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想范文10篇

吴国盛教授说：“发现一个理性的世界，一个自己为自己立法的世界，这是西方人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大的贡献。相比较而言，我们中国人缺乏这个纯粹的内在的理性世界……在我们看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理是相对的，而情反而是绝对的，这个情与‘礼’相通。可是希腊的理进入了内在性的高度，因此是绝对的。”（《中华读书报》2002年7月10日《吴国盛纵谈科学与人文》）我以为这是似是而非的皮相之见。

一

何谓理性？

理性与反思、自我、逻辑、科学……等概念一样，都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但西方各种哲学流派对理性有着不同的理解，如古希腊的斯多葛派认为理性是神的属性与人的本性，将判断力视为真理和道德的共同源泉；柏拉图和斯宾诺莎的唯理论，从唯心和唯物的不同立场否定感觉经验，把理性看成认识和知识的唯一源泉；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从机械唯物论的视角抹杀生命现象与物质运动的质的差异，主张将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标准；康德试图弥合客观的理性和知性与主观的道德和审美两个世界的明显鸿沟，提出一种先验的道德宗教或道德哲学，将理性上升为融知性与感性为一的先天形式；黑格尔则从他的“绝对精神”世界观出发，将理性仅仅视为具体的、辩证的思维方法……尽管上述种种观点都出自鼎鼎大名的西方先哲；尽管他们对于哲学及理性的研究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尽管他们的理性观大抵也都是围绕着人类和人性展开的，但我认为他们都具有两个弱点：一是高高在上，脱离了广大民众；二是形而上学，脱离了现实生活。正如西班牙哲学家何·奥·加塞尔所说：“自笛卡尔以来的现代哲学是深深扎根于唯心主义之中的。这个哲学取向到了康德、黑格尔等人而达到极致；这种哲学跟生活是决然对立的，就像在生活的洪流中逆流而上。”（〔西〕何·奥·加塞尔《什么是哲学》，P88，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因此，无论他们的这些古典和近代的理性定义是什么，我都不感兴趣。

二

真正将西方的哲学和理性回归广大民众和现实生活的，是西方的现代哲学家（我们的传统哲学从未超越生活，自然无需回归），其中最深刻也最难懂的大约是海德格尔，最精辟又最通俗的则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理性定义就是自我。具体地说，就是：人人皆有本我，所谓本我，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天性、本能、七情六欲或感情，满足它们便是人生的根本动力。一个人，无论他生活在什么时代、什么文化或体制的社会，打着什么样的阶级或阶层的烙印，具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其一生的思想和行为，归根结底都离不开这一根本动力。用金岳霖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情求尽性。”

主要观点

●“三农”问题，用一句话说，就是城乡发展不协调。在“三农”问题中，核心是农民问题，最突出的是农民收入低。

●“三农”问题的形成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有认识上的差距，也有工作中的不足。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不打破，“三农”问题就无法根本解决。

●“三农”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决定了解决“三农”问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解决“三农”问题的总体思路，就是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城乡发展。

“三农”问题历来为我们党所重视。特别是农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解决好“三农”问题已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三农”问题是什么

有关语文教学改革的题目，不是做透，就是被做滥，老调子也无绪再弹。现在做大文章，都很讲究功架，大家都重视功架，读者则不胜其烦。在下不揣谫陋，愿意吃螃蟹，以断想数片，作引玉之砖。

究竟什么是“人文素质”？现在许多同行也说不清。倘若说不清就去认真读书，也好；可惜，有的人总是想当然，硬说中学教学中的“文科”等同于人文教学。尤其是对语文学科，误解甚多，以为语文是人文科学的核心——本来这样的恭维语文学科是让人高兴的事，可是语文被从“文化”割裂出来，被当作一个独立的学科，则是让人无法理解的事。

