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范文10篇

在国际贸易中，如果一国以低于国内“正常价值”（美国称为“公平价值”）的价格出口商品到另一国，并对进口国同类产品生产部门造成损害的，被视为有倾销倾向。通常是通过比较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来确定反倾销对象的倾销幅度。由于在国际上倾销被认为是一种非公平竞争的贸易措施，国际社会和许多国家通过公约或立法形式对此加以限制。

我国遭受外国反倾销指控与改革开放的进程相伴相生。据统计，20世纪70年代（以下均指20世纪）仅2起，80年代平均每年6起，90年代平均每年高达29起之多，我国实际上已成为当今国际反倾销的最大受害者[1]。面对汹涌而来的反倾销浪潮，扯掉外国对华反倾销的“幌子”，尽快制定具体的应对策略已成为我国当前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一、外国对华反倾销的主要特征

（一）对华实施反倾销的国家增多，欧盟位居多国之首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对我国商品提出反倾销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也日益增多。80年代，对我国实施反倾销的国家基本上集中在欧共体、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其中欧共体26起，美国18起，澳大利亚7起。进入90年代以来，外国对华反倾销的势头愈发猛烈，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墨西哥、伊朗、智利等也纷纷加入到对华反倾销调查的行列。据最新资料显示，截止到2000年底，共有29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出口商品提出反倾销调查，涉案数412起，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亿美元。其中欧盟99起，美国78起，两地合计占总数的43%；印度更是后来居上，对华反倾销指控达38起，名列第3位；澳大利亚、阿根廷、南非、墨西哥4国对华反倾销投诉也均超过20起。另据统计，仅2000年我国出口商品遭受反倾销案件就达38件，占当年世界总数的15%，与前几年一样高居全球榜首[2]。

自1979年6月欧共体对我国出口的糖精钠首次投诉倾销以来，无论是在立案数还是调查数上，欧盟始终居于各国之首。据统计，从1979年至1998年的20年间，欧盟对其他国家的反倾销数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立案数从前10年的年均42起降至后10年的33起。与此同时，欧盟对华反倾销数却逐年攀升，由前10年的26起增至后10年45起，同期占欧盟反倾销立案总数的比重也由前10年的5.5%上升至后10年的13.8%，列第1位。1999年欧盟对华反倾销更是变本加厉，仅在前10个月就立案12起，超出历年立案数量，我国名副其实成为欧盟首要的反倾销打击对象[3]。

一、文献回顾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是围绕着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和促进效应以及对就业规模、结构和区位分布的影响来进行的。杨建清(2004)认为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就业替论、就业补充理论、就业结构优化论、公司战略论。目前来看，有关流出FDI对母国就业影响的经验证据比较有限。Chen和Ku等人(2003)的研究表明，台湾地区对所有国家流出FDI而创造的技术和管理岗位的工作超过了1993－2000年技术和管理工作数量的总和。Wu、Heng和Ho(2003)的研究认为，新加坡1996年到2000年期间流出的FDI在制造部门创造了33600个工作岗位。而EllingsenGaute和Win－fliedLikumahuwa等人(2006)的研究也得出了近似的结论，即没有发现流出FDI对新加坡劳动市场造成负面的影响，尤其是不存在流出FDI替代母国出口的证据。戴翔(2006)通过对新加坡的研究表明，FDI对国内就业的影响是积极的，FDI型企业对不同的劳动群产生不同的影响，科技人员就业增长从FDI的发展中受益最多，其次为管理人员和体力劳动者，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开展，公司内部的劳动分工会进行重新配置，从国内生产型向技术密集型和管理密集型方向转变。王峰和王博(2007)运用协整方法对台湾地区失业率上升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台商对大陆的投资活动并非是造成台湾失业率升高的主要原因；而且长期来看，对大陆的投资改善了岛内劳动力就业质量，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同时指出，岛内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升级和宏观经济环境低迷，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是台湾改善经济环境和降低失业率的明智选择。

