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范文10篇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国保险业曾出现过较大规模的偿付能力危机,90年代后期,日本保险业也出现大规模的倒闭现象。虽然近20余年,我国保险业得到迅速发展,但是由于外部经营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保险业正面临着巨大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巨额利差损的出现和保险业整体投资收益率的下降,严重地影响了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水平。加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日益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保险偿付能力是指,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履行赔偿责任的能力。对这种履约能力的监管即构成偿付能力监管。

我国保险监管模式的演进

我国保险监管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我国保险市场的起步阶段。保险业经历了独家垄断(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到三足鼎立(中保/平安/太保),到以完全垄断为主、寡头竞争为辅的多元市场结构。这一时期,保险市场得到充分发展,市场的主体日趋增加,但存在市场行为不规范的问题,尤其是在分支机构的设立方面,因此保险监管在审批方面花费较多精力。

第二阶段,是我国保险市场初步发展阶段。在1995年《保险法》颁布之后,一批股份制保险公司及中外合资保险公司相继成立,保险市场连年保持两位数增幅,但市场存在粗放经营问题,出现了大量违法违规行为,如:擅自开办新业务、擅自降低费率、抬高手续费,因此这一时期的监管以市场行为监管为主。

第三阶段,是我国保险市场规范化的阶段。1998年保监会成立之后,监管部门提出了“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并重”的监管模式。这种模式的提出是与当时国内保险市场的背景相关的。由于连续降息,寿险公司普遍出现巨额“利差损”,严重影响了公司的偿付能力,偿付能力监管由此提上日程;但是考虑到保险市场还存在大量违规现象,市场行为监管还不能完全放弃。

富兰克林曾经说过：“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是不可避免的：一是死亡，二是税收。”还有一句话说：“只有一件事比死亡和税收之类的不幸更甚，那就是死亡与税收结合的产物——遗产税。”

一、遗产税概论

所谓遗产税，简单来说就是对死者留下来的遗产征收的税收。因此，在国外也被称为“死亡税”。其中，遗产的涵盖范围不仅仅包括现金和存款等流动资金，也包括房产设备等固定资产。因此，遗产税是属于财产税的一种征收形式。一般来说，为了防止被继承人生前以赠与的方式恶意转移财产而逃避纳税，绝大多数国家都要求赠与税与遗产税应同时课征，作为铺助。虽然有些国家并没有开征赠与税，但规定死者生前一定年限内赠与的财产一并纳入遗产税的征收范围，一同征收遗产税。

遗产税是一个的古老的税种又是一个现代的税种。它最早起源于4000多年的古埃及，当时埃及法老为了筹集战争经费而开征了遗产税。近代意义上的遗产税始于1598年的荷兰，而这之后，相继有英国（1649年）、法国（1703年）、美国（1797年）、意大利（1862年）、日本（1905年）、德国（1906年）等国家开征遗产税，其目的大多也是为了筹集战争经费。而相较于古代和近代开征的遗产税，现代遗产税的征收主要是作为协调社会成员财富分配的一种手段，征收对象只是针对少数高收入阶层的人，因此，其课税收入也只占财政收入的很小的比重，取得财政收入的作用大大减少了。

我国早在中华民国成立初期就有了开征遗产税的主张，但碍于政局不稳，战争频繁等各种原因，直到1938年10月6日，国民政府公布了《遗产税暂行条例》，并于1940年7月1日正式开征，至此，酝酿了28年的中国遗产税终于付诸实施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政务院于1950年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文件中规定全国要开征14种税种，其中就包括遗产税。但当时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此税种并没有真正开征。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开征遗产税的条件也日趋成熟，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强烈呼吁此事，希望以此来增强税收杠杆功能。

