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范文10篇

一、关于我国劳动力转移研究的文献综述

(一)关于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争议

造成“民工荒”的直接原因是大批农民工从城市返乡或回到离家更近的小城市或城镇，于是学者们自然而然地将这一现象与劳动力迁移中著名的“刘易斯拐点”相联系起来。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1954年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即刘易斯模型。他将经济的发展分为边际生产率低的传统部门(以传统农业为代表)和边际生产率高的现代化部门(以现代工业部门为代表)。由于两部门的实际工资差距较大，便会出现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直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至城市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2］。之后，刘易斯又对此模型补充了刘易斯拐点的说明，即当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就出现了“刘易斯第一拐点”;接着，二元经济发展到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相等时，即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差距消失，也就意味着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经济发展从二元经济转化为一元经济状态，这样的转折即“刘易斯第二拐点”［3］。我国学术界有很多学者尝试用刘易斯模型解释“民工荒”现象，并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存在很大争议。例如:蔡昉(2008)运用反事实分析的方法，认为农业的技术进步偏好表明了劳动力稀缺，进而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4］;王德文(2008)通过考察农民工工资变化，判断近年“民工荒”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我国已经越过了刘易斯第一拐点［5］;吴海民(2012)以劳动边际生产率的角度分析，采用1990—2010年我国农业和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我国已在2005年前后跨越了刘易斯第一拐点的结论，并预测我国将在2043年迎来刘易斯第二拐点［6］。但也有很多学者对此持相反态度，例如:Minami和Ma(2008)以日本的经验作为借鉴，从劳动产出弹性视角证明刘易斯拐点还未到来［7］;余宇新、张平(2012)从资本积累的视角对中国刘易斯拐点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的结果表明，我国的资本积累速度与人均资本量并不存负向关系而是显著的正向关系，这意味着刘易斯拐点并未真正到来［8］。

(二)托达罗模型及其在研究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应用

由于刘易斯模型是以迁移劳动力在城市的充分就业为前提假设的，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1970)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修正和补充，提出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决策和就业概率劳动力流动行为模型，即托达罗模型。其核心思想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条件不仅取决于城市与农村的实际收入差距，还取决于城市的就业率，也即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后预期能够找到工作的概率。模型表示为:Mt=f(d)，f’＞0。其中Mt表示劳动力从农村迁入城市的数量，d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f’＞0指人口流动是预期收入差异的增函数。而城乡预期收入差异d表示为:d=w•π－r，其中w表示城市实际工资水平，π代表就业概率，w•π便是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水平，r则为农村平均实际收入［9］。国内也有很多学者尝试以托达罗模型分析解释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例如:张海涛、杨为燕(2007)认为我国人口流动的实践和托达罗模型提出的背景极为相似，并以托达罗模型为分析基础，分析了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状况［10］。盛亦男、孙猛(2009)以托达罗模型为框架，尝试从劳动力供需角度解释农民工返乡的现象［11］。也有学者探究了托达罗模型在中国实际状况中运用的局限性，并尝试对其进行修正和扩展。丁守海(2005)指出托达罗模型忽视了大国经济中的区域差异，并引入区域因素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了拓展，然后运用面板数据进行计量检验，结果显示该模型能较好揭示劳动力省内转移现象［12］。肖文韬、孙细明(2003)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了修正，认为没有考虑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之后的生活费用，从而引入了生活成本的概念［13］。喻言(2007)在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基础上，从生活费用和行政管理费用、就业概率还有农村实际工资率以及非货币性收益和成本四个方面对模型进行了修正，但并未运用实际数据对修正后的模型进行实证分析［14］。焦克源、张彦雄、张婷(2011)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了扩展，将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与传统农民工区分开来，虽然他们加入非经济收益的变量，尝试解释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但也同样没有对拓展过的模型进行实证检验［15］。

