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范文10篇

摘要：控辩平等对抗是人权保障的要求，是诉讼化的要求。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然吸收了当事人主义的合理因素，增强了诉讼的对抗性，但是并未真正实现控辩平等对抗。控辩平等对抗不仅存在于审判阶段，而且存在于审前阶段。由于双方的角色和任务不同，决定了控辩双方注定存在一些固有的不平等。

关键词：平等对抗；价值；现状；实现

控辩平等对抗是当事人主义诉讼的集中体现。我国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当事人主义的合理因素，增强了诉讼的对抗性，但是并未真正实现平等对抗。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人权保障观念的加强，人们逐渐认识到应当实现真正的控辩平等对抗。本文拟对我国实现控辩平等对抗的相关作一探讨。

一、控辩平等对抗的涵义

控辩平等对抗，是指控诉方和辩护方在刑事诉讼中享有平等的地位，为此法律应当赋予双方相应的权利，规定相应的义务，以保证诉讼双方实力上的平等，从而形成平等对抗的情势。对控辩平等对抗应当从以下方面来理解：

（一）“控”和“辩”

〔论文摘要〕现代社会出现了很多道德困境，这导致以解决道德难题为使命的应用伦理学的产生。依据道德困境产生的原因，可以把道德难题区分为三类，即相关事实不清而导致的事实性难题；道德规范缺失和冲突而导致的规范性难题；以及道德范畴和道德推理的有效性难以确证而导致的元伦理难题。规范性难题是应用伦理学研究和实践中碰到的最普遍的道德难题，主要表现为三类：规范缺失性难题、规范冲突性难题和角色冲突性难题。其中，规范缺失性难题和对抗性的规范冲突性难题，是应用伦理学关注的重点。我们还通过对代际正义、环境伦理学、安乐死以及医生角色冲突的具体分析，揭示了这些道德难题的具体内涵，为我们解决这些难题提供了指引。

〔论文关键词〕道德困境道德难题规范缺失规范冲突角色冲突

现代社会出现了很多道德困境，这导致以解决道德难题为使命的应用伦理学的产生。一般而言，我们只要有了对特定的道德情境和与此相关的道德规范的理解和把握，在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就可作出道德判断和选择。这里不存在道德困境。但如果我们在做出道德判断和选择时，对相关事实情境的理解有分歧，可依据的道德原则又相互冲突，或是道德范畴及道德推理的有效性难以确证，就会陷入难以进行道德判断和选择的困境。这时道德难题就出现了。由此，我们可以依据道德难题产生的原因，把道德难题区分为三类：即相关事实不清而导致的事实性难题；道德规范缺失和冲突而导致的规范性难题；以及道德范畴和道德推理的有效性难以确证而导致的元伦理难题。规范性难题是应用伦理学研究和实践中碰到的最普遍的道德难题，主要表现为三类。

一、规范缺失性难题

现代社会的道德困境往往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传统的伦理学理论和道德规范体系似乎已无力引导我们走出困境。按忧那斯的说法，这是因为传统伦理学具有的如下几个特征。(1)在时间上具有当下性。它们都对活动的直接标准加以规定,并且活动的主体和对象是同时存在的。(2)在空间上具有相邻性。伦理地域被限定在这样一些范围内:伦理主体和对象作为邻居、朋友或敌人相处,或作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弱者与强者以及所有人与人相互作用的角色相处。所有的德行对于这些相近的活动范围都适用。(3)伦理学知识注重此时此地,是一种适用于所有具有善良意志的人的知识。由于传统伦理学的上述特点，其确证和提供的道德规范适应的是传统社会的道德实践，但由于现代社会出现了处于传统伦理学视野之外的具有崭新性质的活动领域和利益关系，要调整这些活动和关系，必然面临传统伦理学理论和道德规范体系的某种空白而出现道德难题，即所谓规范缺失性道德难题。

