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范文10篇

家庭教育思想

杜甫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熏染，始终抱有中兴济世的雄心壮志，殷切期望自己的国家能够重新强盛起来：“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3］故他所标榜的圣君贤臣并不是要回归到上古社会中去，而是希望他的时代的君王能继承唐太宗的伟业，重新回到盛世。他以天下为己任，素有规劝帝王、教化风俗的志愿。与此同时，杜甫也非常重视对后代子女的教育，期望他们能成才济世。（一）和谐教育杜甫重视子女身心各方面的协调与健康发展。正因为他出生于“奉儒守官”的家庭，信仰的是儒家之道，对于德行的要求不言而喻。他在《春夜喜雨》一诗中描绘的场景体现了关于子女的知识学习及道德陶冶方面的设计。家长要把握好教育时机，适时教育启发，犹如“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4］以多样的方法及灵活的措施对子女进行合理地规范引导与教育培养，“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5］从而达到耳濡目染、陶冶感化、深入子女内心的教育功效。这种教育恰恰最能适应建立在父母子女间亲情基础上的教育主客体关系特点，是一种高超的教育智慧与富有审美性的教学艺术，是一种爱的教育。在教育内容上，杜甫主张打破儒学书本道德的束缚，儿童教育除选用蒙学教材、经史文学资料之外，还应拓宽选材领域，丰富多方面知识，他有计划地教导子女琴棋书画乃至于游泳、钓鱼等多方面才艺，并未依循唯知识论，或恪守“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教条。杜甫的和谐思想是一种推己及人、关注生活和亲情的精神。当身陷长安时，杜甫怀念远在夔州的妻子，作诗云：“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6］当在成都草堂生活稍有安定时，又作诗云：“昼引老妻承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7］杜甫对子女也十分慈爱，当他与家人分离时，分外惦念幼小的孩子：“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傥归免相失，见日敢辞迟。”［8］不难看出，人本主义的教育精神洋溢于字里行间。当然，杜甫的和谐思想在他对于人民和国家的情感上也能找到映射。他深深渴望国家和平，人民安居乐业，正因为受此强烈的国富民安思想的驱使，他对于执政者穷兵黩武给百姓带来的沉重灾难进行了无情的控诉与鞭挞。这是强烈爱国思想与忧国忧民情愫的集中体现。杜甫的文化人格也历来为人们所称颂。这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创新具有启示意义，和谐社会的美好愿景必须以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平安幸福为旨归。（二）寓教于乐寓教于乐强调教育的有效性有赖于通过艺术审美的形式与内容来达到。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教学是一门艺术就是寓教于乐思想的体现。杜甫在对子女的教育中采用了寓教于乐的手段，善于通过诗歌艺术及活动发展子女的能力。“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诗人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和妻子同看孩子在清亮的锦江游泳，［9］在轻松畅快的情境中教会孩子游泳这种必备的生存技能。这首诗作于761年杜甫客居成都之际。此时的杜甫虽然客居远离故乡河南中部巩义数千里之遥的川西锦城郊区，漂泊西南，但是仰仗故人高适、严武的接济和柏茂琳的照顾，他在成都和夔州还是过了一段相对比较安闲、稳定的生活，也迎来了创作上的又一个高峰。小儿嬉戏时的欢乐给诗人带来了家庭的快乐与宁静。此时的安史之乱也接近尾声，诗人忧国忧民的心情得到了暂时的放松与缓解。当然，杜甫在对子女的教育中，不仅仅采用慈爱的、轻松的教育手段，也伴有严厉的措施。严慈并重，刚柔相济，才更能保证教育的有效性，教学融艺术性与科学性于一身，能更好地达到教育目的。杜甫在教导孩子琴棋书画乃至于游泳、钓鱼等方面才艺时，手段是很灵活的，不仅在家中循序渐进地进行文化知识的教学，同时培养其道德礼仪或行为规范，而且在室外或是大自然中对子女适时适量地实施教育。“大自然是一本无字的书”，把大自然和社会看成是活的教材，寓教育于生活，符合儿童内在天性要求，从而使在生活的场景中活动的儿童天真质朴，洋溢着欢乐。杜甫还主张将书本知识学以致用，如让孩子以他们所学代回简信给他人，以此锻炼他们的语言表达技巧及社交才能。（三）因材施教因材施教是指教师从学生的认知水平、学习能力以及自身素质的实际出发，使教学的深度、广度、进度适合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同时考虑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差异，进行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教学，使每个人的才能品行获得最佳的发展。