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机制范文10篇

【摘要】文章旨在探索城市旅游发展动力机制问题，通过对城市旅游动力系统模型分析，并结合桂林城市旅游发展的案例研究，为传统旅游城市的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城市旅游；动力系统；驱动机制；动力模型；桂林

城市旅游即以城市为目的地的旅游活动。自20世纪80年代始，城市旅游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作用也愈发显著，已经成为现代旅游的支撑点。以接待入境旅游者为例，我国2000年接待人数超过20万人次的24个城市和另外接待超过10万人次的12个城市共接待2369.73万人次，占全国接待入境旅游者总人次的76.1%（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统计年鉴）。由于城市旅游在城市复兴、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城市就业、满足居民游憩需求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重视，成为关注和研究的热点。

一、研究背景

随着城市旅游的发展和竞争的加剧，城市旅游管理者和经营者过度重视旅游资源的开发、人造景点的建设和整个城市环境的绿化、亮化，而忽视城市特色的塑造和自身优势的挖掘的弊病逐渐显现：城市旅游产品雷同，缺乏个性，导致城市个性化旅游产品和服务特色丧失。其结果与城市旅游忽视发展动力机制的培育和城市旅游动力机制研究滞后不无关系。

城市旅游成为近年来旅游研究的主要热点之一，备受关注，国内外不少学者都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国外Page（1995）、Dennis（1995）、VandenBerg（1995）和Pearce（2001）都对城市旅游进行创造性地研究；国内，1999年保继刚、朱竑对珠海旅游发展驱动机制模型进行开创性的探索，是国内较早探索城市旅游动力机制的学者；2000年彭华借鉴利珀（Leiper，1990）提出的人的需求+吸引物+信息的旅游吸引系统，提出了由旅游消费牵动和旅游产品吸引构成，并由中介系统和条件支持系统所联系的城市动力系统结构模型；2002年保继刚、刘雪梅对广东海外旅游发展作了定量化分析；2005年龙江智、保继刚运用“推——拉”（Push-PullModel）模型分析深圳、珠海两市旅游发展动力。但是，总体上目前关于城市旅游动力机制（DrivingMechanism）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缺乏专门、系统的论述。

摘要：矿山企业作为基础产业，能够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它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及能源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但在运营发展中，也存在能源消耗、污染排放等不良问题。简要论述了矿山企业节能减排动力机制内涵，从内外两方面分析矿山企业节能减排的原因，深入探讨了矿山企业节能减排动力机制及体系构建方法。

关键词：矿山企业；节能减排；动力机制；体系构建

矿山企业比较特殊，在生产工作中，需要考量节能减排问题。这项工作专业性强，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兼具。结合企业生产和运营发展情况，依托有效的动力机制、体系等，确定矿山企业节能减排方法和思路，能够实现良好的企业生产效果，对企业未来的发展非常有利。

1矿山企业节能减排动力机制内涵

该动力机制指的是将节能减排思路、方法等应用到矿山企业产生的动力作用原理、传导过程中，同时，它还能对各利益主体的不同动力与外界环境所产生的各类动力与矿山企业节能减排工作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联系进行有效揭示。依据动力形成原因，可将矿山企业节能减排动力机制细分为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

2矿山企业节能减排原因

一、循环经济主体的职能

企业、消费者、政府构成了循环经济系统的主体。这三个主体通过各自不同的职能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其中，企业既是资源消费者，又是废弃物的排放者。它在循环经济系统中的职能主要表现为：尽可能采用可再生和便于回收利用的资源，并减少资源的消耗；向市场提供能有效减少环境负荷并有利于再使用和再利用的产品和服务；通过开发清洁生产技术和废弃物再使用、再利用技术等发展循环产业；对企业自身排放的废弃物实施再利用和适当处置；构建企业间的废弃物和副产物循环利用的工业生态链，实现废弃物的零排放。消费者是包括循环型产品在内的各类产品和服务的最终消费者，也是废弃物的排放者。其职能应为：自觉控制容器包装的使用和废弃物的排放；遵守废弃物的分类回收等制度，以促进其有效地回收再利用；购买环境负荷少的产品和资源循环利用产品；尽可能延长物品的使用寿命，采用注重功能、服务的享用而非物品占有的消费方式。政府是国家和地区发展循环经济的决策者和推动者。由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无能为力，因而政府干预就成为必要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循环经济不会自发地发展起来，而必须有政府的推动。政府的职能主要表现为：为国家和地区循环经济的发展指出方向和目标；制定和实施相关的政策和制度，借以引导和规范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为建立国家和地区的循环型经济系统创造条件；作为集团消费者通过自身的绿色采购行为直接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并为企业和居民做出表率。

为使循环型经济系统顺利运转起来，企业、消费者、政府这三个主体必须通过建立彼此间的合作关系，形成一个互为条件的整体。首先，企业和消费者要通过市场建立起良性互动关系，共同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如，企业要制造节约资源的环境负荷小的产品，消费者也要实行绿色采购，优先购买此类产品。在这里，企业把保护环境纳入经营宗旨和消费者确立绿色消费理念是二者在循环经济发展中实现良性互动的条件。其次，要建立循环型经济系统中各类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包括生态工业园区围绕废弃物和副产物资源化再利用的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和城市或区域范围内废弃物排放企业与废弃物回收、运输、资源化再利用、无害化处理等所谓静脉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上述各类企业都是循环经济系统链条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如果相互间不能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系统整体就无法顺利运行。再次，要建立政府与企业、消费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如，政府应通过制度设计，运用适当的政策手段，影响企业和消费者的市场行为，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企业和消费者也应通过确立环保经营和绿色消费的理念，适应政策的变化，以求减少政策执行阻力，达到政策的预期效果。此外，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政府的各相关部门之间必须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以保证政府制定的目标、规划、法令、政策等得以有效地贯彻实施。