目前，在世界上127个有税收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中，有大约2/3的国家和地区是正在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其余的国家和地区是没有开征或曾经开征、目前已经停止征收遗产税和赠与税。近几年来，许多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纷纷停征遗产税，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意大利等。最近又有报道称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72票对162票通过一项法案，该法案称将于2010年起彻底废除联邦房地产遗产税。为什么历史如此悠久的税种在这些国家会最终走向消亡？追根结底是遗产税收入不能有效的提高财政收入。国外遗产税的征收对象只是少数高收入阶层的人，课税收入只占财政收入的很小一部分。在美国，每年去世的人中只有2％的人被征收了遗产税。如此低的比例，却要付出很高的征收成本，导致多数国家和地区的遗产税收入相对较低，不能起到有效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最终放弃了征收。

绘画是这样一种艺术种类:运用点、线、面及形色、光等手段在二度空间中塑造具体可感的视觉形象作为人类共有的一种艺术现象，中西绘画在审美领域里都各自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反映了本民族的现实形象、自然景象、人类情感，一致地表现了生命的内核宇宙间富有条理、充满韵律的生动情调。“一切的艺术都是趋于音乐的状态”，这是一句颇耐人寻味的名言。然而中西绘画由于生长于迥然不同的民族文化土壤，在理论思想、表现题材、创作手法、历史发展等诸多方面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随着中国画的不断发展，很多艺术家在绘画过程中都有着自己对绘画的理解，包括如今画坛最为热门的一个话题—中西绘画艺术之问的关系。中国画要发展，在传统基础上要有新的创新活力，有新的思维艺术在里面，接受新元素也就成为了当今中国画的新目标。中西艺术之间的相互作用真的有一个绝对的理念吗?

一、何为中国画何为西画

（一）中国画的概念

中国传统绘画的主要种类。从美术史的角度讲，民国以前的国画我们都统称为古画。中国画在古代无确定名称，一般称之为丹青，主要指的是画在绢、宣纸、帛上并加以装裱的卷轴画。近现代以来为区别于西方输入的油画（又称西洋画）等外国绘画而称之为中国画，简称“国画”。它是用中国所独有的毛笔、水墨和颜料，依照长期形成的表现形式及艺术法则而创作出的绘画。中国画按其使用材料和表现方法，又可细分为水墨画、重彩、浅绛、工笔、写意、白描等；按其题材又有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等。中国画的画幅形式较为多样，横向展开的有长卷（又称手卷）、横披，纵向展开的有条幅、中堂，盈尺大小的有册页、斗方，画在扇面上面的有折扇、团扇等。中国画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创作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和审美情趣，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对自然、社会及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等方面的认识。

（二）西画的概念

本文作者：马月娥工作单位：浙江浙临律师事务所

宪法监督是指特定的司法机关依据一定的程序，审查和裁决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等规范行文件是否合宪法，以维护宪法的权威、保证宪法的实施和保障公民宪法权利的制度。目前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自己的宪法监督制度，以此来维持宪法秩序，保障公民权利。

一、宪法监督模式

（一）国外典型的宪法监督模式

1．美国的普通法院附带审查模式。普通法院附带审查也称司法审查模式，是指普通司法机关在审理具体案件过程中，对涉讼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合宪性进行审查、裁决的一种宪法监督模式。这种宪法监督模式由美国创立，1983年，美国联邦最高院对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作出判决，该判决指出：解释法律的权限属于司法部门的领域，是司法部门的业务，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无效，由此开创了由普通法院进行宪法监督的模式。2．德国的宪法法院专门审查模式。宪法法院专门审查是指由宪法法院这一专设的宪法监督机构专门负责审查、裁决违宪案件的宪法监督模式。这种模式由奥地利在1920年首创。从德国的宪法法院的组成来看，其主要由16名法官组成，法官由国会选举产生。在监督方式上，其主要有3种监督方式：第一，具体审查，对具体的争讼案件进行审查；第二，抽象审查，对具体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法律性文件在生效之前进行审查。第三，宪法控诉，公民在用尽一切法律手段之后，仍然认为其宪法权利受到侵害，其还可向宪法法院提起控诉要求其保护宪法权利。3．英国的议会与普通法院并行审查模式。议会与普通法院并行审查模式是指一国的宪法监督权由议会和普通法院共同行使，它们根据法律规定或国家认可的权限、程序和方式监督宪法实施的一种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是监督主体的双重性，即议会和普通法院，二者各自实施不同的监督。就议会来说，其主要职责有：通过事先审查的方式审查议会立法的合宪性；通过质询、辩论的方式审查行政机关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具体的行政行为的合宪性及合法性；议会上议院审查下议院提出的弹劾案以及普通民、刑事上诉案件。普通法院主要负责公民因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提起的诉讼案件。