语文教学中如果不倡导一种自由精神，不能肯定这种自由精神在受教育者一生中的重要作用，不重视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进而不重视独立人格的建立，那么无论语文教学改革忙多少年，变幻多少词汇，喊出多少经验，也只不过停留在废科举之后，辛亥革命之前那样一个阶段，根本还没达到五四的水平。

有些教师除了翻翻教材教参之外终年不读其他书，他们能把语文这样最有灵性的科目上得学生厌恶，也真让人佩服他们。他们竟然能那样糟蹋语文学科的美！有不少语文教师，他们靠“死揪”（这个词在江苏流行。意为“不需要理性地拼命硬干”）能把高考分数弄上去几分，付出的代价是——让学生一辈子讨厌语文。不热爱语文的人是教不好语文的，也是学不好语文的。

语文教材要推陈出新，旧有的教材伴随着一批中年教师走到了老年，也伴随着一批青年教师步入了中年，更让人伤感的，是伴随着一批学生成了语文教师！前年秋冬全国性讨伐语文教学时，有人曾用“误尽苍生”这样的话控诉，很有几分“声声泪，字字血”的模样。如果语文考试最后的结果是把青少年学祖国语文的热情全部打下去，让学生一想到祖国语文的学习就头疼，让社会一说到语文高考试卷就当笑话讲，这样的“指挥棒”显然是不是指方向的，是打人的。

一位教师如果没有独立思考的习惯，那他的教学必然是照本宣科。现在不缺“本”——除了教参，还有“教案汇编”及“名师上课实录”之类，现成的大菜全有出版社备齐侍候。这种现成菜多了，有的教师反而不会下筷子了。更不可思议的是有些同行连评别人的课也用教参和名师教案去框去套：凡是书上要求的，必须要一一体现，否则就是不合格课。如此剥夺个人的思考，教师就不再有个人风格，他的课也就没有了个性。怕不怕？有人却不怕，他们总是认为湮灭教学的个性不要紧，教师走上讲台，就不应当再有自己，其实，没有教学个性，还侈谈什么教学改革？这也许正是一些教师对某种“改革”缺乏热情的原因之一。

吴国盛教授说：“发现一个理性的世界，一个自己为自己立法的世界，这是西方人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大的贡献。相比较而言，我们中国人缺乏这个纯粹的内在的理性世界……在我们看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理是相对的，而情反而是绝对的，这个情与‘礼’相通。可是希腊的理进入了内在性的高度，因此是绝对的。”（《中华读书报》2002年7月10日《吴国盛纵谈科学与人文》）我以为这是似是而非的皮相之见。

一何谓理性？

理性与反思、自我、逻辑、科学……等概念一样，都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但西方各种哲学流派对理性有着不同的理解，如古希腊的斯多葛派认为理性是神的属性与人的本性，将判断力视为真理和道德的共同源泉；柏拉图和斯宾诺莎的唯理论，从唯心和唯物的不同立场否定感觉经验，把理性看成认识和知识的唯一源泉；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从机械唯物论的视角抹杀生命现象与物质运动的质的差异，主张将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标准；康德试图弥合客观的理性和知性与主观的道德和审美两个世界的明显鸿沟，提出一种先验的道德宗教或道德哲学，将理性上升为融知性与感性为一的先天形式；黑格尔则从他的“绝对精神”世界观出发，将理性仅仅视为具体的、辩证的思维方法……尽管上述种种观点都出自鼎鼎大名的西方先哲；尽管他们对于哲学及理性的研究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尽管他们的理性观大抵也都是围绕着人类和人性展开的，但我认为他们都具有两个弱点：一是高高在上，脱离了广大民众；二是形而上学，脱离了现实生活。正如西班牙哲学家何·奥·加塞尔所说：“自笛卡尔以来的现代哲学是深深扎根于唯心主义之中的。这个哲学取向到了康德、黑格尔等人而达到极致；这种哲学跟生活是决然对立的，就像在生活的洪流中逆流而上。”（〔西〕何·奥·加塞尔《什么是哲学》，P88，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因此，无论他们的这些古典和近代的理性定义是什么，我都不感兴趣。

