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界范文10篇

葛兰西在承认经济关系具有决定政治变革及最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作用之后，强调了相对自主的政治力量及意识所起的协调作用。国家具有两种阶级统治的方式，即使用军队也实施文化上的绝对统治，而后者则要得到被统治阶级的主动同意才行。要实行这种绝对的统治，并不能单纯地靠灌输一套虚伪的思想，而要向大众的利益做出让步，还要诉诸国家或民族的目标和价值来激励群众，这样做就必然超越阶级利益的范畴。换言之，资产阶级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和阶级利益，就必须在手法上超越这一范畴才行。在这一过程中，知识精英的领导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受葛兰西影响，密利本德和普朗策斯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国家问题，但两人都相互指责对方采取了过分狭隘的决定论观点。密利本德使用了社会学方法去分析那些控制国家重要职位的人，说明统治阶级是怎样在经济上控制国家机器的，但他表示他不同意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的观点。当国家“代表统治阶级采取行动时，它多半并不按照统治阶级的指令行事。……当它作为一个阶级的国家而行动时拥有高度的自主和独立，而且，如果它是要作为一个阶级的国家而行动的话，必须真正拥有这种高度的自主和独立。”[21]密利本德支持阿尔都塞的观点，即把国家描述为一毓结构，其性质是注定要为统治阶级的最终利益发挥作用的。而普朗策斯却认为，正是为了实现这种长期利益，国家就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短期利益的工具，更不可能是资产阶级某一部分的工具。[22]尽管两人的意见相左，但结果是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国家作用的更加深入的分析，这种分析事实上已经表明，国家政权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很大的自主性。

这类争论已经激起人们尝试着限定，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相对自主的含义，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此加以论证，但迄今为止，只有普朗策斯所作的分析最为深刻。他认为国家客观上最必要的基本功能是维持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结构的凝聚力，这样才能保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得以持续下去。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具有社会凝聚的功能，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与经济相对立的政治领域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需要以超经济强制来占有剩余劳动价值，国家因而直接介入了经济的阶级斗争，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功能主要通过市场力量去实现。国家可以制定专门化的有凝聚力的制度，这些制度看上去是合乎大众利益的，公正的，是超然于各种经济利益之间的斗争之上的。反过来，这又使得组成一个有凝聚力的权力集团成为可能，在资产阶级或其一部分实行全面垄断的同时，这个集团总包括几个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派别。而国家由于其制度上的自主性和内聚力，便无须去充当任何一个阶级或派别的工具，而是对他们全体都有相对自主性。[23]

普朗策斯在相当程度影响了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三世界的分析，即假定国家所做的都是为了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最终利益，它也不可能成为任意一个阶级的工具。这样也才能解释边缘地区往往是国家强大而资产阶级十分软弱这一“不合逻辑”的现象。

事实上，在对第三世界政权的分析中，密利本德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他的对手的观点。他认为，权力膨胀这一现象在第三世界十分普遍，其原因是，那些对限制和控制国家权力感兴趣的社会集团并没有权力或意志来这样做，然而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却发现，一个强有力的采取高压手段的国家来代表他们行动是对他们有利的。[24]换言之，“虚弱的阶级”和“强大的政权”可以并存，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虚弱才需要强大的权力膨胀的国家机器。

当然，这种第三世界的统治阶级和其他地方的统治阶级也一样不纯正不统一，它容易变得四分五裂，加上权力高度集中在个别人身上，极易发生频繁和激烈的变动。这些社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表达能力都很差，这些社会连同国家本身实际上都是“非政治化的”，并经常处于军事统治之下，通过政党和其他集团垄断着政治活动，这些政党和集团只不过是官僚的外壳，很少有生动的实质内容，在此情况下，国家确实表现出有很高程度的自主权，而且几乎变成“为国家的国家”，或至少是为着那些统治着国家的人的国家。[25]

教学目的

一、要求学生掌握的基础知识：

第三世界印度、巴基斯坦独立尼赫鲁、埃及独立和纳赛尔1960年为非洲独立年纳米比亚独立古巴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亚非会议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

二、要求学生认识：

1.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亚、非、拉美许多国家赢得独立，是当代具有重大意义的变革。