（二）我国的宪法监督模式

【摘要】师德规范，即教师所必须遵守的职业道德规范，我国历来重视师德规范的建设，美国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表也十分注重师德规范建设，本文以《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教育专业伦理规范》两国师德规范文本代表对二者做出比较研究，以期提高我国师德规范建设水平。

【关键词】师德规范;中美;比较

一、我国师德规范文本

我国现行的《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以下简称《规范》）为2008年9月由教育部颁布实施，新颁布的《规范》基本内容继承了我国的优秀师德传统，并充分反映了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对中小学教师应有的道德品质和职业行为的基本要求。新的《规范》共6条，可将其分为基本原则、如何对待学生、社会角色要求和自我要求四个方面。基本原则是指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包括第一条“爱国守法”和第二条“爱岗敬业”。教育工作的本质在于培养国家建设事业的接班人，教育工作者都必须做到“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自觉遵守教育法律法规，不得有违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言行”。同时，“爱岗敬业”是教育工作的内在要求，也是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基本原则。如何对待学生是指在教育工作中对待学生的行为规范，具体包括第三条“关爱学生”和第四条“教书育人”。在这部分中对教师的角色进行了定位：要求教师“做学生的良师益友”；对教师的行为进行了规范：“关爱全体学生，不得体罚学生，对学生严慈相济”，并进一步要求教师“遵循教育规律，实施素质教育，因材施教，不得以分数评价学生”。社会角色要求是教师社会角色的内在要求，指第5条“为人师表”。在中国教师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究其原因，不仅在于教师传授给了学生专业知识，更是在无形中透过自己的言行影响学生的品行及价值观，教师应正确处理与各种社会角色的关系，并以身作则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自我要求是指教师对自己的要求，指第六条“终生学习”。社会不断进步发展，科学知识日新月异，教育工作者应当传授给学生的是先进的科学知识。教育工作的这一内在要求，就要求教育工作者自身应该坚持终生学习的理念。

二、美国师德规范文本

美国现代教育体制形成较早，现行的《教育专业伦理规范》（以下简称《伦理规范》）是由美国教育协会于1975年通过并实施至今的，主要分为“序言”、“原则一：对学生的义务”和“原则二：对专业的义务”三个部分。序言部分只对《伦理规范》的总体说明，对教师的基本要求进行了阐明；对本《伦理规范》的意义进行了说明。原则一规定了教师在教育活动中对待学生的基本义务，即“力争帮助每个学生实现其潜能，使之成为有价值而又有效率的社会成员”。具体规定了教师不得逾越的行为：不得阻碍学生独立行动，不得阻止学生接触不同观点，不得阻止学生接触进步教材，不得使学生处于危险之中等。原则二规定了教师的专业义务：“教育工作者必须竭尽全力提高专业标准，促进鼓励运用专业判断力的风气，争取条件以吸引值得信赖者步入教育生涯，并且帮助阻止不合格者从事教育专业”。这一部分强调公众赋予教育工作者信赖和责任，因此规定了教育工作者专业义务方面的8方面的职业道德要求。总的来说，《伦理规范》在对待学生方面更注重学生的独立精神的培养，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偏向于服务和引导，对教师的行为要求和专业要求详细列出了规范。