二、限制劳动力迁移模型在我国实践中应用的因素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卡内基曾说过：喜新厌旧是人们最常有的心理行为之一，人们对事物保留热情的时间是有限的。比如说服饰，去年流行复古风格，今年可能轮到韩版风格，明年可能轮到喇叭裤。又如影视剧，五六年前是武打片大行其道，随后的两年是谍战片最火，而最近这两年又是古装宫廷戏独领风骚。我们把目光移到历史长河中纵观艺术的发展史，得到的最突出印象就是：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艺术。正如刘勰所说的，“时运交移，质问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①说明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文学艺术在内容、形式、风格各方面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每一时代都必然要接受前一时代遗留下来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后人正是在不断学习研究前人留下的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地创新完善，才有了几百年来艺术长盛不衰的繁荣景象。“喜新研旧”就是创新和继承，是艺术创作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创新是一切时代、一切艺术发展的必然规律。

第一，创新是由艺术反映生活的任务所决定的。生活是发展的，因此，反映生活的艺术也是发展的，这是艺术创新的客观必然性。罗丹曾说过：“艺术就是情感。”情感是各种生活经历的体现。我们翻开音乐史来看，沿着文艺复兴———巴洛克时期———古典时期———浪漫主义时期———现代派时期这条主线，可以发现：一是当一种艺术风格达到顶峰而走下坡路时，会被一种新的流派悄然替换；二是涌现出来的各种流派并辔争驰、竞秀骋妍。这几百年来，各个时期的人们生活环境不同，物质基础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审美观和理想不同，反映到艺术上也是各有不同。如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广泛运用线条轻快的尖拱、造型挺秀的尖塔，造成一种向上升华、天国神秘的幻觉，表现出与上天接近的意向，反映了当时基督教盛行的宗教观念，也反映出中世纪城市发展的状况。相应地，中世纪的音乐由宗教音乐占统治地位，为了服从宗教礼拜活动，教堂里圣歌的音乐单纯肃穆、稳重节制，最大限度地排除世俗的感伤欲念。其旋律音调平缓，整个音乐音域较窄。到了巴洛克时期则追求一种繁复夸饰、富丽堂皇、气势宏大、富于动感的艺术境界。到16世纪末期，艺术中感情的因素日益增加，于是，艺术家们打破四平八稳的艺术追求。巴洛克时期音乐最重要的创造就是“对比”的概念，包括音的高与低、快与慢、强与弱对比。各个声部（通常为四至五个声部）相互交织，同步进行。到浪漫主义时期，主调音乐占主导地位，音乐自由奔放，形式较少拘束，喜用抒情和描绘，注重个人感情的表达。在文学方面，巴洛克时代的作品追求形式，内容空虚，语言雕琢浮夸。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学作品强调个人感情的自由抒发，有强烈的主观性。创作的重心是追求理想，如同席勒所说：“试图用美丽的理想去代替那不足的真实。”法国作家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具有史诗般雄壮的风格，是浪漫主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把通俗小说的发展推向了极致。

第二，创新是由艺术的本性所决定的。艺术的生命就在于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艺术。郭沫若曾把文艺叫做“发明的事业”。19世纪初，浪漫主义时期音乐是随着浪漫主义文学产生的。当时人们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提出强烈的抗议，但对美好的未来却充满了信心。追求新的社会理想，寻找新的思想出路是当时艺术家们最关心的问题。艺术家们从文学作品里找到了灵感，找到了理想的方向。