因材施教不仅是我国古代教学经验的结晶，还是现代教学必须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和方法。实行因材施教，对培养适应时代需要的创新型人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论语》中孔子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与能力，对于弟子“问仁”的回答不尽相同。对于“闻一知十”的颜渊，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对于“闻一知二”的子贡，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10］这样的实例在《论语》中有很多，孔子的因材施教是建立在对学生细致入微的观察基础上的，关键是对学生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准确掌握学生的特点。孔子对于子路的品性这样概括：“子路好勇，闻过则喜。”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11］孔子深知子路好勇冒进，故在行动方面采用退的思路，让其问父兄后再行动。冉有生退让，故采取进而取之的激进的回答。杜甫对于子女的教育也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他为两个儿子宗文、宗武分别确立了不同的培养目标。就天分资质讲，宗文在读书作诗方面逊于宗武，但就处理家庭庶务方面胜于宗武。宗武从3岁学语之时起，就表现出超人的诗学才能。“骥子（宗武小名）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12］故杜甫对于宗武在家学方面寄予厚望。如《宗武生日》中“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13］再如《又示宗武》中“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十五男儿志，三千弟子行。”［14］这些诗文中杜甫专言训子之意，既有对其发扬家学的殷切希望，又有对其达官致仕的深切期许，有慈爱的表达，也有耳提面命的父严之训。从“课奴杀青竹……可以树高栅”《催宗文树鸡栅》［15］诗中则可以看出诗人对宗文继绍诗学家风，达官致仕不期以厚望，而着重“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并嘱咐他念念在心。杜甫对宗文和宗武所施及的教育是符合因材施教原则的。（四）循序渐进循序渐进是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运动负荷等的顺序安排，由易到难，由简到繁，逐步深化提高，使学生系统地掌握知识、技能，发展认识能力。我国古代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篇教育论文《学记》里就阐述了循序渐进的原则。“不陵节而施之谓孙”，［16］就是说在施教时不能凌越受教育者的才能和年龄特征，要遵循教育对象的认知规律，合乎顺序地进行教育。杜甫在对两个儿子的教育中，始终遵循他们的接受能力，“不凌节”，即根据他们不同的年龄阶段教授不同的内容。当然，在教授不同的内容时，也会运用不同的教育方法。秦陇时期，宗文8岁，宗武5岁，对于他们的教育，杜甫并未制订培养目标和计划，只是遵循自然主义教育的原则，让他们随其天性，自由发展，反对把孩子的发展拘囿于框架里。从杜甫的教子诗《宗武生日》、《元日示宗武》和《又示宗武》等来看，内容以赏识孩子为主要的出发点与归宿，注重励志成材教育，年幼以诵诗为主。寓居成都之初，宗文11岁，宗武8岁，移居阆州（今四川广汉）时，宗文15岁，宗武12岁。4年时光，两人学问大有增进。移居夔州后，杜甫对两个孩子的教育就大异其法了。此时的宗文，年龄已是16岁至18岁，宗武则是13岁至15岁。在教材的使用上杜甫精心选择了《文选》，为宗武的科举进仕作下一步准备。到大历二年（767）所作的《宗武生日》，杜甫则在“诵”的基础上对之提出了更高的理解性的要求———“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17］他教导宗武要课习文选及诗学，并且趁此机会进行立志成材教育。杜甫深谙教育之道，从对其二子秦陇孩提时期的随天性，到成都少年时期的书卷教育，再到夔州后的“熟精文选理”而“爱文章”，循序渐进，合乎顺序，“不陵节而施之”，体现了杜甫教育方法的科学性。总之，杜甫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始终遵循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的原则，根据他们的资质确定不同的培养目标，并且按照他们的接受能力“不陵节而施之”。在寓教于乐思想与和谐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杜甫疼爱儿女，在日常的生活中对子女施以教育，寓教育于生活当中。上述思想主张丰富了古代的家庭教育理论，并作为一项宝贵的教育资源，对当代家庭教育的现实问题有所启迪。