2.西方国家控制亚、非、拉美国家命运的时代成为过去，亚、非、拉美国家由自己掌握命运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很长一个时期，发展研究的重点一直是经济，然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独立后却并未能顺利地走上发展自己工业的道路。相反，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在独立后反而陷入了联绵不断地混乱和动荡的局面之中。在60年代后半期，在第三世界的很多地区，似乎都牢固地确立了以集体暴行、军事政变与分裂为特征的政治模式。这使人们意识到，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发展远比西方国家要复杂，而在发展的起步阶段，解决其政治发展的矛盾也就更为迫切。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起步必须有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权，但依靠什么力量来建立这一政权，在实践和理论上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直到依附论出现，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并由此给发展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这里我们准备从依附论入手，对第三世界的阶级、政权、政党以及其工业化领导力量的组成和其作用进行分析，以便我们能更深刻地认识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依附论与世界体系

二战后主要由西方国家开始的发展研究，受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回避了第三世界国家的阶级，国家政权的阶级属性等为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问题，并千方百计地将不发达的原因归咎于第三世界国家本身。[1]这种偏颇显然无助于正确和客观地认识第三世界的历史与现状，于是，一些学者另辟蹊径，试图在发展研究上有所突破，所以马克思主义重新受到了他们的重视。在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的依附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依附论者着重从国际经济学方面寻求突破口，他们认为，不发达状态是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在恶劣的贸易条件下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导致的结果，第三世界的落后是当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所造成的。只有从这种国际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发展中国家面临困境的根源。从马克思，尤其是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论述看，依附论者至少得到了如下一些启示：第一，资本具有创造世界市场的倾向，帝国主义的扩张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本质的反映，第二，由此扩张形成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各国在其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西方列强处于支配的中心地位，亚非拉国家则处边缘的被剥削的地位。西方的发达是列强暴力分配世界市场诸价值的结果，是在很大程度上掠夺不发达地区剩余价值的产物。只有“中心”国家才能在世界中获利，而“边缘”国家却吃尽了苦头。[2]此外，他们也相信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及相应的生产方式的变革是历史主要动力的观点，并以此推论出，第三世界的不发达状态是遭受国际资产阶级剥削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讲，依附论者首次将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概念扩大到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领域。

依附论的理论先驱者之一巴兰(PaulBaran)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潜在的经济剩余都是十分巨大的，因而并不存在一个国家依靠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障碍。然而，巴兰指出，第三世界的剩余产品都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侵吞了，所以才造成了第三世界的经济停滞，技术原始和社会落后的状态。[3]

而弗兰克实际上是沿着这条思路进一步提出“依附”概念的。他认为这种依附现象是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和当前的世界资本主义结构所造成的，第三世界被迫接受世界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主要为满足帝国主义国家的需要而生产，从而使第三世界“依附”于发达国家。其最重要的政治后果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上层领导者加入了这种依附体系，他们无法也不愿去创造本民族独立的经济活动方式，而是甘愿充当买办。这个阶级的财富和生活方式越来越有赖于中心地区的经济上层的活动，并帮助中心的统治阶级将自己国家的剩余产品转移到国外。因而，第三世界的政府、政党、官僚、军队等等，都不过是都市中心对卫星地区控制的工具而已。从世界范围看现在只有两个阶段：都市中心的资产阶级及其在各地的附庸，以及广大受剥削受压迫的劳动阶级。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中，统治着贫穷的大多数人口的权力精英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外国资本家，本国寡头和当地的国家政权。[4]换言之，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只是外国资本的助手，而国家政权则更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了。

葛兰西在承认经济关系具有决定政治变革及最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作用之后，强调了相对自主的政治力量及意识所起的协调作用。国家具有两种阶级统治的方式，即使用军队也实施文化上的绝对统治，而后者则要得到被统治阶级的主动同意才行。要实行这种绝对的统治，并不能单纯地靠灌输一套虚伪的思想，而要向大众的利益做出让步，还要诉诸国家或民族的目标和价值来激励群众，这样做就必然超越阶级利益的范畴。换言之，资产阶级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和阶级利益，就必须在手法上超越这一范畴才行。在这一过程中，知识精英的领导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受葛兰西影响，密利本德和普朗策斯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国家问题，但两人都相互指责对方采取了过分狭隘的决定论观点。密利本德使用了社会学方法去分析那些控制国家重要职位的人，说明统治阶级是怎样在经济上控制国家机器的，但他表示他不同意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的观点。当国家“代表统治阶级采取行动时，它多半并不按照统治阶级的指令行事。……当它作为一个阶级的国家而行动时拥有高度的自主和独立，而且，如果它是要作为一个阶级的国家而行动的话，必须真正拥有这种高度的自主和独立。”[21]密利本德支持阿尔都塞的观点，即把国家描述为一毓结构，其性质是注定要为统治阶级的最终利益发挥作用的。而普朗策斯却认为，正是为了实现这种长期利益，国家就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短期利益的工具，更不可能是资产阶级某一部分的工具。[22]尽管两人的意见相左，但结果是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国家作用的更加深入的分析，这种分析事实上已经表明，国家政权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很大的自主性。