二真正将西方的哲学和理性回归广大民众和现实生活的，是西方的现代哲学家（我们的传统哲学从未超越生活，自然无需回归），其中最深刻也最难懂的大约是海德格尔，最精辟又最通俗的则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理性定义就是自我。具体地说，就是：人人皆有本我，所谓本我，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天性、本能、七情六欲或感情，满足它们便是人生的根本动力。一个人，无论他生活在什么时代、什么文化或体制的社会，打着什么样的阶级或阶层的烙印，具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其一生的思想和行为，归根结底都离不开这一根本动力。用金岳霖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情求尽性。”

但人的天性、本能、七情六欲或感情千差万别——有的好色、有的好食；有的好动、有的好静；有的好权谋、有的好自由；有的好幻想、有的好实干……也就是说，秉性各异，人各有志。然而，人偏又是脱离了社会便无法生存的社会性动物，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如果人人皆按照自己的秉性和志趣率性而为，社会生活便乱了套，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为了规范或制约各不相同的“性”或“志”，社会便约定俗成出种种“超我”，来作为人们先验的或超验的精神权威——诸如上帝、天道、宗教、民族、国家、党派、伦理、道德、正义、良知、宪法、法律、公约、规则……等等，尽可能限制或制止那些妨碍他人或危害社会的“情求尽性”。也就是说，“情求尽性”必须以服从超我为前提。用金岳霖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用求得体”。超我便是“用求得体”的那个“体”。

超我并非像那些西方古典或近代的哲学家所以为的或宣扬的那么绝对，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它都是相对的和具体的，即除了人类共有的超我——如不得毁灭人类、不得从事危害人类的活动、必须为子孙后代着想……等等外，不同的人群——大至国家、民族，小至团体、家庭，又会根据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需求，形成各自不同的具体的超我。例如，美国的女子可以在公共场合着比基尼，阿拉伯世界的女子则必须将全身裹严到只露出眼睛方能上街，而爱尔兰西部海上的一个叫伊洛斯比格的岛上的农村社会，母亲“从来不也不会亲吻或拥抱自己的孩子”，甚至将给孩子哺乳也视为“下流的裸露行为”（〔美〕L·H·詹达，K·E·哈梅尔：《人类性文化史》，P125，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8）。但即使是美国，也并非从来就允许女子在公共场合着比基尼的，在不到一个世纪之前，他们的女子也不允许在公共场合中裸露胳膊和大腿。而且，就是在今天，也不是每个家庭都允许子女在公众场合下着比基尼的。换言之，超我是因文化、时代而异的。

吴国盛教授说：“发现一个理性的世界，一个自己为自己立法的世界，这是西方人对人类文明的一个重大的贡献。相比较而言，我们中国人缺乏这个纯粹的内在的理性世界……在我们看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理是相对的，而情反而是绝对的，这个情与‘礼’相通。可是希腊的理进入了内在性的高度，因此是绝对的。”（《中华读书报》2002年7月10日《吴国盛纵谈科学与人文》）我以为这是似是而非的皮相之见。

一

何谓理性？

理性与反思、自我、逻辑、科学……等概念一样，都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但西方各种哲学流派对理性有着不同的理解，如古希腊的斯多葛派认为理性是神的属性与人的本性，将判断力视为真理和道德的共同源泉；柏拉图和斯宾诺莎的唯理论，从唯心和唯物的不同立场否定感觉经验，把理性看成认识和知识的唯一源泉；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从机械唯物论的视角抹杀生命现象与物质运动的质的差异，主张将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标准；康德试图弥合客观的理性和知性与主观的道德和审美两个世界的明显鸿沟，提出一种先验的道德宗教或道德哲学，将理性上升为融知性与感性为一的先天形式；黑格尔则从他的“绝对精神”世界观出发，将理性仅仅视为具体的、辩证的思维方法……尽管上述种种观点都出自鼎鼎大名的西方先哲；尽管他们对于哲学及理性的研究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尽管他们的理性观大抵也都是围绕着人类和人性展开的，但我认为他们都具有两个弱点：一是高高在上，脱离了广大民众；二是形而上学，脱离了现实生活。正如西班牙哲学家何·奥·加塞尔所说：“自笛卡尔以来的现代哲学是深深扎根于唯心主义之中的。这个哲学取向到了康德、黑格尔等人而达到极致；这种哲学跟生活是决然对立的，就像在生活的洪流中逆流而上。”（〔西〕何·奥·加塞尔《什么是哲学》，P88，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因此，无论他们的这些古典和近代的理性定义是什么，我都不感兴趣。