代际正义就属于这类难题。代际正义是调整人类社会世代之间的利益关系的道德规范。我们可以把社会中各个世代之间的关系主要归纳为三种形式：家庭中的世代关系、同时存在的各个世代之间的关系和跨越时间的非同时存在的世代之间的关系。显然，就家庭中的世代关系而言，我们清楚对于长辈和后代应尽的道德义务。如父母子女之间的相互义务，对于未成年的子女来说，父母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对于成年的子女来说，对长辈有赡养尽孝的义务。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就会受到道德或者法律的制裁，在这里没有规范缺失的问题。就同时存在的各个世代之间的关系而言，我们也清楚无论对于上代还是后代都有应该履行的道德义务。如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义务教育制度的建立，都规定有代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在处理同时存在的世代之间的伦理关系时，也不存在规范缺失的问题。规范缺失性道德难题只出现在跨越时间的非同时存在的世代之间的关系之中。这个意义上的代际正义主要调整的是非同时存在的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后代人是指“和现在的世代没有重叠的那些世代”［1］，具体来说是“那些将生活在未来，但是直到现在最后一个活着的人死亡以后还没有出生的未来世代”［2］。AvnerDe-Shalit准确地概括出了这种世代之间关系的五个方面的特征［3］。（1）对这个世代关系中的世代之间的传递问题，人们必须考虑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现在的资源更符合未来的生产潜力要求，因此，从一个世代到另一个世代的物品传递意味着后者将获得比前者因此遭受到的损失更多的价值。（2）在这种世代关系之中，预测后代人的需要和偏好是困难的，即使能够预测，在与当代人的需要和偏好进行比较的时候，也是极为复杂的。（3）我们与后代人在经济上的交流完全是单向的。我们为后代人进行储蓄、或对他们施加经济压力，他们都不可能进行回应，或者是在经济学意义上对我们进行“惩罚”。（4）后代人的人口规模是未知的。在这种世代关系中，不同的人口规模将影响对各种物品的分配方式。反过来，不同的分配方式又对后代人口的数量和身份产生影响。（5）在这种世代关系中，许多当代人采取行动的结果是不可逆转的。例如，造成某种物种灭绝的行为。这种不可逆转性影响了我们对后代人义务的本质问题的思考。

抗生素是多数感染性疾病治疗的有效药物，可有效抑制或杀灭细菌、真菌或其他微生物，其品种规格多，临床应用广泛，使用频率高，且在医疗费用中所占的费用比例较多。但近年来，多数医生或患者依赖于抗生素治疗，导致其应用存在滥用现象，而增加了细菌耐药性和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也增加了医疗费用[1]。为了规范抗生素的应用，提高其合理应用，本研究选择我院住院应用抗生素治疗的患者90例，根据治疗方法分组，分析了临床药学干预对抗生素临床合理应用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2017年6月～2017年12月我院住院应用抗生素治疗的患者90例，根据治疗方法分组。观察组男22例，女23例；年龄19～60岁，平均40.71±5.53岁。其中，内科患者有15例，外科患者有16例，妇科患者有10例，其他科室患者有4例。对照组男23例，女22例；年龄20～60岁，平均40.45±5.52岁。其中，内科患者有15例，外科患者有16例，妇科患者有11例，其他科室患者有3例。两组一般资料无统计学差异。1.2方法。对照组给予常规的抗生素用药指导；观察组则给予临床药学干预：（1）邀请资深药师和专家对临床医生加强抗生素相关专业知识及使用规定的培训，提高临床医生合理使用抗生素的认知度，使其掌握抗生素使用权限管理、应用原则、不良反应处理流程，并掌握抗生素药理作用、适应证、用法用量、不良反应、相互作用和注意事项等。（2）药师参与设计抗生素用药方案。要求临床药师深入至科室，协助医生在正确时机为患者处方提供正确的抗生素和正确的剂量，参加抗生素处方审核，对抗生素处方进行评价，对于不合理的处方进行干预，说明不合理之处，并指导医生修订处方。（3）奖惩制度的制定。各个应用抗生素的科室需严格制定抗生素使用适应症，每个月检查抗生素的应用情况，对于不合理用药情况给予通报，并及时整改。（4）抗生素管理方面。加强对抗生素的分级管理（非限制级、限制级、特殊级），加强抗生素指标要求专项整治和耐药监测，加强抗生素敏感试验的及时性、准确性，并从药品的性能、厂家、批次、存放、发放等方面入手，层层登记，严格把控抗生素各个环节的“质”、“量”关，保证抗生素的有效性和有量性。1.3观察指标。比较抗生素知识认知、抗生素用药依从性、抗生素使用时间、抗生素药物费用；抗生素使用的不良反应。1.4统计学方法。SPSS15.0统计，x±s为计量资料并作t检验，%表示计数资料作x2检验，P＜0.05显示差异显著。