这类争论已经激起人们尝试着限定，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相对自主的含义，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此加以论证，但迄今为止，只有普朗策斯所作的分析最为深刻。他认为国家客观上最必要的基本功能是维持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结构的凝聚力，这样才能保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得以持续下去。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具有社会凝聚的功能，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与经济相对立的政治领域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需要以超经济强制来占有剩余劳动价值，国家因而直接介入了经济的阶级斗争，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功能主要通过市场力量去实现。国家可以制定专门化的有凝聚力的制度，这些制度看上去是合乎大众利益的，公正的，是超然于各种经济利益之间的斗争之上的。反过来，这又使得组成一个有凝聚力的权力集团成为可能，在资产阶级或其一部分实行全面垄断的同时，这个集团总包括几个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派别。而国家由于其制度上的自主性和内聚力，便无须去充当任何一个阶级或派别的工具，而是对他们全体都有相对自主性。[23]

普朗策斯在相当程度影响了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三世界的分析，即假定国家所做的都是为了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最终利益，它也不可能成为任意一个阶级的工具。这样也才能解释边缘地区往往是国家强大而资产阶级十分软弱这一“不合逻辑”的现象。

事实上，在对第三世界政权的分析中，密利本德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他的对手的观点。他认为，权力膨胀这一现象在第三世界十分普遍，其原因是，那些对限制和控制国家权力感兴趣的社会集团并没有权力或意志来这样做，然而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却发现，一个强有力的采取高压手段的国家来代表他们行动是对他们有利的。[24]换言之，“虚弱的阶级”和“强大的政权”可以并存，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虚弱才需要强大的权力膨胀的国家机器。

当然，这种第三世界的统治阶级和其他地方的统治阶级也一样不纯正不统一，它容易变得四分五裂，加上权力高度集中在个别人身上，极易发生频繁和激烈的变动。这些社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表达能力都很差，这些社会连同国家本身实际上都是“非政治化的”，并经常处于军事统治之下，通过政党和其他集团垄断着政治活动，这些政党和集团只不过是官僚的外壳，很少有生动的实质内容，在此情况下，国家确实表现出有很高程度的自主权，而且几乎变成“为国家的国家”，或至少是为着那些统治着国家的人的国家。[25]

[内容提要]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是同美国冷战战略密切相关的。肯尼迪一约翰逊时期对第三世界的外交政策完全服务干美国全球遏制战略和遏制中国的政策目标。美国在实现这些政策目标的过程中，军事反应、军事援助、经济援助等成为最重要的手段。在与苏联和中国争夺第三世界的斗争中，美国使用这些手段，反对他们认定是亲共产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有关的事态发展，总体而盲，肯尼迪和约翰逊的外交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第三世界国家试图在战后国际体系中寻求恰当位置的努力。这一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外交虽然有所成就，但也充满了危机、挫折、痛苦和失败，外交决策者和普通的美国人为遏制战略付出了前所未有的代价。

关键词：美国外交与军事战略肯尼迪约翰逊冷战战略第三世界

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是同美国冷战战略密切相关的。毫无疑问的是，美国利用超级大国的力量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第三世界，其方式同传统的殖民帝国的行为并无太大的差别，但也并非是美国有计划地利用其“中心”地位去剥削“边缘地区”那么简单。冷战时期影响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军事上的信誉、联盟的稳固、对人道主义的考虑、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对反美主义的愤怒、国会和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及冷战的推动力等等。从冷战的进程来看，当美国和苏联有能力把自己的影响扩散到世界各地及在诸如欧洲这样至关重要的地区获得力量均衡的时候，它们就开始介入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和亚洲当地的争斗。美苏在这些地区的争夺既有战略上的考虑，也有经济上的考虑，其过程构成了冷战的主要内容。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外交政策，突出体现了这一进程及内容的主要特点。

一“为伟大的目标寻找新的观念”