二

真正将西方的哲学和理性回归广大民众和现实生活的，是西方的现代哲学家（我们的传统哲学从未超越生活，自然无需回归），其中最深刻也最难懂的大约是海德格尔，最精辟又最通俗的则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理性定义就是自我。具体地说，就是：人人皆有本我，所谓本我，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天性、本能、七情六欲或感情，满足它们便是人生的根本动力。一个人，无论他生活在什么时代、什么文化或体制的社会，打着什么样的阶级或阶层的烙印，具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其一生的思想和行为，归根结底都离不开这一根本动力。用金岳霖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情求尽性。”

科学的力量有目共睹，宗教的魅力也是不可否认的，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虽然各个人心眼里的科学与宗教不尽相同。

科学的力量让人类躲过去一次又一次的灾难，宗教的冲突让人们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慌。科学可以使人类信心百倍，遨游天宇；宗教让人的心绪得到安宁，却没法消弭人世间的硝烟。宗教的差异演变为文化的冲突时，科学只会使得人的理智变为狂傲，甚至继而目空一切。科学的历史实在没有宗教的历史那么长，科学的魅力恐怕也没有宗教那样强。科学可以让人飞上月球，却没有办法消除恐怖和暴力，没有办法让9.11事件不发生，正好像今天还不能是人的弹跳能力可以跟小小的跳蚤媲美；宗教也许不能承诺让人飞上月球，却能让人“普度”，升入天堂，宗教的力量有时可能转化为邪恶者的武器，制造像9-11这样的事件。“就在不久之前，还是另外一个题目引起观念的对峙，即：我们是否，或在怎样的程度上，允许基因技术的自我工具化，甚至将人类自我的优化作为追求的目标。围绕着这条道路的第一步，在科学组织与教会的代言人之间，爆发了不同信仰势力的相互斗争。斗争的一方担心愚民主义，担心对科学充满怀疑的、陈旧的情感孑遗所构成的藩篱；斗争的另一方则反对简陋的自然主义科学观对进步的迷信，反对这种迷信所造成的道德的削弱。但9月11日，世俗化社会与宗教之间的矛盾以另一种形式爆炸了。”“好像这个令人炫目的袭击在世俗社会的最深处拨动了宗教的琴弦，它的振颤充盈了犹太教堂、基督教堂和清真寺庙。”（哈贝马斯）

我相信科学的力量，也敬佩宗教的魅力。我相信科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懂得宗教是人类良知的发现。当你执著于科学的真谛的时候，你也许会嗤笑宗教的荒唐；而当你潜心于宗教的精髓的时候，你也许对于科学的无耻感到义愤填膺。还是这位俞金吾先生，他说：“尽管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达到匪夷所思的程度，但是与这种程度相伴随的却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失落与苦难。”恩格斯也曾说过这样发人深省的话：“我们不能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一百多年前的这几句话真无愧是天才的预见。“自然界”就是我所说的“天”。到了今天，我们真佩服恩格斯的先见之明。

信仰宗教，并不意味着要去舔圣土或者圣徒和佛陀的脚背。换句话说，抱佛脚的不一定是信仰宗教的，也许还正是叛逆。相信科学同样要走进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的神秘的博大。

