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范文10篇

内容提要：

东亚金融危机后对于金融控制的东亚模式之利弊的讨论，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焦点。本文详细探讨了金融控制的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并将东亚国家“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与以英、美为代表的“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肯定了作为一种温和的金融约束的东亚金融控制模式在经济赶超时期积极的经济绩效。同时，本文也对金融控制的东亚模式的潜在弊端作了全面的分析，并探讨了金融约束与金融体系的脆化之间的相关关系。

关键词

东亚模式金融约束金融抑制金融脆化东亚奇迹

The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ofEast-AsianFinancialControlRegime

Abstract

摘要：东亚经济整体上无论是经济规模、各国政策目标，还是通货膨胀水平，均存在较大差异，东亚区域作为一个整体，不具备同时进行货币合作的可行性。东亚地区一方面要积极为汇率合作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要尝试建立辅助的、较初级的货币合作，为进一步的深入合作创造条件。

关键词：东亚；货币合作；现实基础

东亚货币合作在近年来有了加速发展的趋势。东亚货币合作的根本目标，是以高度的经济一体化、紧密的政策协调、一致的政治承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货币联盟。然而，从目前的合作形式看，东亚国家距离实现这一长远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一)区域内贸易及经济开放度

一方面根据IMF的统计数据，东亚区域内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内贸易比重近年来不断提高，从1970年不到30％，发展到2003年已经超过了50％。可见，东亚区域内贸易的依赖性很高，区域内长久的贸易合作及发达的贸易投资，将促使亚洲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也内在地要求东亚各国之间货币的相对稳定，为东亚地区进行货币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日本产业升级放缓，带动东亚其他国家产业升级的领头雁作用有所削弱。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整个20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相对停滞，产生升级步伐缓慢，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与美国差距拉大。以技术贸易为例，1993年，美国出口额达204亿美元，是最大的技术贸易出口国，日本虽然处第二位，出口额却只有39亿美元；而日本的技术贸易进口额为72亿美元，居第一位。日本技术贸易出口额超过进口额的产业部门主要是电子机械行业。（注：《走向21世纪的西方大国经济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页。）日本信息产业发展水平，不仅落后于美国，一些领域甚至赶不上其他东亚国家。韩国部分移动通讯技术领先日本。在信息基础设施方面，2001年，日本互联网普及率为37.1%。（注：《2001年日本信息通讯白皮书》。）日本国民互联网利用率相对较低，全国47个都、道、府、县，包括城市在内，利用率没有一个超过50%，最高的东京及周围也只有46.9%，而经济相对落后的北海道为28.8%。（注：人民网—市场报网络版，2001年7月3日。）目前日本约有70万个家庭有宽带接入，而韩国有500万户，超过其用户总数的30%；1999年底，新加坡的每个教室都通了互联网，而日本计划2003年实现这个目标。（注：《曼谷邮报》，2001年6月20日文章：《为什么日本的信息技术落后》。）

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东亚国家的直接投资与进口东亚国家产品的增长都较20世纪80年代放缓，带动东亚国家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能力减弱。日本占东南亚六个主要贸易国家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文莱的进口份额，由1993年的25%逐步下降到1998年的18%，而这六个国家对日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率从1993年的15%降到1998年的11%。1999年，日本只占东盟吸收对外直接投资额的5.4%，落后于欧盟和美国。（注：东盟秘书长2000年10月25日在东京的演讲：《投资东盟要考虑的新因素》。）目前，日本仍没有走出经济停滞和衰退的泥潭，国内经济改革步履维艰，今后两年经济增长前景仍然黯淡。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实力变化不大，仍是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仍然具有强大的实用技术开发能力和世界一流的制造技术，但由于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改革和调整不力，不良债权、巨额财政赤字等问题深重，加上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影响了日本经济复苏及长期发展前景，从而使日本现有的经济优势难以转化为带动国内产业创新与发展的力量，使日本国内产业升级及向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技术和产业的步伐放慢，影响日本继续扮演东亚经济发展领头雁的角色。同时，日本国内自成一体的产业结构难以继续维持，构成日本产业技术基础的部分产业，如机械加工工业的锻造、铸造、冲压等部门，竞争力已经大大削弱，被迫与其他东亚国家进行水平分工，这一趋势加速了雁行模式的改变。