二、循环经济的动力机制

为保证循环经济主体实现各自的职能，必须构建有效的动力机制，包括经济利益诱导机制、环境责任约束机制和绿色价值观影响机制。经济利益诱导机制和环境责任约束机制都是通过外在力量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而绿色价值观影响机制则是通过经济主体价值取向这种内在力量，使其自觉规范自身的行为。

(一)经济利益诱导机制。指当某种制度能使经济主体获得预期的最大利益时，就会使其积极作为，以适应这种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只有当它使企业有利可图时，企业才会积极推动或适应其发展，从而成为发展循环经济的内在动力。如，当绿色消费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资源节约型产品和循环型产品的市场空间日益扩大，循环型产业成为一种巨大的商机时，企业就会积极地适应这种变化，推动它的发展；当资源循环技术日趋完善，企业进行废弃物资源化能大幅降低原材料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时，企业就会从追求低成本高利益出发，发展循环经济。利益诱导机制对企业主体主要表现为追求循环经济中潜在的最大利润，对消费者则主要表现为以较低价格获得预期需求的满足。如，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通常决定于对商品效用与价格的比较，在效用相同或近似的情况下，会选购价格较低的商品。当循环型商品与原有同类商品相比效用相同或近似而价格低于或仅略高于原有同类商品时，就会对消费者产生吸引力。可见，通过对消费者进行这种以低成本获取需求满足的利益诱导，会开拓和扩大循环型产品市场，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

[摘要]：1998年、2001年和2005年下半年，河南省基于缓解地方财政短缺的压力和减轻农民负担的考虑，主要围绕着“撤并乡镇、精简机构、分流人员”进行了三轮乡镇机构改革。但在前二轮改革中，省、市、县、乡四级政府之间互相推脱分摊改革成本的责任，结果这两次改革都变成了虎头蛇尾的“假改革”；在第三轮改革中，省委、省政府强化了相关配套措施的跟进，统筹考虑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着力解决改革中所引发的各种复杂矛盾，最终形成了有效整合、协调一致的合作型博弈机制，仅用3个多月就解决了长期困扰河南农村发展的“老大难”问题，因此称得上是善始善终的“真刀真枪改革”。下一步，我国将重点进行市、县两级政府机构改革。为防止出现低效率的重复博弈，建议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这项复杂而艰巨的改革工程，省一级具体负责组织实施。

[关键词]：河南乡镇机构；合作型博弈；改革动力机制；农村综合改革

河南省是中国第一人口大省，拥有9600万人，其中农民人口就有7300多万人，“三农”问题尤为突出。据统计，到1998年底，全省乡镇总数为2137个，行政村总数为4.9万个，村民组总数为40.46万个，农村基层管理人员多达150万人以上，每年支出经费在100亿元左右[1]。为了缓解地方财政短缺的压力和减轻农民群众的负担，河南省分别于1998年、2001年和2005年下半年进行了三轮乡镇机构改革。但由于前二轮改革没有形成有效整合、协调一致的动力机制，其结果都变成了虎头蛇尾的“假改革”；“而这一次，河南省强化了相关配套措施的跟进，不再‘为改革而改革’，着力解决改革中所引发的各种复杂矛盾”[2]，因此可称得上是善始善终的“真刀真枪改革”。截止2005年底，全省撤并乡镇236个，合并各类事业站所3117个，精简乡镇领导职数接近1/3，清退乡镇临时人员20551人，分流乡镇超编人员170022人[3]，仅用3个多月就解决了长期困扰河南农村发展的“老大难”问题。它的最大成功之处在于，省委、省政府统筹考虑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并对其进行有效整合，最终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合作型博弈机制。这对当前我国正在开展以乡镇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体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实践借鉴意义和理论价值。本文重点从分析改革动力机制入手，试图在河南省三轮乡镇机构改革中发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一、河南省第一轮乡镇机构改革缘何“中途流产”？

1998年12月，河南省制定出了《关于开展乡镇机构改革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拉开了第一轮乡镇机构改革的序幕。当时，我在豫南大别山区某镇担任党委书记，直接参与了这次改革的全过程，现在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

省里《方案》统一规定，乡镇机构设置为五大办公室（即党政综合办公室、农林水办公室、财经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科教文卫办公室），“七所八站”一律改成服务中心，统一核定乡镇编制人数，清退临时聘用人员和分流超编人员。但在具体操作上，该《方案》对如何解决乡镇超编正副科级干部待遇的问题，如何解决乡镇工作人员竞争上岗的问题，如何解决辞退人员和分流人员补偿的问题，如何解决新分配大中专毕业生和复员退伍军人安置的问题，如何解决乡镇机构合并后与县以上部门机构工作衔接的问题，如何解决县、乡政府之间“事权”与“财权”合理划分的问题，都没有制定具体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因此，这次改革基本是“走过场、搞花架子、玩数字游戏”。

一、引论

对村干部角色类型作了最好概括的，当属吴毅教授，他认为，以人和当家人作比喻，来描述实行村民自治以后村干部处境有一定道理，问题是，这种描述有些忽视农村复杂的动态事实，尤其忽视了村干部作为一个能动主体的行动能力与倾向，这个意义上，用经纪模式来比喻村干部，可能会更准确地将村干部作为能动的行动者的一面概括出来，从而有助于我们理解村干部在村民自治中的行动。经纪模式依据村干部行动的取向，可以分为赢利型经纪和保护型经纪，赢利性经纪的目的是利用所处位置谋取个人的经济利益，保护型经纪则因为村庄文化网络所构造出来的公共空间，愿意从面子和社会关系方面获取收益，而不是仅仅考虑个人经济收益的最大化。经纪模式的问题是，无论是充当赢利型经纪还是保护型经纪，村干部都会积极行动。而当前中国大部分农村的实际情况却是村干部消极对待各项事务，即不积极，也不主动当家，而成为村庄秩序的守夜人甚至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撞钟者”[1]。