民本教育思想

杜甫在长安10年求仕的生活中，开始走向亲近人民的道路，真切感受到了民生疾苦，迫使他开始对社会和人生进行反思。后来的安史之乱造成的社会动荡更是给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他亲眼目睹百姓深受战争之苦，对于人民的深重灾难表示深深的同情。由于身在百姓之中，自己也处于漂泊流离的状态，所以忧国忧民始终是贯穿其思想的主线与核心。杜甫的诗作集中反映了人民深受战乱和剥削的痛苦处境。这集中体现在杜甫于759年写的著名组诗“三吏”、“三别”中。“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18］勾勒出吏役抓丁时的暴怒狰狞面目；更有“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19］这写出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时写出了诗人对于劳动人民的深重灾难的同情。“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20］杜甫忧国忧民、以民为本的思想，有着强烈的人本情怀。人民是国家的细胞，没有人民的安居乐业与平安幸福，国家的繁荣富强与国运昌盛就失去本质的核心意义。在当今社会中，“人”是最重要的元素，失去了“人”，一切就被物化了，失去了人性的关怀与人情味，社会矛盾迟早要被激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杜甫的民本思想对于当今教育所提倡的“以人为本”和“以生为本”的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杜甫生活的年代正是唐朝由盛而衰的时期，由于战争和当权者的政策影响，当时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从杜甫的诗句中可以窥见当时最高统治集团荒淫腐败和贫富对立尖锐化的社会现象，社会经济得不到相应的发展。“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21］真实地反映了天宝年间（742－755）社会动荡，连年征战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再如《北征》：“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22］此诗通过对战争、天灾等方面的描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动荡和人们的苦难生活。“头上何所有？翠微盍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23］“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24］的主旨是对杨贵妃嚣张气焰的指斥和鞭笞，借写“丽人”的生活情形，揭露并且嘲讽杨国忠兄妹荒淫奢侈、骄奢跋扈的丑态，从侧面反映了统治集团的腐朽和政治的昏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25］这样强烈的对比反差，形象地揭示出贫富悬殊的残酷社会现实。教育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必然受制于社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水平与性质。中唐以后社会的矛盾及困境致使学校教育萧条，办学秩序混乱以及整体教育质量下降。首先，社会的动荡使教育制度得不到构建与发展，教育物质设施得不到正常的供应，官学教育废弛，私学教育也受到破坏，许多教师隐退山林，学校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工作。其次，人才选拔制度受到一些大臣的左右，不能发挥其选拔的真正功能，使真正的人才无用武之地，被拒之于权力的边缘。再次，战争和天灾使人民处于颠沛流离、飘泊失所的生活境况，就等于他们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当人们整日笼罩在战争和饥饿的阴影里时，就不会产生接受教育的需求与愿望。这恰恰是导致唐代教育偏向规章条文制定，缺乏实施成效的社会原因。尤其是中唐以后，教育内容僵化，师道沦丧，佛道盛行，办学效果更为不景气，并由此导致韩愈、柳宗元等文化教育名家对师道中衰、学风不振的忧虑并发出捍卫儒学道统、攘斥佛老、抗颜为师的呐喊。杜甫的民本思想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折射到教育中来，体现出人文关怀的情感交流与渗透。杜甫多年的漂泊流寓生活，为他走入百姓生活提供了重要契机。我们从杜甫的“从百姓中来，到百姓中去”诗文笔触中触摸到“人”的气息，他是真正的“草根”文学家。既然是“草根”出身，就有为平民代言和立言的时代使命，他时刻心怀百姓，为百姓请命。《孟子•梁惠王上》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26］的仁民爱物的情愫不断在杜甫诗中得以反映。这在教育上体现为教师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矩成灰泪始干”的孺子牛精神。身为教师，心怀学生，想学生所想，思学生所思，“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最终实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终极目标。“没有爱，就没有教育”道出了教育的爱的真谛，这是教师内心最原始、最朴素，也是最真诚的情感。杜甫的一生，身处动荡时局，对政治与教育的复杂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体悟；而身为父亲，他对于自己子女的教育更是倾注了心血。杜甫关于家庭教育的思想和方法，闪烁着持久的光辉，而他的民本教育思想更是现实主义情怀的真切反映，力图通过教育提高民众的知识素养和职业能力，借以改善民生境况以及社会地位。所有这些，对于当今提高家庭教育的有效性，克服“过度教育”带来的偏差以及推进教育民主化的进程都有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

