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范文10篇

90年代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是与8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密不可分的。

（一）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新的动力

首先，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使跨国公司能更好地将其所有权优势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为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和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动力。随着各国关税水平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不断减少，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中间投入品进口也越来越自由。这一方面，使跨国公司能通过内部贸易，为一些子公司解决因东道国难以提供足够符合其要求的中间投入品而带来的质量控制问题；另一方面，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可以使跨国公司根据不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通过直接投资实行区域性专业化生产，从而获取规模经济利益。此外，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为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获取额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加剧了东道国国内市场竞争，促进了东道国整体市场环境的改善和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增强，为子公司降低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最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特别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首先，金融市场全球化从两个方面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第一，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套汇、套利活动加剧，全球利率水平进一步趋同，并趋于下降，这降低了跨国公司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的成本。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金融市场全球化大大改变了资本供应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使企业的潜在投资者大大增加，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竞争以及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投资银行）之间的竞争，大大降低了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使争夺企业控制权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强化了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督，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给企业管理人员带来了强大压力：如果他们经营管理不善，企业就很可能成为被兼并的目标。相反，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就会使企业现有投资者受益，潜在的投资者也会随之增加，这有利于企业降低进一步融资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证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间接地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证券经纪人、投资银行的内部竞争及彼此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它们为争夺客户而不得不降低服务价格，从而降低了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成本。同时，企业也可通过选择效率高的证券交易所，降低证券交易的成本，进而降低筹资成本。另外，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企业对信息的披露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定，因而通过得到有价值的内部消息进行内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样，从事该企业证券交易的投资人和证券经纪人将会增加，该企业证券的流动性也会增强，从而筹资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业能有效利用各种不同的筹资工具，特别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以降低风险和筹资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筹资成本降低正是美国跨国公司增加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以扩大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动力和基础。

一、影响因素综述

(一)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东道国市场规模是对外直接投资(FDI)的显著决定因素，这一结论在实证研究中比较一致。20世纪90年代一些研究者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表明真实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市场规模的变量是FDI的显著决定因素。朱津津(2001)认为，GDP总量的规模较大，反映地区消费市场容量较大，就是市场需求较大。项本武(2006)在其研究中得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接受投资的东道国GDP是显著负相关关系。

(二)双边贸易联系。出口是一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FDI与出口之间被认为存在一种因果关系，企业最初的外国市场联系是从偶然的、零星的产品出口开始。随着出口活动的增加，母公司决定有必要在海外建立自己的产品销售子公司。最后，当市场条件成熟后，母公司开始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建立海外生产制造基地。此外，出口水平也是东道国市场的一个间接指示器。因此，用对东道国的出口作为反映双边贸易联系和经济联系的变量，反映了产品在东道国市场的竞争力，是FDI的决定因素之一。

(三)东道国的汇率水平。国际投资从货币相对强势国家流向货币相对弱势国家，主要因为强势货币具有购买力的优势，可以在货币相对弱势的国家获得较低的资本成本。在一个低资本成本的东道国，外国公司能够以一个比其母国国内公司低的贴现率来资本化其在外国市场上的未来收益，这样就刺激相对强势货币国家的公司更多地对外直接投资。根据这一理论，如果东道国货币相对于母国价值越高，那么母国货币在东道国的购买力越弱，从而对其直接投资越少；反之，则投资越多。

(四)东道国的税收政策。大部分研究将税收作为FDI的决定因素，理论上，高公司税减少了公司净收益，从而阻碍FDI。实证结果却表现为两种倾向：一部分研究并没有发现东道国公司税对FDI有显著影响。Mutti＆Grubert(2002)的实证研究发现对出口市场的投资对当地的税收政策十分敏感。Egger＆Loretz(2006)的研究证明母国的公司税将促进其对外投资，东道国公司税的保留则与母国对其直接投资有消极影响。

