注重颜色与线条的结合表现。［3］盛唐是敦煌壁画创作的成熟期亦是巅峰时期，颜色更为丰富，使用间色表达；内容题材上既符合逻辑又不失想象力。例如，人物的着装颜色改掉以往的厚重而偏向素雅，技法表现上线条清晰而又洒脱，画面风格丰富、典雅、庄重。敦煌壁画在创作晚期结合了中原文化，色彩温和，色调上开始采用暖色，作画风格上开始融入西域元素和中土元素，形式表现上不再突出色彩而开始着重内容的表现。（四）敦煌壁画中的藻井纹样。藻井纹样是敦煌图案中的精华部分，位于石窟上端，无论是人为因素还是自然因素，都很难受到客观条件的影响，保存还是比较完整的。每个时期藻井纹样也会跟着时代的变迁而有各自的特点。首先是北魏，早期的藻井纹样少了一些繁琐而多了一些朴实，花纹颜色主要以土红色、深赭石色、白色、土黄色为主，图案结构是斗四套叠，图案元素有几个代表性的如几何纹、莲花纹、飞天纹、水涡纹、火焰纹、忍冬纹。［4］中心图案一般是圆形的莲花纹，外层填充水涡纹，四周的角花一般是飞天纹、火焰纹居多，或者是忍冬纹与几何纹组合而成的边饰。隋代的藻井纹样开始运用对比色，大面积石青和少面积曙红的对比让画面看起来更加鲜明；纹样结构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早期的斗四套叠变成了由方井、边饰、垂幔组合的三层结构，纹样元素丰富多彩，造型活泼，线条流畅，画面清新典雅。唐代的藻井纹样题材丰富，藻井中心的图案以葡萄藤纹、宝相花、三兔和飞天为主，［5］与隋代相比无论是线条、颜色还是技法表现都更加生动丰富。颜色处理上出现了由深色到中间色再到浅色的晕染处理。在构图上有了新突破，唐代画家在处理画面时以重点表现井心图案为主，以井边装饰为辅，这样既体现了图案的层次感也体现了画面的节奏感。敦煌晚期的藻井图案在结构上延续了之前的藻井纹样，例如在西夏的藻井中出现了各种造型的龙纹装饰，装饰表现手法（绘、贴金、塑）别具风格。五代时期藻井纹样的特点是以花卉与龙、花卉与凤的组合为特色。宋朝时的藻井纹样大多采用团花纹与几何纹的组合，画面整体略显单调。

二、敦煌壁画在现代服饰设计上的运用

一、教材分析

本课的内容、地位、作用

本课是知识传授与欣赏融为一体的综合课，主要是对敦煌艺术中的彩塑作较为系统的介绍。使学生在对敦煌大背景的了解下，重点突出彩塑艺术的知识。本颗将以彩塑图片和学生的分析回答为主线，教书的引导讲解为辅，使学生在感受美的同时了解到敦煌彩塑的发展及其独特的地位。

2、教学目标

根据《美术教学大纲》和教材的要求，本着是提高学生艺术感知能力和审美辨别能力，使学生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路，确定本课的教学目标为：

了解敦煌彩塑在中国雕塑史和佛教造像史上的重要地位，并掌握其发展的历程。

其一,敦煌儒家文献主要是写本,有六朝本、北朝本、隋唐本、五代宋初本,时间跨度长达五六百年,比我们现在所用的宋元善本为早,为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历史价值。

其二,敦煌儒家文献具有浓郁的敦煌地域特色,其中不仅保存有学校的教材、学郎的作业,还有一些明显体现着敦煌地区特点和编撰特色的史学文献。这些文献,对敦煌地区的历史、教育、语言文字及社会风俗等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目前,敦煌儒家文献作为一个类别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缺乏整体的把握。近年来,敦煌儒家文献的专题研究如儒家经典、蒙书、书仪等有较为深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专题研究代替不了总体研究。总体研究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对敦煌儒家文献进行分类,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分析、把握敦煌儒家文献的前提,而这项工作目前却做得不如人意,属于薄弱环节。

包括儒家文献在内的敦煌遗书,通常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①。这是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进行的分类。四部分类法不能包括敦煌遗书中的宗教文献、官私文书及胡语文献,这些文献需要另外分类。1958年,王重民把自己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汇集成《敦煌古籍叙录》一书,收录经部24种,史部25种(牒、户籍除外),子部62种,集部33种。以现在的观点来看,这种四部分类法,无论从数量还是种类上都需要修正和增补。