本文作者：吴洪成王晓峰工作单位：河北大学

【摘要】“诗圣”杜甫,与其祖初唐著名诗人杜审言,在诗学渊源上还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杜甫的诗歌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内核、艺术特征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杜审言的影响。这种影响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家风、家学以及诗歌家法传承等方面。

【关键词】杜审言;杜甫;儒学传统;诗学传统;诗歌艺术;影响

众所周知,杜甫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后人常常评价杜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这让人不免思考他身上是否汲取了其祖杜审言的诗歌营养。现从家风、家学以及诗歌家法等方面来探讨杜审言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家风、家学承袭

(一)儒学传统的影响

杜甫在《进鵰赋表》中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反映出杜甫出生在一个富有儒学传统的家庭。杜甫家族的儒学传统可以追溯到他的远祖杜预。杜预是晋代名臣兼名儒,并且还是《左传》研究专家。杜甫曾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称颂先祖:“《春秋》主解,稿隶躬亲。呜呼笔迹,流宕何人”,并起誓:“不敢忘本,不敢为仁!”。对于祖父杜审言,杜甫更是推崇备至:“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1]。杜甫对于儒学的信仰直接承杜审言而来。杜甫的《进雕赋序》言:“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先臣就是其祖杜审言,杜甫对杜审言的崇敬,加上主动的学习,使得杜审言的儒者思想在杜甫身上潜移默化,更加奠定了杜甫对儒学的信仰。

论文关键词：诗史说杜甫诗孟荣宋祁胡宗愈

论文摘要：孟荣首先提出杜甫诗歌是“诗史”的观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全面反映杜甫此时的生活，也表现了杜甫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诗史”。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杜甫诗歌“诗史”观在北宋中期基本建立。

杜甫诗歌一向称为“诗史”，而杜甫的什么诗是“诗史”，却众说纷纭。因此，追溯杜甫诗歌“诗史”说之源就尤其必要。用“诗史”称杜甫诗歌始于晚唐孟架，改于北宋宋祁，成于北宋胡宗愈。孟桨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是“诗史”，这些诗全面表现了杜甫此时的生活，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宋祁认为，杜甫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孟架规定“诗史”的乱离背景，宋祁限定“诗史”的律诗体裁，胡宗愈扬弃两家，揭示“诗史”的内涵，至此，杜甫诗歌“诗史”说基本建立。

“诗史”最初是两个词，分别指前人的诗歌创作和历史记载，不是一个词，不指杜甫诗歌。《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

作为一个词而指杜甫的诗歌，始于孟架。孟架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据现有文献，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始于孟架o马茂元说:“把杜诗称为诗史，最早见于晚唐孟桨的《本事》。”“从‘当时号为诗史’这句话看来，诗史这个名词好像是在杜甫时代已经存在了，—纵使不在杜甫时代，也应该在孟桨以前。可是就我们能够看到的唐代的记载中，除了《本事诗》外，却没有其他的地方提到诗史。”

