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范文10篇

[摘要]东汉初期，皇帝宗庙制度沿袭西汉中、后期七庙制度。建武十九年庙议后，宗庙之制有所变革，表现为：变以往异庙之制为“同堂异室”之制；除殇、冲、质、灵四帝外，其余东汉诸帝庙皆谥以“祖”、“宗”庙号，宗庙毁庙礼制废而不行。直至东汉献帝时，在蔡邕建议下，重新实行皇帝宗庙立庙、毁庙礼制。

[关键词]东汉皇帝宗庙礼制同堂异室七庙

自西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后，在传承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理论，并大量吸收秦汉以来诸子学说而形成的新儒家学说逐渐成为当时社会主导思潮。元帝永光年间，依据儒家经典，对西汉初期确立的与周礼不合的皇帝宗庙制度进行了变革。虽然两汉之际因为朝代的更嬗引发了社会的巨大变动，但是，由于东汉统治阶层秉承西汉中、后期尊崇儒学的传统，儒家学说的主导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观。作为西汉王朝法统上的继承者，东汉建国伊始，沿袭西汉中、后期确立的“一祖二宗四亲庙”七庙制度。建武十九年（43）宗庙礼议后，由于受政治、思想领域中诸多因素的影响，东汉皇帝宗庙制度逐渐发生了一系列背离儒家礼论的变化：变以往每帝异庙之制为“同堂异室”之制；东汉诸帝（除殇、冲、质、灵四帝外）庙皆因谥以“祖”、“宗”庙号而世世不毁，宗庙毁庙制度废而不行。东汉献帝时，在蔡邕建议下，重新实行皇帝宗庙毁庙礼制。由于史书记载的歧异、疏略，因而，历代学者在建武十九年宗庙礼议后确定的四亲庙、同堂异室庙制出现原因、蔡邕奏立实行的七庙制度等问题上往往各执一说，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本文试图在借鉴前人有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对东汉一代皇帝宗庙礼制具体形态，及其在不同时期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进行粗略的探讨。一建武十九年宗庙礼议与“四亲庙”问题王莽新朝末年，天下大乱。各割据势力利用当时人心追念汉德的思潮，或拥立刘氏宗室为主，或立西汉帝庙以为号召。刘秀为了获取舆论、道义上的优势，确立自己的正统地位，自称是西汉高帝九世孙。东汉自建国伊始，就以西汉王朝法统上的继承者作为立国的基本国策。加之当时统治集团中的许多重要人物，也深受儒学的熏染。因此，东汉遵循儒家典籍记载的周代礼制，以及西汉元帝永光年间宗庙改制后逐渐形成的皇帝七庙制度定制。光武帝将为亲生高祖父以下所立四世祖先庙纳入皇帝宗庙系统中，而置西汉皇帝大宗于不顾。由于西汉中、后期以后，儒家思想已经逐渐成为社会正统思想，以遵循儒家经典记载的周礼相标榜，秉持以尊祖、敬宗为核心内容的宗法伦理原则的士大夫阶层，难以容忍皇帝对传统礼制的漠视与践踏，遂有建武十九年宗庙礼议事的发生。从表面上看，是否应以西汉四帝庙代替光武帝高祖父以下四庙，是此次宗庙礼议发生的原因所在，但其实质，却是当时“君统”与“宗统”、情与礼的矛盾与冲突的具体体现。由于史书在此次礼议涉及的四亲庙指代问题上的记载存在分歧，因此有必要结合两汉时期关于皇帝世数的观念，对此问题略加分析。建武元年，东汉在洛阳立庙，祭祀西汉高、文、武三帝，以明正朔所在。次年，汉军进占长安，邓禹“修礼谒祠高庙，收十一帝神主，遣使奉诣洛阳。”[1](p.604)因为当时与各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尚在继续，东汉王朝暂时无遑“制礼作乐”，于是采取权制，“乃合高祖以下至平帝为一庙，藏十一帝主于其中。”[1](p.27)随着东汉政权逐渐巩固，一统天下已是指日可待。自然应依据礼经的记载，恢复、健全各项象征皇帝统治源出神授的礼制，重建因战乱而遭到破坏的社会礼治秩序。而恢复、实行西汉中、后期确立的“天子七庙”制度，则是体现东汉政权作为西汉王朝政治继承者基本国策的重要举措。既然洛阳已经有西汉高帝、太宗文帝、世宗武帝三座不迁毁的“祖”、“宗”庙，那么，再建高祖父以下四座随亲尽而依次迁毁的祖庙，就可与儒家经典中记载的周礼及西汉之制相吻合。出于这种考虑，建武三年，光武帝在洛阳立四亲庙，祭祀亲生高祖父刘买以下四世祖先。这样，从庙数上来说，东汉庙制与古礼及西汉制度虽然并无不符之处，但是，光武帝承统西汉皇帝大宗而崇祀本生私亲的举措却违背了宗法原则。因为，按照宗法原则，宗族大宗的血缘统系不可以中绝。如果大宗统系中绝，则应选择同宗族中血缘关系未尽之支子承嗣“宗统”。承嗣者应虔敬于所承大宗，对其私亲（如亲生父、母及其他直系祖先）所执之礼则相应有所减损。尽管现在难以从传世文献中钩稽出自建武三年至十九年庙议前，尊奉礼教的士大夫阶层对光武帝这种违礼之举有无异议的史实，但是不难推测，这种异议事实上是存在的，并且可能还有愈演愈烈之趋势，以至于光武帝不得不通过廷议的方式，来解决这一矛盾。谙习礼制尤其是西汉典章制度的张纯认为，既然光武帝已经确认西汉皇室正统地位，那么，应以西汉四帝庙为四亲庙，代替光武帝亲生高祖父以下四庙。由于刘秀本人受儒学思想浸润较深，所以，他接受了张纯等人的建议。同时，光武帝也采取折中举措以兼顾情、礼：西汉大宗四帝中，只有元帝在洛阳宗庙中受祭，而成、哀、平三帝则在位于西汉故都长安原高庙中，由有关官吏代表皇帝进行祭祀，待亲尽后依次迁毁。此次宗庙礼议虽因光武帝抑情从礼而得以妥善解决，但是问题在于，因有关文献记载歧异，导致后世在当时所立四帝庙的指代问题上莫衷一是。西晋司马彪记载曰：“立平帝、哀帝、成帝、元帝庙，代今亲庙。”[2](p.3193)司马彪实际上是以元、成、哀、平四帝作为光武帝的高、曾、祖、父四世祖先。南朝宋范晔则记载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亲庙，”[1](p.1194)哀、平二帝既为兄弟同辈，四世自然应向上追溯至宣帝。但是他记载的“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于太庙”[1](p.70)却又难免使人感到前后淆乱。既然已经以宣帝以下五帝庙为光武帝四世祖先庙，又为何在宗庙中加祠昭帝呢？范晔对此没有做出明确的解释。清代学者钱大昕依据司马彪的记载，认为范晔此处记载有误。[3](p.237)王先谦则依据范晔的记载，认为司马彪的记载有不实之处。[4](p.1)通过对两汉魏晋时关于皇帝世数，尤其是对相继即位为君的兄弟世次观念的前后演变，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进行分析表明，司马彪的记载似符合史实。司马氏、范氏记载之所以存在歧异，则是受兄弟相继为君究竟是同世还是异世观念影响所致。稽诸《史记》、《汉书》中关于皇帝世数的有关记载，至少在两汉时期是按照皇帝即位的先后次序来计算其世数的。“从禹至桀十七世。……从汤至纣二十九世”。[5](p.494、500)《史记·殷本纪》记载的自汤至辛三十王中，依据兄弟同世计算，商王世数应为十七世，而不应该是司马迁所记载的“二十九世”，“二十九世”说可能是司马迁依据父子、兄弟皆为异世观念进行计算而得出的结论。西汉元帝时，翼奉曰：“今汉初取天下，……至于陛下八世九主矣。”如淳解释说：“吕后为主，不得为世，故八世九主矣。”[6](pp.3177-3178)西汉自高帝至元帝恰有高、惠、文、景、武、昭、宣、元八帝，翼奉、如淳“八世”之说盖本于此，“八世”之说也反映出当时以相继即位为君的兄弟为异世而非同世的观念。东汉、三国时期，视兄弟相继为君为异世的观念仍有存留。东汉蔡邕曰：“昔……国享十有一世，……世祖复帝祚，……享一十一世，”[7](p.899)如果以相继为君的兄弟为同世的话，那么自光武帝至汉献帝，共计八世十三帝。而如以兄弟为异世，则除被废黜的少帝外，自光武帝至灵帝恰为十一帝，与蔡邕所说“十一世”相吻合。从西晋惠帝卒后，迁毁本是其亲未尽的六世祖豫章府君庙事，可以推测，征西府君庙已经因司马炎庙列入宗庙庙数中而被迁毁了。这表明，西晋时确实以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为异世。因而，自两汉至东晋初期，曾依王（或皇帝）在位的先后次序计算其宗庙世数，不仅父子为异世，兄弟相继也为异世。建武十九年立大宗“四世”之庙，无疑应立元、成、哀、平四帝庙。尽管哀、平二帝为兄弟，似乎不宜为二世，但在古代极重家族宗法统绪背景下，许多在后世看来或许是荒诞不经的事情，当时却因受正统观念支配而被虔诚地实行着。范晔之所以忽而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为“四亲庙”，忽而又加昭帝庙的原因，大概在于受西汉末年刘歆以及东晋初年贺循的有关论述影响所致。当时已经沿用东晋初期贺循“兄弟旁亲，同为一世”[8](p.1828)说，改变了自先秦迄东晋初期以相继为帝的兄弟为异世的旧制。范晔以元、成、哀、平四帝为三世。为凑足四世庙数，不得不上溯至宣帝。由于光武帝追谥宣帝“中宗”庙号，依据刘歆之说，宣帝庙不应在随“亲尽”而迁毁的庙列中。这样，“四亲庙”庙数出现空缺，为凑足四庙数，范晔可能进而上溯至昭帝，由此导致范晔的有关记载也前后抵牾。二“同堂异室”庙制的形成从文献有关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至少在秦至西汉时期，每个王（或皇帝）都单独立有宗庙，在宗庙建筑形制上实行的是每王（帝）异庙的制度。①东汉在沿袭古礼以及西汉皇帝七庙制度的同时，改变传统的为去世的王（或皇帝）单独立庙的成法，实行皇帝宗庙同堂异室之制。导致东汉实行皇帝宗庙同堂异室制度的原因是什么？历来学者虽然对此问题多有阐述，但似乎皆过于注重特定历史条件下、具体历史阶段中某些因素的影响，忽视了诸多因素在不同历史阶段影响强弱程度的变化。“同堂异室”宗庙建筑形制出现于东汉光武帝时，定制于明、章时期。建武元年，光武帝在洛阳立一庙，祭祀西汉高、文、武三帝，次年在该庙中合祭西汉高帝以下诸帝。建武十九年宗庙礼议后，又在太庙（“高庙”）中合祭高、文、武、宣、元五帝，并沿袭以为定制，不复改作，皇帝宗庙“同堂异室”之制的雏形开始出现。光武帝卒后，因为有中兴汉室的功德，明帝为其特立一庙，谥曰世祖庙。这样，洛阳就有两所皇室宗庙，一是祭祀西汉五帝的“高庙”，一是祭祀光武帝的“世祖庙”。永平十八年（75），明帝卒，遗诏毋特修造寝庙，藏其神主于世祖庙更衣别室，并且规定：“敢有所兴作者，以擅议宗庙法从事。”[1](p.124)章帝去世前，亦遗令藏其神主于世祖庙。此后东汉历代诸帝皆承而不违，皇帝宗庙“同堂异室”之制于是形成，并为后世历代王朝相沿用。虽然西晋武帝泰始二年（266）、隋炀帝大业元年（605）皆曾经有恢复周礼，实行每帝异庙制度的议论，但是都未曾付诸实施。其对后世皇帝宗庙制度产生的深刻影响由此亦可见一般。东汉初期既然在洛阳立高庙，合祭西汉五帝。作为刘氏后裔，将世祖及以后历代皇帝神主纳于高庙中序昭穆、享祭祀，属于合乎情理的举措。但明帝为光武帝单独立世祖庙，随后诸帝又皆立神主于世祖庙，却似乎隐隐含有与西汉帝系截然有别的蕴