随着专题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四部分类法已经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于是,学者们开始寻找新的分类方法。张弓主编的《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一书,就打破了四部分类法,将敦煌典籍分为儒学、佛典、道典、史地、文学、书仪、杂占、科技、藏文典籍等九大类。这种分类法显然比四分法涵盖的内容和类别更加全面,而且还把儒学作为一大类特别单独提出,这值得充分肯定。但是,儒学在此书中作为一个类别,仅仅包括儒典和蒙书,又有遗漏,不够周全。

以上两种分类法都是针对整个敦煌遗书而言的。至于敦煌儒家文献,则迄今不见专门的分类研究。

敦煌儒家文献,数量庞大,内容繁杂,必须进行分门别类的梳理,以类相从,理出头绪,以方便研究和利用。这就需要一个为其“量身制作”的分类法。制定这样一个分类法,前提是要对敦煌儒家文献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和把握,认识其性质、特点,然后考察每一写本的具体情况。主要有三点:一是认真分析写本的内容、性质和功能;二是根据写本原有的序文,以窥知其编纂目的与动机;三是依据写本的实际流传与抄写情况、抄者身份等,弄清其作者、时代、内容等等,在此基础上,综合判定每一写本的性质②,充分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仔细斟酌、推敲,制定出大致合理的分类原则和标准,最后对敦煌儒家文献作出明确而合理的分类。笔者据此把敦煌儒家文献分为四大类,即:经典类、历史类、蒙训类、杂著类。这个分类是粗略的,未必完全适当,仅仅是笔者的一个尝试。相信今后随着对敦煌儒家文献研究的不断深入,一定还会总结出更为科学和严谨的分类方法。

一百年前，敦煌藏经洞出土了数以万计的中古时代的写卷，其中有数量不少的以“赋”为名的作品和虽不以“赋”名篇但其实是赋体的作品。这些赋作叙述故事，语言通俗，节奏铿锵，押大体相近的韵，风格诙谐，与传统文人赋迥然不同。它的面世，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郑振铎、容肇祖、傅芸子先生分别把这类作品叫“小品赋”、“白话赋”、“民间赋”[1]。程毅中先生写于1961年的《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2]，首次明确提出了“俗赋”这一概念。他说：“敦煌写卷中，除了变文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叙事体的俗赋。”1963年出版的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有《俗赋》专节，从此，“俗赋”之名作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文体概念，正式确立并很快得到学术界的认可。

在敦煌俗赋问世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学术界并没有把它作为独立的文体，而是作为“变文”的一类，所以敦煌俗赋的主要作品，都收录在《敦煌变文集》中。而且一提起“俗赋”，人们只以为是敦煌俗赋，比如马积高先生在他的《赋史》中就说：“所谓俗赋，是指清末从敦煌石室发现的用接近口语的通俗语言写的赋和赋体文。”[3]这种观点，至今仍为一些学者所接受。

1993年，连云港东海县出土了西汉时期的《神乌赋》，其文体特征同敦煌俗赋完全一样。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曾评价王褒的《僮约》是西汉留下的白话赋，容肇祖先生在《敦煌本韩朋赋考》一文中还推断西汉时期民间可能已有这种叙说故事、带有韵语以使人易听易记的赋体。《神乌赋》的出土，给郑先生的说法一个铁证，也给容先生的推断一个明确肯定的回答。它把俗赋的历史由点拉成了一条线，使我们对汉魏六朝以来一些带有故事性、诙谐性和大体押韵的作品及其文体归属有了明确的认识，说明在文人大赋蔚为大国的同时，俗赋作为一股不小的暗流一直潜行于地下，偶然也冲决地表涌出涓涓清溪，呈现它多采多姿的风貌。

