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援助范文10篇

一、对外援助管理机构的演变

政府是对外援助的主要行为体，在对外援助工作中起着主导、管理和协调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就开始进行对外援助活动。随着对外援助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的援外管理机构也几经改变，但总的来说我国对外援助的工作主要是由商务部及其前身进行管理的。从商务部机构变迁的过程就可清晰地掌握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管理机构的设置、职能的发展过程。

(一)我国对外援助管理初始阶段(1950—1960年)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开始对外提供援助，主要是物资及少量现汇和技术援助。当时，对外援助任务由中央人民政府直接下达，交有关部门执行。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7次会议决定，设立对外贸易部，从此，物资援助开始由对外贸易部统一管理，组织下属各进出口总公司实施。财政部负责拨款并直接管理现汇援助。

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同年，中国开始对外提供成套项目援助，由对外贸易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归口管理，其中对外贸易部负责援助谈判和协议签订工作，国家计划委员会则按照专业分工原则将项目交国务院有关部门执行。1956年对外贸易部下设技术合作局、成套设备局和对外经济联络部等，共同负责援外工作的执行。

(二)我国对外援助管理发展阶段(1961—1982年)

一、中国对外援助机制的特点

(一)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精神和原则

对外援助是中国经济外交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对第三世界的援助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对外援助思想。其中主要体现为1964年总理访问亚非14国时提出的“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其基本精神是：平等互利，不干涉内政；切实帮助受援国自力更生；力求使受援国真正受益；尽量减轻受援国的负担；严格履行承担的义务。援外八项原则阐明了中国对外援助的性质、宗旨，也是中国对外政策在援外工作中的具体体现。这些原则确定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思想和立场。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推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政策。在与发达国家交往的同时，中国仍然把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和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力求与发展中国家形成互利双赢的共同发展模式。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开始呈现出一些新的特色，创造了一些更加符合经济合作规律的新的做法。

20世纪80年代，根据邓小平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我国总结了长期以来与第三世界国家合作的经验，提出了新时期对外援助工作的基本原则：平等互利，讲究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1996年5月同志在非洲总部发表演讲时郑重宣布了与非洲国家合作的五点原则：真诚友好，彼此成为可信赖的全天候朋友；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互惠互利，谋求共同发展；加强磋商，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面向未来，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这一思想成为我国新时期对外援助的工作方针。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援外工作。近一时期，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和对外交往能力的提高，总书记和总理对援外未来发展方向、援外战略性任务等大政方针亲自部署、亲自决策，先后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2005年9月，主席在出席联合国首脑会议上宣布了中国政府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援助五项新举措；在2006年11月份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主席提出，中国政府将采取8个方面的政策措施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其中主要内容涉及援外工作。援外工作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对外援助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摘要：我国国际经济地位的转变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要求扩大对外援助规模，但当前对外援助过程中产生的国内争议，表明对外援助行为及相应的援外实效需要依赖于援外制度建设及《对外援助法》的研究制定。《对外援助法》的制定是完善援外法律规范体系的重要步骤，是援外职能部门依法行政的基本前提，是援外制度普及与战略实现的最优选择，也是深化援外体制改革需求。对外援助存在的问题已不容回避，需要对外援助法律提供制度良方，我国应当及时启动《对外援助法》的研究、起草工作，服务“一带一路”与国际经济合作战略大局。

关键词：对外援助；对外援助法；一带一路

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在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也增加了中国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大多数沿线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在资金、人力、技术方面的援助。但是，对外援助在政策层面的热度和在公民社会遭受的冷遇形成鲜明对比（如2018年4月教育部教育援外预算、2018年9月中非论坛宣布支持非洲600亿美元等均产生较大舆论争议），这既体现中国公民社会关于援助的基本立场，也表明我国的对外援助尚未从“政策指引”走向“法律制度指引”，援外法律制度建设仍需提速。可以说，要发挥对外援助活动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先锋、先导作用，必须借助“一带一路”东风加速援外制度发展，制定《对外援助法》，利用援外法律制度反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随着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专门负责对外援助工作，可以说我国制定《对外援助法》的机构条件已经具备。本文拟从对外援助规范体系建设、明晰援外职权界限、平息公众援外争议、推动援外管理体制改革等角度，以论证制定《对外援助法》的必要性。