第二，亚洲“四小”产业发展迅速，带动中国大陆和东盟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亚洲“四小”在钢铁、石化、汽车等领域开始与美、日竞争。20世纪90年代，台湾、韩国、新加坡在发展高科技产业方面取得成效，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韩国的移动通讯技术都具有全球领先水平。同时，“四小”向东盟和中国大量投资，转移部分电子、化工、机械等产业，其投资总额超过日本，部分替代日本的作用，加快了中国大陆和东盟国家的产业升级。1990-1995年间，“四小”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达377亿美元，超过了日本的251亿美元。（注：《中央公论》，1996年11月号渡边利夫文章：《虚妄的中国经济大国论》。）1986-1994年间，日美合计对中国投资只有250亿美元，而“四小”对中国的投资多达2100亿美元。（注：《日本经济新闻》，1996年6月10日。）

第三，中国产业发展迅速，竞争力不断提高，并表现出进一步快速发展的潜力和趋势。中国有相对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项产业均取得长足进展。中国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机电产品、家用电器、通讯设备、钟表、办公设备等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钢铁、石化产业发展也很快；但中国的基础机械、产业专用机械等技术装备及关键零部件的制造水平仍较低，第三产业发展也比较落后。

今后几年，中国产业升级的步伐将快于东亚其他国家。中国将加速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大力发展装备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并积极利用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机电技术装备的发展已经列为“十五”计划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目前，一些国家和地区以电子通讯技术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向中国大规模转移，从深圳到天津，中国沿海已经形成了电子通讯技术产品的生产带。据中国信息产业部估计：未来五年，中国信息产业年增率将达20%，2005年中国信息产业的规模将在200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位居世界信息大国之列。（注：《经济日报》，2001年6月10日。）韩国三星经济研究所预测：中国5年内将在合成纤维、数字家电、尖端机床、钢铁等领域，10年内将在信息通讯、石油化学、造船和汽车等领域与韩国并驾齐驱。2010年，除半导体外，大部分主力产业都将超过韩国。（注：《世界日报》，2001年6月29日文章《中国经济将对韩国形成威胁》。）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年均在400亿美元以上，（注：外经贸部网站：外资统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将会吸引更多、技术含量更高的外资。而且，金融、保险、咨询、技术服务、风险基金等较高层次的第三产业也将会有较大的发展。

第四，亚洲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东南亚国家经济，暂时中断部分国家的产业发展进程。金融危机已过去四年，东南亚国家经济仍在恢复过程之中。同时，金融危机引起印尼、菲律宾等国政局动荡，进一步恶化了东南亚的投资环境，外资纷纷转向东北亚。1998年东盟吸引外资额196亿美元，1999年减为169亿美元，（注：《东盟投资委员会会议联合声明》，2000年10月4日。）中国1998年实际利用外资454.62亿美元，1999年为403.18亿美元。（注：外经贸部网站：外资统计。）这表明外资向东南亚转移产业的步伐放慢。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浪潮，除危机前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受危机较轻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有能力继续推动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外，泰国、印尼、菲律宾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则可能远远落后。而20世纪90年代以前基本没有进入东亚产业分工体系的印支国家融入体系之内的步伐仍然缓慢。

摘要：近年来，新地区主义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理论基础越来越受到研究界的重视。新地区主义在东亚的形成和发展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与区域化趋势密切相关，伴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而日渐清晰。目前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化程度低，还处在起步阶段，但向制度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已经形成。由于受到当前金融危机的影响，东亚各国合作愿望更加迫切，特别是东北亚的中日韩三国，加大了合作的力度，必将会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新地区主义；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化

新地区主义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与二战后以欧共体为代表的传统的地区主义相比，具有很大的差异。

