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大学范文10篇

1国立东南大学体育教育的历史沿革

在东大筹建时业已议定:南高师自1921年不再招生，待高师学生全部毕业，南高师即与东大合并，停办高师，专办大学。因此，在东大刚建立时，高师与东大是不分彼此的，两校共用一个校园，出现了三四年时间的“一校两治”的事实。1923年7月3日，东大校长办公处通告:校行政委员会决议即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牌撤去;附属中小学同时改为东南大学附属中小学，属东大教育科领导。［2］这也宣告南高师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东大成立时，以高师的四个专修科改归大学，各本科(文理科诸系)仍由高师办理。东大四科分别为:教育科、农科、工科和商科，其中教育科是以教育专修科和体育专修科为基础组成的，下设教育系、心理系和体育系。在南高师与东大合并后，学校实力大增，在原先四科的基础上，又增设文理科，使学校的学科更加齐全，达到5科27系。美国著名教育家、世界教育会亚洲部主任孟禄博士在考察了中国各主要大学之后，称赞东大“为中国政府设立的第一所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当时的东大荟集了一大批留学归来的著名学者，时任教育科主任的陶行知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赴美留学，获伊利诺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后师从著名的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获哥伦比亚大学都市学务总监资格凭证。1917年归国后受聘于南高师，先后担任教务主任、教务主任等职，后又兼任东大教育科主任和教育系主任，直至1923年，后由徐养秋继任。东大的体育系起源于南高师的体育专修科，以培养中等以上各学校体育教员、地方公共体育场体育主任及管理员为宗旨。东大成立之初，学校决定学制由过去的三年增至四年，高等体育教育的学制更加完善，学生的质量也得到了明显的提高。1922年起开始招收四年制学生，原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夏翔教授就是该届毕业生。［3］东大的体育系主任由美籍体育学者饶冰斯、麦克乐先后担任，其中麦克乐对当时学校的体育教育影响最大。1922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壬戌学制》(即学校系统改革案)，次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公布了《新学制课程标准》，正式把“体操科”改为“体育科”，废除了学校兵操。这次体育课程改革是我国近代体育课程发展过程中的一次最重要的变革。根据变革的要求和麦克乐等人的努力下，大量的西方竞技体育项目进入到东大的体育课程中来，体育课变的生动活泼，自然体育思想在东南大学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体育系的课程设置较以前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包括体育系在内的所有教育科的学生必须共同必修39学分的普通学程，包括英文、国文、生物学、社会学大意等，而且还要共同必修教育通论、教育统计等专修课程。此外，还开设主、辅系学程，其选体育为主系者，须于体育系所开学程中学习67学分。同时，凡教育科学生必须于辅系学程中选20学分［4］。由此可知，当时体育系的课程已经比较全面，课程设置也向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此外，学校对体育的硬件设施也非常重视。在经济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1923年8月12日，发表《东南大学体育馆设备及附设游泳池募捐启》。在《启》中说:“我国需要体育亟矣……民力柔靡，国力何恃?今日之青年再无良好之体育训练则异日之国民即无健全之体格与品性，其关系岂不重乎。本校提倡体育最早，养成体育人才，普及体育学识，亦粗有成效……祗以设备不周，现正建筑一新式体育馆……”［5］。可见，学校对体育的重视已到无可复加的程度。在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努力下，体育馆终于建成，满足了广大师生对体育运动的需求。

2国立东南大学主要的体育思想

在东大的体育教育中，时任教育科主任的陶行知先生和体育系主任的麦克乐教授的体育思想对东大体育教育的影响最大。他们的体育思想甚至对我国的学校体育乃至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2．1陶行知先生的体育思想