一、关于制定《对外援助法》的提案与进展

早在2007年，就有提案建议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援助法”（第0389号），认为为使对外援助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外交政策，科学高效、量力而行地做好对外援助工作，就对外援助的原则、方式、规模、范围和决策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收到提案以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专门就制定对外援助法的议案召开了座谈会并进行专题调研。但考虑到现实因素，我国当时并未将该议案单独列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会议议程。随着国内外实际情况的变化，此后仍然有立法提案提出制定《对外援助法》。如2014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赵皖平等30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出台对外援助法的议案》(第441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工作班子进行认真审议后，认为商务部当时已起草了《对外援助管理办法(草案)》，可以通过推动制定《对外援助管理条例》等法规来解决援外工作中的问题，因而也未考虑继续推进《对外援助法》事宜①。2016年3月，骞芳莉等30名代表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再次提出制定对外援助法的建议，认为应通过援外立法明确对外援助的定位、管理体制、资金来源等问题，建立对外援助采购、资金管理、项目管理、援外项目实施任务等制度（《关于推动对外援助立法工作的议案》，第18号）。接到该提案后，全国人大赞同援外法律规范层级较低是制约我国对外援助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观点，认为仅靠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管理对外援助工作无法满足我国援外工作的现实需要；但在援外立法问题上，全国人大仍然较为保守，认为应在总结援外改革经验和部门规章实施情况、加强调研和部门协调的前提下，推动《对外援助条例》正式列入国务院立法计划②。关于制定《对外援助法》的提议再次被否定，援外专门立法的研究起草尚未提上日程。当然，为保障“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商务部近年来极力推动对外援助制度建设工作进程，出台、修订了诸多对外援助相关的规章，如《对外援助管理办法（试行）》、《对外援助项目实施企业资格认定办法（试行）》等。这些规章制度的出台是我国对外援助制度化进程的重要体现，毫无疑问，商务部的援外规章制定工作为援外制度从部门规章走向国务院行政法规奠定了制度基础。然而，就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无论是《对外援助管理办法(试行)》或是《对外援助条例》均不足以应对目前我国对外援助领域存在的各种问题和挑战，我国应当尽快启动《对外援助法》的起草工作。

二、《对外援助法》是完善援外法律规范体系的重要步骤

摘要：建国以来，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管理机构及管理制度几经变迁，随着对外关系和对外援助工作的发展，中国政府管理对外援助的各级机构逐步建立和加强，管理水平逐渐提高。近年来，政府援外主管部门从管理机构、管理体制、行政规章等方面加强了援外工作体制的建设，进一步推动了对外援助工作的进行。随着我国对外援助各机制的建立和强化，对外援助管理体系正在逐步优化的过程中。

关键词：中国对外援助管理体系

一、对外援助管理机构的演变

政府是对外援助的主要行为体，在对外援助工作中起着主导、管理和协调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就开始进行对外援助活动。随着对外援助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我国的援外管理机构也几经改变，但总的来说我国对外援助的工作主要是由商务部及其前身进行管理的。从商务部机构变迁的过程就可清晰地掌握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管理机构的设置、职能的发展过程。

(一)我国对外援助管理初始阶段(1950—1960年)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开始对外提供援助，主要是物资及少量现汇和技术援助。当时，对外援助任务由中央人民政府直接下达，交有关部门执行。1952年8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7次会议决定，设立对外贸易部，从此，物资援助开始由对外贸易部统一管理，组织下属各进出口总公司实施。财政部负责拨款并直接管理现汇援助。

摘要:伴随着我国对外医疗援助的推进，中医药对外援助逐步增多并形成一定规模。开展中医药对外援助，对于提高中医药国际地位，促进中医药国际贸易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中医药对外援助制度建设始终处于空白状态，使得中医药在受援国家的发展缓慢且无法可依。因此，加强中医药对外援助制度建设，构建自上而下对外援助制度体系，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医药;对外援助;法律制度

1963年，应阿尔及利亚请求，主席和总理决定向阿尔及利亚派出一支医疗队，并确定我国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提供医疗和药品的援助的长期战略，打开了我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合作的新局面。从此，我国开始有规模、有计划的开展对外医疗援助。截至目前，中国参与国际医疗援助52年来，已向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加勒比和大洋洲69个国家派遣了援外医疗队，共派出援外医生23000多名。①随着我国对外医疗工作的开展，不仅带去了先进的医疗技术和专业的医疗服务，还带去了中国传统医药、针灸、按摩以及中西医结合的诊疗方法，促进了中医药在受援国家的发展。