村干部扮演何种角色，与其动力机制有密切关系。如果村干部既无预期的经济收益，又无预期的社会收益，村干部就不可能作为一个积极的能动者来扮演角色，他们即使在当村干部，也大都消极无为，也就成为吴毅教授所说的撞钟者。

从当前学术界对村干部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主体的思路依然是从村委会组织法等制度性规定来设想村干部的行为特征，缺乏从村干部这个主体的角度来讨论问题。这样讨论村支部与村委会这两个主要村级组织的关系，就容易看到制度设计上主要对上负责的村支部与主要对下负责的村委会之间的冲突，典型如樊平在一篇报告中分析的，如果不考虑村干部的个人品质，则作为宏观管理方面的村级组织的上级组织往往强调加强体制性权力建设即农村党支部建设，农民则行使民主权力积极参加村委会选举，加强村落内生性权力建设，村支部和村委会从而会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2]。这样讨论的结果，就会侧重于变更制度，而忽视制度运作中的人。但实际上村干部不是制度的木偶，村干部的实际行为特征与制度安排差异极大。只有从理解村干部的实际行为出发，我们才能够较好地解释村两委关系、乡村关系，并因此理解当前乡村治理的现实。

要理解村干部行为的动力机制，就必须将讨论回归到具体的村庄而非仅仅制度之中。事实上，因为村庄本身的差异，以及与此相关的村民与村干部关系及村与乡关系的差异，而使村干部在扮演角色上表现出很大的地域性差异。地域性的村干部扮演角色的差异，又反过来影响乡村关系，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并因此影响着乡村治理的状况[3]。

二、村干部的动力机制

「内容提要」奥尔森的“选择性激励”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的经验事实。本文提出的“压迫性反应”表明，当“集团”还没有明确的边界，即还没有形成具有约束力的组织形态时，社会群体中的部分成员为改变某一社会政策或社会现实所进行集体行动的原动力是“集团”外部的“压迫”。中国农民所进行的维权抗争主要不是根据“集团”内部“奖罚分明”所进行的“选择”，而是对“集团”外部“压迫”的反应。

「关键词」集体行动/搭便车/选择性激励

选择性激励的困惑

“选择性激励”（selectiveincentives）是社会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在解释集体行动中克服“搭便车”行为倾向时提出的一种动力机制。他认为，“这种激励之所以是有选择性的，是因为它要求对集团的每一个成员区别对待，‘赏罚分明’”①。它们既可以通过惩罚那些没有承担集团行动成本的人来进行强制，也可以通过奖励那些为集体利益而出力的人来进行诱导。集体行动的实现只有通过选择性地面对集团个体的激励，而不是像集体物品对整个集团不加区别，只有这样，那些不参加为实现集团利益而建立的组织，或者没有以别的方式为实现集团利益作出贡献的人所受到的待遇与那些参加的人才会有所不同②。在奥尔森看来，经济激励不是唯一的激励；人们有时候还希望去获得声望、尊敬、友谊以及其他社会和心理目标。在对地位的讨论中人们经常用到“社会经济地位”一词，这表明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之间有着某种关联，但有时候这两者肯定是不同的。因此必须考虑以下可能性：当不存在经济激励驱使个人为集团利益作贡献时，可能有一种社会激励会驱使他这么做。而且显然这是可能的。如果对一件集体物品感兴趣的一个小集团的成员同时也正好都是私人朋友，或属于同一个俱乐部，而集团中的一些人把提供集体物品的负担推给别人，那么即使他们的行动使他们在经济上受益，他们的社会地位也要受到影响，而且这一社会损失可能超过经济受益。他们朋友可能会运用“社会压力”来迫使他们承担实现集体目标的责任，或者俱乐部会开除他们。这些措施是很有效的，因为日常的观察揭示出，大多数人很看重他们朋友和熟人的友谊，并且很看重社会地位、个人声望和自尊。③

有研究者据此来解释当代中国农民集体上访等维权抗争行动，并认为，“由于农民一般情况下仍然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所以‘选择性激励’对当代中国农民集体上访是适合的”。这种激励具体表现在，“分摊上访费用，均分上访收益”，“对上访代表的物质和社会奖励”、“对不合作者的惩罚”等。④应该说，这样的结论是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和解释力的。但是，如果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选择性激励”这一理论模型在解释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活动时，在如下两种情况需要给予特别说明。其一，当代农民的维权抗争行动是在没有建立稳定的社会组织的情况下发生的，压力或激励均不来自集团内部，而更多的来自集团之外。其二，农民维权抗争精英作为维权行动的发动者，他们最初的选择并不具有明确的激励特性。那么是什么促使他们挺身而出呢？也就是说，“选择性激励”作为一种解释范式尚不足以完全说明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的动力机制。

本文试图通过对湖南省H县的农民维权抗争活动为实证分析对象，来解构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行动的动力机制。湖南省H县地处中国中部地区，属于典型的农业经济区。这个县的农民维权抗争精英和农民有组织抗争曾引起了中国学术界和执政者的高度重视，并影响到了中国相关的农业政策改变。⑤我选择了农民维权抗争精英身份转变这一特定过程为研究分析样本。这是因为，从一位普通农民转化为维权抗争精英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关键事件”。深入分析此类“关键事件”可以解释集体行动的组织领导者的动力机制，而他们的思想观念及行动方式对集体行动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这有如勒庞所言，“就人类的群体而言，所谓头领，有时不过是小头目煽风点火的人，但即使如此，他的作用也相当重要。他的意志是群体形成意见并取得一致的核心。他是各色人等形成组织的第一要素，他为他们组成派别铺平了道路。”⑥这里所使用的研究资料，是我对这些农民维权抗争精英长期的跟踪访谈。⑦