1960年候选人约翰·肯尼迪通过“是美国重新采取行动的时候了”的口号赢得了总统大选。上台前的肯尼迪一直“笃信迪安·艾奇逊和约翰·杜勒斯等人宣扬了15年之久的冷战语言”。1960年，肯尼迪指责艾森豪威尔政府没有进入冷战的新战场——第三世界，因而未经战斗就把它拱手送给了共产党人。肯尼迪在1960年8月说：“我认为有一种危险，历史将做出判决说，这是美国潮流结束的日子，这是共产主义潮流开始汹涌而来的时代。”他承诺要使冷战从僵持状态和潜在的共产主义的胜利转向美国的胜利。

肯尼迪对共产主义和美苏冲突有着自己的认识。肯尼迪1957年2月在参议院发表讲话时，批评艾森豪威尔纵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强调“帝国主义的挑战”是冷战的一个关键问题。肯尼迪坚持认为：“这是一场最为严峻的考验。关注冷战局势的亚非亿万人民将依据我们国家的行动来做出重大的选择，铁幕后面依然热爱自由的人民也将急迫地等待我们采取行动。如果我们不能迎击苏联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挑战，那么即使投入再多的援助，增加再多的军备，签订再多的协定，发表再多的宣言，举行再多的高层会议，也不能防止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安全受到损害。”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第三世界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问题，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东亚地区发展中国家引人注目的高速发展嘎然而止，东亚奇迹转入危机。人们为危机所震撼，危机促使人们思考。从发展经济学角度看，东亚的金融、经济危机所提出的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能否最终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而跨入发达国家行列。东南亚的危机促使人们重新探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的规律问题。

一、发展的“钟形曲线”

战后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既有辉煌的成绩，也有痛苦的失败。根据战后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实绩，大致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为工业化的起步阶段，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为高速发展阶段，70年代后期以来为停滞—衰退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留下了一条“增长—衰退”的钟型曲线。这条钟型曲线集中反映了战后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基本状况，是我们研究与认识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规律时必须首先承认和尊重的基本前提。

第三世界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在1956—1960年为4.9%，1961—1965年为5.1%，1966—1970年为5.6%，1971—1975年间为6.6%，1976—1980年为4.5%，1980—1990年为2.6%，1990—1994年竟为–0.11%。第三世界国家在60年代和70年代前半期经历了高速发展的15年，这是奇迹般的15年。

但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陷入了停滞和衰退。80年代对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是“失去的十年”，对98个第三世界国家的统计表明：80年代中有10个发展中国家平均GDP出现了负增长，占总数的10.2%。90年代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更加严峻。在被统计的102个第三世界国家中有35个在1990至1994年间平均GDP出现了负增长，占总数的34.3%。（WorldBank，1996）最近，巴西全国经济开发银行公布的研究报告《80年代的巴西经济》(1999)中指出：从1990年至1999年的10年间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1.7%，比“失去的十年”的80年代的年增长率2.9%又进一步下降了。90年代对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将意味着又一个“失去的十年”。

从“奇迹的15年”到“失去的20年”，一条钟型曲线，赫然展现了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曲折与艰难，它也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需要深入思考和认真回答的问题——为什么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走过的是一条先增长，后衰退的道路？其中的规律性是什么？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第三世界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问题，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东亚地区发展中国家引人注目的高速发展嘎然而止，东亚奇迹转入危机。人们为危机所震撼，危机促使人们思考。从发展经济学角度看，东亚的金融、经济危机所提出的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能否最终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而跨入发达国家行列。东南亚的危机促使人们重新探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的规律问题。

一、发展的“钟形曲线”

战后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既有辉煌的成绩，也有痛苦的失败。根据战后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实绩，大致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为工业化的起步阶段，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为高速发展阶段，70年代后期以来为停滞—衰退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留下了一条“增长—衰退”的钟型曲线。这条钟型曲线集中反映了战后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基本状况，是我们研究与认识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规律时必须首先承认和尊重的基本前提。

第三世界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在1956—1960年为4.9%，1961—1965年为5.1%，1966—1970年为5.6%，1971—1975年间为6.6%，1976—1980年为4.5%，1980—1990年为2.6%，1990—1994年竟为–0.11%。第三世界国家在60年代和70年代前半期经历了高速发展的15年，这是奇迹般的15年。

但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陷入了停滞和衰退。80年代对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是“失去的十年”，对98个第三世界国家的统计表明：80年代中有10个发展中国家平均GDP出现了负增长，占总数的10.2%。90年代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更加严峻。在被统计的102个第三世界国家中有35个在1990至1994年间平均GDP出现了负增长，占总数的34.3%。（WorldBank，1996）最近，巴西全国经济开发银行公布的研究报告《80年代的巴西经济》(1999)中指出：从1990年至1999年的10年间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1.7%，比“失去的十年”的80年代的年增长率2.9%又进一步下降了。90年代对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将意味着又一个“失去的十年”。