一、对外医疗援助中中医药援助情况

(一)中医药对外援助规模

1971年，我国派出第一支中医针灸医疗组，共计6名，援助阿尔巴尼亚。随后每2年左右均派出中医医疗组跟随医疗队开展对外医疗援助。除了援非医疗队外，还有一支庞大的志愿者力量无私奉献在医疗援助中，2005年8月，中国向非洲埃塞俄比亚派出第一支志愿者服务队，其中就有两名中医医师，以后派出的每批青年志愿者都有3名左右的中医医师。②

内容提要:本文提出开发基于对外经济援助的外国债券的设想,建议以此为契机建立国际债券市场。马歇尔计划和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债券市场的成功经验表明,必须抓住后危机阶段的宝贵时机,大力发展国际债券市场,促进资本市场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关键词:金融市场;对外援助;外国债券;国际金融中心

一、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启示

在全球性经济危机导致外需大幅度萎缩的当口,学术界提出了建立“马歇尔计划”式的中国对外经济援助基金的命题。设想中的中国对外经济援助计划资金来自中国的巨额且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规模可达5000亿美元,主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贷款,帮助借款国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以此带动我国的产品、劳务和资本输出,从而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把国内过剩的产能和资本转化为国家债权,由受援国的项目收益和国家信用等多种方式保证债务偿还。中国对外援助计划成为一举多得的共享发展计划,不啻于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长远发展构想职称论文。

中国对外援助共享发展计划借鉴美国二战后的成功经验,起源于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管理困境,着眼于舒缓产能过剩危机。但是,对于马歇尔计划成功的复杂条件和实施环节的思考过于简单化。其实马歇尔计划成功的真正原因在于当时刚刚确立的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美国马歇尔计划扩大了美国商品的全球市场需求,使美元成为世界货币,进而形成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马歇尔计划”也给美国经济带来了明显的经济增长效应,计划执行期间,每年经济增长率达到7%至8%。

可见,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援助问题,仅仅单纯考虑外汇储备管理而设立对外援助基金还远远不够。在目前的形势下,中国的对外经济援助也具有多种功能、多种方式,我们完全可以进一步思考,创新政府对外经济援助的模式,尤其是将对外经济援助与金融市场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联系起来。

内容提要借鉴国际多双边援助机构的管理经验，促进提高我国援助规划决策水平十分必要。本文在就国际上发展援助规划决策的一般经验做法进行初步解析的基础上，从参与式管理以及援助的国际公共属性两个视角做了进一步的梳理，尝试提出了我国援助规划决策实践中应遵循的管理原则。

关键词援助规划决策参与式管理国际公共性管理原则

规划决策是对外援助的行动指南，必须摆在政府管理的突出位置。从科学管理和责任政府角度看，我国援外决策与执行适度分离的改革探索已迈出重要步伐，为更好地实现有效援助奠定了扎实基础。随着我国对外援助规模扩大和政府管理职能结构的优化，研究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提高规划决策水平十分必要，

一、国际上发展援助的做法和经验

制度化和程序化是西方国家发展援助规划与决策的重要特点。不同国家的对外援助，都有各自的政治理念和战略目标，并配套建立了相应的法案或政策文件，为具体援助方案制定和项目决策提供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西方援助管理的普遍做法是，重视规划先行，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组织对外援助。制定规划和国别政策是一个复杂细致的数据资料分析和评估论证过程，既有很强的程序性，也有很强的技术性，同时还要履行透明管理责任，向社会公众展示必要的援助效果。

在国家援助规划总体格局中，国别政策注重研究受援国特殊性和援助方案操作性，在此基础上确定援助的战略性目标，一般会包括五个基本要素：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人民币成功加入SDR等事件都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带来积极影响。近两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人民币汇率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但整体上依然保持稳中有升，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20年11月，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更宽广的舞台。再加上德国、法国以及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中国已有6个人民币计价期货品种挂牌交易，A股和债市被全球各大主要指数悉数纳入等，都成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1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货币国际化是指一国发行的货币可以跨出国门流通并成为国际公认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的过程。货币国际化不仅可以体现一国的综合国力，还可显著增加其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促进一国的投资与贸易，并可有效规避汇率风险。因此，随着我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逐渐加深，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

