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开放思想范文10篇

一、对外开放思想的基本内容

如何理解对外开放思想的内容，在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少数学者仅仅从对外经贸的角度考虑，这显然不够全面。笔者认为，开放思想，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对外开放，还应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思想有着丰富的内容。

（一）在政治方面。主要表现在：

1.选择马克思主义和学习苏联经验。对外开放思想在政治方面，首先表现在不拘泥于中国的传统思想，选择了产生于外国、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创建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阶段。其次，认真学习俄国无产阶级进行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坚持暴力革命的原则，结合中国国情，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胜利实现了中国革命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其三，建国以后，他坚持“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通真理的东西，并且一定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照搬，那就不得了”[1]。其四，建国后，借鉴了苏联、东欧政治体制，并加以改革，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如1952年6月20日，给斯大林电报说：“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我们拟参考联共（布）中央的经验，加强我们党的中央机构，我们要同志和你所指定的一位同志作一些谈话，以便他了解联共中央这方面的经验”[2]。在政权建设、发展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技术人才方面，努力向苏联学习，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决不能因为学习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全盘否定学习的成绩。

2.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某些经验和具体制度。1954年，为制定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除认真研究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外，也研究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他还要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中央委员“抽暇阅看”外国的宪法。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讲话中说：“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3]。也曾指出，作为剥削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我们不能学，但“西方社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发现问题”[4]。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具体制度也有可取之外。他在讲到中央与地方关系时说：“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他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的”[5]。他正是研究各国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之后，提出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强调“应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的观点。[6]

（二）在经济方面。主要表现在：

【正文】

1936年初冬，在保安与斯诺谈论中国革命与世界事务时说：当中国真正获得独立时，那么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享有比以前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生产和消费的力量不是一件能完全由中国人来管的事情，而必须要许多国家来参加。我们巨大的潜在生产力用在各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上，能够帮助改善全世界经济和提高全世界的文化的水准。这段话已经闪烁着对外开放的思想，由于受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对外开放的思想又带有显著的时代特征。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作粗浅的探索。

一、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时期

民主革命时期是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思想既论述了革命根据地的对外开放，也对未来的新中国如何对外开放作了设想，在他的许多论著中，对革命根据地或新中国的对外开放都作了精辟的论述，表明的对外开放思想已初步形成。

的对外开放思想首先体现在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上。他认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首先应立足于自我，同时也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利用本国和外国资本发展经济。他在《论政策》一文中指出：“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政府经营的国营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应该避免对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注：《选集》，2版，第2卷，7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指出：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等。1946年6月3日经审阅同意的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曾明确指出：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发展交通或与中国人合作经营工矿。（注：引自王占阳《的建设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416、41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的这些论述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对外开放思想。既论述了对外开放的格局又论述了开放的形式。两次提到“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家的投资”，到根据地兴办“实业”，即允许外国资本家到根据地投资，还论述了“实业”的具体形式可以是办工厂、开矿山、发展交通等。在投资方式上，可以是外国人独资，也可以与中国人合作经营（合资）。从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的对外开放思想的雏形已经形成。

在民主革命时期，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外开放也作了大胆的设想。抗战胜利前夕，提出了对美国开放的主张。1944年在延安同斯诺、谢伟思、福尔曼等外国及人谈话中多次谈到：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就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基础，希望美国能和中国共产党进行经济合作。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互相关联的。（注：《党史通讯》，1983(20)。）而且他进一步指出美国在中国投资，会使双方在经济上“取长补短”，将给中美双方带来经济利益。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注：《选集》，2版，第4卷，14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从的这些论述中不难发现：(1)对外开放，应该是全面的，不仅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而且也应该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2)对外开放可以“取长补短”，表明了想利用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本，发展我国经济的愿望。

【正文】

对外开放，在今天已经成为国人的共识，但是，一切今天被看成是必然如此的结论，都历史地隐藏在当初的绝非如此或并非如此当中，都逻辑地引申于先行者的艰苦探寻之中。我国的对外开放作为一种实践虽然形成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然而其理论最初的萌芽却诞于共和国的缔造者那里。探讨的对外开放思想，无论是对于全面地评价，还是对于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对外开放道路，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

早在1936年，和斯诺的谈话中就曾经提出：在获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让外国资本投资，也可以借取外债。（注：《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1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这也许是关于对外开放的最早设想。在抗日战争后期，又多次提出了对外开放的设想。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为首的中共中央就提出要与英美等国建立国际统一战线，要求全党“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注：《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载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171页。）当时，设想，通过与英美等国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争取与美英等国的军事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与美英等国的政治合作、文化合作、经济合作等等。由于美英等国的外交重点在国民党方面，这一设想只有极少部分实现，如军事、政治合作方面的批准美军在部分解放区设立电台等；文化合作方面的在延安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等。

