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范文10篇

摘要:评价帝王应该有三要点:我们的作者不要把这些帝王看成是天生的,离开他们历史就不能前进;我们的作者们应当把帝王置于历史发展潮流中去把握,看他是顺应历史潮流,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要写出帝王形象的思想和心理的复杂性,定量分析没有意义,需要的是写出他们的悖论式悲剧。

关键词:历史;帝王;评价

1帝王形象创造需要“主体意识”的参与

有的学者说,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是“双声话语”,既要历史的真,又要艺术的美。这样说自然是对的,但还不够。实际上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是“三声话语”,除历史的真和艺术的美之外,还必须有作家或编导的主体意识。所谓主体意识,应如胡风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我还认为这第三种声音,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剧本的内在的灵魂。诚然,我们看重历史的真(可信),艺术的美(好看),但是历史的真和艺术的美如何才能达到呢?这就有赖于作家的自身思想情感介入与参与。历史的真,不是现成的东西,尽管有各种历史著作作为依据,但那是后代的历史学家追忆的东西,其中的偏见几乎到处可见,有意的增添,刻意地忽略,甚至故意的歪曲,都是可能的。所以有的学者把原本原貌历史的叫做“历史1”,而把历史著作中所展现的历史叫做“历史2”。作家不可能面对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历史1”。在我看来,就是大家一致称赞的司马迁的《史记》,其中也有不少的虚构和假定,美化和丑化,选择与摈弃,增添和忽略,隐藏与突显,否则那些人物对话他是从何得来的?难道司马迁真的听到了几百年前他笔下人物的对谈了吗?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如何尽可能(我只说尽可能)接近历史的本真原貌呢?这就要靠作家主观思想情感的介入与参与,设身处地,感同身受,感人物之所感,想人物之所想,做人物之所做,选择那些应该选择的,摈弃那些应该摒弃的,补充那些必须补充的,删改那些必须删改的……,这样,也许更能接近历史本真。艺术的美更要作家主观思想感情雨露的浇灌,如果没有作家思想感情雨露的浇灌,如实地描写,或巧妙地描写,不论描法如何创新,都不可能把读者需要的艺术美展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的“主体意识”力量重于历史的真与艺术美的力量,它不能不是历史文学中的另一重声音。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们在写古代帝王生活的时候,也要有主体意识的介入,即对帝王及其生活进行评价。把某帝王的所谓千秋功罪做平列式的罗列,堆砌各种资料,拼凑各种细节,虚构具体的场景,东拉西扯,万般铺陈,这都是无济于事的,或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主体意识的灌注,给帝王一个中肯的评价。把某帝王的真实还给历史。这种经过作家主体意识参入的历史,我们似乎可以叫作“历史3”。帝王的真实不在“历史1”,因为这样的历史本真无从追寻;也不在“历史2”,这仅是历史家的历史。唯有具有作家主体意识参予的“历史3”,才是历史文学所需要的历史真实。

2帝王形象需要“最现代的思想”的评价

摘要：福寿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我国古代帝王特别重视福寿文化，对后世也留下了重要的影响。本文论述秦、汉、唐、明、清各代著名帝王的福寿文化观念，指出其正确和谬误部分，并分析其对当今社会的启示，有助于人们借鉴过去，建立正确的福寿观，达到科学养生和健康长寿。

关键词：福寿文化唐太宗明太祖康熙帝以人为本

一、研究福寿文化的意义

广西哲学思想研究会在广西永福县召开2010年“休闲旅游·科学养生·福寿文化”研讨会，特邀我参加。福寿是古往今来一切人追求的目的，而休闲旅游和科学养生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只不过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对其的理解和实现的方法不同，所以值得研究和总结。因此，我对研讨会的主题很有兴趣，认为召开这次研讨会很有意义。这意义表现在：首先，休闲旅游、科学养生、福寿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传统文化以孔孟倡导的儒学思想为核心，儒学强调和谐、友爱、克己、为人，是世界古代人道主义理论的典范，“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民为贵”等理论在中国人心中世代传承。因此，人的健康福寿、休闲养生自古以来成为从帝王到人民特别重视的问题。其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对人作为创造世界历史的主人的重视提到新的高度。在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念后，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强调关心人、尊重人、以人为本。今年世界闻名的上海世博会就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研究人们的健康福寿，自然应该成为社会重视的主题。第三，广西近年来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2009年的几项经济指标领先于全国和西部地区，广西正从全国后进地区迅速赶上先进地区，而永福县有百寿岩等古迹，又是广西长寿之乡，桂林是中国首批最佳魅力城市，曲格平先生在介绍桂林时说：桂林空气纯净，山清水秀，人的平均寿命高于全国很多岁。因此，广西桂林的永福县召开休闲旅游、科学养生、福寿文化的研讨会是最佳选择，必将对广西、桂林、永福县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由于研讨会论题很广，本文仅就我国古代帝王的福寿文化及对当今社会的启示作一些研究。