那么，什么是科学？古今中外有各种各样的回答，真所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梵语中，“科学”一词是指“特殊的智慧”；在拉丁语中则是“知识”的意思；法文的Science可泛指一切的学习形式；德文中diewissenschaft常与科学一词通用，其意为“知识”或“了解”的艺术。1888年达尔文在《生活信件》中指出：“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以便从中得出普遍的规律或结论。”而英国现代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P.布莱克特却说：“所谓科学，就是通过国家出钱来满足科学家的好奇心。”

科学，人们都在自觉地认为，它也在试图理解自然。然而，科学却更多的是寻求对于自然的操纵。我们过去将上帝杀死——也许是扼住他的咽喉，让他窒息而死，以便更加毫无顾忌的寻找表达和解释万象的“科学理性”。近代科学中的魅力主要源自于人类的这样一种感觉：认为它已经发现了在自然界变化的核心位置的永恒规律。这种对于自然秩序的发现产生了法国社会科学家莱维-布鲁尔所说的那种智慧的安全感——

199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语文试卷，作文题为——“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这对激发青少年学生的创造潜能，培养创新精神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无数的实例证明。想象是青少年极为可贵的品质。此次全国高考作文，从发挥想象力的角度讲，思维空间无限广阔，符合青少年善于幻想的心理特征，有利于发展青少年的创造力。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辛格曾说过：“可以预料，经常处于幻想状态的人至少在观念中具有相当强烈的探索倾向，也可以在编造逸话奇闻的故事方面具有创造力。”

中央电视台1999年7月14日在“新闻30分”中报道说，英国已决定在大学专设幻想学士学位，重点培养和造就在想象力方面的专门人才。

今年的高考试题与之不是不谋而合吗？

什么是想象呢？创造性人才的素质智力核心是创造思维的发展，创造思维离不开想象思维，想像是人生理机制中最宝贵的素质，想象是以实践经验和丰富的知识为基础，是一种形象思维。根据心理学给想象所下的定义，想象是人脑对已储存的表象加工改造成新形象的心理过程。想象能力是人类不可或缺的智力，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智慧。

用断想的方式，对20世纪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层生存困境作了反思，提出了中国教育理论发展的时代局限与超越的问题。强调研究教育的思维方式从简单走向复杂的必要，强调教育理论要加强原创性研究。期望新世纪初的中国教育理论有一次从近代向现代的重建式的再生。

关键字

中国教育理论、时代性、科学主义、生存困境、复杂性研究、复杂思维方式、原创性

随著世纪钟声的敲响，在人们的一片欢呼声中，“轰轰烈烈”的20世纪就这样结束了。一个可以寄予很多期望，又蕴藏著更多不测风云的新世纪开始了。世纪初，对於人们来说，最大的财富是时间，最重要的事情是策划。这是一个需要播种希望的季节，也是人类把握未来的智慧和力量展现最为集中的时期。身处此时，作为一名教育理论探索者，我也不禁反覆自问：在中国的教育理论领域里，我们极需改变什麽？我们可以追求什麽？我们应该做些什麽？似乎可想可说的话很多，但又构不成宏篇大论，於是只能用“断想”来串起这段段的思绪，并想用“断想”引出更多的“宏论”以丰富我们的学报，这也是我作为本刊主编在世纪初的一个小小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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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的教育理论[1]是随著20世纪几乎与近代教育同步诞生、形成、变革和发展的，至今它已走完了异常曲折、复杂的世纪之路。纵观一个世纪的历史，悟出的最大道理是：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时代有著内在的、直接的、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关联。在一定意义上，教育理论属於“时代学”之列。认识这一点，对於今後教育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我对纪录片的认识和兴趣，始于鲁迅先生的教诲。青少年求学时，读鲁迅日记，便记得其中有关于先生对电影纪录片的议论。大意是说：每有暇，携广平，乘车直奔电影院，看的是非洲纪实之类的纪录片，因为此生恐去不得那地方，只可望从银幕上了解些那里的实情。可见，在鲁迅看来，纪录片乃是他拓展知识视野和增长人生智慧的重要窗口。伟人如此，况我辈乎！人生有限，银幕无限，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足令人生拓展了有限的时空，千里眼和顺风耳的理想已成现实。如今的影视纪录片，作为成为“显学”的影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承担着以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渗透性最强的影视传媒纪录历史与现实的神圣使命。正如《中国纪录片人宣言》所言：“纪录是纪录者的生命存在形式。纪录片的品格即是纪录者的品格。”中国影视纪录片工作者担当的责任是：“记录我们民族波澜壮阔的复兴历程；记录我们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真实轨迹；记录我们人民奔上小康大道的动人故事。”“为时代立传，为历史存真；传承文化，连接未来；生命不息，使命不止。”