【论文关键词】杜甫诗歌忧患意识儒家思想责任

【论文摘要】所谓忧患意识，是指社会危机引发出来的人类主体世界焦心忧虑的一种思想意识。在社会发展时期，一些文人志士因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认识社会的能力，容易发现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不足而希望变革，并以诗文抨击社会现实，表现出对人类社会的强烈忧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一生写下的大量诗篇中就充满了这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不仅贯穿于他的诗歌创作中，而且贯穿于他的一生。究其根源，是因为他骨子里根深蒂固、终身奉行不愈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是他内心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关爱和责任所致。

忧患意识，是指社会危机引发出来的人类主体世界焦心忧虑的一种思想意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些有识之士因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认识社会的能力，容易发现社会现状的不足而希望变革创新，并以诗文抨击社会现实，对人类社会的忧患表现得更突出，这成为他们创作活动的动力。所谓“愤怒出诗人”就是这个道理。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一、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歌无论是叙事抒怀，还是写景咏物，都是结合现实，其中充满着浓厚的忧患意识。

这种意识贯穿他的一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到晚年越是强烈、真挚。年轻的杜甫“归醉每无愁”，是没有多少忧虑的，所关注的就是个人的抱负和功名的追求。自从他为求仕途人长安再次应试落第后，被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开始“十年困守”的艰难生活，使他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思考国家的现状。自此，他的忧患意识也由个人前途的忧虑逐渐转为对国家民生的忧虑。诗歌中也由“家人忧几杖，甲子混泥途”转为“君不见汉家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他对唐玄宗盲目发动开边拓土的不义战争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深为担忧；他对清浊不分、贤愚不辨的黑暗政治忧心如焚：“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他看到大雨成灾，就忧虑劳动人民的苦难：“吁嗟呼苍生，稼穑不可救”，他“一饭四五起，凭轩心力穷”。面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现实，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成长为一位自觉的忧国忧民的诗人。

“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王朝陷入了战争的深渊，使人民坠人了沉重的苦海。诗人杜甫也被卷入战争的乱离漂泊之中，他亲眼看到了安史叛军的屠杀焚掠，亲身经历了与民同难的艰险流离，亲自感受了国破家亡的痛苦，他的心更贴近了劳动人民，忧患意识更加广泛深刻了。诗人最忧虑的是安史叛军还未平定，四方盗贼仍是很多：“所忧盗贼多，重见衣冠走”，又担忧官吏不顾百姓死活而横征暴敛，引起人民的反抗：“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他希望有贤德的官吏实行仁德之治：“诛求多门户，贤者贵为德”。直到临死之前，诗人仍在忧虑：“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公务员之家:

论文关键词:杜甫诗史民族冲突

论文摘要:“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变衰的转折点。杜甫用他的诗歌既记录下了乱前唐王朝对外族政权的侵略，也记录下了乱后各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对唐王朝的侵扰一一这些构成了杜甫“诗史”的核心点。

内蒙古大学的高建新认为:“在杜诗众多的创作中，可以真正称得上是‘诗史’的篇章并不多，算起来也只有那些写在‘安史之乱’前后的反映了唐王朝转折的重大历史事件的一部分作品。”①实际杜甫诗歌中称得上“诗史”的篇章要比高建新说的多。杜甫一生亦以“安史之乱”为转折点，他为了避乱四处奔波，到他临死时战争(“安史之乱”后各地大小军阀的叛乱)仍未消停，在湘江的一条破船上写下了《风疾舟中伏枕三十六韵》，其中有句道:“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

一、杜诗中写到的安史乱前唐对其他民族政权的侵略

天宝以后，唐王朝对西北、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越来越频繁。在天宝一于载(751)，鲜于仲通征南诏，高仙芝击大食，安禄山讨契丹，结果无一不败。

杜甫反对侵略作战，在诗中对唐皇的好大喜功的开边政策进行了谴责。尤其是《兵车行》，此诗钱谦益认为:“天宝十载，鲜于仲通讨南诏蛮。……此诗叙南征之苦。”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载:“天宝十载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沪南。……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