二、我国古代帝王的福寿文化观念

摘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是最基本的矛盾。从汉武帝开始削弱相权到明太祖废相,都体现了皇权的不断加强,相权的不断削弱,直至清朝设立军机处,使君主专制制度达到了顶峰。

关键词:君权与相权;中朝;外朝;三省六部制;参知政事;内阁;军机处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它的确立、完善和不断加强,反映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基本轨迹。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核心是皇权至高无上。宰相在我国社会中央集权制度内部可发挥双重作用:既可以辅佐皇帝、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决策既要,也可能因权力过重威胁皇权,因而形成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那么,古代封建君主为什么不断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呢?那他们又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的呢?

一、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原因

古代封建君主不断加强皇权,削弱相权主要原因如下:1.皇帝达到中央集权的需要。2.封建土地私有制条件下的地主阶级的顶端就是皇帝,所谓“家天下”。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天下归皇室所有,则制度上也肯定有一套相对应的“保权”机制。4.历史上宰相乱政的教训,是后来历代皇帝有所忌惮。这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封建社会的发展趋势就是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皇权不断加强,形成一套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制度。

二、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措施

摘要: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是最基本的矛盾。从汉武帝开始削弱相权到明太祖废相，都体现了皇权的不断加强，相权的不断削弱，直至清朝设立军机处，使君主专制制度达到了顶峰。

关键词:君权与相权;中朝;外朝;三省六部制;参知政事;内阁;军机处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它的确立、完善和不断加强，反映了封建专制制度的基本轨迹。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核心是皇权至高无上。宰相在我国社会中央集权制度内部可发挥双重作用:既可以辅佐皇帝、帮助皇帝处理政务，决策既要，也可能因权力过重威胁皇权，因而形成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那么，古代封建君主为什么不断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呢?那他们又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的呢?

一、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原因

古代封建君主不断加强皇权，削弱相权主要原因如下:1.皇帝达到中央集权的需要。2.封建土地私有制条件下的地主阶级的顶端就是皇帝，所谓“家天下”。3.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既然天下归皇室所有，则制度上也肯定有一套相对应的“保权”机制。4.历史上宰相乱政的教训，是后来历代皇帝有所忌惮。这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封建社会的发展趋势就是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皇权不断加强，形成一套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制度。

二、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措施

摘要:评价帝王应该有三要点:我们的作者不要把这些帝王看成是天生的,离开他们历史就不能前进;我们的作者们应当把帝王置于历史发展潮流中去把握,看他是顺应历史潮流,还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要写出帝王形象的思想和心理的复杂性,定量分析没有意义,需要的是写出他们的悖论式悲剧。