1.1跨境贸易结算

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的颁布，标志着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正式启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东莞5个城市成为首批试点城市，2010年6月扩大到20个省市，2011年8月最终推进到全国范围。由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可以降低汇率波动的风险，也越来越被周边国家所接受，与这些国家之间的人民币结算规模逐年递增，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周边国家逐步加速推进，如图1所示。我国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网络已经开始稳步发展，2018年5月2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二期)全面投产，截至2019年末，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受理范围已经覆盖167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家银行法人机构，参与者达到936家(其中直接参与者33家、间接参与者903家)。

1.2双边货币互换

本文作者：刘冠楠陈钢工作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公共外交在国家对外战略中的作用与功能

促进民间理解与国际认同，创设良好国际舆论环境公共外交可以促进民众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促进本国的价值观念被他国民众理解和认同，进而影响国际社会的舆论。谁能影响国际社会的舆论，谁就能在国际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就能够对他国的对外政策施加影响，并使之朝着有利于实现本国国家利益的方向前进。“开展公共外交可以增进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情况、政策和价值观的理解，可以创造更加客观友善的国际舆论环境，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3］“它能突破政府对政府的僵化和民间对民间的软弱，着眼于未来，通过沟通和交流赢得外国民众的信任和承认，因而是提升一国国际形象的重要途径。”［4］中国是否能和平崛起以及崛起的过程，一方面取决于我们自己，另一方面取决于国际社会对我们崛起以及崛起方式的接纳程度，这种接纳程度受国际舆论环境制约。树立国际良好形象，提高国家威望一个国家良好的国际形象是各国的战略目标和谋求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它对国家的国际形象产生无形而强大的作用，使国际形象可以成为国家直接动用的资源，进而能够维持和增进国家对外影响力和吸引力，“对于政府来说，只引导本国的公共舆论支持其外交政策时不够的。它还必须赢得其他国家的公共舆论对其内外政策的支持。……现今国际舞台上的权力之争不仅是对军事优势的政治统治的争夺，而且在特定的意义上是对人心的争夺。这样，国家的权力不仅依赖于外交的技巧和武装力量地强大，而且依赖于它的政治哲学、政治体制和政治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5］这种强大的影响力就是国际威望，“在当今世界上，一个国家的国际威望和所处地位如何，在由传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因素决定的同时，该国的知识潜力以及科学、教育和文化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6］提供良好国际基础，服务中国的和平崛起公共外交可以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良好的国际基础。“英国《每日镜报》的记者罗伯特•弗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现在的中国意味着什么?富裕、强壮、性感，想想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我们就不寒而栗，开幕式免费发放的矿泉水的费用，就足够让英国政府破产。这样的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是有代表性的，显然这种对中国的评价所造成的影响是恐惧、压力和一种抵触心理。”［7］中国崛起所引起的“霍布斯主义的恐惧”会带来他国的误解，因此为了消除这种恐惧，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设良好的国际环境并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我们应加强公共外交，发挥公共外交相对于政治外交、经济外交的独特优势，通过文化的交往让他国了解中国的战略选择和政治理想，信任中国并喜爱中国。