［摘要］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智能制造的人才支撑系统。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存在社会认知偏差较大、管理“政出多门”、系统之间兼容性差、资源集聚效益较低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社会环境、职业教育体系、人才多元发展的“动力”博弈与形成视角，寻求解决方案。通过市场因素的“混合驱动”、教育系统的“四轮驱动”、人才多元发展的“内在驱动”，形成职业教育多部门协同共治的局面，激发办学主体的内驱力，构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新的动力模式，促进职业教育生态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变革时代;职业教育;利益博弈;动力机制;三维一体

当今时代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创新性与重构性。职业教育在这种开放性背景下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即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教育资源向职业教育的倾斜力度不断加大，普通院校和职业院校的鸿沟趋向和缓，全民学习、终身学习、个性化学习成为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新趋势。随着我国职业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内涵建设的深入推进，现代化的职业教育体系逐渐形成并完善，对产业升级、动能转化、社会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我国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还有许多“瓶颈”亟待解决，为此从社会、院校、人才培养出发，基于动力学框架，设计出“三位一体”的动能转化策略，以期促进职业教育的动力升级，形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状态。

一、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在动力学视角的演变

动力概念最早出现在物理学上，指能够使机械运转做功的各种作用力量，之后被引入社会学等学科，代表某个系统前进和发展的力量。动力作为一种作用力，由作用点、作用方向和大小三个指标构成。职业教育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其作用力是办学主体共同推动的力量，作用效果是办学共同体的联动行为。职业教育发展动力的生长应该是一种不断演进的过程。1.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动力的生成。动力作为引导事物主动变化的原因，具有可控性与选择性的双重属性。动力的可控性是指动力作用主体可根据自身需求和环境变化决定动力作用效果，这是主体能动性能力的表现；动力的选择性是指“动力作用主体为实现目标会选择最能推动目标实现的目标影响因素作为动力”①。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是规律演化的过程，即“非线性相互作用下的竞争与协同是演化的动力”②。可以概括为，在职业教育发展中，职业教育的利益相关者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在各项相关活动中将各自的内在驱动力经过选择和控制朝着能够推动各方协同行动的方向调整，从而形成可以驾驭和驱动所有共同体成员们协作行动的职业教育发展系统内在驱动合力。那么，职业教育的发展动力如何生成？利益是动力背后的机理因素。利益，本就是人类进行一切社会活动的最终角逐，无论是竞争还是协同都是主体实现自身利益的外在行动表现。职业教育办学主体“对利益求逐的本质决定了他们之间的竞争，与此同时为实现自身利益又形成关系紧密的合作共同体”。③由此，职业发展的生成机理可理解为，职业教育内部的利益相关者在竞争与协同的作用下，为实现职业教育系统目标，职业教育的动力生成要素自发地形成具有可控性与选择性的动力。政府、企业、学校、教师、学生等利益相关者源于各自对利益的追逐而形成合作共同体的稳定结构，动力生成的作用价值在于控制系统的稳定性，但由于价值取向的差异、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和利益分配的失衡等因素，主体子系统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基于消解矛盾的需要，系统必须及时破除原有结构的束缚，寻找新的替代结构，此时动力将迅速生成并起到“推陈出新”的作用，推动整个系统向更高一级的有序化结构发展。2.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动力的演化。所谓动力机制，即利用系统要素本身的规律性，通过激励、导向、约束、控制的手段，在激发各方工作动力的目标之下，调动系统内各主体的积极性，构建系统主体之间的耦合关系。当然，动力机制需要置于特定的“文化场”中加以考量，能够让其在实然状态下“无为而治”地运行。我国职业教育动力系统同样是由多元利益相关者互相作用、牵制，在经过多方博弈之后达成一种相对平衡的合力。从演化的角度来看，我国职业教育的起步可以追溯到1867年福建马尾船政学堂的建立，但真正形成体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可以称之为近代职业教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六十多年里，我国职业教育先后经历了调整、整顿、充实、改革、完善、提高、壮大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的发展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人文环境、经济发展需求息息相关，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根据职业院校规模与体制的变更，可以把职业教育的动力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阶段一，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动力系统，职业教育的发展精力充沛，基本形成了与普高数量规模相当的发展格局；阶段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动力系统，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优胜劣汰的格局中博弈并成长；阶段三，即现阶段，正在构建与“中国特色相适应、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相匹配的动力系统”。④

二、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推动力量

1引言

随着环境资源问题的日益突出，各国开始大力着手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的工作。在2009年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中，我国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到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的15％左右。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举措。20世纪70年代初，为解决秸秆焚烧和燃料供应不足的问题，我国政府已经开始了农村沼气建设。经过近40年的发展，农村沼气已步入新的发展时代。近年来，学者对农村沼气发展已有不少研究。方行明等（2006）认为应将沼气建设纳入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充分发挥沼气池在农业循环经济中的纽带作用。王奇、李鹏等（2008）认为在“三位一体”的农村生态经济发展模式中，沼气经济实现了农村地区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与能源效益的统一。周光龙等（2007）认为沼气能源的开发拉动了养殖业、种植业的沼气开发利用，改善了农村人口的生产生活环境，也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其走上了文明富裕的道路，加快了城镇化建设步伐。林凤斌（2008）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对沼气经济性进行了评价，认为沼气在经济效益、投资回收、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四个方面拥有巨大优势。同时，也有学者认识到目前我国农村沼气发展的不足，邱陵（2010）认为目前农村沼气建设系统缺乏精确设计和科学配套，建设质量缺乏监管和竣工检验，沼气启动缺乏合理配料和指导，日常管理缺乏长效的服务机制，技术和管理人员缺乏专业培训。上述学者对农村沼气的研究对本文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但鲜有学者对农村地区发展沼气的长效机制进行分析，没有对沼气建设长效机制的本质和规律的探讨。

