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立范文10篇

摘要:《彼得·潘》是一部经久不衰的儿童文学经典，这部童话在主题结构中呈现出了离家与回家、文明与野性、童年与成年的含混对立，隐藏了诸多矛盾态度与心理的互渗。对这些含混对立关系的分析可以透视其背后的儿童观，重申对儿童的正确认识。

关键词:《彼得·潘》;对立关系;含混对立;儿童观

儿童文学作为一个体裁就是矛盾的，这种矛盾与几套被同时持有的明显对立的二元性有关系，儿童文学的结构和主题都是二元性的［1］238。然而童话《彼得·潘》［2］作为世界儿童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经典，其故事背后一系列矛盾态度与心理的互渗，催化了不同于其他儿童文学故事中截然对立的二元性，这是一种含混的二元对立，其中包含了复杂的儿童观。

一、《彼得·潘》中的含混对立解读

(一)离家与回家的含混对立

“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更是一种态度。无论对于现实中的孩子，还是儿童故事的主人公来说，家是一个舒适、安全和可接受的地方，一个满足身体和情感需求的地方。相反，“离家”是因为需求得不到满足。也就是说，家是安全、舒适的却又是无聊、拘束的，而离家却是刺激、自由且充满危险的。一个人对“家”的态度可能会使他变得不安全或不快乐。故事的情节是由主人公对环境的感觉所引导的，并且随着主人公从一个“在家”的环境走向一个“离家”的环境，故事情节会追踪主人公的成长和冲突。主人公在冲突中获得成长，家在他们心里也与之前不同了，他们改变了家的意义以及对家的态度，最终会选择“回家”。《彼得·潘》的情节结构基本是“在家—离家—回家”，但是《彼得·潘》的不同之处在于，离家与回家并非是二元对立的，因为故事主人公对于“家”所具有的矛盾心理，导致它们之间相互渗透、含混对立。彼得在出生的那一天，他因为听到父母谈论自己长大的事情，不愿长大成人而逃离了家，后来他想回家时却发现家里的窗户已经关上了，他的床上睡着另一个小男孩。彼得因此大受打击飞去了永无岛，从此再也不相信母亲，“他想得起的只是她们的坏处”。彼得诱惑温迪去了永无岛给孩子们当母亲，后来温迪决定带着两个弟弟和永无岛上的孩子们回家，彼得用之前窗户关上的遭遇以打消她们的回家念头，并且带着小精灵先飞去温迪的家，打算关上窗户，让温迪“以为她母亲把她关在外面了”，以打消温迪回家的念头。但是当彼得看到达林太太“眼里含着两颗泪珠”时，不得已打开窗子让温迪和孩子们回到了家里。彼得对于“家”的态度是矛盾的，当他在窗外注视温迪一家幸福团聚的场面时，内心有自足也有羡慕:“他的乐事数也数不清，那是别的孩子永远得不到的。但是，只有这一种快乐;他隔窗看到的那种快乐，他却被关在了外面，永远也得不到。”彼得内心深处藏着对母爱的渴望，但是为了获得自由，他没有接受温迪和达林太太的挽留。他警惕家庭父母的约束，拒绝世俗的常规，质疑家，逃避成长，但是这种质疑和逃避并不彻底，因为在春天来临之际，彼得还会来温迪家带走一个“妈妈”。可见彼得从不放弃对“妈妈”的寻找，内心深处对于母爱的渴望构成了彼得离家与回家的一个隐形纽带。这种渴望又逃避的复杂态度并没有导致离家与回家的二元对立，而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对抗与互相渗透的含混的对立，潜藏着更为隐晦的多面性。《彼得·潘》中的另一位主人公温迪也经历了离家与回家，只不过温迪的做法与彼得有着质的差异，温迪不是与彼得一样叛逆离家，而是被彼得有趣且神奇的经历所吸引，她向往那种无忧无虑的自由，从而萌生了对平淡生活的反叛。但是经历了一系列冒险，温迪仍然怀念伦敦的家，因而主动归家，选择与平淡的生活妥协。通过对坚决不归的彼得的描写呈现了理想的世界，而通过对主动回归的温迪的描写展现了真实的世界，肯定了温迪主动回家对于现实成长的接纳。