一、德国、法国、韩国、泰国4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介绍

（一）德国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1.法律德国是世界上最早颁布法律、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早在1883、1884和1889年德国就分别颁布了《疾病保险法》、《劳工伤害保险法》、《伤残与老年保险法》3项立法。这些法律对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72年德国出台了《农民医疗保险法》，这是一部针对农村医疗保险的专门法，德国农村医疗保险的主要制度即由此法确定下来并依据此法加以实施。2.保险对象德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险对象比较广泛，包括农民及其家属、农业退休人员及其家属、农业失业人员及其家属。另外，没有参加农民医疗保险义务的人，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自由选择参加农民医疗保险。3.保险项目德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保险项目比较全面，主要包括疾病预防、疾病治疗、病人生病期间的帮助和补助、母婴保健和死亡抚恤金等。4.管理机构德国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具有全国统一的管理机构，即农业社会保险联合总会。在总会之下，还有代表9个不同区域的地方农业社会保险联合会。5.保险费用德国农村医疗保险需要由投保者缴纳一定的费用，德国的医疗保险机构按照收入替代标准为农民确定了20个保险费等级，为每一个等级确定了应缴纳的保险费数额[1]。德国农村医疗保险费主要取决于经济收入，而不取决于健康水平。缴纳的保险费越高，享受的待遇越高。6.政府责任德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实施过程中，政府要为农民提供医疗保险津贴，这是法律确定的基本原则，津贴的标准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和农民的承受能力确定。7.结算程序德国医疗保险的结算程序比较简单，主要由第三方付费。参加保险的人发生疾病，可以自由选择到诊所、医院以及康复机构等进行就诊，诊治发生的费用由所投保的保险经办机构直接与医疗机构结算支付。德国农村医疗保险总体报销比例较高，但不同的项目报销的比例不同。例如当一个农民家庭的孩子在18周岁以下接受牙齿畸形治疗时，保险公司首先承担其治疗费用的80%。

（二）法国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1.法律法国的医疗保险制度开始于19世纪末期，后来经过数次改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制定了普遍的医疗保险基金制度，1960年覆盖到了农业从业人员[2]。1928年法国政府就对“疾病社会保险”进行立法，1956年法国政府颁布了《社会保险法》,对1928年“疾病社会保险”的立法进行了修正与完善，1971年法国政府又颁布了《医院改革法》。这些法律明确了法国农村医疗保险的内容，为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运行和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促进了法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2.保险对象法国农村基本医疗保险的对象，包括农业工薪者、农业经营者及其家属，占全国人口的7.84％。3.保险项目包括通科和专科服务、门诊治疗、住院治疗、化验检查、药品、辅助器具及交通费用等[3]；怀孕、疾病预防、计划生育、特种疾病筛查等也都在保障范围之内，并且投保者有权选择医院和医生。4.管理机构管理机构较为复杂，在国家设有就业与互济部，在大区和省设有社会保险和社会事务行政主管部门，在各地设有农村基本医疗保险的经办机构，具体负责农村基本医疗保险事务的办理。5.保险费用法国农村基本医疗保险并不免费，农民仍需按照法律规定缴纳一定的保险费。6.政府责任法国政府对农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给予一定的财政资助，但近年来逐渐减少。7.结算程序法国农村基本医疗保险的结算程序采取事后报销制,先由患者自己支付医疗费用,再凭收据向当地的医疗保险部门按照协议好的收费标准报销。报销比例一般在2/3左右,1/3的费用由患者个人负担。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对于患者医疗费用自理部分可以给予适当减免。例如，接受复杂手术且费用达到一定数额的患者，以及癌症、糖尿病、艾滋病患者等。

（三）韩国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摘要：媒体对比研究是教育技术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本文从就媒体及媒体在学习中的作用及媒体对比研究的意义展开论述，提出了自己对媒体及媒体研究的认识。