对俗赋进行系统地清理和研究，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1、可以充分证明赋这种文体本来就是从民间来的，它是民间故事、寓言、歌谣等多种技艺相融合的产物；2、它在发生、发展过程中，与其它各种文体有着千丝万缕的依附、渗透和交叉关系。3、早期的赋以娱乐为目的，所以诙谐调侃是它的主要风格特征。优人正是利用了这种体裁，把它引入宫廷，逐渐文人化贵族化了。4、文人借用俗赋的形式把它逐渐贵族化的同时，民间俗赋仍然发展着，并且影响着文人赋的发表，从而形成了赋的“雅”“俗”两条线索。由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始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由于“士”人整体上对“俗赋”的排斥，因此“俗赋”要么大量佚失，要么附着于其它文体以求得一些生存的馀地。5、俗赋给后世的其它通俗文体以具大的影响，如戏剧、南朝以来形成的讲经文、变文、唐宋话本等。

敦煌俗赋的文学史意义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拟从敦煌俗赋入手，并参照其它俗赋的情况，推论秦汉杂赋的有关情况。当然从子孙身上，并不一定能真实地反映祖宗的形象特征，但子孙身上带有祖宗的遗传因子，从中可能大致了解祖宗身影之仿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刘勰所谓“振叶寻根，观澜索源”，大概也有这个意思吧！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将赋分为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四类。前三家按时间先后分列赋家姓名和作品数目，杂赋类以作品题材及数目为序，无作者姓名。关于前三类的分类标准和义例，章学诚、刘师培、章太炎等先生有精辟的论述[4]。而杂赋一类，虽著录12家233篇赋作，但竟没有一篇保存下来，故学者或推测为“后世之总集”，或以为三种之外而无法归类者，悉入杂赋。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云：“此杂赋尽亡，不可征，盖多杂诙谐，如《庄子》寓言之类者欤？”[5]现在我顺着顾先生的意思，以敦煌俗赋和其它俗赋作为参照物，从若干蛛丝马迹入手作些探测。

[摘要]对于唐五代民间社邑的性质及功能，以往学界的研究都集中在丧葬互助、追凶逐吉等实用性方面，研究所据之文书都是以英藏、法藏和国内所藏之敦煌文书为主，还未涉及到俄罗斯收藏的敦煌社邑文书。在俄藏敦煌ⅡX11038号文书中，有民间社邑的社条、入社状、社司判等三件社邑文书。它不仅反映了社邑是一种契约性组织，而且还较突出地表现了社邑在教化人、熏陶人方面的重要功能及作用。其教化的指导思想是封建的纲常礼教，强调的是尊卑之礼，以礼为先，而后才追凶逐吉、丧葬互助。

[关键词]俄藏；敦煌；社邑；教化；尊卑之礼

俄藏敦煌且Ⅱ11038号文书的图版刊于《俄藏敦煌文献》，这件文书是19世纪初俄国探险队从我国敦煌劫去的古代文献之一，一直未公布，与世隔绝已有百年，在国内学界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艰辛的努力下，近年终于以影印的方式两国联合出版了17巨册的《俄藏敦煌文献》。此件文书的图版是一个册页本，有七件文书，涉及遗书、放妻书、放家僮书、入社状、还有社邑组织和活动的规约，即社条。它反映了古代社会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具有宝贵的历史学、文献学、文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其中的三件社邑文书，有社官对违犯规定的社人进行的处罚，有吉凶往来、婚丧仪礼的约定，也有地方名族的礼教、伦理道德的规范，突出地反映了社邑在教化人、熏陶人方面的作用，其教化的指导思想是封建的纲常礼教。

一、对俄藏三件社邑文书内容的分析

社邑(社)是一种民间结社，属于中国古代民间基层社会组织。民间结社在先秦已有，到唐五代宋初已达到兴盛阶段，从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几百件该时期的社邑文书资料中可以全面看到它的发展。

有关社邑文书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那波利贞便有对唐五代社邑的研究，随后日本学者竺沙雅章又进行了研究。至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宁可先生发表《述“社邑”》一文，既综合评论了前人的研究，又对社邑的源流演变发展，作了综合性的论述。随后宁可、郝春文整理出版《敦煌社邑文书辑校》一书，尽管没有来得及收入俄藏社邑文书，但它仍是目前见到的全部社邑文书之集大成者，有比较准确的录文、点校、断代和说明，为学者提供了一部系统翔实的资料，这是一个重要的成果。