20世纪50年代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公有制和私有制对立的观点，特别是60—70年代，别说是私营企业，甚至连个体手工业者和农民的自留地都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时不时地要割掉。80年代改革开放，先是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后来城市里也有作买卖的个体户，再后来又有了小企业，以后小企业做大了，叫民营企业，经济发展了，这是好事。但是，我总觉得现在时不时地出现另一种观点，民企比国企好，外企比民企好，似乎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其实，这是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因为国企也是劳动者创造的，特别是在我国经济建设中也曾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说到底它也是全体人民的财产，所以在国企进行资产转让过程中，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也是关系到全体人民切身利益的。

2003年在“民营企业参与产权并购”研讨会上，有人说：当前国有资产处置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并非出在民企收购上，民企参与产权购并不仅应当支持，而且还应当推动。……国企产权重组的问题依靠内部人是搞不好的。自买自卖必然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而民企购并既有利于社会公众的利益，也有利于企业治理结构的改善。

问题也是存在的。在民营企业参与购并国有资产的实践中，的确存在着交易双方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风险，存在着交易规则不完善、资产价格的市场化询价机制发育不充分问题。但这与并购主体是否是民营企业无关。制度不完善，在国有投资主体之间的产权交易活动中也可能发生同样的弊端。防止产权交易过程的国有资产流失不能靠抑制购并行为本身，积极地完善相应的产权交易制度，形成有效的国有资产经营体制和方式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中国民企将在国企改革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新闻网》2003年4月30日）

说老实话，这篇文章，我实在读不懂，“自买自卖必然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为什么还有人鼓吹MBO（管理人收购）呢？“自买自卖”也是国企变民企，就“必然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吗？“民企购并”就一定“既有利于社会公众的利益，也有利于企业治理结构的改善”，真的是这样吗？

一会儿说“当前国有资产处置中的国有流失问题并非出在民企收购上”，一会儿又说“在民营企业参与购并国有资产的实践中，的确存在着交易双方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风险，存在着交易规则不完善、资产价格的市场化询价机制发育不充分问题。但这与并购主体是否是民营企业无关。”这是不是前后矛盾，什么叫“双方串通”，那是收购的主客体串通。从利益上说，收购方当然希望价钱低一些，被收购方当然希望价钱高一些，这才会有讨价还价。如果“双方串通”那就有问题了，也就是某个国企的卖方，可能对人民不负责，捞了个人的好处，买方的那个民企也会给对方个人好处。这样，才有可能“双方串通”。

这里的问题是主客体之间是具体的企业，不是抽象的“国企”和“民企”。在市场经济中，是具体的企业之间进行交易，即使具体的“国企”与“国企”之间或者具体的“民企”与“民企”之间进行交易，如果人之间进行私下交易，也会产生经济损失。所以问题不在于企业的性质，而在于是否按照市场原则进行公平交易。

摘要:在社会矛盾日趋激化的北宋中期,变法图强是当时士大夫的共识。然而,变法图强的理想却由于当时儒学内部存在的“学术不一”的现象而破灭,由此引发了北宋新旧党的对立。围绕王安石变法而进行的“义利之辨”,凸现了新旧两党在伦理道德与功利关系问题上存在的具体分歧,也显示出“学术不一”给北宋中后期政局带来的恶果。