陶行知先生不仅对教育科下的体育系的建设高度重视，其本人的体育思想也非常丰富，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非常重视“三育并重”，并格外重视体育，认为“有识道德而无健全之身躯，则筋骨不能劳，体肤不能饿，心意不能困，咸施夸毗之病夫，又何能运起学识道德，以树不世之业，而为人类造莫大之福哉”。他在一次报告实施德智体的教育时说:“体育为德智二育基本，没有体育，德智就无从谈起，故教育应以养成坚强之体魄，充实之精神为标准”［6］。他的一些体育思想对后来的学校体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第一，在国家处于危难、人民体质孱弱之时，他提出了“健康第一”的口号。他认为，强健的体格应该是人格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要培养健全的人格，就必须要把体格的培养和锻炼作为重要的内容。他还在《教育的改进》一文中提到，一个完整的人要具备三种要素，其中一个要素就是健康的身体，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在物质的环境中站稳脚。他主张“体育注重自强”，学生要养成健康之体魄，形成“健康之堡垒”，健康的体魄是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前提，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象征［7］。可以看出他的“健康第一”的体育思想具有浓厚的爱国主义精神。第二，体育与卫生保健相结合，既重视身体锻炼，又重视卫生保健。他指出:“要用科学的卫生方法，好好的调节自己的身体，不使生病，这就要加强科学卫生教育，懂科学，讲卫生……保证健康第一的胜利”。他认为，体育锻炼可以增强体质，预防疾病，养成科学的卫生习惯也能减少疾病，保持健康，二者缺一不可。第三，“生活教育”是陶行知教育理论的核心内容，他提出“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的教育思想。在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中，包含了终身教育的思想，而体育作为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此也孕育了终身体育的思想。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年，数千名遍布全国各地的学子，满怀对大学生活的向往，对百年学府东南大学的景仰，报考了东南大学远程学院。四年寒暑，跨过世纪，从成人到成才，今天，你们圆满完成了学业，开始书写新的人生篇章。在此，请允许我代表远程教育学院所有教学点向完成学业的所有毕业生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东南大学和所有参与远程教育的老师们、同志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远程教育，硬件为先。现代远程教育是一个新生事物，它比广播教育形象，比电视教育直观，又有师生教学互动性，是传统教育无法实现的一种崭新的教学形式，但是如果没有学习者的自觉性、自制力，再好的网络硬件也只能是闲置的设备。

"东大以科学名世"。东南大学网络教育是以班级为单位的定点教学模式，因此严格管理是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

远程教育学生文化基础相对薄弱，面对与普通大学生同样的课程设置、专业教材，同样的国家英语考试，同样的学位标准，更需要教与学双方的加倍努力。四年来，秉承"止于至善"东大校训，在远程学院指导下，我校和其他教学点一样，大力营造"严谨、求实、团结、奋进"的校风，培养"刻苦、勤奋、创新"的学风。在学院教学部指导下，一丝不苟执行教育教学规范，狠抓教学的每个环节，严格课堂教学关，严抓作业辅导关，严把考核考试关，确保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在学院技术部指导下，网络教学硬件、软件运转正常，满足了广大学生学习辅导的需求。四年来，各教学点通过了学院、各省教育厅及教育部的评估验收，为东南大学开展现代远程教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出现了一批优秀教学站点。

在远程学院指导下，教学点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做到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数千学生，不乏能人。同学们开展了各种文体活动，丰富了课余生活，增强了同学间、集体间的凝聚力，锻炼了一批学生干部。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积极参与社会生活，自觉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展示了当代大学生的风采。学院领导深入站点，开展思想工作，上好党课，一批批德才兼备的新鲜血液加入了党的组织，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摘要:毕业设计(论文)是本科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是实现学生对所学的基础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创新能力考查的重要途径。结合近五年东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毕业设计中存在的普遍问题，从学生、教师和管理三方面分析原因，并提出可行性对策和建议，取得一定的成效，提高了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和水平，对实现东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本科生具有创新精神、职业素养和国际化视野的人才培养目标起到了支撑作用。

关键词:化学类;毕业设计(论文);质量;培养目标

东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本科生除了需要具备坚实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还需要具备发现、分析和综合性的解决复杂化学和化学工程问题的能力，具有创新精神、职业素养、家国情怀和国际化视野，能在化学、化工、制药及相关领域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工程设计和生产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具有领军人才的能力并敢于担当。毕业设计(论文)是高等院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是对本科四年学生学习实践创新能力的检验［1］。本科毕业设计能够有序、高质量的进行，需要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共同努力。然而，在近五年的毕业设计管理过程中发现，在学校教学改革过程中，对毕业设计(论文)虽然一直在持续改进，但在化学类毕业设计(论文)情况并不乐观，学生和教师参与积极性不高，管理效果不理想，设计和论文质量不高［2］。化学类本科生的毕业设计(论文)与其他专业不同，需要学生大量阅读文献、跟导师讨论后确定实验方案，并长时间在实验室进行实验研究、数据分析并撰写论文。整个过程需要学生、教师和管理者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全程参与［3］。学生需要积极思考，根据教师任务书设计实验方案，阅读文献，翻译文献，在实验室进行实验研究并分析数据，撰写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表和毕业论文撰写并答辩。教师需要及时与学生沟通，了解学生的毕业设计进展，提出建设性的指导意见，并未学生提供实验平台，为学生购买仪器、试剂，付测试费，为学生下达任务书，对学生的论文翻译、开题报告、中期检查表、毕业设计论文进行评阅、修改，并评阅其他教师指导的毕业设计(论文)1～2篇。毕业设计管理人员需要及时通知教师上报课题、对课题进行审核、组织学生和教师双选，设定开题报告、论文翻译、中期检查和毕业答辩的截止时间，并在截止日期之前督促教师和学生完成相应工作，最后整理归档毕业设计(论文)所有资料。以上环节，若果有一方不配合，其他相关人员的工作进程将会被限制［4］。根据近五年化学类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的现状进行总结分析，借鉴其他院校和专业在毕业设计(论文)上的新举措，提出一些改进本科毕业设计的建议措施。