意。因此，此举亦被后世视为违礼之举而加以掊击：“永平所立世祖庙，又与高庙异处，无复昭穆之序。……其渎乱不经，未有如是之甚者。”[9](p.39)导致东汉骤然变革往制的原因是什么呢？东汉蔡邕首先从“遵俭”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孝明立世祖庙，……后嗣遵俭，不复改立，皆藏主其中。”[2](p.3196)但细思其说，不免有牵强之嫌。如果说东汉肇建之际，因军国事繁、财力匮乏而事事从俭，那么，经过建武、永平将近40年的休养生息，国家经济已经初步摆脱两汉之际因战乱导致的残破局面，摹拟古礼釐定庙制亦非难事。单纯将“同堂异室”庙制的出现与“遵俭”联系起来，很难圆成其说。顾炎武则从东汉时期陵、庙关系的演变角度对此问题加以阐释：“后汉……上陵之礼始兴。……故陵之崇，庙之杀也。”[10]近人杨宽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详细加以论证。[11]上述二说无疑对探讨东汉时期实行皇帝宗庙“同堂异室”之制问题有所裨益，但其将通过归纳某一阶段现象而得出的观点用于诠释动态的、整体的社会历史的方法却似有不妥，促使东汉一代实行皇帝宗庙“同堂异室”之制的因素在东汉一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许不尽相同。东汉建国初期之所以权立一庙，可能与当时大乱甫定、财政衰竭有关，其时即便欲有所兴作，可能也无力实现。明帝特立世祖庙，已经隐含有沿袭光武帝成制并以此突出褒崇光武帝的意图。或许出于“遵俭”心理及受当时盛行的陵祭习俗因素的影响，明帝将宗庙“同堂异室”建构制度化。章帝以后历代诸帝沿用此制，除了受上述因素影响外，两汉时期标榜的“孝”观念也是一重要因素。皇帝在“孝”观念的压力下，只能主动或被动的沿袭祖宗遗制，不便轻易对之加以改正。三蔡邕“宗庙迭毁议”与对东汉末年皇帝庙制的蠡测东汉光武、明、章时，由于皇帝精明有为，统治尚称清明，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自和帝以降，皇帝或年少无知，或昏庸无为，政权为外戚与宦官交替把持，统治逐渐混乱，礼法败坏，各种矛盾渐趋激化，最终导致东汉政权处于分崩离析，名存实亡的境况。依据古礼对以往违礼的诸制度进行变革，重新构建受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礼治秩序，成为当时希冀借此延续东汉政权寿命、稳定社会秩序的统治阶层，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共识。变革自东汉明帝以来逐渐背离古礼以及祖宗旧制的皇帝宗庙制度，就是此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东汉时，受祭于洛阳高庙的西汉高、文、武、宣、元五帝世世不毁。至献帝时，除殇、冲、质、灵四帝庙外，其余东汉诸帝庙皆因有“祖”、“宗”庙号，世世不毁，皇帝宗庙毁庙礼制实际上已经废弃不行。至灵帝时，皇帝宗庙庙数竟达十二庙之多，这不仅已经远远超出了儒家礼经“七庙”的规定，而且滥用“祖”、“宗”谥号也无以体现尊崇祖先功德的用意。在蔡邕等人倡议下，于献帝初平元年（190）依礼轨范皇帝宗庙制度。蔡邕撰奏的“宗庙迭毁议”完整地反映了此次宗庙改制的基本思想。或许受转抄过程中诸多因素的影响，诸文献关于蔡邕奏议中涉及东汉“七庙”问题的记载竟多有不同，由此导致后人往往因依据不同的文献记载而得出互相歧异的结论。为釐清此一疑案，此处拟将诸文献中的有关记载先行简要胪列，然后结合近年来有关研究成果进行分析，以考究其实。司马彪曰：“初平中，……以和帝以下，……不应为宗，……皆奏毁之。四时所祭，高庙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2](p.3197)袁宏曰：“元帝今于庙九世，非宗，亲尽宜毁。……孝安、孝桓在昭，孝和、孝灵在穆，四时常陈。孝和以下，穆宗……之号，皆宜省去，”[12](p.742)范晔曰：“和、安、顺、桓四帝无功德，不宜称宗，……皆请除尊号。”[1](p.370)刘昭注曰：“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为宗不毁。……光武皇帝受命中兴，庙称世祖。孝明皇帝……庙称显宗，孝章皇帝……庙称肃宗，比方前世，得礼之宜。……孝和以下，穆宗、恭宗、敬宗、威宗之号皆宜省去。”[2](p.3199)严可均辑录曰：“元帝于今朝九世，……亲尽宜毁。……孝章皇帝、孝安皇帝、孝桓皇帝亲在三昭；孝和皇帝、孝顺皇帝、孝灵皇帝亲在三穆。庙亲未尽，四时常陈。孝和以下，穆宗、恭宗、敬宗、威宗之号，皆宜省去。”[7](p.871)上述文献记载多提到元帝庙已经亲尽应毁，这表明，献帝时，西汉成、哀、平三帝庙已经因世次递进亲尽被迁毁，而同样应被迁毁的元帝庙却存而未毁。由此可见，东汉初期虽然曾依据古礼以及西汉庙制，实行过皇帝宗庙毁庙制度。但或许受西汉刘歆有“祖”、“宗”庙号皇帝庙不在“七庙”中学说之影响，在将世次等同或低于光武帝的成、哀、平三帝庙陆续迁毁后，就废而不行了。这也反映出东汉初期实行的宗庙毁庙之制与以往传统制度并不相符。尽管上述诸文献都反复提及迁毁和、安、顺、桓四帝庙，但并不是指当时立即迁毁其庙，而是指取消其庙号，将其列为随亲尽而迁毁的宗庙，亲未尽时不毁。[13](p.200)考虑到当时尚以相继为帝的兄弟为异世，四近帝庙应是指安、顺、桓、灵四帝庙，而不是指光武、明、章、灵四帝庙。②从司马彪的记载来看，蔡邕所说的“七庙”似乎应是指西汉高帝（太祖）庙、文帝（太宗）庙、武帝（世宗）庙与献帝高、曾、祖、父四世亲庙。就宗法行辈而言，袁宏记载的四帝恰恰是献帝的高、曾、祖、父，符合四亲庙之数。严可均辑文以章、安、桓三帝为三昭，和、顺、灵三帝为三穆。但就宗法行辈而言，章帝是献帝的五世祖，已经越出了四世亲尽的范围。况且，这份文献也没有明确记载太祖庙究竟是指西汉高帝庙，还是指东汉光武帝世祖庙。因此，由于文献记载的歧异、阙略，导致后人在当时确立的七庙问题上众说纷纭，难以定论。研究者或许囿于上述文献“七庙”的记载，为求与此数目相符，主张七庙是指东汉光武、明、章、和、顺、桓、灵七帝庙，不包括西汉三帝（一祖二宗）在内。[14](p303)此说令人费解之处在于，为什么将上述文献皆提到的安帝庙排除于四亲庙外？两汉三国西晋时期或许以相继为帝的兄弟为异世之观念暂且毋论，即便以兄弟为同世，对献帝而言，安帝血缘关系也较和帝为近，就宗法行辈而言，安帝是献帝的曾祖，如果将其排除于四亲庙外，恐未必妥当。此外，持此说者似乎还忽略了上述文献记载反映的一个重要史实，诸文献虽然对迁毁西汉元帝宗庙一事皆有记载，但并未记载一并迁毁因有功德而有“祖”、“宗”庙号的西汉高、文、武、宣四帝庙，这意味着，献帝时上述四帝庙仍被列为世世不毁之庙。如果“七庙”仅指东汉七帝庙，那么，又如何解释西汉四帝庙存而不毁的事实呢？如果将西汉四帝庙排除于皇帝宗庙系统外，那么，蔡邕提及殷祭时祭祀因亲尽而已迁毁的西汉惠、景、昭、成、哀、平诸帝意义又何在？“高庙”作为庙号，其指代具有专一性，这与东汉“世祖庙”只能是指光武帝庙相同。两汉时期，“高庙”只能是西汉高帝刘邦庙专有庙号，不能与“世祖庙”名称相混淆。娴习礼制的蔡邕不可能将西汉四帝庙排除于皇帝宗庙系统外，同样，有“祖”、“宗”庙号的东汉光武、明、章三帝庙因“得礼之宜”，其庙亦世世不毁。显然，东汉末年虽然仿照周礼，实行七庙制度，但皇帝宗庙庙数并不限于文献记载的“七庙”，而应为十一庙。西汉高帝庙为太祖庙，文、武、宣、光武、明、章诸有“祖”、“宗”庙号之帝庙并为世世不毁之庙，安、顺、桓、灵四帝庙为“亲庙”，四时与祭，亲尽迭毁。尽管这一蠡测与儒家礼书及诸文献记载颇有差异，但是如果对西汉中、后期及王莽新朝庙制略加回顾，不难看出，这基本是沿袭西汉元帝以后，包括王新以及东汉建国初期的有关制度，其中或许还有西汉时尚屡屡被提及的“五庙”说以及刘歆学说的痕迹。所谓十一庙，实际仍是在“五庙”基础上，增加因有功德而有“祖”、“宗”庙号且世世不毁的六庙而成。由于西汉中、后期以后，儒家思想正统独尊地位的逐渐确立，由于东汉建国初期就以西汉法统的继承者作为基本国策，因此，东汉自建国至建武十九年前，基本遵循儒家典籍有关记载，沿袭西汉中、后期确立的皇帝宗庙七庙制度。建武十九年宗庙礼议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东汉皇帝宗庙制度逐渐出现了背离古礼和西汉制度的迹象。东汉献帝时，在蔡邕建议下，才重新恢复宗庙毁庙礼制。由此也可以看出，尽管传统礼制对东汉皇帝宗庙礼制的影响仍相当巨大，但社会现实诸因素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师古与适时双重因素的交互影响，导致东汉一代皇帝宗庙礼制时常处于一种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

