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责任险范文10篇

摘要：典型的董事责任险通常包括个人保障部分与公司保障部分。个人的保险需求可以用风险厌恶来解释，而公司的保险需求则一直是经济学和公司金融理论的一大难题。最早，Mayers与Smith(1982)提出了公司购买保险的七大动机，经过后人的补充与引申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有关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命题。20世纪90年代之后，研究者对这些理论及其蕴涵的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董事责任保险；保险经济学；保险需求；公司治理

董事责任险(全称应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本文简称“董事责任险”)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责任险，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被上市公司普遍地采用，美国某些行业的投保率甚至达到100%，因此，对这一广泛应用的险种进行研究，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董事责任险承保的是董事责任诉讼风险，而超过半数的董事责任诉讼是由股东发起的，是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矛盾与冲突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董事责任险承保的实际上就是公司治理风险；另一方面，有关董事责任险需求的许多假说，如薪酬说、监督说等同时也是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要课题，有关董事责任险需求的研究必然大大推进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此外，董事责任险的买卖双方都是具有相当专业知识的机构，企业要决定买不买以及买多少，而保险公司会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收取相应的保费。企业的决策是建立在明确具体的风险管理战略基础上，从而符合理性人的解释，还是纯粹出于惯性，从而更符合行为金融的解释?董事责任险为我们检验这些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一、基本理论及相关命题

传统上，人们将公司购买保险的动机归为风险厌恶。风险厌恶用于解释董事责任险的个人需求部分是有足够说服力的——董事和高管人员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股东诉讼的风险，而股东诉讼往往可能使董事面临巨额的赔偿，使其个人财富处于极大的不确定性之中。这样，风险厌恶的人要么不愿出任董事和高管，要么就采取过于保守的管理策略，以减少出错的机会，而这对于企业来讲都是十分不利的。因此，为了吸引管理人才，并激励其开拓创新，企业就会为任职的董事提供某种形式的保护，购买董事责任险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风险厌恶却无法很好地解释董事责任险的公司需求部分。因为公司本身就是一种风险转移机制，在公司这样的企业组织形式下，风险是由股东依据其股份多少来分摊的，而股东又可以通过资产多元化来规避这部分非系统风险。另外，从投资——收益的角度来看，由于保费加成的存在，董事责任险的保费往往超过预期理赔成本，因而，作为一项投资，董事责任险的净现值为负。这就使得董事责任险公司需求部分的存在显得让人难以理解。

一、基本理论及相关命题

传统上，人们将公司购买保险的动机归为风险厌恶。风险厌恶用于解释董事责任险的个人需求部分是有足够说服力的——董事和高管人员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股东诉讼的风险，而股东诉讼往往可能使董事面临巨额的赔偿，使其个人财富处于极大的不确定性之中。这样，风险厌恶的人要么不愿出任董事和高管，要么就采取过于保守的管理策略，以减少出错的机会，而这对于企业来讲都是十分不利的。因此，为了吸引管理人才，并激励其开拓创新，企业就会为任职的董事提供某种形式的保护，购买董事责任险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风险厌恶却无法很好地解释董事责任险的公司需求部分。因为公司本身就是一种风险转移机制，在公司这样的企业组织形式下，风险是由股东依据其股份多少来分摊的，而股东又可以通过资产多元化来规避这部分非系统风险。另外，从投资——收益的角度来看，由于保费加成的存在，董事责任险的保费往往超过预期理赔成本，因而，作为一项投资，董事责任险的净现值为负。这就使得董事责任险公司需求部分的存在显得让人难以理解。

对公司保险需求的经典解释来自Mayers与Smith(1982)，他们从MM定理出发，提出了公司购买保险的七大动机：

第一，保险公司是最佳的风险承担者。交易成本的存在决定了公司的风险具体由哪一方来承担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是不同的。由于人力资本具有不可分割性，公司管理者和员工要求的风险补偿往往较高，而股东和债权人尽管可以利用资本市场来规避风险，但受资本存量制约，其风险承担能力有限。保险公司是专门从事风险管理的，在风险评估和防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将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能够降低风险管理的成本，从而提升公司的价值。

第二，保险可以降低期望破产成本。公司破产时要发生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费用，将主要的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企业破产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因而，只要预期破产成本减少的现值超过保费加成的现值，企业就有动力购买保险。

摘要：典型的董事责任险通常包括个人保障部分与公司保障部分。个人的保险需求可以用风险厌恶来解释，而公司的保险需求则一直是经济学和公司金融理论的一大难题。最早，Mayers与Smith(1982)提出了公司购买保险的七大动机，经过后人的补充与引申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有关董事责任险需求的命题。20世纪90年代之后，研究者对这些理论及其蕴涵的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董事责任保险；保险经济学；保险需求；公司治理