当时有一句流行语：“创新象条狗，它在满街行走。”贝多芬最伟大的创作是《第九交响乐》，他成功解决了交响乐与合唱的巧妙联姻。将合唱引入交响乐，扩大了交响乐的原有规模，集交响乐队、合唱、独唱、重唱于一体，壮美浩大、气势恢宏，艺术感染力十分强烈。贝多芬以精湛娴熟的技法和深刻博爱的思想征服了全世界，他的重要作品成为暴风雨革命年代的一面镜子。翻开中国诗歌史，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条脉络：古典诗歌———诗经———楚辞———乐府诗———近体诗（唐以后形成的绝句、格律诗）———词———曲———新诗。历史上没有一种风格能够占垄断地位，而是呈百家争鸣之象。我们来看大家最熟悉的唐诗，唐朝之前的诗叫古体诗，唐之后叫近体诗，因为唐朝诗人们的大力创作，形成一种风格被定型下来。它讲究对仗、合乎韵律、语言平仄。在唐朝，从宫廷到塞外，从街头到巷尾，上至老人下至小孩，很多人都能吟出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等人的诗。但是到了宋朝，诗歌的辉煌渐退，随之而起的是词，并成为一代“独艺”，宋词进入了极盛时期，内容大都是抒发个人的情感为主，如怀才不遇的激愤以及浪子羁旅行役的愁苦等。随着宋朝被元朝取代后，宋词渐衰弱，另一种风格———元曲又出现。

第三，创新是由欣赏者的审美需求所决定的。人类的感性体验是丰富多样的，欣赏者在艺术欣赏时总是求新、求异、求变。巴洛克时期伟大的音乐大师亨德尔1712年定居英国，他写了40多部意大利式歌剧，一度轰动了英国和欧洲。但是，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市民，对外国艺术逐渐表示厌烦，人们的审美出现了疲劳，听觉上出现了乏困，加之派系的嫉妒，亨德尔的歌剧遭到了挫折。失败令亨德尔清醒，使他重新认识观众的艺术口味，为了新兴的英国市民阶层的理想和愿望能实现，他开始创作崭新风格的清唱剧。亨德尔以圣经内容为题材，配上庄严强劲、气势雄伟的领唱、合唱，赋予清唱剧前所未有的英雄性和史诗性。这些作品生气盎然的情绪、清新明快的风格引起了英国民众的强烈共鸣，亨德尔大获成功。如今，世界级的声乐比赛中，男高音第一轮的比赛必唱的曲目就是亨德尔写的《每条路都为他铺平》。清唱剧的创作给亨德尔带来了崇高的荣誉，他被英国奉为“民族音乐家”。

第四，创新是由艺术家的个性和思想感情的独特性所决定的。古往今来，艺术家层出不穷，不但人数众多，而且性格各异，有的热情奔放、有的冷峻深沉、有的抒情柔美、有的雄伟流畅，等等，但很少人会既是这样又是那样。

一、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

长期以来，普遍认为我国农村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是剩余的，绝对数大约有1亿到1.5亿，农村剩余劳动转移的任务任重而道远。然而，2004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不但没有像预想中那样很快消失，反而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课题组”2006年对2749个村的调查显示，74.3%的村认为能够外出务工的劳动力都已外出。根据蔡（2007）的估算，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量只有5212万，剩余比例仅为10.7%，这同原来剩余比例为三分之一的观点差距巨大。这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总供给的特征正发生变化——越过了劳动力转移的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从劳动力无限供给转变为有限供给。

笔者在广东河源招元村、长洲村、黄石村等地的调研对上述观点给予支持。例如：黄石村村委会的该村外出打工情况的数据显示：2007年该村共有410人外出打工，约占黄石村总人口1218人的33.66%；外出打工人员中有男性220人，女性190人；全村282户人家中，全家人都外出打工的有51户，只有16户家中无人外出打工。而家中无人外出打工的家庭，多半是由于家中有人生病或者孩子太小等其他的原因无法出去。胡靖2007年在广东龙川县长洲村进行的为期一周住户调查亦发现农村家中只有老人和儿童留守。因此可以对形势做出一个基本判别，即作为我国经济最早起步亦最发达的广东农村中的可以转移的劳动力已经基本转移完毕。

二、劳动力流动与农地流转供给方分析

根据二元经济发展理论预测，劳动力转移将促进农地集中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上升。然而，笔者在广东的调研显示实际情况同理论预测大相径庭。