关键词:历史;帝王;评价

1帝王形象创造需要“主体意识”的参与

有的学者说,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是“双声话语”,既要历史的真,又要艺术的美。这样说自然是对的,但还不够。实际上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是“三声话语”,除历史的真和艺术的美之外,还必须有作家或编导的主体意识。所谓主体意识,应如胡风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我还认为这第三种声音,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剧本的内在的灵魂。诚然,我们看重历史的真(可信),艺术的美(好看),但是历史的真和艺术的美如何才能达到呢?这就有赖于作家的自身思想情感介入与参与。历史的真,不是现成的东西,尽管有各种历史著作作为依据,但那是后代的历史学家追忆的东西,其中的偏见几乎到处可见,有意的增添,刻意地忽略,甚至故意的歪曲,都是可能的。所以有的学者把原本原貌历史的叫做“历史1”,而把历史著作中所展现的历史叫做“历史2”。作家不可能面对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历史1”。在我看来,就是大家一致称赞的司马迁的《史记》,其中也有不少的虚构和假定,美化和丑化,选择与摈弃,增添和忽略,隐藏与突显,否则那些人物对话他是从何得来的?难道司马迁真的听到了几百年前他笔下人物的对谈了吗?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如何尽可能(我只说尽可能)接近历史的本真原貌呢?这就要靠作家主观思想情感的介入与参与,设身处地,感同身受,感人物之所感,想人物之所想,做人物之所做,选择那些应该选择的,摈弃那些应该摒弃的,补充那些必须补充的,删改那些必须删改的……,这样,也许更能接近历史本真。艺术的美更要作家主观思想感情雨露的浇灌,如果没有作家思想感情雨露的浇灌,如实地描写,或巧妙地描写,不论描法如何创新,都不可能把读者需要的艺术美展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的“主体意识”力量重于历史的真与艺术美的力量,它不能不是历史文学中的另一重声音。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们在写古代帝王生活的时候,也要有主体意识的介入,即对帝王及其生活进行评价。把某帝王的所谓千秋功罪做平列式的罗列,堆砌各种资料,拼凑各种细节,虚构具体的场景,东拉西扯,万般铺陈,这都是无济于事的,或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主体意识的灌注,给帝王一个中肯的评价。把某帝王的真实还给历史。这种经过作家主体意识参入的历史,我们似乎可以叫作“历史3”。帝王的真实不在“历史1”,因为这样的历史本真无从追寻;也不在“历史2”,这仅是历史家的历史。唯有具有作家主体意识参予的“历史3”,才是历史文学所需要的历史真实。

2帝王形象需要“最现代的思想”的评价

不同的治国方略将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我们可以与鲁国同时分封的齐国作一比较。

《汉书*地理志》：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齐鲁二国始封时地皆不过百，可以说是在同一水平上起步，而鲁在政治资源和文化上还要优于齐。齐国“举贤而上功”，不当“凡是”派，广纳贤才，因地制宜，富国强兵，使齐国土扩展到方园二千里，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齐国提倡学术自由发展，不排拒不同学术思想流派，因此就有了一时儒法道墨诸家云集稷下，形成著称于史的稷下之学。鲁从立国到被楚灭国的这一历史阶段，以“宗周”为准绳，压制不合周礼的一切思想和文化，不思进取，人才匮乏，积贫积弱，国土虽曾扩展到五百里，仍是小国寡民之邦。“周礼尽在鲁”（《左传*昭公二年》），鲁国可圈可点的历史成就仅此而已。齐国的改革性、开放性、民主性与鲁国的保守性、封闭性、落后性形成鲜明对比。孔子儒学就是在鲁国这种文化氛围中生成的。孔子则按周文化的面貌将鲁文化系统化、理论化、政治化、世俗化，可以说周、鲁文化尽在孔子儒学之中。例如，鲁国崇尚周礼，孔子则“吾从周”；鲁有讲习周礼周乐的传统，孔子则“立于礼，成于乐，”强调“不学礼，无以立。”鲁以“尊尊而亲亲”为既定国策，孔子则将其弘扬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周王室训令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孔子则主张“天无二日”，“尊无二上”（《礼记*曾子问》）….只要稍加对读，我们就会发现孔子教义与周文化有很强的对应关糸，这说明孔子是全面继承了周文化的。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季，其时天下“礼崩乐坏”，这本是对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和文化的一次大冲击，应视为是历史的进步，然而在孔子教义中，我们并未发现他对进步的讴歌，有的却是对尊礼者的赞美，对越礼者的诅咒，对“郁郁乎文哉”的周朝寄予乌托邦式的响往。这也说明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并未汲取新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也不曾顺应当时的历史潮流。

“半部《论语》治天下”：“儒术治国”留下的失败记录

孔子死后颇受恩宠，与他生前“累累若丧家之犬”的景况形成鲜明对比。他首先被鲁哀公诔之为尼父，汉武帝将孔儒定为一尊，司马迁作《史记》以“世家”许之，与王者并列；汉平帝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唐太宗尊他为先圣，唐玄宗封他为文宣王，元武宗加孔子谥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英宗还特意加封孔裔为衍圣公……。自汉以后不分夷夏，凡入主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无不尊崇孔子，并且抬到吓人的高度。一黄土，一冢枯骨，何以能亨有“素王”之尊？我们可从孔子理论体系与帝王利益关糸中找到因由。