董事责任险(全称应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本文简称“董事责任险”)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责任险，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被上市公司普遍地采用，美国某些行业的投保率甚至达到100%，因此，对这一广泛应用的险种进行研究，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董事责任险承保的是董事责任诉讼风险，而超过半数的董事责任诉讼是由股东发起的，是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矛盾与冲突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董事责任险承保的实际上就是公司治理风险；另一方面，有关董事责任险需求的许多假说，如薪酬说、监督说等同时也是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要课题，有关董事责任险需求的研究必然大大推进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此外，董事责任险的买卖双方都是具有相当专业知识的机构，企业要决定买不买以及买多少，而保险公司会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收取相应的保费。企业的决策是建立在明确具体的风险管理战略基础上，从而符合理性人的解释，还是纯粹出于惯性，从而更符合行为金融的解释?董事责任险为我们检验这些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一、基本理论及相关命题

传统上，人们将公司购买保险的动机归为风险厌恶。风险厌恶用于解释董事责任险的个人需求部分是有足够说服力的——董事和高管人员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股东诉讼的风险，而股东诉讼往往可能使董事面临巨额的赔偿，使其个人财富处于极大的不确定性之中。这样，风险厌恶的人要么不愿出任董事和高管，要么就采取过于保守的管理策略，以减少出错的机会，而这对于企业来讲都是十分不利的。因此，为了吸引管理人才，并激励其开拓创新，企业就会为任职的董事提供某种形式的保护，购买董事责任险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风险厌恶却无法很好地解释董事责任险的公司需求部分。因为公司本身就是一种风险转移机制，在公司这样的企业组织形式下，风险是由股东依据其股份多少来分摊的，而股东又可以通过资产多元化来规避这部分非系统风险。另外，从投资——收益的角度来看，由于保费加成的存在，董事责任险的保费往往超过预期理赔成本，因而，作为一项投资，董事责任险的净现值为负。这就使得董事责任险公司需求部分的存在显得让人难以理解。

[摘要]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是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一大制度创新，但独立董事在履职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风险，而独立董事的个人承受能力总是有限的，如果没有风险转嫁机制来分散风险，其损失将是巨大的。设立独立董事责任保险是转嫁独立董事风险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独立董事；责任保险；运作机制

在上市公司中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是完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一项重要举措，不仅有助于提高公司董事会的决策水平，有利于公司的专业化运作和公司战略的科学化，而且有利于减轻内部人控制，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内部制衡。不仅有利于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和保护中小股东利益，而且也有利于树立公司形象，增加公司价值。公司的独立董事通常由技术专家、经济学家、会计师、法律工作者、证券从业人员和大学教授等来担任。从表面上看，独立董事独立于公司的运作之外，所投入的精力较一般董事少而且年薪丰厚，因此成为国内许多专家、学者向往的职业。但是收益和风险总是相伴的，独立董事在享受公司薪酬的同时也承担着重大的责任与风险。作为独立董事，其个人承受能力总是有限的，如果没有风险防范机制、转嫁机制来分散和化解风险，其损失将是巨大的。随着我国上市公司民事责任赔偿制度的逐步建立，上市公司的预期风险将逐渐增大。在这种情况下，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对其自身任职风险转移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其途径是通过设立独立董事责任险，通过保险公司承担该赔偿责任，将其有效地转移。开办独立董事职业责任保险是国外的通常做法，建立和完善独立董事职业责任保险，也是独立董事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认为“上市公司可以建立必要的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制度。以降低独立董事正常履行职责可能引致的风险”。这标志着独立董事责任保险不仅获得了理论界较广泛的认同，而且成为实务界的现实需要。

独立董事责任保险，是指公司独立董事将其在行使职权时因过错行为而导致公司、股东或第三者遭受经济损失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的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按保险合同约定来承担赔偿责任的行为。独立董事责任险的出台，不仅为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提供了任职风险的保障，而且有利于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安心工作，促进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不断完善，并将带来如下的积极影响：其一，它为未来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奠定了基础。其二，它既能增强独立董事的责任感，又能促进其及时、有效地作出决策。其三，公司独立董事责任险的推出，无疑给股民和独立董事们带来了一个较为理想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在这个过程中，保险公司也可以借此扩大自己的影响和扩展自己的业务。但是，对于保险公司来说选择什么样的公司和他们的独立董事投保、如何赔偿、怎样区别故意和过错行为等等，都是至关重要和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不但公司、股东和第三者的经济损失得不到赔偿，还会导致保险公司的经营业绩受损甚至破产。所以，我们必须在公司独立董事责任险广泛推广之前，对公司独立董事责任险的适用条件作一个较为客观的认定。

独立董事责任保险，即在“责任保险”一词前加“独立董事”两字，则意味着该类保险与独立董事的损失有关。鉴于此，独立董事责任保险不是针对公司之经营损失而进行补偿，如果公司对外需承担责任或付有关的抗辩费用，则不可获保险补偿。