恩师钟惦棐先生于上世纪50年代曾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暂管过短期的编辑工作，当新影厂30周年诞辰时，他发表《审时》一文，找来重温，仍启人心智。他指出：“表面的纪录，只能是纪录的表面具有动人的性质”，而“和平建设表明生活进入常态，因此表面的纪录如果不能突破纪录的表面，便将在新的历史时期减弱它昔日的力度。”此言极是。他要求纪录片必须从“所处的时代要求寻找答案”，“成为这个新的社会体制的触角，并且用新的电影语言和新的电影方法”去突破“事务的表面”。他呼吁纪录片创作者学会“审时”，“审时而后度势”，“审时是对客观的总体认识，度势是对主客观条件的估价”。真正从纪录对象的实际出发，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科学“审时”，确为创作史学品位与美学品位俱佳的优秀纪录片的首要条件。（引文均见钟惦棐著《电影策》第182、18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当今世界，人类在反思历史时，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大思想家、哲学家、美学家，都共同认识到：如果说，工业革命在推动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自然生态环境某种程度的破坏——自然资源的失度与过度开发破坏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那么，信息革命就在推动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留下了人文生态环境某种程度的破坏——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水准的滑坡。面对人类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的严峻现状，曾荣获诺贝尔奖的数十位大科学家几年前云集巴黎，共商对策，在著名的《巴黎宣言》中呼吁：为了人类美好的未来，21世纪人们应当回到2500年前东方的孔子那里去讨教！可见，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自身等关系的和谐哲学，作为人类宝贵的思想资源，魅力依存。在这方面，纪录片大有独特的用武之地。纪录片之所以分出“政论类”、“自然类”与“人文类”这样重要的类别，实乃创作趋势和内在规律使然。

人类在和平、发展这两大共同主题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攸关人的素质的文化力的竞争。文化力作为综合国力的根本标志，极为紧要。考察国情，时下影视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对书籍文化的挤压，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精华，恐怕主要还不是集中体现在银幕上，而是体现在图书馆里经过历史筛选和确认的古今中外的经典书籍文化里。当然，盛世文化理应最具包容性。当代影视文化，大抵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消费性的，一类是积累性的。前者重在时尚与流行，追求娱乐快感；后者重在传承与创新，追求智性美感。两者都需要，理应互补生辉，但切不可厚此薄彼，甚至是此非彼。前者发展健康，不仅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精神需求，而且还可以进入健康文化乃至先进文化行列，后者则理应成为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我以为，纪录片应归入后者。影视文化不仅应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娱乐需求上多作贡献，而且更应在着意提升民族的精神文化素质上狠下工夫。惟其如此，影视文化的生命与价值，集中体现在思想内涵与文化意蕴上。纪录片在这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毋庸讳言，我们对影视纪录片的投入，却远远少于对影视娱乐时尚节目的投入，我们对时尚与流行的宽容乃至放纵，却又远甚于对思想文化品位的追求。须知，过度追求视听感官的刺激感，往往会同时消解理性思维能力和精神反思的痛感，两者是成反比的。这对于民族的创新能力和建设创新型国家，都弊多利少。因此，呼吁全社会关心和支持注重思想文化品位的纪录片的创作及其理论建设，实在是当务之急的明智之举。