关键词:义利之辨;北宋新旧党争;学术不一

论史者恒以宋之党祸比于汉唐,实则其性质不相同。新旧两党各有政见,皆主于救国,而行其道。特以方法不同,主张各异,遂致各走极端。纵其末流,不免于倾轧报复,未可纯以政争目之。其党派分立之始,则固纯洁为国,初无私憾及利禄之见羼杂其间,此则士大夫与士大夫分党以争政权,实吾国历史仅有之事也。①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北宋新旧党争有着其独有的特点。新旧两党指的是因王安石变法而分裂成的两大阵营: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主张变法图强的所谓新党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王安石新法的所谓旧党。上述所引柳诒徵先生的一番论述揭示了北宋新旧党争区别于专制社会中以往历代朋党之争的不同之处,其关键在于“各有政见”,“盖汉之党人,徒以反对宦官,自树名节为目的,固无政策之关系。其与之为难之宦官,更不成为敌党。唐之牛僧孺,李德裕虽似两党之魁,然所争者官位,所报者私怨,亦无政策可言。固虽号为党,而皆非政党也。”②则北宋新旧党争本于“政见之争”也。这一点,身处其中的宋人也是有所觉察的。《文献通考•选举四》曾引王安石之语云:“今人材乏少,且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③徽宗即位之初,大臣李朴在总结熙宁以来朋党之争的原因时就说:“熙宁、元丰以来,政体屡变,始出一二大臣所学不同,后乃更执圆方,互相排击。”④那么,新旧两党政见不同在何?全面回答这个问题,不是本文所能负担。本文仅试图以王安石变法中的“义利之辩”为中心,从“学术不一”的角度来分析北宋新旧两党的对立。⑤

一

义利之辨由来已久,它是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伦理道德与功利关系问题的论辩。所谓义,一般指与礼制紧密相关的封建道德规范。所谓利,泛指利益,主要是人们的物质经济利益。儒家传统的义利观是“重义轻利”。孔子在《论语•宪问》中首先提出:“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要求人们“见利思义”,“义然后取”。此后,孟子发挥了孔子的重义轻利思想,《孟子•梁惠王上》云:“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荀子则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

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⑥至董仲舒“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⑦的观点出现后,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基本奠定。可见,儒家传统的义利思想有两个层次,一方面主张义利两有,承认人们求利欲望的合理性;另一方面,祟尚重义轻利,给生财取利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其中,后者是其强调的重点。因此,儒家是“讳言利”的,非常重视经济利益的道德价值,赋予经济活动道德评判的标准。执政者能否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历来被儒者认为事关国家的治乱安危。

在西方哲学辩证法发展的历史星河中，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是两颗明耀的巨星：一个是古希腊自发辩证法高峰上的皇冠，一个是德国古典哲学唯心辩证法上的魁首。两颗巨星遥相呼应，构成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两个超越感应的光环。恩格斯把亚里士多德誉为"古代世界的黑格尔"，并且还指出："辩证法直到现在还只被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这两个思想家比较精密地研究过。"[1](466页)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涉及的范围十分广博，以致在各人所处的历史时代构建成了包罗万象的体系。但是，深究他们两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两种辩证法形态的代表，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以各自特有的方式触及到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探索了辩证法本质的深层结构。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曾作了深刻的概括："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和它的主要特征。黑格尔是这样提问题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也经常在这周围兜圈子。为了进一步深入把握辩证法的理论实质和总体特征，扩展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比较研究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一个人使人类困惑的思维之谜：矛盾是否真实。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从不同的入口抓住了对立统一。

古希腊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表述了事物的矛盾，即对立面统一的思想。他说："我们踏进又踏不进同一条河，我们存在又不存在。"[2](23页)

赫拉克利特的思想象一道划破长空的闪电强劲地震动着人类的思维，启开人类的智慧之窗。但格言警句似的哲理却未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有力论证，因此在往后的发展中出现了相对论和诡辩论的逆流。赫拉克利特的弟子克拉底鲁以及埃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芝诺等人相继举起了砍杀赫拉克拉利特的长刀，战争围绕着"矛盾是否真实"的问题紧张进行。芝诺以他的"两分法"、"飞矢不动"、"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的著名诡辩一时稳握胜券，似乎矛盾是不真实的，对立统一是一种主观幻想。

亚里士多德站在这样的历史入口，以他特有的智慧和博学审视这场思维的苦斗，他的思维也经历了一场阵痛和难产。他一方面跨入了反对赫拉克利特的行列；另一方面又从不同的入口抓住了对立统一。这是一种矛盾，然而却是十分真实的。他指责赫拉克利特，说："传闻赫拉克利特曾说’同样的事物可以是亦可为非是’，这是任何人所不能置信的。"[3]（60页）批评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说"辩证家与诡辩派穿着与哲学家相同的服装"，"哲学在切求真知时，辩证法专务批评；至于诡辩术尽管貌似哲学，终非哲学。"[3](60页)