国内外专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本国就业水平影响的文献较少，多数是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日本经济影响及产业空心化的研究中略有提及。随着日本9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产业向国外的转移，日本就业人数逐步减少，因而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本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问题，如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丰田章一郎就对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产业“空心化”表示忧虑(张国成，1994)。庞德良(1998)、中村吉明(2002)把产业空心化定义为一种外部性现象，跨国企业把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后，由于其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造成国内制造业生产下降、就业减少、产业衰退，进而对本国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不良影响。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制造业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恶化了日本国内的就业状况尤其是制造业的就业状况，有关日本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便自然而然地与“中国因素”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国内学者就日本产业空心化问题对日本国内就业水平影响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伞锋、曾浪(2005)通过分析日本直接投资的增长与日本进出口和就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业的关系得知，“中国因素”不仅不是日本产业空洞化的祸首，反而是新一轮景气回升的重要动力。“中国因素”加快了日本逆工业化进程，尽管使日本制造业失业人数增加，但导致日本产业空心化的真正原因是服务业过多的规制和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使逆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释放出的失业人员不能向服务业进行有效转移。王晓枫、郭远芳、袁绍锋(2006)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基于中日数据分析了FDI、产业转移与母国就业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表明当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时，转移了其国内的制造业产业，输出了制造业就业岗位，但是由于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替代弹性大于1，使得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总量上增加了就业机会，在结构上促进了日本国内就业结构优化。

二、日本就业变动与对华投资之间的关系——描述与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对中国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日本国内的就业状况迅速恶化。如图1所示：在1990年以前很长时间内，日本的失业率基本上在2-3％之间波动，但在1991年以后其失业率却迅速增加。根据2003年日本统计年鉴上的资料，日本的完全失业人数在1990年仅为134万人，1995年已增至210万人，2000年再增至320万人，2002年3月最多时曾达379万人。其完全失业率在1990年仅为2.1％，1995年升至3.2％，2000年再升至4.7％，2001年7月突破5.0％大关，截至2003年初仍在5.5％的水平上居高不下(江瑞平，2003)。再从作为对外投资主体的制造业来看，1992年以前就业水平一直呈上升趋势，但此后发生了逆转，1993年比1992年就业人数减少了39万人，1994年比1993年减少了34万人，1995年再比1994年减少了40万人。尤其是海外投资率高的产业就业减少的现象最为明显，其中纺织和电器机械产业最为严重(庞德良，1998)。1991至1994年，电器机械产业的就业人数减少18万人，服装和纺织产业减少10万人。除此之外，一般机械产业减少了8.1万人，金属制品产业减少了6.9万人，汽车及附属产业减少了4.6万人。就制造业与服务业就业人数对比来看，1992至2002年间，制造业失业者增加了347万人，服务业就业者增加了322万人(吉田惠美里，2006；日本总务省，2003)。由此可见，日本国内就业问题的日趋恶化确是事实，大量对外投资的产业就业问题较为严重也是事实。然而据此认为对外投资是日本国内就业状况恶化的根本原因，进而说明对中国投资是这种原因的核心，理由并不充分。

首先的疑问来自于下面的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日本对中国投资同样是迅速增长，但此期间日本的国内失业率却很低。在此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横向比较。韩国同样是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投资保持迅速发展态势的东亚国家。韩国对华投资始于1992年，虽起步较晚但增长十分迅速，从1992年的1.19亿美元到1997年的21.42亿美元，年均增长78％。从1993年到2000年，投资项目和投资金额分别占其对外投资总量的48.2％和18.3％。尤其是2005年上半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了54.4％，在投资规模方面超过了日本和美国。然而资料表明，韩国在同一时期内的国内就业状况却呈现日益改善的趋势。在1993至2002年期间，韩国的平均失业率为3.6％，低于日本0.3个百分点，而且考虑到此前韩国失业率长期大大高于日本，这种转变更是十分显著。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以来，在日本失业率一再上升的情况下，韩国失业率却连续下降，其中2000年、2001年和2002年的失业率分别为4.1％、4.0％和3.5％。

一、客观上存在低价倾销的现象，企业对反倾销认识存在误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迅猛发展，外国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案件迅速增加。我们应该从自身方面找原因：多年来我国部分出口产品供大于求，企业为了生存竞相低价倾销。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国内企业在对外出口中的确存在倾销行为。从实质损害来看我国出口产品的数量不仅增长迅猛，而且也对进口国市场价格产生明显影响。

有多种原因造成了我国企业在出口时存在倾销现象：

1.改革开放使国内产业出口额大幅度增长。2005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达1.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3位。相比之下，我国产品大多拥有劳动力价格低、生产原料廉价、经营成本低等比较优势，这使一些进口商大为恐慌，绞尽脑汁加以阻挡，提起反倾销调查便是其主要手段之一。