注释：①参见陕西省雍城考古队：《凤翔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发掘简报》、韩伟《马家庄秦宗庙建筑制度研究》，载《文物》1985年第2期；考古研究所汉城发掘队：《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60年第7期；黄展岳：《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的位置及其有关问题》、《关于王莽九庙的问题——汉长安城南郊一组建筑遗址的定名》，载《考古》1960年第9期、1989年第3期

②宋马端临曰：“但以和、安、顺、桓四帝功德无殊，而有过差，奏毁之。则所谓近帝四者，乃光武、明帝、章帝、灵帝也。”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92《宗庙考二》，第83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王柏中持论与此相同，参见王柏中：《汉代庙制问题探讨》，《史学月刊》2003年第6期参考文献[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2]司马彪．续汉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3]钱大昕．廿二史考异[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4]王先谦．后汉书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7]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8]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9]徐天麟．东汉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10]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11]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12]袁宏著．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13]万斯同．庙制图考[M]．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3年[14]陈戍国．秦汉礼制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本文已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3期

儒学和文学，同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一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学，会受到其时期经济基础的影响。文学风貌与时代政治、社会经济和创作主体的关系较为明显，而与思想和学术的关系则相对隐晦。虽然如此，思想和学术依然是影响文学发生的重要外部因素。本文以东汉儒学发展变化为线索，论述儒家思想和学术对文学的影响。

自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统治两汉社会的主流思潮，是两汉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但儒学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一直受到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使两汉儒学思想呈现出复杂的面貌。西汉末年，伴随着汉王朝地位的岌岌可危，以谶纬学说为主要内容的神学思潮，继承了董仲舒的灾瑞之说，以神学理论附会儒家经典，开始侵入到儒学内部。进入东汉初期，儒学面貌就逐渐发生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整个东汉王朝，从初期的儒学面貌发生变化开始，到中期儒学的统治地位产生动摇，到汉末儒学彻底衰颓下去，儒学经过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发展变化过程，这是一条贯穿东汉社会思潮的主要线索。而由儒学派生的谶纬神学“、自由学派”①以及“汉末子学”，它们或附会儒学，或补充儒学，或修正儒学，这些内容共同形成了东汉儒学的整体风貌。东汉初期，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神学思潮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必然会与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发生冲突。而东汉初期的今文经学，以追逐利禄为其强大的发展动力，大量的繁琐解经、饾饤成文之风又导致了今文经学本身陷入僵化，必须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突破口。追逐利禄的本性使得今文经学很快向神学靠拢，经学必须依靠神学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神学也需要借助经学，才能将其荒谬的思想和学说正统化、经典化，今文经学因此很快走向神学化的道路。神学化的今文经学是儒学的变异，它产生的是一种学术的怪胎。它通过神化孔子和六经，把孔子塑造成知后世有汉的预言家；通过肢解六经原文，把六经弄成谶纬之书。于是大量关于孔子的预言和六经的纬书充斥于东汉初期的儒学之中，成为东汉初期儒学思想的最主要理论形态。这种变异后的儒学，是儒学的表象，神学的本质。它是两汉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巨大的波折，如果没有儒学内部的今古文之争和外部“自由学派”的强烈反对，儒学将在神学思潮的侵袭下面目全非。今文经学的僵化的学风，以及和神学联姻之后的荒诞思想，必然导致它走向一条没有出路的死胡洞。在最高统治者的强势推动之下，它得以占据学术思潮的统治地位，成为东汉初期最主要的学术形态。到了东汉中期，随着王朝的政权开始走向衰亡，今文经学也就走向了自己的末路。这期间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潮，在反对今文经学的过程中应运而生，逐渐占据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

东汉中期，儒学整体上处于内部的自我调整之势，今文经学趋于衰落，古文经学代之兴起，这是儒学自我调整的重要表征。今古文经学在其诞生初期，就由于治学的风格不同存在争端，只是由于今文经学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一直压倒古文经学，但古文经学因其灵活务实的学风而广为流传，也几度立于学官。尤其是今文经学与神学联姻之后，古文经学虽也不能完全避免神学思潮，但总体上与神学比较疏离，保持自己学术上的独立性。到了东汉中期，今文经学退出学术的主要阵地，古文经学代之兴起，成为儒学在东汉中期的代表，占据重要的思想地位，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古文学者与今文学者相比，更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古文经学不拘于今文经学的“家法”、“师法”，转益多师，具有灵活的传承关系和广采博纳的学风。古文经学追求对经书本义的正确理解，完全不同于今文经学为迎合统治者和神学思潮而曲解经文、谬申经义。古文经学多从文字训诂、名物典制入手，力图达到对经文思想内容的准确把握，这种朴实求真的学风，比较质实可靠，对后世学风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从学术内容上，今文经学以《春秋公羊》为主，以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为主要特色，古文经学以《周礼》为主，拒绝或者疏离神学，由今文经学言灾异的特点，而向朴实礼学转化。从学术风气上，古文经学由今文经学那种虚妄的作风，转向求真务实。古文经学就是以这种学术姿态，占据东汉中期学术领域的重要阵地，对东汉社会以及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东汉末期，儒学彻底衰落，由此而形成了“户异议，人殊论”的局面。但思想不能是真空的世界，也不能永远处于混乱之中，汉末“子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兴盛起来。子学的兴盛，并没有完全脱离儒学发展的轨道，但又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出对东汉儒学的反拔。汉末“子学”的典型特征是对时政的批判，它们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与批判中，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以王符、崔寔、仲长统为代表的汉末子学家，都有代表他们思想成果的专著：《潜夫论》、《政论》、《昌言》。王符掀起了东汉批判思潮，崔寔继承了王符的思想并有所发展，仲长统则代表了汉末批判思潮的终结。它们都注重理性的分析和哲理的升华，它们的思想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汉末“子学”主要继承中期“自由学派”的学风，哲学上反对神学思潮，体现出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现实上对汉末腐朽的社会进行分析和批判。汉末“子学”虽然尚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它们并非简单的就事论事，而是进行深刻理性的分析，严肃的哲学思考，体现出和汉末政论文不同的学术的特征，并对汉末的时代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个社会的思想主潮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尤其是在东汉儒学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文学创作也不同程度的受其影响，出现一些新变的特征。东汉初期，文学以赋体为主，延续着西汉以来的歌颂传统。随着上层学术思想发生较大的变化，神学思潮侵袭着整个社会，文学创作也不可避免的受其影响。东汉初期的诗赋创作，都包含有明显的神学思想内容，作品引用谶纬祥瑞所占的比重，远高于西汉时期。这种神学内容在诗赋创作之中，主要用来歌颂大汉盛世以及帝王的“天命神授”，这是神学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的主要表现。今文经学虽然与神学融合，但儒学的根本属性并没有完全丧失，依然以其强大的惯性力量影响到文学创作，主要表现在文学作品在歌颂帝王的时候，特别注重发扬他们在礼乐文化方面的功业，将帝王塑造成文化的创造者和儒家圣贤的形象。这些礼乐文化，无外乎儒家的仁政、德治、教化等内容，实行仁政德治的帝王，具有儒学和神学的双重特征。东汉初期的诗赋，集中描绘帝王的祥瑞征兆和礼乐教化，正是东汉初期的儒学神学化影响文学的表现。