1现阶段毕业设计(论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学生方面首先是学生对毕业设计(论文)不够重视。毕业设计安排在四年制学习第四年的最后一个学期，区别于以往的集中教学和课堂教学，毕业设计是一学生一导师。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每天监督指导学生进入实验室做实验，所以部分学生思想松散，认为毕业设计没有固定的学习时间，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性的进入实验室，甚至认为毕业设计(论文)就是走形式。再加上部分学籍有异动的学生本身就经常拖沓，其他学生也效仿拖延，浪费了做毕业设计(论文)大量宝贵的时间。其次是毕业设计(论文)与就业、研究生复试和学籍异动生的重修补考冲突。本科学习的最后一学期也是毕业择业的高峰期，有些用人单位要求已签约的学生提前上岗实习［5］;考研复试也在三月底四月初进行，近几年复试的权重也越来越大，学生非常重视，也就忽略了毕业设计(论文)的进程。再有就是毕业设计(论文)中表现出的学生语言文字表达能力较差，外文阅读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不强，直接用研究生的部分数据，避难就易，只求通过等问题。(2)教师方面目前，高校的多数教师教学任务和科研任务繁重，部分教师还承担产业研发工作，指导本科生毕业设计时间偏少，精力投入不够。也有部分教师觉得知道本科毕业设计有困难，一是觉得本科毕业设计耗时耗力，工作量却很少;另外，本科生进实验室时间较短，很难出成果，科研实验室本身就比较拥挤，还要为学生提供实验平台、试剂、仪器，花费精力为本科生修改论文。也有部分教师在毕业设计(论文)选题、指导、评审等程序不够严格，对于平时表现不积极如很少进实验室的学生也予以通过并在导师评分时打出高分，影响了其他导师所指导学生积极性。也有部分教师与学生缺乏沟通，在指导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的中后期才发现学生学习、毕业设计存在困难，到了毕业设计(论文)截止日期学生的相关工作迟迟无法完成，教师只能请研究生帮忙，争取让学生顺利毕业，但是其实内心多有不满，在下一年毕业设计课题申报时不肯再指导本科生。(3)管理方面学院对于教师指导学生缺乏有力的奖惩措施，对教师是否填报毕业设计课题，指导本科毕业设计(论文)业务明确说法，根据教师意愿自愿填报。学校对于教师指导毕业设计(论文)的工作量认定为仅仅相当于一片科研论文通讯作者的1/5，学院层面也缺乏鼓励措施。另外，对学生也没有提出明确具体要求，缺乏对毕业设计提出全面的质量要求和合理的成绩评定办法。指导教师多数情况对学生没有要求，缺少过程性监督检查。毕业设计(成绩)评定过于宽松，分析2015年之前三年的毕业设计(论文)情况可知，共有200多名学生做本科毕业设计，除一位同学自愿放弃外，其他同学的毕业设计全部通过。由于学院不够重视，毕业设计线上管理操作基本由毕业设计秘书一个人完成，包括需要进行质量把关的开题报告的审核评价和毕业设计答辩的意见录入等重要环节。由于毕业设计秘书工作量大，对单个学生的情况无法全面掌控，评价缺乏科学性和针对性。另外，目前毕业设计由导师打分(40%)，评阅教师打分(20%)，答辩小组打分(40%)，大部分分数权限在教师手里，教师给自己学生分数都在35分以上，答辩小组打分也比较中庸，拉不开成绩看，所以学生总成绩缺乏一定的客观性。

2提高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的措施和成效

摘要：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分为课程实践、社会实践、专业实践3个一级类目，实验教学、问题研讨、课题探究等7个二级类目，以22所高校的培养方案为样本，将其中的371项实践课程纳入二级类目。对整理所得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该专业社会实践环节薄弱；问题研讨、职业实践、小社会实践教学形式关注度低；实践教学形式单一；实践教学规划有待完善。

关键词：实践教学体系；课程实践；专业实践；社会实践

1998年教育部正式增设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并将该专业设置为公共管理学科下的二级学科，2016年底，开设该专业的院校达160多所，其中有78所设置了硕士点。在教育创新与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对大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高度重视，2016年教育部出台文件强调，要推动和支持高校教育教学改革，解决实践教学比较薄弱问题。2017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再次强调将实践教学作为深化教学改革的关键环节。社会保障事业作为民生之基，其专业人才的实践能力培养方案是否完善？实践教学体系情况如何？正是本文探讨的问题。