孔子说过：“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左传*成公二年》）；又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孔子主张帝王唯我独尊，亨有至高无上特权，这与韩非子主张帝王树立绝对权威有惊人相似之处。孔子维护封建帝王最根本的绝对利益，理所当然会受到封建帝王们的尊崇。孔子传人孟子仅说了句“民为贵，君为轻”，就被朱元璋撵出了孔庙，若稍有不合帝王心意就会落得这般下场。《论语*颜渊》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孔子为封建帝王们设计的一套贵贱有序、上下有别的政治制度，如果等级名分错位就不合孔子所规定的“礼”。而“礼”是无所不包的，如制度、仪式、婚丧、风俗等等都包涵有等级名分。凡不合“礼”处就要“正名”，何谓“正名”？何晏《集解》释为“正百事之名”，即在方方面面都要维护帝王专制统治的政治秩序，这是颇合帝王心意的。再则是孔子很善于为尊者讳。《史记*孔子世家》：“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子狩于河阳’。”历史真相是：晋文公欲会诸侯讨卫、许，担心诸侯不奉命，于是便召来周襄王，以天子名义会诸侯，史称“践上之会”。孔子在编《春秋》时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闹剧曲讳为周天子“巡狩”，保全了周王的面子。孔子很会揣摩帝王心理，如何不受帝王尊崇呢！如果说孔子身后的显赫是帝王们感情上接受了孔子的话，那么，叔孙通说的“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则是帝王们逻辑地接受了孔子儒学。孔子教他们以“儒术治国”，可保持独裁专制统治，一家天下可代代相传。

儒术治国的形象说法是“半部《论语》治天下”（《鹤林玉露》卷7）。此说始见于南宋，据称是北宋权臣赵普所言。然而，与其说是赵普之言，不如说是约定俗成之论，它认定这样的历史“事实”，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中国基本实行的是儒术治国。那么以“儒术治国”的各代王朝是否国运亨通呢？

孔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汉代成为定于一尊的官方哲学后，孔子教义不仅深刻影响看中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走向，而且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国民精神。因此，对孔子功过是非的评判，一直是中国的一个文化难题。二千余年来，虽不乏振聋发聩的批孔之论，却又丝毫不曾动摇他的“素王”之尊，尤其是在当代中国正处社会转型的历史巨变之际，近20年来对孔子的推崇和颂扬却愈来愈甚，而对孔子的批判声浪也愈来愈高。如何评判孔子功过，是以历史实践为唯一标准，还是以“六经注我”的字面意义为据？这也是文化研究者绕不开的历史难题。

具有周文化特色的鲁文化造就了孔子儒家学说

孔子原本是宋国子姓后裔，在他的远祖孔父嘉时，因五世亲别于公族，失去贵族身份后而改姓孔，家道自此衰微，从曾祖辈起便举家迁居鲁国。孔子生于鲁长于鲁，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鲁国度过的，鲁文化对他的濡染是非常深厚的。

周族完成翦商之大业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便在东方封建诸候“以藩屏周”。鲁国是姬姓贵族建立的宗亲方国，地处泰山之阳、汶泗沂沭之滨，较为封闭；国民以农为业，不事渔、商。封建鲁国不仅是为了大启疆宇、“为辅周室”，曲阜是商奄旧地，居住着文化较为先进的前朝遗民，就更需要加强对东夷诸族的镇抚和文化征服。因此始封地位很高的周公为鲁君，周公因辅佐成王并未就国，而是由其长子伯禽继承。于是鲁国成为周王室的人以控制这个地区。鲁立国之初，周王室的封赐极为丰厚，“分之上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左传*定公四年》）等，各种礼器典籍几乎应有尽有。《礼记*明堂位》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鲁国享有天子器物服饰、奏天子礼乐的政治特权，鲁国虽小而地位之尊由此可见一斑。因此，从分封之日起，鲁国就是个宗周文化的方国。“用即命于周，是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左传*定公四年》）。由此也就决定了鲁的治国方略是以推行周礼周俗为既定方针，伯禽对殷民实行“变其俗，革其礼”，正是这一治国方略的体现。久之成习，凡是必遵祖训和谨守周礼，周初开始完善起来的宗法礼乐制度，便铸就成了鲁国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