在与外国的经济合作方面，虽然后来根本未曾实现，但在这方面的设想最为具体、最为丰富。这些设想集中反映在1944年～1945年他会见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的多次谈话中。它们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利用外资和外国科学技术具有必要性。在1944年8月23日同谢伟思的谈话中表示：“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我们可以在经济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1945年3月3日，在与谢伟思谈话中再次表示：“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基础”（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因此，希望美国能与中共进行经济合作。只有同美国进行经济合作，才能使我们的经济“有可能获得最迅速的发展”，才能使我们有可能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

【正文】

1936年初冬，在保安与斯诺谈论中国革命与世界事务时说：当中国真正获得独立时，那么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享有比以前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生产和消费的力量不是一件能完全由中国人来管的事情，而必须要许多国家来参加。我们巨大的潜在生产力用在各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上，能够帮助改善全世界经济和提高全世界的文化的水准。这段话已经闪烁着对外开放的思想，由于受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对外开放的思想又带有显著的时代特征。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作粗浅的探索。

一、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时期

民主革命时期是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思想既论述了革命根据地的对外开放，也对未来的新中国如何对外开放作了设想，在他的许多论著中，对革命根据地或新中国的对外开放都作了精辟的论述，表明的对外开放思想已初步形成。

的对外开放思想首先体现在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上。他认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首先应立足于自我，同时也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利用本国和外国资本发展经济。他在《论政策》一文中指出：“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政府经营的国营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应该避免对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注：《选集》，2版，第2卷，7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指出：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等。1946年6月3日经审阅同意的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曾明确指出：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发展交通或与中国人合作经营工矿。（注：引自王占阳《的建设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416、41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的这些论述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对外开放思想。既论述了对外开放的格局又论述了开放的形式。两次提到“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家的投资”，到根据地兴办“实业”，即允许外国资本家到根据地投资，还论述了“实业”的具体形式可以是办工厂、开矿山、发展交通等。在投资方式上，可以是外国人独资，也可以与中国人合作经营（合资）。从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的对外开放思想的雏形已经形成。

在民主革命时期，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外开放也作了大胆的设想。抗战胜利前夕，提出了对美国开放的主张。1944年在延安同斯诺、谢伟思、福尔曼等外国及人谈话中多次谈到：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就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基础，希望美国能和中国共产党进行经济合作。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互相关联的。（注：《党史通讯》，1983(20)。）而且他进一步指出美国在中国投资，会使双方在经济上“取长补短”，将给中美双方带来经济利益。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注：《选集》，2版，第4卷，14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从的这些论述中不难发现：(1)对外开放，应该是全面的，不仅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而且也应该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2)对外开放可以“取长补短”，表明了想利用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本，发展我国经济的愿望。

一、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时期

民主革命时期是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思想既论述了革命根据地的对外开放，也对未来的新中国如何对外开放作了设想，在他的许多论著中，对革命根据地或新中国的对外开放都作了精辟的论述，表明的对外开放思想已初步形成。

的对外开放思想首先体现在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上。他认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首先应立足于自我，同时也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利用本国和外国资本发展经济。他在《论政策》一文中指出：“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政府经营的国营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应该避免对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注：《选集》，2版，第2卷，7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指出：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等。1946年6月3日经审阅同意的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曾明确指出：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发展交通或与中国人合作经营工矿。（注：引自王占阳《的建设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416、41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的这些论述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对外开放思想。既论述了对外开放的格局又论述了开放的形式。两次提到“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家的投资”，到根据地兴办“实业”，即允许外国资本家到根据地投资，还论述了“实业”的具体形式可以是办工厂、开矿山、发展交通等。在投资方式上，可以是外国人独资，也可以与中国人合作经营（合资）。从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的对外开放思想的雏形已经形成。

在民主革命时期，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外开放也作了大胆的设想。抗战胜利前夕，提出了对美国开放的主张。1944年在延安同斯诺、谢伟思、福尔曼等外国及人谈话中多次谈到：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就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基础，希望美国能和中国共产党进行经济合作。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互相关联的。（注：《党史通讯》，1983(20)。）而且他进一步指出美国在中国投资，会使双方在经济上“取长补短”，将给中美双方带来经济利益。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注：《选集》，2版，第4卷，14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从的这些论述中不难发现：(1)对外开放，应该是全面的，不仅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而且也应该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2)对外开放可以“取长补短”，表明了想利用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本，发展我国经济的愿望。