(五)投资环境。一个国家的经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于其政治、制度和法律环境。一个国家的治理基础形成其投资环境，从而为其经济增长创造有利的环境。因此，投资环境建设对FDI流入与流出来说是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这里，一国投资环境的好坏主要体现为产业增长潜力的大小和一国综合治理基础的高低。我们考虑用工业生产指数和人类发展指数来合成该变量。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对欧洲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2013年起中国对欧直接投资高速增长，每年投资企业都超过100家，2016年直接投资总额超过350亿欧元，同比增长高达77%。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尤其使南欧国家显著受益。2016年，希腊议会批准了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与希腊政府签订的收购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口管理局多数股权的协议。该协议金额高达43亿欧元，是“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的重要经济成果，是迄今为止中国在欧洲进行的最大一笔对外直接投资项目。2011年，中国三峡集团以26.9亿欧元的价格购买葡萄牙电力公司21.35%股权，为进一步开拓南欧新能源市场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做出巨大贡献。2014年，国家电网公司以21亿欧元收购意大利能源网公司35%股权，成为意大利输电网和天然气输气网市场的重要力量。这三项具有代表性的项目表明我国企业对南欧能源市场的重视。中国已成为对地中海沿线国家的跨境投资强国。目前，关于中国对南欧国家能源市场对外直接投资及策略的相关问题仍未得到足够的关注。我们选取南欧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四国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一方面，南欧四国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为集中的目的国，具有代表性意义;另一方面，四国数据资料较为完整，有利于对我国向南欧的资本输出策略进行全面比较研究。本文通过收集国内外数据资料，尝试从南欧主要发达国家入手，分析中国对南欧能源市场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影响和差异化投资策略，以期为中国企业拓展南欧能源市场提供有益对策建议。

二、中国对南欧主要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及成因

中国对欧洲的对外直接投资始于21世纪初。相关数据表明2008年之前，中国对南欧四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非常有限。南欧国家的保护主义经济政策是造成这一时期中国在该区域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2008年以前，南欧大多数国家被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划分为“随和的重商主义”国家，与我国的经济交往相对较为保守。(一)中国企业对南欧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南欧主要发达国家开始对我国企业保持市场开放政策，为中国企业在南欧投资提供更多优惠。其中，意大利和希腊两国在2008年前后的政策变化最为明显。意大利在2008年率先从我国中联重科对世界混凝土机械公司三巨头之一意大利西法公司2.2亿欧元的并购投资项目中获益。同年11月，我国中远集团完成45亿欧元的希腊港口投资项目。中国联通对西班牙电讯的投资也使西班牙成为我国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国。2011年，中国对葡萄牙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金额高达30亿欧元。南欧四国成为中国对南欧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中国对南欧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尽管起步晚，但过去五年增长稳健。我国对南欧四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占中国对欧洲对外直接投资的份额增长迅速，由2009年的8%快速增至2014年的33%。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对南欧四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同期我国对欧盟投资的23.5%。近年来中国对南欧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也帮助南欧发达国家跃居欧盟资本输入大国的行列。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欧盟成员国中接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0强国家。希腊的名次也升至欧盟第15位。近两年中国对南欧四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表明，未来几年四国的地位还将继续上升。(二)中国对南欧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成因。中国近年来对南欧四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是内外两个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我国对欧直接投资的内部因素看，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等对外直接投资鼓励政策成为推动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南欧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经营活动的重要助推因素。中国对欧盟和南欧的区域对外直接投资动力中，来自欧盟方面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投资接收国的国民收入增长、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对外开放度和自然资源禀赋、双边贸易关系以及南欧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尽管中国对南欧四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普遍呈现高速增长趋势，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方向在四国间也表现出差异化特征。十四年来，我国对南欧四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流向差异明显。第一，中国对希腊和意大利的对外直接投资虽然都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业，但中国对希腊交通运输业的投资占比高达95%，而对意大利的投资则更多元化，包括能源、科技等行业。第二，我国对葡萄牙投资一直以来主要集中在能源业，但近几年也呈多元化趋势。2014后中国对葡萄牙投资转向金融业、医疗服务业和生物科技。从行业分布看，中国对南欧四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主要分布在四大领域:交通运输、能源、科技和金融。这一战略投向与我国对欧盟整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向有一定差异。中国企业对欧盟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行业分别是:能源、汽车与交通运输、农业、房地产。中国在信息和通信技术、运输、金融与及商业服务领域对欧盟对外直接投资增速放缓。中国对南欧四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形式与欧盟整体形式差异较小。国有企业仍是中国在南欧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总体而言，在我国对南欧的区域对外直接投资形式中，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量超过以并购方式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主要是由于南欧国家的单位劳动成本较低，更易于我国企业采用设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但中国企业对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三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与对欧盟的整体直接投资形式一致，并购方式均多于设立境外企业方式。四国中，我国企业只有对希腊的直接投资项目采用设立企业的形式多于并购形式。