不同的治国方略将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我们可以与鲁国同时分封的齐国作一比较。

《汉书*地理志》：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齐鲁二国始封时地皆不过百，可以说是在同一水平上起步，而鲁在政治资源和文化上还要优于齐。齐国“举贤而上功”，不当“凡是”派，广纳贤才，因地制宜，富国强兵，使齐国土扩展到方园二千里，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齐国提倡学术自由发展，不排拒不同学术思想流派，因此就有了一时儒法道墨诸家云集稷下，形成著称于史的稷下之学。鲁从立国到被楚灭国的这一历史阶段，以“宗周”为准绳，压制不合周礼的一切思想和文化，不思进取，人才匮乏，积贫积弱，国土虽曾扩展到五百里，仍是小国寡民之邦。“周礼尽在鲁”（《左传*昭公二年》），鲁国可圈可点的历史成就仅此而已。齐国的改革性、开放性、民主性与鲁国的保守性、封闭性、落后性形成鲜明对比。孔子儒学就是在鲁国这种文化氛围中生成的。孔子则按周文化的面貌将鲁文化系统化、理论化、政治化、世俗化，可以说周、鲁文化尽在孔子儒学之中。例如，鲁国崇尚周礼，孔子则“吾从周”；鲁有讲习周礼周乐的传统，孔子则“立于礼，成于乐，”强调“不学礼，无以立。”鲁以“尊尊而亲亲”为既定国策，孔子则将其弘扬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周王室训令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孔子则主张“天无二日”，“尊无二上”（《礼记*曾子问》）….只要稍加对读，我们就会发现孔子教义与周文化有很强的对应关糸，这说明孔子是全面继承了周文化的。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季，其时天下“礼崩乐坏”，这本是对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和文化的一次大冲击，应视为是历史的进步，然而在孔子教义中，我们并未发现他对进步的讴歌，有的却是对尊礼者的赞美，对越礼者的诅咒，对“郁郁乎文哉”的周朝寄予乌托邦式的响往。这也说明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并未汲取新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也不曾顺应当时的历史潮流。

[内容]

任俊荣先生的《高考之前话称谓》（见《中学语文教学》1996年第4期）一文对古代的称谓现象作了比较系统的归纳总结，可算是中学古代文化常识助学的一篇佳作。然其在某些方面尚有疏漏，个别处说法亦似可商榷，因而还很难完全解释清楚中学语文教材中涉及到的一些称谓现象，也不能完全适应高考的要求。鉴于此，兹作如下补正：

一、姓氏。任文未述。上古时代，“姓”和“氏”是两个不尽相同的概念。姓是由母系氏族社会而来的族号。不少古姓如姜姬姚嬴等皆从“女”旁，即可视为母权社会在“姓”上之烙樱同一族中，子孙繁衍多了，分成若干分支散居各地，每一支又有了一个特殊的称号，就是“氏”。《通鉴·外纪》中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可见姓和氏的关系。高中语文教材《之战》中说：“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这里的“同姓”就是郑、滑两国，它们与晋国同为姬姓国，是一姓（即周王室，姬姓）之下的三个不同氏（分支），犹如三个同父母的弟兄；而秦国则是嬴姓，是周王室的异姓封国。所以，秦袭郑灭滑，晋就认为是对自己“无礼”，（尽管两年前，它还伙同秦国围攻了郑国）于是以此为借口，在伏击了秦军。

周代，贵族女子称姓，用来“别婚姻”（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序》。下同不注），姓同则“婚姻不可通”，以防男女同姓结婚，后代不兴旺。因而，贵族女子姓比名更重要，可以无名，但不可无姓。若嫁给了别国的国君卿大夫，也要将娘家的姓放在丈夫的谥号或国（邑）名或氏的后面，用来构成自己的“大号”。如《之战》中的“文嬴”，她是晋文公之妻，秦穆公之女，因而丈夫的谥号“文”就在前，娘家的“姓”就在后。有的，还可以接在后面加“氏”字，旧时已婚妇女称谓常如“赵王氏”，“姚姜氏”者可能即源于此。

贵族男子则称“氏”，用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论语·季氏将伐颛臾》中的季康子（名肥），是鲁国大夫，鲁哀公时权臣，因而就称为“季孙氏”，又叫“季氏”。《庖丁解牛》中的“庖侗，只有名“侗，而无氏，因为他身份低贱：庖者：厨师也。《柳敬亭传》说：“如优孟摇头而歌”，这个“优孟”也只有名“孟”而无氏，“优”是“优伶（演员）”之意，身份亦低贱。