第一，撂荒现象严重并有加剧的趋势。黄石村的大部分家庭都有外出务工的人员，家庭经济主要依赖农业的情况已经不普遍了。因此，很多家庭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农业生产之外。胡靖、张威2007年调研发现，在食物消费得到保障之后，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继续投入劳动的积极性开始降低，即使是拥有上等的水田，他们耕种的欲望也并不强烈，更不用说下等田和那些不便耕种的田。1989年第二轮承包经营时黄石村水田总面积534.3亩，目前，在七个小组中，有六个的“撂荒率”都超过了10%（其中五个超过15%，1个超过10%）。刘屋的“撂荒率”是唯一一个低于10%的。而这是由于刘屋是黄石镇的镇府所在，学校、机关、工商业用地大部分都要从刘屋征得，因此，刘屋的水田面积是七个村小组中最少的，撂荒的情况就相应地轻了很多。到2003年，黄石村水田的面积减少到413.78亩，减少量为120亩。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乡村旅游逐渐呈现出巨大的客源市场，是极具发展空间的旅游形式。乡村旅游开发并不是单方面的接待设施增加、旅游项目的开发，而是要将乡村旅游融入到所在地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动中去，调动当地人发展乡村旅游的积极性，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提倡可持续的旅游发展模式。文章以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一般动力因素为着手点，分析大连市乡村旅游产业存在的问题。结合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发展动力对策。

关键词：乡村旅游；动力机制；生态旅游；农村经济

1引言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生活的人们对田园风光的向往，寻求对大自然的真实感受，开拓了乡村旅游市场。乡村生活牵引着城市居民走出城市，走进乡村，去体验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生活。乡村旅游的这个过程，拉近城市与乡村的距离，缓解城市居民生活、工作压力，使人们回归自然，享受乡村绿色。同时，可持续的乡村旅游开发将会促进城乡资源的合理化利用与城乡产业结构的战略调整；乡村旅游也可缓解就业压力，促进乡村社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共建乡村人居和谐环境。

2乡村旅游的概念界定

通过大量对先行研究的文献考察，国内外学者和学术机构从不同的视角，对乡村旅游做了不同的界定。较有代表性的是欧洲联盟(EU)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乡村旅游定义为发生在乡村的旅游活动，其中“乡村性”是乡村旅游整体营销的核心和独特卖点。

落实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机制存在问题及对策

区委五届三次全会提出，要突出“三农”工作重点，用50%的时间，保证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抓好“三农”工作，确保年内打牢“三农”工作基础，力争用3至5年的时间，实现户户加入“公司+农户”的种养经营，每户至少有一个劳动力进厂工作的目标；要大力推行农村劳动力战略转移机制，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为此，组织力量对我区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一、我区农村劳动力的基本情况

截至2004年底，全区农村劳动力总数57302人，其中：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总数10050人，男性有5703人，占外出务工人数的56%，女性有4347人，占外出务工人数的44%，在本区范围内务工的1540人，占外出务工人数的15%，在市内其它县区务工的2922人，占外出务工人数的29%，在市外出务工人数的5588人，占外出务工人数的55%；另外我区农村富余劳动力共有10478人，这些人中，初高中学历的共有8703人，占农村富余劳动力人数83%；其它学历的有1775人，占农村富余劳动力人数17%；在农村富余劳动力中，有外出工作意向的有8585人，占81%。

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区域来看，城区的xxx办事处农民工在本地从事经商、建筑装修、餐饮服务和入厂务工的人数较多，而xxxx农民工除少部分在本地从事个体工商经营外，大部分以外出打工为主，主要区域分布在广州、深圳、佛山等珠三角发达地区。