1文献综述

关于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已有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分析实践教学现状，当前高校的实践教学存在制度上重科研轻教学，培养方案上重理论轻实践等问题。还存在学分占比低，课程设置层次模糊，课程内容可操作性差、学生参与积极性低等问题；二是研究实践教学模式构建：有学者认为依托校外基地实施自主开放型实践教学，还有学者提出从课堂实践教学、校园实践教学、社会实践教学三个方面来构建；三是实践教学的改革探索，以学生为主体，问题为导向，实施“分层次、多门类、重特色”的LMP改革策略，或者从实习的内容、地点、方式、时间等方面进行改革。已有的学者研究主要是针对某一所院校的培养方案对该专业实践教学进行分析，而本文以区域、类型、层次不同的22所院校的本科阶段的培养方案为样本进行分析更具普遍性。

2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摘要：本文选取电子信息类部分优势高校，对高校师资队伍整体建设情况、职称构成情况进行调研对比，分析电子信息类学科师资力量，为高校师资队伍建设提供借鉴。

关键词：师资概况;职称构成;特色高校

电子信息是热门学科，尤其是近几年人工智能的研发、应用进入高热阶段，中美贸易战焦点是电子信息相关产业卡脖子的关键技术，加快电子信息类学科发展一再被提及。本文选取全国部分电子信息类优势学科高校进行调研，分析客观数据，反映师资建设现状，为高校师资队伍建设提供参考。

一、样本选取

根据“双一流”建设高校，重点结合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选取全国综合类实力高校（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学科、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评估结果实力较强的高校（A大类高校：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以及行业特色高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

二、调研情况

大学理念

从晚清的学堂到民国初现代大学形态的确立，是在受过西学教育的留学生手中完成的。而现代大学又成为现代知识分子活动的公共空间，成了他们思想的发散场地。现代大学与现代知识分子的互动和互为依赖关系，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得到最初也是最为高峰的展示。当留学归来的胡适借助北京大学登高而招，顺风而呼，取得文化－文学革命的巨大成功后，他的命运就与北京大学紧紧地连在一起。以1921年仅有的两所国立大学为例：北京大学的4位校长依次为严复、胡仁源、蔡元培、蒋梦麟。东南大学的校长是郭秉文，校办副主任（相当于副校长）刘伯明。随后新起的国立大学如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梅贻琦）、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无一不是在留学生手中创制而兴。可以说，现代大学的体制是西式的，置身于大学的著名学者大多也是受过西学教育的。

从大学校长（如蔡元培、竺可桢）到执教的教授（如陈寅恪），已基本形成了一种共识的大学理念：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求是的态度。而这三者也都是有相对的存在指向的。前者是相对于大学存在的政治体制，后者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也是结果。而思想的自由则是相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这二者在西方现代大学是一种自在的东西，不言自明。曾任斯坦福大学校长的唐纳德·肯尼迪就明确指出，“社会慷慨地赋予大学以学术自由”。而“学术自由是指教授和他们的机构团体独立于政治干涉”，“即异端思想和非常规的行为应该受到特别的保护”（唐纳德·肯尼迪：《学术自由》，阎风桥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乃至于在大学的教授群体中，出现了许多非积极地社会政治介入的、自我内守的主张“消极自由”的学者。

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梅贻琦心目中的大学之大是“大师”之大。竺可桢心目中的大学之大是求是的“研究”之为大。所谓大学的育人（传道、授业、解惑）、创造、学术的功能都是建立在这一有“大师”和有“研究”之上的。

大学教育的两种理想

在欧洲近代大学兴起以后，大学教育一直存在着两种理想。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先后执教于东南大学、浙江大学的郑晓沧在《大学教育的两种理想》一文中概括近代欧洲大学的两种教育理想模式：英国大学的教育目的是在养成“Gentlemen”（绅士），而德国大学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Scholar”（学者）。前者以牛津大学为代表，后者以柏林大学为代表。而美国则兼容了英、德二者的大学理想。当年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时，是依据两项新人文主义的原则：学术与教学自由，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统一（转引自韩水法：《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读书》2002年第3期）。当然，这只是一种相对的看法，因为在德国以洪堡等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学者同时对研究型的学者（作为科学的研究者）和他们的工作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强调真正受过教育的人应不断在广泛的人文和学问基础上，开拓更宽的领域，寻求新的知识，而不应在某种学科中发展狭隘的专门知识。麦克莱兰在《德国的国家、社会和大学，1700－1914年》一书中指出：“科学及其进一步发现是学者的手段，而非目标。全面提高个人素质和培养一种全面、敏捷、清晰和富有独创性的思维习惯才是目标所在。”（转引自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金安平、张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本文作者：刘群工作单位：西南科技大学科技处