地区主义实践的经典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在冷战期间，西欧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开展协调与合作，成功地实现了一体化，建立了一体化组织欧共体。欧共体组织带有明显的区域保护的内向封闭色彩。为了与后来的地区主义相区别，人们称上世纪60、70年代欧洲的地区主义为传统的地区主义（或旧地区主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酝酿和欧共体内部市场化进程的加速，一种新地区主义开始出现在世界舞台。发达国家为了扩大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愿意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密切经济领域合作，签订紧密的经贸合作协议。美国通过促使墨西哥开放市场而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在推动与中东欧国家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中，要求新成员必须进行自身改革以适应欧盟的规范。这些现象改变了传统地区主义注重在经济体制和发展水平相一致基础上推进贸易融合的“浅一体化”做法，而是通过在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推行贸易、金融、技术、信息等方面全面合作的“深度一体化”，积极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由此“新地区主义”应运而生。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地区主义现象在亚太地区表现为一系列跨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的建立。1980年建立“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the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Council，PECC），1989年建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EconomicCooperation，APEC），1994年分别建立半官方性质的“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ouncilForSecurityCooperationintheAsiaPacific，CSCAP），和第一个官方对话机制的东盟地区论坛（ASEANRegionalForum，ARF）。上述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组织和安全对话机制的突出特点是其成员包括了东亚、北美、南太平洋甚至南美洲国家，几乎覆盖整个太平洋地区。在分析这种过去没有出现过的合作机制时，美国学者诺曼?帕尔默（NormanD．Palmer）在《亚太地区的新地区主义》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新地区主义”这一新概念，以区别于传统的地区主义。他认为，地区主义理论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后，随着20世纪80年代美苏关系的缓和，在“修正的民族主义和相互依存的时代”，地区组织和一体化出现了新的特点，新的地区主义不仅仅是旧的地区主义的简单复兴，而且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新因素。他强调“新地区主义”的突出特点是跨区域性，即地区合作应超越单一地区，实现跨区域国家间的合作与融合。

[摘要]在当今国际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汇率无论是对单个国家经济还是对国际经济整体而言，都是影响巨大的经济变量。但是它能否在比较长的时期内保持在较为合理的水平上，则取决于合理的汇率安排。所以，东亚国家和地区应积极、有步骤地加强成员之间的政策协调和货币合作，逐步推进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的进程。

[关键词]东亚；汇率协调；单一货币区

目前，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潮流。东亚货币合作在近年来有了加速发展的趋势。其中，东亚汇率协调机制的建立对东亚货币合作至关重要，是东亚货币合作不可逾越的阶段。所谓东亚汇率协调是指通过东亚国家的汇率协调与合作，建立起稳定的区域汇率安排，既能够维持本地区的金融稳定，又为建立东亚货币联盟打下坚实基础。

一、东亚各国汇率制度选择面临的困境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前，大部分东亚国家的汇率制度事实上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危机期间，这种固定汇率制度被采用的国家所放弃，转而实行浮动的汇率制度。而危机之后，在东亚实行浮动汇率的国家存在“浮动恐惧”(fearoffloating)的现象，其实际汇率事实上均有回归盯住美元的倾向。目前，东亚各国汇率制度选择面临困难。一方面，东亚各国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如果说在经济发展初期，出于促进贸易发展而选择的盯住汇率具有一定合理性，但随着时间和经济形势的变化，盯住美元不再是东亚各国理想的汇率制度选择。自1985年广场协议以来，东亚各国与美国经济增长的同步性大大削弱，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导致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较高。同时，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易受投机资本攻击，引发金融危机。另一方面，浮动汇率制度也并非东亚各国的合理选择。首先，从对外经济依存度看，浮动汇率无法满足东亚地区稳定国内价格水平和贸易商品价格的要求。东亚各国主要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在浮动汇率下增加了贸易风险，阻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

其次，浮动汇率往往具有过度波动性，出现汇率“超调”(Overshooting)，货币当局在外汇市场上的干预常常亏损巨大。最后，“浮动恐惧”心理决定东亚各国不可能实行真正的自由浮动汇率。目前，东亚各国在名义浮动下对汇率波动实施比较严格的管理，同时又大力积累外汇储备的做法，正是“浮动恐惧”的表现。

内容摘要：目前，东亚货币合作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然面临着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多层次障碍，因此尚无法建立类似于欧元区的东亚统一货币区。本文认为，我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应在东亚货币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应加强与东亚各国汇率政策的协调，再通过推动次区域的货币合作，最终建立东亚共同货币区。