2我国农村户用沼气发展现状及原因

2．1现状

近年，在政府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农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农村沼气发展迅速。当前农村沼气发展进入了建管并重、多元发展的新阶段。农村沼气建设量不断增多，投资结构不断优化，服务体系逐步健全，沼气功能进一步拓展，沼气产业迅速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由于诸多原因，农用沼气仍没有在我国广阔的农村地区实现大规模、覆盖式发展。农用沼气对于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和能源问题贡献率过小，不能达到节能减排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因此，发展农村沼气事业任重道远。

2．2原因

一引言

进入新时代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积极推进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建设，并将智慧社区建设视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2014年住建部颁布《智慧社区建设指南（试行）》。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提出：“务实推进智慧社区信息系统建设,积极开发智慧社区移动客户端。”各地智慧社区建设的创新实践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一方面，学术界从理论层面探讨了智慧社区的内涵、特征、平台构建、服务体系构建与运营、治理思路等内容。姜晓萍等认为智慧社区的概念应当更加多维度，即智慧社区是指：“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美好生活为目标，以多元组织为主体，以智能化服务为手段，以资源整合为基础，向社区居民提供192新视野･城市社区研究方便、快捷、透明、公平公共服务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1]相关研究探究了智慧社区服务体系构建的对策、思考了智慧社区公共服务治理模式等相关问题。也有研究跳出了智慧社区建设重技术的思维定势，提倡更加重视“人本导向”。[2]另一方面，学术界基于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城市智慧社区实践，从省、市、区、街道等层面总结、分析了智慧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综上，现有文献多关注智慧社区概念、内涵、标准等学理性探讨，亦或聚焦于街道、市、省等层级的智慧社区平台及其功能的建构，而对于智慧社区创新主体、机制和过程的研究仍有所欠缺。本文基于S市Y社区智慧社区创新实践的过程及其主体间互动关系的解析，思考作为实践场域和主体的社区在智慧社区建设中的功能和定位，尝试探析基层治理中智慧社区的创新动力机制及其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S市G区是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一向重视社区治理创新和社区品牌创建工作。Y社区2014年建成，常住人口高达3997户，2017年成立居委会，相对于G区以老城区为主体的其他社区来说，是一个典型的新型城市商品房住区。社区居民以年轻、高知、新婚为主要特征。社区内有大量上班族，由于缺少了解社区的时间以及快速沟通的公共空间，更倾向向小区物业寻求帮助以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然而，在办理物业权限范围以外的事务时，问题凸显，居民常常“一次咨询二次办理三次补件来回跑”。在线下时间紧张、线上渠道有限的状况下，居民尤其是青年人难以获取社区活动与服务的最新信息，缺少与其他居民在公共空间交流沟通的机会，很少参与社区活动，工作压力与生活压力无处排解，文化生活质量下降。多重因素的叠加导致多数居民对社区知之甚少，缺乏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不高。同时，Y社区两委发现既有的微信公众号与微信群无法有效解决现实困境、满足社区居民的各类生活需求，因此在街道的鼓励下开始探索智慧社区建设的新方式。在时任社区工作站徐站长的积极推动下，Y社区开始探索一条贴合该社区实践需要的智慧社区建设之路，在争取到街道的社区党建专项资金后，于2018年11月通过与SP公司合作，开发了S市首款基于微信公众号的社区、居民快速沟通互动平台“U+Family”小程序1.0与2.0版本，并经多方协作取得国家版权局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自上线以来，经社区工作者的宣传推广努力，小程序累计注册用户已有4130位，基本覆盖小区所有业主，达到户均一个ID的覆盖面，后台客服咨询739人次。同时，“健康小屋”“智慧空间站”等线下实体空间应运而生。Y社区智慧社区建设推动了信息的畅通、需求的回应、矛盾的化解，提高了居民对于社区生活的满意度，契合了促进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二社区创新行动者网络的建构与协同：智慧社区平台建设的关键