三、中国对南欧能源业对外直接投资差异化策略分析

(一)对传统能源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分析。与欧洲其他国家类似，南欧四国的能源业也表现出“三高两低”的特点。南欧传统能源行业的国有化程度高，政府管控度高、外资准入门槛高。这些特点进一步造成南欧国家能源市场效率低，国际化程度低。欧盟的成立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扭转了这种局面，推动南欧能源业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进程。中国对南欧能源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决定于以下三个方面因素。第一，多数南欧国家在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后开始改革包括能源市场在内的国有资产结构和管理方式。其中，希腊和葡萄牙先后出台市场化改革政策规定，有利于我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南欧能源市场的竞争。第二，南欧市场形势的变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调整相适应。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引发国际经济形势变化，我国开始调整自21世纪初实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更加强调海外直接投资的效率，回报率更高的项目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首选。中国积极推进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战略，对国有和民营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经营给予鼓励和支持。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以来，南欧工业化国家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受益更多。我国能源企业通过投资南欧寻找更广阔的机遇，融入国际能源市场，以优质产品和服务，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优势。中国企业对南欧能源市场的直接投资活动表明，我国对南欧的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具有差异化的特点。这种差异化战略源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形成机制广泛性，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格局涉及多部门、多产业、多区域的参与。多方面的共同利益联合促进了我国能源企业对南欧能源业投资的蓬勃发展。第三，中国大力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促进了企业对海外绿色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中国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日益重视，逐步摆脱对传统高污染能源和传统能源供应渠道的依赖。我国能源战略的“绿色”转型直接影响到全球能源市场，给南欧等经济发达区域能源产业的转型带来挑战和机遇。早在2009年年末我国就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最大海外投资国，2014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高达833亿美元，远远超过以383亿美元排在第2位的美国。我国公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和《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将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国内外投资作为重要发展目标。可再生能源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我国中长期发展规划。以上因素为中国对南欧能源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将南欧四国发展成为我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接收国。我国的投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其中战略投资占主导地位。尽管近年来我国在南欧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但投资仍较为分散，总体战略趋势较弱。此外，我国民营企业在该区域的战略投资有限。中国对南欧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主要以开拓市场和寻求高价值资产为目标。我国企业近年来对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直接投资体现出这种战略目标。