二、我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机制存在问题

1概述

装卸工作是铁路货物运输生产组织的重要环节。从企业现代化管理的角度讲，装与卸不仅关系到运输生产的起始和终结，而且贯穿于运输生产的整个过程。因此，装、卸的工作质量直接影响到铁路运输的安全、效率和效益。装卸工作是集劳动者、装卸搬运设备设施、货物，以及信息、管理等多项因素为一体的作业系统，只有按照装卸作业本身的要求、在进行装卸作业的场合，合理配备各种机械设备，以及合理安排劳动力，才能使装卸搬运的各个环节互相协调、紧密配合。按照作业方式分，铁路装卸工作可以分为人力装卸、机械装卸和人机结合装卸3种，目前我国铁路装卸机械化程度还不高，特别是成件包装货物主要依靠人工装卸或人工与机械配合装卸作业。从这个角度讲，目前我国铁路装卸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还属于劳动密集型工作，而保证装卸劳动力供给、提高装卸工能力和素质对提高铁路装卸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2铁路装卸工供给不足原因分析

目前铁路从事人力装卸作业的装卸工主要是40～50岁的农民工，70后、特别是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从事装卸工作的越来越少，后备人才接续不足。大部分装卸工在职时间短，接受教育和培训不多，装卸技术知识欠缺。最近几年出现的全国性用工荒，使各铁路局装卸企业招工困难，对铁路装卸行业冲击较大。特别是在春节或农忙时节，车站装卸工紧缺，限制了货场吞吐能力的加强及车辆的快速周转。装卸工紧缺而且面临断层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2个方面。（1）人工装卸费率较低。目前铁路装卸工主要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铁路职工，一部分是聘用的劳务公司的农民工。聘用劳务公司农民工主要采取劳务外包的方式，外包人力装卸费用按吨计算，根据工作量支付给劳务公司，劳务公司再支付给农民工。以敦煌站为例，该地区劳动力市场的装卸费率水平远高于铁路装卸费率，为了留住外地招用人员，保证足够数量的劳动力应对集中到达或发送时的装卸任务，装卸队每人每月发放保底工资，导致装卸劳动力支出成本加大，装卸队经营压力很大。再如兰州东站，货场内1个装卸队有装卸工30余人，据估算，一个月需要收入22万～23万元才能维持经营，其成本包括人员工资、社保、水电费、工作服、小型工具、税收等，如果装卸人员最低工资不能达到市场其他同类用工企业的水平，很难招聘到满足装卸工作量需要的装卸工。（2）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诉求发生变化。在后人口红利时代，农民工群体正在或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代际替换，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情结、成长经历、成长环境、打工目的、工作态度、价值追求、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等方面已经有很大不同。具体体现在：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对职业角色的认同由农民向工人转变；对职业发展的定位由亦工亦农向非农就业转变；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转变；对外出生活的追求，从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转变。与这些诉求相比，装卸工的工作体力支出大，工作环境较差，缺乏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对装卸工的工作比较排斥。因此，与车站对装卸工的需求相比，装卸劳动力供给不足，尤其是在春节、农忙时期更加紧缺，制约了车站装卸工作的开展。

3铁路装卸劳动力供给对策的建议

3.1加大机械化装卸力度

城镇劳动力调查的目的是为国家及时掌握和了解我国城镇失业情况，研究制定劳动就业政策，加强调控提供依据。

调查范围为全国的城镇人口，具体指设区的市所辖的区，不设区的市所辖的街道以及不设区的市所辖镇的居委会和县辖镇的居委会范围内的15岁及15岁以上的人口。

调查对象：采用按常住人口登记的原则对调查范围内被抽中的住户中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进行调查，调查以户为单位进行，既调查家庭户，也调查集体户。全国约抽取25万人。

调查内容是被调查者在调查时点前一周即调查周的就业与失业情况。

调查时间：当年三季度的调查周为9月30日前的一周，四季度的调查周为12月15日前的一周，次年一、二季度为季中间月15日前的一周，入户时间为调查周的下一个星期。

调查方法是利用当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所抽中样本中的城镇样本进行。以全国为总体，省级单位为次总体，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概率比例抽样方法。对抽中的住户，由调查员进行入户访问。