公共外交视角下体育外交历史任务及其确定的依据

体育外交的历史任务:在政府监管下，以体育民间社团体与精英为中坚力量，以公众为基础，以体育文化交流与传播为主要内容，以体育文化表现形式为载体，与国外公众进行积极的交流、对话和沟通，使外国公众了解自己的情况和政策，接受和支持双边关系，改善本国的体育形象和国际舆论环境，为实现国家对外战略目标与体育战略服务以维护国家利益。具体任务及确定依据如下。促进中国和平外交理念与和平崛起方式的国际理解与国际认同，减少“中国威胁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增长迅速，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趋势。一个大国综合国力的增长与崛起，势必会引起他国的恐慌，尽管崛起大国对他国并无伤害之意，但如果他国难以对大国崛起的方式产生理解与认同，就会对崛起理解为潜在的威胁。因为西方大国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德国、英国以及亚洲的日本的崛起都是以战争和掠夺方式实现的。因此，为了减少他国这种认知上的误解，体育外交理应做出自己的贡献。因为体育外交较少受到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制约，交流形式灵活，有助于不同国家寻求共同的目标和提供交流平台，“如果行为体之间的共同期望使行为体具有高度的猜疑，使它们总是对对方做出最坏的估计，那么双方就会形成相互感到威胁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相反，如果行为体之间的公有知识使得它们能够建立高度道德相互信任，那么它们就会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问题，这就会形成所谓的‘安全共同体’。”［8］“通过与各国的多方对话来增加相互之间的认同感与亲近感，以进一步打破各种隔阂与心理上的距离感、陌生感以及过分的防范与戒心，从而在较大程度上减轻安全困境的束缚。”［9］表达中国“和谐世界”的政治理想并获国际认同，获取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中西方文化存在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威胁论”提供了产生可能与空间，因此中国构建和谐世界的政治理想要为世界所认知与认同，既要靠政策的宣传，更要靠我们的实际行动，体育的交流就是最好的实际行动之一。因为相对于其他形式来说，体育交流更为直接，更为方便快捷，更易为人所接受。在体育外交中，展示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不同体育文化与体育形态，以此促进对不同体育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充分认识到多样性的文化与文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让世界人民充分认识到各种不同的体育文化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自己的独特的贡献，在此基础上理解各国不同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不同社会制度与社会发展模式不是国家和民族之间交流的障碍，各国应加强包括体育在内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以互相取长补短，共同维护各种文明与文化的多样性，这本身就是中国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的重要体现。可以说，“和谐世界”的理念是中国和平外交战略理念的升华，意向世界传达一个负责任的崛起过程中大国的善意和意志，“中国是人文大国，中国人爱好和平，中国是可信赖的朋友，中国永远不会谋求世界霸权，中国向往世界民主，向往世界民主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而唤起人类长远的、共有的价值和追求，给世界带来和平的信仰，为我国赢得宽松的国际环境创造最广泛的根基和最普遍的理解，取得世界的信赖。”［10］树立明确的体育外交战略目标，为加速迈进体育强国服务时下，作为体育组成部分的体育事业的国内发展和体育事业的国外发展都要统一于建设体育强国的战略框架之中，并使二者协调发展，也就是说，我们要真正成为体育强国，一方面要使我们的实力真正达到体育强国的标准，另一方面要使我们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与体育强国的地位相符合，而要获取这样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这就需要体育外交制定相应的战略，具体来说，“深化与亚洲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的体育交流与合作，务实推进与欧美发达国家的互利合作，巩固和发展与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友好关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体育援助。继续巩固和加强与国际奥委会、亚奥理事会、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等国际体育组织的友好合作关系，积极参与国际体育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形成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的体育对外交往新格局。”［11］提高中国体育文化的影响力与吸引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体育的对外交往，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复兴的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体育文化，自然任重而道远:第一，肩负对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的任务;第二，肩负宣扬中国文化理想的重任。可以说，如何实现将“文化中国”的形象传递给世界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为扫除“中国威胁论”做出贡献，不仅要看中国体育文化与世界体育文化交流的水平，更重要的是中国体育文化的内涵与品质以及国际社会的吸引力。加强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与交流，积极宣传中国改革开放与体育事业发展的辉煌成绩作为中国文化外交重要组成部分的体育对外交往，“不仅要展示给世人中国厚重的历史与和谐的文化，更要展示一个现代的中国，一个变化的中国，一个开放的中国，一个与世界接轨的中国。”［12］