对意大利开展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我国企业开拓地中海区域市场，而能否进入西班牙市场也间接为拓展拉丁美洲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多数集中在南欧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区域，而投资于不同行业也体现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目标的差异化特点。中国对南欧能源业直接投资最主要的接收国是葡萄牙和意大利。对两国能源业的直接投资超过对南欧区域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95%。我国对葡萄牙的直接投资占葡萄牙能源业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高达90%。除上述三个决定因素外，葡萄牙加速国有资产重组和私有化过程也是我国对葡萄牙能源业直接投资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私有化后葡萄牙能源网公司的股价下降，为2012年国家电网并购其25%的股份创造了有利条件。(二)可再生能源市场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分析。中国对南欧可再生能源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不同的趋势。对意大利和西班牙可再生能源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我国对欧盟可再生能源业投资的12%，两国成为我国企业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在南欧地区的最大对外直接投资国。相反，我国企业对希腊和葡萄牙两国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相对滞后。中国对意大利、西班牙两国可再生能源对外直接投资几乎全部集中在太阳能产业。对西班牙的太阳能产业投资更突出，包括金科、正泰等多家企业。相比之下，由我国华锐风电等企业投资的西班牙风能市场上投资项目较少，规模有限。投资意大利太阳能产业的企业包括赛维、尚德、英利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集中于太阳能产业主要是由于我国企业有倾向于太阳能产业的投资传统，与风能相比，企业更熟悉太阳能市场。同时，意大利、西班牙两国相继出台的对太阳能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宽松和优惠政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虽然希腊、葡萄牙两国也为投资于本国可再生能源业的外国资本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但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投资相对较少。多数投资都集中于风能产业，如华锐风电投资希腊PPC公司项目、三峡集团投资葡萄牙电力风能项目等。中国在可再生能源业方面对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投资水平明显高于对希腊和葡萄牙两国的投资，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希腊、葡萄牙两国国有资产的私有化重组的时机和速度都落后于意大利、西班牙两国，这是造成中国对新能源业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在南欧四国间的这种分化的主要原因。直到近两年，希腊、葡萄牙两国的新能源市场始终把持在垄断势力较大的几家国有和混合所有制企业手中，造成外资进入阻碍重重。第二，葡萄牙自身的风能产业在发展程度上和体量两个方面都远远优于太阳能产业，这种自身条件限制了我国优势太阳能企业对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造成整体投资水平较低的局面。第三，中国风能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运用的方式方法较为保守。我国风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采用的是投资合作建厂的传统方式，这种投资方式的项目规模较小，发展速度缓慢。对于太阳能产业发展滞后只能在风能领域吸引外资的希腊、葡萄牙两国，降低了我国资本的进入规模和速度。中国在传统能源业和可再生能源业方面对南欧四国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分布不均衡，在主要投资形式上也存在差异。中国在意大利和葡萄牙两国能源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采用并购的方式，较少采用设立境外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相比而言，对希腊和西班牙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则更多采用设立境外企业的投资方式。这种在投资形式上的分化是由于中国对四国投资领域的不同造成的。传统能源业的投资形式一般多采用并购，而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形式更多采用成本较低的设立境外企业的投资方式。中国企业对意大利、葡萄牙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多集中在传统能源业，而对希腊、西班牙两国的投资则主要集中在可再生能源业，从而造成我国在四国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形式上出现的分化。