从“奇迹的15年”到“失去的20年”，一条钟型曲线，赫然展现了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曲折与艰难，它也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需要深入思考和认真回答的问题——为什么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走过的是一条先增长，后衰退的道路？其中的规律性是什么？

2、金融危机对实物经济的反作用

从目前可以观察得到的情况看：在金融高度扩张，金融投机增强，货币经济与实物经济日益脱离，票面资产与其货币基础日益脱节的条件下，金融企业的破产、倒闭，乃至金融危机的爆发，具有突发性和连带性等方面的特点。

——由于金融杠杆的作用，能使一定数量的票面资产成为涉及许多倍的票面资产的衍生合同的基础，一旦发生投资（机）失误，包括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在内的金融企业，甚至政府机构就会因数倍于其总资产的损失而突然倒闭，如近年来著名的英国巴林银行倒闭案和美国奥兰治县政府破产案都属于这种情况；由于金融交易方式、规则的变化和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世界范围内金融资产流动的规模巨大、速度极快，某些重大投机行为会导致某一国家、某一地区的金融危机的突然发生，如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的发生。这些都是导致金融危机突发性的原因。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间、国家间、地区间金融联系的不断增强，加之金融衍生工具的数量、规模及其复杂性以一种以往无法想象的方式迅速发展，在包括衍生合同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上出现某些错位或脱节，往往就会引发大范围的连锁反应。如美国著名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大型避险基金公司）突然出现严重亏损，从1998年6月起在3个月内资产总值剧减90%，濒临破产。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亏损主要是由于俄罗斯金融危机及俄罗斯政府推迟尝付外债引起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亏损很快又在欧洲引起了的连锁反应，欧洲最大的银行之一瑞士联合银行因购买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15%的股权也出现了严重亏损，该行董事长不得不引咎辞职。这个事例典型地表现了当代金融危机发展过程中的连带性特点。

当代世界经济发生的上述新变化将影响到当代经济危机的模式，使其发生变化。虽然金融危机从根本上讲是由产业的结构性矛盾积累和演化而来，但由于金融扩张又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产业危机，使产业结构性矛盾在金融扩张中得到虚假的解决。因而在金融扩张的条件下，金融状况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的整体状况。只要货币市场运行正常，金融泡沫不断扩大，一般来说产业危机就不易发生，而一旦发生严重的金融动荡，货币经济的紊乱就会严重地影响实物经济，进而波及经济全局。这种金融、货币危机对于实物经济的反作用和负面影响，也已经被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迅速发展全面的经济危机的事实所证明。

从初步的情况看，金融危机对于实物经济造成损害的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金融危机对实物经济的反作用

从目前可以观察得到的情况看：在金融高度扩张，金融投机增强，货币经济与实物经济日益脱离，票面资产与其货币基础日益脱节的条件下，金融企业的破产、倒闭，乃至金融危机的爆发，具有突发性和连带性等方面的特点。

——由于金融杠杆的作用，能使一定数量的票面资产成为涉及许多倍的票面资产的衍生合同的基础，一旦发生投资（机）失误，包括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在内的金融企业，甚至政府机构就会因数倍于其总资产的损失而突然倒闭，如近年来著名的英国巴林银行倒闭案和美国奥兰治县政府破产案都属于这种情况；由于金融交易方式、规则的变化和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世界范围内金融资产流动的规模巨大、速度极快，某些重大投机行为会导致某一国家、某一地区的金融危机的突然发生，如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的发生。这些都是导致金融危机突发性的原因。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间、国家间、地区间金融联系的不断增强，加之金融衍生工具的数量、规模及其复杂性以一种以往无法想象的方式迅速发展，在包括衍生合同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上出现某些错位或脱节，往往就会引发大范围的连锁反应。如美国著名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大型避险基金公司）突然出现严重亏损，从1998年6月起在3个月内资产总值剧减90%，濒临破产。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亏损主要是由于俄罗斯金融危机及俄罗斯政府推迟尝付外债引起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亏损很快又在欧洲引起了的连锁反应，欧洲最大的银行之一瑞士联合银行因购买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15%的股权也出现了严重亏损，该行董事长不得不引咎辞职。这个事例典型地表现了当代金融危机发展过程中的连带性特点。