>可否据此认为亚里士多德就反对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法则呢？当然不能，因为事情是复杂的。应当说事物对立统一规律的确立在辩证法发展史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赫拉克利特的格言警句虽然处处显示天才的光辉，但形式逻辑和辩证思维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并没有明确的分野。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他十分清楚地看到古希腊哲学之所以受到诡辩派和相对主义袭击而无法自拔，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在思维的过程中不遵守形式逻辑的规则。所以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亚里士多德举起了反对赫拉克利特的旗帜，十分强调事物质的稳定性和概念的确定性，认为不能说一个东西是"这样又不是这样"。没有充分的事实说明亚里士多德反对赫拉克利特的"对立统一"学说。恰恰相反，亚里士多德对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对立统一的学说作了认真的探索。在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选取了不同的入口，也就是辩证思维的不同突破口。

摘要：中国古代宗教思想的特点决定了其影响意境说的方式，横向剖析可以清楚地看出意境概念基本内涵的形成及其融合都来自于儒、道、佛的影响，纵向考察则可以轻松理出儒、道、佛思想对立统一影响意境说生成、成长及成熟的轨迹。意境说是中国古代宗教思想与中国古代诗学、美学共同孕育的一朵奇葩。

关键词：意境说宗教思想儒家道家佛家

意境说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核心范畴，内涵丰富、深刻且有着光彩夺目的民族特色，它的孕育发生发展以至最终完成都离不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滋养。它深深植根于儒、释、道对立互补共同作用积淀而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是我国古典文化的精华，在形成过程中始终沐浴着中国特有的宗教思想的灵光，可谓中国宗教思想照耀下茁壮成长起来的一朵奇葩。

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很浓、很泛，却也很随意。一般中国人没有严格的宗教信仰，也很少坚定的无神论者，他们对神灵的态度往往处于信与不信之间。无忧无虑时，哪路神仙都不怕，哪种神灵都不信；有灾有难时，见到庙宇就烧香，见到神灵(塑像、画像)就跪拜。大多数古代中国人尽管崇尚实用，但由于深受古老的“天人合一”、“万物有灵”观念影响，在潜意识中还有对神灵的畏惧、崇拜甚至迷信，所以思想中宗教意识也是很强的。另一方面，由于影响着中国人的儒、释、道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彼此之间相对宽容，这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同一个人可以既崇孔子为师，又求仙访道、吃斋敬佛。“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成了文人们的人生信条。元代画家兼诗人的倪赞表达更为鲜明，他说：“居于儒，依于老，逃于禅。”

这种现象正透视出中国宗教思想的一大特点：“泛神”、“准教”。

中国人特有的这种宗教思想特点也影响到古代中国的文化艺术。儒、道、佛相互融合，积淀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形成一种连续不断的思想文化氛围。意境说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核心概念，也无一例外地打上了宗教意识的烙印。

算术公理1+1=2蕴涵着的基本原理、道理、哲理:......

数学中的奇数与偶数对立同一蕴涵着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原创）

作者：感恩、齐东

课题与问题：初等数学只认识到了1/2是最大分数单位，这是远远不够的，1/2是最大分数单位还没有体现出其真正的数学意义与其深刻内涵，要运用哲学的自然辩证法辩证认识，不能形而上学或者说不能长期坚持形而上学的数学自然观而不放，...。

一、有必要首先认识几个非常重要的数学概念与定义：

1、分数整：0/1=0，1/1=1，-1/1=-1，2/1=2，-2/1=-2，3/1=3，-3/1=-3，

稍有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哲学最基本、最核心的根本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矛盾体两面的对立统一。比如没有上，就没有下；没有左，就没有右；没有高，就没有矮；没有富，就没有穷；没有好，就没有坏......