关键词：货币合作层次障碍对策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金融国际化趋势的日益增强，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当今世界经济出现了北美、西欧、东亚三足鼎立的局面，作为世界经济两极的西欧和北美在一体化方面进展迅速，分别建立了欧洲共同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而东亚在区域合作方面进展缓慢，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获得进展外，其它区域经济合作的谈判正在进行中。

而在区域货币合作方面，欧元的问世以及稳定运行，在理论和实践上创造了通过区域货币一体化以实现价格稳定与经济增长双重目标的模式，并对美元的霸权地位构成了挑战。而在北美，美元化进程也在不断推进中。由于东亚国家与美国经济周期不一致，采用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已不再是最优选择，东亚货币危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东亚地区在短期内又不具备建立类似欧洲统一货币的条件。面对世界经济其它两极的挑战，东亚货币合作该何去何从？

由于种种原因，东亚地区货币合作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发展。亚洲金融危机成为东亚各国进行货币金融合作的催化剂，各国开始意识到货币合作的紧迫性与必要性，各国政府、研究机构和一些国际组织纷纷提出各种方案、设想和倡议，从“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10+3”（即东盟10国加中、日、韩3国）财政金融合作对话机制的建立，到“清迈倡议”的签署和落实以及亚洲债券市场的启动，东亚货币合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尽管东亚国家经济贸易联系日益密切，并且在货币金融合作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与有着几十年历史的欧洲货币合作相比，东亚货币合作刚刚起步。各国在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程度影响和制约着货币合作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如果合作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欧元区那样的统一货币可能面临更多障碍，需要经历更漫长的路程。

摘要：东亚“威权政治加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东亚威权主义国家的共同特征，在东亚国家内部威权的合法性逐渐削弱，经济发展和市民社会壮大的内在民主化动力和外在国际民主化趋势的影响下，东亚威权政体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推动经济与政治的适当分离，推动市民社会健康发展，政治社会化以及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威权政体政治社会化民主政治

一、对东亚威权政体的分析。

对“威权主义”这一概念，中外学者有过不少论述。美国学者珀尔马特将其称之为“现代威权主义”，阿根廷学者奥唐奈尔称其为“官僚威权主义”。中国学者有的称是“精英威权主义”，有的称为“过渡性威权主义”，还有的称之为“新威权主义”。根据亨廷顿的解释，威权主义是“几乎没有政治争论和竞争，但政府对社会中其他群众经济的控制是有限的”。中国著名学者罗荣渠教授认为，所谓威权主义政权是指二次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军人政权或由非军人统治（一般是一党执政）的具有高度压制性的政权。按现代政治学的说法，威权主义是指统治者将他们的意愿强加给社会成员并不顾及后者意愿的一种权威，是超出有效法律规则之上和人们法定权力之上的权威，包括专制主义（个人能够不受限制地进行专制统治）和官僚权威主义（政治领导的自由裁量权）。“威权主义”是对传统专制主义的扬弃，其所以在当前中国有较大的市场，原因之一是东亚道路的诱惑，特别是威权主义者对东亚道路的理解，甚至是曲解，使得给人一种感觉，认为东亚道路对中国来说是一条现实可行的现代化道路，事实是否如此，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下面是对东亚威权政体的简单分析：

1，威权加发展的政体形式。东亚威权主义政权既具有旧传统极权政治体制的特征，如权力高度集中、一党政治、军人干政，又实行一系列具有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新型政权的某些政策，如议会民主政权形式、专家治国、重视法治、反对腐败等。因此，东亚威权主义政权，既不同于封建传统的专制极权和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也不同于西方议会民主制，而是有其自身独立的特征。这种政体实际上是一种过渡政治形式，是一种威权加发展的模式。它由一个集权的行政机构强加在政治之上，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取向和发展取向，因此也有人称其为发展型专制。在东亚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这些国家和地区一方面吸收西方工业文明和自由经济的某些合理因素，全力发展民族经济，不断改善国家的汲取能力和再分配能力；另一方面又从各自文化传统中摄取凝聚国家的力量，在保留原有的政治建制和文化结构的基础上，开始了晚工业化的过程。这种既不放弃自己的传统体制，又不排斥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发展模式，意味着威权政治与市场经济的相互结合。在政治上模仿现代文明建立新型政治权威，以对付各种形式的外部干扰；在经济上则采取有限的自由经济的方式，确保国家资本大于民间资本的前提下，建构市场体制，并逐渐步入大众参与和社会福利普及的环境。