2结果

2.1两组抗生素知识。认知、抗生素用药依从性、抗生素使用时间、抗生素药物费用相比较观察组抗生素知识认知、抗生素用药依从性、抗生素使用时间、抗生素药物费用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2.2两组副作用相比较。观察组抗生素使用的不良反应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讨论

演讲与辩论 论辩的过程是一个对抗与反对抗的过程，而对抗中又以例证对抗为常见。因此，本文想以例证对抗为例，谈点反对抗技巧。

从构成对抗的例证本身寻找反对的突破口

95国际大专辩论会半决赛第二场中有这么一节辩词：

正方：可是我们也知道香港“九七”就要回归祖国，我们听说要颁布《基本法》，可没有听说要颁布“基本道德”呀!

反方：……我深深记得对方三辩同学在前几天的辩论场上曾经说过：在我一张伶牙俐齿之下是一颗善良美好的心灵（笑声），那为什么不说是颗“法律心灵”呢？（掌声）

正方立场是“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依靠法律”，于是以强调法律的重要性为立足点。举香港将颁布《基本法》为例向反方发难，反方立即就地取材反唇相讥，与之构成尖锐的对抗。赢得了观众的喝彩。

细菌感染可引发多种疾病，抗菌药物是临床常用药物，合理使用抗菌药物，不仅能够提高治疗效果，还可有效减少耐药菌的出现[1]。我国抗菌药物的使用率属于国际较高水平，尤其是广谱抗菌药物的使用率，且不合理用药情况在常规管理中，难以得到有效控制[2]。为改善不合理用药现象，本次研究中对观察组患者行药学干预，效果满意，现总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我中心2017年5月-2018年1月260例患者，根据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130例。纳入标准：自愿参与并知情同意；无药物过敏史；无精神疾病史或认知功能障碍；年龄≥18岁。排除标准：妊娠期或哺乳期患者；中途退出者。观察组男80例，女50例，年龄18-60岁，平均（42.12±2.36）岁；对照组男70例，女60例，年龄18-65岁，平均（42.27±2.88）岁,2组一般资料比较无意义（P＞0.05）。1.2方法。对照组：遵医嘱服药，医护人员行常规宣讲，叮嘱注意事项。观察组：（1）抗生素知识宣讲：护理人员对抗生素使用知识进行讲解，同时告知患者药物使用期间可能出现的不适症状，促使患者提前做好心理准备，确保治疗能够顺利开展。定时组织医护人员培训，强化其对抗生素知识认知，提升合理使用的意识。（2）药师干预：药师积极与患者沟通交流，判断其认知情况治疗期间，积极主动询问患者治疗感受，及时解答疑惑，提升治疗依从性，指导患者正确用药，告知用药禁忌。药师在日常工作中，对临床用药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同时制作不良反应观察表，对出现的不良反应进行记录。密切观察患者用药情况，定期询问，如出现异常情况，及时与临床医师联系，给予处理，避免延误病情。（3）处方单审核:药师对处方单进行审核，严格遵循用药指导，结合临床经验及相关文献支持，对不合理处方单与临床医师进行商讨，确保抗生素使用的合理性。（4）强化管理：成立监督小组，对抗生素使用情况进行定期审核，对出现的不合理进行总结、探讨，制定合理改善措施。对出现多次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现象的医师，及时处罚；对未出现抗生素不合理使用的医师给予奖励。促使医护人员能够不断进行学习，提升抗生素合理使用知识，从而减少滥用现象。1.3观察指标。统计两组患者抗生素使用费用、抗生素不合理使用情况及抗生素在药物治疗中所占的比例，进行对比。1.4统计学分析选用SPSS19.0统计软件处理，计量资料用（-x±s）表示，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表示，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患者抗生素使用费用比较。观察组抗生素费用为（157.65±2.34）元，对照组抗生素费用为（160.97±2.36）元，两组数据比较差异显著（t=11.390，P=0.000）。2.2两组临床用药情况比较。观察组抗生素使用比例及不合理使用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1。