我国对外投资的增加是我国市场经济同国际市场接轨的一种标志，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开放程度不断上升，人们对于对外投资的兴趣也越发的浓厚。本着同国际市场逐步接轨的战略规划，我国对于对外投资的行为予以在政策上的支持。要发展对外投资，需要对我国对外投资的现状有所了解。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我国对外贸易的经济行为大多还停留在货物出口和技术引进方面。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国际资本和外商对于我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功不可没。而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以及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形势。我国企业和资本需要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对外贸易的途径。为此，在资本流通的动因上，我国已经初步具备了发展对外投资的前期条件。

1、我国货币的稳定和升值在美国信贷危机对国际市场产生了严重的冲击以后，国际市场内的原有投资者的投资能力出现了问题。而我国人民币在货币稳定和升值上的潜力被许多金融运作者所相中。随着人民币的稳步升值，对我国外贸投资产生了巨大的动力。由于美元在国际市场当中稳定货币的地位下降。使得在国际市场当中人民币的购买力和储藏价值稳步上升。而我国货币的升值带动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流通的价值也就随之上升了。总金额为我国对外投资提供相当良好的环境。

2、我国工业化生产的需求随着我国工业化事业的逐步发展，工业生产对于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也在不断的增加。而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对于扩大我国国内能源开采的行为不予提倡。这时，投资国外能源产业，特别是国际发展中国家的能源产业对于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和进程都有着很好的经济效益。同样的，通过对外投资专业我国国内多余产业的重复建设与优化我国产业链条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3、贸易摩擦。近些年来，我国对外贸易的摩擦在不断上升。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开放，我国特色企业在国际市场当中出色的竞争实力被各国所关注。这导致近几年来国际市场当中对于我国的贸易壁垒逐渐增多。如何减少对外贸易当中摩擦，将产业生产转移到国外进行是良好的方式。不仅能够保证我国贸易出口产业的良好发展，同时也能够为国内市场创造更为开放和先进的竞争环境，保证我国企业在国际贸易当中的稳步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指一国的企业作为投资主体,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产业投资。它主要是指一国对其他国家进行的建筑工程、机械制造等实业投资,而不是投资于他国的股票、债券等间接的证券投资。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为一国在全球进行资源配置与产品销售的一个主要推动因素,成为除贸易之外的另一条国与国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

如今各国都已意识到不能只依靠本国的资金、资源、技术和市场来谋求发展,而应理性选择扶持和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道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获取相应的市场效应、资源效应、出口效应和国际收支效应,提高本国产业结构,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说来,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给一国带来如下的效应:

(一)有利于投资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般是从边际产业(即在本国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并依次进行,通过这种方式将国内的比较劣势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这样,一方面,投资国减少边际产业的生产,可以腾出更多的资源扩大比较优势产业的生产和出口,使投资国的产业结构发生新的变化;另一方面,投资国利用投资获利来补充、发展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能实现其产业结构的升级

(二)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拥有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全部资源,都会遇到资源约束问题。世界经济一体化要求各国立足全球,把国内外的自然资源、资本、技术、经济管理、人才等有机结合起来,而对外直接投资是一国利用本国和他国不同资源与要素优势、在国际间实现资源和要素的重新配置与合理流动、获得更高利益的极其有效的途径。

(三)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利用外资。无论是政府的对外直接投资还是企业或私人的对外直接投资,均起到了“杠杆”作用,以少量的国内资本来获得更大数量的国际资本。一国企业到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使用的资金,除了本国的外汇资金和设备外,还包括在东道国资本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筹措的资金,特别是可以利用东道国的优惠政策进行融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特定意义上的利用外资,是一条新的融资渠道,是在国际市场上主动寻求与外资的结合,是利用外资的深化,所不同的是利用外资的场所在国外而不是在国内。

(四)有利于锻炼和培养一批跨国经营的专门人才。对外直接投资成功的关键之一,是需要足够数量的精通外语、熟悉法律、财会、金融等业务的国际化投资管理人才,而管理人才的培养有多种途径,如利用高等院校和有关培训机构培养及培训专业管理人才、吸引留学人才和聘请国外专业管理人才等,但最有效的途径是投资企业派出人员到国外培训和直接参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摘要：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经济战略，为我国的国有企业对外进行直接投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我国国有企业应该抓住机遇，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进行友好往来，互利互惠，共同发展。基于此背景，本文在对我国目前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找出制约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主要原因，并据此提出积极促进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为后来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发展提供经验。

关键词：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政府职能;风险管理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国有企业进入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黄金时期”，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国有企业抓住时机，扩大投资规模，改善投资结构。但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不断加快“走出去”步伐的同时，在海外频繁遭遇各种阻力和限制，常被质疑中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带有强烈政治目的。面对指责和质疑，我们应当做的是进行理性的分析。因此，本文以我国的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结合国有企业和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理论知识，着重研究国有企业在外现状和制约因素，并给出相关的建议，为以后的企业在外进行投资提供经验。