然而，无神论者自封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承认有“神”，一切靠我们自己。否定了“神”，最终结果是也否定了人，否定了我们自己。中国现时的世风日下、道德败坏、贪污腐败、买官卖官、、假冒伪劣、没有诚信、金钱至上......等等丑恶现象，无不最终可以归结到国人的信仰迷茫，灵魂的丧失。因为人一旦失去了“神”，就会变成没有灵魂、没有方向的“迷途羔羊”。

人与“神”是对立的统一。只要有人，就一定要有“神”。不管这个“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万能的真“神”；还是真人活“神”，总之人离不开“神”。我们中国大多数的人不信上帝、不信耶稣、也不信佛祖，但过去我们还有一个人造的大神——，一个人造的小神——雷锋。所以，还能万人景仰，作为思想指导、行动的榜样。而现在这两个人造的大神、小神都被我们从神坛上请回到了人间，成为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原来这尊大神也有七情六欲、也有缺点错误。于是，人们的信仰崩溃了，精神上的信仰迷失了，灵魂就必然空虚，就必然会走向“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切唯物质至上，一切唯金钱至上。既不信上帝、佛祖，也不信了，只信“钱”、信自己了。

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认识问题、人的信仰问题，那么中国即使到本世纪中叶经济发展、科学教育等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但在精神文明上将仍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是一个“穷”国。物质上富裕起来的国人还是一个个的“穷”人。

一、普遍性伦理原则

普遍性伦理原则是指在法治社会中，一切法律规则必须对所有主体具有普遍适用性，其深刻寓意乃在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就意味着普遍性原则在本质上就是法律的前提和基础，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认可的概念，但是在政治哲学的基础上普遍性原则这样一个概念则更多是体现在个人伦理的问题上，具体到立法的过程中就是理想治国，即认为国家是一个完美的实体，它以最理想的状态来为其每一个公民提供实现自我的平台，而公民也以最理想的状态来面对国家。这样一种状况下，我们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也就是社会法治以及立法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这里给出两种完全对立的说法和概念来对这一问题给出具体而翔实的说明，因为我们需要通过这样一个本质上的解释和说明来对我们所希望解释的在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法规下的立法普遍性伦理制约进行一个透彻的认识。

（一）真理判断性

对于真理判断性，至少在立法过程之中，我们是对其存批判性态度的，这就要从真理判断性的内涵和本质说起。真理判断性实际上也就是在政治说教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的“真善美”等价值取向，也就是政治制度在立法的过程中寄希望于人们自身的认识和思想境界，这在立法过程中是不现实的，主要是因为两个明显的缺陷使得这一概念难以发挥出我们所希望其发挥出的功能：一是这一概念中没有涉及任何整体社会成员之间财产分配的逻辑关系以及其相应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而是由于这样一种概念中同样没有涉及任何在立法过程中都必然需要深入涉及到的公平公正性质，而这一点对于立法而言，基本上是致命的。这样一些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在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法规下就很容易暴露并导致更为严重的立法障碍，下文中对于这一方面的问题还将继续展开讨论。

（二）契约主义

契约主义所表现的和真理判断性则刚好呈对立状态，我们可以这样来进行理解，也就是认为契约主义就是人们自由的选择约束，在现实立法过程中则表现为人们通过自由的讨论和协商来共同制定出一套大家都愿意自行遵守的规则来，本质上就是为了自由而约束。从这样一种本质上的揭示我们就可以理解到，契约注意虽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自由，但是这样一种限制所带来的自由和利益是远大于其所剥夺的自由的，且由于本身就建立在公平民主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认为这样一种概念是符合普遍性原则的，在立法过程中同样适用，这是因为，在这样两个过程中的一致性的达成都是由自由的选择实现的。下文中我们正是通过这样一个问题的阐述来表达一个贯穿全文的观点：从地方主义保护政策法规来看现行政治制度对立法过程进行制约的最合理方式就是普遍性原则的渗透和应用。现行政治制度对立法过程的普遍性伦理制约主要包括两点，即平等性和地方与中央、个体与大众的关系两方面。