必须明确指出的是，这一时期论述的保持党在思想上的纯洁性与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关系，对于当前我们搞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明确指出：“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我们必须明确地分清这种界限。”（注：《选集》，2版，第3卷，7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重新认识这一思想显得非常重要，改革开放吸收和借鉴外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优秀文化成果与保持党在思想上的纯洁性并不相悖，而是相得益彰。在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某些消极因素和腐朽思想必然会对我们产生某些影响，但我们绝不能因噎废食，因此就关起门来。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外来的腐朽思想予以坚决抵制，消极因素就伤害不了我们，腐败现象就影响不了我们。

二、对外开放思想的成熟时期

摘要：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外开放实践的重要理论来源。采用文献研究法搜集资料并对实事加以分析，明确研究的目的与意义，为文章提供理论支持；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将邓小平理论与对外开放的实践相结合突出文章主旨；采用历史归纳法，对邓小平对外开放的理论和实践归纳总结并梳理分析，明确其理论实践对在扩大对外开放方面的启发从而得出结论。在新时代，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提出了国家富强目标，制定了民族复兴的计划，强调要加强经济合作共赢，稳定政治发展，倡导加深文明交流互鉴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创新点在于选题具有时代性、研究视角多样，并且将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加以凝练总结，一一对应突出其对对外开放的启发，并深入阐述对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和实践的继承与发展。

关键词：邓小平；；对外开放；人类文明成果

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外开放实践的重要理论渊源。邓小平科学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经验，深刻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大势，提出了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战略思想，开启了中国特色对外开放道路。经过40年的伟大实践，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验证了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的科学性。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明确中国的发展及开放与世界的关系。邓小平强调，中国与世界的发展相辅相成、联系密切，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也将会为世界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助推世界的发展，使中国迈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向世界展示中国。二是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窗口试点对外开放模式。把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不断摸索经验，使对外开放的思想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逐渐被更多人接受，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为全方位、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做好先锋示范、打下良好基础。三是既要坚持对外开放又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对外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抵制腐朽思想，坚定地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对外开放，吸取外国智力、学习成功经验、总结失败教训，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四是在对外开放时积极调整对外关系。邓小平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主张和平共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团结各国人民，积极地开展国际间交往，争取到对外开放的有利国际环境，大力开展民间外交活动，加强国际经济交往，努力发展自己、缩小同发达国家的距离。2014年，《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曾经嘱托全党：‘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今天，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里，责任重于泰山。”[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以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手中，开拓和创新是对外开放的主题。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结合中国实际，继往开来，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总结对外开放的宝贵经验，开创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局面，丰富了对外开放理论体系，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一、继承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实干兴邦、空谈误国

在国际上，二战后，欧亚、美洲等一些国家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9世纪中叶，第二次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关系的进一步调整，无产阶级力量壮大，工人运动逐渐走向高潮。1989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挫败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使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对自己的道路和前途陷入沉思、犹豫甚至止步状态，也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在国内方面，我国自建国以来就积极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于苏联模式的失败，我们既有借鉴也有创新，也意识到我国长期没有将发展生产力作为工作重心、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等错误决策，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吸取经验、总结教训，邓小平反复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白只有对外开放才能使我国学习到先进的科技成果，积极参与世界发展大势与世界接轨才能推动经济更好更快发展，于是在1975年邓小平首次指出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必须加快新技术与新设备的引进速度并扩大进出口[3]。1978年，邓小平深刻意识到对外开放对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也在1983年肯定了对外开放带来的积极成果，为了进一步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他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扩大对外开放进程、发展积极友好的对外经济关系，也为我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自强自立地全面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1983年，邓小平会见参加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的外籍专家时谈到：我国依据具体国情，在反复的实践和摸索中不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最终确立了走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模式和道路，并且强调要更加开放。1987年，邓小平提出：我们实行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政策，是正确的，虽然只有八年多的实践，但已经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就，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因此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将会是稳定的，对外开放理论是立足于实践、总结成功经验、失败时期和挫折时期的教训后提出的，是我党历史上一项正确而伟大的决策。在邓小平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时，领略其中精髓强调“实干”。2012年以来，多次反复强调“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我们应该“撸起袖子加油干”，大家齐心协力，一同努力，为国家富强繁荣昌盛而努力，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改革开放离不开党的领导，从确立原则到制定方案再到措施的落实，都是党在成长中立足于实践，从国情出发，踏实肯干，不断探索寻求科学的方式和理念，一边完善自我一边提升领导改革开放的本领、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指出，实干才能梦想成真，推进改革开放重在落实。我们回首过去、审视现在、展望未来，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纸上谈兵最终会耽误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大好前程，只有立足实践、脚踏实地地实践才会使国家富强、民族兴旺，才能将蓝图变为现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大家共同努力拼搏奋斗就是这项事业前进的最强动力。