东汉中期，随着今古文经学此消彼长，文学面貌也发生较大的变化。具体来说，今文经学的衰落，使受儒家神学化桎梏的汉代文学，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主要表现是诗赋向抒情化的文学本质回归。由东汉初期的“理胜于情”的述志赋，向纯粹吟咏人生况味的抒情小赋转化，这是汉末文学变革的前奏。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影响，不仅增加了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意蕴，也使文学作品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广大的知识容量。东汉末期，儒学整体走向衰落，对文学创作产生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汉代文学几百年的发展，一直笼罩在儒学的光环之下。失去儒学制约的文学创作，并非文学作品的内容中儒家思想的消亡，而是文学创作没有了儒家教条的束缚，以各种方式加快了向文学本位回归的步伐。具体来说，儒学衰微首先影响到儒者本人，儒者完成了向文士转化的过程，并逐渐向才情和艺术的方向发展，这为汉末儒学的变革准备了主观上的条件。汉末各体文学的繁盛，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它们与儒学衰微也有一定的关系，它们大体遵循“儒学陵替，文风趋华”的整体趋势，但不同的文体发展变化也显出各自不同的特征，有的文体甚至出现反向逆动的情况，这种现象应该与文体内部的发展规律有关。儒学衰微所引起的汉末文学的变化，在诗赋体裁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它是儒学变化所引起的文学变化的主要体现。儒学衰微导致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束缚减弱，诗赋的创作也从这种束缚中跳出来，以各种方式回归文学的道路。对于诗歌来说，最大的变化是抒情的增强。诗歌创作逐渐脱离儒教的影响，表达内心喜怒哀乐的真实感受。《古诗十九首》作为汉末抒情诗最高成就的代表，就是诗歌抒情增强的集中体现。脱离了儒家教化之后的“诗言志”，真正回到了诗歌抒情的本质特征。由此也带来诗歌表现形式和诗风相应的变化，使诗歌最终取代赋体而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它带给后世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中国文学由此走上了以诗歌创作为主体的道路，抒情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对于汉赋来说，占领文坛主流两百年的汉大赋基本衰落，赋体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新变，在东汉中期题材扩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了远离儒教影响的几种题材，并表现出不同以往的艺术特征。辞赋可以批判社会，可以写艳情，写新婚，写美女，写游戏，情感抒发出自内心而非大赋的因文造情，为后世种类繁多的抒情赋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汉末文学的这种变化，都是在儒学衰落之后，由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在汉末儒学衰落的大背景下，“子学”的兴盛是伴随着儒学的衰落。“子学”的发展作为一种学术的系统还不够成熟，它对文学的影响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有明显的体现。由于“子学”和汉末政论的内容都是基于对汉末社会的批判，所以二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同受汉末社会现实的影响，汉末“子学”的政治思想以批判和改良为主，对现实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改良方法。如重视国君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这是社会变革的关键所在；希望国君能够任用贤臣，疏远小人，以达到国家中兴。汉末政论文的批判现实虽然激烈，但也是出于维护政权而不是改变的目的，其矛头也是首先指向国君，既谴责了国君忠奸不分、扬恶罚善的昏聩行为，也依然对国君寄托了希望，向国君推荐贤臣，希望国君重用他们，以挽救危难中的国家和社会。这是二者基本相似的地方；汉末政论文的批判方式，较多以灾异发端，具有明显的荒诞性，所以才会出现政论家以其政论文中多灾异而免罪的怪事。汉末子学家则在冷静观察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构建自己的批判理论，从而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是二者完全不同的地方，其因在于汉末“子学”继承和发展了东汉“自由学派”的思想，反对天命神学论，而汉末政论文还延续汉初政论以灾异推演政治的风气。同样是针对汉末社会，“子学”和政论文的批判方式却完全不同。“子学”和政论文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和促进的关系，汉末子学会影响到政论文的思想和内容，而政论文也会促进汉末子学在政治理论上的构建；汉末子学和政论文在汉末政治社会的背景之下，既独立平行的发展，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相互补充，共同促进。

儒学对于文学影响的强弱，往往取决于儒学是否成为“官学”。儒学一旦成为官方文化的代表，对文学影响比较明显；一旦失去官方文化的地位，对文学影响便隐微。东汉一代的儒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这样的态势。东汉初期，神学思潮具有强大的官方支持，不但侵入到儒学内部，改变了此期儒学的面貌，而且对此期的文学创作带来极为明显的影响。谶纬神学本是荒诞的学说，但王莽、刘秀都依靠它们走向政治舞台，于是他们在掌握皇权之后，以国家的意志将谶纬神学颁行天下，以为天下法则。正是因为有最高统治者的强势推动，神学思潮得以充斥整个汉初的社会。儒学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迎合统治阶级的意志，向神学靠拢，乃至和神学融为一体。谶纬神学就这样在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推动之下，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地位。当然，儒学根本的属性还没有完全异化，也还能以其长期的惯性力量，影响到文学的创作，这个时期的文学就带有儒学和神学的双重特征，儒学和文学的关系就很密切。到了东汉中期，随着国家政权开始衰落，儒学也失去了强大的支持力量，一些在民间流传的思潮就开始占据学术的阵地，为了这一社会思潮的变化，儒学就进入内部的自我调整时期。以扬雄、桓谭、王充为代表的“自由学派”，他们的思想本身就反对代表官方意志的神学和经学，属于“民间学术”，根本不可能得到官方的支持，还可能受到官方的压制，桓谭为此几乎送掉了性命，但它们在反对今文经学、推动今文经学走向衰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儒学的这种变化，使之失去了对文学的直接干预力量，因此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就没有东汉初期那样显著。到了东汉末年，国家政权频临灭亡，儒学完全失去了对国家社会和士人的影响力，也就无可救药的衰颓下去，受到儒学思想长期控制的文学创作，因为这种控制力量的完全衰落，爆发出文学自身的力量，而焕发出全新的光彩。完全失去官方支持力量的儒家思想，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对文学创作的控制影响的能力，汉末文学以各种方式向文学本位回归。汉末“子学”以批判时政为主要思想内涵，完全是一种“民间学术”了，更不可能得到官方力量的支撑，而此时汉室政权已经走向了灭亡的边缘，任何思想和意识形态都无法挽救其覆灭的命运，只能等待新的政权和思想取而代之。

儒学和文学，同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一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学，会受到其时期经济基础的影响。文学风貌与时代政治、社会经济和创作主体的关系较为明显，而与思想和学术的关系则相对隐晦。虽然如此，思想和学术依然是影响文学发生的重要外部因素。本文以东汉儒学发展变化为线索，论述儒家思想和学术对文学的影响。

自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统治两汉社会的主流思潮，是两汉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但儒学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一直受到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使两汉儒学思想呈现出复杂的面貌。西汉末年，伴随着汉王朝地位的岌岌可危，以谶纬学说为主要内容的神学思潮，继承了董仲舒的灾瑞之说，以神学理论附会儒家经典，开始侵入到儒学内部。进入东汉初期，儒学面貌就逐渐发生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整个东汉王朝，从初期的儒学面貌发生变化开始，到中期儒学的统治地位产生动摇，到汉末儒学彻底衰颓下去，儒学经过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发展变化过程，这是一条贯穿东汉社会思潮的主要线索。而由儒学派生的谶纬神学“、自由学派”①以及“汉末子学”，它们或附会儒学，或补充儒学，或修正儒学，这些内容共同形成了东汉儒学的整体风貌。东汉初期，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神学思潮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必然会与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发生冲突。而东汉初期的今文经学，以追逐利禄为其强大的发展动力，大量的繁琐解经、饾饤成文之风又导致了今文经学本身陷入僵化，必须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突破口。追逐利禄的本性使得今文经学很快向神学靠拢，经学必须依靠神学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神学也需要借助经学，才能将其荒谬的思想和学说正统化、经典化，今文经学因此很快走向神学化的道路。神学化的今文经学是儒学的变异，它产生的是一种学术的怪胎。它通过神化孔子和六经，把孔子塑造成知后世有汉的预言家；通过肢解六经原文，把六经弄成谶纬之书。于是大量关于孔子的预言和六经的纬书充斥于东汉初期的儒学之中，成为东汉初期儒学思想的最主要理论形态。这种变异后的儒学，是儒学的表象，神学的本质。它是两汉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巨大的波折，如果没有儒学内部的今古文之争和外部“自由学派”的强烈反对，儒学将在神学思潮的侵袭下面目全非。今文经学的僵化的学风，以及和神学联姻之后的荒诞思想，必然导致它走向一条没有出路的死胡洞。在最高统治者的强势推动之下，它得以占据学术思潮的统治地位，成为东汉初期最主要的学术形态。到了东汉中期，随着王朝的政权开始走向衰亡，今文经学也就走向了自己的末路。这期间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潮，在反对今文经学的过程中应运而生，逐渐占据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东汉中期，儒学整体上处于内部的自我调整之势，今文经学趋于衰落，古文经学代之兴起，这是儒学自我调整的重要表征。今古文经学在其诞生初期，就由于治学的风格不同存在争端，只是由于今文经学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一直压倒古文经学，但古文经学因其灵活务实的学风而广为流传，也几度立于学官。尤其是今文经学与神学联姻之后，古文经学虽也不能完全避免神学思潮，但总体上与神学比较疏离，保持自己学术上的独立性。到了东汉中期，今文经学退出学术的主要阵地，古文经学代之兴起，成为儒学在东汉中期的代表，占据重要的思想地位，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古文学者与今文学者相比，更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古文经学不拘于今文经学的“家法”、“师法”，转益多师，具有灵活的传承关系和广采博纳的学风。古文经学追求对经书本义的正确理解，完全不同于今文经学为迎合统治者和神学思潮而曲解经文、谬申经义。古文经学多从文字训诂、名物典制入手，力图达到对经文思想内容的准确把握，这种朴实求真的学风，比较质实可靠，对后世学风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从学术内容上，今文经学以《春秋公羊》为主，以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为主要特色，古文经学以《周礼》为主，拒绝或者疏离神学，由今文经学言灾异的特点，而向朴实礼学转化。从学术风气上，古文经学由今文经学那种虚妄的作风，转向求真务实。古文经学就是以这种学术姿态，占据东汉中期学术领域的重要阵地，对东汉社会以及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东汉末期，儒学彻底衰落，由此而形成了“户异议，人殊论”的局面。但思想不能是真空的世界，也不能永远处于混乱之中，汉末“子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兴盛起来。子学的兴盛，并没有完全脱离儒学发展的轨道，但又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出对东汉儒学的反拔。汉末“子学”的典型特征是对时政的批判，它们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与批判中，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以王符、崔寔、仲长统为代表的汉末子学家，都有代表他们思想成果的专著：《潜夫论》、《政论》、《昌言》。王符掀起了东汉批判思潮，崔寔继承了王符的思想并有所发展，仲长统则代表了汉末批判思潮的终结。它们都注重理性的分析和哲理的升华，它们的思想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汉末“子学”主要继承中期“自由学派”的学风，哲学上反对神学思潮，体现出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现实上对汉末腐朽的社会进行分析和批判。汉末“子学”虽然尚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它们并非简单的就事论事，而是进行深刻理性的分析，严肃的哲学思考，体现出和汉末政论文不同的学术的特征，并对汉末的时代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个社会的思想主潮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尤其是在东汉儒学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文学创作也不同程度的受其影响，出现一些新变的特征。东汉初期，文学以赋体为主，延续着西汉以来的歌颂传统。随着上层学术思想发生较大的变化，神学思潮侵袭着整个社会，文学创作也不可避免的受其影响。东汉初期的诗赋创作，都包含有明显的神学思想内容，作品引用谶纬祥瑞所占的比重，远高于西汉时期。这种神学内容在诗赋创作之中，主要用来歌颂大汉盛世以及帝王的“天命神授”，这是神学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的主要表现。今文经学虽然与神学融合，但儒学的根本属性并没有完全丧失，依然以其强大的惯性力量影响到文学创作，主要表现在文学作品在歌颂帝王的时候，特别注重发扬他们在礼乐文化方面的功业，将帝王塑造成文化的创造者和儒家圣贤的形象。这些礼乐文化，无外乎儒家的仁政、德治、教化等内容，实行仁政德治的帝王，具有儒学和神学的双重特征。东汉初期的诗赋，集中描绘帝王的祥瑞征兆和礼乐教化，正是东汉初期的儒学神学化影响文学的表现。东汉中期，随着今古文经学此消彼长，文学面貌也发生较大的变化。具体来说，今文经学的衰落，使受儒家神学化桎梏的汉代文学，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主要表现是诗赋向抒情化的文学本质回归。由东汉初期的“理胜于情”的述志赋，向纯粹吟咏人生况味的抒情小赋转化，这是汉末文学变革的前奏。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影响，不仅增加了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意蕴，也使文学作品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广大的知识容量。东汉末期，儒学整体走向衰落，对文学创作产生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汉代文学几百年的发展，一直笼罩在儒学的光环之下。失去儒学制约的文学创作，并非文学作品的内容中儒家思想的消亡，而是文学创作没有了儒家教条的束缚，以各种方式加快了向文学本位回归的步伐。具体来说，儒学衰微首先影响到儒者本人，儒者完成了向文士转化的过程，并逐渐向才情和艺术的方向发展，这为汉末儒学的变革准备了主观上的条件。汉末各体文学的繁盛，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它们与儒学衰微也有一定的关系，它们大体遵循“儒学陵替，文风趋华”的整体趋势，但不同的文体发展变化也显出各自不同的特征，有的文体甚至出现反向逆动的情况，这种现象应该与文体内部的发展规律有关。儒学衰微所引起的汉末文学的变化，在诗赋体裁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它是儒学变化所引起的文学变化的主要体现。儒学衰微导致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束缚减弱，诗赋的创作也从这种束缚中跳出来，以各种方式回归文学的道路。对于诗歌来说，最大的变化是抒情的增强。诗歌创作逐渐脱离儒教的影响，表达内心喜怒哀乐的真实感受。《古诗十九首》作为汉末抒情诗最高成就的代表，就是诗歌抒情增强的集中体现。脱离了儒家教化之后的“诗言志”，真正回到了诗歌抒情的本质特征。由此也带来诗歌表现形式和诗风相应的变化，使诗歌最终取代赋体而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它带给后世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中国文学由此走上了以诗歌创作为主体的道路，抒情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对于汉赋来说，占领文坛主流两百年的汉大赋基本衰落，赋体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新变，在东汉中期题材扩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了远离儒教影响的几种题材，并表现出不同以往的艺术特征。辞赋可以批判社会，可以写艳情，写新婚，写美女，写游戏，情感抒发出自内心而非大赋的因文造情，为后世种类繁多的抒情赋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汉末文学的这种变化，都是在儒学衰落之后，由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在汉末儒学衰落的大背景下，“子学”的兴盛是伴随着儒学的衰落。“子学”的发展作为一种学术的系统还不够成熟，它对文学的影响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有明显的体现。由于“子学”和汉末政论的内容都是基于对汉末社会的批判，所以二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同受汉末社会现实的影响，汉末“子学”的政治思想以批判和改良为主，对现实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改良方法。如重视国君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这是社会变革的关键所在；希望国君能够任用贤臣，疏远小人，以达到国家中兴。汉末政论文的批判现实虽然激烈，但也是出于维护政权而不是改变的目的，其矛头也是首先指向国君，既谴责了国君忠奸不分、扬恶罚善的昏聩行为，也依然对国君寄托了希望，向国君推荐贤臣，希望国君重用他们，以挽救危难中的国家和社会。这是二者基本相似的地方；汉末政论文的批判方式，较多以灾异发端，具有明显的荒诞性，所以才会出现政论家以其政论文中多灾异而免罪的怪事。汉末子学家则在冷静观察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构建自己的批判理论，从而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是二者完全不同的地方，其因在于汉末“子学”继承和发展了东汉“自由学派”的思想，反对天命神学论，而汉末政论文还延续汉初政论以灾异推演政治的风气。同样是针对汉末社会，“子学”和政论文的批判方式却完全不同。“子学”和政论文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和促进的关系，汉末子学会影响到政论文的思想和内容，而政论文也会促进汉末子学在政治理论上的构建；汉末子学和政论文在汉末政治社会的背景之下，既独立平行的发展，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相互补充，共同促进。