在独立董事责任保险的分类上，与其他的专家责任保险一样，可以按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基础不同而划分为索赔型责任保险和事故型责任保险。

摘要：2005年新《公司法》的颁布，加重了董事责任和义务，一方面保证了公司董事、经理在进行决策、经营的过程中，更能勤勉自律；另一方面也会压抑公司董事、经理的创新性，在具体业务操作中会影响到其才智的发挥。因此加大力度，引入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势在必行。董事责任保险能合理地降低因可以理解的经营过失而导致的责任，发挥董事经营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

关键词：董事义务；董事责任保险；保险利益

一、董事责任保险的历史沿革

20世纪30年代，董事责任保险在美国得到了最早承认并被广泛使用。20世纪30年代出现在美国的专门以公司经营者的赔偿责任为对象的保险可以说是董事责任保险的最初形式。当时，欧洲各国还没有类似的险种。美国的董事责任保险在20世纪60年代后得到了较快发展，法律实践的重心也相应地由补偿转向保险。美国几乎所有州的公司法均规定公司具有购买董事保险的权利。80年代以后，美国股东代表诉讼急增，诉讼额增大，给广大保险市场造成了危机。许多保险公司从董事保险业务中撤出或者降低最大保险金额，提高保险费。此外，对申请加入董事保险的公司进行严格审查，对业绩较差、董事责任风险较大的公司不予签订董事保险合同。

英国虽有高昂的律师收费，但针对董事和高级职员个人的诉讼远没有美国频繁，因而英国的董事责任保险并不象美国那样红火。在德国、西班牙等国，由公司为董事和高级职员购买责任险的做法尚未得到法律的明确认可，这些国家的保险公司一般都不开设这一险种。日本于1980年由三井海上火灾保险公司对董事保险进行专项研究。1990年三井海上保险公司首先取得日本政府的认可，开始发卖董事保险，次年其他保险公司也取得了政府认可，在日本全面开展了董事保险业务。

我国2002年1月颁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允许上市公司为董事购买保险，以解除董事的后顾之忧。随后，平安保险公司于2002年1月24日率先推出董事责任保险业务。由于我国企业公司制改革的时间较短，董事的民事责任制度、利益保护机制存在的立法缺陷，这些都成为董事责任保险开展的巨大制度障碍。

摘要：2005年新《公司法》的颁布，加重了董事责任和义务，一方面保证了公司董事、经理在进行决策、经营的过程中，更能勤勉自律；另一方面也会压抑公司董事、经理的创新性，在具体业务操作中会影响到其才智的发挥。因此加大力度，引入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势在必行。董事责任保险能合理地降低因可以理解的经营过失而导致的责任，发挥董事经营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

关键词：董事义务；董事责任保险；保险利益

一、董事责任保险的历史沿革

20世纪30年代，董事责任保险在美国得到了最早承认并被广泛使用。20世纪30年代出现在美国的专门以公司经营者的赔偿责任为对象的保险可以说是董事责任保险的最初形式。当时，欧洲各国还没有类似的险种。美国的董事责任保险在20世纪60年代后得到了较快发展，法律实践的重心也相应地由补偿转向保险。美国几乎所有州的公司法均规定公司具有购买董事保险的权利。80年代以后，美国股东代表诉讼急增，诉讼额增大，给广大保险市场造成了危机。许多保险公司从董事保险业务中撤出或者降低最大保险金额，提高保险费。此外，对申请加入董事保险的公司进行严格审查，对业绩较差、董事责任风险较大的公司不予签订董事保险合同。

英国虽有高昂的律师收费，但针对董事和高级职员个人的诉讼远没有美国频繁，因而英国的董事责任保险并不象美国那样红火。在德国、西班牙等国，由公司为董事和高级职员购买责任险的做法尚未得到法律的明确认可，这些国家的保险公司一般都不开设这一险种。日本于1980年由三井海上火灾保险公司对董事保险进行专项研究。1990年三井海上保险公司首先取得日本政府的认可，开始发卖董事保险，次年其他保险公司也取得了政府认可，在日本全面开展了董事保险业务。

我国2002年1月颁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允许上市公司为董事购买保险，以解除董事的后顾之忧。随后，平安保险公司于2002年1月24日率先推出董事责任保险业务。由于我国企业公司制改革的时间较短，董事的民事责任制度、利益保护机制存在的立法缺陷，这些都成为董事责任保险开展的巨大制度障碍。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责任保险概述；我国责任保险市场发展情况分析；我国责任保险市场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加快我国责任保险市场发展的对策分析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任保险(LiabilityInsurance)是一种以被保险人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作为保险对象的保险、责任保险保费收入情况、责任保险的费率情况、责任保险市场分割情况、中资、外资责任保险发展情况对比、不是优质业务,没能有效地分散风险、我国责任保险市场的产品需求不足,投保意识不高、我国责任保险市场的产品供给不足,重视程度不够、我国责任保险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扩大责任保险有效需求,加大责任保险宣传力度、加大责任保险有效供给,提高责任保险发展重视程度、建立健全与责任保险相关的法律法规等，具体请详见。