2.一些企业的竞争观念落后。现代贸易中，非价格竞争已取代价格竞争，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主流。一些企业只看重价格竞争，而对产品的功能、质量、服务上的竞争却缺乏必要的认识。这种以低价取胜为核心的竞争观念，不仅表现为国内市场各企业相互倾轧的不正当竞争，也突出表现在产品出口上，这是引发各国进行反倾销调查的一个原因。

3.出口秩序混乱。我们有些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没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多头对外，价格混乱。由于我国出口市场过分集中，使得我国产品在某一国际市场的数量急剧增加，很容易引起反倾销投诉。

[摘要]海湾阿拉伯国家因为巨额的石油收入，成为世界著名的资金输出地区，其投资遍及全球。海湾对华投资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海湾对华投资发生了实质性转变。

[关键词]海湾国家投资中国

海湾阿拉伯国家是世界重要的资金输出地区。海湾国家的对外投资一直受到世界各国的热切关注。近年来，随着石油价格的攀升，海湾国家的资本积累变得更加雄厚，有力推动着海湾各国经济的发展，同时海湾对海外投资的力度和范围也在不断增加。对华投资近两年内无论是规模还是领域均有着实质性突破。

一、海湾国家的海外资产

海湾国家的海外资产大部分是自上个世纪70年代石油高价时期开始积累的。1973——1979年，海湾国家的累计石油收入为9318亿美元，年均递增达35.8%。而这些国家落后的工业和容量相对较小的经济规模，使得这些石油美元在国内的使用极为有限，因此形成剩余资金，剩余资金的外流就形成了他们今天的海外资产。20世纪70——90年代，阿拉伯国家对外投资高达8000亿美元，对内投资仅450亿美元，只占5%。(1)海湾国家的海外资产最初为银行存款，后逐渐以小额资产开始进行工业投资和购置不动产，发展到今天的银行存款、工业投资、购置不动产与购买工业国家的债券和证券等并举。海湾国家的海外资产，无论以哪种形式流动在外，都为他们带来丰厚的利润。

1985年末，海湾国家在国外商业银行中的纯资产已达450亿美元。(2)80年代中期后，由于世界油价下滑，加之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带来的负面影响，海湾海外资产缩减。至1998年年初，海湾国家的海外资产又回升至5100亿美元。(3)

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标志着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全面爆发。此后一年间，世界经济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当前，在各国政府的强力干预下，全球经济下滑趋势逐渐得到扭转，尽管复苏的过程将十分漫长而艰难，但2009年三季度以来，无论是从美国、日本、欧盟等主要经济体，还是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指标看，全球已经渡过金融危机的恐慌而进入后危机时期。后危机时期，欧盟对华新贸易保护主义势头不减，不断刷新着对华贸易救济的纪录。

1陶瓷行业

2010年6月18日，欧盟宣布对中国瓷砖进行反倾销正式立案。根据相关规定，如果涉案企业不应诉，有可能被征收高达430%的反倾销税，从而失去我国陶瓷出口第三大市场。本次反倾销调查涉及出口约为金额3.1亿美元，而非此前所说的两亿美元。同时，由于涉案企业几乎涵盖国内知名陶瓷企业，该反倾销申诉的立案成为中国陶瓷行业面临的史上最大反倾销调查。

2电子行业

2010年6月30日，欧盟已对数据卡进行过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立案调查。这是迄今中国遭遇涉案金额最大的贸易救济调查。欧盟对同一产品同时进行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调查，同一产品，三案齐发，凸显了欧盟后危机时代的贸易保护主义，是滥用规则的极度表现。实际上，欧盟当前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数据卡生产商都没有。欧盟所要保护的产业就是一家比利时公司（OPTION），而该公司近年的公开年度报告明确显示，他们的数据卡产品已经全部外包给中国生产。

金融危机结束的两三年才是贸易摩擦的高发期，如今才刚刚开始。达数月的超高失业率已经让欧委会失去了理智，反补贴很可能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如今的贸易摩擦意在让中国外贸伤筋动骨，如今靠企业单独应诉已不足以对抗欧盟愈发汹涌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政府也应该更多地发挥作用。