儒学对于文学影响的强弱，往往取决于儒学是否成为“官学”。儒学一旦成为官方文化的代表，对文学影响比较明显；一旦失去官方文化的地位，对文学影响便隐微。东汉一代的儒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这样的态势。东汉初期，神学思潮具有强大的官方支持，不但侵入到儒学内部，改变了此期儒学的面貌，而且对此期的文学创作带来极为明显的影响。谶纬神学本是荒诞的学说，但王莽、刘秀都依靠它们走向政治舞台，于是他们在掌握皇权之后，以国家的意志将谶纬神学颁行天下，以为天下法则。正是因为有最高统治者的强势推动，神学思潮得以充斥整个汉初的社会。儒学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迎合统治阶级的意志，向神学靠拢，乃至和神学融为一体。谶纬神学就这样在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推动之下，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地位。当然，儒学根本的属性还没有完全异化，也还能以其长期的惯性力量，影响到文学的创作，这个时期的文学就带有儒学和神学的双重特征，儒学和文学的关系就很密切。到了东汉中期，随着国家政权开始衰落，儒学也失去了强大的支持力量，一些在民间流传的思潮就开始占据学术的阵地，为了这一社会思潮的变化，儒学就进入内部的自我调整时期。以扬雄、桓谭、王充为代表的“自由学派”，他们的思想本身就反对代表官方意志的神学和经学，属于“民间学术”，根本不可能得到官方的支持，还可能受到官方的压制，桓谭为此几乎送掉了性命，但它们在反对今文经学、推动今文经学走向衰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儒学的这种变化，使之失去了对文学的直接干预力量，因此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就没有东汉初期那样显著。到了东汉末年，国家政权频临灭亡，儒学完全失去了对国家社会和士人的影响力，也就无可救药的衰颓下去，受到儒学思想长期控制的文学创作，因为这种控制力量的完全衰落，爆发出文学自身的力量，而焕发出全新的光彩。完全失去官方支持力量的儒家思想，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对文学创作的控制影响的能力，汉末文学以各种方式向文学本位回归。汉末“子学”以批判时政为主要思想内涵，完全是一种“民间学术”了，更不可能得到官方力量的支撑，而此时汉室政权已经走向了灭亡的边缘，任何思想和意识形态都无法挽救其覆灭的命运，只能等待新的政权和思想取而代之。

儒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透过这种现象，能够看到一代思想主潮的发展演变与文学发展演变的内在联系，揭示文学发展变化的社会动因。而儒学对文学的影响结果，很难以好或坏来评判。东汉文学逐渐脱离了儒学的影响，至汉末呈现出全新的文学风貌，似乎是儒学制约了文学的发展。但儒学深厚的思想内涵，能够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的精神，这是作品的“文学描写”难以完成的。袁行霈先生云：“文学适合儒家思想，出现过许多优秀的作家，如杜甫、韩愈、白居易、陆游等。文学部分离开儒家思想，也出现过许多优秀作家，如陶渊明、李白、苏轼、曹雪芹等。”②精确地揭示了儒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文学部分离开儒家思想的时候，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也不可能是真空的世界，它必然又有另外类型的思想来填充，如陶渊明、李白、苏轼，他们的作品都呈现出超然物外、通达人生的道家色彩，曹雪芹《红楼梦》则表现出佛教“万事皆空”的思想理念。文学无论是“文以载道”，还是“独抒性灵”，都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思想基础之上，一种时代思想主潮必然对文学产生或隐或显的影响。

曹操是我国东汉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作为东汉丞相、三国曹魏政治集团的奠基人，曹操经常出现在当今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当中。对曹操形象的塑造虽说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大多没有脱离小说《三国演义》、史书《三国志》的窠臼，以政治奸雄、军事帅才为主。的确，曹操有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他在黄河流域大兴水利、广屯良田，促进了北方封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曹操精于兵法，并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在结束东汉末年诸侯割据纷争局面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还“外定武功，内兴文学”，又是汉末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他一方面凭借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广泛地搜罗文士，造成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学局面;一方面用自己富有创造性的作品开创文学上的新风气。［1］曹操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仅就其文学创作作一简要的分析。

一、曹操的散文创作

目前现存于世的曹操散文有150余篇，其中大部分散文的篇长只有200字左右，少数散文甚至不足100字。曹操的散文尽管短小，但很精悍，内容也非常丰富，集中反映了曹操面对东汉末年诸侯割据混战局面力促统一伟业的理想和战略。从内容上看，曹操散文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2］第一，革故鼎新的改革思想。曹操所处的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较为有名的乱世时期，政局动荡，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黄巾起义的兴起与失败加速了东汉王朝的覆灭，同时也使百姓生活更加困苦，粮食匮乏，流民四起。为恢复农业生产和社会秩序、充实军粮，稳定军心民心，大权在握的曹操决定实行秦皇汉武时代的屯田政策，并大兴水利。在散文式的政令《置屯田令》中，曹操明确提出国之根本在于粮食充足、兵强马壮，屯田的初衷即是要增加粮食产量和存量，以养护一支强大的军队，用来消灭群雄、结束割据、实现天下一统。《置屯田令》颁布后不到5年，曹操治下的地域仓廪皆满。不仅百姓的生活得到了改善，也有效解决了困扰军队已久的军粮问题，为曹操后来率兵四方征讨、统一黄河流域奠定了充实的物质基础。除了农业生产之外，曹操稳固社会秩序的很多思想也可以从他的散文中觅得踪迹。公元204年，曹操将袁绍的势力赶出冀州，遂《抑兼并令》，该敕令首先言辞激烈地批判了袁绍家族纵容豪强强占土地、欺压百姓的罪恶行径，然后规定将过分集中的土地还给百姓耕作，并就租金数量做出了严格的限制。面对官场腐败之风屡禁不止的情况，曹操撰写了《整齐风俗令》，文中引用大量腐败导致亡国的案例，提出腐败乃先圣所不容的观点，阐明了革除腐败弊病、整肃官场风气的必要性和决心。曹操反对统治阶层的奢侈浪费之举，他提倡节俭并以身作则。他的《内诫令》中有一段提到，他自己的衣被全都用过10年以上，如有破损均缝补后再用，极少换新。在曹操的影响下，曹魏从上至下都形成了勤俭之风。由此可见，曹操大量政论、政令形式的散文突出表现了他安邦治国之术和远见卓识的政治军事才能。第二，任人唯贤的用人理念。曹操出自宦官家族，从政伊始即被同僚上级所不齿，这也铸就了他弃儒道尊实力的从政风格。曹操非常清楚，要称雄天下，除了扫清那些所谓承儒家正统的世家官宦豪族阻碍之外，更要培植自己的势力。为此，他撰写和了《求贤令》，文中首先以春秋时期齐桓公任用管仲为例阐发他求贤若渴的诉求，然后提出“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的用人准则。后来，他又撰写了《举贤勿拘品行令》阐发了用人如何权衡才能与德行的关系。文中用陈平定汉业等典故来支撑他所认同的一个观点，即很多时候才能与德行不能兼具，大多数整天将儒家道德挂于嘴边、出身门第高贵之人事实上缺乏经世致用之才;只要有真才实学，德行的有无都不影响任用和提拔。