文化者，人类独有的一种生存方式以“化成天下”也；艺术者，人类独有的一种审美方式以把握世界也。从根本上说，文化的宗旨是“化”人——把人的综合素质“化”高；艺术的宗旨是“养”心——把人的精神境界“养”高。被文化巨匠鲁迅先生特别青睐的纪录片，既是现代化的一种视听文化，又与以审美方式把握世界的艺术密切相关，因为优秀的纪录片往往是以纪实思维为主而兼容审美思维。譬如影片《邓小平》中，那条江西工厂劳动改造的山间小路，经银幕上的审美化艺术呈现，让人联想到接通至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这，不正是纪实思维与审美思维互补生辉的最佳结果吗！至于《圆明园》里，两种思维相辅相成的使用，更为明显。所以，纪录片既需“化”人，更要“养”心。我们理应务求纪录片把人的综合素质“化”高，把人的精神境界“养”高，以高素质、高境界的人确保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此乃科学发展观题中应有之意。我们当然不反对纪录片在“化”人的前提下去“化”钱，这正是我们倡导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即“双赢”。但我们反对以急功近利地降低人的素质为代价去“化”钱。我们当然也不反对通过“养”眼进而“养”心，这正是我们追求的既好看又耐思。但我们反对迎合市趣、以败坏人的情趣为代价去“养”眼。因为，人的素质和境界一旦低下，会把一时搞上去的经济也消费空耗掉。须知，以人为本，乃为高瞻远瞩的正理；以钱为本，只是目光短浅的邪理。纪录片文化与书籍文化互补生辉，以视听语言在银幕上记录历史与现实，拓展人的知识视野，激活人的思维，提升人的素质和境界，功不可没，何乐不为！

归根到底，纪录片人贵在“文化自觉”。这自然令我想起了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临终前深刻总结“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智慧的至理名言。他说，积百年经验，知识分子代代相传的文化接力棒上镌刻的四个大字是——“文化自觉”。他以16字来诠释这种可贵的“文化自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就是说，管理文化和建设文化，一是要自觉地继承发扬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的优秀文化传统，珍视资源，突出特色，做到“各美其美”；二是要自觉地借鉴吸纳它国它民族它地区的优秀文化成果，开拓视野，为我所用，做到“美人之美”；三是要自觉地立足现实，将前两者交融、整合，并进而创新，做到“美美与共”；如果是，便能构建和谐世界，实现“天下大同”了，显然，这种“文化自觉”意识，同样也是纪录片人安身立命、走向成功之本。这已为《走进》等一批优秀作品的实践反复证明。

【编者按】由本刊编辑部与文艺报社、武汉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的“高新技术产业化时代文艺的发展问题”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11月1日在武汉大学召开。来自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50余名专家学者，针对高新技术时代文艺的发展方向及其特征、网络文化及信息技术革命对文艺功能的深刻影响、时代与艺术发展的矛盾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研讨。本期除以笔谈形式刊发的一组文章外，还重点发表了中共中央党校龚育之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毛崇杰教授的两篇专题论文，前者在对于科学技术发展所进行的人文思考中论述了“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及意义，后者从哲学的角度对艺术进步的概念、高新技术时代艺术形式的变化及其对人类精神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摘要题】科技与文艺

【正文】

1

现代高新技术的进步与文学艺术的发展处在深刻的矛盾之中，处在命题与实际上的悖论之中。我们在研究它们相互关系中的正面影响的同时，有必要注意它的负面效应。

我们不能不看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破除了宇宙自然与生命思维的许多神秘的同时，也大大压缩了人类想象的空间，摧毁了不少“诗意栖息”的社会生态环境，严重冲淡了温馨和谐的人文情感。人们惊呼科技产业化时代艺术人文精神的丧失，惊呼现代科技对传统艺术精神和艺术魅力的瓦解，惊呼经典意义上的艺术价值受到越来越大的藐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