当代世界经济发生的上述新变化将影响到当代经济危机的模式，使其发生变化。虽然金融危机从根本上讲是由产业的结构性矛盾积累和演化而来，但由于金融扩张又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产业危机，使产业结构性矛盾在金融扩张中得到虚假的解决。因而在金融扩张的条件下，金融状况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的整体状况。只要货币市场运行正常，金融泡沫不断扩大，一般来说产业危机就不易发生，而一旦发生严重的金融动荡，货币经济的紊乱就会严重地影响实物经济，进而波及经济全局。这种金融、货币危机对于实物经济的反作用和负面影响，也已经被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迅速发展全面的经济危机的事实所证明。

从初步的情况看，金融危机对于实物经济造成损害的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葛兰西在承认经济关系具有决定政治变革及最后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作用之后，强调了相对自主的政治力量及意识所起的协调作用。国家具有两种阶级统治的方式，即使用军队也实施文化上的绝对统治，而后者则要得到被统治阶级的主动同意才行。要实行这种绝对的统治，并不能单纯地靠灌输一套虚伪的思想，而要向大众的利益做出让步，还要诉诸国家或民族的目标和价值来激励群众，这样做就必然超越阶级利益的范畴。换言之，资产阶级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和阶级利益，就必须在手法上超越这一范畴才行。在这一过程中，知识精英的领导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受葛兰西影响，密利本德和普朗策斯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国家问题，但两人都相互指责对方采取了过分狭隘的决定论观点。密利本德使用了社会学方法去分析那些控制国家重要职位的人，说明统治阶级是怎样在经济上控制国家机器的，但他表示他不同意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的观点。当国家“代表统治阶级采取行动时，它多半并不按照统治阶级的指令行事。……当它作为一个阶级的国家而行动时拥有高度的自主和独立，而且，如果它是要作为一个阶级的国家而行动的话，必须真正拥有这种高度的自主和独立。”[21]密利本德支持阿尔都塞的观点，即把国家描述为一毓结构，其性质是注定要为统治阶级的最终利益发挥作用的。而普朗策斯却认为，正是为了实现这种长期利益，国家就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短期利益的工具，更不可能是资产阶级某一部分的工具。[22]尽管两人的意见相左，但结果是推动了对资本主义国家作用的更加深入的分析，这种分析事实上已经表明，国家政权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很大的自主性。

这类争论已经激起人们尝试着限定，阐明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相对自主的含义，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对此加以论证，但迄今为止，只有普朗策斯所作的分析最为深刻。他认为国家客观上最必要的基本功能是维持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结构的凝聚力，这样才能保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得以持续下去。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具有社会凝聚的功能，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与经济相对立的政治领域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需要以超经济强制来占有剩余劳动价值，国家因而直接介入了经济的阶级斗争，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功能主要通过市场力量去实现。国家可以制定专门化的有凝聚力的制度，这些制度看上去是合乎大众利益的，公正的，是超然于各种经济利益之间的斗争之上的。反过来，这又使得组成一个有凝聚力的权力集团成为可能，在资产阶级或其一部分实行全面垄断的同时，这个集团总包括几个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派别。而国家由于其制度上的自主性和内聚力，便无须去充当任何一个阶级或派别的工具，而是对他们全体都有相对自主性。[23]

普朗策斯在相当程度影响了马克思主义者对第三世界的分析，即假定国家所做的都是为了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最终利益，它也不可能成为任意一个阶级的工具。这样也才能解释边缘地区往往是国家强大而资产阶级十分软弱这一“不合逻辑”的现象。

事实上，在对第三世界政权的分析中，密利本德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他的对手的观点。他认为，权力膨胀这一现象在第三世界十分普遍，其原因是，那些对限制和控制国家权力感兴趣的社会集团并没有权力或意志来这样做，然而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却发现，一个强有力的采取高压手段的国家来代表他们行动是对他们有利的。[24]换言之，“虚弱的阶级”和“强大的政权”可以并存，甚至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虚弱才需要强大的权力膨胀的国家机器。

当然，这种第三世界的统治阶级和其他地方的统治阶级也一样不纯正不统一，它容易变得四分五裂，加上权力高度集中在个别人身上，极易发生频繁和激烈的变动。这些社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表达能力都很差，这些社会连同国家本身实际上都是“非政治化的”，并经常处于军事统治之下，通过政党和其他集团垄断着政治活动，这些政党和集团只不过是官僚的外壳，很少有生动的实质内容，在此情况下，国家确实表现出有很高程度的自主权，而且几乎变成“为国家的国家”，或至少是为着那些统治着国家的人的国家。[25]