大学科技园孕育了新经济。依托大学的智力资源建设大学科技园,是高新技术产业实现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新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研究大学科技园的发展问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大学科技园的起源与发展

大学科技园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加州的斯坦福大学率先创办了大学科技园,以大学为依托,通过大学的研究成果与公司联姻,实行教学、科研与生产相结合,在推动高新技术的产业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目前,形成了有几千家企业,几百万名雇员,绵延150公里的高科技产业带,即美国“硅谷”。目前,斯坦福大学位于硅谷的中心地带,“硅谷”所创造的销售额中,50%以上是与斯坦福大学有关的公司创造的。“硅谷”孕育和推动了全球新经济的发展。由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和“硅谷”的成功,这种大学教学、科研与经济紧密结合的模式在世界各地得到了较快的推广,英国从70年代开始陆续在几十所大学周围创办了科技园。世界上涌现出一大批大学科技园,如美国的洛杉矶、印度的班加罗尔、英国的剑桥等。我国的大学科技园起步于80年代。从1983年开始,以东南大学、华中理工大学、东北大学等为首的一批大学先后以不同形式创办大学科技园。到1989年,东北大学正式创办了全国第一家大学科技园一东北大学科技园,随后,哈工大、上海工大、东南大学、清华大学等也正式创办了不同形式的大学科技园,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大学园区的作用与意义逐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共识和支持。1999年8月,国家科技部、教育部选择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十五个不同类型大学科技园作为国家级大学科技园的试点,在“十五”计划期间,正式建立了一批国家级的大学科技园。

二、大学科技园建设模式及趋势

1.“官、学、产”联办与管理模式。世界大学科技园的建设模式主要有以下6种。(1)单所大学为主举办和经营:如斯坦福研究园、剑桥科学园及英国萨瑞大学主办的萨瑞科学园和赫里厄特一瓦特大学主办的科学园;(2)国家主办:如日本筑波科学城、韩国大德研究团地、前苏联新西伯利亚科学城等;(3)地方政府主办:如北卡罗莱纳州三角科学园、马萨诸塞州的128号公路高技术园区;(4)企亚与金融机构主办:如德国卡尔斯鲁厄技术工厂;(5)国家与地方联合主办:如法国和巴黎市法兰西岛科学城、法国国家和尼斯地区合办的安蒂波利斯科技城;(6)官产学合办:如日本关西科学城等。它们有一个共同趋势,即官产学联合创办。由于大学科技园教育、科技、经济结合所代表的方向及各方参与度、依存度的增强,单纯的一方主办模式实际上已被多方参与的模式所取代。其中美国北卡罗莱纳三角园区的例子最典型,该区酝酿于1952年,几乎与硅谷起步相同,但真正起飞是在1959年。该区成立了基金会,1956年IBM进园,形成了大学一企业一政府,即“官产学”的互动机制。在国家科技部、教育部首批批准的15个国家级大学科技园试点单位中,10个是“一园一校”模式,5个是“一园多校”模式。东北大学科技园在校园内部、沈阳高新区、大连高新区分别建设5.3公顷、53.3公顷、164公顷功能不同的园区;东南大学科技园由功能不同的校内本部园区与校外浦口园区构成,在管理体制上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按照企业化运行和管理。“一园多校”的模式有很明确的功能分区,易协调,决策快。合肥大学科技园系“一园多校”模式,以中国科大牵头,合肥高新区配合进行运作,软、硬件条件较好,发展前景较为乐观。但是,这种模式的难点就在于有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而以中国科大牵头难以协调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和各大学,势必减缓合肥大学科技园建设发展的速度。2.资金筹措模式。高技术园区需要超强度的投人,主要为两部份:一为园区建设,二为项目发展。资金渠道可有多种,如政府拨款、企业资助、民间(私人)集资、风险投资、国外投资等。其中较成功的或代表了发展趋势的有以下几种模式。(1)“官学产”多元投资模式1995年,有关企业家建议利用北卡大学、北卡州立大学、杜克大学这三所被列人美国名牌大学的教育资源建立北卡三角研究园。该州州长很快采纳了这一意见,并成立了由政府为主、产业界和大学参加的基金会,其中每年至少可从个人、工业部门获资金200余万美元,北卡三角研究园由此得以蓬勃发展。(2)内涵发展模式。即在利用原有大学和科研机构地区资源的基础上新建或扩建大学科学园区。以上北卡三角园区即为一例。在动辄数十亿美元的园区建设时,若利用大学原有土地、设施资源继续扩建,费用可节省许多。(3)风险投资模式。高科技是一项高投人、高风险和高效益的未来型产业,其前提为高投人、高风险,风险与效益成正比例。“硅谷”是美国风险资本活动的主要中心,三分之一以上的风险资本公司集中在“硅谷”。1982年,投人在风险资本中的新私人资本超过14亿美元,是12年前的8倍。这笔资金在当时可开办2800家小型或350家中型高技术公司。