曹操不仅将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写进其人才战略的文章中，而且还身体力行地实践他的这种主张。在多年逐鹿中原的过程中，曹操凭借他的声望与地位，吸引和笼络了大批能人志士投入其麾下。围聚在曹操身边数以百计的天下文武才能之士，如建安七子、陈琳、蔡琰等，都深受曹操举荐任用之恩。在他们眼里，曹操知人善用、善待人才的眼光和气度，非一般人所能企及。司马光曾评价曹操时说道，曹操不拘一格降人才限制了腐败无能的世族官吏把持政令的权限，是曹操建立魏国基业并日渐辉煌的重要因素。曹操散文式表书中，也有一些举荐贤能的文章，如《表论田畴功》《请封荀攸表》《请增封荀表》《请追增郭嘉封邑表》等。这些文章内容文字没有对他所举荐之人的浮夸虚辞，而是以事实为基础，陈述他们的优缺点及其对汉室国家的可用之处。曹操给汉献帝上表荐贤的散文表现了他赏罚分明、不贪恋他人功劳的坦荡胸襟，因而深得人心。第三，结束战乱、实现统一的忧国忧民之心。在《对酒》一文中，曹操的政治理想主义色彩尽显，他理想中的太平世界是:官吏因社会秩序井然而无案可断;农民耕作三年即可收获九年可用之粮;王室贵族爱戴百姓;百姓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整个社会都是一副其乐融融的安定景象。尽管理想远大，曹操也深知现实的残酷。公元202年，曹操在河南一带驻军时撰写和了《军谯令》，文中哀叹常年战乱给百姓造成难以平复的伤害和灾难。后来他又了《存恤吏士家室令》，规定因战乱而失去家人的老幼孤独者，地方政府要予以抚恤安顿。这些散文式政令体现了曹操的忧民爱民之心。总之，曹操的散文内容与他卓有建树的文治武功是非常契合的。在著文形式上，曹操摆脱了汉代辞赋骈偶化影响的束缚，不拘泥于固定格式，用朴素、简洁、有力的文笔自由抒写心中情志和思想见解，颇有春秋战国诸子百家言辞无忌之风。因此，曹操的散文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一改汉代散文铺叙繁缛的乏味之调，而极具清峻、通脱的特色，文章短小但文意清晰，遣词朴实但富有情理，充分展现了曹操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才华。被鲁迅先生称为“改造文章的祖师”。

二、曹操的诗歌创作

曹操流传于世的20多首诗歌继承了以写实为主的汉乐府民歌的基调，大多用四言诗的形式反映社会生活与时代精神，极具苍劲雄浑、慷慨悲凉的特色，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4］曹操的诗歌虽以汉乐府民歌为基调，但并不拘泥于形式，而是发扬乐府民歌缘事而发的精髓，用创新式的文字内容表现现实情景、反映作者思绪。例如挽歌《薤露行》的起始句“惟汉二十二世，所任诚不良”，开宗明义地指出汉室衰落的根源在于用人不察、奸人当道。后叙“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直指国贼董卓犯上作乱，理应檄文征讨。再有“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一句真实描绘了国乱民哀的残酷景象。全诗收尾时的“瞻彼洛城郭，微子为悲伤”一句表现了作者曹操忧国之动荡、忧民之境遇的感伤情怀。该诗情景交融，以写实寄托哀伤，从描绘残酷现实升华至抒发救国救民的壮阔胸襟。另一首挽歌《蒿里行》是曹操在旧题的基础上所作的一首新诗。《蒿里行》用一句“关东有义士，兴兵伐群凶”概述了汉献帝时期关东州郡兴兵讨伐国贼董卓的历史背景。后叙“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表述了群雄各自为战、未形成合力，从而多次贻误战机的实情。再有“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等句揭示袁绍、袁术等各路军阀不仅没有精诚团结，反而为争权夺利自相残杀，造成“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祸害百姓的灾难景象。最后一句“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充分流露了作者曹操悲悯百姓之情。《薤露行》和《蒿里行》都是曹操借乐府民歌里的旧事重新谱写新的诗歌内容、并在诗尾抒发悲叹之感的经典佳作。除了诗歌的文学意义之外，《薤露行》和《蒿里行》中所反映的史实也是后世研究东汉的重要史料。

清人唐甄《潜书•鲜君》说：“世族贵家，其子孙鲜有贤者。”①邓禹家族却不然。邓禹是东汉“元功之首”，孙女邓绥为和帝皇后，终身临朝称制，这个兼功臣与外戚身份的大家族代有良才，兼资文武。由于政治地位非常显赫，历来关于邓禹家族的研究往往集中在政治方面，对其“文学”方面罕见关注。东汉的“文学”观念，实以经学为主而涵盖史传、文学、谶纬各科，其“审美意义在于以道德、礼义的教化价值作为评判依据”。②邓禹家族注重德行与文学教育，培养了矜重内敛、尚文好学的家风，成为世族中“可以为后世法”的文化典范。邓氏家族文学主要是政治家的文学，以严密的理性分析见长，彰显出了邓氏政治家经纬天下的胸怀与智慧，对汉魏政治、经学和文史之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邓禹家族的文化典范性

在东汉功臣家族中，邓禹家族是敦励儒学的典范。光武帝好儒术，功臣亦多儒者。③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全国统一，光武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贾复、邓禹乃“并剽甲兵，敦儒学”，“既还私第，阖门养威重”，④其他功臣群起效仿，光武帝偃武兴文之国策由此得以顺利实施。贾复，字君文，南阳冠军人。“少好学，习《尚书》。事舞阴李生，李生奇之，谓门人曰：‘贾君之容貌志气如此，而勤于学，将相之器也。’”贾复为人刚毅方直，多大节，为“云台二十八将”之一。贾复子宗，字武孺，“少有操行，多智略”，“兼通儒术，（章帝）每宴见，常使与少府丁鸿等论议于前。”邓禹，字仲华，南阳新野人。十三岁能诵《诗》，游学长安，与光武帝刘秀相识。天下初定，邓禹“常欲远名势”，⑤“笃于经书，教学子孙”。⑥贾、邓二人可谓通儒鸿才，在东汉功臣中具有非同一般的典范意义。可以说，东汉功臣从军功起家到经学世族的转型正是从邓、贾开始的。然而，贾复早卒，其族亦人丁不旺，家族代表性不强。邓禹家族则不然，人丁兴旺，俊才辈出，成为东汉世家大族之翘楚。《后汉书•邓禹列传》曰：“邓氏自中兴后，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侍中、将、大夫、郎、谒者不可胜数，东京莫与为比。”笔者依据范晔《后汉书》、袁宏《后汉纪》、陈寿《三国志》统计了东汉邓禹家族入史传者，包括汉末邓芝在内，传衍六代以上，总计50男、2皇后，其中31人封侯，3人官至三公，与范晔的说法基本吻合。《隋书•经籍志二》曰：“后汉有《邓氏官谱》……晋乱已亡。”①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士族族谱，虽内容不详，但至少说明：邓氏家族仕宦显达，足以列出谱系。东汉士大夫罕见不通经学者。邓禹家族有如此庞大的官吏队伍，也就意味着有如此庞大的儒士队伍。东汉世家大族无不以经学为传家之本，邓禹家族的典范性不言而喻。在东汉外戚家族中，邓禹家族是以“文”、“德”传家的典范。东汉一代，兼有功臣与外戚双重身份的世家大族有阴兴、马援、窦融、邓禹、梁统五家，各家的开国功臣皆通经史传记，子孙亦不乏著名文士。光武帝阴后、明帝马后、章帝窦后、和帝邓后、顺帝梁后皆有才学，马后与邓后均为著名贤后，博学能文，有文传世。阴、邓两家皆出南阳，以敬慎礼法与谦退俭约著称；马援、窦融、梁统来自关西，谨约自守，而三家子孙皆有豪奢、恣肆、不拘礼法之习，关西豪放不羁之风在他们身上时隐时现。②阴氏家族本为齐管子之后，楚汉之际迁于楚，居新野。阴氏家族既好神仙，又好巫术，阴子方祭灶神，阴长生求仙问道，和帝阴皇后迷信巫蛊之术，道家与道教之风在阴氏身上表现明显。邓氏家族则是秉礼好儒之家，和熹邓后甚至坚决反对巫蛊与淫祀，表现出清醒的理性精神。马援与邓禹在谋略、学识、教育子孙等方面皆可媲美，少时所习也同为《诗》。马援家族亦人才辈出，马援子马廖、马防，从子马严，马严子马续、马融，皆通经艺，晓武略，亦可与邓禹家族之英才并驾齐驱，在文学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东汉一代，马、邓两家堪称兼容功臣、外戚、文化三重身份的世族“双璧”。然而，马援生长关西，靠近西北边地，范晔论其一生行事，谓之“伏波好功，爰自冀、陇”，精确地概括了马援的文化性格及其地域渊源。邓禹生长于楚夏之交的南阳，范晔说他“元侯渊谟……静其如愚”，“渊”、“静”二字正抓住了邓禹文化性格之根本。楚夏之交在战国时期即为老庄道家文化覆盖的重点区域，③邓禹的“渊静”、“常欲远名势”，或许正是源自南阳悠久的老子文化。总之，从东汉尊儒重文、尚德轻功的主流倾向看，邓氏比其他功臣外戚家族更具代表性；自文化的地域倾向而言，东汉朝廷推崇矜重守礼的人格风范，是典型的中原文化，邓禹家风正是如此，马、窦、梁三大家族却有明显的豪放尚功的关西文化倾向。显然，邓禹家族的文化性格更能代表东汉人文思潮的主流倾向。