一、责任保险概述

保险理论界一致认为,保险业的发展可以划分为3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的海上保险和火灾保险(后来扩展到一切财产保险);第二阶段是人寿保险;第三阶段是责任保险。

责任保险(LiabilityInsurance)是一种以被保险人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作为保险对象的保险。不论企业、团体、家庭或个人,在进行各项生产业务活动或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疏忽、过失等行为造成对他人的损害,根据法律或契约对受害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都可以在投保有关责任保险之后,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我国《保险法》第五十五条第二款对责任保险的定义是:“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为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物的保险。”

二、我国责任保险市场发展情况分析

目前我国责任保险发展比较落后。自20世纪80年代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我国责任保险得到了一定发展。

摘要：董事与高管（D&O）责任保险是一种职业保险，以董事、监事以及经理等高管人员依法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西方国家建立有比较完善的董事责任保险制度，该险种也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保险公司的主要业务之一。但我国自引入董事责任保险制度至今，其发展却陷入令人尴尬的窘境。该制度与我国现行法律存在不协调之处，在民法、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规定中存在着一定的法律障碍，需要加以协调和克服。

关键词：董事责任保险；法律障碍；对策

自2002年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推出我国内地首份董事责任保险保单①至今，该险种在我国内地的发展并不乐观，虽然实践中已出现董事责任保险的理赔案例②，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却仍有很大的差距。据调查，大约90%以上的欧美国家的公司都购买了董事责任保险，世界五百强企业中超过95%的公司都投保了董事责任保险。很多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投保董事责任险也非常普及。在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投保董事责任险的公司差不多在80%~90%左右，在中国台湾，也有约60%的公司投保董事责任保险。笔者在巨潮网查询，目前内地在沪深两地上市公司中，投保董事责任险的仅有30余家，占全部A股上市公司的比例仅仅1%左右。在欧美国家被广泛采用的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在引入到我国之后，陷入到如此窘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与制度安排难以实现其目标，需要对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予以详细考察，分析其中可能存在的制度障碍并加以克服，从而有利于我国董事责任保险的发展。