二、继承邓小平“对外开放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实质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中华民族要实现强起来的目标

1936年初冬，在保安与斯诺谈论中国革命与世界事务时说：当中国真正获得独立时，那么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享有比以前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生产和消费的力量不是一件能完全由中国人来管的事情，而必须要许多国家来参加。我们巨大的潜在生产力用在各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上，能够帮助改善全世界经济和提高全世界的文化的水准。这段话已经闪烁着对外开放的思想，由于受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影响，对外开放的思想又带有显著的时代特征。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作粗浅的探索。

一、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时期

民主革命时期是对外开放思想的形成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对外开放思想既论述了革命根据地的对外开放，也对未来的新中国如何对外开放作了设想，在他的许多论著中，对革命根据地或新中国的对外开放都作了精辟的论述，表明的对外开放思想已初步形成。

的对外开放思想首先体现在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上。他认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首先应立足于自我，同时也应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利用本国和外国资本发展经济。他在《论政策》一文中指出：“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政府经营的国营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应该避免对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注：《选集》，2版，第2卷，7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指出：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等。1946年6月3日经审阅同意的中共中央《关于解放区外交方针的指示》曾明确指出：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发展交通或与中国人合作经营工矿。（注：引自王占阳《的建设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416、41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的这些论述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对外开放思想。既论述了对外开放的格局又论述了开放的形式。两次提到“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家的投资”，到根据地兴办“实业”，即允许外国资本家到根据地投资，还论述了“实业”的具体形式可以是办工厂、开矿山、发展交通等。在投资方式上，可以是外国人独资，也可以与中国人合作经营（合资）。从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的对外开放思想的雏形已经形成。

在民主革命时期，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外开放也作了大胆的设想。抗战胜利前夕，提出了对美国开放的主张。1944年在延安同斯诺、谢伟思、福尔曼等外国及人谈话中多次谈到：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就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基础，希望美国能和中国共产党进行经济合作。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互相关联的。（注：《党史通讯》，1983(20)。）而且他进一步指出美国在中国投资，会使双方在经济上“取长补短”，将给中美双方带来经济利益。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注：《选集》，2版，第4卷，14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从的这些论述中不难发现：(1)对外开放，应该是全面的，不仅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而且也应该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2)对外开放可以“取长补短”，表明了想利用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资本，发展我国经济的愿望。

必须明确指出的是，这一时期论述的保持党在思想上的纯洁性与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关系，对于当前我们搞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明确指出：“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我们必须明确地分清这种界限。”（注：《选集》，2版，第3卷，7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重新认识这一思想显得非常重要，改革开放吸收和借鉴外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优秀文化成果与保持党在思想上的纯洁性并不相悖，而是相得益彰。在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某些消极因素和腐朽思想必然会对我们产生某些影响，但我们绝不能因噎废食，因此就关起门来。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外来的腐朽思想予以坚决抵制，消极因素就伤害不了我们，腐败现象就影响不了我们。

一、邓小平国防科技工业对外开放思想的提出

邓小平国防科技工业对外开放思想的提出，有一个历史的过程。早在研制“两弹一星”时，作为中央第一代集体领导成员之一，邓小平在充分肯定我国国防科技工业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积极争取外授为辅方针的前提下，多次指示要尽一切可能，积极利用国外已有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1975年，他在谈到国防科技工业整顿问题时，也曾提出要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1978年6月至9月，即我国改革开放蓄势待发之时，邓小平在短短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先后听取了三机部、五机部、六机部、七机部、八机总局和海军、空军等单位的工作汇报以及军口引进规划汇报，并与有关领导同志进行了一系列重要谈话。这些谈话的内容涉及到了新时期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其中，关于国防科技工业对外开放的问题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邓小平国防科技工业对外开放的基本观点，也主要集中反映在这些有关的谈话之中。可以说，自从他在1978年6月听取三机部和空军汇报时明确宣布“我主张开这个门”伊始，国防科技工业对外开放的思路已洞悉于他广阔而遂远的视野之内，成熟于他那博大而精深的思想理论体系之中。

邓小平之所以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提出国防科技工业对外开放的主张，具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础。邓小平认为，国防科技工业实行对外开放，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国防科技工业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

(一)国防科技工业实行对外开放，是我国实施全方位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认为，对外开放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他说：“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关起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