氏来源较复杂。可以封国封邑为氏。如《之战》中的“原轸”，本氏“先”，因受封于“原”，就又以“原”为氏了。《屈原列传》中说屈原是“楚之同姓”，意即屈原本与楚王室同姓“芈”；后因其祖上受封于“屈”邑，所以又以“屈”为氏。也有以官名为氏的。《五蠹》在注释“共工”时就说：“（共工）传说为上古主百工事的官，其后人以官为姓（即本文的‘氏’、下同不注）。还可以所居地名为氏。像复姓“南官”、“东郭”等即如此；《之战》中的秦军统帅“百里孟明视”，其姓“百里”本也是地名。另外，以技为氏或以祖先的字、谥号为氏的情况也有；不一一赘述了。

清帝东巡即清代四位帝王(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出于拜谒祖宗陵寝、考察吏治、视察军事防务等目的，先后出巡清朝发祥地———兴京（今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盛京（沈阳）、吉林等地。兴京为满清发祥之地，盛京为满清开国之都，永、福、昭三陵分别座落在兴京、盛京两地。清朝一代，四位帝王曾九次东巡兴京，十次东巡盛京，又据《清通典》《清圣祖实录》，康熙六十年，曾派第四子胤禛（雍正）等人代谒祖陵。清帝东巡文学即指清帝东巡期间所产生的文学作品，是研究清帝东巡活动的重要文献。这里不仅有帝王即兴题咏的巡游墨迹，还有扈从臣僚恭和御制的诗文以及他们的观感性游记。东巡路上，皇帝及扈从们欣赏沿途的秀美风光，考察当地的风俗民情，理政观风，参加各种展谒祖陵的祭祀活动，在此期间留下了许多名篇佳句。东巡途中，壮美秀丽的山川风貌、历史悠久的名胜古迹以及曾经硝烟弥漫的萨尔浒战场，激发了皇帝及扈从们的灵感，点燃了他们的创作激情。此外，东巡的皇帝在展谒祖陵、缅怀先祖丰功伟绩的同时也不忘即兴挥毫抒发他们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勃勃雄心。东巡文学作品中，清帝主要有御制诗、文、赋等，此外，还包括一部分扈从臣僚的奉和之作。撰写本文的目的在于对清帝东巡文学的构成进行描述和说明，从中归纳和揭示出清帝东巡文学的思想倾向，并从文化资源利用的角度探讨其价值。以下将从文学构成、思想倾向、实践价值等三个方面对清帝东巡文学进行描述与说明。首先我们来看清帝东巡文学（以下简称东巡文学）的文学构成，这里主要从文体、作者二个角度来剖析东巡文学并对其进行归纳。

一、东巡文学的构成

东巡文学是清帝东巡期间所产生的文学作品。从现存文献来看，东巡文学主要有诗、文、赋、游记等，创作主体多为东巡帝王及随行扈从，其内容多样，主要有叙史、怀古、咏景、抒情、记事等。经过整理归纳，首先将东巡文学的文体构成概括如下：（一）东巡文学的文体构成东巡文学的文体大致可分为诗、文与赋以及东巡游记三大类。其中诗作为东巡文学的主体是诗文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在东巡诗作中，又以帝王所作之诗居多。以下我们分类描述：