二、邓禹家族的文德教育

邓禹家族突出的文化性格是与其世代相传的文德教育分不开的。邓禹是其家族教育传统的开创者。两汉之际，邓禹家族已是郡县著姓。刘秀经营河北，邓禹策马相追，与其“谋谟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成为名副其实的“元功之首”。建武初拜大司徒，封高密侯。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退隐。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光武帝封禅泰山，特征邓禹行司徒事随行。明帝即位，拜为太傅。永平元年（公元58年）五月卒，年五十七。光武帝尊崇儒术，多举用经学博通之士入参朝政。儒学首重修身与齐家，以邓禹为首的功臣群体本以儒者居多，国家统一后，他们率先成了敦励儒学、修养礼法的典范。东汉社会，“户习七经”，“士民秉礼”，④光武君臣率先垂范，功莫大焉。“元功之首”邓禹是光武帝功臣中最为杰出的一员。邓禹笃于经书，非常重视子孙的文化与德行教育。邓禹有清醒的家学家风意识———令十三子各守一经，“既以武功书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养子孙”。⑤《后汉书•邓禹传》曰：“禹内文明，笃行淳备，事母至孝。天下既定，常欲远名势。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资用国邑，不修产利。”范晔在《邓寇传赞》中说，邓禹“勋成智隐，静其如愚”。“内文明”既指有自知之明与知人之明，也指富于内省精神，正所谓“静其如愚”，宠辱不惊。邓禹有自知之明，知己功高权重，恐逆光武帝之志，遂与贾复“剽甲兵，敦儒学”；邓禹有知人之明，“每有所举者，皆当其才，光武以为知人”。①《后汉纪》卷14曰：“（和熹邓后）与叔父邠及诸兄语，常问祖父禹为布衣佐命时事。邠为说结发殖业，著名乡闾。遭世祖龙飞，杖策归德，征伐四方，天下大定。功成之后，闭门自守，事寡姊尽礼敬，训子孙有法。……后未尝不叹息流涕，言：‘立德之苦，乃至于斯。’”邓绥所谓“立德”，实包括建功、立德、“殖业（研习经学）”在内。可见，邓禹在子孙教育方面用心良苦，他以身作则，亲自训导，建立起功德与学识并重的家教观念，于家族发展泽被久远。邓禹儿子中，少子邓鸿好筹策。汉明帝与邓鸿议论边事，认为他具将才，就拜为将兵长史。章帝时，邓鸿为度辽将军。和帝初，鸿随窦宪击匈奴，有功，征行车骑将军。从上引邓邠教育邓绥的话可以看出，邓邠也是德行学问并修之士。据《后汉书•邓禹传》载，邓禹十三子中，惟第六子邓训“不好文学”，此处所谓“文学”主要是指章句之学，邓训的文、德修养都不错。邓训今无文章留存，不过，《后汉书》本传记载了他劝说部署安集羌胡的一段话，略可管窥其文学素养。其文曰：“今张纡失信，众羌大动，经常屯兵，不下二万，转运之费，空竭府帑，凉州吏人，命悬丝发。原诸胡所以难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怀之，庶能有用。”这段话以四言为主，简劲生动，体察人情，恩威相济。《论语•季氏将伐颛臾》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邓训的安边策略体现的正是儒家文德思想。不仅如此，邓训对子弟的德行与学业修养，要求严格，甚至苛刻。《后汉纪》卷14曰：“（邓）训，闺庭甚严。诸子进见，未尝赐席。至于（和熹邓）后，事无大小，每辄咨之。”《后汉书•邓训传》亦曰：“训虽宽中容众，而于闺门甚严，兄弟莫不敬惮，诸子进见，未尝赐席接以温色。”《后汉书•和熹邓后纪》亦载：“六岁能《史书》，十二通《诗》、《论语》。诸兄每读经传，辄下意难问。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父训异之，事无大小，辄与详议。”可以看出，邓训家中，子弟从小都要接受严格的文学教育，兄弟姊妹之间，讨论问难，切磋琢磨，学风很好；同时，邓氏家教，宽严相济，形成了良好的自律传统。从邓训对待子女经传研习的态度看，邓训所谓“不好文学”，应当是指不好死守“家法”的章句之学，对于经世致用的博通之学，他是不排斥的。邓训有五子一女：骘、京、悝、弘、阊及邓绥。邓骘今存一文，严可均《全后汉文》题名《上疏自陈》。邓弘少习《欧阳尚书》，入授安帝，诸儒多归附之。邓绥好学成习，终身不辍。《后汉书•和熹邓后纪》云：“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数。”邓后今存自拟诏书若干篇。和熹邓后以光大父祖之德、教养子孙为己任，对文学教育也非常重视。《后汉书》本纪云：“（元初）六年，太后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四十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孙三十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尚幼者，使置师保，朝夕入宫，抚循诏导，恩爱甚渥。乃诏从兄河南尹豹、越骑校尉康等曰：‘吾所以引纳群子，置之学官者，实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时俗浅薄，巧伪滋生，《五经》衰缺，不有化导，将遂陵迟，故欲褒崇圣道，以匡失俗。”邓绥还从父祖那里继承了心忧天下的精神。她对刘氏子弟与邓氏子弟的经学教育一视同仁，并推及到国家文化教育和文化建设规制中。本纪云：“永初三年，邓太后又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东汉有学问的宦官（如郑众、蔡伦）就是从邓后时代开始大量出现。邓太后称制期间，两度下诏刘珍等鸿儒硕学入东观校订典籍，为东汉经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邓后子侄辈中，从子甫德学传父业《欧阳尚书》。从子邓嗣，博学能文。《后汉书•邓禹传》载，邓太后去世，安帝听信谗言，迫害邓氏，邓骘、邓阊等被逼自杀，“阊妻耿氏有节操，痛邓氏诛废，子忠早卒，乃养河南尹豹子，嗣阊后。耿氏教之书学，遂以通博称。”从耿氏教子看，邓氏家族，无论男女，都秉承了好学重文之家风。邓氏家族良好的文学教育与德行教育相辅相成。邓禹教导子孙皆尊法度，子孙世传祖训。殇、安之时，和熹邓后临朝称制，兄弟辅政。邓后效法父祖，检敕宗族，教学子弟，邓骘兄弟子侄也勤谨自守，颇有德望。《后汉书•和熹邓后纪》载，邓太后临朝，“诏告司隶校尉、河南尹、南阳太守曰：‘每览前代外戚宾客，假借威权……今车骑将军骘等虽怀敬顺之志，而宗门广大，姻戚不少，宾客奸猾，多干禁宪。其明加检敕，勿相容护。’自是亲属犯罪，无所假贷。”《后汉书•邓骘传》云：“自祖父禹教训子孙皆遵法度，深戒窦氏，检敕宗族，阖门静居。骘子侍中凤，尝与尚书郎张龛书，属郎中马融宜在台阁。又中郎将任尚尝遗凤马，后尚坐断盗军粮，槛车征诣廷尉，凤惧事泄，先自首于骘。骘畏太后，遂髡妻及凤以谢，天下称之。”永初元年，安帝封邓骘兄弟为侯。骘等辞让，不获准许，遂逃避使者，上疏自陈，中有“常母子兄弟，内相敕厉”之语。邓后从兄邓康“以太后久临朝政，宗门盛满，数上书长乐宫谏争，宜崇公室，自损私权，言甚切至。”顺帝时，邓康为太仆，以品行方正著称，名重朝廷。可以看出，邓禹家族在文德教育上一脉相承：邓禹“功成之后，闭门自守”，邓骘兄弟居官显位而“阖门静居”；邓禹教导子孙要“尊法度”，邓后检敕宗族，邓骘自髡妻子；邓禹“勋成智隐”，邓康谏邓后不从，遂闭门不仕；邓禹“笃于经书，教养子孙”；邓绥“昼省王政，夜则诵读”，并亲自督导子弟学习。邓氏家族的文德教育总归一个“律”字———律己、律宗亲。这种高度自律的宗族精神强化了邓氏家族的凝聚力，也提升了邓氏家族的朝野名望。安、顺之际，邓氏几乎遭遇灭门之灾，以大司农朱宠为代表的公卿士大夫多为邓氏鸣不平，顺帝亦“追感太后恩训”，邓氏家族方转危为安。邓禹家族人丁众多，累世显贵，在史书中却未留下明显劣迹，这在两汉外戚史上绝无仅有。如果史书记载可信的话，我们只能推出一个结论：邓禹家族的文德教育非常成功，宗族内部形成了良好的约束机制。可以说，邓氏家族久经政治风雨而绵延不衰，其宗族自律精神、以文德传家的自强精神，都是非常重要的内生力。值得注意的是，邓氏家教不仅重视“文德”，而且不弃“武略”。邓后特别提到祖父的教导———“先公既以武功书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孙”。《三国志•蜀志卷十五•邓芝传》载，邓芝，字伯苗，新野人，邓禹之后，于汉末入蜀，曾任尚书郎等职，官至车骑将军，对和合吴蜀贡献卓著。本传曰：“芝为大将军二十余年，赏罚明断，善恤卒伍，身之衣食，资仰于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产。”据《华阳国志•巴志》载，邓芝还好弓弩，善射。从邓芝身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邓禹家族文德武略兼修之风至汉末而不坠。

三、邓禹家族的文学成就

摘要：西汉四言宗庙郊祀歌有楚辞之风、劝谏之意，东汉以后此类诗走向僵化，成为一种纯粹颂芙的赞歌；文人抒情言志诗则因儒家思想的崩溃走向新生，成为一种可以自由抒发的诗体；称誉应答之诗则因为东汉之末品评之风的流行而开始兴盛。这些变化深刻地反映了四言诗从政治和儒家思想的附庸走向独立的过程。

关键词：两汉；四言诗；发展；变化

王莽之乱将汉分为西汉和东汉，虽同为刘氏天下，思想制度多有承袭，但时代有别，不同时期又自有其时代特征。西汉文坛楚风浓厚。大赋兴盛，学术方面是经学大盛，儒家经典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在东汉之初走向极端后，统治地位开始慢慢动摇，楚风浙淡，大赋趋向衰落，抒情小赋兴起，五言诗开始涌现。学术方面反谶纬、反虚妄的思想开始活跃并渐深入。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作为一种雅正诗歌，四言诗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西汉四言诗的特点是受到《诗经》和《楚辞》等的双重影响，重在模拟，歌功颂德之诗尚未僵化。但个人情感则备受经学思想的桎梏，抒情言志之诗则不多见；东汉四言诗经历由强调颂美到诗歌创作重情求真的转变，逐渐摆脱对经学和政治的依附，歌功颂德之诗已无文采可言，但在个人情感抒发方面则出现了一些清新可曲的诗歌。本文拟就诗歌内容和语言来分析两汉四言诗的发展变化。