一、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发展的法律制度障碍

1．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发展的民事法律制度障碍①法人机关理论。法人机关是指根据法律、章程或条例的规定，于法人成立时就产生的不需要特别授权就能够以法人的名义对内管理法人的事务，对外代表法人进行民事活动的集体或者个人。[1]按照法人实在说的观点，法人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民事主体，认为法人同样是具备意识能力的，但不同于自然人的是，法人意识的形成及其执行，需依赖于法人机关的行为，法人机关是法人的一部分，是该法人之代表。法人机关在它的职责范围以内以该法人的名义实施的行为，视为该法人本身的行为。法人机关和该法人不是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二者是一个法律人格。所以，法人机关在其职责范围内以法人名义实施的行为，其后果自然也由该法人承担。我国的民事立法就采用了这种理论，我国刚颁布实施的《民法总则》第61条和62条分别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法人承担民事责任。《民法通则》第43条和最高院《民通意见（修改稿）》第55条也有类似规定。公司作为营利性法人，其内部事务的管理行为和对外实施的法律行为，也是由作为公司机关的董事会和法定代表人实现的。董事作为公司机关的成员，在其履行公司工作职责的过程中以公司名义实施的法律行为，包括侵权行为，都被视为公司的行为，对外产生的民事赔偿责任也由公司承担，而不是由该董事个人承担。既然董事自己对他的职责范围内的行为后果不用承担民事赔偿之责，那么，以董事的民事赔偿之责作为保险保障对象的董事责任保险就无法适用了。②民事责任理论。从民事责任归责原则来看，行为人不论故意或过失，只要主观上具有过错，就要承担责任。一般而言民事责任具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是通过行为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可以弥补受害方的损失，恢复其原来的状态；二是为了有效制裁不法行为和遏制各种违法行为的发生。可见，民事责任的抑制违法功能表现得尤为明显。而随着责任保险的出现，民事责任抑制、惩戒违法行为的功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按照责任保险的理论，当被保险人因其行为给第三人造成损失，其依法履行了赔偿责任后，就可以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要求保险人对其进行补偿，这样，侵权人把本应由自己负担的对他人的赔偿责任，通过责任保险转嫁给了保险人。董事责任保险同其他责任保险一样也具有这种转嫁责任风险之功能。虽然通过责任保险制度转嫁责任风险之功能，可以发挥董事的经营管理才能，有利于公司的稳健经营，但从传统民法理论看来，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民事责任抑制、惩戒违法行为的功能。③侵权行为归责原则。按照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理论，“过错”是一般侵权行为的一个构成要件，包括“故意”和“过失”，是行为人主观上应受责难的一种心理状态。加害行为则是行为人实施的加害于他人合法民事权益的不法行为，是构成一般侵权行为的客观要件。一般认为，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也包括了对其行为非法性的认识，这样违法性的概念也可以为过错代替。这样的认识在民事领域一般情况下是成立的。但在商事领域则不完全成立，“效率”是商事领域的永恒价值，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上，经营者为了追求效率，面对稍纵即逝的商业机会，当断则断，否则就会坐失良机，所以有时候出现决策失误也就在所难免，应当容许经营者的这种过失，只要不是重大过失或者故意。按前述归责原则理论，公司董事的过错行为基本上等同违法行为，而按照董事责任保险条款的规定，董事的违法行为属于保险公司的除外责任，无法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由此可见，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理论不利于董事责任保险在我国的发展。2．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发展的公司法律制度障碍①董事的义务与民事责任。根据公司法的一般原理，董事对公司承担的义务有两种，即忠实义务和注意义务。一般而言，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多是基于其主观上的故意，这种故意而为的民事责任不属于董事责任保险的保障范围。而董事对注意义务的违反多是基于过失所致，董事责任保险所保障的就是董事违反其负有的注意义务所承担的民事上的赔偿责任。我国公司法虽然也规定了董事的注意义务③，但该规定过于原则，不具有操作性，不仅欠缺衡量注意义务的标准，而且缺少有关追究董事违反注意义务的责任之规定，从而导致实践中很难追究董事违反注意义务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既然董事违反注意义务无须承担赔偿责任，则以此为保险标的之董事责任保险也就派不上用场了。②禁止抵触利益交易。如前所述，董事对其所属公司负有忠实义务，该义务原则上要求董事不得与其所属公司之间进行自我交易，除非公司章程允许或者经股东会同意，因为这种情况下董事有可能在该交易中为其一己之私利而损害公司的利益。我国公司法对此也有明确而细致的规定。根据董事责任保险的理论，董事投保责任保险的目的是为了将其个人承担的赔偿责任转嫁给保险人，所以保险费理应由董事个人承担，但在现实中，这部分保费都是由公司缴纳的，这样在董事和其所属公司之间，就形成了以缴纳保费为内容的自我交易，这就与其承担的忠实义务产生了冲突。3．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发展的证券法律制度障碍首先，因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的行为造成投资者的损失，难以获得赔偿。我国证券法第69条、第76条和第77条分别规定了因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造成投资者损失，行为人应承担赔偿责任。最高院在2003年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从而解决了因虚假陈述造成投资者损失难以获得赔偿的司法难题。但因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的行为造成投资者损失如何赔偿，证券法第76条和第77条仅仅是做了原则性规定，最高院和最高检后来的司法解释也仅仅就行为人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问题作了规定，民事赔偿问题仍然缺乏细致的可操作性的规定。实践中，广大的个人投资者因为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等的违法行为所遭受的财产损失无法获得赔偿，有的法院就以“对于操纵市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确定以及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数额的范围、损失的计算方法，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均无明文规定”[2]为由驳回投资者的诉讼请求。另外，证券市场上的违法行为往往造成成千上万投资者的损失，而我国证券法等法律又缺乏有关集团诉讼的规定，如此，董事、高管等实施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的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就不用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董事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就是董事对第三人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董事既无赔偿之责，何来董事责任保险！其次，证券市场上的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的行为多数都被认定为故意的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前述最高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中规定：投资者以其受到虚假陈述的违法行为侵害为由，按照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对虚假陈述的行为人提起赔偿诉讼，如果符合民诉法的规定，法院应当受理。即是说，因虚假陈述违法行为引起的民事赔偿案件中，行为人的虚假陈述行为都会被认定为违法行为，而董事责任保险条款是把这种因违法行为而引起的民事赔偿责任排除在承保范围内的。

二、应对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发展之制度障碍的对策

审计的委托人经历过的财产所有者、政府、股东以及经营管理者和审计委员会等诸多角色。任何一种审计委托模式的存在和嬗变，都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资本市场的变化密不可分。保险公司的委托模式就是人们正在探索中的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审计委托模式。保险公司委托是指，由保险公司设立一种新的险种——财务报表责任险，保险公司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决定承保金额和保险费率。然后由企业管理当局向保险公司购买财务报表审计责任险，再由保险公司聘请审计师对投保的企业的会计信息即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由保险公司支付审计费用的审计委托模式。