论文关键词：杜甫；叙事诗：语言；文化批判功能

论文摘要：作为“诗史”，杜甫叙事诗的文化批判功能除依赖于对诗歌整体思想内容的理解外．还表现在杜甫有意识地借助语言本身的力量去实现这种功能。如对较敏感的事物进行表述时采用能指与所指差异较大的词语，大量运用非陈述句式，使用具有批判力量的修辞格等。

唐代是封建历史上一个思想比较开放的时期，这种时代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唐诗的极度繁荣。但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文化霸权仍然存在，诗人们仍不能毫无忌惮地写作。尤其是安史之乱前后，社会动荡到了极点，文化霸权也由隐而显，杜甫因房琅事而受冷落并最终被逐出朝廷便是文化霸权的结果。这个时期，许多诗人因慑于这种霸权而纷纷放下手中的笔。作为一个敏感而又爱国的诗人，杜甫不可能面对国家的危机而无动于衷，他要通过自己手中的笔去揭露黑暗的社会，因此他以更大的热情投人到写作中，最能代表杜诗现实主义风格的以新乐府诗为代表的叙事诗大多写于此时。但杜甫毕竟是人而不是神，他也不可能游离于那个社会之外，因此他也要受到文化霸权的制约，对当朝统治者进行评判和指责时也有所顾忌。但读者从杜甫叙事诗尤其是新乐府诗中可以很明确地感受到文化批判力量的存在，这种力量一方面依赖于诗歌作为一个整体，必然会表现出一定的思想倾向;另一方面，也是人们所普遍忽略的一点，就是杜甫有意识地借助语言本身的力量去实现文化批判的功能。

一能指和所指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所提出来的两个概念，分别代表概念和音响形象，此处借用这两个概念并把能指界定为语词所代表的概念本身的意义，把所指界定为语词在具体语境中的实际意义。

能指与所指之间可以是统一的，但也可以是有所差异的。杜诗中对一些比较敏感的事物的表述便体现了有所差异的一面。表面的能指是为了回避潜在的危险，是对文化霸权的妥协，而真正的所指是对当时社会的揭露与批判，是对文化霸权的颠覆。

(一)人称

论文关键词:杜甫诗史民族冲突

论文摘要:“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变衰的转折点。杜甫用他的诗歌既记录下了乱前唐王朝对外族政权的侵略，也记录下了乱后各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对唐王朝的侵扰一一这些构成了杜甫“诗史”的核心点。

内蒙古大学的高建新认为:“在杜诗众多的创作中，可以真正称得上是‘诗史’的篇章并不多，算起来也只有那些写在‘安史之乱’前后的反映了唐王朝转折的重大历史事件的一部分作品。”①实际杜甫诗歌中称得上“诗史”的篇章要比高建新说的多。杜甫一生亦以“安史之乱”为转折点，他为了避乱四处奔波，到他临死时战争(“安史之乱”后各地大小军阀的叛乱)仍未消停，在湘江的一条破船上写下了《风疾舟中伏枕三十六韵》，其中有句道:“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

一、杜诗中写到的安史乱前唐对其他民族政权的侵略

天宝以后，唐王朝对西北、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越来越频繁。在天宝一于载(751)，鲜于仲通征南诏，高仙芝击大食，安禄山讨契丹，结果无一不败。

杜甫反对侵略作战，在诗中对唐皇的好大喜功的开边政策进行了谴责。尤其是《兵车行》，此诗钱谦益认为:“天宝十载，鲜于仲通讨南诏蛮。……此诗叙南征之苦。”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载:“天宝十载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沪南。……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

［论文关键词］杜诗诗史儒家风范现实价值

［论文摘要］杜诗具有很强的“诗史”性，源于诗人的儒家风范；杜诗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凸显出两大主题：忠君爱国和民本思想。在“以人为本”的今天，“诗史”性的杜诗焕发出优秀的人文精神而显示出丰富的现实价值。