实现历史任务的路径选择

本文作者：张威顾学明工作单位：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中国和古巴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也有着进一步深化合作的美好愿望。但从目前情况看，仍存在着诸多制约因素影响着中古经贸合作的发展水平。（一）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古巴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因素主要取决于两个国家：即美国和委内瑞拉。半个多世纪以来，古巴受到美国的全面经济封锁，与古巴的经贸往来可能遭致美国的制裁和打击，这早已成为古巴与其他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的巨大障碍。虽然美国总统奥巴马采取了一些措施缓和两国之间的矛盾，例如，2011年奥巴马宣布允许美国人出于学术、教育、文化和宗教目的前往古巴旅行，允许美国公民在限定数量内向古巴公民汇款，并允许美国国际机场在限定的条件下运营飞往古巴的包租航班。但是，这些措施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古巴政策导向的根本转变，既有的风险依然存在。从委内瑞拉的情况看，古巴与委内瑞拉的关系密切，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出口对古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影响重大，一旦两国的密切关系发生变化，必将对古巴的经济社会发展造成较大的冲击，也将对中国企业与古巴的经贸合作产生不利影响。（二）内部政策因素古巴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运行由国家经济计划统一调配，市场对国内和国际开放程度都有待提高。尽管古共六大纲领致力于推动经济“更新”，确定了未来古巴经济发展模式和总体方向，实施了一系列增强经济活力的政策，包括放宽对个体工商户的限制，开放178项经济活动，允许自主经营，放宽外商投资条件等。但大部分市场经营活动仍由国家计划统一实行，对外资审批十分谨慎，政策执行层面不可预见的因素较多，投资环境仍有待进一步完善。此外，古巴对外汇实行管制，本国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美元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流通，如美元商店、旅游饭店等，也可购买紧俏物资，如燃料、建材等。同时，古巴发行一种可自由兑换的比索。2003年，古巴中央银行颁布第65/2003号行令，决定加强对外汇的管制。古巴企业和单位间以美元和其他外汇结算改为用可兑换的比索结算，原在银行开立美元或其他外汇账户一律改为可兑换比索账户。古巴企业在对外交易中收到的美元由古巴商业银行自动转为可兑换比索，其美元由商业银行交中央银行。企业进口或涉外合同中所需的外汇，须经批准方可从银行购买，这大大降低了对外贸易支付能力。而这些因素也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企业与古巴企业之间的深入合作。（三）发展基础因素近年来，古巴经济总体保持持续增长势头，2009-2011年，古巴经济增速分别为1.4%、2.1%和2.7%，但与同期2.2%、3.9%和3.3%的世界经济增速相比，古巴仍处于落后水平。目前，古巴传统产业日渐萎缩，农业增长缓慢，制糖和雪茄制造业的产业优势日渐衰落，2011年，古巴糖产量降至120万吨，比1990年的800万吨下降了85%。古巴经济发展过程中，短缺经济的特征依然十分显著，居民的生活需求与有限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矛盾。总体上看，古巴经济发展基础仍比较脆弱，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中古经贸合作的增长潜力。

从中古经贸合作的前景看，货物贸易与双向投资的发展短期内难有大的改观，服务贸易领域有望成为中古经贸合作的新增长点。从货物贸易的情况看，中古双方都有进一步加强和提升经贸合作的愿望与需求，但双边贸易规模快速提升难度较大。这是由于，一方面古巴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仍保持生产生活资料配给制，且外汇紧张，短期内大量进口中国商品的可能性较小。另一方面，古巴对华出口以资源和农副产品为主，产能相对稳定，即使中国有强烈的进口需求也无法在短期内大幅提高产能，仅能保持一定增长。从双边投资的情况看，古方的政策和政策的执行情况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双边投资的发展走向和规模。目前，古共六大确定的经济社会政策纲领为中古双向投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但其投资环境能否得到实质改善将成为影响中国投资古巴的重要因素，在古巴关于外汇、外籍劳工等方面的限制条件得到根本改变之前，中国对古巴的投资规模恐难有大幅增长。服务贸易有望成为中古经贸合作的新增长点。这是由于，医疗服务业是古巴近年来新兴的优势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末，政府开始大力推动生物医药科学和技术发展。古巴现已建成15个生物医药科研中心和企业，拥有2400名科研人员，推出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其中包括抗癌药物、乙肝疫苗和甘蔗提取的保健品等，并成功地实现了研究成果的产业化。此外，古巴拥有285年的医疗培训经验，与90多个国家有合作关系，4万多名古巴医疗人员在全球70多个国家从事医疗服务工作，在糖尿病、癌症治疗等若干领域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中国消费者对古巴医疗服务水平也给予了高度认同。因此，若双方能够寻找到适当的合作方式，医疗服务贸易可望成为推动中古经贸合作的重要增长点。