一、保险公司委托的理论依据

财务报表保险制度的基本理念并非新生事物，在古典的审计起源理论中就有“保险论”一说[1].保险论认为，从风险转嫁学说出发，审计就是一种保险行为，在市场经济中，审计费用的发生贯彻了风险分担的原则。审计实际上是向投资者提供一种保险，投资者主要根据管理当局提供的财务报告作出投资决策，为补偿因管理当局提供欺诈性财务报告而引起的损失，愿意从自己可得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聘请外部审计人员，对管理当局提供的财务报告进行审计，由此保证投资的安全。如果投资者根据已审财务报告购买证券后出现损失，并且有证据表明审计师在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存在审计失败，那么法律将保护投资者利益而向审计师提出赔偿诉求。如果会计师事务所败诉，必须向投资者支付赔偿金，以弥补投资者的损失。因此，在所有者眼里，审计行为视同保险行为，所支付的审计费用等同于支付的保险费用，会计师事务所作为一个潜在投资损失赔偿者而发挥作用。

2002年，美国纽约大学的会计学教授乔斯华？罗恩（JoshuaRonen）先生首先提出了建立财务报表保险制度（FinancialStatementInsurance，简称FSI）。这一新的制度设计一经问世，即引起强烈反响。从保险学的角度来看，财务报表保险应该是一种经济责任险，保险的核心问题是保险利益。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否则，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保险的标的，表面上是财务报表，实际上保护的是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所以，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保险合同的设立是符合法律规定的。[2]

二、保险公司委托的运行机制假设

财务报表责任保险制度目前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探讨，尚无实践的可操作性，所以笔者在此作一些理论上的运行机制假设。

2017年12月2日至3日，中国会计学会财务管理专业委员会2017学术年会在中山大学南方学院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会计学会财务管理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山大学南方学院会计学院和中山大学现代会计与财务研究中心承办、广州中博教育股份有限公司协办，主题为“中国制度背景下公司财务问题研究”，56所高校和13家实务单位的专家、学者共148人参加了会议。大会分为主题演讲、大会报告和平行论坛三个阶段。现将会议内容综述如下:

一、主题演讲与大会报告

广州大学校长、中山大学教授魏明海做了题为“如何构思与描绘一个研究项目”的报告。魏明海教授从全国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引入，通过图表展示了对虚假陈述这个议题的发散思考，进而引出此次演讲的主题。魏教授指出一个研究项目的设计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构思，即如何思考;一是描绘，即如何呈现。在整个讲解与分享的过程中，魏教授使用了盈余公告前漂移形成的机理研究的例子帮助参会嘉宾理解与运用。第一，在构思方面，可以通过找出问题卖点、逻辑，画图分解问题、说明问题等方式，从具体问题中凝练出科学问题，探寻现象背后的理论机理;第二，在描绘方面，可按照研究内容逻辑框架图设计、研究内容概括、研究文献整理、研究内容图分解、专题研究内容说明、研究目标与关键问题提炼到研究方案制定的顺序逐步开展，从而清晰呈现问题研究的过程。《会计研究》编辑部刘国强主任发表了关于“新时代会计理论研究”的主题演讲。刘国强结合学习“726”重要讲话和精神心得体会，阐释了“新时代”的内涵和意义，指出新时代会计理论研究面临的新形式和新要求，提出会计理论研究应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从实践中找选题、用实践作为评价研究成果的重要标准，努力构建中国自己的学术成果评价体系、中国特色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刘国强主任还对《会计研究》审稿和学术成果评价中，处理好科学性、规范性与思想性、原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反思，介绍了《会计研究》关注的会计基本理论、会计改革重点任务、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等几个方面选题。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蒋占华做了题为“央企国际化经营的财务管控”的演讲。蒋占华从央企国际化经营的发展现状、机遇与挑战、财务风险与管控三个部分进行阐述。他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央企国际化经营取得了飞速发展和显著成就，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央企国际化经营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机遇。但目前央企国际化经营仍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公路、铁路、能源等基础设施领域的央企数量较多，在高科技领域的较少。此外，我国GDP增速回落、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这都给央企国际化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在央企“走出去”的过程中，加强对财务风险的认识与管控是一个重要议题。优化央企国际化经营的财务管控，需完善体系、统一规划、提高效率、建立企业内部防范风险机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徐玉德做了题为“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调研与反思———基于2017的调查分析”的演讲。他阐释了“降成本”的内涵及其政策要义，分享了研究团队对近年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的调研总体情况。他们的研究团队通过问卷调查、座谈、实地调查等方式，发现2014－2016年企业融资成本总体下降，指出我国营商环境有待完善，制度性交易成本仍是各地企业持续永续发展的壁垒，减税降费力度逐渐加大但企业获得感或感受不强且存在地区差别。针对存在问题，他们提出了实体经济企业“降成本”的建议: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构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长效机制;加强内部管理，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及时评估现行降成本效率，适时出台或调整相关政策。09北京师范大学崔学刚介绍了“股利税与会计稳健性”的会计研究课题，文章利用2013年股利税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背景，考察了股利税改革前后中国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变化情况。该研究丰富了会计稳健性的研究文献，为我国的税收政策改革和企业会计准则修订提供了政策参考。西南财经大学唐雪松分享了“委托理财与债务融资成本”。文章以2010－2016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委托理财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有助于建立和维护银企关系，从而减少债务融资成本的预期相一致。中山大学张俊生做了题为“CEOCreativityandFraudulentFinancialReporting”的报告。研究发现，拥有艺术创造力的CEO会导致更大的欺骗性财务报告，而拥有科学创造力的CEO能够抑制欺骗性的财务报告。暨南大学朱滔报告的主题是“社会信任、经营复杂性与高管薪酬安排———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理论与经验证据”。朱教授结合国企的制度背景，在多任务框架下构建了一个高管薪酬激励的游说模型，在高管薪酬安排中创新性引入了社会信任，拓展了高管薪酬领域的视角，为国企薪酬安排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广州大学张荣武做了“风险投资为何不退出?—基于三方合谋掏空视角”的主题报告。报告探讨了风险投资是否因参与了合谋掏空而长时间留在上市公司。研究为风险投资长期留在上市公司提供了新的解释，弥补了风险投资与高管间关系研究的不足，补充了合谋掏空的相关文献，为监管机构提供决策参考。中山大学南方学院胡光华报告的主题是“CPAfirm’scloudauditingproviderevaluationandimprovementplanningbasedhybridMADMmodel”，报告提出了一种评价和改进规划模型，为注册会计师事务所选择最优的云审计提供者，并通过实证案例研究来说明该模型的应用。在大会论文报告过程中，报告人紧密围绕“会计”、“风险”、“股利”、“创造”、“改革”等关键词，结合中国现阶段的制度背景和市场状况，分别就“股利税”、“委托理财”、“财务造假”、“高管薪酬”、“风险投资”以及“云审计”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并与参会代表就报告的内容进行了互动与交流。代表们提问踊跃，场面热烈。