【摘要】

1979年欧盟首次对华发动反倾销，这也是中国在世界上遭受的第一起反倾销指控。此后，欧盟又频频对中国提起反倾销指控，而且数量不断增多，反倾销的产品范围也不断扩大，反倾销税率也是一直增高。对此，本文主要分析了欧盟对华反倾销现状，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

1978年,中国与欧盟签订了第一个中欧贸易协定,至今已二十多年。二十多年里，中国已成为欧盟十五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但也成了首当其冲的反倾销对象。“从1979年至2002年12月,欧盟对中国商品反倾销调查共立案94例,所涉金额55亿美元”。因此，有必要进行欧盟对华反倾销的相关分析。

一、欧盟对华反倾销现状

从历年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件来看，其对华反倾销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欧盟是最早对中国提起反倾销的地区

摘要：文化从多个方面影响国家的外交决策。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文化中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外交决策也会表现出本国文化的某些特点。中日文化的共性与差异都对日本对华ODA决策产生了影响，中日文化共性为经济合作提供了可能，中日文化差异则为经济合作提供了必要。

关键词：日本；ODA；文化

日本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最早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以下简称ODA）的国家。自1979年底至2007年，日本政府累计向中国政府承诺提供日元贷款协议金额32701．84亿日元。〔1〕

国内外一些学者已对日本ODA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人们认识和了解日本ODA非常有益，但既有的研究偏重于1979年12月日本对华提供援助之后的内容，日本对华ODA决策方面的研究，还有深入研究的空间。本文试从文化的角度来剖析1979年底日本对华提供ODA决策的文化动因。

一、文化与外交的关系

文化的含义包含人类在长期实践活动中创造的有形的物质和无形的精神两个层次。文化从深层次上对外交产生深刻影响。英国政治家帕麦斯顿勋爵曾经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而对国家利益的判断深受本国文化的影响。文化在确定国家外交目标中具有导向作用。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是综合国力在国际社会的反映。外交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文化影响着一个国家看待国家利益的方式。“政治领袖必须在符合国家价值观念的前提下才能形成政策，国家价值观只是个人价值观的集合”。〔2〕在文化认同基础上制定的外交政策容易形成获得民族共识和增强政策的凝聚力。所以文化作为一种软力量在明确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确定外交目标上能够起到导向作用。不同国家外交政策的决策者受到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熏陶和影响，制定出来的外交政策自然也有所不同。

60年代中期，美国对华政策开始酝酿重大的调整。这一时期中美两国的尖锐对抗和在越南战场进行的间接战争，无疑推迟了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进程，但同时也为美国政府根本改变其政策造成了必不可少的主客观条件。迄今为止，国内的有关研究主要着重于两个方面。一类研究着重于分析这一时期美国对华舆论的变化，研究成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1]另一类研究则是勾勒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可能是因为受到论著体例和篇幅的限制，这类研究成果与前者相比，其论述可以说是比较粗略的。[2]本文的目的是在综合上述两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一些关键性问题做进一步地探讨，以期揭示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及其后来转变的必然性。

（一）肯尼迪上台前后有关对华政策的讨论。

从50年代末开始，美国社会中开始出现了一种要求改变美国僵硬的对华政策的动向。这是由两个因素引起的。其一是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给美国对话政策造成了冲击，它使美国朝野担心因台湾问题而导致美国与中国大陆的战争。[3]其二是美国政界一些人认为，有必要根据变化的世界形势，重新审议美国的外交政策。作为这种动向的比较典型的反映是1959年出台的《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仑公司研究报告》，后来被简称为《康仑报告》。

1958年春季，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该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WilliamJ.Fulbright）的主持下，就美国对东亚、南亚、非洲、欧洲以及拉丁美洲的政策，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目的是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一次系统的检查。5月间，参院外交委员会根据听证会的情况及其效果，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小组委员会，讨论全面研究美国对外政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该小组经研究认为，进行有关的研究既有必要又切实可行。7月15日外交委员会投票通过决议，要求参议院授权进行有关的研究。31日参议院通过决议，授权外交委员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一次充分而全面的研究”，并拨款30万美元予以资助。《康仑报告》即是这项研究的产物之一。