社区居民的需求，只是社区治理创新的必要条件，而这种需求能否真正转化为社区治理创新的动力，还有赖于社区治理创新过程中行动者的创新行动，即经由与其行动意愿、偏好的弥合，借助行动资源与能力，将创新思路转化为实践样态。在多数智慧社区平台建设的过程中，街道或上级政府往往是主导智慧社区建设的核心行动者，而一线的基层社区工作者只是辅助、配合和执行的角色，但在本案例Y社区“U＋family”智慧社区平台的建设过程中，却是一线的社区工作者，尤其是Y社区工作站徐站长，扮演了积极主导创新过程的核心行动者角色。（一）社区创新行动者的行动意愿与偏好。2016年，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的通知》提到，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完善城乡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网上社区居委会，发展线上线下结合的社区服务新模式，提高社区治理和服务水平。2018年，浙江杭州市制定了《关于全面推进全市“智慧社区”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工作的意见》等文件。重庆市巴南区印发的《巴南区智慧城市专项规划（2018-2025年）》，智慧社区被列为强化民生服务、建设宜居巴南的重要任务之一。从中央到地方的相关政策文件，都对社区一线在基层治理创新方面的责任提出了要求，鼓励社区一线的工作人员直接参与到智慧社区建设的创新实践中。然而现实的困难在于：一方面，“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重重重压下社区工作者常常感觉到自身的付出和回报不对等（主要是薪酬和晋升），工作满意度低，工作绩效较低；另一方面，社区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低，工作压力大，职业倦怠程度高，导致工作绩效低下。[3]因此，社区工作人员对于社区工作敷衍了事的现象并不少见。进一步而言，在这样的氛围中，即便少数的社区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工作积极性，也很容易因为害怕“鹤立鸡群”而降低甚至丧失其意愿。自身低位的意愿与体制高位的压力共同成为社区工作人员行动意愿低下的诱因。鉴于基层任务繁重而个人时间与精力有限的现状，社区工作人员作为理性人通常会根据价值观念等偏好有选择地完成或“应付”任务。因此，作为创新实践行动者的一线社工意愿与偏好构成了创新行动的直接影响因素。难能可贵的是，Y社区智慧社区建设的核心行动者——社区工作站徐站长，其对于社区工作的职业认同感较高，对于社区建设具有较高的热情与信心。同时，得益于明确的工作要求、一定的政绩激励、浓厚的竞争氛围、宽松的创新环境，徐站长在完成社区日常工作任务的基础上，积极寻求个人和组织的创新行动得到上级政府的支持与认可，并因此争取到了上级政府专项经费的支持。（二）社区创新行动者的资源整合与行动策略。行动者要掌握一定的行动资源。所谓行动资源，从性质上可分为制度性资源和关系性资源；从过程上又可分为决策资源、执行资源和监督（参与）资源。制度性资源主要是指地方核心行动者创造地方政绩所赖以支持的各种制度和政策体系；关系性资源既包括地方核心行动者在前期职业生涯中所积累的各种政治关系网络，也包括在地方上发展出的各种社会关系网络。[4]这是任何行动者采取行动的基础。行动意愿与偏好是行动者预备迈出第一步的倾向，行动资源则是行动者行动的有利工具与基本条件。正如上文所提及的，中央到各地普遍已经逐渐重视智慧社区建设。各试点或科技与经济发达的省、市、区对于智慧城市与智慧社区的政策支持力度都较强，如果缺乏上级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的支持，行动者在智慧社区建设上的创新动力就难以持续。另一类行动资源是微观的行动者个人资源，通常表现为意志资源、知识资源、关系资源、财富资源等。Y社区徐站长充分发挥了其个人能动性，调动了体制内外资源，包括作为技术提供方的SP公司李总和高校智库资源的S大学、S科技大学教授团队，并与其建立了稳定、融洽的合作关系。资源集聚，行动者的能力便在此基础上充分显现出来，继而形成新的行动资源，良性互动。作为创新行动中的核心行动者，应当具备感知力、判断力、领导力、变通力、执行力等能力。徐站长根据社区的现实情况与专业人士的意见，一方面频繁与SP公司对接着手搭建新的智慧平台，努力跨越专业术语的壁垒；另一方面，与ZH社工机构等社会组织合作打造以协商议事会为平台的线下空间。此外，徐站长面向居民积极开展宣传工作，提高居民对于该小程序的知晓率、参与率和使用率，引导居民逐步习惯，并且更加便捷、频繁地使用“U+family”小程序。Y社区智慧平台建设中，行动者采取了巧妙的行动策略。面对智慧社区平台建设资金有限的难题，徐站长整合“社区党建为民服务项目”①等公益项目资金，保障了“U+family”小程序的顺利开发，同时积极申报2019年度社区协商民主建设示范项目，将智慧社区建设与民主协商巧妙融合，线上平台与线下共治协商的“智慧空间站”有机结合，促进居民彼此沟通、共同讨论、集思广益，以获得制度内的认可，从而拓展发展空间。可见，思维活跃、勇于创新、扎实肯干、具有人格魅力的核心人物之于智慧社区的蓝图构想与落到实处意义匪浅。（三）社区创新行动网络的建构与协同。城市社区的智慧治理需要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共同有机协作。[5]以社区行动者为代表的各类行动者共同参与、有效沟通，形成了社会治理创新的支持网络。社区治理不是社区更不是居委会一方的孤岛，而是“一核多元”的联合，不同行动主体的吸纳日益成为社区治理的热点话题。在智慧社区建设的整个过程中，政府起着制度环境的塑造、指导、保障与监督作用，在本案例中就体现为街道办的角色；社区两委是主要的实践主体，社区自身即为创新实践的场域；居民是服务对象也是参与主体；为Y社区提供了社服化项目服务的ZH社工机构则为线下民主协商平台与线上平台的结合提供了积极的操作性方案；而SP公司则负责从技术层面优化平台建设、强大平台功能，其能否与社区和政府部门之间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借助信息技术快捷地回应居民需求，实现供需优化配置是重中之重。Y社区智慧社区建设依托于B街道社会事业局以及该地两所高校专家的专业指导，强化居民的主体地位，同时对接了专业的智慧社区线上平台开发公司，其中S大学的Z教授深度介入了Y社区智慧社区平台创新方案的优化。下一步，社区智慧建设的目标是整合第三方资源如社会组织、企业等，实现社区“U＋family”小程序与第三方的链接，使居民更便利地解决日常生活问题。居民需求的真正表达，在行动者及其“编织”社会治理创新网络的“行动”下得到回应。前期了解到以往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知晓难、时间难、名额难”的三大难题后，Y社区依托线上平台进行活动线上报名，与线下参与有机结合。居民参与活动的机会增多，文化生活质量得以提高，文化需求品味得以提升。而为应对信息障碍导致的线下阅览室利用率低，社区开通了线上图书室，便于居民了解所有书籍信息，结合书友评价栏目等，使线上与线下图书室发挥了“1+1＞2”的效用。