一、杜诗的“诗史”性

杜诗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因此其自中晚唐开始，一直享有“诗史”的美誉。称杜诗为“诗史”，最早见于晚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必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逸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后世加以沿用推衍，“诗史”渐成为文学史上的定论，如宋祁《新唐书·杜甫传赞》：“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奉杜甫为诗宗并开创江西诗派的黄庭坚，在《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山谷诗外集补卷四》）这样写道：“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看来，自宋代始，誉杜诗为“诗史”已为世人广泛接受和认可。

杜甫在诗歌创作中善于反映历史事件，用现在的话说，最能写出历史的真实。杜诗在栩栩如生地反映“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广阔的社会面貌的同时，又本着历史的发展对当时社会进行了敏锐的分析和严肃的批判。例如，他在很多诗里写出了事变前夕的社会矛盾的尖锐现象。如《前出塞》《后出塞》《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等，大体上都是反映了事变前夕的阶级动态的作品。在事变当中，杜甫更接近了人民，对各阶层的生活更加熟悉，对事变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写的这个时期的作品，几乎反映了各个社会阶层的动态，触及了许多重大的国计民生。中唐元稹倡导新月府运动时《乐府古题序》说过：“近代惟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是名篇，无复倚旁。”（《四部丛刊》影明嘉靖本《元氏长庆集》卷二十三）可以看出，元稹肯定了杜诗真实反映历史的特点和优点。“安史之乱”中，诗人的《哀江头》《哀王孙》《春望》《月夜》《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别”等，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矛盾和人民悲惨痛苦的生活，表现出对国事的极端忧虑和对民众的深切同情。

杜甫的“诗史”之作源于其儒家风范。的确，诗人本人也一向以儒者自居。他在《忆昔》中曰：“愿见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书郎。”甚至，他还自认是个“腐儒”，如其在《江汉》中云：“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一个身受儒家思想熏陶，笃信儒家生存理念，一个“有志于道者”所必须身体力行的杜甫的生存状态及其价值取向，在他那个时代独一无二。杜甫《进鵰赋表》：“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杜甫的先辈中，杜预是晋初的名将，又是一位精通儒术的人，曾撰写《春秋集解》；杜预而下的杜耽、杜逊、叔吡、依艺，或是刺史或是县令；祖父杜审言系高宗咸亨进士，曾任隰城尉、洛阳丞等小官，累官修文馆直学士。杜甫自己说从他的远祖杜预以来一直是“承儒守官”，也就是说他们家一直尊奉的是儒家传统，一直是为朝廷服务的。而杜甫也在诗中写过他自己的志意，他说：“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我们从杜甫的家世、杜甫的生平可以对他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和了解。

摘要：杜甫诗歌是中学语文教育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杜甫诗歌教学中渗透生命教育，能引发学生关于生命的认识和思考，促进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从而引导学生健康成长。本文结合杜甫诗歌教学实际情况，对其中蕴含的生命教育进行了分析，探索生命教育的组织实施办法加以，旨在发挥生命教育的作用，促进杜甫诗歌教学的优化，引领学生成长。

关键词：杜甫；诗歌

生命教育生命教育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教育内容，在新时期对高中杜甫诗歌教学活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正确认识和看待生命教育，对生命教育资源进行系统的挖掘，促进教育教学活动的合理化组织实施，能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产生积极的影响，激活学生珍惜生命和敬畏生命的意识。因此在全面促进杜甫诗歌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应有意识地对生命教育内容进行探究，创新杜甫诗歌教学体系，有效促进教学活动实现全面创新发展。