1.诗自古文人骚客喜好借诗言情，清王朝东巡帝王亦是如此。据统计，东巡期间帝王所作之诗大约五百余首，主要涉及咏史、咏物、借景抒怀等方面，内容多样，风格各异。其中歌功颂德、赞颂大清创世伟业的诗在这些御制诗中所占的比重最大，如《萨尔浒》、《三关》诗、谒《永陵》等。康熙于第一次东巡时作《萨尔浒》，诗云：“城成龙跃竦重霄，黄钺挥时早定辽，铁背山前酣战罢，横行万里迅狂飙。”[1]3既抒发了对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崇敬之情，于字里行间中又可看出作者本人继往开来、再创伟业的雄心壮志。此外，乾隆、嘉庆、道光三位皇帝也都曾以《萨尔浒》为题赋诗缅怀先祖的丰功伟绩。《三关》乃乾隆十九年第二次东巡途中所作，此“三关”为建州三关，是当时后金防御的重点，乾隆作这首诗引用了建州三关的满语名称，即雅尔哈、代岷、扎喀，是对三关名称最早以及最权威的解释。乾隆于诗中阐述了大清创业之艰辛及其对大清未来美好前景的殷切期望。此外，嘉庆皇帝因循旧制作有《过三关得句》《过三关纪胜》二首；道光皇帝亦有一首《三关》。永陵为清王朝爱新觉罗氏先祖之陵寝，是清帝东巡祭祖的第一站，除康熙帝首次东巡未到此地外，历代东巡帝王每次东巡祭祖必先祭拜永陵，拜谒之后或由感而发，或遵循惯例，必有所作。如康熙作《告祭永陵》诗，借景抒情，不仅抒发了诗人心中的宏愿，也表达了一代帝王对江山的挚爱之情。帝王之作，用词考究之余不免过于偏深，文章歌功颂德之外又不免夸大，但诗中流露出对祖国大好山河的热爱以及对人民深切眷恋之情感却是真挚、热切的。扈从所作之诗，大多为应制奉和之作，却又不乏妙笔佳句，因为是奉和之作，所以大都沿用原韵，且诗作内容亦须沿袭帝王之作，但由于个人观感不同，所作之诗在风格特征上也有所差异。如高士奇所作《恭和御制告祭永陵》与康熙原作相比，则从不同的视角写出了自己的切身感受。其中，“五丁凿后山容舞，千顷奔来水势腾。”[1]14写出了陵园周边的壮丽景色，而“雪色远迎仙仗过，松枝低拂玉舆升。”[1]14则用拟人的手法再现了隆重的祭典仪式，用语更为生动。

2.文与赋文与赋是东巡文学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文体。东巡文学中文与赋的数量不多，据现有资料统计，东巡文学中共有文、赋五篇。乾隆所作三篇《盛京赋》《文渊阁记》《神树赋》；嘉庆作二篇，分别是《盛京颂》以及《再举东巡展谒三陵大礼庆成记》。其中，乾隆的《盛京赋》和嘉庆的《盛京颂》旨在追忆满清发祥史、歌颂先祖丰功伟绩、记录盛京的山川风貌，尤其是乾隆所作《盛京赋》堪称长篇巨制，在当时名扬海外；《文渊阁记》则阐释了《四库全书》四个馆藏地名称之来历，是研究四大藏书阁的珍贵史料；《神树赋》借永陵所传神树之传说，借古喻今，阐明作者对人生的态度。这五篇文、赋皆出自帝王之手，从内容上看，帝王之文、赋主要为歌功颂德、托物言志；就整体风格而言，多为气势磅礴、铺张扬厉之作。

3.游记东巡文学中的游记皆出自扈从之手。据现有资料统计，现存东巡游记四篇，分别为高士奇所撰《扈从东巡日录》、南怀仁所作《鞑靼旅行记》、杨钟义作《嘉庆东巡记事》以及何汝霖的《沈阳纪程》。这些游记详尽描述了东巡帝王的衣、食、住、行，大到东巡大事记、行走路线，小到皇帝每餐的用膳情况，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其中，高士奇所撰《扈从东巡日录》记载最为详尽，正文之前附有五篇小序，除高士奇自撰一篇外，其余四篇分别为高都陈廷敬、京江张玉书、扬州汪懋麟、秀水朱彝尊所撰。这部游记从康熙二十九年东巡之始记录，按照时间顺序，载录了康熙此次东巡的全过程，这不仅是一部游记还是一部颇具史料价值的风土人情考，记行之余也记录了所到之处的山川风物、历史古迹、名人佚事甚至对一些奇特的生产生活工具的名称及用途亦作了详细的考证，如“萨喇，木板鞋也。长尺许，以皮靸之。历雪碛峻岭，逐兽如驰。……法喇，扒犁也。车而无轮，犁而有箱，载不以盈，险不以倾，冰雪时利用焉。”[2]639-640此外，其中还录有康熙于东巡期间即兴吟咏的诗作以及高士奇的奉和之作。东巡游记为我们今天从事清帝东巡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支持。