一、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21世纪以来，以我国国有企业为主导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的特点。如今，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已经逐渐发展成为拥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个别企业在某些方面也已经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象征。(一)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取得成绩。如果说1992年的改革开放使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2001年加入WTO使中国走进了世界。那2013年的“一带一路”战略无疑使中国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目光，2013年~2016年中国对世界的直接投资净额明显呈上升趋势；对亚洲、北美洲的投资净额增加；由于非洲战乱频发，近年来减少了对非洲的境外直接投资，说明了我国已经有意识到境外安全对投资的重要性了。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深化，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开始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道路，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大致呈上升趋势，对外合作金额和完成营业额逐年上升，说明，我国很多企业已经适应了境外的投资环境，同时能很好地完成承包工程业务，为企业带来了经济效益。同时，劳务合作派出人数几年来一直呈稳定趋势，这也增加了我国的就业机会。(二)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问题。虽然我国的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没有全面考虑境外投资安全。一个境外的投资项目，最关键的就在于投资国能否提供一个稳定安全的环境。而中国目前在对外投资承包工程上的主要市场如中东、北非地区局势依旧动荡，这些地区的不稳定因素给我国的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其次，没有考虑一些能源项目发展对投资国环境的不良影响。由于我国多数的国有企业大多数以资源类企业为主，这就使企业在对外投资建设中往往忽略能源资源利用等对投资国环境的影响。部分国家为了防止境外投资对本国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在环保、属地化经营、市场准入等方面对外国投资项目和企业的要求和限制日益增多。如：文莱能源部要求外国石油公司更多通过本国公司进行采购和维护，同时要求中国企业增加对本国的就业贡献。最后，部分国家受到“中国威胁论”影响。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部分国家对华政策开始发生转变，他们认为中国如今的快速崛起会对本国造成不利影响。一些国家常以保护本国命脉产业为由，出台各项法律并在各个层面设置多种审查，企图阻断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而这些不利的源头莫过于“中国威胁论”。部分外媒恶意诋毁中国制造，对中国商品进行各种猜忌，惧怕市场竞争。构筑各种贸易壁垒阻止中国商品进入该国市场。可是他们却忽略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个国家在商品制造过程中互利互惠的事实。

二、制约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主要原因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世界直接投资的现状；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方式分析；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启示进行论述。其中，世界直接投资的现状从进入21世纪后，FDI继续发展、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欧盟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最大的地区、所有发展中地区的FDI流入流量几乎均有所上升进行论述。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方式分析从FDI有两种进入方式：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外国直接投资较容易受跨国并购的影响进行论述。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启示从中国应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培养跨国管理人才进行论述。本文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有着参考指导的意义。

20世纪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世纪，在这一百年里，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科技日新月异，经济快速发展，国际环境日益稳定，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FDI）迅速发展起来。

一、世界直接投资的现状

进入21世纪后，FDI继续发展，2007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达到18333.24亿美元，远远高于2000年创下的历史最高水平。

2007年发达国家的流入量达到12476.35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了32%，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欧盟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最大的地区，几乎占发达国家总流入量的三分之二。

发展中国家FDI流入量在2007年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4997.47亿美元，具体来看，所有发展中地区的FDI流入流量几乎均有所上升。

【摘要】文章基于聚类分析和引力模型，将制度距离区分为正式制度距离与非正式制度距离，实证探讨了制度距离对中国企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制度距离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具体而言，中国企业对第三圈层国家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偏向性；不同维度的制度距离作用有所差异，政法距离和知识距离强化了中国企业投资意愿，而经济距离、外交距离则表现出抑制作用。结论为优化企业投资决策，提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绩效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一带一路”；制度距离；对外直接投资

一、引言

自2013年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后，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又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将这一伟大构想付诸实践。中国企业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投资，但以制度距离为代表的国家异质性深刻影响着企业跨国经济活动。我国尚未在国家层面形成成熟的多层次服务制度体系指导和帮助企业进行对外投资[1]。因而，企业在对外投资决策中对于制度距离等国家异质性的考虑十分关键。“一带一路”涉及东亚、西亚、中亚、南亚、独联体、中东欧65个沿线国家，中国企业“走出去”不仅要遵守沿线国家的正式制度约束，而且要推动组织规范变革，适应性嵌入东道国“软性”非正式制度，否则会加重投资成本与风险。本文建立五维制度距离指数，将制度距离区分为正式制度距离与非正式制度距离，通过聚类分析和建立引力模型，实证探讨制度距离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的贡献在于：首先，在模型框架中纳入特定样本下非正式距离因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非正式制度差异巨大，这对中国跨国企业至关重要，对非正式距离的忽视将带来严重后果。本文采用Hofstede指数全面衡量文化距离并纳入模型，考虑了创新能力和创造知识方面的差异即知识距离的影响。其次，从聚类圈层、区域特征、收入特征入手，深入挖掘国家异质性，考察不同特征条件下制度距离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异质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文献综述