关键词：媒体对等等价学习观

引言

1983年clark发表《ReconsideringResearchonLearningfromMedia》一文，提出媒体本身对学习没有任何影响，引起一阵波动。他基于对以往50年研究数据的元分析，认为媒体只是传递教学的工具，教学的效果是教学方法和媒体新奇感影响的结果，不同的媒体对教学的独特性只存在于其"经济"方面的特色，即从速度、费用、方便性方面的考虑。因此，他呼吁以后即使有新媒体出现，也不需要再做这类重复研究了，除非出现新的理论，为这类研究的进行提供新的依据。1991年Kozma,RobertB发表《Learningwithmedia》，反驳了clark的观点，他认为clark的那种基于“对等”研究设计的方法，强行简化问题，扼杀了新的电子媒体所带来的复杂多面的教学交互过程。应该研究媒体的哪些特性能够促进知识的建构过程，并提出质的研究方法以及社会学的案例研究方法也许可以成为这类研究的基本方法。

Kozma,RobertB的这篇论文掀起了媒体大辩论，而《教育技术研究和发展》杂志94年第2期和第3期的专刊将这一辩论推上高潮。此后，辩论一直延续至今。论点已经发展了，讨论依旧热烈。现在许多学校都将大辩论的起源文献作为教育技术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目，每届学生都会在课堂上唇枪舌剑地进行辩论。由这场辩论，我想到了一些问题。

一、媒体究竟在教学中起何种作用

2009年2月修订的我国《保险法》第57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当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保险人所承担的费用数额在保险标的损失赔偿金额以外另行计算，最高不超过保险金额的数额。”除了几处文字调整外，该条基本上继受了原《保险法》关于被保险人施救义务的规定，因此未能弥补原有规定存在的很多缺陷。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施救义务涉及到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期促进我国保险法制的进一步完善。

一、施救义务的法理基础及其属性关于施救义务的法理基础，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

（一）施救不仅符合被保险人和保险人的利益，也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危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固然可以从保险人处获得补偿，但是，保险标的发生损失必然会给被保险人的生产或生活造成诸多不便，此种负面影响不会因保险人理赔而径直消除。对保险人来说，被保险人的积极施救行为如能防止或减少损失，保险人承担的赔偿或者给付责任便可降低。就社会公益而言，随着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责任在整体上的降低，投保人一方支付的保费便可相应降低，危险共同团体内的所有成员因此间接获益。而且，施救行为还可以减少社会财富的净损失，其社会公益色彩相当明显。

（二）被保险人施救通常更具效率论者或谓，保险人同样因施救行为受有利益，为何其不必承担施救义务？这是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保险标的由被保险人一方直接控制，保险事故发生时其和保险标的的距离最近，由其实施救助行为通常最为有效。相反，由于保险人通常只有在被保险人一方履行出险通知义务后方知保险事故的发生，且保险人和保险标的的距离较远，这一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决定了保险人的施救行为常常不是最有效率的。基于上述两点考虑，大多数国家的保险法明文规定被保险人负有事故发生后的施救义务，该义务因此属于法定义务，也有一些立法例将施救义务定为约定义务。在英国保险法中，对于除海上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法律并没有规定被保险人负施救义务，保险人如希望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能够尽力减少损失，则必须在保险合同中予以约定。①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33条仅规定保险人应偿还被保险人为避免或减轻损害之必要行为所产生之费用，并未将施救规定为被保险人的义务。不过，在我国台湾地区的保险实务中，保险契约中一般都有被保险人应履行施救义务的约定。通常认为，保险法虽无明文规定施救义务，但可将其视为源于保险法理的隐藏性义务之一，保险条款如果约定了此项义务，其效力应可肯定。②两相比较，鉴于施救义务所具备的积极意义，将其设置为法定义务而非契约义务或许更为合适。

二、施救义务存在的险种范围

关于施救义务存在于何种保险中，各国保险立法规定不一，综合起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两种立法模式：