二、平行论坛

平行论坛分为4个分会场，各分会场交流与讨论的主要观点如下:(一)国家战略与企业财务1．“一带一路”与公司财务“一带一路”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推行互利共赢的重大举措。各专家学者就此背景下财务管理国际化、跨国并购、跨境投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孙毓提到，如何更好地国际化经营是每一个“走出去”的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需从外汇及政治风险防范、境外税务筹划及资产集中管理和国际化人才培养等方面解决。刘静等指出，跨国并购应理性，坚持“脱虚向实”，以降低“走出去”的风控难度，并在“一带一路”政策引导下促进国内产业升级。胡祎琴等表明，我国应加大对发达国家的逆向投资和沿线发展中国家的顺向投资，不断优化我国境外投资在全球的空间布局。何思源指出，“一带一路”背景下会计信息化正成为助力中国企业变革创新的重要手段，应大力培育会计信息化服务产业、健全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加强会计信息化人才建设。肖湘构建了基于“宏观差异、时间差异、公司差异及技术差异”四大差异体系下的“一带一路”沿线跨境投资成本综合分析模型。熊检等分析了“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中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风险，并提出在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对策、构造良好融资环境，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协商设置工资标准等方面的具体措施，以期促进对外投资的发展。2．供给侧改革与公司财务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各专家学者也积极深入的研究了供给侧改革对财务战略调整、风险防范等问题。赵栓文从四个角度提出了供给侧改革下企业应用价值链进行财务战略更新和重构的途径和方法。张嵩珊从供给侧的背景出发，提出了加大创新研发力度、提高存货管理水平、优化资本结构、建立高效MIS等措施，以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此外，白晶探讨了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三种供应链融资方式在钢铁行业的应用可行性及具体的操作流程，指出供应链融资是解决钢铁企业融资难的有效途径。李坤提出了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降低房地产行业财务风险的诸多措施与建议，以期通过“降杠杆”、“去库存”的方式降低房地产行业面临的财务风险，推动行业改革。(二)公司治理与资本市场公司治理与资本市场问题是本次年会讨论的热点，该议题收到论文的数量最多。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和公开的财务数据为此类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条件。1．公司治理本次年会中对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可细分为公司治理基本问题、公司治理与投资、公司治理与筹资和公司治理与分配四个角度。公司治理基本问题主要涵盖内部控制、缓解股东与管理层间的利益冲突等研究方向，有关独立董事的研究较多。高旭冉认为股权激励利于内控有效性，应引起关注;上市公司应同时采用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可充分发挥协同作用，其中薪酬激励优先。张迪迪发现，经理人自利行为能引起董事会关注，从而增加独董提名，抑制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毛霁箴发现，CEO的年龄及财务背景特征是影响风险偏好的重要因素，而风险偏好对CEO特征与内部人交易的关系存在中介效应。申琪从控股股东选聘独立董事的动机的视角出发，研究发现控股股东(尤其国有企业控股股东)更倾向于基于追求私有收益动机来选聘独立董事以实现其利益诉求;控股股东通过提名独立董事以实现对经理层的监督，从而降低成本。在公司治理与投资上，如何解决过度投资、提高投资效率是关注的热点。蔡静妮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非效率投资(尤其过度投资)越严重，而分析师关注度越高，过度投资受管理层权力的影响越小;闫永梅认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拥有现金时更可能过度投资，从而降低企业价值;季佳宁研究发现，紧缩财政政策下，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会更显著降低企业的投资不足;扩张财政政策下，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则会显著增加过度投资。王玉对D＆O责任险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D＆O责任险兼具激励效应与监督效应，提高D＆O责任险覆盖率、增加告知义务条款会提升投资效率，从而更好地解决公司问题。许罡等研究表明，金融行业超出公司自身经营收益的利润差是导致公司金融化的主要驱动，应在政策上破除金融行业因垄断等而获得超额收益的各种制度安排和土壤，促使上市公司从套利型到创新型的转变。在公司治理与筹资上，如何维持适度长期债务融资、防止过度负债是学者的议题方向。