一、杜甫诗歌教学中生命教育的重要性

对杜甫诗歌中的生命意识内容和生命教育思想进行挖掘，能在语文诗歌教学中开辟新的教育空间，促进生命教育理念的合理化渗透，对学生做出积极的教学引导，有效促进学生实现全面发展的目标。具体对杜甫诗歌教学中开展生命教育的重要性进行分析，能看出生命教育的实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其一，践行生命教育思想能提高学生的品格修养，促进学生建构完善的人格。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结合杜甫诗词内容对生命教育进行系统的开发，能有效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激活生命意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感知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形成珍惜生命、敬畏生命的思想观念，从而有效促进学生构建完善的人格，使学生能从不同的角度努力地发展自己、完善自己，使生命焕发光彩。其二，践行生命教育的思想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生命教育本身与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存在紧密的联系。在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学中结合杜甫诗歌的解析开展生命教育活动，能让学生在鉴赏杜甫诗词的过程中感知其中蕴含的文学美和思想美，可以促使学生重新感知生命的美好，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提高学生的思想素养和道德修养，有效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其三，践行生命教育的思想能丰富语文教学内容，构建开放化的课堂教学活动，促进学生思想道德认识水平不断得到提升。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对杜甫诗歌中的生命教育内容进行解析，能从杜甫对人民、对国家的责任感角度激活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使学生感知个体生命的珍贵性，可以更好地体验生活的乐趣，从而主动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进行思考，促进思想道德认知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由此可见，高中语文教学实践中，杜甫诗歌中生命教育的组织实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能从多角度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做出积极的引导，有助于实现全面发展的目标。

二、高中语文杜甫诗歌教学中生命教育的彰显

论文关键词：一般史书历史本身诗杨慎王夫之

论文摘要：本文借助于分析哲学的一种观点，即语词的意义就是语词的使用，一方面澄清了“诗史”一词的特定意味，从而指出历史上杨慎、王夫之对“诗史”的攻击是无效的，另一方面也试图在古典文学研究的方法更新上作一小小尝试。

针对杜诗的公认美誉——“诗史”，明中叶杨慎在《升庵诗话》卷四中有段著名的尖锐评论：“宋人以杜子美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本文由中国论文联盟收集整理。

这段议论很有影响，如后来的王夫之有言日：“论者乃以诗史誉杜，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悯者”，又有：“咏古诗下语秀善，乃可歌可弦，而不犯史垒，足知以诗史称杜陵，定罚而非：黄”(《古诗评选》卷四、卷一)，显然是对杨慎语意的发挥。杨、王之论的确有力，但却基本上没有扭转世人以“诗史”誉杜的倾向。这就有了一个奇怪现象：一方面，人们推崇“诗史”称号，另一方又似乎无人为此给出一个“合法性”理由，来清晰地回答杨、王的责难。

不是没有人反驳杨慎，如王士贞，但很难说切中要害。杨慎之语，可析为两层。第一，他偏爱“含蓄蕴藉”，鄙视宋人之作，并因此贬低杜甫“直陈时事”之诗；第二，认为“诗史”二字的提法，本身就有问题，将“以误后人”。就第一层义而言，只要指出其偏激就可以了，王士贞的反驳正属此类。如其在《艺苑卮言》卷四中所言：“杨用修驳宋人诗史之说，而讥少陵云云，甚辨而核，然不知向所陈皆兴比耳。诗固有赋，以述情切事为快，不尽含蓄也。”清人朱庭珍的驳议亦属此类：“宋人谓少陵为诗史，以其多用韵语纪时事也。杨升庵驳之云云。升庵此言甚辨，其识亦卓。然未免一偏之见也。”因为“老杜无所不有，众体兼备，使仅摘此数语，轻议其后，则不可”(《筱园诗话》卷三)。不同的诗有不同的体裁、风格，各样的人又有各样的兴趣、爱好，但在审美趣味上，实在不必凭已之私，以贬其余。王士贞提醪媾慎“诗固有赋”，朱庭珍告诫杨慎“老杜无所不有，容体兼备”，均是阅读实践中的纠编之论，并未回答杨慎对“诗史”二字的责难。某种程度上，如王士贞说“其言甚辨而核”，朱庭珍说“升庵此言甚辨，其识亦卓”，实际上是认同了杨慎的“诗史”之见。

杨慎的“诗史”之见，亦即上文引语的第二层含义，实际上包含着这样的看法：何以以史誉诗?史有史笔，诗有诗法，“诗史”一说，混淆二者的区分，是对诗的无知，是对诗的贬低。真是这样吗?“诗史”的名号，确需要一个辩护理由，如果我们仍坚持它是一个褒义词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