随着社会发展,我国的大中城市出现了交通拥堵的问题。发现交通拥堵的现实原因,对于治堵方案的正确制定具有现实意义。社会处于“复杂”之中,不同的政策提出,可能会给社会各阶层、各职业、各地区产生不同的影响,治堵方案的提出本身也可能会具有成本和效果(收益),治堵方案的制定应当基于公平——效率,除此之外,治堵方案定会改变市场结构和收入分配水平。这就决定了提出行之有效的政策,必须比较在不同情况下各政策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本文力求通过网络经济分析方法,对于各交通治理政策的适用性进行系统比较,然后提出各种情况下治堵方案选择的一般性原则。

1道路及其经济性质

道路网络是交通的核心,现如今我们想从一个空间到达另一个空间必须借助于交通网络,这一网络包括陆路交通网络、水陆交通网络和航空交通网络等。从绝大多数的城市看,借助于陆路交通网络的占绝对优势。现在所提出的交通拥堵一般是指陆路交通的拥堵问题,尤其城市内部陆路交通网络的拥堵问题是研究的重点。要想理解交通为何出现拥堵,首先要对道路的经济属性进行界定。道路作为公共物品,其供给小于需求呈现必然性。道路作为一个社会的公共物品,其供给一般都由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具有典型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道路的非竞争性体现在不拥堵的情况,一个人对道路的使用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的消费;道路的非排他性体现在即便没有付费的人使用道路,我们也很难将其排除。虽然我国各地对外地车辆在本地的使用实施了一定的限制,也就是提升了道路使用的排他能力,道路逐渐向俱乐部产品方向演变。一旦交通发生拥堵,道路的竞争性也逐渐凸显,因此当交通出现拥堵而政府并未对外来车辆实施限制时,道路具有竞争性而不具有排他性,是公共资源性质。如果拥堵和限制并存道路的将具有私人物品性质,见图1。图1道路是网络型投资,从资金、技术、规模经济和影响一个地区交易成本的角度看,很多人认为政府充当供给者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一旦政府在资金等方面无法提供时,大的财团或者具有一定强制力的非政府组织可能会为此充当供给者。原因是当市场供给很小而市场对道路的需求很大时,通过“公共事务治理之道”(奥斯特罗姆)形成的制度能够为市场提供“产品”。因此,道路的供给应该存在多个方式和多个水平。这为我们寻求多种供给模式和多样的满足需求提供可能。路网和路况是决定道路供给的重要因素,炫耀性和可替代性是影响需求的主要因素。从道路供给上看,路网密度是决定拥堵的重要因素,就像无限的供给能满足有限的需求一样,只要路网密度足够大,拥堵问题不会出现。但无限的供给似乎不切实际,因为道路的提供本身具有成本,而这一成本来源于税收、财政拨付和集资。路况直接影响车辆行驶速度,对于增加了对道路的占用时间,由此带来了造成拥堵的可能和先决条件。很多人购买车辆并非由于生活所必须,而是象征高收入或者说是有闲阶级(凡勃伦)的象征,因此购车现已成为一种炫耀性商品,尤其大排量的汽车这一特征更加明显。除此之外,由于各种交通工具的运载能力不同,各种交通工具之间的可替代性也决定了交通的现实问题。交通规则作为基本行车规范,对拥堵现象并不构成治理。而限购、限行等措施作为内化在道路使用者“成本——收益函数”的制度,能够起到影响道路需求和供给的目的,至于能否“有的放矢”,关键在于道路公共属性和政策是否具有针对性。