敦煌文学是指敦煌遗书中保存的文学活动、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想。文学本身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敦煌文学也一样，所以要从内涵和外延上给它划分一个明晰的界限，是比较困难的。本文所说的敦煌文学作品，主要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指的是敦煌遗书中仅存的文学作品；第二层次既包括敦煌遗书中仅存的文学作品，也包括敦煌遗书中保存且见于传世文献中的文学作品；第三层次则指敦煌遗书中具有文学性的文献，包括上面一二层所说的文学作品，还包括一些有文学性的应用性文章，如世俗应用文和宗教应用文等。而敦煌的文学思想，主要指敦煌遗书对有关文学的看法和论述以及从敦煌文学作品中发掘出来的文学观念。

敦煌文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分支，而具有相对独立性。“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而衰，敦煌及整个河西地区被吐蕃人占领，与中原王朝基本上处于文化隔绝状态。唐宣宗大中二年（848），敦煌人张议潮率众推翻了吐蕃的统治，收复了瓜、沙诸州，建立了以敦煌为中心，长达180多年的归义军政权。归义军政权一开始虽则得到中原王朝的认可，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原王朝的政令并未真正影响敦煌地区，敦煌地区基本上处于自治状态。在这个独立的文化圈内，由于受印度文化、西域文化及其他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敦煌文化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汉文化圈的组成部分，敦煌文学有自己鲜明的个性。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文学的自觉是一个免不了的问题。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除了比较通行的“魏晋说”外，还有“先秦说”、“汉代说”和“六朝说”等。各家都能摆出很多文学史实，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我们认为，文学自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同的文学体裁自觉的时代并不相同，不同地域、不同的文学创造者和接受者对文学的自觉也不相同；对于中国最下层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对文学的自觉更是一个慢长而懵懂的过程。研究敦煌文学，应当清楚这么一种情况：对唐五代敦煌民众来说，他们对文学并不是像一般文人那样的自觉；对他们来说，文学仅是某种社会文化活动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是某种社会文化仪式的组成部分。正是从这种认识出发，我们认为，敦煌民众心目中的文学，和文人心目中的文学并不完全相同。比如，敦煌遗书中保存且见于传世文献的文学，像《诗经》、《文选》、《玉台新咏》及部分唐代诗人的作品，以及独赖敦煌遗书保存下来的一部分文人作品，如韦庄的《秦妇吟》等，这是文人心目中最正宗的文学，但它们是不是敦煌民众心目中的文学，还要做具体分析。因为敦煌民众心中的文学是某种社会文化仪式的一部分，敦煌民众并不把文学作为案头欣赏的东西看待。所以，这些中原文人的作品只能是敦煌文学的哺育者，是敦煌民众学习文学、创造文学的样板，其本身并不是他们心中的文学。然而，这当中还有一种情况要区分。从中原传来的文人文学，当敦煌人把它们运用到自己生活的各种仪式中的时候，敦煌民众已赋予他们另一种涵义，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已经变成敦煌文学了。敦煌文学写卷中有诸多民间歌赋和文人作品混淆杂抄在一起，其原因也在于此。因此，敦煌文学最典型的特点是：以口耳相传为其主要传播方式，以集体移时创作为其创作的特征，以仪式讲诵为其主要生存形态，而在我们看来随意性很大的“杂选”的抄本也比较集中地体现着这种仪式文学的意义。文学的口耳相传主要通过各种仪式进行。仪式是人类社会生活高度集中的体现形式。人类在长期的生产和劳动中，创造了各种各样的仪式。这些高度凝炼的礼仪，是人类告别野蛮而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所以，仪式是文化的贮存器，是文化（文学）产生的模式，也是文化（文学）存在的模式。从文学角度看，仪式的一次展演过程就是一个“文学事件”。敦煌民间仪式，大致可分为世俗仪式和宗教仪式。世俗仪式主要包括人生里程仪式，如冠礼、婚礼、丧礼等；岁时礼俗仪式，如辞旧迎新的驱傩仪式、元日敬亲仪式、三月三日禊洁仪式、七月七日乞巧仪式、九月九日登高避邪御寒仪式、腊祭仪式；还包括其他仪式，如各种祭祖仪式、求神乞福仪式、民间娱乐仪式等。民间宗教仪式主要指世俗化的佛教仪式，如俗讲仪式、转变仪式、化缘仪式等。在这些仪式中，唱诵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唱诵的内容，除了少量的佛经、道经外，大都是民间歌诀。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对敦煌文学作了如下分类。