一、歌功颂德之诗趋向僵化

两汉歌功颂德之四言诗主要有两种：一是宗庙郊歌，如高祖时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十三首，武帝时《郊祀歌》中的《帝临》、《青阳》等，东平宪王刘苍《武德舞歌诗》等；二是文人的歌功颂德之诗，如译吏翻译白狼王唐蕞献歌《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和班固《南都赋》系诗《明堂诗》、《辟雍诗》和《灵台诗》等。这些诗主要是歌颂汉德、祥瑞及帝王功绩。但西汉和东汉此类诗歌相比较不难看出，发展到东汉这些诗从内容到语言已经僵化，试以郊祀歌为例探讨其内容及语言的变化。

西汉之初郊庙歌重在颂祖德。刘邦之姬妾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用于祭祀祖考：“乃立祖庙。敬明尊德”，其内容纯为儒家思想，尤侧重于孝道：“大矣孝哉”、“皇帝孝德”、“呜呼孝哉”等这样直接写“孝”的句子皆在四言篇章中，如第一章：“大孝备矣，休德昭清。高张四县，乐充官庭。芬树羽林，云景杳冥。金支秀华，庶旄翠旌。”沈德潜云：“首云大孝备矣，以下反反复复，屡称孝德，汉朝数百年家法，自此开出。累代庙号，首冠以‘孝’，有以也。”其它几首也主要是歌颂先祖“令德”、“德音孔藏”、“浚则师德”等。武帝时期司马相如等人作的《郊祀歌》主要是祀天神地祗，其中四言八首可谓是一组完整的郊祀歌。第一首《帝临》写武帝郊祀时“海内安宁，兴文偃武。后土福缊”的国家背景，其后四首《青阳》、《朱明》、《西颢》、《玄冥》分咏春、夏、秋、冬，准确地概括四时特点，歌颂万物和季节的和谐。唐山夫人和司马相如的这些诗歌不仅仅歌功颂德，还有劝诫之意，如陆侃如所云“多祝颂及教训的话”。如“承天之则。吾易久远。烛明四极”、“嘉承天和，伊乐厥福。在乐不荒。惟民之则”、“承帝之明，下民之乐。”嘲即告诫汉臣民只有顺承先祖美德，子民才会安定，国家才会统治四方，天下才会幸福安康。《安室房中歌》“我定历数，人告其心。敕身齐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庙”，有语重心长之感。“这歌格韵高严，规模简古……西汉乐章可与三代比拟的就只有这房中歌”。《郊祀歌》中对天地四时的描写意在使统治阶级顺应季节的变化、合乎神意“承神至尊”，还要“惟慕纯德。附而不骄。正心翊翊”，都有告诫之意在里面。但到了东汉以后，此类诗歌内容则完全沦为国家的颂美之词。这和东汉之初的统治思想有关，东汉光武帝中元四年宣布图谶天下。章帝建初四年在汉宫白虎观大会经师，钦定经义，《白虎通义》即班固等人奉章帝之昭在此时期撰集而成。诗经学的神学化至此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东汉以后诗歌也重在美汉德、歌图谶，东平宪王苍进献的《武德舞歌诗》杂糅“天人感应”说以应图谶。“章明图谶。放唐之文”叫。班固《两都赋》后附四言诗三首，简直就是颂诗的翻版，索然无味。其一《明堂诗》：“于昭明堂，明堂孔阳。圣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飨，五位时序。谁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职。猗欤缉熙，允怀多福。”表现出“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等内容和虚妄之词。西汉之初的宗庙诗歌颂还透着一种警醒和劝诫，东汉则这种讽谏之意全无，都是纯粹的颂美之诗。

教学目标

1、通过学生回答犁壁、耧车、水排对生产发展的作用使学生感受到生产工具对生产的巨大促进作用。

引导学生观察书中《东汉牛耕图》、《耧车》，分析两种工具的功能，锻炼学生识图能力同时意识到历史文物的价值。

2．通过学生自己填写“战国秦汉经济发展简表”认识到社会生产的不断进步，并培养学生归纳能力。通过了解“两汉农业和手工业有哪些新的成就”培养学生分析、归纳的能力。

3．两汉是我国封建经济的发展时期，农业、手工业有很大发展，涌现出许多领先世界的成就，我们应该为之骄傲和自豪。

教学设计示例

教学目标

1、通过学生回答犁壁、耧车、水排对生产发展的作用使学生感受到生产工具对生产的巨大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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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学生自己填写“战国秦汉经济发展简表”认识到社会生产的不断进步，并培养学生归纳能力。通过了解“两汉农业和手工业有哪些新的成就”培养学生分析、归纳的能力。

3．两汉是我国封建经济的发展时期，农业、手工业有很大发展，涌现出许多领先世界的成就，我们应该为之骄傲和自豪。

教学设计示例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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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学生观察书中《东汉牛耕图》、《耧车》，分析两种工具的功能，锻炼学生识图能力同时意识到历史文物的价值。

2．通过学生自己填写“战国秦汉经济发展简表”认识到社会生产的不断进步，并培养学生归纳能力。通过了解“两汉农业和手工业有哪些新的成就”培养学生分析、归纳的能力。

3．两汉是我国封建经济的发展时期，农业、手工业有很大发展，涌现出许多领先世界的成就，我们应该为之骄傲和自豪。

教学设计示例

【摘要】《肥致碑》虽然出土较晚，但其艺术地位却不容小觑。此碑书法质朴平和，从容稳健，内容新奇且字口清晰，书写意趣突出，全无雕琢修饰，在现存汉碑中，为汉隶中的精品之作。本文主要以《肥致碑》的艺术特征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其结字特点、布局特征，及同时期的精品汉隶对比研究，从不同角度考述其艺术特征，以期探析其艺术风格。

【关键词】《肥致碑》；艺术风格；结体布局

一、《河南梁东安乐肥君致碑》相关内容简介

《河南梁东安乐肥君致碑》又称《肥致碑》，此碑出土时间较晚，于1991年出土于河南偃师的东汉墓葬许幼之墓，许幼墓是其子许建所建，而许幼则是肥致的门徒。据樊有升《偃师县南蔡庄乡汉肥致墓发掘简报》获悉，“该碑刊刻于汉灵帝建宁二年即公元169年，碑文共计512字，碑高九十七点三厘米，宽四十七点五厘米，隶书十九行，满行二十九字，有界格。”[1]《肥致碑》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碑座、碑身以及碑首，其中碑座为长方形，碑身则为长方形竖石，正反两面分别刊刻碑文和题名。碑文中记述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碑肥致的个人信息，墓主肥致字苌华，东汉梁县人，是一位蜚声海内、群士景仰的道家人物，活跃于东汉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期，因擅方术而被诏入宫，受封“掖庭侍诏，赐钱千万”。第二个方面，记述东汉道流活动相关，章和二帝与道士的交往，也颇为道教研究者所重视。碑文内容对于解读和了解汉代方术的发展以及早期道教的面貌有重大意义[2]。纵观碑文，其以大段文字赞颂碑主个人生平所为，肥致仙风道骨，是当世著名的方术士，碑文中亦有详细记载，而《肥致碑》作为汉碑特例的碑额，额正中“孝章皇帝孝和皇帝”，左为“孝章皇帝太岁在丙子崩”，右为“孝和皇帝太岁在己丑崩”，鉴于此我们可知汉代的社会风气以及肥致的社会地位，并可以更好地探析《河南梁东安乐肥君致碑》的艺术风格。

二、《河南梁东安乐肥君致碑》结体布局特征

众所周知隶书是汉字转为笔画化新文字的重要标志，《肥致碑》作为东汉后期的作品，其时已经处于汉字隶化的收尾期，已经在一些细节上出现了楷隶之变的特点，此碑的结字特点对后世的书法艺术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虽然外表观感十分端重，但在结字上并不片面地追求方正，而是结合每个字的特点、结构来确定章法，更加侧重于横展姿态。其波挑之中将笔锋的顿挫、提按、起收一一映现；其结构的疏密将点画相对应，呈现出更为复杂化、多样化的姿态。其点画之间呼应多变，既保持了笔画的变换，又使其空间结构亦显现出规整性。《肥致碑》整体布局规整，秩序感强烈，但是在单字的组合以及整体结构布局方面仍然有着鲜明的特点，随意性较强，别有创意。一方面严格遵守着隶书的书写规范，另一方面却也有自身的独特意趣，所以其书法艺术价值也极高。《肥致碑》行间分布舒缓，但是字内的空间极为紧密，舒缓之中使得字字更为传神。从整体上来看，虽然字形结构方整，但是其中也融入了圆浑的元素，并与横扁的字形相映成趣，端正、肃穆的同时不失质朴、灵动的一面，作为东汉末期的碑刻作品，可以窥见其极为鲜明的艺术风格。《肥致碑》不仅书法风格鲜明，结构空间规整，其细节更为考究。单字之中暗含许多绝妙之处。例如碑刻中的“声”字（见图1），此字结构处理地极为巧妙，此字字形结构较为复杂，笔画繁复，横画较多，属于复杂性结构。但是《肥致碑》中对此字进行了特别细致入微的处理，减少了大开大合的撇挑，处理上以圆润为主，突破了左右对称的形式，却规整而精巧。碑刻中的“食”字（见图1）结构规整精巧，体现出此字舒朗开通的特点，此字起笔落笔轻松而不刻意，字形结构自然，撇捺笔画减少锋芒和波挑，更加圆润厚重。其中间部分的“日”字虽成倾斜状态，但使得整个字并不失方正和统一，却多了一丝趣味性在里面，更加丰富了字形的意趣，险中求平体现出了厚重且飘逸的字形特点。碑刻中的“液”字（见图1）结构疏朗中不乏紧密，可谓疏而有秩，密而不积，此字有较为明显的篆书特征，三点水的排列与形状为三个大小形状相近的不规则圆点，三点集中且没有用原始意义上的三点水，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此字的横扁的字形和结构。而提手旁的处理以及“夜”的异体字的使用，使得此字更加协调。以上简例我们可以看出《肥致碑》的用笔、结字、字形以及笔画的丰富多样，对探析《肥致碑》的艺术风格与汉隶的书写与创作皆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