2交通拥堵政策的比较分析

目前,采用的交通拥堵的治理对策有:政府投资扩充路网,限购令,降低公共交通费用,限行令和征收堵车费等。利用经济学方式对治堵政策进行比较,能够发现其优势和弊端,从中能够找出治堵政策的适用性,根据社会发展的公平效率原则,为治堵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治堵政策主要从几个当面入手,从政策制定上分为两个维度:供给和需求和制度设置(管制与激励),由此可以建立对我国治堵政策进行划分。从表1可以看出,目前的政策制定主要针对于需求管制方面。需求方面,部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实施了激励公共交通发展,降低公共交通使用费用的措施,以缓解交通拥堵问题。供给方面,我国长期实施特殊情况下的交通管制,和积极扩充路网(高架、立交等)等措施,但由于道路的公共属性,决定了道路拥堵问题必然存在,而且拥堵的现象逐渐在中型城市甚至小城市出现。分析治堵政策,必须对各项政策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进行估计,由于各政策的经济后果具有明显的异同,因此在不同的情况下,应因地制宜地采用适用政策,方能起到非常好的政策效果。通过对交通拥堵治理政策的比较能够发现,激励性措施其成本一般高于其他交通管制措施(由于其需要财政支持),从道路的经济属性上看,激励政策并不通过改变其属性以缓解交通问题。虽然此类政策具有高成本性,但其经济效率较高,并未限制人们的选择自由以及产生收入再分配效应。但由于道路本身的公共物品属性,其需求过度及市场供给不足的现象是必然的趋势。相比较而言,通过需求激励(通过公共交通对私人汽车的替代激励)的效果优于扩充路网,原因在于需求激励措施可能带来更为长久的经济效应。如果考虑到期效的影响因素,需求刺激政策由于其是生活奢侈品(需求价格弹性大于1),当经济增长较快时政策效果可能受限,而供给激励政策不仅受制于财政约束,也受制于城市发展的未来目标。管制政策方面:供给管制政策一般只能作为“权宜之计”,对于交通拥堵的治理只能起到暂时的作用。由于交通管制带来的道路性质竞争性,从而使得道路呈现公共资源属性。这种竞争性造成了资源占有上的不平等,不仅仅限制了道路的利用效率,而且造成了公民选择上的不自由和利用上的不公正。不仅造成低效,而且影响管制部门的声誉,因此只能在特殊情况下使用。需求管制政策相对于其他政策,其效果更明显(一般较长),但需求管制政策的经济后果差异较大,主要体现在自由的限制,效率问题和收入再分配效应中。其中:①限购令的自由选择问题和收入再分配效应较为明显,如果道路是一项公共物品,那么人民对公共物品的使用不应该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汽车的使用和道路是分不开的,限购令用汽车捆绑道路,不仅使得道路具有了竞争性(虽然不是完全的竞争性)和排他性(有可能是完全的排他性),使得道路成为部分人的“准私人物品”。作为社会公共投资的道路应作为公共物品存在,为广大公民谋求福利,限购性导致了公共物品分配不均,必将产生实际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已有限购令会在已有汽车的车主和未购汽车的人之间产生明显的财产再分配效应,目前北京市二手汽车市场的火爆足以证明了财产再分配效应在起作用。限购令使得“牌照”成为一项新的金融资产,有用牌照的汽车将通过“挂牌”提升车的使用价值。从收入再分配和财产再分配上考虑,限购政策存在一定的问题,副作用较为明显。但限购令对于治理交通拥堵的效果上看,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由于对于需求的直接管制再配之扩充路网等措施,治理效果非常明显。②限号政策是需求管制政策中时效较为短期的一种。道路作为公共物品,其过度需求现象必将产生,除非由于收入不足或者没有欲望而未构成需求。当通过限号而产生的道路供给过剩,必将对购车行为产生正向激励,在我国高速经济增长和人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的今天,汽车作为奢侈品和炫耀性商品,其购买欲望自然会增强,在购买欲望和购买能力具备的条件下,汽车增速显而易见。由此可以看出,在收入增长过快的环境下,此类政策效果将会非常的短。③征收堵车费是一项通过增加使用者使用成本的方式限制车辆使用已达到治堵效果的政策。此政策的实质是对一旦发生拥堵(公共物品性质发生改变)的道路,通过增加需求者的成本(类似于消费税)来改变对道路市场的均衡。