《康仑报告》出台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报告突出了中国的重要性。该报告虽然分为南亚、远东和东南亚两个部分，但是综观全文，不论哪一部分都包含着对中国的严重关注。正如报告所指出的：“共产党中国是美国在亚洲面临的最复杂和最严重的问题”，“对我们将来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来说，没有再比美国对华政策的决定更起决定性的作用了”。报告还指出，美国应该确认两个基本事实，其一是中国的政权是稳固的，而不是像当时许多美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暂时的现象”。报告称“大部分迹象表明，现政府是近代中国历来最坚强、最团结的政府”，“只要不和美国作战，中国共产党政府长期存在下去是非常可能的”。其二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迅速增长，“非常可能在二十世纪后期作为一个主要世界强国而出现”。所以报告提出，美国的对华政策“不管具体形式怎样”，都应该根据上述“假设来实施”。[4]

其次是《康仑报告》实际上已经成为后来美国朝野人士考虑对华政策的重要参考。在后来一段时间里，美国各方人士曾经多次提出改变对华政策的设想和建议，但是他们都没有超出《康仑报告》设计的框架。此外，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参与策划这一项目的人包括了很有影响的参议员，如富布赖特和后来担任总统的肯尼迪(JohnF.Kennedy)。报告的撰写人包括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斯卡拉宾诺（RobertA.Scalapino）等。这些人在政界和思想界都有着重大的或独特的影响，所以报告所包含的一些重要想法必然会被传播并保留。

摘要：近年来，反倾销问题一直是我国对外贸易中的热门话题，该项贸易保护措施对我国企业的频繁使用使我国企业蒙受巨大损失，也成为我国国际贸易发展的重大障碍。面对这种局面，我国政府和企业应加强协调配合，同时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同时完善反倾销应诉机制，促进与国外的交流与合作；企业应规范内部管理，优化出口结构，建立灵活的经营策略，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我国企业的利益。

关键词：对华反倾销国际贸易应对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速了与其它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往来，对外贸易更是飞速发展。至2000年，我国对外贸易已跃居世界第七，成为世界贸易大国。然而，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贸易抵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逐步取消了一些国家对中国的高关税贸易壁垒，取而代之的是配额、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其中，反倾销以其方便、见效快的特点倍受各国青睐。我国而我国也成为该贸易保护措施的最大受害国之一。

一、外国对华反倾销的特点

1、倾销指控的次数多频率快

自1979年欧共体对第一期反倾销调查案以来，我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反倾销指控，截至2002年12月20日，我国产品共遭遇外国反倾销调查509起，遭遇保障措施46起，两者共高达555起，涉案金额超过500亿美元，国外对我国的反倾销给我国带来的直接损失达160亿美元，导致我国五十万人潜在失业。从2002下半年看来，共有17个世贸组织成员发起了104项反倾销调查，其中针对我国的就有18项。我国已成为2002年下半年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Ⅰ

一、“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及美对华贸易政策

今年1月底，在各种质疑声中奥巴马政府提交给美国国会并得到国会批准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从表面上看该条款在措辞上似乎美国仍在履行国际协定的承诺，但其内容和性质却充分表明了当前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进一步抬头，同时也带有对中国等其他100多个世贸组织成员歧视性贸易政策，是不折不扣的带有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的条款，对未来中美贸易关系有着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美国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的表述是：在“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的前提下，经济刺激计划支持的工程项目必须使用“国产”钢铁和其他制成品。根据该条款的表述内容，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墨西哥享有“豁免权”；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欧盟、日本、韩国、香港等少数世贸组织成员享受“优待”，但中国等其他100多个世贸组织成员被排除在外。由此可见，所谓“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仅限于极少数国家，而大多数世贸组织成员却成为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的“牺牲品”，不能享有所谓“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的权益。

对于中国而言，即使美国政府不出台“购买美国货”新条款，对“中国制造”(madeinchina)的歧视已经存在，美国民众对“中国制造”的抵触情绪使得美国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变得更加强硬和不友好，“中国制造”被美国施加了种种限制。在此之前，美国已然有了“购买美国货法案”，该法案规定：政府投资主导的高速公路、桥梁、隧道、学校等基础设施建设，所用钢铁必须为“国产”。而中国不是《政府采购协议》成员方，出口美国的中国钢材多用于民用建筑，因此依据该法案“中国制造”的钢材在美国必然受到限制。虽然前后相继出台的“购买美国货法案”和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在表面上没有明显的针对“中国制造”的表述，但不可否认，在有关法案和条款的操作上显然是对“中国制造”的歧视，不能排除当前美国推行的“购买美国货”行动，是以“中国制造”为借口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从“购买美国货”有关条款的内容和性质看，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贸易保护行为的操作性，一旦有关条款落到实处，有关国家采取相应措施保护自身利益也在情理之中，如果美国保护主义措施由此引发各有关国家贸易战，不仅将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造成严重不利影响，而美国也不会从中获得长久利益。