（一）建立多层次的合作交流机制充分利用和完善中国—古巴政府间经贸混委会合作机制，加强政府间联系，探索新的合作形式和合作领域，分享经验、加强合作。推动高层互访制度化、常态化，加深了解、增进互信、扩大共识，为中古深化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环境。建立和完善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类开发区、企业、商会协会、民间团体、学界和研究机构等机构和组织积极参与的多层次合作机制，推动合作主体和合作方式多元化。（二）加强多领域的政策沟通与协调一方面要加强双边贸易政策的沟通与交流，提高对外贸易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特别是要在双方关心的重点商品和具有发展潜力的服务贸易领域，加强合作，探索新的方式。同时，研究制定有利于扩大双边及多边贸易规模的政策措施，共同努力消除贸易障碍，充分发挥中古贸易合作的互补性，挖掘双边贸易合作潜力，防止发生贸易纠纷和贸易摩擦。此外，双方应密切配合、协调立场，积极参与多边及区域贸易谈判，确保多边贸易体制有利于中国和古巴增强竞争力，实现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双向投资政策的沟通与交流，提高投资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在旅游、矿产、石油、能源（太阳能、风能等）和包装制造等古巴鼓励投资的优先领域，特别是在石油、镍矿及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加强政策协调，促进中国对古巴投资发展。研究并推动完善投资促进体系和政策措施，在现行国家法律框架下相互给予优惠待遇，平等对待所有投资者，依照国际公认的规则和做法公正解决可能产生的争议，提供投资保障。（三）开展多种形式的贸易投资促进活动通过支持在对方国家设立贸易和投资促进机构，系统搜集和整理各种法律法规变化、各地方贸易与投资环境、国有企业民营化等有关情况，向企业提供贸易与投资机会和投资环境等方面的相关信息。同时，帮助企业解决在当地遇到的各种问题，协调与相关部门的联系。鼓励两国贸易与投资考察团互访，召开各种贸易或投资洽谈会，开展各种文化交流活动，鼓励两国企业积极参加广交会、京交会、高交会、哈瓦那展览会等各种展会活动。促进双方金融机构合作，为中古双边贸易与投资合作项目提供外汇、信贷、保险等支持。促进货币及清算合作，逐步推动实行本币贸易结算。推动东道国向对方投资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四）合作拓展第三方市场古巴地处加勒比海的核心地带，在拉美地区影响较大。古巴的主要贸易伙伴除中国外，主要有委内瑞拉、西班牙和巴西等国家，古巴一半以上的对外贸易集中在美洲地区，并与玻利维亚、巴拿马、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等国签署了贸易协定，是拉美一体化协会、加勒比国家联盟、加勒比论坛、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等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市场辐射范围涵盖拉丁美洲各个国家。中古间的经贸合作既要充分考虑两国间业已形成的友好关系，同时，也要客观认识古巴国内市场狭小、外汇短缺等因素。因此，通过合作拓展第三方市场有望成为扩大中古经贸合作的有效途径。目前，中国对古巴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汽车、服装等领域，在中国制造业出口正日益向产业链高端延伸的背景下，抓住古共六大鼓励发展出口加工和进口替代产业的机会，发挥古巴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区域一体化组织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合资、独资、国际经济联合体合同等多种方式，在古巴投资生产中国具有优势的制造业产品，并直接出口到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合作拓展第三方市场，这既有助于培育古巴产业基础，提升出口创汇能力，又有助于扩大中国在拉美与加勒比地区的贸易规模，提升中国品牌和标准的影响力。（五）改善贸易投资环境当前古巴贸易投资环境仍很不完善，计划经济色彩浓厚，仍基本属于“政府主导型”。因此，应积极推动古方减少对企业行为及价格等方面的控制和干预，减少对民间和市场主导的投资活动的限制和干预，努力消除影响企业投资经营活动的障碍因素，进一步简化投资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共同努力促进投资行业和区域的多样化。在改善软环境的同时，加强通信、交通、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此外，双方应努力构建投资企业向东道国政府反映经营障碍的有效和快捷渠道。提高通关效率，降低双边贸易交易成本。加强技术标准、认证、检验检疫等领域的合作，削减技术贸易壁垒。扩大通关领域的人员交流和信息交流，探讨消除通关障碍的解决方案，推动协调两国的通关制度，提高工作效率。加强海运与空运合作，促进两国货物、人员流动的常态化、规模化和便利化。（六）发挥对外援助的积极作用双方应加强在对外援助领域的沟通与交流，使古方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和具体操作程序，充分利用中国外援来提升古巴的自主发展能力，改变以一般物资援助为主的发展现状，积极拓宽古巴利用中国对外援助的领域和方式，充分利用中国的优惠贷款资金，通过对外援助进一步带动中古经贸合作的深化发展。同时，结合古方的实际需要，加强对古巴的援外培训工作，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政府研修、学历学位教育、专业技术培训以及人员交流项目，为中古两国深化贸易与投资合作、为古巴经济模式更新提供人才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