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威权加发展”模式反应了东亚国家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愿望，在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推动下取得的经济成就异常显著。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过多地介入经济发展过程，因而造成亦官亦商、官商勾结、贪污受贿、“金权政治”等恶劣现象，其消极后果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威权政治和政府的干预，驾驭市场，加速经济发展，虽可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效果，但始终存在一些干预过度的风险和放松某些方面监管的问题。政府干预一旦过度，极易滑向专制统治的误区，尤其在当代民主形式影响下，这种过度干预极易使人们产生反感。

一、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引擎”

在经历金融危机之后，对东亚许多中、高收入经济体而言，以资源密集为特征的工业化初始阶段已逐渐走向尾声。一味扩大投资非但不是良策，反而会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因此，世界银行认为，东亚未来的发展在于创新，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工序创新、服务创新和交易创新）将成为生产力与出口竞争力提高的主要来源。

创新的重要性表现在：(1)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大部分工业国及新兴市场国家中，表现出一种明显的趋势，即专利授予的速度显著加快，尤其在电子、生物技术、信息科学等领域。(2)大量商品与服务的生命周期大幅度缩短。为了生存，企业必须不断改进，推出更新、更好的产品。(3)计算机应用掀起新高潮，通讯技术广泛传播，互联网被用于商业目的，应用范围日益扩大，其中不少新应用技术使人们有了新的需求，从而对创新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4)计算机与网络的应用改变了自然科学、金融等领域知识共享的方式，提高了研究工作的效率，有利于金融工具的创新，各种新服务业相继诞生，开始改变人们的商业惯例。(5)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建立的生产网络实现了装配的专业化及规模效应、供应链管理的自动化和物流的进步，生产效率显著提高。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美国经济便是一个典范。周期因素进行调整之后，美国的生产率仍然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接近60年代战后黄金期的水平。这与其不断增加研发开支、信息通讯技术领域的投资、高技术制造业生产率的显著提高有着直接的关系。可以说，为美国带来成功的这些因素已经开始影响到东亚。

与世界其他发展中地区相比，东亚优势明显。除储蓄率高、人力资源相对丰富、工业信誉良好、制造技能熟练之外，东亚国家和地区还具有：(1)较高的研发能力。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认识到，技术最终将取代要素积累成为增长的决定因素，因此优先发展技术十分重要。目前，这些国家的研发支出虽具相当规模，但仍在增加。如日、韩两国每年用于研发的资金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3%，达到经合组织领先水平，其中绝大部分研发资金由企业提供。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研发费用不断增加，1997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65%（见表1）。

资料来源：NationalScienceFoundation（2002年）。

一、背景：

1、97东亚金融危机的打击使东亚各国清醒的认识到，为抵御金融风险不能仅仅寄希望于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必须在区域内部加强合作，共同合作防范金融风险；

1997年开始于泰国的金融危机最终波及到整个东亚地区，给东亚各国的货币金融和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由于东亚国家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的相似性，货币危机的“传染效应”非常明显，在东亚各国货币遭遇冲击，出现短期国际性支付危机的时候，本可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紧急资金援助，但实际上，IMF对危机国提出了一系列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苛刻要求，客观上增加了谈判难度，延误了解救时机，最终加剧了危机。由于东亚地区缺乏相应的应对机制，难以应付危机的“传染效应”，又无法求助于外部力量，各国紧紧依靠自身的力量对抗国际游资短期性冲击，最终导致各国经济遭遇衰退。

2、全球货币体系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后货币集团化成为一股潮流并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美元区的建立和欧元区的成功经验使人们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充满了信心；

在经济、金融一体化背景下，世界上出现了一股货币集团化的潮流，产生了不少区域性货币组织，如西非货币联盟、中非货币联盟和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等。2002年3月1日欧元作为唯一的法定货币开始在欧元区12国流通，拉美地区一些国家美元化等现象的出现，反映出货币联盟理论在实践上的应用是成功的，货币金融合作有利于成员国的经济发展。