东南大学、同济大学承担的世界银行贷款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土建类专业工程素质和实践能力培养的研究与实践”课题，确立了“以整体优化的知识结构为基础，着重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改革目标，现已完成任务，取得了七个方面的成果。

1.着眼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的培养，建设了实践教学体系像建设课程体系那样，着眼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的培养，建设了实践教学体系，这是个重要的新观念，也是本项目改革的核心。实践教学体系由三个子系统组成，形成有机整体。第一子系统的功能是了解、认识、描述土木工程产品的功能要求和内部结构。第二子系统的功能是掌握材料性能、结构建模及结构分析设计方法。第三子系统的功能则是掌握与实践土木工程的分析、设计、施工检测和控制方法。实施时间依次为第一、二、三、四学年。实践教学体系的特点：子系统的层次结构是“综合、分解、再综合”的关系；具有“实验、实习和设计”三要素；以能力培养，特别是创新能力的培养为主线。该成果已落实到2003级教学计划中。在计划中，与大类学科实验平台相对应，设立了“实验系列课程”及“集中实践教学环节指导表”，将课内各集中实践环节与课外社会实践、科研实践、学科竞赛、创新实践、学年作品和文化素质教育实践等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开设了创新性强的课程、创新型实践课程，增加了竞赛活动，增设创新实践学分；修订了全部实践的四类大纲。

2.提出了认识实习和生产实习的改革思路，走出了新路子对认识实习，一要内容广、技术新，了解国内外的现状、高新技术及其发展趋势。二要实行四个结合：基础课教师与专业教师相结合；校内教师与聘请的校外指导教师相结合；讲座、录像与现场参观相结合；实行实习报告、小结与书面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评定成绩。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修订了适用于土建类专业的、能有效培养学生工程素质和实践能力的生产实纲，并进行了多轮实践。特色是实行“开放式”，即统一大纲和要求，以学生为主，确定实习地点、实习内容并制定计划，中期发E-mail给指导教师，实习结束时完成实习报告，现场指导人员写出评语，回校后进行口试、成果交流，开展实习小论文的竞赛，评定成绩。

3.制定了在四年级实施导师制的试行办法，将导师制与毕业设计相结合制定了实施导师制的试行办法，对四年级本科生实行了导师制。这也是对毕业设计的重大改革，使毕业设计在一年内机动安排并与科学研究、创新活动结合起来。东南大学对土木工程专业实施了导师制，确定了由全体教授和博士生指导教师都参与的近50名导师，每位导师指导5~6名学生。一般以科研课题组为单位开展各项活动，一个课题组内有20~50名学生，总体情况良好。以地下结构课题组为例，35名学生与40多名硕士和博士生一起活动，听取专题讲座，参加学术活动，参加教师的科研工作，开展课外科技活动。其中部分学生通过收集资料编写出了首部“地下工程毕业设计参考资料”，另一部分学生翻译了国外大学的复习思考题、习题并做出了标准答案(已汇编成参考资料)。实践表明，导师制与毕业设计相结合，使师生关系更加密切，十分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4.以创新能力培养为主线，对实践性强的课程逐步实施创新教学土木工程概论是新生入学后的一门必修课，要让学生了解国内外最新技术成就，知道在四年中要学什么、将来干什么以及怎样做学问、做事、做人的道理。在采用现代化手段进行形象生动教学的同时，还组织校内外著名专家、教授、院士亲自授课。该课程要求学生写一篇小论文作考核依据，从论文中可以看到同学们在进行抽象、形象和灵感思维的基础上，萌动了创新精神。课程改革发挥了以智引人、激发创新精神的作用。土建类工程材料课程内容广泛，实验项目和时数均较多，长期以来学生主动参与较少。现在东南大学制作了全程动画实验课件，学生先花几分钟时间利用课件主动进行模拟实验后再正式做实验。这一改革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助于开发创新思维。现代土木工程施工课，通过自制课件实现了课堂内容和授课方法的现代化，可使学生们站在项目经理的高度，统管全局，运用最新技术去解决复杂的工程问题。在课堂教学中，特别是实践性较强的课程，以创新能力培养为主线，是现阶段课程改革的重要任务。在上述课程的改革初探中，看到了令人鼓舞的曙光。

5.探索出形式多样、寓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可持续开展的创新实践活动新渠道课题组探索出形式多样、寓于教育教学全过程、可持续开展的创新活动新渠道。