一、敦煌写卷中的经典文学和文人创作的典雅文学

敦煌写卷中的经典文学主要指唐前文学，像《诗经》、《文选》、《玉台新咏》、诸子散文和史传散文以及文学批评著作《文心雕龙》等。敦煌出土的《诗经》有30个卷号。这些写卷，皆为毛诗本，大多数为故训传，也有白文传、孔氏正义、诗音。抄写的时间，在六朝至唐代。综合序次，《诗》之《风》、《雅》、《颂》，经、序、传、笺、诗音、正义，皆可窥其一斑。抄写的诗篇达218首。以之对校今本，其胜义甚多。或能发古义之沉潜，或能正今本之讹脱，片玉零珠，弥足珍贵。同时，我们还可以由此研究六朝以来《诗》学的大概情况，并考究六朝以来儒家经典的原有形式[1]。敦煌遗书中的《文选》写卷现在所能看到的有29种，包括白文无注本、李善注本、佚名注本、音注本等。写本涉及的作品有赋7篇，文85篇（包括48首《演连珠》），诗18首。虽然与《文选》收录513篇的总数相比，仅占百分之二十过一点，但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从抄写时间看，有陈隋间写本，有唐太宗到武则天时期的写本，白文无注本可反映萧统三十卷本的原貌；李善注本的抄写时间距李善《文选注》成书不久，最能反映李善注的本来面目；佚名注本大部分为李善注之前的《文选注》，在《文选》的研究史上，弥足珍贵。敦煌本《玉台新咏》虽只有一个写卷（P.2503），保存了张华、潘岳等的10首诗。但作为唐人写本，比今传《玉台新咏》的最早刻本要早数百年，其文献价值也是很珍贵的。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空前绝后的伟大著作。S.5478《文心雕龙》写本是敦煌抄本中为数不多的蝴蝶装残卷，共22页，44面，起《原道篇》赞“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讫“谐隐第十五”篇题，抄写者为唐玄宗以后之人，用章草书写，笔势遒劲。著名学者赵万里、杨明照、铃木虎雄、饶宗颐、潘重规、郭晋稀等先生都曾对唐写本进行过研究。日本学者户田浩晓在《作为校勘资料的文心雕龙敦煌本》一文中说：“敦煌残卷有六善：一曰可纠形似之讹，二曰可改音近之误，三曰可正语序之倒错，四曰可补脱文，五曰可去衍文，六曰可订正记事内容。”[2]这些经典文学，被敦煌人民传阅珍藏了数百年，其养育敦煌本土文学之功不可磨灭。文人创作的典雅文学主要指保存在敦煌遗书中的唐代文人的创作。敦煌遗书中保存了数量甚夥的唐人诗文[3]。《全唐文补遗》第九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收录的敦煌文近600篇，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收录的唐人诗包括残句合计为1925首（不包括王梵志诗、应用性的民间歌诀、曲子词及民间俗曲、作为散文之一部分的诗歌、诗体宗教经典以及宗教经典中的诗歌作品、宗教赞颂作品）、张锡厚主编的《全敦煌诗》收录敦煌出土的俗诗、歌诀、曲子词、诗偈、颂赞等4501首。这些作品集中有相当多的是文人创作的典雅作品，它们是哺育敦煌文学的源泉之一。敦煌遗书的散文类作品大部分为传世文献所不载，而与民间仪式、宗教仪式相关的应用文居多，不属于我们所说的典雅文学。敦煌遗书中的文人典雅诗歌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见于《全唐诗》及其他著作的传世诗歌，一类是历代不见记载而独赖敦煌遗书保存的佚诗。前一类诗，如刘希夷诗、李白诗、王昌龄诗、孟浩然诗、白居易诗等，敦煌本具有校勘和考订的重要意义。黄永武先生著有《敦煌的唐诗》和《敦煌的唐诗续编》，集中讨论今存诗篇的文学文献价值。其文献考证与辞章辨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充分展示了敦煌诗歌的文献价值和文学艺术价值。后一类诗则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文学资料，对我们全面了解唐诗的繁荣盛况，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比如晚唐诗人韦庄的《秦妇吟》238句，是现存唐诗中最长的叙事诗。它以恢宏的结构，满腔的激情，借秦妇之口，生动地描写了黄巢起义军攻克长安后的情形，以及给唐王朝的沉重打击。这首散佚千年的著名诗篇，借敦煌石室而得以重见天日，真是文学史上的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