征收堵车费会在某一阈值上实现均衡,例如某城市规定拥堵值定为车速低于v,当速度低于v由于拥堵费的征收限制了一定的车辆使用,但速度高于v时也会刺激车辆上路,因此政策只能使得道路在某一行驶速度上实现均衡。堵车费的征收应实施累进制,原因在于累进制的堵车费可以使得在道路供给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改变需求,使得市场恢复平衡,具有较强的自我调节能力。由于征收堵车费不可能真正的致使道路畅通无阻,只是改变了拥堵点(行驶速度的阈值),征收堵车费较为适用交通恶化严重的地区缓解交通压力。信息不对称是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之一,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在拥堵问题上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例如工作日上路车辆的不确定性、行驶路线的不确定性等成为道路使用者面临的一个重要风险。由此可能引起具有较高边际效用的车主(可能有重要的急事)不能有效利用,而具有较低利用效率的车主可能却能获取道路使用——逆向选择。也可能出现经常利用交通的信息较完备的使用者通过机会主义方式影响道路的利用——道德风险。④增加使用费(例如燃油附加税)是通过增加汽车使用成本的方式限制车辆购买而治堵的政策。其经济理论依据来源于戈森第二法则,当道路使用成本提高时,消费者会选择相应的替代品(替代效应);同时当使用费用增加时,实际收入的减少也会引发对汽车消费的下降(收入效应,由于汽车是生活奢侈品,其收入弹性较大)。此类治堵政策具有较为明显的优点:通过市场选择进行治堵,不会对消费者具有强制性;通过对市场的分辨,能抑制炫耀性购车行为,市场能自动剔除需求强度较低的人。缺点体现在,道路使用成本无疑是市场交易成本之一,此种提升使用成本必将提升社会的交易成本,可能引发交易成本提升带来的社会效率低下。另外,增加车辆使用费分为固定费形式和单位使用费形式。两种形式可能导致不同的效果。其中固定使用费形式可能只能较少的减少车辆;而单位费用随着对道路(里程)的使用量增加而增加,对长距离的道路使用具有较好的效果。增加使用费对道路需求过度的纠正并不具有显著性和稳定性,汽车作为生活奢侈品的事实并未改变,因此当收入增长较快时,拥堵问题会变得一样严重。由于使用费的征收具有同一性,因此在区域收入差距较小的情况下适用。

在中学语文语法教学中，分析句子的成分教学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宾语和补语的区分是教学的难点之一，学生常常对“谓前为状谓后补”和“谓语之后带宾语”这两句“窍门口诀”疑惑不解。虽然他们懂得前者是针对谓语中心词和附加成份而言，后者是针对句子主干顺序来说，但在实际操作中和分辨时还是常常感到困难。为此，我特意在教学过程中把这两种成分进行了几方面的对比，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其一，细推敲两种概念，从回答问题入手。

宾语是动词中心语的支配对象，补语是对动词、形容词中心词起补充说明作用的成份，根据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知道宾语是动词的连带成分，它与动词之间是被涉及与涉及的关系，回答的是“谁”或“什么”一类的问题；而补语是动词或形容词后边的连带成分，它与动词、形容词之间是补充和被补充，说明和被说明的关系，回答的“怎么样”的问题。例如：(1)他打球。(2)他打〈输〉了。例(1)中，“球”是“打”涉及的对象，回答“什么”的问题，所以是宾语：例(2)中“输”是补充说明“打”的结果，回答的是“怎么样”的问题，所以是补语。

从概念和回答不同问题两个方面进行比较是区分宾语和补语的最基本方法。

其二，依词性类别判定，细辨认数量结构。

用分辨词性的办法进行对比也是判定句子成份的方法之一。宾语作为动词所涉及的对象，经常用名词、代词或其他名词性短语来充当；而补语则经常用形容词、动词、介词结构或其他动词、形容词性的词语来充当。例如：(1)他看书。(2)他看〈完〉了。(3)他看什么？(4)他看得〈很认真〉。(5)他去新华书店。(6)他来〈自南方〉。以上(1)(3)(5)句子分别以名词、代词和名词短语来充当宾语，而(2)(4)(6)句则以动词、形容词或介词结构充当补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