制度距离是国家异质性的主要载体，衡量了国家之间制度体系的差异程度，有正式制度距离和非正式制度距离之分。正式制度距离是指母国与东道国的社会体系中对社会成员行为的强制性约束差异，这是企业在东道国进行跨国经营所必须要遵守的，可以细分为法律距离、经济距离和政治距离。非正式制度距离是需要跨国企业主动认知并遵守的“软性”约束，包括社会道德、风俗习惯、文化认同感等，可以细分为心理距离、文化距离等。早期学者比较重视正式制度距离，忽视了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东道国由于制度差异为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有利的资源，随着制度距离的扩大，可供跨国公司利用的资源就越充足。制度差异令跨国企业在母国与东道国之间进行制度套利得以实现[2]。后期学者逐渐发现非正式制度的重要作用。非正式制度的差异间接导致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的管理方式、职业道德、工作态度、企业文化等的认知不同。跨国企业若能合理利用非制度差异，推动组织文化对社会规范适应性嵌入，对于发挥跨国企业的特定优势具有积极意义[3]。已有实证研究表明非正式制度如果处理不当则引发社会冲突，导致企业的投资成本与投资效率的降低[4-6]。对于制度距离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一是制度接近论。企业会理性选择与母国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进入，企业必须适应、获得东道国社会经济制度体系的合法性以及各种产业链条端在交易市场上的顺利衔接，同时也要克服历史文化、习惯观念等非正式制度方面的障碍。若东道国制度发育程度较低或者与母国差异较大，如东道国人文法制发展程度低、法制框架中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存在盲区或力度不够、政治体系的公正透明度不够、存在大量的权力寻租腐败与机会主义行为，则企业投资失败的风险加大。二是制度逃离论。这种观点认为企业会选择与母国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实施投资：一种是从低质量制度向高质量制度的“逃离”，如沉重的税收负担、知识产权保护的缺乏、政府的过度干预等制度弊端，逼迫企业逃避母国恶劣制度环境的限制与束缚，并实现制度套利；另一种是从高质量制度向低质量制度的“逃离”，这类企业通常来自母国政治经济法律制度较为完善、政府监管严格、市场趋于饱和的发达国家，其在母国环境下进行制度套利已经非常困难，企业投资倾向于选择与本国制度距离较大、制度不透明、监管不严格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制度套利。三是制度综合论。强调竞争优势是投资国别选择的重要依据，如果母国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则企业会选择与母国制度质量相近的、制度距离较小的国家作为东道国；如果母国不具有竞争优势，则会选择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可见，制度距离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要与母国的具体制度情况相结合进行决策判断。

[摘要]随着上海、广东、天津等地自由贸易区的逐步成立，中国的对外贸易往来日益密切。在双边贸易中，不可避免地要分析中国企业向各国进行直接投资的问题。本文通过梳理直接对外投资领域的相关文献，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阐述了中国在对外进行直接投资时所涉及的六个决定性因素。具体而言，这六个核心影响因素分别为：各国的市场规模、东道国的基础设施状况、东道国的出口情况、东道国货币的汇率、东道国的劳动力成本、东道国的税收水平。此外，本文还针对这六个影响因素，提出了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对外投资；市场规模；基础设施；汇率；劳动力成本；税收