孔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奠基人之一。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汉代成为定于一尊的官方哲学后，孔子教义不仅深刻影响看中国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走向，而且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国民精神。因此，对孔子功过是非的评判，一直是中国的一个文化难题。二千余年来，虽不乏振聋发聩的批孔之论，却又丝毫不曾动摇他的“素王”之尊，尤其是在当代中国正处社会转型的历史巨变之际，近20年来对孔子的推崇和颂扬却愈来愈甚，而对孔子的批判声浪也愈来愈高。如何评判孔子功过，是以历史实践为唯一标准，还是以“六经注我”的字面意义为据？这也是文化研究者绕不开的历史难题。

具有周文化特色的鲁文化造就了孔子儒家学说

孔子原本是宋国子姓后裔，在他的远祖孔父嘉时，因五世亲别于公族，失去贵族身份后而改姓孔，家道自此衰微，从曾祖辈起便举家迁居鲁国。孔子生于鲁长于鲁，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鲁国度过的，鲁文化对他的濡染是非常深厚的。

周族完成翦商之大业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便在东方封建诸候“以藩屏周”。鲁国是姬姓贵族建立的宗亲方国，地处泰山之阳、汶泗沂沭之滨，较为封闭；国民以农为业，不事渔、商。封建鲁国不仅是为了大启疆宇、“为辅周室”，曲阜是商奄旧地，居住着文化较为先进的前朝遗民，就更需要加强对东夷诸族的镇抚和文化征服。因此始封地位很高的周公为鲁君，周公因辅佐成王并未就国，而是由其长子伯禽继承。于是鲁国成为周王室的人以控制这个地区。鲁立国之初，周王室的封赐极为丰厚，“分之上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左传*定公四年》）等，各种礼器典籍几乎应有尽有。《礼记*明堂位》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鲁国享有天子器物服饰、奏天子礼乐的政治特权，鲁国虽小而地位之尊由此可见一斑。因此，从分封之日起，鲁国就是个宗周文化的方国。“用即命于周，是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左传*定公四年》）。由此也就决定了鲁的治国方略是以推行周礼周俗为既定方针，伯禽对殷民实行“变其俗，革其礼”，正是这一治国方略的体现。久之成习，凡是必遵祖训和谨守周礼，周初开始完善起来的宗法礼乐制度，便铸就成了鲁国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

不同的治国方略将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我们可以与鲁国同时分封的齐国作一比较。

《汉书*地理志》：周公始封，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齐鲁二国始封时地皆不过百，可以说是在同一水平上起步，而鲁在政治资源和文化上还要优于齐。齐国“举贤而上功”，不当“凡是”派，广纳贤才，因地制宜，富国强兵，使齐国土扩展到方园二千里，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齐国提倡学术自由发展，不排拒不同学术思想流派，因此就有了一时儒法道墨诸家云集稷下，形成著称于史的稷下之学。鲁从立国到被楚灭国的这一历史阶段，以“宗周”为准绳，压制不合周礼的一切思想和文化，不思进取，人才匮乏，积贫积弱，国土虽曾扩展到五百里，仍是小国寡民之邦。“周礼尽在鲁”（《左传*昭公二年》），鲁国可圈可点的历史成就仅此而已。齐国的改革性、开放性、民主性与鲁国的保守性、封闭性、落后性形成鲜明对比。孔子儒学就是在鲁国这种文化氛围中生成的。孔子则按周文化的面貌将鲁文化系统化、理论化、政治化、世俗化，可以说周、鲁文化尽在孔子儒学之中。例如，鲁国崇尚周礼，孔子则“吾从周”；鲁有讲习周礼周乐的传统，孔子则“立于礼，成于乐，”强调“不学礼，无以立。”鲁以“尊尊而亲亲”为既定国策，孔子则将其弘扬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周王室训令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孔子则主张“天无二日”，“尊无二上”（《礼记*曾子问》）….只要稍加对读，我们就会发现孔子教义与周文化有很强的对应关糸，这说明孔子是全面继承了周文化的。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季，其时天下“礼崩乐坏”，这本是对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和文化的一次大冲击，应视为是历史的进步，然而在孔子教义中，我们并未发现他对进步的讴歌，有的却是对尊礼者的赞美，对越礼者的诅咒，对“郁郁乎文哉”的周朝寄予乌托邦式的响往。这也说明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并未汲取新的思想和思维方式，也不曾顺应当时的历史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