3、区域性金融危机频繁发生，国际投机资本规模巨大，东亚国家认识到仅凭一国的力量都不可能单独对抗巨大的游资冲击；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阿根廷金融危机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相继发生，使东亚各国认识到面对巨大的国际投机资本，如果不加强合作、共同抵御危机，势必难以防范和化解危机，进而影响到本国经济的稳定和长远发展。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的时代，是一个国际社会日益组织化的时代。近年来，伴随著全球化深层次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也在加快。全球化（全球主义）与区域化（区域主义）作为两股并行不悖的历史潮流正在日益深刻地改变与重塑著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的面貌。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安全机制建设是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参与者的普遍追求，其制度化水准往往被视为一体化建设成就的层次性标志。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大国，其面临的安全环境也最为复杂而险恶。从功能主义视角出发，构建东亚区域性多边安全机制，是中国稳定和确保周边安全的理性选择和现实路径。当前，中国在宣导建立东亚区域性多边安全机制的过程中，面临著以下一些现实的困难和潜在的选择。

第一，主观认识和国内政治。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政府对国际制度在促进和实现国家利益问题上的正面认识不断加强和深化，但迄今中国对东亚区域多边合作机制的构想和实践大多限于经济领域，而对于通过多边安全机制来逐步缓和与解决东亚安全问题，考虑和实践得还比较少。这一方面是由于东亚地区的国际政治现实对于区域多边安全机制的形成尚存在掣肘因素（比如美国霸权的影响、台湾问题、朝核问题、历史宿怨等），另一方面也部分地反映了中国政府对东亚多边安全机制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和实现中国的安全诉求存在困惑与顾虑。冷战后，中国相继解决了同大部分陆上邻国的边界问题，但同东南亚有关国家的海上划界问题至今仍然没有结果。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在领土争端问题上总的原则是：坚持主权、维持现状、谈判解决，核心是维持现状。但是，维持现状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争议双方都要有维持现状的诚意和行动，彼此间能够就谈判解决争端建立互动机制；二是争议双方各自的国内公众舆论都愿意并支持本国政府采取一种比较耐心、比较顾全大局和实际可行的政策。然而，这两个条件事实上很难同时具备。一方面，东南亚个别国家不断在争议地区采取单方面行动，试图用某种「既成事实」打破现状；另一方面，有关国家的国内公众舆论被媒体炒作效应鼓惑起的盲动经常会与不合时宜的民族主义「不期而遇」，从而对政府决策造成压力，甚至是平添羁绊。

第二，台湾问题。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目前已成为在培育和建立东亚多边安全机制过程中难以逾越的政治障碍，不留后患地解决台湾问题成为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最大考验之一。自80年代以来，尽管海峡两岸在经贸、投资、人员往来等方面的交流日益扩大和深化，已然形成了某种相互依赖型的关系网，但随著近年来「台独」势力的不断膨胀，两岸在政治层面上却愈行愈远。当前，两岸在主权问题上的「零和」博弈有可能会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造成挑战，「台独」势力随时有可能葬送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在此背景下，一些台湾政治家和学者从新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以「欧盟模式」促进两岸以和平方式进行「统合」的构想。虽然从长远来看，两岸间在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的功能性整合有利于营造良性的互动关系，但「欧盟模式」所代表的经济层面的功能性整合却并不一定会自动引发「溢出效应」而导致两岸的政治整合。尽管2005年连战、宋楚瑜的「和平之旅」和郁慕明的「民族之旅」为两岸关系的发展注入了一些新的积极因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党际交流已经启动，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却并未因此而发生根本性改变。与台湾问题紧密相连的是中国如何应对和协调美国霸权在东亚地区影响的问题。当前，在同中国周边安全息息相关的诸多问题中，有相当一部分同美国有著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同中国的东亚地区战略存在著潜在的冲突。虽然中美两国在战略上的相互依存度正在不断上升，但无庸讳言，中国对美国的依存度要高于美国对中国的依存度，美国在中美关系中占据著主动地位。为此，中国在构建和经营自己的东亚地区战略时，必须始终考虑和审慎对待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和美国的利益需求。目前，尽管中美两国战略对话机制已经启动，但两国尚未制度性地规范各自在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军事存在的关系（包括中国与美日军事同盟和美韩军事同盟的关系），这成为中国在构建东亚多边安全机制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问题。