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发展，中国各省市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日益繁荣。这意味着中国对外投资者迎来了更为稳定、开放的投资环境。在这样的投资环境下，我国在对外进行投资活动的投资壁垒逐渐被打破。如2007年底至2009年底，中国向东盟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总额从39.5亿美元增至95.7亿美元，短短两年时间，迅速增长了142％。由此可见，中国投资者的对外投资热点逐步增大。目前，关于中国对发达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研究较多，但范围偏大。随着中国自贸区的形成，研究中国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因素应该成为热点问题之一。但是，极少文献致力于全面地阐述中国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因素分析。因此，本文的目标是系统地梳理现有文献，提取中国对各国开展直接投资活动时所需考虑的主要因素，进而为我国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提供有益的参考。

1.对外直接投资与实证分析

国内外学者对发达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较丰富，但对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相对较少。现有文献的实证研究重点集中在两个模型，分别是IDP理论模型的拓展、引力模型，利用面板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李辉（2007）通过增加相关变量对IDP模型进行改进，并将数据范围拓展到55个国家和地区，利用面板数据对扩展后的新模型进行了估计。程惠芳和阮翔（2004）使用引力模型来分析中国在其他32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活动。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总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及双边贸易量与两国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呈正相关，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和经济水平越相似，两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越大。邱立成、王凤丽（2008）以我国的对外贸易、资源需求、工资水平为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宏观解释变量，利用1993-2006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对外贸易、资源需求、工资水平因素都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影响。张新乐等（2007）利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四个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在实证过程中，得出结论，认为接受投资的国家（以下简称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出口、汇率和工资影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然而，时间序列短，样本量小。

2.主要影响因素的梳理

一、台湾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

台湾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1959年台湾出现第一宗对外直接投资案。三年之后，即1962年才出现第二宗对外直接投资案，发展之缓慢可见一斑。直到1973年，投资论文台湾对外直接投资案仅增加到72项，这一状况反映出工业化初期的台湾，经济实力并不强大。

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台湾经济稳步发展，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台湾当局改变对外投资政策，规定：“海外投资申请，凡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之一者，皆可获得批准，一是投资项目有助于资源匮乏的台湾获得所必需的原料；二是投资项目有利于台湾出口商品占领或保护海外销售市场。”由于政策的驱动作用，台湾对外投资趋于活跃，对外投资项目增加到142件，相当于前一阶段的两倍，投资金额也达到1.98亿美元。期间，仅1981和1982两年的对外投资，就超过整个70年代的对外投资总额。

80年代中期以后，岛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台湾经济面临空前严峻的考验：在经济方面，出于对美贸易的巨额顺差迫使新台币大幅升值；金融市场的动荡导致投资环境恶化；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下降；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台湾出口产品备受狙击。在政治方面，虽然军事戒严令的解除使得台海两岸出现互动，但李登辉大搞分裂主义活动———不但想分裂祖国，也想分化国民党；陈水扁上台以后，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两岸关系变得更为紧张；岛内政治经济环境日趋恶化，政治风险进一步加大。

为了摆脱政治经济因境和空前孤立的外交困境，扩大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80年代后期以来，台湾当局一再放宽台商对外投资的限制，甚至提出“南向政策”，鼓励台商向东南亚投资。广大台商为了求生存、求发展，也乘势扩大对外投资，不过不是向南投向东南亚，而是向西投进祖国大陆。2000年，台湾对外投资总额达76.84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尤其是对祖国大陆的投资更呈现出不可遏止之势。2001和2002年，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台湾对外投资总额略有下降，但对大陆投资却继续增长。特别是2002年，对大陆投资大幅增加，达到67.23亿美元，占当年台湾对外投资总额的66.6%。2003年春夏之间，虽然受到“非典”的影响，台商前来大陆投资的热情依然非常旺盛。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台湾的对外直接投资，一是起步比较早，但初期的发展较为缓慢；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呈现出高潮迭起的发展态势；三是台湾作为海岛型与外向型的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受到其自身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制约，也深受国际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的影响；不仅受到各种内外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各种非经济因素尤其是岛内外政治局势发展变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