核心提示南京的在校大学生总数约有42万，大多数大学生都会在课余的时间去打一些零工。但是，由于涉世未深，社会上各类陷阱又很多，大学生打工时受骗上当者很多，即使工作正常者，收入也是三六九等，等等不一。针对这一现象，东南大学经管学院吉海东等同学于今年6月对南京高校进行了一次随机抽样调查。通过此项调查，东南大学的学子们力图为公众刻画出一幅大学生兼职情况的真实画面，为正在兼职的同学们提供一份有益的报告。此调查共发出问卷3500份，回收有效问卷2912份，回收率83.2％。

兼职大学生小雷的一天

某大学大三的小雷上午9：30起床，下楼看看报纸，买份早点，然后回到宿舍读点英语、备备课，再看会儿专业书。中午在学校食堂边吃饭边看午间新闻。13：00左右，便骑着单车赶往龙江小区或傅厚岗。那里各有一个男孩在等着他的课外辅导。周一、周五辅导初中生，周二、周六上的是高中课程，每次两小时。16：00后，小雷还要赶到新街口的一家咖啡厅，摇身一变成了个男招待。咖啡厅提供晚饭，每周上6天班，周末休息1天。晚上下班时间很不确定，有时12：00，有时次日凌晨2：00，客人走光了才能收工。好在小雷跟宿舍楼下看门老头混得熟，每晚都会给他留门。

今后2个月里，小雷就得重复这样的生活，他下个学期的生活费基本靠此获得。

兼职工种繁多

接受调查的学生表示，暑期准备留宁大多出于做兼职、社会考察、复习考研、课外学习、专业实习等目的。而兼职涉及行业极其广泛，主要包括家教、发传单、促销、打字、市场调查、软件开发、导购、公关、演员模特、服务生等11类，又以前三种比例最高。分别为家教74.6％、发单21.7％、促销19％。很多学生都是身兼数职。

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通知，将“艺术学”设立为独立的一级学科门类，此后建构宏观的艺术学学科体系、调整完善艺术学学科建设及专业设置等，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艺术学学科的课程设置问题，这自然将艺术学学科的教材建设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是因为教材是教学思想与教学内容最为重要的载体，是提高教学质量的直接保证，并具有非常广泛的辐射作用，对推广学科理念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同时教材建设也是衡量艺术学学科办学水平的重要标志，是实施艺术学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为适应独立为一级学科后的艺术学学科建设与教学的需要，东南大学的凌继尧教授及时编著了《中国艺术批评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艺术学学科教材建设的迫切需要。不过该书的出版，其重要性绝非仅限于此，它在艺术学学科建设方面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凌继尧的《中国艺术批评史》是国内首部中国艺术批评通史，且它并不只是一本只注重基本知识点讲授的普通教材，它不仅首次全面梳理了中国艺术批评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同时在艺术学的理论研究，以及艺术学的学科建设探索上都取得了突破性的新进展，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艺术批评史》最为突出的特点，是首次系统地梳理出了自先秦至“五四”时期，在中国艺术发展的各个阶段中艺术批评思想的传承流变的过程，即“以中国朝代更迭的通常分期为经，以特定朝代里的艺术批评现象和重要的艺术批评家为纬，对艺术批评‘史’进行梳理和研究”，［1］成为国内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全面的中国艺术批评通史。之所以如此定位，是因为以往的一些关于中国艺术批评史的研究，往往是各种门类的艺术批评史，如绘画批评、音乐批评、舞蹈批评、书法批评、戏剧批评、设计批评等的大拼盘，而本书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研究路径，编著者从数千年的中国艺术批评思想中抽取出一些普适性的命题、范畴、观念等，并描述出这些命题、范畴、观念在几千年中国艺术的发展中演化嬗变的历程，力图寻找出中国艺术批评观念的共同规律。应该说，这正是艺术学学科研究的基本理念，正如作为学科创始人的张道一先生在十几年前所明确指出的那样:艺术学的目标并非仅限于归纳各门类艺术的特质，而是要总结出整体艺术的规律，［2］凌继尧的《中国艺术批评史》正是遵循着这一理念，灌注了东南大学艺术学学科长期的理论探索与研究积累，最终取得了如此丰硕的成果，成为近十多年来中国艺术学学科理论研究的重要突破。