第三，朝核问题。始于90年代初的朝核问题堪称当今世界上最复杂、最敏感、最棘手的地区性多边问题。自2002年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社会为解决危机所作的努力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从2003年至2004年，由中、朝、美、韩、俄、日参加的三轮「六方会谈」未能就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尽管历时二十天、历经前后两个阶段的第四轮「六方会谈」经过艰苦谈判达成了《共同声明》这一自「六方会谈」机制启动以来最为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取得了令人欣慰的重大进展，但美朝两国在战略上的不信任感并未实质性消除，《共同声明》中相关条款的履行仍存在诸多变数，有关各方能否切实将西方关心的以核问题为代表的所谓「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同朝鲜方面关心的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等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并制定出相应的履行机制，将直接决定未来朝核问题与「六方会谈」的走向。中国学术界有观点认为，未来东亚地区的安全机制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从「六方会谈」中产生新组织，二是从现有的地区组织和论坛中衍生出新组织。但无论采取哪种形式，其最终形态和成员范围都将取决于本地区主要大国的利益关系。从近期来看，朝核问题为本地区大国创造了一个发掘利益交汇点的平台，有关各方正在试图以朝核问题的和平解决为契机，构建东亚地区的安全框架及其保障机制。冷战后，中国通过一系列规范性、制度性的权力安排，积极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东北亚邻国开展安全合作，在东亚地区安全领域确立了积极的建设性影响。这一方面使中国应对周边突发性事件的能力有所增强，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东亚安全环境的整体改观。但目前中国与有关国家尚未建立起一种旨在维护和巩固本地区长久和平与安全的成熟的多边机制，中国通过多边管道在东亚安全合作进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第四，中日政治关系。近年来，中日政治关系的持续紧张与恶化已成为东亚多边安全机制建设中的重要障碍。日本在历史、台湾等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这样的结果对中国不利，对日本同样也不利。尽管中国政府的对日政策近来出现了某种强硬的趋势，但中国政府始终对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抱有最大的诚意，始终按照「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致力于稳定、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始终没有放弃敦促日本政府以实际行动为改善两国关系营造积极气氛、创造有利条件的努力。当前，在互不信任、相互抱有戒心的政治关系下，中日两国对东亚合作领导权问题都十分敏感，特别是日本。在当前国际环境和现实国力的背景下，中国要谋求成为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的领导者，必然会承担巨大的风险和成本，助长东亚地区其他国家的「搭车」心理和机会主义行为。因此，中国在未来东亚合作进程中的理想角色应该是成为事实上的「主导者」，而非现实中的「领导者」。今后，中国应继续支持东盟在「10＋3」进程中发挥主要推动作用，同时也应主张中日韩三国在各自具有优势的领域发挥更大的建设性影响。对待领导权问题，中国应突破「零和思维」的局囿，不妨欢迎日本在诸如建立亚洲货币稳定基金等一些具体领域发挥领导作用。中国学术界有观点认为，正是在东亚合作的进程中，孕育著突破当前中日关系瓶颈的可能性。东盟与中日韩三国的「10＋3」机制为中日两国的沟通与交流提供了一种制度性安排，为两国间的双边活动创造了平台。

第五，能源问题。近年来，伴随著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中国对能源的需求与日俱增，能源外交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当前，中国对能源某种程度上的「执迷」正在显著地增加其同邻国间关系的复杂性，增多和增大其与有关邻国间，特别是同中国有领土和领海争议的国家间过分竞争乃至对立的可能，这不利于中国宣导的东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形成和建设。当前，围绕能源问题的一个现实而具体的困难就是中国与有关国家在南海和东海这两大具有巨大经济价值地区的划界争端。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一贯奉行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由于能源争端「零和博弈」的性质而在事实上并不具有太多可行性。「丛林法则」在上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盛行表明，有关各方围绕南海和东海能源问题而展开的竞争尚缺乏制度性约束。中国以能源需求为导向开展的东南亚地缘经济外交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和塑造本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图景，目前尚不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