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当的措施和手段应对本无可非议，但在损害它国和破坏有关世界美贸易有关协议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购买美国货法案”和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无疑是只顾眼前得失，放弃长远利益的短期行为。其性质不仅体现了当前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复出，也是对国际贸易规则的“蔑视”和对有关国家在贸易政策上的歧视。“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即体现了当前美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总体思路，在“中国制造”问题上也迎合了国会一些对中美贸易现状有不满情绪和那些炒作“中国威胁论”的人的口味，同时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环境下也不免带有“患得患失”的味道。“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对“中国制造”歧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现实和最直接的原因是：一方面，金融和经济危机不断深化导致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重，美国政府在制订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把贸易保护主义的因素融入其中；另一方面，不断攀升的美对华贸易逆差与日益加剧贸易不平衡状况，导致美国当前对外贸易政策中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首先向中国发难。近年来，在贸易问题上美国国会一直弥漫着反华情绪，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对华巨额的贸易逆差成为“购买美国货”出台的口实和对“中国制造”采取的“歧视”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不可否认，双边贸易总量不断攀升与贸易不平衡加剧并存的确是客观事实，但美国对华出现的巨额贸易逆差以及贸易不平衡现象是多种原因造成的。1、贸易结构问题。目前美国所需进口商品的90％已不再是在本土生产的商品，因此美国即使不从中国进口，也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2、贸易转移发生的变化。由于近年来中美贸易增长迅速，过去美国对日本、韩国、东南亚的贸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中国，导致美对华贸易逆差进一步增长。3、由于美国始终不肯放弃高技术产品对中国的出口管制，这些产品失去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在美对华贸易逆差和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问题上，中国领导人多次明确表示，“中国不以获取对美贸易巨大顺差为目的”，“只要美方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两国贸易就可以趋向平衡”。由此可见，美拒绝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不仅损害了正常自由贸易的发展，同时也限制了美对华出口的增加，也可以说这是美国“自食其果”。4、在美对华贸易逆差问题上，明显带有“水分”的统计数据严重夸大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程度。据美方统计2007年美对华贸易逆差达2,562.7亿美元，比上年度增长了10.2％，而中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为1,633.2亿美元，双方公布的数据相差甚远与统计范围有关。另外，从表象看，中美贸易中存在的问题都与中美贸易失衡有关，但也不难看出，美国对华的歧视性政治色彩，亦冲击着中美经贸关系。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中国威胁论”论调也在升温，利用“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压，霸权主义心态的表露无处不在，这些方面也影响到贸易领域。由此可见，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调整既保持着连续性，也有现实性的需要。

二、美对华经贸政策的连续性与现实

从美对华经贸政策变化的连续性看，自中美两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恢复经济贸易关系以来，美对华贸易政策发生过多次变化，贸易纷争似乎成了中美关系中永无休止的话题和挥之不去的阴影。中美建立贸易关系初期，美对华贸易政策主要以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为主，扩大美对华纺织品的配额范围，同时对其他中国产品的反倾销等限制措施也不断增加。到了90年代，随着中国对美出口的增长，美国在加大对中国产品进口限制的同时，要求中国开放国内市场成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重要内容。不仅强调要求中国扩大市场准入范围，而且要求中国建立和健全有关法律制度，提高透明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并将这些内容纳入了中国的“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中。中国入世后，美国在中国开放国内市场，特别是服务市场开放方面，以及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责难不断升级，声称在我国执行双边知识产权协议中一旦发现问题，美国将直接对我国采取贸易制裁措施。近来，双边贸易摩擦又延伸到新的领域，美国又在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上纠缠不休，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又成为美政策变化新的内容。自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议》到2001年底中国入世以来，贸易摩擦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为表面化的领域，在贸易问题上美国频频发难，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美贸易的有关贸易法案和相关的政策性文件，以及出台的对华贸易政策评估报告都体现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延续性。此次“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依然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