三社区绩效提升：创新动力的直接来源与自然结果

行动者落实行动，形成绩效。绩效体现了治理目标的实现程度；绩效体现了治理体系的合理化程度。[6]智慧社区建设的绩效总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居民需求回应、行动者个人职业成长、社区治理体制与机制优化。（一）出发点与落脚点：社区居民需求回应度。社区居民是智慧社区建设的重要参与主体，也是其最终服务对象。互联网以用户为中心，这与社区服务以“一切为了居民，为了一切居民，为了居民一切”的人本观念不谋而合。[7]智慧社区建设究竟促使居民的实际需求得到了何种程度的满足，促进多少居民以怎样的热情参与公共事务，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等等，都是智慧社区绩效评估的重要方面。当前，居民对于智慧社区诸多方面认识、理解、应用不足。社区经常想当然地认为居民拥有使用智慧社区平台与设施的动力，现实则是由于居民“对于公共服务的个人需求不尽相同，而且对于智慧社区的认识也大相径庭，技术运用能力也参差不齐”，[8]一些智慧社区项目沦为地方政府“政绩工程”的实现手段。上述情形导致社区对于居民需求虽有所回应，但易流于表面，实质回应的效度低。鉴于此，Y社区双管齐下，从方向引导和内容落实两方面做工作。社区积极开展宣传工作，通过易拉宝、广场活动等宣传方式，增加智慧社区相关理念、平台、设施的“出镜率”。同时，社区将政策资料公布在线上平台上，便于居民提前了解业务办理材料，“跑一次”就可以办理事务，节省时间和精力。社区还开辟了公告资讯的窗口，有利于居民了解社区情况，增强居民的认同感，实现新市民深度融合。正如前文所述，小程序累计注册用户已有4130位，基本覆盖小区所有业主，后台客服咨询739人次，同时了打造“健康小屋”“智慧空间站”等线下实体空间。观察发现，无论是从居民使用情况，还是线上和线下空间的优化与打造来看，居民能够享受到更加便利和迅捷的信息与服务。在研究团队同期进行的面向全区167个社区年度“美好社区”的居民满意度评估中，该社区综合排名第12，侧面体现了该社区的治理工作获得了居民的普遍认可。下一步，Y社区与SP公司还将就智慧社区实际运行状况，及时调整与改进平台、设施、工作等。如考虑到居民尤其是老年人使用的感受，智慧社区要注重平台操作界面的简洁化，从根本上提高居民的使用度与满意度，窄化与跨越“数字鸿沟”，拒绝智慧化对特定群体的隔离与抛弃。（二）激励与认可：社区行动者个人职业成长。在政府层面，体制内部人员的晋升与否长期以来以绩效考核方式决定，“以成绩论英雄”。县市级政府通过量化考核、绩效排名与择优提拔这种政治锦标赛式的激励范式与政治生态控制着乡镇政府。[9]在社区层面，由于街道办事处为政府的一个层级，因此社区工作人员的职位升降、薪酬待遇也以绩效为主要标准。通常绩效考核原则包括实绩多少、创新程度、示范激励情况等。考核标准往往涉及所获荣誉、媒体推荐、承办活动及评奖等。在智慧社区建设过程中，社区创新的行动者在绩效激励之下，为了自身工作能力能够得到认可，自发获悉居民需求，并在回应需求时发挥个人高度的积极性或是更强的工作能力。社区各行动者根据上级的各种指令、指示、命令、文件或规定等，频频开展各类特色社区活动，以居民议事会等形式推行基层协商民主，积极参加社区之间的各类评比，在各大报刊与媒体网络上亮相。Y社区徐站长便在该社区智慧平台建设成功的基础上，通过ZH社工机构和专家Z教授的指导，积极参加了2019年度G区的社区协商民主建设示范项目申报，并最终获得全区第一的好成绩。而徐站长及其同事的努力最终也获得上级政府和人事部门的认可，该社区在B街道2019年度评优工作中获得了优秀等次。（三）倒逼与优化：社区治理体制及机制改善空间的持续拓展。智慧社区建设要理顺体制机制，探究更高效、灵活的治理方式。社区治理与服务信息化的背景下，能否重新梳理与明确各方权责，将互联网的共享理念注入体制中，以更加人性化的方式提供贴近居民需求的服务，对于智慧社区建设能否长久存续具有重要意义。而观念、体制与机制的改变显然阻力更大。现代信息技术的引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给传统的科层组织结构和社会治理模式带来挑战，但并不必然会促使公共部门“扁平化”进而提升治理效能。[10] 居委会作为理性的行动者显然会采用合适的组织运作方式来获取足以维持其生存的资源,亦即居委会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也会不由自主地配合行政体系的运作,以维持来自行政体系的资源。[11]一方面源于“条线”惯性思维，另一方面受制于现实中部门壁垒所致的信息口径、标准、质量乃至交换壁垒。以Y社区为代表的智慧社区平台搭建缺少详尽细致而又丰富多样的数据，如地理信息数据、人口数据，更难以实现多种数据、多个平台、多种系统的互联互通。[12]在合作的SP公司表示数据库建立不存在技术问题的情形下，Y社区基础数据库的建立却有所延迟，目前仅将目光聚焦在“U＋family”小程序这一面向广大社区居民的平台上，导致其智慧平台建设的深入和持续发展遭遇了一定梗阻。同时，由于信息安全及政务系统自身封闭等因素，社区工作人员只可以规定时间和地点处理平台业务，使得社区“智”而不“慧”。智慧社区平台建设应能发挥倒逼社区治理与服务体制变革的积极作用，从而“构建新型社区管理体制，推进政府行政改革”，[13]提升社区治理与服务的质量。目前，Y社区治理体制与机制的改善仍然困难重重。长期以来社会治理“维稳”格局的路径依赖，仍然顽固地以“属地化管理”方式桎梏着社区一线工作者的行动，“社区减负越减越负”的怪圈仍未打破。而在社区智慧平台自身建设的过程中，平台架构设计初衷与实际运营成效的落差，仍有待社区行动者通过其创新支持网络及其互动，积极寻求新的突破。综上，行动者会利用该空间留给自己的空隙，合理利用规则主动积极地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去寻求某种体制机制上的突破，从而达到改善地方治理绩效，赢得晋升机会的可能。[14]后续的跟踪调研发现，在获得从社区居民到上级政府的积极认可的基础上，作为社区创新核心行动者的社区徐书记，正在协同驻点专业社工机构、高校专家和技术开发方，探索思考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倒逼社区治理优化的新方案，重新理顺治理体制与机制。目前各方的共识是，基于无执法权的现实，结合网格化治理实践，可以借助线上平台成为矛盾与冲突化解的枢纽，从无法管、无权管的困境中脱离出来，而这也正是Y社区智慧社区与社区协商创新融合的新方向。因此，“U+family”3.0的升级版，正在向线上线下协商议事治理平台的融合做出新的努力。