甲方(化学纤维厂)

乙方(动力科)

订立动力供应合同,经双方协议,达成下列条款

┌─────┬──────┬─────┬───┬───┬───┬───┐

│指标│项目│单位│全季│四月│五月│六月│

│一,供应量│电│度/日│││││

胡桃夹食管（NE）是一种原发性食管运动障碍性疾病，为了解NE的食管在使用不同性质药物治疗后的动力学改变特征，进而探讨其发病机理，我们将NE患者分为两组，分别应用抗焦虑药物和不应用抗焦虑药物治疗，观察食管压力变化，探讨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1.1.1对照组20例，其中男8例，女12例，年龄29～58岁，平均年龄，38±7.2岁。入选条件：临床无食管疾病及胃食管反流病，无累及食管的全身性疾病，无胃肠手术史。

1.1.2NE组，30例，男11例，女19例，年龄在28～62岁，平均年龄39±12岁。主要症状为胸痛，其中8例有吞咽困难，排除心血管疾病和胃肠器质性疾病，食管钡餐和食管动力测压排除贲门失弛缓症。随机分为两组，每组各15人。

1．2方法

改革步伐的加快和市场经济的深入使企业进入了全面竞争的时代，生存和发展成为企业的两大主题。新形势下，市场竞争的核心是企业文化的竞争。企业文化是企业综合实力的体现，是一个企业文明程度的反映，也是知识形态的生产力转化为物质形态生产力的源泉和动力。地处九朝古都的洛阳供电公司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积淀，如何在新时期将丰富的传统文化与崭新的现代文化紧密结合起来，继而凝炼和塑造出具有洛阳供电个性特色的企业文化，从而根植和体现在每一位员工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上，最终形成推动企业健康发展的持续动力，这是摆在企业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在新阶段下，洛阳供电公司以强化精神文化为龙头，着力塑造企业的灵魂支柱；以规范制度文化为前提，全力提高管理水平；以推进行为文化为根本，竭力形成企业日常规范；以提升物质文化为基础，倾力打造企业新形象。通过四种文化的水乳交融、融会贯通，逐步实现“文化兴企、文化管企、文化强企”的既定目标。

一、建设精神文化塑造企业灵魂

精神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龙头。它是员工共同的价值标准、信念和行为准则。我们在深刻剖析公司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形势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全员参与，挖掘企业精神内涵，并与国家电网公司“努力超越、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和建设“一强三优”现代公司目标相结合，形成了企业的基本价值观。引导各单位以“创争”活动和班组文化建设为载体，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制定各自的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合理引导需求，培养团队精神、集体主义精神，使员工能够配合默契、快乐工作；大力宣传企业发展理念、企业目标、企业道德与行为准则，采取多种方式对员工进行灌输和教育，充分发挥企业精神的导向、激励和凝聚作用，为企业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二、建设制度文化提高管理水平

制度文化与管理科学息息相关，它体现了一个企业在管理过程中的规范程度，并影响着企业行为。我们在制定企业发展方向和目标、加强企业管理过程中，主动导入企业文化概念，使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得到充分体现和落实。

按照现代企业管理的要求，我们进一步完善企业各类管理制度，进行了专业化、扁平化管理流程再造。制定首席工程师、首席技术能手评选办法和最佳管理实践评选办法，引导员工围绕公司整体目标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员工职业生涯规划树立正确的导向。把同业对标工作与业绩考核紧密结合，建立企业、部门、员工一体化的绩效考评体系，建立有利于公司整体协调、高效运转的管理机制。完善生产管理制度，进一步细化设备管理责任，提高设备的安装、检修、验收和运行维护质量。引导广大员工有效推动制度、标准的落实，转化为企业的实际行动，形成以人为本、依法治企、特色鲜明的管理文化。

三、建设行为文化规范员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