立法是制度变迁的重要方式。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理解，制度变迁要受到既有制度环境的约束，尤其是作为基础规则的宪法秩序的约束。从法理学上理解，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母法，是制定其他一切法的基本根据。任何立法都是在宪法确定的框架中得以存在。本文借鉴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宪法环境约束，从而为我国制定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1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基础环境的宪法秩序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是特定制度环境下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受既有的制度环境的约束，对制度变迁方式、途径的选择不能不考虑到现存制度提供的基础规则。立法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它与其他制度规则相比带有更强的制度刚性，立法需求的产生、立法的供给方式、立法的实施机制与效果等都与既存的基础规则有密切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既存的制度环境决定了立法的需求、立法的供给以及立法的实施。

什么是制度环境？诺思认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政法、社会法律的基础性规则。”[1]当然这个概念是从经济行为的制度环境角度来界定的。诺思将制度理解为基本上由两种规则构成的，其中非正式规则是指在人类历史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并得到社会公认的价值观、道德规范和意识形态，它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而正式规则则是由公共权威机构制定的具有强制性的政治规则与经济契约，它体现着一个社会的制度化水准。因此根据诺思的界定，制度环境可以理解为现行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构成的规则总和。另一个经济学家D·菲尼则将正式规则又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制度是宪法秩序，即政权的基本规则，它规定了确立集体选择的条件的基本规则；第二类制度指的是制度安排，它包括法律、规章、社团和合同[2]。菲尼这种观点有一定的意义，宪法规则同普通的法律规则、政策等比较有较大的不同，有必要将宪法规则从正式规则中分离出来。从这个角度分析，制度环境则包括宪法规则、正式规则（主要以既存法律制度与政策为主）与非正式规则（风俗习惯、惯例等）构成的规则基础。

宪法秩序是根本性的制度环境。宪法是组织社会生活并规定国家性质和形式的根本大法，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一套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的基本规则，是制定规则的规则。“宪法秩序就是第一类制度；它规定确立集体选择的条件的基本原则；这些是制定规则的规则。”[2]宪法以类似于权利初始界定的方式，确立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的基本结构，是国家制定和实施一切法律制度的基础，是法律秩序产生的前提。任何立法都必须在宪法所确定的结构提供的可能性范围内进行选择。

立法是制度创新、制度供给的活动。但制度创新与制度供给受到宪法秩序四个方面的影响：a.宪法秩序可能有助于自由的调查与社会实践，或者可能起到根本性的压制作用。b.宪法秩序可能直接影响进入政治体系的成本和建立新制度的立法基础的难易程度。c.宪法秩序影响以公共权力运用的方式，因而影响到由公共政策引入经济的扭曲的类型。如果这些扭曲很大，则市场会显示出引入的制度变化会发生方向性错误。d.一种稳定而有活力的宪法秩序会给政府经济引入一种文明秩序的意识——一种关于解决冲突的基本价值和程序上的一致性，这种意识会大大降低创新的成本或风险[2]。

摘要:一些西方学者依据他们对马克思自然观念、“控制自然”概念以及马克思与启蒙主义关系的理解,把马克思看做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者。而实际上,马克思的自然观念无论在生存论意义还是实践论意义上都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意蕴;他所说的“控制自然”是对自然有意识、有计划地合理调节和管理;他与启蒙主义是辩证的二重关系。因此,马克思不仅不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者,而且他还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

长期以来,马克思在生态问题上饱受误解和非议。一些西方学者往往依据他们对马克思的自然观念、“控制自然”概念以及马克思与启蒙主义关系的理解,把马克思看做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者。泰德•本顿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的极限”的论文中就指出,马克思劳动过程中对我们不能操纵的自然条件只是轻描淡写,而对人有意识地改变自然的力量则过分强调,结果他同其他资产阶级学者一样陷入了人类中心主义。这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和歪曲。笔者认为,马克思不仅不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者,而且他还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一、马克思的自然观念

在马克思那里,自然包括外部的自然界和人自身内在的自然,具有生存论和实践论两重意义。但无论是在生存论意义还是在实践论意义上,马克思的自然观念都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意蕴。

(一)从生存论的意义来看,马克思认为,自然对于人类具有“先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