3讨论

近些年抗生素种类在不断加多，使用率也愈来愈高，导致因滥用抗生素引发的不良事件也随之不断增加，不但会对临床疗效造成影响，还可能损伤患者肝肾功能。不合理用药的因素众多，临床应当针对具体原因采取相应干预措施，以此减少抗生素的不合理应用[1]。本次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实施药学干预对抗生素临床合理应用的影响，特选择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药学部130例患者展开研究，详细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2017年10月～2019年2月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药学部收治的患者130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将其分为药学干预组与常规干预组，各65例。其中，药学干预组男37例，女28例，年龄18～62岁，平均（38.5±2.7）岁；常规干预组男37例，女28例，年龄18～62岁，平均（38.5±2.7）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2一般方法。常规干预组患者不给与药学干预，药学干预组患者给与药学干预，具体方法是：①知识宣教：由临床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培训护理人员关于抗生素临床应用的有关知识，提升护理人员对抗生素的正确认知与了解，让护理人员知道在抗生素实际应用过程中还需要引导患者准确使用。②严格控制抗生素的应用：全面评估院内抗生素的使用状况，制定合理的审批制度来对抗生素的应用进行规范，使用抗生素前必须要医师签字确认。③规范细菌监测流程：部分患者在使用抗生素治疗时要先实施细菌药敏实验，必须规范细菌监测流程，再依据实验结果对治疗方法进行调整。④强化用药管理：安排专门的医师管理抗生素，按照患者病情与细菌药敏实验结果来制定临床药学标准，对患者的用药方案予以合理调整，以此保证抗生素使用的合理性。1.3观察指标。观察并对比两组患者的抗生素药物使用情况，包括抗生素处方比率、抗生素不合理应用率以及不良反应发生率。1.4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25.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n）、百分数（%）表示，采用x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药学干预组65例患者的抗生素处方比率是46.15%，抗生素不合理应用率是3.08%，不良反应发生率是4.62%；常规干预组65例患者的抗生素处方比率是69.23%，抗生素不合理应用率是15.38%，不良反应发生率是18.46%。对比两组患者的抗生素使用情况，药学干预组的抗生素使用率、不合理应用率以及不良反应发生率均要显著比常规干预组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3讨论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行政结构化的国家所有权现状；主体分离: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关系改善的必由之路；重建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关系的理论构想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主体重合是我国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关系现状的最显著特征、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结合于政府一体、行政等级结构与国家所有权、行政地域结构与国家所有权、行政部门结构与国家所有权、综合性的经济职能管理部门与行业性的经济职能管理部门、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的一体结合，使得国有产权管理职能与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不分、政府内部分权、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的分离是相对的分离，并非绝对的分离、重建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关系的一般原则、行政权对所有权的作用理论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主体重合是我国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关系现状的最显著特征，两权都集中于政府一体行使，一体结合的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使得国家所有权的运转往往借助行政权力结构运行系统，引发出多重对抗关系，为权力进入市场，权力对抗竞争提供了媒介与载体。产权改革不应寻求和强化这种一体化的模式，而应当探索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分离的道路。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的分离应当采取主体分离的方式，通过国家所有权主体形态的重新塑造实现行政权与所有权从权能结构到组织形式、法律资格的完全分离。主体分离后的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也需从作用原则、作用特征、作用理论等方面进行合理构建，以适应产权改革和建立科学的宏观经济调控法律体系的要求。