容奕华指出股权制衡能减少因两权分离而发生的过度负债，降低企业成本，是有效的内部治理机制。袁春生等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可提升企业的债务融资水平，改善债务期限结构，在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在公司治理与分配上，关于现金分红，甘孜露发现，媒体关注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水平及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能抑制非理性现金分红决策。在盈余管理方面，杜英发现，提高货币薪酬能抑制盈余管理，管理层持股比例和在职消费水平会正向影响盈余管理程度。胡小璐指出，股权激励强度越高，上市国有企业高管的现金持有水平越趋向于目标现金持有水平。2．资本市场黄子伦提出的包含投资者买卖行为的模型表明，投资者的注意力在交易决策中表现出不对称影响，由此造成的购买多于卖出的交易净效应反过来又会产生价格上涨的压力，而网络搜索活动可以缓解噪音交易和信息不对称。而股价崩盘风险方面，于芝麦发现，当学术型独董在独董中占比较大时，公司股价崩盘风险较小，且当独董来自“双一流”高校或是“两院院士”时风险更小;彭情指出，CFO兼任董秘能显著降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且董秘为男性且任职年限较短时更显著。(三)企业价值与创新成长本次年会的论文中，有多篇关于企业创新与公司财务的研究。吉利、陶存杰发现，供应商集中度无显著影响，而客户集中度越高企业创新业绩越好，而企业与大客户之间知识与信息的交流和传递会促进企业创新;潘佳佳发现，QFII持股能提高创新效率从而显著提升公司价值，而QFII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和监督者也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活动;郭泽光认为股权激励与探索性创新投资之间呈现显著倒U型关系，与开发性创新投资之间则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国有股权和高市场化程度可对上述关系产生影响。杨华领研究发现，授予核心技术员工股权激励的人数比例与研发产出(发明专利申请数量)显著正相关，且薪酬状况是调节员工股权激励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重要因素。此外，谢思捷对文献梳理后发现，我国学者鲜有区分不同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也未结合中国特色制度环境，忽略了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政策差异下财政政策给企业创新带来影响的机制和路径。(四)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议题也引起较多关注。宋明亮表明，政治关联越强，债务融资能力越强;而公司社会责任行为履行度越高，越有利于获得债务融资，该行为能促进政治关联和债务融资间的正向关系。何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慈善捐赠行为有助于提升其商业信用水平;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好，两者的正向关系越弱。范英杰指出，当高管在籍贯地或成长地的企业就职时，企业向注册地的公益支出越多;高管在成长地企业就职时，向该企业注册地的公益支出高于在籍贯地就职时的公益支出。此外，魏巍指出，政府补贴激励企业做产业结构调整，可促进企业成长、加强社会责任。而朱敏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对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及股价异动的抑制效应，对稳定金融市场秩序提供启示。朱敏从资本市场中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视角入手，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对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及股价异动情况的抑制效应。该研究对缓解当前资本市场中股价同涨同跌的大幅波动、抑制极端股价崩盘风险的发生，稳定金融市场秩序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启示和借鉴。(五)企业并购及其它问题除上述研究议题外，学者就企业并购及其它问题做了报告。其中，许艺铧揭示了业绩承诺中存在的管理者过度自信风险、估值风险、炒作套利风险和承诺方逃避补偿责任风险，并提出应设定适当业绩目标、合理评估标的企业价值、优化承诺条款，以增加对标的原股东及承诺方的约束。梁雯发现，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越高，并购活动愈加频繁;网络中心度越高的独立董事能在并购过程中为公司提供更多咨询建议与信息服务，因而会取得更好的并购绩效。张雪梅结合多种综合评价方法构建了矿业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评价指标及分析模型，发现熵权法效果最优。王晨光指出，市场是有限理性的，投资者应以公司基本面信息为依托，寻找有业绩支撑的绩优股，以降低风险，同时全面把握企业信息，时刻关注国家出台的行业利好政策，预测整体经济走势。

作者:董成杰 唐丹妮 张俊生 单位:中山大学南方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