(1)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全方位的开放政策。一方面中国的大门要向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开放；另一方面，国内所有的地区和行业，都应当运用对外开放政策，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有用的东西来发展、壮大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防科技工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改革开放迅速发展的形势下，必须按照国家的总体部署，积极推行对外开放政策，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和扩大国际合作与交流，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正是出于这种战略上的深思熟虑，邓小平以其独有的胆略和远见，果敢地于1978年率先提出了国防科技工业对外开放这一敏感领域的敏感命题，并明确指示：国防口也有这个问题、军事部门也要吸取外国先进技术，实行对内、对外两个开放。

【正文】

对外开放，在今天已经成为国人的共识，但是，一切今天被看成是必然如此的结论，都历史地隐藏在当初的绝非如此或并非如此当中，都逻辑地引申于先行者的艰苦探寻之中。我国的对外开放作为一种实践虽然形成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然而其理论最初的萌芽却诞于共和国的缔造者那里。探讨的对外开放思想，无论是对于全面地评价，还是对于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对外开放道路，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

早在1936年，和斯诺的谈话中就曾经提出：在获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让外国资本投资，也可以借取外债。（注：《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1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这也许是关于对外开放的最早设想。在抗日战争后期，又多次提出了对外开放的设想。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为首的中共中央就提出要与英美等国建立国际统一战线，要求全党“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注：《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载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171页。）当时，设想，通过与英美等国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争取与美英等国的军事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与美英等国的政治合作、文化合作、经济合作等等。由于美英等国的外交重点在国民党方面，这一设想只有极少部分实现，如军事、政治合作方面的批准美军在部分解放区设立电台等；文化合作方面的在延安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等。

在与外国的经济合作方面，虽然后来根本未曾实现，但在这方面的设想最为具体、最为丰富。这些设想集中反映在1944年～1945年他会见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的多次谈话中。它们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利用外资和外国科学技术具有必要性。在1944年8月23日同谢伟思的谈话中表示：“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我们可以在经济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1945年3月3日，在与谢伟思谈话中再次表示：“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基础”（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因此，希望美国能与中共进行经济合作。只有同美国进行经济合作，才能使我们的经济“有可能获得最迅速的发展”，才能使我们有可能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

对外开放，在今天已经成为国人的共识，但是，一切今天被看成是必然如此的结论，都历史地隐藏在当初的绝非如此或并非如此当中，都逻辑地引申于先行者的艰苦探寻之中。我国的对外开放作为一种实践虽然形成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然而其理论最初的萌芽却诞于共和国的缔造者那里。探讨的对外开放思想，无论是对于全面地评价，还是对于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对外开放道路，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

早在1936年，和斯诺的谈话中就曾经提出：在获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让外国资本投资，也可以借取外债。（注：《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1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这也许是关于对外开放的最早设想。在抗日战争后期，又多次提出了对外开放的设想。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为首的中共中央就提出要与英美等国建立国际统一战线，要求全党“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注：《中共中央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载政治学院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171页。）当时，设想，通过与英美等国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争取与美英等国的军事合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与美英等国的政治合作、文化合作、经济合作等等。由于美英等国的外交重点在国民党方面，这一设想只有极少部分实现，如军事、政治合作方面的批准美军在部分解放区设立电台等；文化合作方面的在延安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等。

在与外国的经济合作方面，虽然后来根本未曾实现，但在这方面的设想最为具体、最为丰富。这些设想集中反映在1944年～1945年他会见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的多次谈话中。它们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利用外资和外国科学技术具有必要性。在1944年8月23日同谢伟思的谈话中表示：“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中国和美国的利益是相同和互相关联的。我们可以在经济政治上互相配合。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合作”。（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1945年3月3日，在与谢伟思谈话中再次表示：“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基础”（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因此，希望美国能与中共进行经济合作。只有同美国进行经济合作，才能使我们的经济“有可能获得最迅速的发展”，才能使我们有可能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

第二，根据客观实际，选择经济合作的对象。如果仅仅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着眼，中共显然应该是争取社会主义苏联的援助和合作。但却把美国作为与中共“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的这种选择是基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因为认为“苏联人在战争中已经遭受巨大的牺牲”，战后“将忙于他们自己的重建工作”，所以“我们并不期望苏联的帮助”。（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而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只有美国才有经济实力在中国投资。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经济最合宜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党史通讯》，1983(20～21)。）在这里，能够超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束缚，根据当时客观的条件，把资本主义的美国而不是社会主义的苏联作为最适宜进行经济合作的国家，充分体现了他一贯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