关键词:行政权/国家所有权/产权改革

主体重合是我国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关系现状的最显著特征，两权都集中于政府一体行使。这就形成了政府既代表国家行使经济行政权，又代表国家行使国家所有权的双重权力主体格局。产权改革的步伐迈至今日，已触及到产权关系的实质与要害，即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一体状态下能否求得产权效益与行政效能的双重兼顾，本文拟从国家所有权与行政权在结构渊源上的本体关系探讨两者之间的逻辑联系与法律关系，以期找到两者之间的合理接触点。

一、行政结构化的国家所有权现状

行政权与国家所有权结合于政府一体，使得政府既要设计经济行政权的运行轨道，又要设计国家所有权的运行轨道，这两者很容易合二为一或者互相借用。从国家所有权的实践来分析，其流转方式与行政权限结构是紧密结合的，并且带有国家所有权运转行政结构化的特点。

摘要：攻击和防御是对抗的两个基本方面。本文首先对信息网络的对抗机制进行了归纳分类，然后讨论了各种信息网络防御机制，重点分析了不同防御机制中所存在的脆弱性，并提出了相应的攻击机制。最后，对当前信息网络对抗机制间的攻防关系进行了总结。

关键词：信息网络网络对抗网络攻击网络防御

引言

信息网络对抗作为信息作战的主要形式之一已获得了各国广泛地认同，一些西方国家甚至专门组建了网络作战部队，组织实施针对信息网络的对抗活动。从概念上讲，信息网络是广义的，一切能够实现信息传递与共享的软、硬件设施的集合都可以被称为信息网络。因此，信息网络并不完全等同于计算机网络，传感器网络、短波无线电台网络、电话网等都属于信息网络的范畴。本文所讨论的信息网络对抗主要涉及计算机网络，对其他类型的信息网络也有一定的普适性。

信息网络（以下简称为网络〕对抗包括攻击和防御两个方面，本文首先对网络对抗机制进行了归纳分，然后讨论了各种网络防御机制，重点分析了不同防御机制中所存在的脆弱性，并提出了相应的攻击机制。最后，对当前网络对抗机制间的攻防关系进行了总结。

1、网络对抗机制的分类

【摘要】目的探讨临床药学服务对抗生素不合理用药情况及患者经济负担的影响。方法抽取临床药学服务干预前2019年1—12月门诊处方中含抗生素的处方1152张，临床药学服务干预后2020年1—12月门诊处方中含抗生素的处方1026张进行分析。比较临床药学服务干预前、干预后的临床不合理用药情况，包括选药、给药方式、使用剂量、联合用药；比较临床药学服务干预前、干预后的抗生素药物费用、抗生素药物总金额占处方用药总金额的百分比。结果临床药学服务干预后，抗生素的选药、给药方式、使用剂量、联合用药不合理比例明显低于临床药学服务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临床药学服务干预后，抗生素药物总金额占处方用药总金额的百分比低于临床药学服务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临床药学服务干预后能减少临床抗生素不合理应用情况，促进合理用药，减少抗生素费用，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