动力机制：关于激励与约束问题的政策分析一切社会经济活动都是由人参与的活动，因此，要提高社会经济活动运行的效率，就必须认真研究调动人们积极性的动力机制问题。调动积极性，一要靠激励；二要靠约束。为此，本文将就如何调动政府公职人员、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职工的积极性问题，从激励与约束机制设计的政策层面作一初步分析，以供决策者参考。

一、促进公职人员勤政廉政亟待建立公职金制度如何使国家公职人员克己奉公，清正廉洁，这是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近年来我们在完善干部考核和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监督方面不断加大了力度。实践表明，这些措施的施行，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机关工作人员办事效率，促进了廉政建设。但是，我们同时又看到，当前政府公职人员普遍缺乏敬业精神的现象仍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干部队伍中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还在蔓延。何以如此？如果从体制上分析，我们认为当前干部体制存在的激励与约束不对称，重监督而轻激励是一个重要原因。

加强监督，对公职人员无疑是一种有效的、必要的约束，而这种约束却存在两个难题：一是巨大的成本。因为无论党内监督还是社会监督，一旦发现某公职人员有腐败行为，从调查取证到立案惩处都需要支付巨大的费用；二是巨大的损失。由于监督通常只能是过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因此即使发现某人有渎职失职或贪污受贿行为，尽管我们也可以对其当事人予以行政处罚和法律制裁，但他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却难以挽回。因此，促使国家公职人员勤政廉政，除了加强监督以外，还应该强化激励机制，从积极方面引导广大公职人员敬业务实，拒腐防贪。

强化对政府公职人员的激励，现行的作法主要是对有突出政绩的干部实行晋级提长。这种“以官作奖”的办法，虽然可以鞭策一部分干部积极进取，但对大多数公职人员来说，却不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措施。因为能予以提升的毕竟只能是少数，而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得到这种机会，如果公职人员一旦提升无望，那么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从哪里来呢？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对公职人员的激励，重点应该放在物质利益的激励上。科学的利益激励机制，可以把外在的强制变为内在的驱动。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物质利益有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体制通过引入利益激励机制，如农村的联产承包、部分企业实行的经营者年薪制、投资者的按股分红等，就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事实上，当前我国政府机关缺乏活力、效率低下、腐败屡禁不止等现象的发生与我们对公职人员的物质利益激励不到位不无关系。近十几年来，由于经济改革成效显著，社会各阶层收入都有较大提高，但公职人员的工薪收入涨幅却不大，使其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相对降低。这不仅挫伤了公职人员的积极性，影响了队伍的稳定，而且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等消极丑恶现象。因此，提高效率，根除腐败，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强化对公职人员的利益激励。

增进对公职人员的利益激励，必须相应提高公职人员的经济收入。由于国家公职人员获得公职需要经过长期的教育和训练，从事的又是需要较高智力、负有重要社会责任的管理工作，是一种高级的复杂劳动，因此，按照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国家公职人员享有较高的工薪收入是应该的。可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却是，如何才能把提高收入与增进激励有机结合起来，使提高收入既能充分调动公职人员的积极性，又不致产生负面的社会效应。如果按现在一种流行的主张，即实行所谓的“高薪养廉”，普遍提高公职人员的工资水平，这一作法自然会受到公职人员的欢迎，对干部的勤政廉正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如果这一政策果真实施，又有可能引起干部与群众的对立。公职人员涨工资，企业职工怎么办？如果企业也跟着涨工资，那么结果必然是水涨船高、比例复归。这样，涨工资一方面对公职人员起不到激励作用，另一方面还有可能诱发通货膨胀。可见，对公职人员实行利益激励，用简单的涨工资的办法并不可取。

对公职人员既要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又不能涨工资，那么，可行的办法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可以通过建立一种干部“公职金制度”来实行机制创新。其基本思路是：（1）由政府出面，为所有公职人员在银行设立“公职金个人帐户”，并根据贡献和收入对等的原则，按公职人员的不同职级较大幅度地提高相应的职务津贴水平；（2）为了把当前激励和长远激励结合起来，可以把公职人员提高后的职务津贴分为两部分，其中一少部分随工资逐月发放；另外一大部分作为勤政廉政抵押金记入政府为其设立的公职金个人帐户，并应规定，记入个人帐户的这部分公职金，只能在将来公职人员退职或正常离职时才可一次性提取，如果公职人员在任职期内因贪污受贿、渎职失职或违纪国法被开除公职的，则该款项全部没收上缴国库；（3）公职金制度一旦建立并启动，政府还应明确规定，今后公职人员退职或离职，只能一次性领取记入本人帐户的公职金，不得继续享受现行干部的终身物质生活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