除了成功地实现艺术学研究的基本理念，撰写出一部反映整体艺术规律的艺术批评通史外，凌继尧的《中国艺术批评史》在中国艺术批评史研究领域还表现出十分显著的特点，其中最为显著的，是新的理论模式、理论范式的创造性的运用。首先，《中国艺术批评史》的写作，与传统的偏重文献史料考证的批评史论著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差异，它更重视对历史现象、古代文献的新的阐释，而这一特点的实现，是通过理论模式、理论范式的创新来完成的。作为国内著名的艺术学家与西方美学研究专家，凌继尧教授对于西方美学理论、艺术批评史都有着精深的研究，因此能够站在世界艺术整体发展的高度，从比较的视野来深刻把握世界艺术现象的规律，并力图借此建构出新的研究模式与理论范式，以之归纳中国数千年艺术批评思想的发展脉络，并做出全新的诠释，这在《中国艺术批评史》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如在第四章《＜周易＞的艺术批评思想》中，编著者在谈到《周易》中的“观物取象”和“观象制器”命题时，将其与亚里斯多德对事物的分类及看法问题进行了对比分析，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古代的造物原则使形而下的器荷载形而上的光辉”。［1］

在第十二章《主体的关切:唐前期艺术批评思想中“人”的向度(上)》中，编著者则从“主体的关切”的视角来审视李世民、李嗣真、王维等的艺术批评思想，认为唐代的艺术批评思想是从“人的向度”出发，因此“唐前期的艺术批评充盈着尼采酒神式的生命沉醉”的特征，［1］其中在分析李世民创作的《秦王破阵乐》时，编著者完全采用主体、客体、接受美学等理论来分析李世民的“悲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的艺术观念等。［1］这一研究理路与方法的探索，成为《中国艺术批评史》写作的一大特色。其次，本书着力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研究视角来考察中国的艺术批评，如在第三编《唐宋艺术批评思想》中，编著者充分吸收了来自于日本汉学的“唐宋变革”的历史研究命题的核心理念，并以此角度来分析阐释中国艺术批评思想史的唐宋变革。编著者明确说明:“本书所论述的‘唐宋变革’侧重点不在于宋代‘近世说’还是‘中世说’的历史分期问题，而侧重于转折内容及原因方面的探讨。即着重对‘安史之乱’前后，艺术批评思想史在内容上出现的大的转折变化予以论述、阐释，并综合现有的各‘唐宋转型’论的有关知识作为背景，融合到艺术批评思想史的研究中去。”［1］应该说，这为唐宋的艺术批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从而使研究视域宏阔，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诸多唐宋艺术批评研究中的难点、盲点，对中国艺术批评史的研究做出了突破。

实际上，凌继尧教授的《中国艺术批评史》对理论模式、理论范式的创新背后，蕴含着构筑新的中国艺术批评史体系，对中国艺术批评做出全新阐释的宏伟的理论设想。应该说，寻找中国的艺术批评规律，与寻找中国化的理论话语、理论范式，对于中国艺术史家们来说，是其一贯的理论追求，尤其在寻找适合中国现象的民族化的理论话语方面，花费了几代人的心力。以张道一、凌继尧等先生为代表的东南大学艺术学学科团队，正是在前辈学者工作的基础上，把自己的至高目标定位为创立纯正中国本位的艺术批评话语，并在这一方面做出了相当程度的努力与尝试，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化的理论诉求。他们的研究，在理论术语、范畴等的制定上努力贴合中国现象自身的特点，始终竭力避免简单套用西方的理论观念，尽量化用中国传统艺术批评的范畴加以改造，为我所用。此外，在述学风格上，他们也在竭力避免食洋不化的八股习气，不是构造出一些晦涩难解的理论术语、观念系统，让人震慑于其理论话语的玄奥，观之头晕目眩，读后不知所云，而是有意识地追求以浅近的语言来表达深刻的理论洞察，以之构建中国艺术学理论系统与观念范畴，应该说这一特点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彰显，编者在前言中坦言，本书在写作上追求“有深度的通俗”，“‘有深度的通俗’完全不同于肤浅的通俗，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前者耐读，值得反复玩赏，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滋味，通俗的文字中蕴含着大量的知识点和信息量”。［1］

当然本书现有的探索，与东南大学艺术学的学科团队追求的至高目标相比，仍有着一定的距离，尚有很大提升空间，这较为明显地表现为，这部《中国艺术批评史》尚不能完全避免搬用西方的理论范畴、观念架构等分析观照中国古代艺术批评现象、归纳艺术批评发展规律，如书中提到唐前期的艺术批评思想时，认为“在感性的昂扬中，唐前期的艺术批评充盈着尼采酒神式的生命沉醉。舞蹈的身姿、书法的骨力、绘画的情性，都彰显着对大写的‘人’的华丽赞美”，［1］其实唐前期的艺术特征，深受佛教及西域文化深刻影响，因此过度套用西方理论来阐释，并不一定能真正揭示其特征及价值。应该说，不能摆脱使用西方的理论范畴、观念架构等来分析观照中国的历史文化及艺术现象，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各类中国史写作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的问题，对此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1930)中对中国学界善意的提醒，是需要我们不断警醒、时时注意的，陈寅恪以中国哲学史写作为例，实际是有普泛的针对性，“近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