【关键词】临床药学服务；抗生素；合理应用；经济负担

抗生素主要由人工合成或各种微生物的次级代谢产物制成，广泛用于治疗和控制感染性疾病及预防感染等[1]。抗生素应用过程中可导致病原菌耐药性增长，不合理应用抗生素容易增加病原菌耐药，导致耐药菌、多重耐药菌（MDRO）出现，增加治疗难度，导致药物资源浪费，甚至造成治疗失败，延误患者的病情[2-3]。规范抗生素的临床应用是减少抗生素不合理应用的关键。药学服务是通过药师干预、提供相关的服务，其能够发现抗生素在临床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处理，促进抗生素的合理应用。本研究观察了临床药学服务对抗生素不合理用药情况及患者经济负担的影响，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抽取临床药学服务干预前2019年1—12月门诊处方中含抗生素的处方1152张为对照组，临床药学服务干预后2020年1—12月门诊处方中含抗生素的处方1026张为研究组。对照组处方来源：急诊科233张、儿科262张、内科179张、外科105张、妇科135张、耳鼻喉眼科177张、其他61张。研究组处方来源：急诊科217张、儿科230张、内科165张、外科97张、妇科126张、耳鼻喉眼科145张，其他46张。两组的处方来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生活空间逐步减少，越来越多的建筑倾向于高层建筑。在建筑高层建筑时，人们首先会考虑其抗震性能，高层建筑的抗震设计是高层建筑设计的重点，高层建筑的基础刚度与整栋高层建筑的抗震性能具有较高的关联性。文章主要分析了高层建筑基础刚度对高层建筑抗震设计的具体影响，希望为高层建筑设计师合理规划基础刚度、提高抗震性能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参考。

关键词：高层建筑；抗震设计；基础刚度

为了确保高层建筑具有足够的抗震能力，减少地震对高层建筑的损害，在进行高层建筑选址与设计时，应确保选址地根基合适，并运用相关的地基处理方法，最大限度地加强高层建筑地基的承受能力[1]。此外，将建筑选址地地基基础刚度也划定到抗震设计范围内，可以有效提高高层建筑的质量。发生地震时，通常经由岩土传播，不同的地基密实度可以直接影响地震的内力分布以及对建筑的冲击。目前高层建筑抗震设计中容易出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高层建筑地基场地的选择和高层建筑基础形式的选择上。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市住房数量远不能满足人们需求的情况。为了提高对有限用地空间的利用程度，给居民提供更多住房，高层建筑越来越多[2]。相比传统建筑，高层建筑的选址要求更高，应尽量选择地基土质较坚硬或者土质均匀的中硬土区域，确保地基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及荷载能力。不同的高层建筑所采用的基础形式种类不同，一般会根据所要建造的高层建筑特点以及所选择的场地合理调整基础型式，合适的高层建筑基础型式不仅能提升其抗震性能，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建造成本。

1基础刚度对高层建筑抗震能力的影响

基础刚度会对高层建筑的抗震能力产生较大的影响。当结构侧移刚度减小时，地震作用也会减小，如果同时增大侧移刚度，当发生地震时，会增大建筑结构位移。以某高层建筑为例，该建筑采用挖孔桩基础，通过排成排的方式形成抗震性防护，其基础刚度最小设计值和最大设计值分别为0.5K和2.0K，控制实际基础刚度值不超过该范围。对建筑框架结构自振周期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自振周期会随着基础刚度的减弱而增大，与基础嵌固增大值相比更为明显。通过计算可知，楼层剪力会随着高度的增加而减小，倾覆力矩与建筑层高变化也呈负相关关系。当基础刚度值为最小设计值时，建筑结构将会呈现最大的水平位移。受基础刚度影响，框架结构在地震时会出现转动、平动位移现象，柱底层转动、边柱轴向变形转动都属于基础转动，排除柱底层转动的影响，边柱轴向变形所产生的数值变化除以结构宽度所得的商值便是地基转动角。将刚体平动、整体转动的影响排除在外，楼层越高，其竖向结构水平位移越大，三层以下层间位移随着层高的升高而增大，三层及以上层间位移随着层高的升高而减小。立足于基础刚度角度，在估算建筑底层框架上层弯矩时，如果估算值较小，则难以保证建筑结构抗震能力的良好性。

2基础刚度对高层建筑抗震设计中结构侧移刚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